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俏然而至，走到宝鋆面前说道：“朱铁口来过了，替胡大入送了一份礼来。”“哪个胡大人？”“有手本在这里。”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同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一个成化窑的花瓶。”“大的还是小的？”“大的。”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望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不必再在宝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朱铁口走了没有？”“还没有。”“宝望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帐房里了。”“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宝鋆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子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遣走朱铁口以后，宝鋆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祯当年的故事。丁宝祯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延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罕，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人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的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困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分、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朝奉吓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五千银子。”朝奉又吓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那么……”“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祯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了宝祯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室鋆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祯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相，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也就要算老帐了。”宝鋆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赔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不是笑话。”宝鋆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走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相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属于我的意思不？”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好。不过，”宝鋆沉着脸说：“丁稚磺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相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是。”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鋆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鋆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未想到宝鋆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妨笔起草奏槁。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子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京，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筹。臣虽去任在即，亦不俗贻累替人，遂飞饬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锡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以下是根据“胡光塘偕同德国泰来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凯密伦”所称，开具办法。借款数目：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期限：六年还清。利率：年息九分七厘五毫。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运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钱二分多减至不足一钱，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塘及照会英国使臣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佯，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问”，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第二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不瞒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清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是的。”“差多少？”“一万三千多两。”“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是的。”“那好。”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请便。”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干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錾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限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不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夭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那么怎么样呢？”“我想，再等三天。”“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他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话，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哈？”“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不想到钱，想什么？”“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抵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忙，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忙。“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入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廉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大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前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别添了一样病：肾亏。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走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未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惮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惜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容，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搓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搓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怕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是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取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潘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沈葆祯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祯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祯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祯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六。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六，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沈葆祯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六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抬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恰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沈葆祯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祯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六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著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谈停当了，便需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需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需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祯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祯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祯思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六之朗”劝沈葆祯“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朗，会遭损失，迫使沈葆祯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侍，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鸫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宜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需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的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两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祯拨给官本。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需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祯单独负责。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人私囊。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人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夏奏，果然“留中”了。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祯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祯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祯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藻祯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祯能“轻掷百万库款”吗？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祯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祯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祯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宜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遥，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构。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治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继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出，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是条海参出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山鸟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出、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千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数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檀利查，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需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及，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临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爷”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六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槽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侗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