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清晨，一个号手带着舍列麦捷夫的信来到土耳其的军营，要求谒见土耳其总司令。“大人阁下，”舍列麦捷夫写道，显然是取得了彼得的同意，“此次战争并非出于沙皇陛下之所愿；同样亦非苏丹陛下之所愿，而纯属由某些争执引起”舍列麦捷夫建议，“立即化干戈为玉帛，我方认为，此种以友好条件为基础之和平将对双方有利。如你方对此种解决办法持异议，则我方拟另觅他途，再作计较。上天必将降灾于挑起流血事端之一方，上天亦必赐降福于无意发动战事之另一方。盼赐回音。望速将我方信使遣回为祷。”　　几个小时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过去了，但并未见对方作答。在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帐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克里米亚汗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只有进攻。他认为，俄国军队处在高地，象手掌上一样，攻打他们犹如探囊取物，他已估量过能缴获多少战利品，能抓多少俘虏。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是总司令的军事顾问，代表瑞典王的利益，他表示支持克里米亚汗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于身陷包围圈中的俄国军队来说，每过一个小时都是对它的力量的消耗：人没有粮食，马没有饲料。营中缺水，因为靠近水源的地带被对岸鞑靼人和瑞典人的火力控制着。视力可及的前方是敌人的篝火和马群。敌人精锐部队就在几百步开外的地方扎营：士兵活动的景象历历在目，而且不时可以听到有断续的陌生口音传过来。　　俄国将士已是第二个昼夜没有合眼了，甚至连彼得的钢铁神经也挺不住了。一位丹麦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当沙皇陷人土耳其军的重围之后，绝望已极，发疯似地在兵营里跑来跑去，捶胸顿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左右大多认为，此番陛下所受的打击过于沉重。军中众多的军官眷属，啼泣不止，”叶卡捷琳娜身边的侍女、女官也失声痛哭。 6月 9日彼得曾建议叶卡捷琳娜离开军队到波兰去，那儿安全，也用不着苦等远征结束，但她断然拒绝这样做。　　第二个信使又被派往土军总司令营地。舍列麦捷夫等着敌方“迅速作出决定”。　　土耳其总司令回信表示同意进行和谈。于是，同一夭，外务院副院长彼得·沙菲罗夫，在一名文书，三名通事和两名联络官的陪同下来到土耳其营地。出乎意料的是，土耳其总司令丝毫没有倨傲无礼的表现。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沙菲罗夫对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未放过。按习惯高踞在坐垫上的土军总司令请他落坐。而土耳其的官员们，众所周知，向来不是那种执礼甚恭的人。沙菲罗夫以他善于精细观察的目光注意到，这是一种准备谈判的姿态。其它一切都属于外交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身体肥硕的沙菲罗夫在这方面是真正的行家。　　要最后完成和约手续至少尚需两昼夜的时间。和约的条件以及过分匆忙的签订，引起当代人的一再议论，他们感到难以回答，沙菲罗夫怎么会以最小的让步就签订了和约。有些人认为，这有赖于沙菲罗夫的外交才能，机智灵活、善于观察的结果；另有一些人认为是叶卡捷琳娜心甘情愿用贵重的珠宝玉器巧妙地收买了总司令的缘故；第三部分人则综合上述说法，认为副院长沙菲罗夫高超的外交手腕，再加上未来的女皇的慷慨解囊是和谈成功的关键。　　只有把两个军营的情势加以对比时，才能驱除和约谈判上的神秘气氛。会谈双方各自谈的都是本军营里发生的事，实际上对彼方并不了解。　　土耳其总司令提和约条件时，显然并不知道，沙菲罗夫的口袋里揣着沙皇的手谕，授权他可以作主见机行事，为了议和事成，彼得同意归还所有被占领的领土，不论其是属于土耳其人的，还是瑞典人的。此外，沙皇甚至准备把普斯科夫退还给瑞典人，“若还嫌少，可将另外几个行省一并交出。”沙皇进一步叮嘱说。　　这份手谕是沙菲罗夫在前往土耳其军营前夕，即 7月10日接到的。翌日，当总司令和沙菲罗夫还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时，紧急信使又给副院长送来彼得的另一道手谕，皇上说，俄军目前处境极端困难，“若对方对讲和一事确有诚意，可允以一切条件，只求不缴械投降。”只要不做俘虏，沙皇同意归还一切占领地：亚速、塔干罗格、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有的地，即通过两次远征亚速，两次纳尔瓦战役，林村战役和波尔塔瓦战役所赢得的全部土地。彼得甚至还打算把他最珍视的英格里亚连同“天堂”也忍痛一并献出去。　　和谈进行期间，俄国军营内一直紧张地准备进行突围。沙皇在 7月 9日至11日召集了几次军事会议研究突围方案，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提投降的事。如果上方总司令拒绝举行停战谈判， 7月10日的决定中写道：“则应将我方全部辎重付之一炬……”在另一次全体将领和大臣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　　最后， 7月11日，在和约签订的前夜，军事会议详细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扔掉影响部队迅速行动的一切多余东西，只把“拉炮车的好马随军带走，将劣马宰而食之，”将现存食品分给全体将士。有彼得参加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上述决定，清楚地说明：俄军宁死不降，宁死不当俘虏的坚强决心。　　沙皇对土耳其军营的内情也不甚了了。俄国军营只能猜测有炮轰土耳其的结果，但并无确凿的情报足资证明。据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萨顿向伦敦报告说，土耳其三次企图袭击俄国人，结果折损八千人。“如果俄国知道土耳其人惊恐异常，斗志丧失殆尽，他们定当发挥己方优势，继续炮轰，然后出击，土耳其定会全歼无疑。”为什么土耳其人急于讲和？这是因为他们已不堪俄国人“顽强精神”的折磨，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会遇上“这么可怕的对手”，故此他们宁愿逃走也不愿和俄国人遭遇，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可惜彼得也并不知晓自己部队打仗的全面情况。一次骑兵团团长伦内奉命攻占布劳洛夫城成功。土耳其军队的交通线被截断，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但伦内的紧急报告被土耳其人半途截获，结果报告没有送到彼得手，而落入了土耳其总司令手中。　　