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不同时期）的文明。——译注400平缓的沙滩。从那里，我们驱车到了卡堡(普鲁斯特称之为Bal-bec)，在格兰德大宾馆住了两个晚上。那里有罐笼敞开的电梯、洞穴状的餐厅以及普鲁斯特如此神妙地描述过的海滩。我们肯定，我们在那个几乎空空如也的餐厅里发现了姆?德，维利普利斯。从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贝蒂①和她的朋友们在沿海滨人行道骑自行车。然后，又是半天的车程，到达伊勒(普鲁斯特称之为Com-bray)。在那里我们下塌在车站宾馆，盖着宽大的羽绒被睡觉。普鲁斯特的叔叔的房子和它的大花园都恰恰与我们在阅读《天鹅之路》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德，门格兹公爵夫人让人着魔时所在的那个小教堂也一样。星期日，我们到达夏特市，在那里我们被亚当斯从神学上解释过的门廊所震撼，参加了大弥撒②，看到阳光穿过巨大的哥特式窗户照在牧师们白色和金色的长袍上。最后，我们到了巴黎。在那里，甚至在我们刚接近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蒙马特③高地和高地上的斯卡科教堂，那熟悉的标志欢迎我们回到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城市。在巴黎，我参加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个会议（这是我这次旅行的名正言顺的理由）。当然，我们通过不计其数的书籍和图片已经了解了巴黎，我们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郁特里洛和蒙马特。我们满载奇妙的经验回到家里，完全相①均为普劳斯特著作中的主要人物。——译注②有烧香、奏乐等的是大弥撒（highmass）。小弥撒(lowmass)则无烧香、奏乐。——译注③蒙马特是巴黎北部的小山和一个区，在塞纳河右岸，以其夜生活和与凡高、郁特里洛的画关联而出名。位于蒙马特的斯卡科教堂也常出现在郁特里洛的画中。——译注401信我们没有学到一点东西。我们从塞尚、普鲁斯特、亚当斯和郁特里洛以及其他地方接受的事先教育已经非常彻底了。漫游我不会用介绍我们从那次重大的欧洲之行到现在的每次国外漫游来取悦（或打扰）你。我和多萝西娅养成了每年出国旅行一次（很少超过一次）的习惯，每次三个星期。其中一个星期我可能参加会议或做些其他可能有用的事，以支付旅费。其余时间我们通常开车出去。我也独自做些比较短的旅行，大多是排满专业活动的旅行。经过25年这样的生活，在晚宴或鸡尾酒会上，当谈话主题转为旅行时，我们就成了胜人一筹的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了。对我来说，追忆所有这些真实的、奇妙的经历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下面将我严格自律，只讲讲我们在瑞典和日本的旅行，因为我不是偶尔触接它们的。在第四部中，我会讲述我后来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瑞典1968年我第一次去瑞典接受隆德大学的荣誉学位，那时正值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400年诞辰。那年瑞典的学生也在游行，如同美国和东京一样，且不谈巴黎了。他们诘问隆德学术界队列（美国大使也行进其中），筹划他们自己在那个庆祝周的反研讨会。但他们还是参加了庆祝活动，观看了焰火。隆德大学引起了我将瑞典与美国学生运动进行比较的兴趣。是什么引起全世界的学生同时起来反对他们的长辈？因为我对书面瑞典语相当熟练（事实上我已达到了能用瑞典语书写和在那个大学里发表演讲的程度），于是我开始广泛阅读瑞典新左派的材料。：与我得知1969年我又要去瑞典参加在阿斯潘那402斯举行的一个会议时，我决定在斯德哥尔摩呆一个星期，以便与一些瑞典环境学家交换意见（那时我正担任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顾问小组主席）并会见《新左派》的一些撰稿人。思文—伊凡?森德奎斯特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教过我瑞典文，后来他成为《每日新闻报》的一名金融记者。我谢绝了他让我会见可望成为总理的沃拉夫，帕姆的建议。我认为帕姆的时间应该用于更有意义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满足我那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几年后，我们还是与他共进过晚餐。但那时他太投入他的政治角色，所以他的谈话非常程式化，不可能十分有趣）。除会见环境学家之外，我还会见了新左派撰稿人斯文，费格伯格以及冈娜‘迈德尔和阿尔瓦?迈德尔的毛主义儿子简，迈德尔。为说明我那时的政治心态，我将引用在旅行之前我写给思文—伊凡的一封长信中的一些句子（我也对这封信的保守主义程度感到惊讶，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在与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我正力图激励自己去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要向我自己解释新左派指定的这个（在我看来）荒谬的社会优先权：我只有假定，领导新左派，包括我们美国学生的领导人是由两个不愉快和不合适的人类动机——嫉妒和权力欲所支配的……现在正是我们回到洛克和杰弗逊时代去理解他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全部内容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权力的分配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权力的分配不是赋予国家以管理集体利益事务的一种手段，而是保护个人的私人自主权不受他人和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左派分子所感到的不舒服……是他们有一种独特的药——国家行为，而那已与我们的痛痒无关。403上面的言辞适合于鼓吹自由意志的人，而我肯定不是这种人，但它们能使谈话活跃起来。由于知道人们会问到有关美国少数民族问题，因此我也专心研究了瑞典的少数民族问题（当时主要是拉普人和吉普赛人）。在这整个时期我发现，如果我能从新闻中找到可以与美国的问题相匹比的东道国的例子的话，就能使这种海外政治谈话变得更为协调。通常可以靠这种方式用理智的谈话来代替攻击美国。（讲到这里我必须中断我的瑞典记事来讲述1970年我们访问库斯科（秘鲁）时的一件事。我与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场谈话。这个司机同时也是个教师，但教师的薪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然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询问我有关美国的种族问题，问我们大学里是否有黑人。我告诉他说有一些，但没有多少人合格。因为要给出这样的答复我感到有点窘迫。正在这时我偶尔瞥了他一眼，我看到他那完整的印加人的侧影。于是我说，“假设你有个兄弟，他去利马上大学，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吗？”我看到一缕理解的表情掠过他的脸蛋。此后，我们对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反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费格伯格那里我几乎没有了解到关于新左派的新东西。我已读过他的几本书。但是，与简?迈德尔的会见却是很有意思的。迈德尔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名叫《中国村》，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的生活。书中有着明显的毛主义倾向，但描述得很准确，也就是说，它听起来好像正是为了农民。见面前不久，他去过阿尔巴尼亚。他肯定地告诉我，“有些农民拥有山上贫瘠的土地，另外的农民拥有山谷中好得多的土地。因此他们召开一个大会，大家都同意自愿进行土地交换，这样他们就平等了。”现在，我又要运用旅行定理了。我从未去过阿尔巴尼亚，但404我见过农民，美国和墨西哥的农民，甚至德国和法国的农民。我还读过许多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农民的报道。迈德尔的说法的�公楼里说，LBO的人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耐穿。”你们别看伯姆。比根斯和吉米。戈德史密斯这些人一直说为股东创造价值，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把社会的钱转到股东手中。这样做是否合适姑且不论，它的确没有创造价值；没有像亨利。福特那样发展汽车业，也没有像里克。格拉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包来……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熟悉这种游戏的人换了招牌。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和财产多付一点钱。在大都会公司的ABC，巴菲特试图组织一群不会研究这种“退出战略”的人。ABC曾是个最动荡的电视网，在这次交易后它成了财政稳定、业务过硬的电视网。它白天播放肥皂剧，晚上放新闻，而且都是在黄金时间。与之相比，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则由于管理班子动荡和对主人拉里。茨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不信任而苦苦挣扎。伯克认为巴菲特的投资使他感到放心舒服，要没他“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那么严重的衰退时期，公司可能被削权而不能正常运作。它本来很可能会遭到与《时代》杂志同样的命运。现在默菲和伯克不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巴菲特对它的支持也使大都会公司的股价急剧反弹。15公开与私下当大都会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已有人纷纷效仿巴菲特。在奥马哈就有50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国则有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讲投资时，有200名热心听众被拒之门外，房子装不下了。《福布斯》称他为“神话般的英雄”。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分别有人给爱犬取名为“沃伦”和“巴菲”。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的威廉。奥本德福在见过巴菲特后，辞过了麦金西公司的工作，毅然决定搞投资。钱商克里斯托福。史塔文为儿子洗理取名为亚力山大。沃伦。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史特里久慕巴菲特之名而无缘相见，当他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他拿了份 《财富之王》的复印件给妻子大声念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要以此胎教提高未出世儿女的智商。到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突破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只翻了一倍。整条华尔街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当他告诉范妮梅的主席大卫。麦格斯韦说他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时，麦格斯韦激动得想跑到窗前对外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福布斯问：“他真高兴成这样么？”头条新闻的作者称他为“迈达斯”，（希腊神，据说有点石成金术。）“巫师”，“奥马哈来的智者”和“奥马哈神”。许多不相识的人围着巴菲特要“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书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女人要卖一幢战前盖的大楼，（“你出钱我出点子，我们会成功的。”巴菲特取笑说。）最惊人的是有个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来的人狮子大开口要1亿美元的“贷款”买农场，被巴菲特拒绝后，他竟拎着把手枪来到凯威特广场，结果被巴菲特雇来的FBI成员逮捕了，巴菲特则坐在他的桌旁纹丝不动。尽管巴菲特很受公众注目，他私人生活还是保持很平静很平常，不像现在的总裁们。他不会事先安排时间，宁愿随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比尔。格雷厄姆（凯的儿子）问他什么时候来拜访方便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什么时刻表。”《华盛顿邮报》的经理理查德。西蒙斯对他房间里的简朴宁静大为惊讶，这间翠绿的房子里几乎连一个牛呀熊呀什么的雕像都没有。玻璃圆顶下只有一台老式的爱迪生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一张普利策的奖状，几帧家庭相片 （有一张是本。格雷厄姆的）和一张长椅。上面有一层灰，说明这其实都是摆设。他没有计算机，没有股票终端也没有电子计算器。“我就是计算机。”他这么对采访者说。