一放暑期，他就和孙毓棠到北京来准备考试了。他们住在孙毓棠外祖父的家里，这是一个落魄的官宦人家，宅子虽然已经破旧，但却清静，倒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这次考试是很顺利的，他和孙毓棠都被录取了。曹禺是作为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而录取的，孙毓棠进了历史系。另外，还有六名南开同学也都被录取了。这对曹禺来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他终于摆脱了早已厌倦的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而西洋文学系，对他这个热爱文学、热爱戏剧的青年，当然是富于诱惑力的。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他总是充满着憧憬，新的机遇又使他在憧憬中织出一幅幅美妙的图景。　　清华，的确是美丽的，俨然一座“世外桃源”。和南开比起来，处处都显得更新鲜更动人了。　　校园清静幽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在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土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天空中悠悠的朵朵白云。这里，既有被吴雨缮（吴宓）教授考证为《红楼梦》中怡红院的古月堂，还有为朱自清教授所欣赏流连的“荷塘月色”，巍然屹立的大礼堂门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通体红色的礼堂相映成趣，可谓“怡红快绿”了。体育馆的围墙上布满生机盎然的爬山虎，图书馆掩映在碧绿的丛林之中，还有工字厅、科学馆、同工部……一座座现代的建筑，都诱发着人们强烈的攻读愿望！而土丘、小河、木桥、亭台，更给清华园增添了秀丽的姿色。这美好的学府给曹禺带来美的遐想。他想，他转学清华转对了。　　他满以为西洋文学系的课程，定会比南开的政治经济课程更有趣，更是有吸引力，但他的希望却部分地落空了。他早就知道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据说王先生对戏剧很有研究，专门教授戏剧，他对教授抱着满腔希望。他去听他的《戏剧概论》、《莎士比亚》和《近代戏剧》，但王先生讲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按照他编的讲稿在课堂上读，照本宣科。高年级同学说，他每年都是这样照本宣读，不增也不减。他讲的内容倒很扎实，这未免使曹禺感到太枯躁了。还有吴宓教授，为人很怪，教的是西洋文学，讲１９世纪浪漫诗人的诗，却专门写文言文，一身老古董气息。再有就是一些外国教授，毕莲（Ａ·Ｍ·Ｂｉｌｌｅ）、吴可汉（Ａ·Ｌ·Ｐｅｌｌａｒｄ——Ｕｒｇｕｈａｒｄ）、温德（Ｒ·Ｗｉｎｔｅｒ）、瞿孟生（Ｐ·Ｄ·Ｊａｍｅｓｏｎ）、瑞恰慈（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等。虽然，在课堂上也不无收获，但曹禺似乎感到光靠听课是不行了，必须自己去找老师，那就是书籍。清华有一种很好的风气，每个教授上课都指定许多参考书，就放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任学生自己去读。像王文显先生的戏剧课，就指定学生去阅读欧美的戏剧名著。曹禺得感谢王先生，因为那时学校每年都有一大笔钱买书，王先生是系主任，又是教戏剧的，他每年都要校方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从外国古代戏剧到近代戏剧作品，清华图书馆收藏得很多。正是这些戏剧藏书，为曹禺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戏剧天地。　　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他最如意的所在。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里，鸦雀无声，每当坐下来，打开书本，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生动活跃的世界。他沉迷在这世界里，忘记了一切。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世界变得是如此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特别是那么多戏剧书刊，很多是他未曾看到的，他真是如饥似渴地在吞吸着。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他的老同学孙浩然这样回顾曹禺在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　　家宝肯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很少发言，他总是坐在一边听，一边记。他什么都记，把那些警句记下来。笔记本上横七竖八，也记别人的谈话，他是博闻强记。两次留美没考上，同他这种有点奇怪的读书有关系，他课内功课不是很好的，他学好几种外语，又要看好多书，顾不上其他功课。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也总是抱着一摞书，在路上碰到他，他也在看书。考留美主要是考课内的功课，第一次是考舞台美术，张骏祥考取了，第二次是考戏剧，那时已毕业了，是一个号称“鬼才”的同学考取了。①　　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学德语和俄语，这自然要用去不少精力。而更多的时间是钻研戏剧。同以往不同了，不再是零零星星的阅读，而是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历史中，去进行系统的欣赏和琢磨。读戏剧史，也读戏剧理论，从希腊悲剧到现代的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底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一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样的伟大杰作出现。他说：“我喜欢艾斯吉勒斯（Ａｅｓｃｈｙｌｅｓ）那雄伟浑厚的感情，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Ｍｅｄｅａ）。”②他更惊异的是那些具有神奇诱惑力的故事，血缘的关系，天意的报应，命运的残酷；在那些绝妙的巧合中都隐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是那么令人痴迷，又是那么令人深思。他还不能说清楚这种悲剧的神秘性，但他似乎从中领悟到戏剧的美感和那种神秘，是凝结在一起的，但这些，决不是卖弄，是真实，是悲壮，是崇高，是力量，是美的震撼。　　在中学时代，他也接触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现在能够用英文来阅读原著了。当他迈进莎士比亚的戏剧殿堂之中，不能不为之叹为观止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复杂变异的人性，精妙的戏剧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浩瀚的想象力，使他拍案叫绝。他特别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意和诗的语言，他以为那诗像圣泉一样喷洒而出，滋润着人的心灵。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流氓坏蛋，一个乞丐，一个王侯，一个鬼魂，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潺潺涓流，时如长江大河，内蕴着人性的奥秘，饱含着永恒的真理。他以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是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　　莎士比亚的浩瀚博大令其折服，而契诃去戏剧于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也使他倾心。契诃夫把他迷住了。他觉得契诃夫同易卜生、莎士比亚都不一样，契诃夫的戏剧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在它那里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凡是曹禺心爱的剧本，他总是喜欢反复地读。《三姊妹》，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他仍然兴趣不减，有时一合上眼睛，眼前就展开一幅秋天的忧郁的图景。玛夏、京林娜、阿尔加这三个有着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看到她们眼中泛起的湿润、忧伤和悲愁。有时，耳边响起了欢乐的进行曲，又谛听着那充满欢欣的军乐渐渐远去，消失在静默和空虚之中。他仿佛看着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在喃喃地低诉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他沉浸在这戏的氛围里，自己眼里也浸着泪水。《三姊妹》抓牢了他的心灵，他暗下决心，要俯首贴耳地拜契诃夫为师，低声下气地做个劣等学徒。他把这个审美的追求深深地藏在心里。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音乐了。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学校有一个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大礼堂经常播放音乐唱片，供爱好音乐的学生欣赏。　　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但是，他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却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缴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曲》，还是《ｂ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但是很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①他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家宝在清华就喜欢音乐，在乐队里吹过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我们又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在城里跟一个俄国老师学，家宝跟王龙陞老师学巴松管。当时清华还有一个德国老师古普柯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托谋夫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家宝对我学小提琴很支持。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搞音乐了，考试能通过就行了。家宝很赞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热情的，也很诚恳。他以为一个人热爱上一种事业，就搞下去。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重要的。①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ＨｉｇｈＭａｓｓｉｎＢＭｉｕｏｒＢｅｎｅｄｉｅｔｕｓｇｕｉＶｅｎａｉｔＤｏｍｉｎｉＮｏｍｉｎｉ，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的打夯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８年，１７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１９３０年５月，清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９月２１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一个尚××，他憎恶透了。他说：“我当时对刘××，尚××这些人很反感，国民党不是个东西，大家抗日热情那么高，少数败类就唱反调，就是那个尚××，他混在请愿团里，孙浩然等同学从南京回来，说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把大家都气坏了。”①　　孙浩然对此回忆说：　　“九·一八”之后，我们去南京请愿，当时我负责交通联络。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上海也有学生代表来，国民党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绝食，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接见我们，还拿出饼干给我们吃，大家都不吃。蒋介石讲了一套什么先安内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鬼话。在我们请愿团里有个叫尚传道的，是个国民党，他坐在第一排，蒋介石讲完了，他就站起来说：“蒋委员长的意见，我们接受，完全接受。”这把大家气坏了，他同谁也没有商量就这样做了。这个人是政治系的，毕业后进了政界，长春解放时被我们俘虏了，当了战犯。家宝也知道这件事。我好像记得他也去南京了。①　　曹禺没有去南京。但请愿团回来，谈起尚传道的表现，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就在这次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曹禺、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办起《救亡日报》。经费是他们自己筹划来的，印刷请清华印刷厂的工人印刷，说干就干，很快就同清华师生见面了。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我写了第一篇社论，但我一写东西就文学味很浓。第二篇社论就由袁震来写。她写得很好，文章漂亮。可惜这个报纸出了几期就停办了。②　　《救亡日报》发社论，消息，也登杂文、小说、漫面，蒋恩钿每天还写一段小说，袁震很有才气的。他们又编又写。据孙浩然说，曹禺也写了不少文章，只是，现在找不到《救亡日报》了。孙浩然虽然是理工科的，但他那时对美术很感兴趣，报纸的刊头美术都是他搞的。　　那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之高，同仇敌忾，为了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有一次，我伴着曹禺到清华大学去，就坐在当年那个大礼堂里，历史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　　就是在这个礼堂里，“九·一八”之后，有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这里讲演，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扫射光了，消灭了。”他鼓吹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台下的同学早已骚动起来。这时，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叫王香玉，山东人，大个头，长得挺魁梧，突然从座位站起来质问这个牧师：“是谁叫你来讲的，叫你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喊着叫着，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到保定去宣传，我是小队长，还闹了一次笑话。本来该后天出发，而我记成是第二天出发了。我通知大家第二天集合。清晨，同学都来了，队伍整理好。我站在队前讲话，很严肃的：“同学们，我们就要出发了……”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见汽车来接。一去问，才知道把出发日期搞错了，热情得昏了头。这次宣传，先到涿县，再去保定，最后一站是定县。那时很怪，兴演讲，到哪里都碰到有人讲演，我们也讲演，大家讲起来都挺带劲的。那些岁月，真是令人难忘呵！①就在这次去保定的宣传活动中，在火车上同一位工人坐在一起，于是便交谈起来。虽然是一次偶然的会面，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常沉静、亲切。