瑞典国王得悉和约签订之后立刻策马向土耳其军营奔去，径直闯进总司令的帐篷。国王怒不可遏，土耳其总司令倒还能沉得住气。国王质问他为什么单方面和沙皇讲和不等总司令回答，他又接着建议总司令从速选派两、三万人马，他可以把俄国沙皇擒来见土耳其人。　　查理的指责遭到总司令的反驳。他提醒国王不要忘记波尔塔瓦战役：“陛下还没吃够他们的苦头，我们可是看见了，您要是愿意打就请便吧，我可是要和平，我不能撕毁和约。”　　国王没有告别就从总司令的帐篷里冲出来，直奔克里米亚汗而去。他说服后者重开战火。但克里米亚汗不敢违抗土耳其总司令的旨意。　　远征普鲁特以失败告终，彼得心头沉重，当他躺在卧榻上辗转不能成眼时，他把这次远征的突变情况作了一番详尽的分析。　　把副院长沙菲罗夫和老元帅之子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舍列麦捷夫留给土耳其总司令作为人质之后、俄国军队横渡普鲁特河向国境线进发。乌斯特·乌尔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军队刚一渡过德涅斯特河，沙皇就下令作析祷。鸣炮庆贺普鲁特的解围，那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在 7月14日那天，彼得去查理巴德疗养，然后去托尔纳参加阿列克谢皇太子与奥国皇帝妻妹夏绿蒂的结婚大典。　　毫无疑问，普鲁特之行在彼得的一生中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关于这一点在《北方大战史》中有不同说法，“这次向土耳其的进军是一次极为冒险的行动。”还有一种说法：“这次事件是一种灾难，令人痛心。”还有一种奇怪的逻辑，说是如果俄国军队拿下普鲁特，那么这个胜利会给俄国带来新的灾难：“如果我们当时取得对敌胜利，那么可能会更加深入敌人的腹地，也会更加相信犹大，结果事情无疑会更糟糕。”犹大，这里指的是布兰科万，他曾答应协助彼得、但却役靠了土耳其。　　还有另外一个至今尚未揭破的神秘事件与彼得远征普鲁特有关，这个事件的秘密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够揭破。据说 7月10日，当普鲁特局势正值紧张的时候，彼得立下了一纸遗嘱。“枢密院诸大人同鉴。朕须向诸位澄清下列事实，即朕与朕统领之军队在此次征战中并无失误和过错可言，失利乃因情报失实，我军不幸被四倍于我之土耳其兵力所包围，接应路线均遭切断，除非神灵出现，否则人力实难以将败局挽回，朕亦将沦为土耳其人之阶下囚。……如朕不幸战死沙场，一俟死讯证实，望从速另立贤君。”　　这封遗书原稿没有保存下来。最初，1785年，是用德文发表的，是一个叫雅科夫·施特林的彼得传说和故事（十八世纪把这种传说和故事称为趣闻轶事）的搜集者提供的。俄文的遗书1786年才在刊物上发表。　　由于没有原件，在历史学界所引起的争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有的人认为是伪作，理由是遗嘱内容中有些地方不可信。十九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尼·格、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出，彼得不可能委派枢密院选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太子阿列克谢和他的关系在1711年前尚未紧张到要剥夺这位王储继承权的程度。彼得大帝传略--第九章　剑与笔第九章　剑与笔　　从1712年起彼得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8月，他在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写道：“上天保佑，我等均健，唯生活殊感不便，困我不谙使用左手，故右手须同时执剑与笔；至若吾手下能有几名助手，汝当知也。”沙皇用这句简练而形象的话评价了自己的活动。“剑”，在此处暗指他的各种军事活动，以及正规军和海军舰队的建设；“笔”，象征着立法工作和民政事务。　　彼得常常握笔在手，写得很多，而且淋漓酣畅，不能自己。他亲自执笔的信件、命令、指示、诏令、及外交文件等如此卷帙浩繁，就是有力的明证。但这里指的并非他给皇后写信的那支笔。彼得亟盼尽快结束战争，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经济、文化、行政机构领域内的改革中去。　　在1712年之前，沙皇的精力并非都用在军事活动上。这个时期，他还研究民政大事，诸如改革省制和建立枢密院，但是这两项机构改革搞得过份仓促，故此，与其说它们是有切实职能的新型机构，毋宁说是旧衙门。省府机关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调整中的国家机体，而且造成的若干后果是彼得始料所不及的：这种改革已使城市机构失去作用，象后来彼得说的，使“殿堂”“解体了”，以致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将它们修复。枢密院的情况也和省府大致类似，其职权行使全凭经验。　　波尔塔瓦会战胜利以前的那些年，彼得对民政方面的关注，大多从军事需要出发。比如说，他曾下命令建设国营工厂，保证供应陆海军所需要的大炮、弹药和帆布；他还命令私营工厂供应制服呢、袜子、帽子、腰带等等。　　这几个月来，沙皇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都很忙，他要操心的事很多：涅瓦河上的城市建设，军舰制造厂的造船工程，海上军事训练，等等。这都是一些属于革创性的日常工作，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行政、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意义。但沙皇为这些日常事务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真是夙兴夜寐，为国劬劳。　　1713年，一位姓氏不详的作者在莱比锡印发了一本题为《1710年和1711年的圣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杂记》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段描写彼得一天的工作。他写道，圣上不喜欢安逸的生活，每天埋头工作。早晨，圣上起得很早，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在滨河街上遇见他不是去找缅希科夫公爵或是将军们，就是去军舰制造厂和船缆厂。他的中饭每每要拖到午后，不拘场所，但经常愿意在大臣、将军或者公使那儿用餐……。饭后，按俄国人的习惯午休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工作，直到深夜，才回房歇息。类似玩牌、打猎，或这一类的娱乐他都不十分热衷，唯一的爱好（这和别的君王显然不同）是到水上去玩。