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栏，题为“出门一首”。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⑧《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⑨《藏晖室札记》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⑩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同注⑩。《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④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①　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③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④　同注①第215页。⑤　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3）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⑧同注①第215～216页。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2）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①　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③　同注②，第130页。④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收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⑤　同注①。⑥　《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⑦　同注①。⑧　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②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大法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薄。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①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②《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④《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⑤同注③。⑥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⑦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⑧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⑨同注⑧。（三版注）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⑧　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⑨　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⑩　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3）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①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其中也曾着重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鼓吹“悲剧观念”，抨击旧文学中那种粉饰现实的说谎文学，特别反对旧戏曲旧小说中的“团圆迷信”。他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说谎的文学”，与鲁迅所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对旧文学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适认为，这种团圆快乐的说谎文学，至多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却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们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剧的作品，像《石头记》那样，真实地写出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悲剧，“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于《红楼梦》“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对于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胡适所提倡的“活的文学”——工具用白话文，“真的文学”——创作方法采用写实主义，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内容上以人道主义为本，这三个口号，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念指导和影响之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①　《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页。②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与假道学，终被统治者迫害入狱而死。在文学方面，倡“童心说”，反对剽窃摹拟，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水浒传》(有人疑为后人伪托)、《西厢记》、《幽闺记》、《浣纱记》等。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后七子的复古摹拟文风，强调抒写“性灵”。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曾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及李贽的《焚书》并列。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把《水浒传》摆在“六经”和正史之上了。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评点批评家。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曾以《离骚》、《南华经》(《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西厢记》为世间六才子书(《辛丑记闻》)，并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了批点和删改。他批改《水浒传》大约成于崇祯末年，正当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大破明王朝官军，明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的历史时刻，金氏却把71回以后全部删去，并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为结束。批语在艺术上颇有卓到见解，但也表现出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3）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页。④同注①，第21页。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三“二三　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939～944页；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胡适文存》卷一，第73～77页。⑥陈独秀所说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是也”(见《文学革命论》)。⑦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⑧《建设的文学革命》，见《胡适文存》卷一，第71～72页。⑨同注⑧，第88～89页。⑩《胡适文存》卷四，第14～15页。《胡适文存》卷一，第207～208页。参看鲁迅的《论睁了眼看》。此文作于1925年7月，原载《语丝》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后收入论文集《坟》。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页。参看《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第231～245页。关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自己晚年说过一些出出进进的话，贬低甚至否定《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见《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载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难免见仁见智，而前些年多数倾向于否定胡适的见解。这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我们留在下一章里再专门讨论。“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学》一文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适前此也宣传过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但“人的文学”口号则是周作人提出的。