当他在办公室时，西蒙斯形容说：“看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有时比尔。斯科特（巴菲特的交易人）探头说‘1000万美元，股价125 18 ，行不行？’电话也不常响。与别的总裁比起来，巴菲特的时间太充裕了。“他每天的分分秒秒都很自由，他会坐在马蹄般的红木桌旁看上几小时的书，靠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 （还是自己接的），还有三条私人线路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史密斯。巴内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不管是谁先说的，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的确觉得他有点天真。一个年轻的投资商西什。卡拉曼与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了顿早餐，卡拉曼发现他跟传说中的一样，当他在服务台前等候时，没人会注意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吃的是整条的香肠和几个鸡蛋，是全美最后一个吃香肠的人。“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在奥马哈机场遇到这位富翁时，错把他当成了司机。他微微有点发胖，平平的脸上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稀疏，没怎么梳理，手里拿着车钥匙，只有杂乱的眉毛显示出他独立的个性。作家亚当。史密斯发现“这位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00美元买的。他就像美国神话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公德取胜的见多识广的老狐狸。理想的传统战胜了瞬息万变的肤浅的现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钱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爱荷华州休克斯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和a.k.a.安。兰德斯，他们与巴菲特一见如故，且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提居家过日子的建议。巴菲特则是华尔街的意见专家。到80年代中期，巴菲特追求平凡而被人大吹大捧，真是有趣。赞扬他的文章常以“噢，是沃伦。巴菲特”和“一个吃玉米的资本家”这样的话为标题。里面讲的是他自我批评的明智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报纸上写道：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报道津津乐道。但不久就证明这话错了。有人问维恩。麦肯齐——伯克希尔60年代的财务主管——他的老板有什么变化，他说巴菲特开心多了。“我从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意。”他说。其实他一直喜欢，只是过去别人不曾注意他罢了。他一向健谈，爱娱乐且喜欢让自己载入史册。不过他善于在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漫不经心的寒碜模样。他总是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不管是与朋友同事交谈还是演讲，他都有神话自己的过去的强烈愿望。他总是给自己的过去穿上点糖衣，像要使它更完美一样。巴菲特的高中同学丹利还记得他，丹利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他自己买的。而巴菲特后来说是他们合买的。大学时代的鲍勃。鲁塞尔回忆他们的排名表“男孩排行榜”是用铅笔写的，巴菲特说的则冠冕多了，说它是公开印刷的。巴菲特的自传中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删了不少自己的雄心和打算。比如说，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格雷厄姆太要好了，而不说是哈佛开除后决定去第二好的大学念书。同样地，他说自已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的职位去奥马哈不是“为了当头儿”；他与伙伴之间也只是亲人般的劝告和恳求。这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回来时，他的伙伴们赶紧努力工作了三星期。他还说让他充当汤姆。默菲的“大猩猩”是默菲的点子，而他自己对此的努力也众人皆知。好像他有点想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其实朋友们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十分谨慎、认真，他从不心不在焉。诺曼。利尔说：“他一生都给人快乐，他没有缺点。”这种印象也是巴菲特充沛的、少年般的活力造成的。他不很正式但不“马虎”，坚定而不无动于衷。巴菲特能把一些普通的乐趣变成享受。有一次《纽约杂志》报道说他“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因为他喜欢红色甜食”。巴菲特过去在奥马哈的邻居唐。凯奥——他曾拒绝与青年巴菲特一起投资——凑巧读到了这篇报道，他被激怒了。凯奥现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他给巴菲特写了封信，提出要让他尝尝“神的玉液琼浆”。几个来回后，巴菲特同意试试这种新“红色可口可乐”的样品，然后就是试用。“他对红可口可乐有点上瘾了。”凯奥说。实际上他一天喝5瓶， （不要百事可乐了。）而且常常小孩一般给凯奥写张条子说他有多开心。据一位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土豆片和“几千个”红色可乐的瓶子。当1986年（白宫换届那年），凯奥再次遇到了巴菲特，他认为这位老邻居一点儿也没变：“这家伙还是那样热爱生活。”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会议时，巴菲特的神话传说就会达到顶峰。过去在奥马哈，只有几个股东参加在附属它的国家赔偿金公司的自助餐厅举行的这项会议。当零星有几个外地股东来时，巴菲特把会议的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到1986年，股东们潮水般地涌来了，他租下了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陵墓般巨大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告，像鸟儿一样塞满了奥马哈。其中有巴菲特的崇拜者，钱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银行家，退休了的富豪和向往财富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短袖衬衫；有的从东部来，有的从南部来，也有来自西海岸的。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议几乎连一个股东也吸引不了，因为那是浪费时间，来奥马哈参加会议的共有450人，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就带他们参观B夫人的家具世界，那儿陈列着一些卖价1万美元的东方地毯。会议本身就像是巴特尔斯＆杰姆斯的聚会。桌上放着咖啡壶，桶里装满了罐装可乐——公司的“官方饮料”。与会的95％的股东至少持有股票5年了，这种忠诚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其中多数人把积蓄都转到这种股票上。他们对它如此依恋，简直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仔细注意他的每个手势，每句话，好像可以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一样。他们都美滋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哲学），它的教徒都是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他们当中有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图森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雷克，有在波卡特洛、爱达荷经营一家保险公司的罗纳德。弥尔顿，还有奥斯汀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里恩，他是在写转让证书时认识巴菲特的。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他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杰克逊维尔的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钱商，他对巴菲特如此崇拜，于是他带着妻子来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还有一个忠实者来自密西西比的蒂姆C.梅德利，是个杰克逊的财政计划人。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只为了听人讲话？”梅德利只有一股股票，“也许我是有点疯狂，”他承认说，“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梅德利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短便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都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蓝球教练：一个梅德利深感敬畏的“普通人”。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了下来。台上放着一夸脱的红可乐，像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他说的时候可不许。以后的几小时他们随便，无隐瞒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和业务方面的问题。芒格扮演的是配角，他老是提起“文明”的问题，好像现在世风日下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高谈道：“这个屋里坐的都是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人们最赏心悦目的人物，对他捧场的人廖廖无几。巴菲特抢了所有镜头，他的眉飞色舞的玩笑一个接一个，眉毛好像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还有像贫民道。安格尔这样的人，他现在可有了1500万美元。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画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的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愿卖，并把股东会开成典礼一样的原因吧！他谈到了通货膨胀，B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会公司和本。格雷厄姆的问题。还时不时用个简明的小故事来说明道理，随便得听起来像是夏天下午慵懒地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会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术可推荐的。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他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德国牧羊人般狼狈的”报时员老头。巴菲特接着说：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条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于是陌生人弯腰拍了拍这条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了他的袖子，陌生人一边动手补衣服一边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不是我的狗。”故事对管理人的寓意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巴菲特总是用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哪怕是在私人场合。有一次一个大力吹捧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但自己不愿投保的人——史蒂文。格拉克斯特恩飞到奥马哈问几个问题。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格拉克斯特恩在报纸上读过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着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巴菲特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会见了他，他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他对巴菲特讲起了理论上的风险问题。