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谈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丰富得惊人，简直像个大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时事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们学生做得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情感，使我开始知道，在受苦、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中，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业工人’。这些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他亲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使他本是不能冷静的个性，又更加鼓荡起满腔的热忱。黑暗的现实，又往往抑压着这热情的迸发，于是，在他内心所郁积的愤懑便越来越强烈了。这愤懑犹如积蓄着能量的火山，当这能量积蓄到一定的时候，它便会冲破岩壳，喷发出来。曹禺传--第十一章　虎虎生气第十一章　虎虎生气　　在南开培植起来的演剧的兴趣，已经成为他艺术生命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轻易割舍的。　　其实，清华也有演剧的传统。虽然，它不像南开那样出名，也没有南开那样成熟的新剧团，但是，也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二、三年级学生都要演剧，由四年级的同学充当裁判，年年都照例进行。　　曹禺一进清华，同学们就传开了，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就在１９３０年冬天，他又排戏了。不过这次他不只是当演员，而且还要担任导演。排的是《娜拉》，仍然由他扮演娜拉，第二年春天在清华大礼堂公演。据李健吾回忆，这次曹禺扮演娜拉，可能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角了。虽然，人们早就传说万家宝演剧演得出色，但毕竟没有看过，如今亲自欣赏到他的精采表演，果然名不虚传，很快便成为清华的知名人士。从此，同学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小宝贝儿”。既然名叫家宝，当然也就是大家的“小宝贝儿”。后来，清华又有“龙、虎、狗”三杰之说。“龙”，指的是钱钟书，“虎”就是曹禺，而“狗”是对颜毓蘅的戏称。后来，颜毓蘅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才学渊博，在南开又盛传着“狗尚如此，何况龙虎”之雅谑。可见，曹禺在清华时代的才学风貌非同凡响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又排了《马百计》，这是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写的是马百计足智多谋把日本侵略军搞得狼狈不堪的故事。由曹禺、马奉琛和孙毓棠等人演出。还排演了《日本狂言十种》中的《骨皮》。周作人最早把日本的狂言介绍过来，１９２９年出版了由他翻译的《日本狂言十种》。狂言是在日本民间流行的一种通俗喜剧，历史悠久，幽默而富于风趣。“骨皮”就是伞，说的是一个寺庙里的老方丈外表严肃正经，实则吝啬；小和尚口吃，为人善良。天正下雨，一个过路人来借伞。小和尚把伞借给过路人，对老和尚讲了，受到责备。老和尚嘱咐他，再来人借伞应当如何如何回答。恰好，又有人来借马，小和尚便按照老和尚嘱咐如何拒绝借伞的一套话对借马人说了，这自然引起许多笑话。回来，又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最后点出老和尚的庄重之后的自私和虚伪。这个戏由曹禺导演，孙浩然和马奉琛演出。孙浩然回忆说：“我这个人口吃得厉害，家宝让我演老和尚，马奉琛演小和尚。我口吃演不口吃的老和尚，马奉琛不口吃却演口吃的小和尚，排演起来，真是笑话百出，那时，就把曹禺笑得满地打滚。《马百计》和《骨皮》演出后，轰动了全校。”①孙浩然原来也是南开中学的，但他从来没有演过戏，在中学时喜欢绘画，还组织过水彩画研究会。他是１９２９年考入清华的，学的是土木工程，但对绘画更感兴趣，他不但选修绘画欣赏，还选修《红楼梦》。他画漫画，搞过两次个人的美展。因为口吃，笔名“古巴”。曹禺、孙毓棠进入清华，南开老同学聚会一起，当然更亲近些。因此，搞什么活动都拉老同学。孙浩然不会演戏也拉着他，办报纸也拉着他。他会画画，搞舞台美术也拉着他。１９３２年，排演高尔斯华绥的《罪》（又名《最先的与最后的》），曹禺就请孙浩然来担任舞美设计。　　《罪》是由曹禺导演的。这个戏还未曾演出过，人物不多，场景也少，便于排练。哥哥吉斯是一个律师，弟弟叫拉里，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声显贵的家底里。拉里爱上了汪达，汪达１６岁时就被维廉霸占了，她一个人逃出来。维廉来找汪达，巧遇拉里，拉里失手打死了这个坏蛋。拉里把事情告诉哥哥，吉斯出于维护家庭的名声，找到汪达，让她断绝和拉里的关系，让拉里逃走。但拉里和汪达的爱情诚笃，不愿分开。忽然传来“凶手”已经抓到的消息，原来是误抓了一个无辜的老人。吉斯以为这样更可逃开罪名，让拉里暂避一时，拉里却不愿让无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吉斯却偏偏要他们一起逃走。最后，拉里和汪达这一对恋人服毒而死。拉里在自杀前愤懑地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这个吉斯的世界，我恨这个强权黑暗的世界。　　吉斯由孙毓棠扮演，拉里由曹禺本人扮演，女主角汪达他们准备找个女同学来扮演，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知是谁建议由法律系的郑秀来担任这个角色，便由孙浩然去做动员工作。郑秀回忆说：“我不知为什么曹禺来找我。我在中学演过戏，贝满中学在通县办过一所平民学校，就是靠演戏捐款办的。我说我不能演，他仍然让孙浩然来说服我，还有南开来的一些女同学也都说万家宝为人很好，威望很高，也来说服我。这样，我就应允下来。我记得是在同工部演的，演了七八场，反应挺好。不但清华同学来看，燕京大学的同学也都跑来看。”①由这次演出，曹禺结识了郑秀，并开始他充满罗曼蒂克的恋爱。　　郑秀是１９３２年由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她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郑烈当时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郑秀是这样介绍他的家世和经历的：我家祖籍福建，我从一个哺乳的婴儿就在姨父的家里。姨母待我很好，姨父从福建到北平，把我也带到北平。先入东观音寺小学，培元小学，又入贝满女中。姨父又回到福州，我也回到福州。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间，父亲到南京最高法院工作，那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我不愿读旧书，要求父亲让我一个人回到北平念书。后来，初中二年级就又回到贝满，住在学校里。高中二年级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后，原是保送我上燕京大学的，培元、贝满、燕京都是教会学校，可以保送，但也要考试，我被燕京大学录取了。但是，父亲认为燕京是教会学校，不同意我到燕京读书，硬要我报考清华。也是在这年暑假，又匆忙上阵参加清华招生考试，考的是法律系，就这样进了清华大学。②还在贝满女中时，她就是个活跃的姑娘。个子不高，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有些风度的。一进清华，三位从贝满来的姑娘，就显得与众不同。个个穿着讲究，举止娴雅，仪态大方，自然引起同学的注目，颇招来一些男同学的热烈追求。相形之下，从南开考来的女学生，总是穿着蓝布大褂，不讲打扮，只知道死啃书本。郑秀在中学时，就能演戏，还会弹钢琴，长得又漂亮，更显得格外突出。在演出《罪》之后，郑秀大出风头，常常收到一些求爱的信。据说，清华每值校庆，都开放女生宿舍，请人参观，平时是不准男生进去的。《罪》演出后，又值校庆，女生宿舍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郑秀放在宿舍案头的几张照片却不翼而飞了。也正是在《罪》演出之后，曹禺开始了对郑秀的大胆追求。　　曹禺的性格，本来就是罗曼蒂克型的，他那种耽于遐想的习性，在恋爱上也表现出来。也许是他缺乏人生的阅历，也许是出自青年人对爱情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当他和郑秀相识，就一见钟情了。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恋爱的情火便越烧越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也像他念书那样痴迷。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边守候着郑秀，有时夜晚也徘徊在楼旁的小树林里。他爱得那么执着，那么天真。在爱情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而郑秀对于这突然而来的强烈追求未免有些茫然。她看到一些求爱的信，接触过一些求爱的眼光，但她总是矜持相待，冷冷地保持着距离，或者干脆躲开去。如今，对曹禺的追求，她也是躲避。她的伙伴对她说，你应该去看看他，否则他会生病的。其实，郑秀心里对曹禺也并无反感。他的才能，他的聪慧，他的为人，他的威望，她心里都明白，何尝未曾动心，何尝没有爱慕之心！爱情有时就像隔着一层纸，一捅就破；但又像隔着一道高墙，两军对峙，又贴近又遥远，真是咫尺万里。在伙伴们的敦促下，她去会他了。就这样把薄薄的纱帷掀去，不见了高墙，不见了对峙，两颗心贴在一起了。　　当曹禺第一次向她倾吐爱情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爽地倾诉给她了。他平时是那么沉默寡言，此刻却是滔滔江海了。他真像在做梦，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所爱着的人，正是能同他在夏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帆船向着天边的理想驶去的伴侣。他哪里知道，在爱情的历程中还有着潜伏的暗礁，此时此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他们还要痛苦地分手。他昏迷在热烈的初恋之中，自不必说花前月下的爱情絮语；他们也常结伴进城去访问朋友，也去天津看望继母。那时，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确，那时他们都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在清华的岁月，留下曹禺许多美好的回忆。　　１９３２年的暑假，他有一次五台山和内蒙之行，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远游，更何况是一次冒险的旅行。　　一个德国教师叫葛瑞瓦什（或称葛瑞瓦）和一个美国女教师，她们想在暑假里到外省旅游，她们邀请中国的男同学一起去，而且提出旅费由她们支付。大概有中国学生陪着她们，这样既有人照顾，旅途中也会带来许多方便。她们找到曹禺，向他说明了一切。曹禺是愿意同她们一起旅行的，但是觉得由她们支付旅费，这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和道德。他回答她们说：“我可以陪你们去，但是，我不要你们付钱，一切由我自己开销。”就这样说定了，随行的还有一位男同学，一放暑假，这支小小的旅行队伍就出发了。　　先去五台山。他们乘火车到达太原，便在那里住下来观光。这座古城是太破败了，肮脏的街道，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们，纯真宫的吕祖殿虽然还可看到它的壮观，但传说里“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露，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的秀美景色，是再也看不见了。清真古寺也使他失望，只有木壁上刻的《可兰经》，左右碑亨内碑刻的黄庭坚和赵子昂的书法，还少许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古迹的破旧，增添了他的凄凉之感。太原给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门口招揽嫖客的妓女，一个个都是蜡黄惨白的脸色，瘦削的身躯，老鸨就躲在她们后面监视着，她们拚命在那里拉客，那卖身的价钱是很低廉的。也许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生惨象，心里难过极了。对于他这个书生来说，亲自看到这种悲惨的人生社会相，他心里如同刀割一样。他看她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就好像牲畜一样，嫖客看中哪个，老鸨就把她从笼里拉出来，逼着她去接客。此时此刻，他真是义愤填膺，难以忍受。他说：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我后来写《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级的。后来，我到了四川，最惨的是重庆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许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时候，喝着水坑的水死去，实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①从太原到五台县，去五台山只有步行了。　　夏天的五台山是凉爽宜人的，尽管已累得疲惫不堪，但一路上清流潺潺，满眼里都是绿水青山。加之寺庙林立，风景秀丽，早使他们目不暇给，忘却了疲劳。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佛山之一，曹禺早就听说过关于它的种种传闻，甚至心中还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如今来到这里，果然名不虚传，亲眼看到这么多寺庙依然香火不断，可以想见历史上佛事兴盛的年代，该又是怎样一个香火缭绕、钟声不绝的兴旺景象。这里的寺庙建筑，自东汉以来，经魏、齐、隋、唐直到清末，不断地修建，听说有将近５０座。是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是各式各样的佛的塑像，真让人眼花缭乱了。两名外国教师不住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从五台山回到北平，稍事休整又开始了内蒙之行。先去张家口。火车在山岭中蜿蜒行进，几乎没有可供欣赏的风光。爬山穿洞，穿洞爬山。只有詹天佑所设计修筑的这条铁路，使曹禺感到骄傲，成为他同外国教师谈话的主题。到了张家口，已是一派塞外的风光了。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大街上的行人和骆驼，以及饭铺飘出的牛羊肉的膻味，的确是同内地不同了。他们旅行的目标是百灵庙，搭乘货车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百灵庙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名。康熙年间，赐名广福寺。这儿穷得很，既看不到漂亮的蒙古包，更看不见成群的牛羊。物价昂贵，三个鸡蛋就得花一块钱。他们住在蒙族人家里。广福寺重修过了，但比起五台山上的庙宇，显得寒酸多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险些被洪水吞去生命。有一次，他们涉过一条小溪，回来时山洪爆发，小溪变成卷着狂涛的巨流，汇成一条大河。不过去，没有可住宿的地方，而且山上野兽很多，那是相当危险的。过河吧，齐腰深的水，水流很急。两位外国老师都很胖，行动都不利落，让她们淌水过河，那是十分困难的。那位男同学看到这种情况未免有些胆怯。不知曹禺哪来的胆量，也许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表现懦弱吧。他虽然也学过游泳，并不熟练，但他果断地担起向导的任务，带着她们渡河。水越来越大，忽然，他一脚踏到深处，大水几乎淹没了他，险些被水冲走，真是好险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股水流又把它涌上来，脚才踩到实处。就这样，他在前面探路，渡过河来。在那两位外国老师心目中，此刻曹禺已是一位英雄人物了。曹禺曾这样回忆说：为什么我能写《原野》、《王昭君》，同这次百灵庙之行有些关系。