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1）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①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听了，大不以为然。又有一次，胡适批评任叔永的诗，说他用的“言”字和“载”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气，梅也出来打抱不平，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主张。于是，胡适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做一首白话的游戏诗回答他们。这诗有一千多字，我们且录中间的几句，见识见识：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②这是胡适第一次试验用白话做的韵文，实在不能算作“诗”!故任叔永说他的试验“乃完全失败”；梅光迪则大加讥笑，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两人的批评诚然有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不过是“打油诗”，“游戏”而已。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勇气。他们的嘲笑和反对，又更加促使胡适决心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堡垒。但是，谈何容易!要征服诗的堡垒，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要征服它，谈何容易!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诗还没有写，将来出白话诗集的名字也预先取好了。那天，胡适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读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诗，是咏能仁寺石象的，诗云：江阁欲开千尺象，云龛先定此规模。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③放翁这首诗，大约别有所指。但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说法。他要反陆游诗而用之，认定“自古成功在尝试”。因此，便借放翁这诗的“尝试”两个字，把自己将来的白话诗集预先定名叫“尝试集”；还写了一首诗咏他的“尝试主义”，题目就叫《尝试篇》。诗前有小序，中说：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④《尝试篇》，完全是说理的，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虽属白话，却没有什么诗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愿大家都来尝试”，这种尝试的精神，他的决心和勇气，却是很不错的。尝试白话诗，胡适也尝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单身匹马，没有同志，难免有一种孤单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远处，赫贞江静静流淌；近处是一大片蓁莽丛林，点缀着几簇野花。忽然，他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头翩翩飞来；过了一会，一只蝴蝶飞下去不见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悄悄飞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适不觉神与物游，触动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⑤这便是胡适当年孤单寂寞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初作白话诗时，不仅没有同志，还遭到留美朋友们的反对和嘲笑。经过几番笔战，胡适觉得空道理说服不了别人，于是专心“实地试验”，意欲用作品来证明以白话作诗的主张。他作了《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等几首诗以后，居然也得到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反对派的称许。朱经农不但不再反对白话诗，自己也作起白话诗来了，且欲再挂“白话”招牌。他寄给胡适一首白话诗，其中云：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2）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⑥经农的诗虽然也无什么诗味，中段还有很坏的诗句，但胡适见了却十分高兴，总算减少了反对势力，争得一个同志，故答诗有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然而毕竟同志太少，白话诗作的水准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间，尝试作新诗的人才渐渐多起来。胡适自然很高兴。他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⑦钱玄同也为胡适尚未问世的《尝试集》先作了一篇序。⑧胡适不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白话新诗也越做越有劲，越做越像个样子了。尝试了整整三年，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⑨《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在新诗创造的初期，胡适能够这样“一年放大一年”，坚持做白话新诗，奋斗的精神和意志都是可贵的，并起到了为新诗开路架桥的作用。从《尝试集》的第二编起，便逐步摆脱旧诗词曲的气味和声调，也写出了一些真正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如《老鸦》一首：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无论思想和艺术，这首诗都是够标准的白话新诗了。以后的许多诗，如《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及第三编的《一笑》、《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等篇，便越做越自由，越自然了；内容上也多抒写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呈现出与旧诗截然两途的一派崭新气象。《尝试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当时寂寞的中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仿效“胡适之体”作诗的人很不少。仅过半年，《尝试集》便再版了；两年之中销了一万本，在那时可算是破纪录的了。1922年10月，又出“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基本上成了《尝试集》的定本。众手增删《尝试集》，不失为五四时代诗坛的一段佳话。胡适自记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也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⑩帮助胡适删诗的人，仅这里提到的就有六人。他们朋友师生之间，并非一味庸俗捧场，而是直陈所见，讨论争辩，关系倒是相当诚恳亲密哩。胡适尝试白话诗，原是为着提倡白话诗，作“诗界革命”。因此，尝试了一段，他便总结自己尝试创作的甘苦，写了《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等专文，从理论上探讨白话新诗创造的路子和经验。据朱自清先生说，胡适关于新诗的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做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朱先生的话，也大体上客观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初期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胡适一生写过不少诗。但他的思想性格毕竟偏重于理智，缺乏诗人素质，诗的成就并不高。他的《尝试集》，以“诗体解放”为主要的追求目标，眼光过多地拘囿在文字形式方面，从中虽然可以看到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不少白话诗也写得自由活泼，流利清新，时有韵致；但诗的境界大多不高，格局比较狭小，缺乏真挚热烈的感情，缺少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今天来翻翻《尝试集》，大约多半是为着一点历史的兴趣而已。它作为我国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在新诗发展程途中的历史价值，看来高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这样评价或许比较客观公允罢。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3）①胡适最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是翻译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载第2卷第1号。这篇作品是用白话翻译的，也是《新青年》上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②《答梅觐庄一白话诗》，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四，第965～974页，全诗共五节，一四三句，后来作者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引录了52句，此处所引诗句为该诗第二节前几行。