“嘿，斯特恩，”巴菲特说，“要知道你打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如果你看看四周看不出谁要倒霉了，那就是你自己了。”这就是巴菲特警告他不要承担他不懂的经纪人风险的方式。格拉克斯特恩觉得东道主就像那些年度报告的作者一样——说得很简单，不多，但含义深刻。他接受了巴菲特的劝告。巴菲特的公私界限弄不清了。他的朋友也是他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常来咨询一下，要点建议。斯坦。利普西要巴菲特帮助参谋一下该怎么摆脱女友的纠缠。德克萨斯融资家理查德。雷恩沃特跑过来咨询定期的“不动产票据”问题。1986年，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警告他不要为了几个钱而轻举妄动，不值得。这事雷恩。沃特终身难忘，因为不久华尔街上行情正好的几种股票垮了。杰克。伯恩谈起巴菲特就像谈到国宝一样。“有些认识沃伦的人没得到好处，”伯恩说，“他也该给我点好处。”每逢奇数年份，巴菲特内层——所谓格雷厄姆一伙——都要召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很简朴。他们在佛罗里达棕榈海岸第二次碰头时，有个旅馆服务员对小费看不上眼，把它掷到门上了。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桑迪。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去开会，到机场时原以为是坐头等舱，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秘书搞错了，最后跟着大家坐二等舱。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样了，参加者范围也扩大了。他们现在是坐伊莉莎白去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太阳谷、爱达荷这样的地方度假。巴菲特邀请了一些有钱的朋友和夫妇，如本罗尔。卢米斯和汤姆。默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大老爷凯。格雷厄姆忍不住说道：“我的屁股从来没有这么湿过。”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去度假是极其开心的事。他很喜欢他的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3000美元时再买些。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有这么段对话：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常呆在起居室边上的他的“小窝”里，那儿曾是全家人晒太阳的地方，放着他的书和文件；还有一个大电视。他的伙食也很简单，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是对着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饭也是如此。这种平静的气氛让阿斯其德觉得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稳定了。有一次节日聚会时，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冒冒失失地问她和沃伦到底是怎么过的，阿斯其德脸红了，说沃伦是“一起过日子的最好的男人”。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的第14层能安静点，朴素点，他称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世界中心”。尽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个人：两名秘书，一个出纳，三个会计师，一个贸易商，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保险经理，格拉迪丝。凯丝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板。伯克希尔没有律师，没有战略计划者，没有社会雇员，如门卫、司机，情报员和顾问。它没有连着一堆阴极射线管的分析仪，没有现代企业有的那些玩意儿。这些简朴的作风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机构机动性”。如果他雇了一层的贸易商，他们就会找点可做的生意；如果雇了律师，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一个精练的组织使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业务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协调上。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所见的一切令他终生难忘。他就是来自贝尔斯特恩斯的约翰。奥特，他第一次看到红狮的时候吃了一惊。与他同来的委托人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旅馆门卫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时，门卫呆呆地看着他。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凯威特广场，对这座位于比萨饼对面的小楼大感惊讶。那儿屋里屋外都设有沃伦。巴菲特公司的标志。巴菲特穿着双克马特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奥特的当事人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巴菲特现在的模样就很有特色了。他紧闭双唇，皱起了眉毛，眉头却进入了眼镜框。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天然气业的经济问题很复杂的，它要受法规的制约，同时涉及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奥特事先曾给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了解。当当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时，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经济状况。奥特发现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人跑进跑出为他提供支持数据。他唱的是独角戏。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出了个价。这回又轮到奥特目瞪口呆了，因为一般的总裁不会进行一次会谈就出价的。 （最后生意告吹了。）巴菲特有从杂乱无章的线索中紧紧抓住主题的天赋；他简洁的作风也为这种能耐增色不少。他认为太多的领导人反而会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尽管他们可能好意、热心、聪明。他们做的许多“工作”却是不必要的。 （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用好好干。”）他不喜欢犹豫不决，也不愿拉锯般地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告吹，一旦决定绝不改变。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投资的事，这在其他公司得有几十个贸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3点钟就要下班去练波尔卡舞。所有情况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静静地自己研究，自己做决定（当然也与芒格通通电话讨论一下）。与这么个一个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当规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超过100人。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丝。她把所有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声音单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的弗里蒙特本地人。他身体瘦小，有一双蓝眼睛，对巴菲特忠贞不二。自60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菲特加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也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我错了。”麦肯齐干巴巴地说。（巴菲特在六七十年代给他的薪水极少，但到了1986年，他拿到了19万8千美元）。自70年代早期麦肯齐从新贝德福德回到奥马哈以来，巴菲特从未在他面前大声说过话，也从没表明过自己内心想法。“如果我觉得可能会伤害他，我就不说。”麦肯齐说，“但巴菲特是这么内向，我想与他谈那些也不可能。”这群忠实的同事中没有谁像巴菲特这么聪明。他们也不来打扰他的宁静，巴菲特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但话不多，就像与他的朋友们一样。除非有客人来，他才单独进餐，叫秘书去麦当劳订餐。 （“要一个1/4磅的，带奶酪和法国烤鱼。”）巴菲特曾与几个儿子谈起父子兵的想法，可惜他没有什么配角空位。芒格说幸好伯克希尔的几个部门和喜诗糖业的头儿们，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具体地看，“没有谁”想过要与巴菲特一比高下，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巴菲特曾收3个徒弟，丹尼尔。格罗斯曼，是个生于奥马哈的年轻网球明星，得过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格罗斯曼不愿谈这次经历，但据同事们说，他看起来，不能适应这儿的工作强度。最可能是因为巴菲特是个缄默的导师，没有目的是不说话的。奥马哈的一个律师是这么样评论巴菲特的：“马达总是不停地转，在那儿工作没有解析头脑是不行的。”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希望与格罗斯曼如何合作。彼得说：“这是父亲第一次试着找一个接班人，可惜不如意。他不知该怎么做。”巴菲特从不给职员们布置任务，也不用他们帮忙。“如果丹尼尔是想看看他怎么工作，学习点经验，这在那儿是不可能的。”巴菲特的女儿说：“你什么也看不见，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那儿常常是巴菲特坐着沉思或看看文件、书什么的。格罗斯曼终于放弃了，不过他成了加州一个成功的投资者。1986年，巴菲特破天荒买了架二手福尔肯飞机。与其他公司的飞机比，这架有点寒酸，花了85万美元。但这已是他一直反感的公司的臭架子了。他在年度报告中的某封信中提起了这架飞机，戏谑地报怨它“太贵”，“太奢侈”了。但不管他怎么不喜欢买飞机，对这架飞机还是十分钟爱的。其实这不算改变作风，他只是飞到天上图个更清静而已。他曾对朋友说他现在旅行得更多了，其他顾客也都认识他了。他们常向他打听市场上的事，而这正是他痛恨的事。巴菲特古怪的行径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商，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管理人。他处理抽象的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到了1986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伯克希尔现有保险公司、蓝筹、喜诗糖业 （一家银行）、《布法罗新闻》报、家具世界、世界百科和斯科特＆费兹，一个小钢铁厂和其他资产。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他常说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圈的能力”，但“知道圆周在哪儿很重要”。他对自己的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在管理上，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他对B夫人就没什么“建议”。）有许多经理常会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巴菲特从不要求下属的单位经理们预报赢利情况，（计算机模拟是靠不住的；它常做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业的董事长查克。霍金斯有20年没来奥马哈了。）更不把他的伯克希尔“文化”强加于人。受过哈佛训练的斯科特＆费兹用的是全副武装的现代企业工具，预算，计划等等；B夫人用的则是……另外的办法。但他们对巴菲特都同样感激——他允许他们自主地经营，很少过问。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不管是各宗教派别还是刚刚招兵买马的NBA球队等。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仍让原来的主人经营。从这点看伯克希尔是个很奇怪的集团。它简直不像个现代的机构。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它其实是制造了对专业化的狂热。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篇累牍地写法国波拿巴的鞋子尺码和现在的橄榄球队员比库利奇总统时期多的原因。