水域使他得其所哉，流连忘返，有时他一整天就在水上驾着帆船或小艇逐浪嬉戏……而且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不管是下雨、下雪，还是刮风。一次，涅瓦河上已经结冰，只有皇宫前面还有一块百十多米大小的地方未上冻，沙皇就乘一条很小的快艇来回划着。当坚冰封河，他就滑冰床玩，冰床底装有滑刀。每逢这种时候，彼得就说，这也是为了冬季操练航海技术。　　1712年过新年那天，沙皇给枢密大臣发出了第一封信，告诉他们，俄国、丹麦和萨克森的部队包围了斯特拉尔松和维斯马两城，并大获全胜：占领城池星未得手，但却诱俘了瑞典将士两千余人。这条消息之所以振奋人心，是因为这是一次与盟国协同作战取得的胜利。沙皇认为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原来普鲁特条约签订之后，他曾公开声称，他虽失去亚速，但得以把全部力量投入北方，和盟友协同作战，并以此赢得渴望已久的和平。彼得对忠实履行职责的原则信守不渝，他宣称，不论敌友，“有背信弃义者决无好下场。”但无论是土耳其苏丹，还是他的盟友奥古斯都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四世，对“信义”的理解都见仁见智。　　从南方传来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普鲁特条约签订还不到半年，苏丹就决定单方毁约。他命令绞死当年在普鲁特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指控他有背叛行为。苏丹听从查理十二的劝告之后，于1711年年末就对俄宣战，借口是沙皇迟迟不交还亚速，而且还不从波兰撤兵。　　彼得于是命令阿普拉克辛尽快将亚速交出去。 1月，他给苏丹写信说，普鲁特条约的各条规定已逐项完成：亚速已交出，塔干罗格和其他一些城堡已拆毁；至于俄国军队之所以在波兰驻扎，是因为他们要假道该国前往波美拉尼亚。冲突总算缓解了，但这些事情说明苏丹对于和平缺少诚意。有鉴于此，沙皇不得不下令南方军队随时做好应变准备。他命令南方俄军的指挥官舍列麦捷夫在基辅聚草屯粮，“以防土耳其进犯”。他授权枢密院给舍列麦捷夫补充一些官兵：因为他认为，“在查理十二的怂恿下，苏丹万难绝蠢蠢欲动之念”彼得全面汲取了普鲁特之行的教训，决定采取防御性措施。　　此时北方战事也吃紧。只是到 1月，沙皇才收到一条令他为之一快的消息。接着，根据俄国外交官送来的情报，沙皇坚信，波美拉尼亚一地非去不可，以挽救行将解体的北方联盟。原来，盟国之间的分歧在围困斯特拉尔松和维斯马时就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丹麦国王并不急于给围城的盟军提供炮兵，没有炮兵，他们只能在要塞城下逡巡不前；在讨论联合部队的驻扎计划时，几方争执不休。丹麦国王坚持要从波美拉尼亚撤出自己的部队，理由是丹麦要防止瑞典人沿着冰封的海湾进犯他们的领土。奥古斯都二世的意见和这正相反，认为丹麦如从波美拉尼亚撤军，就会削弱盟国的力量，已经占领的阵地就不得不放弃。经过俄国的外交官的一番周旋，总算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丹麦国王同意在波美拉尼亚留下六千人马。但使彼得感到不快的是，其他盟国正背着他进行暗中商谈。　　1712年 6月，彼得到了国外。在去波美拉尼亚（那儿的驻军指挥是缅希科夫）的途中有机会和奥古斯都二世会晤。沙皇佯装不知道奥古斯都的背盟行为，非常认真地讨论联合行动计划。 6月24日，沙皇来到被俄军围困的什切青，这时他才深信，盟国阵营分裂的后果令人感到痛心。　　缅希科夫向沙皇报告，没有攻城炮要拿下什切青是不可能的，而丹麦人又不肯提供。视察设防之后，沙皇相信这位公爵的话是对的。沙皇打破常例，亲自造访丹麦海军中将，因为知道他管辖的部门就有攻城炮，彼得请他把炮运到什切青。这位海军中将对沙皇优礼有加，还特为鸣放礼炮向这位俄国国君致敬。但他断然拒绝提供攻城炮，理由是没有本国国王的命令。“真是可惜，时间就这样糟蹋了，”沙皇事后这样评论道。　　彼得又给丹麦国王写了一封公函，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情绪。“鉴于盟国共同利益，吾亲临此地，置健康于不顾。俄军徒然驻扎在此而无所作为者乃因无法获得丹麦方面答允提供之攻城炮。”沙皇向自已的盟友提出最后通牒：“如陛下无意满足吾此刻所提请求，则吾当向陛下以及全世界声明，此次远征之所以失利，罪不在我，以明心迹”。沙皇准备从波美拉尼亚撤军，以此威胁盟国。　　彼得心境稍安之后。又去视察被瑞典人控制着的波美拉尼亚要塞。然后他又给丹麦国王寄去一封公函。其中谈到远征计划的详细内容。沙皇企图说服国王：“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朕本人并无所求，此刻之所作所为，亦为陛下图也。”　　无论是威胁，还是劝说全然无效：丹麦国王就是不提供攻城炮；彼得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付之东流，就出发到查理巴德疗养。　　彼得在查理巴德的途中在符膝堡驻跸。他象平时一样去观光城市的名胜古迹。他一面欣赏路德的纪念碑，一面说道：“这位伟丈夫当之无愧。”但他参观路德生前故居时，对待殷勤好客的主人有些失礼。他们把墙上的墨水点指给他看。据说，路德在桌前写字，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魔鬼，路德就用墨水瓶向引诱自己的魔鬼打去。彼得又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下墨水点，在墙上写下一句话：“墨点系新加，传说不足信也。”　　10月 8日，彼得到达查理巴德。三天后他给皇后写信：“昨日起饮用矿泉水，一俟空闲当再修书以释远念。此地人烟稀少，乏善可陈。”　　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沙皇轶事，至今已流传二百年。　　一国之尊居然热衷于手工业，这种事俄国绝无仅有，而国外也传为奇闻。一次，彼得走过一个建筑工地，忽听见有人说：“听说俄国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自己什么都能干，其实，建筑的事他一窍不通。”这些议论刺痛了彼得的心。他稍加考虑之后，就抓着脚手架爬上墙，拿起一把抹子，整整干了一天的泥灰活，受到泥瓦匠的称赞。两个世纪过后，查理巴德城的居民们在这座房屋附近竖起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彼得大帝和泥瓦匠们曾在此一同劳动。”　　彼得从查理巴德又回到波美拉尼亚的驻军营地。他在柏林作了短暂的停留。英国大使在1712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写了一段沙皇在这停留期间的趣事：“沙皇本应在今晚出席王后为陛下举行之欢迎晚宴以及盛大舞会，但结果令王后陛下与全体贵宾大失所望，因沙皇在六时左右派人送来不能赴宴的通知。原来沙皇邂逅早年出国旅行时相识之某荷兰籍磨坊主，该人拥有风磨锯木厂和位于城外半英里之花园别墅各一座。彼得与磨坊主共饮进餐至夜深方罢”。　　沙皇宁肯结文风磨锯木厂厂主一流的人物，也不愿同以王后为首的极其华贵的上流社会交往、娱乐。