虽然说有点风险，但内蒙的草原，那时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却没有看到过。夏天，平原上的云彩真是好看极了，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过，时如朵朵雪莲，时如座座雪山，时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云彩更是变幻无穷，其色彩之艳，转换之快，真是诡谲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气候，一日之间变化很大，中午还要脱光上身，晚间就得睡进皮口袋里。百灵庙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时住到骡马店里，有时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时日行百里，各种滋味都体验了一番。这对我后来写《原野》、《王昭君》是有启示的。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太重要了。他总是把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发想象，最后编织出他的艺术花朵来。　　曹禺在清华的生活交织着宁静和不宁静，在宁静时，也有着起伏的思想探索，常常掀起情感的波涛；不宁静时，就更是思绪万千了。　　他那浪漫的憧憬，总是为激荡的现实所冲击，民族的灾难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变得躁动不安。即将毕业的１９３３年上半年，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２月，占领朝阳，大举进攻热河；３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南逃，日寇不战而轻取承德。紧接着便进占古北口等地，战火已烧到北平的大门口了。此刻传来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还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这胜利的消息，使得清华园又沸腾起来，同学们组织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敌将士，曹禺也参加到慰问团中去。在古北口，他亲自看到士兵们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高昂士气。有一天，在道旁看到迎面抬来的一个年轻的伤兵，胸前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①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钱稻孙先生曾经在日本住过，显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译过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曹禺在《东方杂志》上读过，颇有屈原《离骚》的味道。由钱先生带着，大家都感到放心，因为谁也不懂日文，由钱先生带领，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　　他们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吨小轮船，由天津出发。一出大沽口，眼前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了。此刻，曹禺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一面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大地，一面又去这侵略者的国家游览，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出于到异域求知的诱惑，也曾梦想过海天白帆的情景，这样的机会就不忍割舍。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心情是不平静的，即将到达的日本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其实，在船上就开始领略着日本的风情了。船上的酱汤、黄萝卜、白米饭、海带和一点点鱼，完全是日本的风味，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异国的新鲜的感觉。　　钱稻孙不愧是个日本通，他父亲曾做过驻日大使，一切都由他联络，到了日本住宿交通都不用同学操心。原来想语言不通，困难不少，但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大学生都懂得汉语，可以用笔来交谈，这样，就方便了许多。　　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一切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他是这样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菊五郎从花道上撑着雨伞，低回婉转地舞着走过来，那舒缓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曹禺顿时联想起《诗经》中的诗句：“有一美人，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正是在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曹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国不一样，有一条花道通向舞台，演员从观众中间通过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这样上场的。菊五郎演的是一出戏的片断，当时我似乎觉得是在看杨小楼的戏，演得准确，有很强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间还吃一顿饭，吃完了饭再看。我当时被它迷住了，是这样好的艺术。”①在观剧中，他一时间忘却了中日语言的隔阂，也似乎忘却了战争的仇恨，融入中日民族的艺术的神似的梦幻之中。　　他早就知道日本新剧的发达了，也曾看到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的消息。到东京第三天，天正下着雨，他和孙浩然便跑到筑地小剧场去看演出。不顾细雨霏霏，两个人边打听路，边摸着去了，自然，在暗夜中看不清剧场的造型。舞台和一个大讲台一样，简朴极了，远不如瑞廷礼堂。剧场里只有五六十个观众，正演出一出北欧的戏，可能叫《好望号》，是讲航海的戏。曹禺说：　　我们听不懂日语，却被演员们真实、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当时我似乎有一个印象，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多么庄严动人的演出。回旅馆的路上，我和孙浩然十分兴奋，春寒阵阵袭来，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日本话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②　　京都一行，更留下美好的印象。阳光明媚，满眼盛开的樱花，每株樱花树下都有正在团聚的人们的野宴，席地而坐，弹着琴，唱着歌，好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似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樱花犹如桃色的云，一堆一堆的，一丛一丛的，开得绚烂；年轻人在那里唱啊，唱啊！举起杯来，喝啊！喝啊！清华同学们不会唱也跟着唱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曹禺恍惚觉得又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风里。　　奈良也给他以很深的记忆。也正是春雨丝丝，两层的楼，古朴的风俗，扩音器里播者日本的歌曲，是一种悲凉凄怆的调子，缠绵绵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七个城市，东京的繁华，横滨的喧嚣，神户的港湾，大阪的工厂，固然都给他深刻的印象，但更难忘怀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庙宇，奈良的山水，古朴的遗风，秀丽的风景。一衣带水，中日两国的文化有那么深的联系，日本的人民是那样善良纯朴，特别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笔交谈的情景，是亲切的会面，是友谊的温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进行着生和死、火和血的搏斗呢？！　　一回到祖国，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军已进到通县北运河边上，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签定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议。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尔省。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玄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愤懑积郁得更深更深了。曹禺传--第十二章　《雷雨》的诞生第十二章　《雷雨》的诞生　　知了在树丛中噪鸣着，树叶儿一动也不动。好闷热的天气！清华园里寂静得很，骄阳似火的日子，回家度假的人都走了。留下的人也躲在宿舍里。但是，此刻曹禺却躲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已经到了最后杀青的时候，眼看这孕育了五年的小生命就要诞生了。郑秀也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他们正热恋着。她也盼着《雷雨》的问世。关于《雷雨》的写作，曹禺曾回答过不少人的访问，也曾写过不少文章。他曾把一篇未曾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作为纪念”，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创作《雷雨》的过程：写《雷雨》，大约从我１９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举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１９３２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出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１０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１９３４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他写出《雷雨》时才２３岁。这个岁数，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正处在人生朦胧的阶段，而他却拿出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给他的创作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曹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他的生活积累又是从哪里来的？的确，对外界说来是有些神秘的，其实又不是神秘的。　　他从来不是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情感十分敏感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从家门到校门，他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犯过愁，他的生活道路也似乎很平坦。但是，他的感受却不像是通常人所有的那样，他以为他的境遇是“光怪陆离”的。他的家底，他的周围熟悉的人事，都引起他的不平和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这些抑压的愤懑情绪在他心中激荡着、积累着、灼热着他的情绪，增强着他的不安。他不是那种念了什么小说写法、剧作法之类的书，在那里刻意编织故事的写匠，也不是有着什么明确的匡正社会、扶救人心的目的，和有着高度自觉创作使命的人。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的确，他心中郁积的愤懑太多了，他生性忧郁。从小就在情感上熬煎着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形也未能改变。他在《雷雨·序》表白着自己，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雷雨·序》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他处处说他不知道《雷雨》是怎样创作的，但又处处写着他是怎样创作的。这可以说他是第一次这样含糊而又明确地写出他的创作宣言，宣布着他的创作纲领。在这里没有一条创作的法则，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但创作的精髓却深刻地为他把握着，感受着，创作的规律也在其中蕴藏着。坦诚而率真，生动而朴实地写出了他创作的甘苦，创作的动机，创造的灵感，创作的过程，其它如人物的塑造，借鉴和创造，形象的思维，人物的配置，剧情的调整，戏剧的情景，艺术的分寸感等等，都为他天才地感到了，即使连他的不可理喻的“原始的情绪”、“蛮性的遗留”、“神秘的吸引”，以及对宇宙的憧憬，都道出了他创作的真相。但是，《雷雨·序》贯穿的一个主要点，是这样一句话：“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是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他创作，是情感的潮水伴随着人物和场景的诞生，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情感酿成戏剧中的氛围和情境。不论他称它为情感、情绪也好，或者称它为“野蛮的情绪”、“原始的情绪”也好，但都是他创作中所强烈感受到的。他曾这样说：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据说，作家写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他自己，这并不是说，某某人物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但他的情绪、感情、爱憎是如此强烈而分明地折射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上。曹禺也是这样。他的感情对他的创作是太重要了。所以，他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　　当然，他的情感不是凭空而来的，强烈的情感是现实激发起来的。同是现实的人事，但对它的感受程度却是因人而异的。作家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对现实的拥抱是十分重要的，曹禺的感受是更强烈、更深厚、更广大了。　　他在《雷雨》创作中，最早想出，也感到最真切的是蘩漪。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他曾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夫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蘩漪。”①格说，这也并不算原型。但是关于这位“嫂嫂”，她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采访过她的堂弟，据他说：“谈起我的嫂子，她叫许××，她是我的堂哥（同祖父）的爱人。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过，比我那位嫂子大十几岁。堂哥这个人很老实很死板，连长相都很呆板。我的嫂子２５岁还没结婚，那时２０岁的姑娘就该出嫁了，总是找不上合适的，因为年岁太大了，就找了我这个堂哥当续弦，很是委屈。这位嫂嫂会唱昆曲，她家是世代的业余昆曲爱好者，人长得很漂亮，又比较聪明，丈夫那么呆板，不顺心。嫂子很苦闷，堂哥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她，思想感情上不满足，生理上也不能满足她。