在各企业，人员逐渐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企业领导们都害怕承担责任，或不敢做大的决策。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有权解雇他们），他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他的第三个不言的工作是激励他们，其中如斯坦。利普西是他的朋友，但有许多不是。拉尔夫。施只是通过工作需要与巴菲特认识的。他每月给他交一份财政报告 （巴菲特要所有的业务细节，其实他自己也记得。）有时施给巴菲特写一份介绍情节，让他觉得他在管理。一个月左右他们再通过电话交谈一次。但施必须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给他打。施有相当广的自主权，这在别的地方是想都不可想的。当施计划重新组织世界百科的销售经理时，虽然巴菲特表示怀疑，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这次变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销售量降了20%，“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施让步说。巴菲特还是没有说他。这次事件中的感召力是不可轻视的。除了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施必须把利润上交到奥马哈外，他觉得业务就是自己的。按传统他可以像自营者一样长期经营他的业务。与所有伯克希尔的经理们一样，他都有可能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工资固定在10万美元）。但施还受到了巴菲特的个人激励。用他的比喻说，就像小孩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坏消息。“他创造的个人责任是独一无二的，”施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理斯科特＆费兹。我们企业办公室有40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规则。我们可不像伯克希尔。“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值得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太孤僻了。他从不说好话，别人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话也总是很难懂。一个经理说他会“丢颗珍珠出来”。这正是巴菲特的资本主义教义，但遮点光，好像他的经理也是他的“教徒”一样。但对有些经理来说珍珠是不够的。当波珊珠宝店的头死后，接替他的是女婿唐纳德。耶鲁，一个新手。他需要有人帮他。他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愿或不能带他熟悉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泛泛而谈或半遮半掩地搪塞过去。耶鲁想巴菲特针对生意上的战略谈谈看法，巴菲特却没正面回答。到现在为止，巴菲特没解雇过任何经理，显得胸襟很宽广。70年代他显然对乔治。亚得顿不满，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长，位于伊利诺斯莫里斯山中，背景是国民银行。（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模糊报告太让人“恼火”、“生气”了。这已是巴菲特的最尖锐的措辞了。）但也没有开除亚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对开除的谨慎当然会对业务有利。尤其与斯泰因布伦纳的动不动就开除的作法相比更显得如此。巴菲特对人十分忠实，他认为对“人”的考虑是影响股票的一个因素。他用胡萝卜刺激人比用大棒内行得多。他不愿与人对立，倒是不折不扣的拍马专家。在一篇机智的赞歌中，他写道：当我叫着经理们的名字时——布朗金，弗里德曼和埃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霍金斯，斯坦。利普西和拉尔夫。施——我觉得热面沸腾，就像比勒。哈金斯在1927年宣布让他的纽约人列队时一样。当他的事业获得额外的收入时，企业的发展却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曾失败过。为此，世界百科迟迟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珊也错过了增加商场，扩大名誉的大好时机。巴菲特不是不愿扩展，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施向他证明经理们挣的钱能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的更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照样按例向奥马哈交红利。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那就让伯克希尔停止发展，他照样给股东们发红利。16崩溃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7年年度报告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它有众多的财产保险公司和意外风险保险公司，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偿金公司在奥马哈。纽约和其他地方都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供他再投资。这些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可“捏在手中的”，它以现金支付而将来不一定会索赔。巴菲特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计算十分熟悉。他绞尽脑汁想出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项目：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核战争。在一次有25人参加的格雷厄姆聚会上，巴菲特与卡罗。卢米斯打赌说其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惊奇地发现他对了。解释很简单，也很令人惊奇，因为从数学计算上看这种概率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一些生活经验而已。他的保险事务主管杰克。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他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骰子，他从剩下的两个里拿一个。他敢肯定，只要掷上20次，他就赢了。“我拿出了夏普计算器，”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拿手的事上丢丑。”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拿了一个骰子，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这次我挑了他那枚骰子，结果他赢了16次。我又拿出夏普来算，巴菲特坐那儿咧着嘴笑，脸上的表情跟吃了屎一般。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克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滚上足够多次，你就输不了。保险业也是如此：只要你算出飓风或三车相撞的可能性再相应地制定价格，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输不了。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比什么都多。他知道保险的发展是计划中想象不到的；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挫折。70年代佛罗里达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大伤元气，它关闭了在德克萨斯、明尼苏达和依阿华州的子保险公司。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增长也使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巴菲特与国家偿金公司的经理们见面只说了一句话，“谈谈坏消息吧。”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损失。1982年巴菲特承认了自己在此业务上的失败，他请36岁的前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已在伯克希尔工作了几年的麦克。戈德博格来管理保险业，戈德博格在巴菲特手下干的时间不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巴菲特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利他的领域里干出点名堂来，那就是戈德伯格。他说巴菲特要的是个“忘我的人”，他正合适。他是个瘦瘦的纽约人，非常热心，常使人联想起伍迪。艾伦。有位同事说如果戈德博格的智商有180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他是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才华一直被别人淹没。巴菲特认为，他的价值在于对风险比他还敏感。戈德博格除工作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车破烂不堪，有次把他的外衣都挂坏了。当时他的薪水是200万美元，他和他的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同住的房子里。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巴菲特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 （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可以随时离开。）戈德博格也偶尔拿着些政策去征求他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不想回答很多问题，他只是指出个方向而已。伯克希尔除了保险外，最喜欢的业务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个大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承担几千个保险不同，再保险是买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分担它们的部分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巴”业务，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索赔。这样再保险公司可以把保险金长期投资于预备金，只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赢利或损失是多少，因此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巧妙地形容道：基本上每天一大早就能接到报告赢利若干的好消息，几乎听不到有损失的情况。它给人的感觉就像天真的人第一次获得信用卡那样快乐。竞争是一直存在的。巴菲特认为，增加保险量与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升高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保险公司加盟。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降价。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够高。但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他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付款时就形象得多。每两年他就要和汤姆。默菲、查理。芒格和别的一些朋友到加州的水晶海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常赌点什么。80年代初有一年GEICO的董事长杰克。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能一杆进洞他愿输1万美元，否则别人给他11美元。人人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算了一下，说与这种可能性比11美元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他们都嘲笑他。巴菲特也笑了，说他算11美元的赌注就像算1100万那么认真。他的钱包总是锁得紧紧的。在保险上他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认识到这其实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博格不愿照做。1980～1984年，他们宁可让收入从1亿8500万美元降到1亿3400万。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就退出这一行。