③陆游这首诗，题为“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象时样也”。南宋乾道九年(1173)夏作于嘉州。时陆游正“知嘉州事”(即任嘉州的行政长官)。州辖乐山县境的能仁寺，有丈余的石象，陆游认为是准备作乐山大佛之前作的“样”。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嘉定府：大象阁，在凌云寺，唐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江、沫水、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滨，凿山为弥勒大象，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以覆之。至韦皋时，积十九年而工始备。皋有《大象记》。”陆游同时也作有《谒凌云大象》一诗，见《剑南诗稿》卷四。④《尝试篇》初见于《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二六　尝试歌”(1916年9月3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1019～1020页。后收入《尝试集》初版，序与诗文字有较大改动；1922年10月，出增订4版时，经作者修改，删序，移在卷首作为“代序二”。此处所引乃该序的后半。其中可见胡适一开始就缺乏诗人的素质，他竟把诗的兴寄和想象、夸张等抒写技法，与说大话、空话混为一谈。大约后来也颇悔失言，便将序全删了。⑤此诗写于1916年8月23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第1007页；后改题为《朋友》，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尝试集》，改题《蝴蝶》，是《尝试集》中现存最早的白话诗。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三八　答经农”，第1032～1033页。⑦见《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删。⑧钱玄同《尝试集序》，作于1918年1月10日，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收入两年后才出版的《尝试集》初版，增订4版删。⑨《尝试集四版自序》，载1922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增订4版卷首。⑩同注⑨。朱自清先生自己便是早期的新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他说的这番话，见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首，他所写的《导言》。其中，对胡适评价颇高。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1）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胡适认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后一课》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⑤。胡适提倡短篇小说的热心，促使他做过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专门讲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小说科，开第四次会议。到会的有周作人、胡适两个教员，傅斯年、俞平伯等四个学生。胡适面对这五位师生，大讲短篇小说，从下午四点直讲到五点半；周作人也不时插进来讨论几句。这篇演讲，便是后来改写成的《论短篇小说》。⑥现在看来，胡适讲的道理都很肤浅，并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在那时，中国的文人，连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多数还不甚明白。报纸杂志上，往往把笔记杂纂，篇幅不长的，统统叫做“短篇小说”。在那样的时代，《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却还是胜任的。且看他给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罢：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在阐述这个界说时，胡适又说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是一人生活、一国历史、一个社会变迁的“横截面”。这说法不一定很确切，却庶几近之了。《论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是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从先秦诸子的寓言讲起，直讲到明清的《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除了拉扯一些韵文来牵强凑合的缺点之外，大体上讲得是不错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勾勒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历史轮廓的一次尝试。其中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也间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来阐释定义，印证界说，对于当时新小说的一般创作者和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的。胡适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篇白话小说，叫做《一个问题》。⑦写的是留学回国的哲学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园，碰到分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子平，竟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很有豪气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儿带女，境况十分潦倒。他见了小山，就说要请教“一个问题”，并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汉口的店业“光复掉了”，为了生计，只好外出谋事，到北京陈老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陈先生为他作媒，娶了亲，内人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教书。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乐趣。可是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困难，雇不起奶妈，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后来，子平丢了一处差事，收入减少；内人也失了业，处境更加艰难。子平只好晚上赶做小说，赚几个外快钱。他一天忙到头，就是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饭。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从此天天想这一个问题，向小山请教的也是这一个问题。最后朱子平说：“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这便是小说中主人公朱子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但作品内容比较浅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这一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图解。而且平铺直叙了半生经历，与他自己为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竟是颇相径庭了。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2）胡适自己常慨叹说，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在短篇小说方面尤其是这样。①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集《译者自序》，载该书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出版。②　《论译书寄陈独秀》，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二，第845页。（三版注）③　据《最后一课》的《译者前记》，这一篇译于“民国元年九月”；但《藏晖室札记》卷九“五九　译都德小说”(1915年5月19日)记云：法文豪都德(Daudet)著书甚富，为近代文学巨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说尤动人。余前年译其“LaDerni鑢e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去年8月，……译其“LeS鑙gedeBerlin”(《柏林之围》)，登第4号《甲寅》。据此，《最后一课》应该是译于1913年，时间相差一年，志以存疑。④　《短篇小说》第1集，1919年10月初版，收胡适自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计法国都德2篇，莫泊桑3篇，英国吉百龄，俄国泰来夏甫、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各1篇。卷末附译者所作《论短篇小说》。1920年再版，增入苏联高尔基小说1篇。⑤　关于胡适译作对文学青年的影响，可以举最近作家中杰英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中杰英在《杂感与漫想》一文中，谈到鲁迅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也连带谈到胡适的散文和译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