在老式的家座中，她显得比较活些，但又算不上是新式妇女，不是那么稳重，那时的说法，就算不规矩了。”曹禺对这位“嫂嫂”的遭遇却十分敏感，引起他的怜悯和尊重。在他看朱，是值得哀悼的可怜的人。在人们着来她不规矩，甚至是“罪大恶极”，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而曹禺却认为是可原谅的。当然，也不只是这个许××，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偏天样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沙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①像生活中的蘩漪，如许××那样的女人，的确是不少的；但是有谁那么深刻地懂得她们的心灵。陈旧的道德观念早给这些人泼上污水，而曹禺却锐敏地感受着她们的痛苦和不幸，以及她们美丽的心灵。像周朴园逼着蘩漪喝药的场面，他见得多了，丈夫要妻子喝药也许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的压制和专横，写出来是那么震撼人的灵魂。先是他自己被震撼了，才能写出那么使人惊心动魂的场面。　　当然，人们也会像对蘩漪那样，提出周朴园、周萍、周冲、鲁大海、侍萍、鲁贵、四凤的原型是谁的问题。作家曾说过，周朴园身上有他父亲万德尊的影子，自然还有那个为他父亲做过祭礼的齐某某。鲁大海受到他去保定宣传时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位工人的启发。周萍也许多少有他的大哥身上的某些东西。关于鲁贵，他曾说：“我家有个叫陈贵的，他会画菩萨，他画画时，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别人看见。他还能做一手好菜：烧羊肉葫萝卜。这个人很斯文，他就是鲁贵的模特儿。”②但是，剧本中的每个人物都要一一说出他们的模特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是他听人说的，或是他的回忆中来的，也十分可能是他从什么书本上读到的：当然更有他想象出来的，这一切都化合为他每个人物的血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非真实的，那是难以像做化学实验把各种因素都能分析出来的。但有一点，他平时接触的人物，他对他们的观察和感受，是相当细致入微而又深入的。　　曹禺曾说，“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共处。”①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还有一些。曹禺常谈到一个叫李补耕的人，也是万公馆的常客，他曾做过河北省东光县的县长。每次到万家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一进小客厅，看见万德尊正坐在那里，便行起三拜九叩礼，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认真，这使曹禺感到格外可笑。然后，他就和万德尊喝茶聊天，抽鸦片烟，殷勤极了。他一家人都信菩萨，举止言谈和一般人不一样。吃饭时，李补耕太太一手扒着脖子，一手端着饭碗，用舌头把碗舔干净，相当滑稽可笑。还有一个曹××，此人是天津道洛公司的买办，是个洋买办，英文很好，万德尊十分佩服他。他说话总夹着英文的单词和短语。他的穿戴也很讲究，西服笔挺，硬领翘起来，眼镜挂在鼻尖上。万德尊带着曹禺到他家去玩，每次去了，万德尊就和这位仁兄喷云吐雾，海阔天空，但谈的内容又和李补耕大不一样。曹禺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物，他觉得这些人很可笑也很令人厌恶。谁能准确判断，曹禺从这些人身上又取了什么东西，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给他的人物都写过小传。说是小传，而实际上，他对每个人物都写了很多札记。这也许是笨功夫，但可看出他多么重视人物的塑造。在《雷雨》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段精采的人物介绍，这不能不说是曹禺的发明，在他以前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做过。看看他笔下的蘩漪：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露早暗下来了。　　他的人物介绍写得很美也很传神，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能给人以启示。　　在编织《雷雨》的故事上，他费的功夫最多。他受了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甚至佳构剧的影响。由周朴园和鲁侍萍而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的血缘纠葛和命运的巧合而结成的戏剧故事，是十分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在《雷雨》之前，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也有过这样血缘纠葛的故事。如曹禺所说：“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①曹禺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在这些纠缠着血缘关系和令人惊奇的命运巧合中，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内容，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周朴园明知鲁大海是自己的儿子，但却不以亲子关系而放弃开除鲁大海的念头，残酷的阶级关系把骨肉之情抛之九霄云外。侍萍明知周萍是自己的儿子，却不能相认，而且她也深知周萍不会认她是母亲。当时的曹禺并不是阶级论者，但这种真实的描写，是把严酷的人生真实相当深刻地描绘出来。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巧合，深刻地反映着在那人类童年时代对命运的神秘感。而《雷雨》中命运的巧合性，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人。３０年前鲁侍萍被周朴园糟踏了；３０年后，她的女儿四凤又重蹈着她的命运。四凤为周朴园的儿子周萍玩弄着，而这个周萍不是别人，恰恰又是侍萍的儿子。这种命运的高度巧合性，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他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命运”在《雷雨》中不再是希腊悲剧中那种不可知的神秘，也不是易卜生《群鬼》中“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　　的“自然法则”，而是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的东西。　　即使有人觉得，曹禺写过的这些巧合的故事，是过去就有过的，并非他的独创。但是，就戏剧的结构来说，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剧作家也要高明得多。对写过剧本的人来说，大概体验最深也觉得最困难的是搞戏剧的结构。特别是一出多幕剧的结构，真是谈何容易。《雷雨》那么复杂的人物关系，纠集着那么多矛盾，集聚着那么多内在的容量，一部《雷雨》都是巧合。没有多少拖泥带水的东西，一切都又是顺乎自然的。看看“五四”以来的剧本创作，还没有一个人像曹禺写出这样一部杰出的多幕剧，在戏剧结构上这样高超，这样妙手天成。一幕看完，让观众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巴望着第二幕、第三幕。他把几条线索交织起来，错综地推进，一坏套着一环，环环相扣，并非完全没有丝毫雕饰的痕迹，但就其严谨完整来说，在中国话剧史上也堪称典范。故事发生在不到２４小时之内，时间集中，地点也集中，为了这个结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不是把一切都能想个明白，想个透彻，是搞不起来的。　　如果说他在戏剧结构上，显示了他已经熟谙戏剧艺术的奥秘，那么，在人物塑造上，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一上手写剧本，就醉心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点，也是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人高明的地方。《雷雨》中八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地站在人们面前。打开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像蘩漪这样的典型，应当是属于曹禺的。无论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却不得不承认她的深厚丰满，她的特异的性格光彩。她的形象像雕塑家手下的塑像，最明晰最细致的纹理，都显示着鲜明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复杂的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都被他天才地刻画出来。在她的具有魅力的却未免有些阴鸷可怖的性格中，折射出封建专制环境的沉重的压力，那种把一个女人心灵——美丽的心灵，扭曲得令人震惊的精神虐杀。她像是一把利刀，她的爱和恨都带着一道道的血痕和深重的创伤。她又是那么软弱无力，她对自由的渴望真像大旱之年盼着几滴雨露。但是，她终于逃不出那漆黑的残酷的井。　　周朴园也是一个写得极好的典型。一个浸透着封建思想的资本家，最深刻反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这点，是新文学作品中还少有人发现的一个方面。可能，作家写作时还未曾自觉到这点，但是，在周朴园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却看到周朴园所要求的正是封建的“秩序”。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都写得真实而又令人信服。他不是从观念出发，性格的逻辑同真实的逻辑本来就是一致的。侍萍未来之前，他把她的一切都保留着，真诚地记念着，一旦侍萍又出现在眼前，陡然变脸，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熟悉这样的人物，他始终信守着真实，因之，就可信，就产生艺术的魅力。其它诸如侍萍、四凤、周萍，那怕连鲁贵这个串场人物，都写得无可挑剔。这要费怎样的心思，才不致在人物上走了样，才能个个写出特色来！周冲和鲁大海是两个有着特殊使命的角色。周冲是作家的一个视角，是带着浪漫主义气质的一个角色。作家的憧憬、理想、希望，作家的欢乐、痛苦、失望，都透过周冲去观察那个“雷雨”的世界。的确，“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显示着现实的残忍和不公。鲁大海是时代亮色的化身，也是时代脉搏中跳动的强音。他的性格塑造，未免粗糙，但少了他，《雷雨》就失去了时代的支撑点，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旧的故事。鲁大海，同样是作家的一个视角，一个朦胧的视角，和侍萍、四凤结合一起，把奴隶的声音呼喊出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带着一个新时代的辉煌曙色。　　在倾心于人物创造上，他虽初出茅庐，却走到了前列。他带着宝贵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走到新兴的话剧阵地上。他也带着新兴话剧艺术的经验，更避开教训，闯着他的新路。他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正在涌起的世界戏剧创新浪潮，他尽收眼底。他没有机械地模仿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戏剧的东西，他循着易卜生所拓开的近代戏剧潮流，寻找着使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东西，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再回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他看到，或者说领悟到世界戏剧发展的本质趋势：即如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所概括的：“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都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①易卜生的剧作追求“写出诗意来”，契诃夫追求戏剧的“情调”，他的剧作的“内在戏剧性”，实际上是把诗意的抒情性同戏剧性融合起来。奥尼尔也强调戏剧的诗，他说，“诗的想象力能照亮生活中最污秽的死胡同”。诗和现实的契合，是一种心灵的启示，是一种审美意识的点燃，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思维的开拓。在这里，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呼唤，生活的声音，在外来影响的启迪和深刻的领悟中，焕发起他革新的创造力，形成他的创新的戏剧观念。而在诗与现实的契合中，他追求的是对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的发掘，是对性格的倾心塑造。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那时都是领导世界戏剧新潮流的人物，奥尼尔也是。但是，曹禺对梅氏和斯氏却不感兴趣，偏偏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正如奥尼尔不赞成斯特林堡只写“抽象的人物”，曹禺也不欣赏那种未免抽象化了的戏剧。活生生的人物，才能抓牢观众的心灵，而中国观众所喜欢的是故事，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是热闹的场面，是有个性的人物。这些美学目标，在他的《雷雨》中得到最初的体现。　　《雷雨》的戏剧语言是迷人的。对于这种外来戏剧的形式，从文明新戏开始到“五四”的剧本文学的诞生，对其剧作法的把握是有困难的。但最困难的，还是能否形成一种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既能供演出又能供欣赏的戏剧语言，因为这种形式，一切都要靠人物语言和行动来体现。“剧中人物之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词，即纯粹的口语，而不是叙述的语言”。①这点，同中国戏曲是不同的。在《雷雨》之前，我国剧作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在戏剧语言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或是书面语言色彩过重；或是有欧化的毛病；或是虽富于抒情，但却缺乏戏剧性；或是人物的语言缺乏个性。而《雷雨》却创造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文学语言，而且是具有曹禺创作个性的戏剧语言。《雷雨》的语言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几乎都是通常的口语，但却具有一种逗人的诱惑力。他从来不用那些华丽的辞藻，却让你感到它内在蕴蓄着丰富的潜台词，而且又是那么富于抒情性，它能把人物内心的隐秘都表现出来。他的每个人物的说话口气、身份、性格、分寸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不妨看看《雷雨》的语言的分量，他的人物语言有时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从心的深处掏出来的，都有它感情的色彩和容量。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冷冷地）３０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周朴园３０年来都生活在那种不觉虚伪的虚伪感情之中，如今侍萍真的站在面前了，触犯了他真实的利益和尊严，便陡然色变。一声“你来干什么？”便撕去了他的面纱。多么普通的五个字，而此时此刻却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鲁侍萍的回答，饱合着她３０年来所尝的人生屈辱和痛苦，血泪和仇恨，每个字都是从心窝里迸发出来的，是强烈而深沉的控诉。