彼得承认、参加皇室舞宴无非是寻欢作乐，徒然浪费时间而已，同磨坊主一起可以谈些正经事，从而增长自己的见识。　　沙皇对1712年远征波美拉尼亚的结果评价是悲观的，认为这是一次劳民伤财之举。于是他就越发起劲地着手准备新的远征。他带着这次远征的计划去彼得堡。沙皇这次打算准备远征芬兰，决定用俄国自身的军事力量去赢得胜利，不要盟国插手。他这样写道：我们“不再寄希望于他人”。　　早在1712年，彼得就把进军芬兰的重任委托给海军上将河普拉克辛，但因他的准备工作进行缓慢而贻误了戎机，军队只好用平底船在芬兰海岸登陆，不敢深入内陆一步。这是一次侦察性的军事行动。　　彼得把指挥权交给阿普拉克辛之后，于 6月 7日返回喀琅施塔得，在那儿他得到缅希科夫在托宁根得胜的消息：以斯滕博克为首的一万一千名瑞典人向盟国军队缴械投降。沙皇考虑这是提高自己军衔的时候了，他本人也是胜利的参加者嘛。　　关于授予彼得以上将军衔的命令，还是1712年 3月 7日由“凯撒大公”签署的。但彼得把它扣发了，这说明他自己也是严守晋级制度的，因为晋升军衔应该是在荣立战功之后，而不单纯由于服了兵役。　　1713年的战果使彼得踌躇满志：瑞典人几乎彻底从欧洲大陆被驱赶出去了，土耳其方面的消息也令人鼓舞，查理十二又一次说服苏丹对俄开战，但这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公愤，结果仗并没有打起来。　　瑞典人在陆地上节节败退，它在欧洲大陆的领土连连丧失，在芬兰的立足点也丢了，这给瑞典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国家虽然面临垒卵之危，但仍在顽抗。彼得早已向他们明确指出取得和平的途径和方式，但瑞典人依然执迷不悟。彼得认为，海军是瑞典的“最后一张王牌”。为了消灭对方这张王牌，他主张俄国应该以海上优势去补陆军力量之不足。　　建立海军大业一直是彼得梦寐以求的事。为了建造船坞，他夜以继日地操劳，遇到舰艇下水，对他来说如同过节一般，一回到彼得堡，他总是先到军舰制造厂去看看，下命令、发指示、作示范、进行检验。然而，波罗的海舰队比之瑞典的依然逊色。随着彼得堡的建成，他年年都要为之补充新的舰艇，但直到波尔塔瓦胜利之前，舰队所能完成的也只是防御性任务。现在需要抓紧建造的是能装备几十门大炮，并能在公海完成战斗任务的主力舰。他的苦心终于得到报偿。1713年 7月15日，沙皇给在土耳其的沙菲罗夫写信说：我军舰队日益壮大，近又增加主力舰三十艘，其装备能力为五十门大炮，此后尚应再接再厉，以期达到更高之要求。两个月之后，他宣称俄国海军在巨型舰艇方面还不够强大。　　沙皇决定从国外购买成套的舰队装置。还在1711年他即派遣贵族出身的造船师费多尔·萨尔蒂科夫秘密出国。后者的秘密使命是在海军强国刺探有关舰艇买卖的情报。1712年，萨尔蒂科夫讲妥价钱准备购买十艘军舰。其中的一部分彼得仔细检查过。外国军舰的差质量没有逃过沙皇那双造船行家的眼睛，他认为，这些舰只还不及本国国产的。　　年轻的波罗的海舰队参加了1712——1713年对芬兰的战役。这些舰队保证了陆战队的登陆，供应他们弹药、装备和军粮。在一次有彼得参加的航行中，海上风暴骤起，三只平底帆船沉人海底，其中两艘船上的海员全部遇难。　　1714年夏，俄国海军在海上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　　著名的汉古特海战是在 7月27日中午打响的。会战开始前，俄方曾敦促敌人投降。在遭到敌人拒绝之后，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的舰上升起了蓝旗，然后鸣炮。这是进击的信号。　　血腥的会战结束了，俄国海军大获全胜。瑞典海军少将艾伦彻尔德麾下的整个分舰队都成了俄国的战利品。俄国舰队的胜利使瑞典皇宫惊恐万状，皇室开始从首都向外地疏散。沙皇把汉古特战役的胜利比作波尔塔瓦的胜利。　　为了祝贺俄国舰队的胜利，沙皇决定举行庆典。 9月 9日，彼得堡的居民隆重地欢迎凯旋而归的胜利者。行驶在涅瓦河面上的是三支饰有彩旗的平底兵船。跟在后面的是被俘的瑞典军舰。再后是指挥官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指挥舰。压阵的是两只满载士兵的平底兵船。庆祝仪式陆续在陆地上进行：胜利者高擎大旗以及其它的战利品。艾伦彻尔德也走在战俘当中。以彼得为首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兵团的队伍压后阵。胜利者通过凯旋门，凯旋门上装点着各种寓意深远的图象，其中之一画着一只山鹰站在大象的背上。题词是：“俄国山鹰不抓苍蝇。”显然，题辞是有所指的，因为被俘的三桅巡洋舰就是《艾列芬特（大象）号》。　　1714年 9月，本应再组织一次庆祝活动，但彼得因故将官推到下一年初。　　还是在1713年，“教皇大公”尼基塔·佐托夫曾告知彼得他想结婚。沙皇恩准了佐托夫的要求，但当时曾意味深长他说：他，身为沙皇不允许“按照古老的野蛮的方式”举行婚礼，即秘密结婚。彼得决定把“教皇大公”的婚礼办成一个热闹的盛会，一个独特的化装舞会，除“醉鬼大会”的成员之外，还邀请各界名流：将军、高级文官、海陆两军军官造船技师、外交使节等同乐。　　彼得兴冲冲地制订了婚礼程序，安排好各个角色，谁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盛会。还彩排过一次，检查了一下化装跳舞会的服饰。　　贺客们的衣饰真堪称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的身着连衣裙；有人穿古俄罗斯服装，还有人穿水手服等等，所有的客人自带乐器，确切点说，只要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就行，除了鼓、牧人的喇叭、铃铛、小提琴之外还可照事先的规定把装满豌豆的袋子、沙锅、盆子等等带来。戈洛夫金伯爵，两位多尔戈鲁基公爵和两位戈利岑公爵穿着漂亮的中国服装，吹着笛子：外交官托尔斯泰和别斯图热夫穿着土耳其的服装，把铜盘敲得叮当响。彼得自己穿的是水手服。　　举行婚礼的前夜，新郎官的儿子科隆·佐托夫苦苦哀求彼得解除他父亲的婚约：“求圣上开恩，皇上！这样的隆重婚礼得搭上人命，我父亲现在不就是受诱惑吗？”其实，儿子恼的不是粗俗的化装舞会有碍于伦理道德，他担心的是分配遗产时会受到继母的钳制：“我相信，她是为了想剥夺上帝和皇上陛下赐给我们，我们也受之无愧的遗产才嫁人的。”　　沙皇没有听科隆·佐托夫的哀求。过了十天，新郎的儿子在递过呈文之后，读到一条由彼得签发的指令，命他前往法国海港的优秀舰队上去学习。　　1714年12月——1715年 1月，彼得都在筹备这次滑稽婚礼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庆祝事宜。在此期间，他还抽时间起草和审查了十六道命令，其中有关于加速首都建筑工程建立海军学院以及给缅希科夫和其他省总督的各种指示。　　民政改革是在1714——1715年期间展开的，但对这件大事的关心早在1712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前，他下的第一个指令是把外国典章制度、章程条例和命令译成俄文。　　在彼得创建各“院”的活动中，并未发现他在进行上述行政改革时出现的那种匆忙现象。　　沙皇的民政改革不限于创办各“院”。