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楔子在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地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而始创票号者，为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定颜料铺，招牌叫做“日升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营业日盛，声誉日起，连四川都知道这块“金字招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等颜料，信用极好。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不但麻烦，而且有风险。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由日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走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当然，汇兑要收汇费，名为“汇水”。汇水并无定额，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第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第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济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携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锞”。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叠置。但不管任何形状、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动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早期的票号，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因为江南的钱庄，为保护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开办汇兑业务，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规模上，钱庄逊于票号而已。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这家钱庄的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上）一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分，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象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谢谢。不必破费。”“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为了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不可以‘捐班’吗？”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象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象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改捐个什么‘班子’？”“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怎么呢？”“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总得五百两银子。”“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橱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怎么回事？”“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我叫雪轩。”“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象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了，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我不敢耽搁。把舍间咯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我一定来。”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夭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同可解。“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袴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川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湖州运漕，有朵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种交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宫贵之家可比。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台，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殴》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尖丁”的身分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分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分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这一同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分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大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叠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他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作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作主！”“如果我说不走呢？”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作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好，好，你们商量。”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谈来谈会，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云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船上的漕粮有多少？”“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溯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因为是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夏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有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别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赴贻误。懔之！““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请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说。”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