不妨再看一段蘩漪和周萍的对话：周蘩漪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周萍（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蘩漪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丢下我，就一个人跑。　　周萍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话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里说的。　　周蘩漪（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你们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１８年啦。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背地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表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是慈善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萍大家庭里自然不能个个都是好人。不过我们这一房……周蘩漪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　　蘩漪的语言，确实令人“可怕”，像犀利的刀，像锋利的剑，尖刻辛辣，痛快淋漓，表现了她那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具有一种撕碎假面的进攻性，是具有魅力的戏剧语言。读《雷雨》确是一种享受，对语言艺术的享受。他像魔术师一样，那些平常听到的话，那些人们通常用的语言，经过他的手，却让人着了迷。在戏剧语言艺术上，也许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同他媲美。《雷雨》的语言艺术创造，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当然，《雷雨》不是尽善尽美的。像曹禺自己说的，它“太像戏”了。在谈《日出》时，我们还要谈到。　　当《雷雨》最后定稿时，他的心情是格外愉快的：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鸣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我若何的兴奋。①的确，他有着像母亲抚慰自己婴儿那样的一种单纯的喜悦心情。他把《雷雨》稿本交给了他童年好友靳以，他也就再没有过问此事了。曹禺传--第十三章　重返天津第十三章　重返天津　　在写作《雷雨》的同时，曹禺也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他选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关于易卜生的论文，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但是，他并没有把写论文看得那么重要，显然也没有像写《雷雨》那么下苦功夫。他说，他主要参考了肖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是用英文写的。就这样，结束了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业。　　毕业前夕，又面临着抉择。他是很想出国深造的，清华每年都有公费留美考试，这当然是一些佼佼者竞争的阵地。他考了，但是没有考取。于是，便考清华研究院。这次，倒没有费劲，一考便考取了。在清华，人们把研究院看成是养老院，虽说每月有３０块钱的生活费，真要是肯沉下心来做学问，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对曹禺来说，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耐心钻到故纸堆里搞研究呢？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到保定去教中学，那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每月大洋２４０元。他去了，只教了两个月，便因拉痢疾跑回北平了。　　在北平法国医院治病的日子里，郑秀经常来医院照顾他，他的老同学杨善荃也来看望他。他是不想再回保定去了。１９３３年９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了。他和郑振铎、靳以正在筹办着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先是住在沈从文家里，不久，便在三座门１４号找到一个僻静的小院，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三间房子，靳以和巴金各住在两边的耳房里，中间的一个房子便成为接待客人和办公的地方。　　不久，三座门１４号就成了一个作家聚会的地方。因为曹禺和靳以的关系，他也常去三座门１４号，他说：“我在学校没事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①此外，还有陆孝曾、郑振铎、谢冰心等人。　　他把《雷雨》早就放到脑后了。“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②那时，巴金和曹禺并不熟悉，只是见过面罢了。但是，一当阅读这部稿子，就为它所吸引了。巴金回忆说：“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就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②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萧乾曾这样说：“３０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子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尊敬和爱护很自然就形成一种师徒关系。……当时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①就这样，曹禺怀着对巴金的尊敬而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总是默默地无私地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献出自己的心血，这在他已习以为常了。　　这里顺便提到陆孝曾，他是曹禺的同学陆以洪的侄子，也在《文学季刊》里帮忙。严格说，他不是编辑，他打杂，跑稿子，跑印刷，跑发行，埋头地工作。他也曾给曹禺以鼓励和督促，所以，在《雷雨·序》中，曹禺除感谢巴金、靳以外，就感谢着陆孝曾。　　在曹禺得知《雷雨》发表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欢愉的。他自己，或同郑秀一道常去三座门大街１４号，曹愚和靳以常去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叙岩，还有小翠花的戏。杨小楼的《盗御马》、《长坂坡》，使他们陶醉。看完戏出来，就在戏院门口旁边的小摊上，买烧饼夹羊肉吃，觉得是最好的美食了。　　连曹禺也未曾料到《雷雨》发表之后的命运。一部作品发表自然使作者感到愉悦，像小说、诗歌，都是供人阅读的，或有人欢迎或无人问津，似乎它的反响并不见得格外引起作者的关心。剧本就不同了，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不能化为舞台形象，那未免有些悲哀和寂寞。曹禺写《雷雨》时，就想到如果剧本不能演出，也能供人们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然，他更希望有人来演。　　从１９３４年７月《雷雨》发表，过去将近一年了，突然，从日本传来在东京演出《雷雨》的消息。当时，在日本有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他们看过《雷雨》，深深为之感动了，带着《文学季刊》一起去茅崎海滨，找正在那里度假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杜宣酷爱戏剧，而且是个左翼文学青年，于是，便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起来，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上的重大收获”。①于是便决定把《雷雨》搬上舞台。杜宣便找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他们一面抓紧排练，一面由邢振铎把它翻译成日文，以便应付东京警视厅的审查。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２８日、２９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刘汝醴、杜宣，演员有贾秉文（饰周朴园）、陈倩君（饰蘩漪）、邢振铎（饰周萍）、刑振乾（饰周冲）、王威治（饰鲁贵）、乔俊英（饰鲁侍萍）、吴玉良（饰鲁大海）、龙瑞茜（饰四凤）等。当时郭沫若正流亡日本，同好会便邀请他来观看演出。陈北鸥陪着他坐在舞台前边，他问北鸥：“《雷雨》在哪里发表过？”北鸥说：“登在《文学季刊》第３期上，全文近２０万字，是一个大悲剧。”在观摩中，郭沫若很赞赏，还一再打听作者的情况。看戏之后，他就说，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这个阶级的崩溃。在整个演出中，还得到日本左翼戏剧界秋田雨雀先生等人的帮助。　　在演出前，吴天、杜宣等人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当即写了回信，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同时还就《雷雨》第一次谈了他的创作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另外，在解释雷雨的象征意义时又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是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有些剧评家说他深受易卜生影响，他回答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至于说这是宿命论的腐旧思想，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是很贴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么当真地问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他还说序幕中用巴赫的音乐“是有用意的”，因为它“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　　曹禺这封信，以《〈雷雨〉的写作》为名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２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同时又指出：“这封信对于研究戏剧的人们也许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恰恰一致，是可以看出一点的。”就在这期《质文》上，还刊登了吴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罗亭的《〈雷雨〉的批评》，这大概是较早地见诸文字的关于《雷雨》的评论了。　　关于序幕和尾声的看法，的确表现了曹禺的艺术思想，主要是“欣赏的距离说”影响着他。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因为看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的缘故。随着演出的实践，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声是一种遗憾了。　　１９３４年暑假，他应老同学杨善荃的邀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又回到天津来了。　　杨善荃总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曹禺。一到天津，他就在小白楼起士林饭店为曹禺接风，郑秀也一起来了。当时讲好，曹禺担任外国文学的教授。就在教学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圣经》文学，他对《圣经》倒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可是《圣经》中不少漂亮的文章和故事，却引起他浓郁的兴趣，他也选择其中一些精采的片断来教学生，有时，也教点法文课。　　他平时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的楼上一间单身宿舍里，李霁野也住在这里。那时，天津的文坛相当寂寞，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文艺。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一起聚会，讨论文艺问题。　　８月初，在日本东京参加《雷雨》演出的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贾秉文、吴玉良到天津来了，他们特意找到曹禺进行座谈。邢振铎就翻译《雷雨》为日文一事征求曹禺的意见。邢振铎在为日译本写的《〈雷雨〉译后记》中曾这样描述说：“他暂时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感谢你的好意，只是因为拙作太幼稚，又不精炼，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想它吧。”邢振铎以为他是自谦，他抱着“姑且翻一下试试”的心情，便告辞了。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天津市立师范的同学来找他来了。他们有一个业余的孤松剧团，准备把《雷雨》搬上舞台。一群年轻的学生把这样一出多幕剧搬上舞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热忱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排演中，他特意赶到现场，就《雷雨》的人物性格逐个作了解释，并且提出如何把握这些人物的性格分寸。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７日、１８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导演吕仰平，演员有：陶一（饰周朴园）、严如（饰蘩漪）、李琳（饰鲁侍萍）、佗哲（饰四凤）、吴天（饰周萍）、高朋（饰周冲）、陆*"（饰鲁贵）等。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２９日，《大公报》连载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对这次演出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雷雨》在发表之后一年又１７天才在本国上演，又是本市的孤松剧团演出，他以为剧团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的确，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此外，《大公报》还发表了冯俶的《〈雷雨〉的预演》、白梅的《〈雷雨〉的批判》，报道了演出情况，对剧本缺乏论评。石羽说：“当时我正在天津师范读书，组织戏剧研究会，演出《雷雨》，万先生亲自来指导过，不久，我又看到他演的《财犯》，万先生当时给我鼓舞很大，使我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演员。”①　　张彭春从美国回到了天津。　　１９２９年他再次去美国，一方面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一方面也曾在芝加哥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３０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他对京剧艺术也有深刻的见解，看到京剧得以在美国演出，以他对祖国艺术的热爱和在美的关系，主动协助梅兰芳演出。他有时作为发言人，有时作为联络人，向不懂中国艺术的美国观众，讲解京剧艺术的技巧和剧本的含义，向有关人士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他还向梅兰芳提出建议，从选定剧目到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实际上他成为梅剧团的顾问，和梅兰芳先生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１９３５年１月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再次邀请他作为顾问和艺术指导陪同前往。　　