1714——1715年，沙皇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在下述诸方面进行改革的命令，诸如长子继承制、禁止官员搞承包，等等，这方面在下一章将有详细叙述。　　看来，彼得所进行的中央机构改革已接近尾声，旧衙门制的大限已到。但已着手的改革不得不停下来，1715年末沙皇身染沉疴，转年 1月，没等身体复元就偕皇后一起出国前往疗养胜地皮尔蒙特去了。　　彼得这一路去，不断遇到麻烦事，不是圣上本人闹病，就是皇后妊娠反应不宜赶路，还有其他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使国王一行不得不走走停停。　　在格但斯克，沙皇住了两个多月。现在他已经不仅参观名胜古迹，而且开始为彼得堡博物馆搜集稀奇珍贵的文物，同时，在市府当局的陪同下参观了路德派新教教堂。传说，他没带假发听布道，觉得有点儿冷，就把站在身旁的市长的假发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析祷完毕才还给主人。在格但斯克，他校阅了《陆军条例》第三部分的全部 108个条目，并把它寄回俄国印刷。彼得给规程正文修改补充二百多处，使其更加简练、明确、清楚。　　沙皇在这部杰出的条例中，对祖国的军事思想作了总结。《条例》反映了沙皇及其将领经过实践的军事思想。　　《条例》记载了林村战役运用的快速部队作战法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快速部队的主要优点在于机动灵活、出奇制胜，正如条例中所说的那样：“轻装始能神速。”两列横队射击法也是射击规则的新发展、新战术：即跪射时不取一列横队式，而是两列横队式。《条例》对短兵相接的战术极为重视，所以《规程》中对白刃战着墨较多。《条例》中说，“军人也者实指部队所有之人，从最高将领直至最末一名火枪手、骑兵或步兵。”凡破坏荣誉和战斗传统者，即不配当一名军人：“凡不能将手中旗帜、军旗举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不配享有军人之荣誉。”严明之军纪、勇敢精神以及精良武器乃保障战争胜利之必要因素。《陆军条例》还是一部刑事法典：它规定了量刑标准。这些标准不仅适用于破坏军纪者，而且也适用于政治犯：“对任何暴动、叛变、冥顽不化者，不得姑息宽容，当处以绞刑。”　　《条例》奠定了民族军事艺术基础。一百年间，俄国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不论在战斗或是训练，无不奉这部《条例》圭臬。　　在去皮尔蒙特的旅途中，彼得办了不少公务：会晤波兰和普鲁士国王，梅格梭堡的公爵。但彼得最看重的是和丹麦国王的会晤，彼得委托俄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多尔戈鲁基公爵去说服弗里德里希四世会见病卧在皮尔蒙待的彼得。彼得打算说服国王进入瑞典本土，并迫使瑞典“媾和”。　　两国君主于1716年 5月在汉堡附近会晤。四天会谈达成的协议是陆战步兵在瑞典沿海城市肖尼亚登陆——这儿离丹麦海岸最近。对此彼得是满意的。事后他匆匆赶到皮尔蒙特，以便在那儿进行为期三周的矿泉水治疗。然后他又从皮尔蒙特返回波美拉尼亚和丹麦。　　显然，由于沙皇不懈的努力波罗的海局势大为好转。他又有了一批新同道，原来英国和荷兰曾多次反对瑞典人的海路打劫活动，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决定用武力保卫通向俄国海港的航道，并把自己的分舰队派遣到波罗的海来。彼得也为登陆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命令部队集结，冒着有被炮击的危险，亲身去敌方海岸线视察；彼得还当着瑞典人的面测定沿海群岛的海水深度，以确定陆战队登陆地点。沙皇终于被推举为俄、英、荷、丹四国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但彼再一次感到失望。联合舰队由八十四艘军舰组成，其中二十一艘挂着俄国旗，这就是迫使瑞典人缔结和约的力量；但事实上，彼得的三个盟友对此只不过半心半意。　　对指挥四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这件事，只有一点给彼得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他认为在世界上未必还有其他人能享受到这种殊荣，能把异国的舰队和自己的联合一起进行指挥。对强国能如此信任他沙皇表示高兴。　　1716年 9月28日，俄国分舰队参加庆祝林村胜利的活动，与其事者还有英国舰队。　　丹麦国王有意迟迟不履行义务。可以想见，火暴性子的彼得会产生一种什么印象。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某次在彼得和弗里德里希四世之间果然发生了一起小小的误会。　　沙皇一昼夜向来只睡五个小时的觉，所以起得很早。某日早晨 8点，他派人告诉国王希望与国王会见。但回答是国王还在歇息。过了两个小时，彼得重又派人探询什么时候可以与国王会见，这次回话说，国王已起床了，但谁也不敢走进他的卧室。又过了一小时，彼得被告知，国王还没穿好衣服，最后，坐卧不安的俄国沙皇眼看就要发脾气了，这时窘态毕露的弗里德里希四世自己才赶了来。彼得对丹麦王教训开了：“我的兄弟，办事这样拖泥带水可不行；每天我们都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应该互通情报，但要见到阁下，并非易事。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办。我们应该约好一个能会面的固定时间，以便互通情报。”国王同意沙皇的意见，但反对早晨会见。　　登陆的时间错过了。彼得下令加强帆桨大船的舰队，以便在没有丹麦人参加的情况下能使部队登上瑞典海岸。之后，彼得出发去荷兰寻求结束战争的外交途径。在阿姆斯特丹他面见了著名外交助手托尔斯泰、沙菲罗夫、奥斯特曼以及其他人。　　象第一次来荷兰时一样，彼得这次也决定使用化名。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驻阿姆斯特丹的俄国大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库拉金时，沙皇预先提醒他说，即使他的行止被荷方知悉，也请他们不要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但有一天沙皇因为微服私行被别人敲了竹杠。　　那次，他和几个侍从投宿在一家破旧偏僻的旅馆里。晚饭上了十个鸡蛋、奶酪、黄油和两瓶葡萄酒。他们问店主人要多少膳宿费时，店主人口答说：一百枚金币！宫廷大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沙皇。彼得去找店主，用荷兰话问道：　　“你怎么要这么多的钱啊？”　　“一百枚金币算啥！我要是俄国皇帝的话，我就付给一千枚金币”　　沙皇只好乖乖地把个人的钱交给这个贪财鬼。　　在荷兰，彼得被领去参观二十多年前去过的地方。象他第一次来时一样，他感兴趣的是造船厂、军舰、手工业作坊。他兴致勃勃地访问了不少画家，还为皇后买了一些画，准备用来装点寝宫。　　