他在1982年写道，总有一天那些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他只要等着就行了。很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这种措施。因为他们的股东和经理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稳定”增长，放弃是与这种精神不符的。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则没有这种压力， （他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经理康斯坦丁。伊渥达农说当他制定政策时，他很清楚地顾及“巴菲特的支票本”，这就避免了去碰运气。到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变了。业界遭受了巨大损失；腰包告罄了，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承保能力，用巴菲特的措辞就是，“一种判断而不是具体的因素。”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判断”和资金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金又扶摇直上了。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他的平衡表也是全国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1985年中期，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以上的保险金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顾客承保任何风险。这有可能会被误解为当事人必须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博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一口拒绝，绝不给第二次机会。这招给伯克希尔赚了1亿多美元。这种强者愈强的情况在再保险中尤其明显。过去的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了生存在苦苦挣扎。再保险公司的损失也不小，很少有哪个公司还能再接保投保，更不用说有谁愿这么做了。它们在低价位时受了损失，现在是不论什么价都不敢弥补了。巴菲特把它们比作马克。吐温笔下的猫：“在热炉子上坐了一下，以后再也不敢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伯克希尔现在能制定一些大的项目计划了，这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和巴菲特的“判断”。只要机会和价格都合适，他不怕冒损失的风险，哪怕是1000万的火险或地震风险。他在1985年的报告中慷慨陈词：“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第二年是10亿。到 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可人们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用这些钱。他“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巴菲特自嘲说。可惜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期。到春天伯克希尔召开年度会议时，道。琼斯指数是让人大开眼界的2258点， （伯克希尔股价3450美元。）巴菲特已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 GEICO和《华盛顿邮报》。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巴菲特不相信预测，他提醒股东，当道。琼斯只有400点时本。格雷厄姆还是不断下跌。但巴菲特的悲观情绪是遮不住的。他有一次回答问题时说，如果市场上的股价（当时不稳定地维持着20倍的利润）下跌50%他都不会吃惊。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赢利公司发行的债券的 12～13%的息票。巴菲特认为股市现在是个危险地带。有个记忆很好的股东问他现在的气氛是不是很像1969年，那时巴菲特伙伴公司刚刚成立。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什么机会，我退出了市场，把钱都还给了合作伙伴。”但他现在不能退出，他的成员——保险公司，B夫人等仍在为他赚钱。他需要一个可投资的地方。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渐趋稳定，道。琼斯指数达到2500，到8月是2700.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失去了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机会。虽然伯克希尔的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4270美元，但这几乎没什么要紧的了。1969年他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上，现在却毫无选择。不久他就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约翰。戈弗洛德的电话。自从10年前帮过GEICO的忙后，戈弗洛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戈弗洛德常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征求意见；巴菲特则敬佩戈弗洛德是个高人一筹的投资银行家。戈氏虽以嘲讽闻名，他处理业务时还是很保守的。他曾拒绝让所罗门购买控股权来赚价差或买大额债券，尽管那样利润十分丰厚。在查理。芒格眼中，戈弗洛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的所有高贵的品质，特别是敢于冒投资风险的精神。他有种新一代经理们少有的崇高气质。在夏天，巴菲特提过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低点的话他将很感兴趣。尽管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3，但还不是巴菲特想要的水平。可惜它的业务正有麻烦。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物和资源公司（又叫米诺可）正在不安分地叫嚷。米诺可受控于南非的哈替。奥本海默公司。它聘了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克斯。鲁哈顿，声明米诺可正急着要卖出。尽管所罗门公司 14%的股票正捏在人家手里，戈弗洛德还是随波逐流地由他去——要命的习惯。到了9月中旬当他得知鲁哈顿已找到买主罗纳德。贝罗曼的拉弗龙时，不由得目瞪口呆。戈弗洛德向他的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接受被接管的命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地步。一年前他在一次圆桌会议上还有说有笑，当时与会的还有布恩。比根斯、兼并律师乔。弗朗、杰克塞的总裁弗雷德。约瑟夫、鲁道夫。吉鲁拉尼、套利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洛尼斯。开顿提起了“哈利”——典型的传统总裁——致力于建立长期价值，但突然受到了套利者的威胁。戈氏：我们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哈利身上了。调解人：（采用哈利的方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公司是从我家后院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戈氏：在那个年代你干得是不错。可是对不起，这是生活，董事会有权开除他。调解人：这公平吗？戈氏：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不能让时光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后自食其力还是被人接管……哈利都已成为过去。现在戈弗洛德照镜子时，“哈利”正看着他呢！戈弗洛德同意会见贝罗曼。后者向他保证他的“动机是友好的”，他希望戈氏能留下来。但它说他希望在董事会有两个席位并暗示要买下25%的股票。戈弗洛德显得很冷静。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通知他贝罗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莎太，并担心如果贝罗曼获得控股权后“布鲁斯”很快就会掌权。贝罗曼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不会掏自己的腰包为沃莎太找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再次声明，人们误解他的动机了。但他自己却模糊其辞，只说所罗门的业务使他感兴趣。但不论如何，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信不过他。“他们认为他就像阿蒂拉公司的野蛮人。”鲁哈顿说。贝罗曼当时正对吉列发起二次进攻，并从中大捞其钱。所罗门的精算师马丁。莱博威兹说：“人们不可能为贝罗曼工作，我们决不会。”可惜啊！这种高度团结显得太晚了。米诺可现在只要有人买就愿卖出了。所罗门自己买不起，贝罗曼准备以每股38美元买进（市场价为30美元多一点），共7亿元左右。当时正是9月21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鲁哈顿认为所罗门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戈弗洛德给奥马哈打了个电话。一两天后巴菲特在纽约安排了与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财务主管吉拉德。罗森菲尔德的会面，地点是在戈弗洛德的顾问，律师马蒂。利普顿的办公室。巴菲特穿着随便，胳膊下夹着张报纸就来了。他的蓝白相间的泡泡沙衣服边上都开了线了。看到这副破烂相，罗森菲尔德倒吸了口冷气：这就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吗？巴菲特和戈弗洛德都亲自试探对方的意图，一个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也加了进来。巴菲特开始问他所罗门的前景，包括5年内股票能升到什么水平。他们一致认为65这个数字的可能性比较大。巴菲特认为买普通股太冒险了，只要伯克希尔的税后年收入能达到15%的话，他更想投资于一种可优先转换的债券。当会谈继续下去时，他的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了。可转换债券的产生有一半是因为华尔街的缘故。它有债券的属性。固定的息票和债务人的抵押或担保。同时持有人还可将它换成普通股。它被形象地称作带奖券的债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并有机会大杀一笔——尽管利润不如做普通股高。巴菲特坚持要9%的息票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一个给芒格。所罗门的高级经理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原来都把巴菲特想得太好了。“给人的感觉是，价格很低（只有38美元），分红很多。他两样都占了。”所罗门芝加哥办事处的头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每年得到的6300万美元的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是基本免税的。但另一方面，巴菲特的钱能把所罗门从米诺可手中买出来，也避免了来自贝罗曼的威胁。在所罗门的领导人心中，巴菲特和贝罗曼之间根本无须选择。星期六晚上戈弗洛德与贝罗曼再次会面。他们在纽约东上角优雅的阿特尼广场酒店喝了一杯。这次戈弗洛德礼貌而直率地告诉对方，他作投资者是不受欢迎的。两天后，受挫的贝罗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但少拿利润，他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下所罗门的控股权。戈弗洛德再次拒绝了。接着戈氏告诉他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换一个总裁。他争辩说，巴菲特肯定能帮他经营好公司的。有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伯格坚决反对，但董事会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这次昂贵交易的唯一理由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前提——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贝罗曼手中好。当9月底这个消息公开后，整条华尔街都呆若木鸡。《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种事本来发生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只有一个人除外。巴菲特在一个由交易商组成的公司里投入了7亿美元——他最大的一次赌博。他对戈弗洛德十分尊敬。不久他说道：“我和查理都喜欢约翰，敬佩他，信任他。”而且这种担保看起来很安全。贝尔斯特恩斯的总裁，自作聪明的阿克。