他和他钟爱的弟子曹禺又聚会一起了。张彭春酝酿于１９３４年校庆纪念时，再度演出《新村正》，请曹禺合作，同他一起改编《新村正》。这次改编，虽说是合作，但主要是由曹禺执笔。对这样一个五四时期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的剧本，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老师的剧作进行改编，他是十分认真的，充分发挥了他那旺盛的创作才能。当他把改好的剧本交到张彭春老师手里，老师带着赞许肯定了他的改编。经过改编的《新村正》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演出。　　这次演出后，羊诘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曾参加过早年《新村正》的演出，对原本十分熟悉，因此他把原本和改编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总观这次改编本《新村正》的公演，和１６年前的老本比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相当的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结构的紧严，使观众的心情总是紧张，一幕演完想看下幕。譬如，第一幕终了，观众必欲知李壮图请愿有何结果？外国人为什么要允许李壮图缓期还债，一面又教魏经理逼众绅立新合同？第二幕终了，观众就极想看看新村正究竟是谁？关帝庙一带房地问题怎么解决？到了第三幕，观众虽然知道李壮图的请愿结果，关帝庙问题只换了一个假面具，吴仲寅谋得新村正，外国人当初是弄手段让中国人内閧，吴二爷利用人终于被人利用。但最后吴绅对民众说出他的苦衷，抓住了外国人的要求合作，领民众到城里去。究竟关帝庙的事怎样结束，吴二爷个人前途是怎样，还是一个谜，这比旧本的铺叙事实好得多了。何况新村正的中心问题是关帝庙贫民窟，改编本处处不离开关帝庙，好像有一根线把全剧串起来。这种有条不紊曲折层层的戏，当然容易引人入胜。至于第三幕幕落后吴绅的一段话，针砭国人的缺乏团体意识，更给这出戏加了一个很深切的意义。”①　　羊诘还在文章后列表，对原本和改编本作了比较，可看出改动的具体情形，只可惜现在难找到改编本了，这确是一个遗憾。但从这次《新村正》改编，可看出曹禺的编剧技巧已经是相当熟练了。无论从思想或是艺术来说，较之１９１６年的旧本，是更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吴仲寅（吴二爷）这一角色，原本写此人阴险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联络，官僚气派十足。此次改编，改为一个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胆量，聪明机警的绅士。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办公事屡受打击，他才改变计划作一个利己主义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极为出色，也许是他自己改编的，故演来更能得心应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开始活跃在文坛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０日，他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２００人签署的《推行手头字缘起》，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上。６月，为反对复古运动，维护新文学的发展，与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２号上，发表了《我们对文艺运动的意见》。这段时间里，他和何其芳、李尧林、萧乾、毕焕午、沈从文等，都已成为十分熟悉的朋友。　　当然，他更多的是参加戏剧方面的活动。１９３５年３月，当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时，他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公演后还参加了座谈，又结识了唐槐秋、戴涯、赵慧深、焦菊隐、程砚秋、徐露村。座谈会后，他和唐槐秋、马彦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国旅行剧团早已决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领导的这个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聚合一批有志于话剧艺术的表演人才，得到这么一个好本子，真是如鱼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几个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饭店，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上座率是相当高的，曹禺颇为振奋，亲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时就在演出时躲在后台为演员们提词。戏散场晚了，有时就住到惠中饭店里。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中旅”是职业剧团，他们得靠演戏才维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体验《雷雨》对一个职业剧团的价值。当然，他也听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烦。淘金说：“国民党说我们这出戏有伤风化，儿子跟后娘偷情不会有好影响，少爷和丫头恋爱同样很糟，于是这出戏被认为是有害的。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并遭到拷打，他们逼着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尽管曹禺经过禁演《国民公敌》的事，但毕竟不是他自己写的戏。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戏写戏都是要担风险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响了，这对于曹禺来说就足够了。　　就在这个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１９３５乍８月２４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他说：“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是“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他说蘩漪是一个“反叛者”、“被牺牲者”，富于“内在的生命”。他还指出《雷雨》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和法国作家拉辛的《费德尔》的影响。并且说：《雷雨》“很像电影”。但也中肯地批评《雷雨》在情节上“过了分”，还须“删削”那“无用的枝叶”。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　　不久，《雷雨》开始在上海也逐渐产生影响，先是由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李丽莲、吴铁翼等主演。演出在宁波同乡会进行。演出前，赵景深先生请曹禺题字。赵景深回忆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但这次演出影响不大。１９３６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尔登大戏院，轰动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坛五十年续编》①中说，《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他说，１９３５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雷雨〉时代”。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说的也是３０年代中期《雷雨》轰动上海的情形。　　张彭春又一次邀请曹禺合作。　　这次的计划，是要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搬上舞台。张彭春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话剧艺术舞台上的实践家。从易卜生到高尔斯华绥再到莫里哀，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国外名剧介绍进来。他仍然采取改编的办法。张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编方案，由曹禺执笔。张彭春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边改编边排演边修改，十分紧张。　　似乎，曹禺旺盛的力量是永远施放不尽的。他以高度的创造性，把这个剧本中国化了，完全是中国人的姓名、地点、习俗、语言，把全部《悭吝人》都改造了。导演仍然是张彭春，由曹禺扮演主人公韩伯康（阿巴公），鹿笃桐扮演韩绮丽，舞台主任华午睛，化装吕仰平，布景设计林徽因女士。其它参加演出的还有徐兴让、房德奎、侯广弼、王守媛、张国才、严仁颖、李若兰等人。鹿笃桐回忆这次排练演出的情况时说：那时我在天津六中读书，把我找来，真是高兴极了。这个戏完全中国化了，戏名改为《财狂》，剧情也是中国味的。剧本中国化，主要是曹禺搞的，边改边排，稿本不是一下子搞出来的。他又负责改本，又参加排演，忙得很。看出来，张先生很欣赏曹禺。他确有独到之处，他很认真，一到排演场上，他就装疯卖傻，那是真上劲儿。曹禺的戏很重，他自始至终都那么认真，很不简单，下了功夫。眼睛是什么样，动作是什么样，台词怎么说，张先生导演很细致。当他认为曹禺演得好的时候，就拥抱曹禺，他对曹禺是喜欢极了。我们都常开曹禺的玩笑，说曹禺是“一朵花”，是张彭春的“一朵花”。他一进来，我们就说：“一朵花来了。”　　张彭春在艺术上要求很严格，他请林徽音来搞舞台美术设计，因为她是留美的，对美术有很深的造诣，和梁思成是同学，后来结了婚。她的设计很新颖，典型的中国旧式的后花园。在排演中，张彭春一看演得不理想，就停下来，他的习惯动作，就是拍脑门儿，拍着想着，再说该怎么演怎么演，对曹禺装疯的动作要求很高，他俩合作得很好！①《财狂》于１２月７日、８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公演。据报道，此次演出“观众甚为拥挤，演毕甚受社会人士之好评”，②１２月１５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冬季赈济和救助贫苦儿童，特请《财狂》剧组再次演出，“观众亦甚为踊跃，筹款成绩甚佳”。③郑振铎、靳以特地从北平赶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郑振铎到后台表示祝贺，称赞不已。他对曹禺说：“家宝，在舞台上你的眼睛真亮，好像闪着光，真是神了。”曹禺对朋友的称赞感到无限的欣慰。　　为配合这次《财狂》公演，天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于１２月７日刊出《财狂公演特刊》，其中有宋山的《关于莫里哀》、李健吾的《Ｌ′Ａｒａｅ的第四幕第四场》、常风的《莫里哀全集》。《益世报》也陆续发表文章，有《〈财狂〉演员介绍——万家宝》、水波的《〈财狂〉的演出》、伯克的《〈财狂〉评》、岚岚的《看了〈财狂〉之后》等。　　《南开校友》发表了巩思文的《〈财狂〉改编本的贡献》，①文中说，“这次改编，对于原剧本不是盲目的全盘接受，却也不是折衷派，打折扣，要半盘，而是满足此时此地的新创造”。认为“技巧的现代化”是贡献之一，“莫里哀要两场平谈的叙述才把男主角送进场，在今本，只要一开场，便是一对青年男女梵籁和绮丽甜蜜恋爱的小把戏，……同时还可以领会男主角韩伯康的吝啬，和他强迫女儿订婚的心思”。又说，“最醒目的地方，便是男主角韩伯康的出场。原本中他来得有些唐突，现在不只把性格早已介绍清楚了，他出场前，还要他反复的、狠狠的、用大声骂听差”。“原来情节松散，的确是个大缺陷，改编本，力求紧严，把原来的毛病统统改去了。显然的，原本是五幕，现今改为三幕。一切陈腐、无用、缺乏意义、不合身份的穿插完全删掉。例如韩伯康殴打听差，要他滚去时，莫里哀便要主人搜查听差，搜查他的两手和裤袋。……可笑是可笑，不过动作太陈腐，……”在改编中，曹禺还适当地加入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讽刺内容，如“现在的时代变了，现在用的钱不是金子银子，而是信用。你想，现在的钞票，股票，不都是一张纸，要是社会整个不巩固，一切信用便站不住，这钞票到哪里去兑，股票到哪里领到利息去，不是一个钱也不值吗”？这显然是原本中所没有的。原本的结局是阿巴公找到失款，省去陪嫁，而改编本却改为韩伯康丢掉的股票找到了。但一个消息传来，他那价值３０万元的美国股票忽然倒了行市，“全不值钱了”。改编本还写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人们要谋生活，还得靠自己，靠本领，至于什么金钱、外国股票，一切的所谓财产在现时都是靠不住的。另外，韩伯康的性格较之原本阿巴公的性格也有些不同了。原本中的喜剧性格糅进了悲剧的因素，主要是结尾。韩伯康以前的财狂的行为是可笑的，而当他的钱如今都变成废纸，却是悲哀的，也未免可怜了。巩思文说：“只有可笑和可怜，才能描写尽韩伯康的真性格，只有这样描述，才能入木三分。”这些，都显示着改编者的创造性。曹禺在写出《雷雨》之后，接连改编了《新村正》和《财狂》两剧，无疑对他进一步把握戏剧创作的奥秘，熟练编剧技巧是有所裨益的。特别是《财狂》的改编，其中对金钱的憎恶和认识，或许对他即将创作的《日出》起到某种催生助产的作用。　　曹禺扮演的韩伯康的形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说明他不但善于饰演悲剧、正剧角色，也具有表演喜剧角色的杰出才能。一个干瘪的老头，手拿着鸡毛掸，在台上狂叫着：“我的钱！”“我的钱！”把一个吝啬鬼演得活灵活现。萧乾对他的演出有很高的评价：“这一出性格戏，……全剧的成败大事由这主角支撑着。这里，我们不能遏止对万家宝先生表演才能的称许。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动作、神情上，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他运用的是想象。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灯光一明，我们看到的一个为悭吝附了体的人，一声低浊的嘘喘，一个尖锐的哼，一阵格格的骷髅的笑，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和谐，谁还能剖析地观察局部呵。他的声音不再为ｐｉｔｃｈ所管辖。当他睁大眼睛说‘拉咱们的马车’时，落在我们心中的却只是一种骄矜，一种鄙陋的情绪。在他初见木兰小姐，搜索枯肠地想说几句情话，而为女人冷落时，他那种传达狼狈心情的繁复表演，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麟——引者注），近了应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么慷慨地把每条神经纤维都交托给所饰的角色。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①曹禺到《财狂》演出时，已进入他戏剧表演的峰巅状态。他的表演为当时那些新剧的戏迷留下深深的印象。　　曹禺在《财狂》演出时，还写了一篇《在韩伯康家里》，②这篇写得像散文一样优美的文字，既可看作是一纸极好的剧情介绍，也可看作是他对剧情和人物的把握。当我们找不到《财狂》改编本时，这是一篇难得的历史资料。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财狂》的导演张彭春。这出戏演出成功，轰动京津，自然也是他导演的成功。同时，他结合导演《财狂》所写的一篇文章，比较集中体现了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是一篇难得的戏剧理论的文章。他提出了两条戏剧表演的美学原则。他说：“第一是‘一’（ｕｎｉｔｙ）和‘多’（Ｖａｒｉｅｔｙ）的原则。特别是戏剧，一定要在‘多’中求‘一’，‘一’中求‘多’。如果我们只做到了‘多’，忘掉了‘一’，就会失掉逻辑的连锁，发生松散之弊病。不过，我们只有概念，缺乏各方面的发展，那就太单调、太枯燥。这只算达到‘一’的目的，没有得到‘多’的好处。在舞台上，无论多少句话，若干动作，几许线条，举凡灯光、表情、化装等等，都要合乎‘一’和‘多’的原则。”