他参观了从前他在船厂工作期间住过的那间窄小的卧室。　　“欢迎你，彼得师傅！”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工匠保罗的妻子，你过去经常来我家吃饭。”　　彼得拥抱了保罗的遗孀；1697年，他曾在这儿学习造船，同时得到了毕业文凭。　　沙皇的举止作风还和他初次来荷兰时一模一样。彼得喜欢到海边散步，神采奕奕，遇事还爱问个究竟。他跳过栅栏墙去看粉厂，尝了尝泡小麦的酸水。他还尝了一块做好的面食。他保留着与普通工人、工匠座谈的习惯。　　“我们还是象工匠那样随便唠唠吧。”他发现那些人正搜索枯肠寻章摘句，于是他这么说了一句。　　在场的人发现彼得的言谈举止与从前不同之处在于，他比头次来时大方多了，不象当时面对人群时总是用手挡着脸。现在是怎么看都行。不同于1697年的是，这时的彼得已经成了海军中将和著名的海军统帅；原来造船业方面的无名之辈，现在已经成了受人赞扬的设计专家和船舶专家。俄国已经有了自己的船舶制造业，培养出了自已的海军将领和强大的海军舰队、手工业作坊和学校。　　在阿姆斯特丹，彼得接见了来自凡尔赛宫的代表。原来，法国想挽救自己的盟友瑞典，免其遭到可悲的下场，故决定充担瑞俄谈判的调停人。这样一来，彼得决定去一趟巴黎。　　巴黎人精心准备彼得及其随行官员的莅临。法国当局最关心的是，为俄国御驾一行提供轻便马车和美味佳肴，这样作是为了讨好沙皇，使莫斯科沙皇感受到法兰西对他们的友情。陪同的官员按上头指示还要收集有关沙皇生活习惯和癖好的资料，并尽快地满足这些要求。根据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沙皇看上去有四十五岁，体格魁梧，有些弓背，头部稍向下低。他肤色黝黑，面部表情极其严肃。他起床很早，十点左右进午餐，午后七时左右进晚餐，九点钟以前口到自己的寝室。上午喝伏特加酒，下午喝啤酒和葡萄酒，晚餐仅进少量，有时甚至不吃。他喜欢带辛香味的调料和黑麦精粉烤的又干又硬的面包。极爱吃青豌豆、桔子、梨和苹果。为了尽力满足沙皇的口味，给他专门做了最爱吃的黑面包。在巴黎，他穿的是普通的呢料大衣，腰间系着宽皮带，上面挂着军刀，头上的假发没有扑粉，穿着袖口不带装饰的衬衫。　　敦克尔克是彼得1717年 4月27日到达的法国第一座城市。在那儿，他参观了旧海港、炮台、商店和水闸。在去加来的路上，沙皇看见许多风车，他对和他并排坐在轿式马车里的亚古任斯基说：“这很象是给堂吉诃德准备好的地方！”　　彼得在法国旅行的时候，深感法国宫廷对他的口味和习惯摸得并不准，考虑也欠周；彼得一再把关照他饮食起居的法国官员弄得下不来台。在加来他拒绝乘坐四轮马车，要求和别人一样改乘两轮马车。费了好大劲给他弄来一辆两轮马车，他还不喜欢。他从布伦出发用的是自己设计的交通工具：他命令把他的两轮车的车身摆在大板车上。人们对他解释说，这有翻车的危险，因为农民的马不习惯拉这种车。沙皇根本听不进去，他只要求人家照说的做。　　在亚眠，主教为了在自己家里接待沙皇，一连张罗了三天。但主教努力筹办丰盛的筵宴、焰火、彩灯、音乐会的心血是白费了。彼得只匆匆而过，理由是他听说亚眠当地居民好奇心特大，所以他不愿意在人群中抛头露面。　　在博韦城，为了准备大张旗鼓地迎接彼得，花费了不少精力。“我是一个军人，只要有面包和水，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沙皇对人们邀请他参加盛筵时的回答。　　进入巴黎城时，彼得终于坐上国王的轿式马车，而断然拒绝在豪华的卢浮宫下榻。他来到为他准备好的住所，匆匆看了看里面的摆设，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餐具，有大大小小八百个盘碟，掰下一小块面包，尝了一点儿葡萄酒；然后提出要住更朴素的旅馆。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但列迪几埃大旅馆，按沙皇的意见，还是显得太豪华了。彼得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下榻的处所：从大篷车里把自己的行军被抽出来，不住客房，而是到更衣室里去过夜。　　到达巴黎后的第三天，他给叶卡捷琳娜写信说：“两三天来被迫端坐室内等候觐见或酬酢，尚无暇外出观光，明日或后日定当往游览”。　　彼得在法国首都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关于彼得巴黎之行的正目的，长时期以来，谁也不知道，从陪同彼得旅行的法国宫廷全权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除了单纯的好奇心和天生的求知欲外，“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沙皇此番旅行的真正动机”。一直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彼得法国之行的西班牙驻巴黎公使也认为彼得游历法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　　巴黎及其近郊有名胜古迹多处，这引起了沙皇的极大兴趣。但这并非他携外交使节前来法国首都的唯一目的。这段时间，当库拉金和沙菲罗夫和法国外交官在桌旁秘密会见时，沙皇和法国国王的摄政奥尔良公爵也有过几次秘密接触。他进行正式拜会，举行招待会，但他的行止使宫廷官员深感为难。为会见七岁的国王路易十五，法国曾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彼得并未按照常规去做。他在迎接由近卫军陪同的路易十五时，不是互相施礼致意，而是上前抓住了法国国王的手，吻了他一下，并且说：“这不是犹大的亲吻。”沙皇给叶卡捷琳娜写信提到这件事：“上周一此地一侏儒见访；其身材较吾家卢卡仅高二指，容貌俊美，体态轻盈，以七龄之童而具有此等智慧，亦可谓难得矣！”卢卡是沙皇心爱的侏儒，彼得在国外旅行时随侍在左右。　　在巴黎，彼得在精神上开始有更新的追求。以前在国外旅行时，沙皇忙于观光博物馆和稀奇罕见之物。现在，他的求知欲变得非常广泛，这说明视野在扩大，以及对高度发展的文化的认识和领悟。在巴黎时，他曾多次接见法兰西的知名学者：1717年 6月 4日，他参观了四所国立中学。 6月17日，沙皇第一次会见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德利尔。圣上与这位学者交谈甚久。并把两张地图稿拿给他看。德利尔表现出对亚速海和里海的地图学的极大兴趣。和学者的一席话，对彼得日后决定组织科学家考察队无疑起了相当的影响。　　沙皇亲眼看了为某一六十五岁的眼疾患者作手术的全过程，这位老人患了白内障而受苦多年。术后，病人恢复了视力。　　沙皇与巴黎科学界人士的会见以后，参加了科学院的会议。他看了扬水机的机器模型，并欣赏了反映艺术史的绘画作品。彼得请科学院院士免礼坐下说话。他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解并看指给他的那些东西。在同学者的谈话里，沙皇显出惊人的天赋和渊博的学问。　　后来，一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脱颖而出。　　彼得到处钻，只要那地方有东西可学。他起得早，有时等不到国王的轿式马车来迎他，就坐上在街上碰到的第一辆马车去参观皇宫、药店、军工厂、作坊。