格林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做了笔大买卖”。如果戈弗洛德把市场拱手送人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巴菲特还是有点冲动。《福布斯》的阿兰。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所罗门有能力偿付米诺可。崇拜巴菲特的人有些失望，因为他现在与华尔街是一伙的了。一年前他还轻蔑地写道，如果有商学院毕业生问他该如何快速致富时，他就会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华尔街。现在就连最忠实的卡罗。卢米斯都在《幸福》杂志上感慨道：巴菲特投资于所罗门的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与华尔街同床共眠了，他过去是一直嘲讽它贪婪的。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大错特错了。两周后所罗门透露消息要解雇80O名职员和关闭两个部门，这些举措须花费6700多万美元。戈弗洛德好像失控了。这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普遍焦虑。牛市已经持续5年了。尽管1987年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影响业务的内在价值的。）股市仍无动于衷。到8月份，股价达到了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水平——利润的22倍。就像疯子都有观点一样，牛市也有自己的理论来解释。1987年只有额外“流动资产”才能把价格控制住。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人的现金（流动资产）才能挽救当时的情景。日本的股票当时是利润的60倍，据说已经到顶了。不论国内的股市有多荒唐，由于日本更荒唐，美国的持股人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不能避免价格回稳会突然停止。牛市就像恋爱，它只有一次，你的这一次不可能有先例。惠灵顿管理部门的高级副经理宾克利。肖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们。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有三个孩子。现在他把手指搭在了华尔街的脉搏上。他承认股市现在很富，而且心脏跳动还很有力：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外资，因为它没有他们的国内市场费。也许它会持续上升，尽管它不合规律。没有人不说价格很高，但牛市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商业周刊》说，“昨日的尺码”不灵了。巴菲特认为钱商们完全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什么标准也没了。他说：“对他们来说，股票只是游戏玩具，就像专利的顶针和熨斗一样。”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基金会经理们在市场这个“篮子”里整桶买股票——请来几百万通用，几百万美国电话电报，给一部分西屋。同时在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地还出现了股票指数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但这种新投资人是买整个市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股票，更谈不上风险分析了。在华尔街 （如果不是奥马哈的话），“资产再分配”风起云涌。证券经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投资多少，而不是“某种股票”。投资的总额一直摇摆不定，常常造成全部转手的情况。结果许多经理只好依赖计算机模型或完全让计算机来操纵买卖。1987年9月，“情势忠告者”公司警告说，过分依赖技术专家会导致“自以为很完全的错误观念”。可惜注意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基金管理者们的“证券保险”策略据说是很保险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规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票期货，跌幅越大卖出越多。理论是：售出期货比卖股票容易得多。证券交易商可以用迅速卖出的方式抢在猛跌之前减少损失。明尼波利斯第一银行交流的投资顾问V.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出手时会发现“你的有些股票所处地位具有很差的流动性”——就是说没人想买它。但格林还是睡得很香，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的捷径。“期货的流动性，”他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格林并不关心的原因是现在他无须卖出期货；只有当市价下跌时他才和别人一起卖出。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组调查表明，当这一刻到来时，会有600亿到900亿美元的期货像格林一样运作。回想起来，人们记得10月份并不是因为那时发生的突然变化，而是人们对它的强烈预言。当时到处都是悲观的看法。新闻发稿人查尔斯。阿尔门说那是一次“1929年般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是这么想的，可他们都想最后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722.4点时，道。琼斯已惊人地增长了44%.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摩根。斯坦利的投资战略家——也是华尔街最引人注目的灯塔之一——拜伦。威恩都准备放弃规则办事了。他在8月说，即使坏消息也不能阻止股价上升。……一此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市场不断发展……也许现实与股价之间的联系不像我们在商学院学的那样紧密。老天！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汇率急剧下降。为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和保证美元坚挺，美联储在劳动节那天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提供贷款时人们最关心的利率。受它的影响，债券市场猛跌，股市一天之内也跌了38点。到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从3月份的7.4%升到近10%.在10月6日，道。琼斯跌了91.55点，是跌幅最大的一天。市场变得模糊不清，情况的发展不以人为控制，历史性的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从短期看，情况十分严重。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可以分红的股票。除了他的三种永久股票外，他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助手说，“命令很明确：把一切都卖掉。”巴菲特不是在预测。他只遵守了两条宝贵的规则：一、永远不要损失；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芒格说，“沃伦决不会要求卖出的。”但也许巴菲特现在更注目他墙上的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个星期内利率升到了10%.日本的股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有谁关心日本了。在黑色星期五，10月16日，道。琼斯跌了108点。华盛顿焦急不安。每当市场下跌时，官僚们总指望胡乱找一个罪魁祸首——投机商，像瑞士大银行家那样给外国政府贷款的人等等，谁都行。有人把市场下跌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头上。财政部长很注意风度地在周末电视上说，他认为联储政策不可能再紧缩了，可惜太迟了。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中午时分，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了。期货市场做的是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也引发了股票的下跌。到收盘时，哪儿出现售收显得十分重要。门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挤进去。高耸入云的股票重重地跌了下来。到黄昏时分，恐慌终于发展成了大崩溃。在波士顿的“忠实投资公司”外面，等待变卖股票的人排成了长龙。报上登出了“歇斯底里”的消息。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常安静了许多。人们都呆在办公室里紧盯着计算机显示屏，黑色星期一成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历史事件，它无所不在，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发中心。道。琼斯跌了508点，或者说22.6％。巴菲特所有的损失达到了3亿4200万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之一。只有一次，他走进麦克。戈德博格的办公室，平静地告诉他伯克希尔该干什么，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桌子旁。的成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成就，是毛的版本）会摧毁那些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人的价值；我真诚地担忧着这样的前景，亦即担忧在试图实现这些目标时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又不能不看到，如果让中国改变这些，可能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摧毁；我不想反对革命，尽管又为①指只研究了10天就自称是专家的人。加尔布雷恩正是在中国访问了10天后写那篇文章的。——译注那些被极左的毛主义者打成反革命的中左的异端分子而欣慰。我带着微小的、或许不那么太微小的希望回到美国。希望从长时间来讲，中国人将来能发现美国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亦即希望我们能够避开两种救世主形象之间的对抗（因为我们的也是一种救世主形象），直到它们被第三种，即容忍人类的多样性的形象所调和。在结束1972年我们的中国之行这个话题之前，我得重述一件旅行轶事。从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刻开始，中国人就对我们的年龄非常在意。无论我们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他们还会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美国人排列名字会有别的方法？）的同时，我们的年龄也被严格地按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我本人）顺序排列。而且我们在宴会上的座次，从最高到最低，正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我们汽车队的行驶也正是按照这个顺序安排的（那时很少有外国参观者，因此我们每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译员）。中国人很奇怪，一个团体怎么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当头，最年长的一位当尾呢？当我从宴会上的第六桌挪到第一桌，去向郭沫若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进一步密切两国科学院之间关系的祝酒辞时，在场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我的那位译员吓得脸发白，拒绝陪同我去。我不得不请第一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为我翻译。宴会后，那些中国人肯定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弄清为什么这个代表团让排次最后的（但是年龄最大的）成员致祝酒辞。在下一次宴会，即在广州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们仍然按原来的座次就坐。但在第一桌作陪的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科学家，而在我那一桌，即第六桌，陪同的则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行政官员。他们终于弄明白了我是这个代表团的政委！44180年代的中国1980年，我随美国心理学学会代表团第二次到中国。这一次，年龄是按正确的顺序排列的：最年长的尼尔?米勒是代表团团长，我岁数第二大，地位也因我的诺贝尔奖而有所虚张。打倒“四人帮”的革命已过去4个年头了，人人都满怀希望却又紧张不安。人们的服饰依旧是蓝色的。1980年的中国是一块尝试希望而又惴惴不安的土地，人们仍然抱着良好的希望，正在经历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轻轻的振动。