这里，是渗透着艺术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他在那时就能这样深刻而细致地把握戏剧艺术的内蕴，并上升到理论，是难能可贵的。他说的第二条原则，是所谓“‘动韵’的原则”。“因为‘一’和‘多’的道理是静态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和‘多’有了逻辑的连锁，还须注意到‘动韵’。凡是生长的，必不死板，必有‘动韵’。舞台上的缓急、大小、高低、动静、显晦、虚实等都应该有种‘生动’的意味。这种‘味儿’，就是由‘动韵’得来，”显然，他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来涵括新剧的表演原则。这决不是机械地搬用。他强调“动韵”，不仅仅涉及戏剧艺术时间艺术的特点，涉及戏剧节奏，更强调的是“韵”，是“味儿”，就非同凡响了。在这方面，不难看到曹禺在创作中所受到的张彭春戏剧美学思想的影响。曹禺同样是一个熟谙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作家，他在创作中，也是强调韵味，讲究戏剧意境的创造的。张彭春决不是一个西方话剧艺术的模仿者，他把传统美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导演艺术中，是一位有胆识有创造的中国话剧导演的先驱。可惜这方面，我们对他在话剧艺术贡献上的研究是未免过于怠慢了。没有张彭春，也就没有曹禺。曹禺传--第十四章　《日出》问世第十四章　《日出》问世　　惠中饭店，坐落在绿牌和黄牌电车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斜对面便是劝业场。这是一座相当豪华的饭店。　　繁华的电车道上簇拥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栉次鳞比的商店，人群中既有衣履华丽的阔太太、娇小姐，也有急步赶路的职员学生，最扎眼的是沿街乞讨要饭的，尽管巡捕看见就要驱逐追打，但他们仍然躲藏着，不肯离去。　　在惠中饭店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对面墙壁上是一片长方形的圆状窗子，窗外紧紧压贴着一所所楼房。虽然是白天，也显得屋里光线阴暗。除了清晨，太阳照进来，整天是不会有一线自然光亮的。曹禺间或到这里来，和“中旅”的朋友们谈戏聊天，偶尔也住在这里。这样，他就有机会得以观察麋集在这个大饭店的人群。这里，他曾看见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在她的周围吸引着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连饭店的老板对这样的交际花也是另眼看待的，靠着她们来招徕“大人物”。据说，有一个交际花，因为她的靠山破产无法还债而服毒自杀了。这样的事，也并不奇怪。　　有钱的大老爷在这里挥金如土，玩着交际花，花天酒地，金迷纸醉。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洋教授，银行经理，富孀，买办，军官，投机商……他们贪馋地向女人扑来。虽然，在这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天津，还不能说像左拉在《娜娜》中所描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整个社会都向女人扑上去”，但是，卖淫却也如同瘟疫一样，成为这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在那里受苦受罪，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切，都使得曹禺冥眩不安。他说：　　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流荡中，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①他是那么充满着热情，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创作的冲动和欲望不时袭来。他正在酝酿着新的剧作。不过，他已经不满足于他的《雷雨》，他觉得它“太像戏”了，在技巧上也“用的过分”。他要写更新鲜的东西，更有气魄的作品。　　在惠中饭店看到的交际花，以及听到交际花服毒自杀的事件，给了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不知是怎样一种偶合，他又想到艾霞之死，想到阮玲玉之死，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王小姐。这些构成了陈白露最初的形象。　　１９３５年３月８日，在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服毒自杀了。阮玲玉出身贫寒，父亲早死，母亲为阔人家当佣人。母女相依为命，在泪水中讨生活。她没有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在艺术上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挑中当上电影演员。只因为剧中角色的悲残遭遇，同她的命运有所契合，使她成功地扮演了许多角色。往往剧中人的话也是她内心要说的话，成为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当她正在艺术上处于高峰的时候，她只有２５岁。由于她那个不幸的婚姻，那个曾经欺骗了她、玩弄了她的张季珊，以及从背后支持张季珊而对进步电影怀恨在心的反动势力，掀起一阵又一阵造谣中伤、迫害诽谤阮玲玉的狂潮，使阮玲玉含恨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鲁迅曾为此写了《论人言可畏》，揭露反动谣诼，为阮玲玉鸣不平。当她的葬仪进行时，沿途数十万人为她送葬。曹禺说：我写陈白露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创作决不是生活的照抄。我看见过舞女，我看见过交际花，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区别。但是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却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当时关于阮玲玉的报道那么多，她演的电影我看过，她的自杀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①王小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曹禺说：这位王小姐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当然，她不是陈白露，不是交际花。她是胡闹，她不卖钱的，我同她不十分熟悉。但是，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就像我那位同学的嫂子，点燃了蘩漪的形象。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还有艾霞、阮玲玉自杀，都是触发写陈白露的因素，她们的自杀是令人思索的。就是这一切凝聚起来了，才有了陈白露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王小姐却把各种生活影子点燃起来。是这样一种点燃、生发、想象。梅特林克写《青鸟》有什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他是在生活中激扬了他的想象和感情。把一个典型说成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陈白露决不等于王小姐。①　　为什么又把陈白露起名叫“竹筠”呢？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曹禺曾说：　　我正酝酿《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呵，有十几页。从文笔、字迹来看，都像是一个女孩子，署名“筠”。这封信表露她看到《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和感情，谈了《雷雨》的观后感，谈了她的感情经历。但是她不要我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女孩子活着，大概也有七十多岁了。①　　在太原看到的妓女的惨状，总是萦绕在他的心中，这些，又和交际花的生活影子连成一片。但是，只是从外面看到，他对妓院的真实情状却是毫无所知的，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天津的三不管、侯家后、富贵胡同这些地方有妓院，只不过是听人说的。但他渴望探知其中的秘密，一定要把这社会痈疽暴露出来。这种心情使他变得勇敢起来。关于他搜集《日出》第三幕素材的经历，很像是一出生动而惊险的戏剧。　　他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调查，开始，心中还未免怯怯的。像他这样的教授到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且不说让熟人看见会丢面子，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为情。进到那狭窄的胡同里，夜晚，胡同里灯光暗淡，一股制鼻的气息迎面扑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各种嘈杂的声音，要饭的，实报的，卖糖卖豆的。妓院的大门口上都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国天然红胭脂”这样一些低级庸俗的对联，门前站着两三个妓女在那里挤眉弄眼地拉着嫖客。墙上贴着的乌光红油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赶早×角，住客×元，大铺×角，随便×角”。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Ｂａｉｚａｃ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①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①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①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②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②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①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戏，总是演给人看的。他已经体会到一个剧作家的苦闷和兴味：“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那时，中国话剧经得起上演的剧本并不多，话剧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在他的戏剧创作中首先想到观众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养观众对话剧的爱好，这是他创作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观众的欢心，同时却不以低级趣味投合群众，“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这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应当说，《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经显示着他的诗的兴奋，诗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地熔铸起来。他不仅仅是把那个“漆黑的世界”的图画描绘出来，就他对那个社会的揭露来看，它的污秽、混乱，使人感到那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的社会，确是一座人间的地狱；但是，《日出》的迷人之处，却在“漆黑的世界”里又透出满天大红的天色；在冷酷中，蕴蓄着温热；在地狱里，有着金子的闪光；在腐尸臭气下，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力量。《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温暖和浪漫的诗情。他曾谈过他写《日出》时的一种美学的愿望：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出来！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①这是他写作《日出》的一种更真挚更内在的动因和企图。有了这种创作心境，他的笔墨就不同了。诗意的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他写了那些“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更写了渴望阳光的人们。虽然，它还不能明确指出太阳是什么，但他的确“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属于太阳的正是那些在夯声中前进着的小工，方达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声中，迎着太阳走去。这点，当然是激动人心的。　　诗意的灵魂，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躯之中，处处是充满诗意的对比。激扬着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剧的嘲讽，同犹如发现新大陆那样对美的心灵的揭示和美的毁灭的悲剧，是那样交织着激荡着。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在他的剧里，汇成对旧世界强烈的控诉。听听翠喜的心声吧！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是啊！“都是人”，谁愿意堕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这真实的心灵自白中，是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的无比愤慨，使他为恢复人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他以为，像翠喜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的心灵像金子一样，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么毁灭着她们的美。　　再听听陈白露的痛苦的答辩吧！　　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这是作了交际花的陈白露对他少年时代朋友方达生质问的答辩。这个辩词貌似倔强，又是何等软弱，又包含着多少屈辱和痛苦！在这里深刻地反映着陈白露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也反映着她的精神危机。一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而纯洁的少女，一旦堕入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阳出来，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阳不属于她。她为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没有色情的露骨描写，更没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听到过，看到过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剧，以及像翠喜那样妓女的悲剧。他不是写陈白露、翠喜堕落的悲剧，而是写她们这样一些纯洁善良的女人是怎样走进悲剧深渊的，他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个社会制度。作家的心像洁白的玉石，他的神圣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对自己的人物永远是同情，是悲悯，是怜惜。有人说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写结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写的是诗意的真实，翠喜、陈白露都是严峻而残酷的真实的诗。