他也去参观制镜厂，还去过皇家织花壁毯的作坊，参观残疾人收留所。他参观过造币厂，但使他感到异常高兴的是，为欢迎圣驾光临厂里特制了一枚有彼得胸像的奖章。沙皇对园林建筑特别感兴趣，仔细研究了凡尔赛宫和马尔宫的喷泉和池塘设计与规划。最后，沙皇去圣西尔拜会路易十四的著名宠姬芒泰诺夫人。她在由她创建的贵族少女之家安度晚年。夫人借口身体不适谢绝与沙皇会晤。但彼得这时已到了圣西尔。圣上走进一个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房间，轻轻掀起窗帘，仔细端详当年的绝色佳人，流露出自己的倾慕之情。　　“您生的是什么病？”　　“老年病。”　　“要想延年益寿的话，这种病我们人人都会得的，”彼得说道，并祝愿这位美妇人早日康复。　　主人特为沙皇及其随行人员对皇家近卫军和野战部队进行检阅。法兰西军队并不出色，沙皇评论说，他看到的是一群衣着华丽的木偶，而非战士，他们的枪支象玩具，而走路象跳舞。　　巴黎给沙皇留下了双重印象，法国首都的科学、工业和手工艺的发达兴隆使他叹为观止；而另方面皇宫的穷奢极侈、达官显贵不劳而获的生活，以及不堪入目的肮脏街道使他感到惊讶。他说，巴黎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昌盛之邦使他不忍离去；但这个城池由于奢华浪费和污秽已濒于毁灭。　　彼得离开巴黎前往斯帕进行水疗；而在法国首都开始的谈判在阿姆斯特丹顺利结束。8月 4日在那儿举行了签约仪式：法国充当俄国和瑞典谈判的调停人，负责劝说瑞典王放弃法国给他的津贴，寻找另外的资助途径。此外，法国准备承认俄国在波罗的海所取得的一切权利。至此，沙皇出访的目的已达到：瑞典国王在失去法国的资助之后，不得不派出代表前来和俄国谈判。　　彼得在国外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于1717年10月返回彼得堡。冬季到来之后，他动身去莫斯科，因为他离开那儿已有八年之久。此行的目的是要决定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命运。彼得大帝传略--第十章　父与子第十章　父与子　　彼得同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关系，恐怕是沙皇私人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父子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这期间高潮迭起，发展到最后事态急转直下，以太子之死结束了最后一幕。　　太子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 2月18日。从保存下来数量极少有关太子童年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父王对太子的教育甚少眷注。这固然是由于沙皇多年来南征北战，辗转沙场，但太子为前皇后所出，也是他失欢的原因之一。　　太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有一半时间是同母后一起度过的，因而完全处于这位眼光短浅的女人及其左右——修道士、神甫、男女侏儒和搬弄是非的政客们的影响之下。左右对中伤皇后的流言蜚语听之任之，对彼得也颇有微词，指责他在宫廷内外的举止有悖于传统观念。　　太子六岁时开始识字。他的老师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没有主见、堪称误人子弟的庸材。他既不配为太子尊敬的师表，也未能培养太子好学的习惯。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育方法，太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读日课经开始。在前皇后叶芙多基娅被囚于修道院之后，彼得有意把九周岁的阿列克谢送往德累斯顿继续求学。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之举。不过这个计划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实现。这时，查理十二世在打败丹麦并在纳尔瓦取胜之后，进军波兰，随时都可能占领萨克森的首都。因此太子只好留在俄国，但破例为他指派一位外国人亨里希·居森男爵充当首席导师。他的俄国名字叫基津，来俄国之前曾在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那里供职。这位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受聘者于1702年来到俄国，翌年即被沙皇聘请担任首席导师。然而基津却谢绝了这一荣誉，宁愿在缅希科夫公爵手下做一名导师助理。公爵当时住在刚刚奠基的彼得堡，而太子却住在莫斯科，因此，所谓尽职尽责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由基津起草并经彼得批准的一道训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和教学大纲。但这一个大纲并未付诸实施。从1705年起，基津奉命完成外交任务，长期滞留国外。这些岁月，太子都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皇村中虚度，整日无所事事。　　太子的肚子里墨水不多。他的德语相当流利，粗通法语。至于其它学科的成绩，十八岁时才学会算术四则，十八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军事工程学基础。　　太子在读书方面天分还是够的，他自己就说：“我生来并不笨，只是不肯用功。”他的父王在一封信里也说过：“上帝并未剥夺汝之智慧。”可是他疏懒成性，毫无进取精神。“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同母亲和宫女生活在一起，除了室内游戏，我一无所知。”太子写道，对学习“我极为厌恶，有时学是学了，可那是为了消磨时间，兴致全无。”　　1712年，太子在国外待了大约三年，回国以后，父王问他学的东西忘了没有，随即命令拿图纸来。阿列克谢由于怕父亲要让他当场绘图，决定以最怯懦的方式逃避考试。他向手掌开了一枪，“蓄意使右手受伤”，但他并没有当真要这样做的决心，结果只擦伤了层皮。不过伪装还是使太子幸免一试。　　太子的左右都是与对他进行教育有关的人。太子仿效父王，也把他的一些心腹叫作“帮伙”。　　最受太子信任的是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事实上是这群“死党”的头目。此人贪权好势，善于曲意逢迎。太子曾向他发誓，保证一切“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通信证明，这位神甫在太子心目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 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彼得称自己的侍从官为“老大爷”。