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作者:桑逢康-4

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该报答的女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焉得无义?郭沫若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脸孔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昨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心意嘛,总要尽到才是——”  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向原配妻子张琼华一躬到底,对她多年来替他侍候父母双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母亲的遗言我是晓得的。多谢!多谢!”  郭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都十分高兴。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报偿。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他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在这一切的上面,他看到了张琼华的那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从而深深感到是自己“误了人”。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对之忠贞不二。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一)万里寻夫(十一)万里寻夫  日本。千叶县。一所曲尺形的平房。院子里的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有凉意的空气中。水池里的金鱼从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安娜很早就起来了。照例对着耶稣的圣像作祷告。每次祷告又总是无一例外地祈祷郭沫若平安无恙。  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键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地衰损。然而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黄,又从金黄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交替,万古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1948年8月25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啊!……”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1947年3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及其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安娜决定带着三子佛孙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接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三子佛孙和女儿淑子一同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作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辱、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在西边,丈夫就在西边。西边意味着重逢,意味着团圆。她十分愉快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如今积忧烟消云散……”  碧海蓝天,海鸥在快乐地、自由自在地飞翔。  轮船破浪前进,朝着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中国驶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风暴。轮船颠簸摇晃,安娜和一对儿女挤在三等舱里,像是闷在锅里被翻炒的鱼。安娜呕吐得厉害,佛孙关心地抚着她,问道:“妈妈,你不要紧么?”  “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孙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佛孙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佛孙、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  安娜抵达台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派人来极力挽留,劝安娜不要到大陆去,并答应给她以优越的条件。安娜拒绝了,因为台湾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带着孩子寻找失去的丈夫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人故意做出一脸苦相说:“郭沫若在中国又有一个家庭了呀!”  安娜心里一怔。继而又想,这也许是为了劝阻她不要去大陆,留在台湾或者返回日本的一个计策,她在日本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流言,但她总是不屑一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总要找到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于是安娜偷偷买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继续万里寻夫。  飞机比轮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与郭沫若见面了,安娜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兴奋、都激动,她坐在机舱里,望着舷窗外面茫茫的云海,一边揣想郭沫若现在身体怎样了?面容改变了多少?……想来想去,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安娜和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见到阔别十多年未见的安娜,已经苍老了许多,不过身子还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想到这十余年来,安娜独自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又因为他吃了许多许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对安娜的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于立群结了婚,至今已生有五个孩子了!  安娜见到郭沫若的最初一刹那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如果倒退十年,她一定会像初恋时一样,即刻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里的。然而,她见到郭沫若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又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儿排着五个小儿女,她犹如大梦初醒。不需要郭沫若向她说明,她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本是不应当发生的,可是终竟发生了。  她所担心、所忧虑的事,当别人说起她却当成流言不屑一顾的事,现在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命运对安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担心。”  安娜十一年前对郭沫若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郭沫若和安娜现在几乎都同时想起了这句话。那果真是圣母玛利亚的预言吗?  重温这句话,郭沫若不能不感到愧疚,安娜则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惆怅。魂萦梦绕,万里寻夫,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安娜不是张琼华,怨愤一时竟填塞了她的心胸。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但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共存的局面。  老朋友们看到这一种尴尬的场面,都出来斡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了一次,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当然不是安娜,但也不是于立群,也不是郭沫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郭沫若是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的,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使得他们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冯乃超恳求安娜道:“安娜夫人,请你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吧!”  安娜这时想起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经爱过另一个女性——安琳。她记得那时她曾对郭沫若说过:“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旧戏重演,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那时安琳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结婚或同居,而现在于立群已经和郭沫若结婚多年了;二则那时她和丈夫有好几个儿女,安琳和郭沫若并没有儿女,现在尽管她有儿有女,但于立群同样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儿女了呀!……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生的儿女如果不能没有父亲,那么于立群生的儿女同样不能没有父亲。  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五个儿女,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而她自己的家庭,由于郭沫若回国,早已在十一年前就支离破碎了……  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思前想后,安娜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她对郭沫若说。在她的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在她的心里,则流着血和泪……  郭沫若心如刀绞。他想要送送安娜,但有一只手把他“拍拖”住了,回头一看,是于立群伸过来的。在她的身后,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站着五个儿女。  啊啊,他们也是插在他心上的剑哪!  郭沫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此时东北已经解放。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安娜到大连定居了,和长子和夫住在一起。和夫相貌酷似父亲,这对安娜是一种安慰。郭沫若那些手稿安娜也全部献给了国家。  上海是安娜在192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最先踏上中国土地的地方。她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她抚养的四子一女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1949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二)永恒之女性(十二)永恒之女性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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