在天津大学与过去的红卫兵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感到自己如同那些“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一样，彻底地被那场文化革命给玩弄了。刚刚平反的知识分子仍然很害怕会回到不久的过去，但同时又渴望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去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回忆那年访问的情景，我就想起在南京师范大学那个阴冷的大厅里，那些依旧身着蓝色服装的教师们努力学习领会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新概念——一种取代马克思主义和针刺疗法的新魔术——的情景。我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荆其诚教授交上了朋友。在此行结束以前，我们一致同意我再去他们的研究所做有关认知心理学的讲座和研究。在心理学代表团离开时，我去天津大学以经济学家和组织理论专家的身分做了一个星期的讲座。我还能回想起在11月一个灰色的、阴雨蒙蒙的早晨，我乘火车到达天津，看到散砖烂瓦堆积如山的街道以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残留的废墟时所感到的震撼。我还想得起我与肖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他对我可怕的中文口音的坦率的绝望。当然，意识形态气氛已是相当晴朗，我可以在天津做有关西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讲座，我的那些讲座都可以得到翻译和出442版。这次访问中我做了几天的日记，这是我很少能做的事情。我想引用这些日记来讲讲我在天津的教师招待所遇到的…些事情。1980年11月1日昨天早晨我突然发现暖气热了（曾经有几天冷得不合时令，我没有穿御寒的衣服）。我知道，按政府的规定，政府办公楼只许在l1月15日至3月15日供暖。因此，我有三条假设：(1)宿舍不是政府办公楼……(2)该行政机关决定用它烧热水的煤来供暖气……(3)该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它负不起让尊敬的外国客人感染肺炎的责任。昨晚晚饭时，我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说：（1）从今以后我想用中餐代替假西餐；(2)我需要一把刀削苹果。第一句是通过请教我的桌友（英语教师）造出来的。令人吃惊的是，我的这些桌友的汉语技巧几乎等于零。在我的卧室窗户对面的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人用潦草的英文写着：“人民是最伟大的。向雷锋学习。”（雷锋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为革命献身者。）1980年11月4日早晨6点半，军号声让我们醒来。不过我在军号响之前早就醒了。闪烁的灯光表明热水已经接通了。通常，早晨的热水非常热，而傍晚的则只是温水而已。今天早晨，我注意到浴室和卧室的暖气热着，但是，书房里的暖气关着。他们可能专门为我开暖气吗？军号过后，是强烈的军乐，伴着早操的口令声。我没有参加做早操。我也没有看见我们后面的那个村里有什么人443在锻炼，但也许学生们到前面的校园去了。军乐持续了20分钟。然后公鸡又啼叫起来（它们从5点半开始打鸣）。昨天下午我“溜掉了”。我走出校园，乘8路公共汽车去市中心。路上人们盯着我看或冲我咯咯笑，但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我特别想上厕所。因为我断定百货商场里一定有厕所，所以我就去了商场。在那里，我用我清晰无误的口音打听厕所在哪儿，被问的人茫然地看着我。最后，在绝望中，我拿出了字典让他们看字。两个和善的年轻男子将我领到了厕所。（这个厕所就是一间房，里面有完全公用的大、小便池。所幸的是我不必用大便池，那是很脏很脏的。）我在这家百货商店看了看，买了一些做礼物的小链锁，然后到河附近的终点站乘8路公共汽车（居然有座位！）……在回来的路上，我步行穿过南开大学校园，看到两个校园之间有一个大自由市场。晚上，接待了三拨来访者：(1)一位美国语言教师，他与他的小组有些问题。(2)这里的一位教授，他正在翻译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充满俚语和隐喻！）。(3)两个年轻人，一个似乎懂得不少数学和运筹学，但不懂英语；另一个作为翻译，他问了些关于满意的问题。七点钟，外面的公共广播系统开始播送早间新闻。是吃早饭的时候了，我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是在1983年，前后有3个月。我在北京大学开了认知心理学课（由荆其诚和张厚粲两位教授翻译），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进行短期记忆研究工作。我让我的研究生加里，布雷德肖与我一起去，他帮我在小型计算机上装LISP。多萝西娅则给心理学研究所一些职工教授英语。1983年的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街到处都是出售各种蔬菜水果的自由市场。明显的害怕情绪已经消失，乐观主义的倾向比较强。我的朋友们与我在公开场合谈论经济改革而不用看后面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麦卡锡时代学来的用在测试美国的政治自由的…种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谈论。我们在逗留期间做了几次绝妙的旅行。我们去了承德（曾叫热河）；参观了北京猿人遗址；去西安参观了秦兵马俑；去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出生地；游览了杭州的西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发挥比较严肃的外交作用。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美国学术研究理事会合作，在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的前几年，建立了一个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我于1980年中国之行后即被邀请作为该委员会成员。1983年夏天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任期4年。在中国重新开放初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也认为它很重要。有时，当我们过于强硬地迫使他们同意让美国科学家进人中国实地做研究时，他们会生我们的气，但他们对我们提供双边学术科学代表团互访资金的能力评价很高。有件事可以用来说明他们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看得有多重要。在我1983年访问中国期间，我打算去天津作为期一周的访问，准备像1980年那次一样住在教师招待所。当一位教育部部长助理得知我刚就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时，他安排我（当然没有与我商量）住进位于天津的一个政府贵宾馆，那是西哈努克亲王过去经常下榻的地方。这座宾馆座落在一个美丽的大公园中，占地数百英亩，有许多供客人住宿的小别墅。它离天津大学校园有1英里多路。门口有警卫把守，他们当然不会让任何未经事先许可的中国学生或教师进去。我对此表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我由司机开车445往返校园。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中国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个人事务所。通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的帮助，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实现了这个目标，该事务所设在海淀大学区友谊宾馆里。1985年12月17日，在庆祝这个事务所开业的讨论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了我关于中国对西方开放的意义——它的潜力和问题的看法。我演讲的题目（不是我选的）是“理智的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发明，旨在使所有国家在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有同等权利。当时美国既没有就这个政策，也没有就权利和优惠的范围与中国磋商过。对于我的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门户开放”这个词无疑使他们想到了传统的谚语：“如果你打开门，强盗就会进来”。我对此表示抱歉。我所强调的是，我的话题不是商业而是智力门户开放。我认为对科学家实行双向开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同样有利。我对中国的主权表示尊重，承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对想在中国现场进行研究的西方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开放门户的程度。从1984年到1987年，我每年到中国工作3个星期。在1983年那次旅行前，多萝西娅和我认真地学习了中文，我可以到处走动，没什么困难。我可以独自乘火车旅行。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只身往来于中国和美国，因为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而多萝西娅却几乎没什么可做的。我设法挤时间参观了内蒙古边界大同的佛教石窟；与我的朋友荆其诚一起乘船从重庆到武汉，游览了长江三峡；我还到达了泰山顶，但不是用双脚走上去，而是乘空中缆车上去的。在众神的眼里，这几乎没有积多446少德。1984年中国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但到1985年，经济改革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困难日益明显，出现了第…次通货膨胀。1986年和1987年是停滞时期，出现了方向上的新问题和斗争，同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对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成群的高大灰色公寓楼继续在北京到处建成，但对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却已不在北京了。那时，中国的经济已在经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折磨，关于腐败的议论声在不断高涨。建立无控制的价格（按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力主张）的初步尝试成效甚微，并且成为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政府正在寻找对策。所有我们这些外国专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显然持同样的看法：国营企业的中心问题就在真正加强效率责任制和自主经营责任制。（前）苏联我的政治原则使我决定不去极权主义国家旅行。但是，遵守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我在别处承认的那样）。我和多萝西娅在从法国通过龙塞瓦尔时，飞机骤降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我们在那里过了一下午，但由于我们没有远过派劳拉①，因而这不算什么。1976年，我们又访问了布拉格，但这样做是否违反原则并不清楚，因为捷克人的受孽程度起码与其造孽程度相当．事先我曾与“好”捷克人有过联系，他们正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①龙塞尔瓦（参见第20章）为法国与西班牙间的要隘，其南端是西班牙的派劳拉。——译注447中，受着党的迫害。我希望这次访问给他们的帮助和安慰要比给统治当局的多。在访问南斯拉夫时，我们没感到什么不安，鼓励他们脱离斯大林主义的党的路线看来显然是可取的，1971年我们在那里的访问是极愉快的。东德显然不应当在我的访问范围之内，但不知怎么的，最后我还是同意参加了1985年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这次背离政治的原因不好找。许多年来，我一直拒绝来自（前）苏联的邀请。俄国文学总是使我着迷，尽管我的俄文阅读水平并没达到足以很好地欣赏它的水平。无论如何，我读过绝大多数翻译过来的伟大和比较伟大的俄国小说，读过很多俄国历史，满怀同情地看到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极度痛苦。但是（前）苏联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此外，所有从那里访问归来的人都跟我讲，那里的食物极糟糕，那里对旅游者的监视非常令人难受。因为我是为了快乐而旅行，所以，即使不谈我的政治原则，我也看不到去俄国旅行有什么意义。在（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将萨哈洛夫流放高尔基城的时候，我甚至都不与俄国科学家谈话，而且作为国家科学院理事会成员，我极力主张中断所有与（前）苏联的科学交流（我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某项政策达不成一致意见）。