基京是为数不多的、和彼得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中的一员，沙皇认为有义务把战场上重要情况亲自通知这些人。　　1714年基京利用职权进行盗窃，因而受审。“结果吓得中了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彼得对待盗窃国家财产者素来是毫不留情的。但由于叶卡捷琳娜从旁说情，基京才免判重罪。皇后请求说，如果基京不能获释，那么，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几乎失语的瘫子，至少该让他安静地死去。“这一请求得到恩准：沙皇给基京留了一条命，但撤消了他的职务，剥夺了颁发给他的奖赏，结果尽管病好了，他依然象被流放者一样，留起了胡须”。翌年，彼得允许基京在彼得堡居住，不过根本谈不到恢复他们之间以往的关系。基京对沙皇怀恨在心，他盘算着要官复原职，当然不可能寄希望于现在，而要有待未来，指望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能登上沙皇宝座。为此，他接近太子，并成为他的朋友。但基京从不炫耀他同太子过从甚密以及太子对他优礼有加这些事，他宁愿韬光隐晦，甚至预防不测，他很少去看望太子，只有在太子最需要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他总是呼之即来。　　1715年秋季的一天——10月27日埋葬了产后死去的阿列克谢的王妃，但太子的安逸生活也因此意外中断了。当天，他收到父王1715年10月11日签署的一封信。　　原来沙皇对王储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前往征讨强敌一事极为不满。沙皇在信中威胁道，如果他再不改弦更张，就要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为社稷与黎民计，吾以一国之尊尚巨不借堂堂五尺之躯，焉能见怜于汝等游手好闲之辈。”　　读完父亲的信，阿列克谢就同基京商量对策。基京建议他借口健康不佳放弃皇位继承权。　　太子按基京的建议作了答复。但他没有详谈，只是说父王的愿望与他本人的考虑不谋而合。他说由他来挑起这付重担是不够格的，也不胜其负担，一则由于记性欠佳，二则以多病之躯无法管理众多百姓。因此，太子声明决定放弃皇位。　　在收到太子复信一个月之后，沙皇病倒了。病情险恶，朝廷元老们日夜守候在沙皇的寝官，认为圣上的大限之期不远了。殊不知沙皇命不该绝，再次康复。他给太子写了封信。　　彼得对阿列克谢知之甚深，他怀疑太子宣誓放弃皇位不是出自真心，故写道“此举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使父王感到不满的是，皇子在复信中只提到了他“多病之躯”，而在父王的头一封信里说的是他“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父王重新向太子提出那些没有得到口答的严肃的问题，要求太子明确答复，大意是，想随心所欲，混下去是不行的，要么洗心革面，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要么去当修士，否则为父王的很难释念。　　在事关他未来命运的两种方案中，太子选择了后者。根据基京出的主意，阿列克谢同意削发为僧，基京曾经说过：“僧帽又不是用钉子钉在脑袋上的。”　　几天之后，彼得在出国前夕，同装病的阿列克谢作了一次详谈。沙皇劝他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把最后的答复在六个月之后寄到哥本哈根。　　儿子表面上的顺从，同意放弃皇位或进修道院等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欺骗。修道院是那些确实已看破红尘有出世想法的才进的。而太子口里虽然说他心甘情愿进修道院，但这都是违心之言。因此，尽管他可以在修道院小修室坐等父亲死亡，但小修室毕竟不是最好的栖身之地；僧帽虽则不是用钉于钉到脑袋上，但是正如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把僧帽换皇冠还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出家以后就要求清心寡欲，连在太子心目中越来越受宠的叶芙罗西尼娅也不能再朝思暮想了。　　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决定逃往国外。基京出发往查理巴德之前答应他：“我一定给你找到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怎样才能脱身呢？　　恰恰是沙皇本人帮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当时正在哥本哈根的彼得，最后一次想使儿子回心转意。他写信劝儿子要么前来哥本哈根，参加反对瑞典人的海战，要么就把削发为僧的时间确定下来，并提出要进哪个修道院。阿列克谢当即表示愿去哥本哈根。　　很快就安排停当。1716年 9月26日，阿列克谢告别了诸元老，在叶芙罗西尼娅、她的弟弟伊凡和三名仆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我要对你讲了，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有一次太子向他的近侍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吐露了真情。伊凡答应保守秘密。　　“我不到父皇那里去；我要去奥地利皇帝那儿，或者到罗马去。不过我只让你和基京知道这件事，基京已去维也纳为我奔走，看我到哪里更合适。遗憾的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也许他正在路上。”　　太子同基京终于见面了。他们在米塔瓦谈了一次话。　　“你为我找到藏身之处了吗？”太子问道。　　“找到了，”基京回答说：“到维也纳奥皇那里去，那里不会有人出卖你。”　　这次会面消除了有关逃向何处，是维也纳还是罗马这个问题的所有疑虑。当然应该去维也纳，因为那里可以指望得到自己连襟的庇护。　　基京给太子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你父王派人在半路上找你，你应在夜里一个人偷偷溜掉，好避开来人。”此外基京还建议太子在前往哥本哈根路上科罗莱维茨时给沙皇发一封信，以便掩饰他真正的去向。最后，基京还嘱咐他，如果他父王派人来找你，绝不可从命。　　逃亡者耍了许多花招。在从米塔瓦出发的邮车中，坐着的不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而是莫斯科的一位叫科汉斯基的中校及其夫人和一位中尉。另外一辆大车里坐的是中校的仆人们。　　途中还换了几次妆。科汉斯基中校在各驿站登记时，化名为波兰勋章获得者克列缅涅茨基，他蓄起小胡子，他的夫人穿上男装，作为少年侍卫伴随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