陈白露，是继蘩漪之后，作家贡献给新文学的第二个杰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属于曹禺自己画廊中的人物。　　最费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结构。他决心舍弃《雷雨》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物上。用他的话说：“我想用片断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给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们心里的，也应是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因为挑选的题材比较庞大，用几件故事做线索，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也自然比较烦难。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在《日出》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①这种所谓片断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内容相适应的。结构的方法总是对象的适应性的产物，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构架特点，即以陈白露的休息厅为活动地点，展开上层腐败混乱的社会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宝和下处为活动地点，展开下层的地狱般的生活对照起来，交织起来。他的第一、二、四幕，或可能受到根据美籍奥地利作家维姬·巴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饭店》的启发。曹禺说，他看过这部电影。《大饭店》写一家豪华饭店，住着来自四方的种种人物，实业家、红舞女、落魄的男爵、职员、速记员等，展开的是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断。其实，高尔基的《在底层里》也是在一家旅馆里展开场面，没有贯穿的交织的故事情节。但是，曹禺的结构却来自它的艺术独创的构思，即他说的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基本观念”。他加上一个第三幕，即宝和下处的妓女的生活片断，这就加强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力量，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相的深刻概括。这是曹禺的艺术独创之处。正是在这里，显示着他那富于艺术胆识和打破陈规、超越自我的创新力。他说，他是在“试探一次新路”，这试探，并非只是结构上的，而是探索对现实生活作更深刻更广泛的概括。因之，他把自己的创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也许有人以为他在《日出》前面，安排了老子《道德经》和《圣经》中的语录，便认为他信奉老子哲学，那是不确实的。这是他的苦心。他已经经验了《雷雨》禁演的事实，他不愿一个“无辜”剧本，为一些“无辜”的人们来演而引起一些风波。他知道处处有枭鸟的眼睛窥探着，而《道德经》、《圣经》中的这些语录，便使审查官老爷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读者注意那些语录排列的次序，为此，他是煞费苦心的。曹禺曾这样回忆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涂的，我对老子可以说毫无研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体可概括主题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为后面还引了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这些，合在一起可以说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那时，有一个想法，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数，要推倒了重新来过。也不知道怎么来，但是要有人，这批人就是劳动人民，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那时，我看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没有读下去。我这个人对理论的东西总感到难懂，看了一些也极不准确。但怎么才叫无产阶级，也不确切知道。劳动者好，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语录就是要表达那么一些意思。①　　他觉得这个意思还没有说清楚，便又补充说：《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具犹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这里说的“云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就提出个贫富之分，贫富之别了。“人之道则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的话。开始就是要提醒人们警觉，你看那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然后，就说那天也无光，地是空虚混沌，非要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说我就是光明，跟着我就能得救。再就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最后，便预示着光明，“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因为那时十分苦闷，可以说苦恼极了，有许多话不敢讲得那么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确讲不清楚的道理，就采取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了。①如果说，在《雷雨》中，他还对充满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的现实，有一种困惑，他以为那社会的真实相太大太复杂，“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未免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那么，在《日出》中，他比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哲学”，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里的斗争”，而是对人吃人的社会真实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说：“目前的社会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堕落到若何田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他还说，“若果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还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甚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①这些，大体上代表着曹禺创作《日出》时的思想情状。曹禺传--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１９３６年１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出版的。　　１９３６年２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出版的经过令曹禺格外感动。他特别感谢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铎三位的支持和热情。　　影山三郎于１９８１年８月在《悲剧喜剧》（３７０—３７３）发表连载文章《〈雷雨〉翻译始末》，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东大新闻》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这消息由一位推着售货车卖肉食的大婶告诉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桥结识了邢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好，决定把《雷雨》翻译成日文。影山三郎回忆说：“秋田雨雀先生从我写的介绍《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的机会，务必通知我’。这话传到我耳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拜访秋田雨雀先生，连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这样的权威，同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见面，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俩人都这么想。”《雷雨》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３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来了，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慈祥地回答着影山的问候说，“是影山吧，什么时候到我家来玩，不必客气”，一下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蔼而亲近。他把《雷雨》的译稿拿给秋田雨雀去审阅，四、五天之后，秋田雨雀便寄来了“已读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给三上于菟吉先生写了明信片：“非常好，请出书。”就这样，《雷雨》日译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并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９日第７号）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同期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秋田雨雀先生对中国的新剧充满热情，不遗余力地介绍和支持中国的新剧。　　《雷雨》日译本，有曹禺为此书写的序，还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对《雷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之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后来收到《沫若文集》第１１卷中。当时，鲁迅先生也在关注着曹禺。《鲁迅日记》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记载，他在书店购得日译本《雷雨》，４月２２日，收到曹禺寄赠的日译本《雷雨》。就在这年４月份，鲁迅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活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①在鲁迅心目中，曹禺是个左翼戏剧家，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为中国文坛的新星升起来了。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１９３６年的初秋季节，他正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虽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气依然闷热。这里的气候和天津比较起来是有些不同了。也许不像天津一样经常能听到日本驻军的枪炮声，不会有那种局势日益紧张的感觉，但是，南京夫子庙的喧嚣和繁华，却也掩盖不住这里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余上沅刚把戏剧学校创立起来，急需教授，张骏祥向余上沅推荐曹禺。于是，余上沅便一封封书信和电报催促曹禺南下，他终于把曹禺邀请来了。这里，尽管人地生疏，而学校的师生是热烈欢迎他的，特别是同学。那些热心致力于话剧的青年早就盼望着他来了。余上沅在上学期就对学生说：“我请曹禺，就是万家宝先生来教编剧，好不容易啊！他答应了！”在学生心目中，曹禺是他们崇拜的人物，而且带有一种神秘感。那时，到处在上演《雷雨》，《雷雨》在哪儿演出就在哪儿引起轰动。一个２３岁的青年，几乎同学生岁数差不多，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怎能不使他们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向往呢？国立戏剧学校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创办的，校长余上沅是位热心戏剧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戏剧家。他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的中学部和大学部。五四运动时，他是文华学生会主席，曾以武汉学联代表身分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１９２０年进北平大学英文系学习，１９２３年赴美国留学，先是在长内基大学钻研戏剧，后又去哥仑比亚大学当研究生。１９２５年同闻一多、徐志摩、赵太侔、张禹九等一起回国。之后，在北平艺专、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中文、英文、戏剧学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戏剧事业上。１９２６年，他曾与赵太侔等人主办北平《晨报·剧刊》，倡导所谓“国剧运动”，并以此而闻名。他的“国剧运动”的主张是：首先是认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是他倡导国剧运动的目的。其次，是要讲究方法。他认为应该明了剧本、演员、布景、服装、灯光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方法，同时，更应掌握话剧“整个有机体的融会贯通”。最后，是要巩固经济。话剧艺术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帮助”。①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创办戏剧杂志，要创设北京艺术剧院，要开办演员训练学校，要创建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筹集选送留学生资助金。但是，“刚刚跨进国门，便碰上‘五卅’惨案，６月１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失去了生气”。②在北平，他们虽然办了剧刊，在艺专办了一个戏剧系，订出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但只勉强维持了一年，便支撑不下去了。他叹息着：“啊！社会，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他不得不离开北平去另寻出路。他没有死心，他说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样，从下面造起，将来造到极蜂，希望那戏剧艺术之花在中国开放。他终于历尽辛苦，又把一所专门戏剧学校开办起来，他很想把它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戏剧学府，实现他那美好的愿望。为了聘请曹禺来校执教，他是费了心思的，他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情，也使曹禺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