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鲍里斯?洛莫夫邀请我为他正在创办的一个新刊物写稿，我给他写信表示拒绝。实际上，我在信中写道，我愿意在（前）苏联开始以文明方式做事时再开始与俄国科学家合作（我还将这封信发表在1980年3月24日的《高等教育大事记》上）。他很生气，这很好理解。事情就到此为止。同时，我们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员正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做些有益的事。物理学家早就建立448了渠道，定期与俄国物理学家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核裁军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议是有用甚至是重要的，但我们不打算照搬这样的“活动”，而寻求其他可能有益的活动。最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将行为和社会科学用于防止核战争”委员会。这个名称荒谬可笑，不过它表达了我们的意向。我们最初的议程包括准备一套丛书，总结与研究我们委员会的目标有关的社会和行为科学方面的文献。我们的议程还包括举办旨在确定（前）苏联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并试图开始与他们对话的活动，比如，可通过举办有关核冲突和避免核冲突等主题的研讨会。哈佛的比尔?埃斯蒂斯同意出任委员会主席。我同意当我从其他一些活动中腾出时间后，担任联合主席。尽管在那时我通常不愿意与（前）苏联科学家交流，但我还是希望与他们讨论有关核战争问题的。J987年春，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赴莫斯科访问的小型代表团的成员。这次访问为期一周，目的在于确定地位相同的人——即有理由认为是社会科学家的俄国人；以及与俄国科学院就一个有关核冲突问题的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当然，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已经开始，对于俄国人来说，这又是变得文明些的时候。我的确对其食物会是什么样的有些疑虑。后来确实觉得那里的食物可以说很没有特色。我们的访问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参观了俄国科学院的十来个研究所，确定了许多正在做或者正努力争取条件去做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那周访问即将结束之时，我和埃斯蒂斯一起会见了俄国科学院秘书长斯科利亚宾——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幸好他那时即将退休，他谈话的兴趣主要在退休后那些属于他的汽车和夏季别墅上）。根据协定应组织一个合作项目。我们回到宾馆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手写的，因为我们在宾馆里449找不到打字机，当然也没有复印机。第二天上午，我们的俄国同事对文件做了几处修改就接受了它（我们必须得到我们会见所在的那个研究所所长的批准才能做复印件），然后双方签了字，按照所确立的这个框架，从那以后我们与我们的俄国同事开了几次很有成效的专题研讨会：一次是在华盛顿，一次是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还有…次是在加利福尼亚。在莫斯科期间，我们有一点时间观光，包括参观了几座正在修复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我还坚持参观了犹太人的犹太教堂()一天清晨，我在那里看到有十几个老头子在吟诵犹太教经文（我猜想）的一些段落。看到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这种表现是令人感动的；但在用这种陈旧的形式来表征这种精神时，又很难与它打成一片。在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的帮助下，我与亚历山大，莱尔纳领导的“被拒移民者团体”①取得了联系。亚历山大?莱尔纳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晚间集会。我和鲍伯，阿克塞尔罗德在一个地铁站附近见到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被汽车送到莱尔纳的寓所（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前，他已将它买了下来）。这是在一幢维修很差但还舒适的大楼里的公寓房。没有被跟踪的迹象，我们走进大楼，走进公寓时，没有人注意我们。由于会议召集得很匆忙，只有六七个人参加，他们都不顾一切的想告诉我们有关他们正在进行的——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几乎所有到场的“被拒移民者”都为得到出国许可等待了10年了[现在他们大都得①指俄国人，主要是犹太人，想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外国去，但被政府拒绝者。这些人通常会失去工作，甚至坐牢。几年以后，随着俄国政策的改变，他们被允许移居美国，——译注450到了离开（前）苏联的许可]。最弄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如何竭力维持生计的。在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也没受到骚扰。在通过（前）苏联海关时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要将他们交托给我的一本厚厚的说明他们的理论的非法手稿①带回美国。这次旅行还有些副产品。我在莫斯科时没去见洛莫夫，但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见了他，并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他的回答是：“好，可能赫尔伯特②现在会为我写那篇文章了。”现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应当写，但以什么为题呢？多年来，我发现辩证唯物主义未必一定排除神秘主义。在俄国（如同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关于超感知觉的研究是得到军方支持的。如同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版本的格式塔心理学概念和现象学观点被用来反对计算机思维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所有民间信仰都还存在，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包装和重贴标签罢了。例如，蒂乔米洛夫和波曾扬斯卡亚曾“证明”，一位国际象棋专家棋手的眼球动作，只能由他从一瞥中得到棋子位置的“意义”的假设来解释——一种关于过程的整体论的格式塔派的观点。为反驳这种观点。我和巴伦菲尔德一起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以说明只要利用局部信息就能产生这种眼球运动。但是，共产党的哲学家们还是在发表关于人工智能不可能的“证明”，德赖弗斯和西尔勒式的“证明”[德赖弗斯的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年）被译成俄文并在莫斯科出版]。你必须看日界线，才能弄清楚你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还是现象论者①因为被拒移民者的著作当时在俄国不允许发表，所以是非法的。著者将它带到美国去发表，若被海关查出，可能会坐几天牢。——译注②赫尔伯特，西蒙的爱称。——译注451的攻击。我想，在（前）苏联发表的最好的东西应当是一篇说明信息处理心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性的论文。在写这篇论文时我得到了荆其诚的合作，他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述。这篇论文由我和荆合撰，发表在洛莫夫的刊物上(SimonandJing1989)。看来将信息处理概念翻译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并不困难。现在，这篇论文已有俄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认知科学的态度是否会产生什么作用还有待时日。是否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继续研究这个奇异的问题也还存疑。最后一个问题是：根据我讲的所有关于政治原则的话，我如何解释自己访问中国的愿望？因为在我心中，中国完全与（前）苏联一样极权，而且访问的愿望早在1972年就已产生。一个敷衍了事的回答是：“吃的东西据说是（而且确实是）好得多。”我不清楚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一种足以战胜原则的探险精神？（前）苏联的本质是众所周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似乎是一个大谜团。或者是，与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带有浪漫色彩？当然，到1980年时，中国与（前）苏联已大不相同。大多数题材方面的言论都相当自由，大多数外国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严密的监视。我们还要等着看，不久的将来在中国旅行会有多么舒适，是不是还有一个业余外交家起作用的地方。①①1990年8月我又在中国待了3个星期，发现这个国家很平静，言论令人惊奇地开放和自由。45223.选择的指南人们最爱向所崇敬的人物提的一个问题是：“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偶尔，我也不在意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生的哲学肯定涉及一整套原则。但是原则出于什么目的呢？原则可以提供一本启发式的书指导人们在生活的分叉点做出选择，提供一条主线使人在迷宫里保持正确的路径；原则还可以为一个人已经做出的选择提供合适的理由，做出解释，找出借口。要分清原则的这两个用途是不容易的，也许这根本就不必要。人生哲学可以包括这两个方面。无论在哪种情形下，看来在68时具备一种人生哲学总比在18岁时要容易得多。是容易一些吗？也许在生活的过程中，人糊涂的时候与他清醒的时候一样多。也许人应当在18岁时，在复杂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写下一份人生哲学，这样，在68岁时，如果有人要，就可以拿出来。但这也是危险的。这个人的读者会试图去用这种哲学与生活做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还是在鹤岁或甚至更晚一些再写人生哲学。“人生哲学”这个词听起来很庄严。我们必须弄清它的两个453含义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上，人生哲学是你在你的宇宙的和人类的环境之中存在的理由的陈述。在第二种意义上，你的人生哲学是你对这个宇宙的写照，包括你对作为其核心的人类状况的写照。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能忽视这个世界，我必须尽我所能，通过我的科学和哲学伙伴的帮助去理解它，然后使个人的立场与这个世界所呈现的种种条件和约束不过分地不协调。我必须避免那种需要重力屏蔽或要求人类尽善尽美才能成功的个人目标。①我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无论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生存和成功都取决于对我周围的人和事的环境合理地保持真实的图像。由于我的世界图像只是大致接近于真实，因此对任何事我都不追求尽善尽美，至多追求做得满意。追求最好只能浪费可贵的认知资源；“最好”是“好”的敌人。你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人生哲学，包括宇宙学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现在，让我比较系统地谈谈前者。我是一个20世纪的生物②，我完全沉浸在它的科学和它的经验主义之中。我的宇宙（很可能）开始于大爆炸，然后便不停地演化，经过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年代，这条时间线接近当前而逐步地、或许按指数律地扩大；随我们凝视未来而又或许按指数律地①著者说明屏蔽重力的机器如同永动机一样是不可能的。同样尽善尽美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追求不可能的东西。简而言之：满意就行了。——译注②acreatureofthetwentiethcentuty，20世纪的产物，带有这个世纪的主要的价值和观点。——译注454缩小①。有时，有些部分会有所改变，尤其是时间相距最远的两端。但这种变化对于个人的人生哲学并不太重要（至少在过去25年中是这样）。这个宇宙机器是有规律的。但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目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仍然是我所在的这个世纪的生物，像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一样，需要设定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外在施主已将这些提供给我。这个世界是广袤、美丽、迷人的，甚至是使人敬畏的，但却是不具人格的。它对我不要求什么，也不让我要求从它那里得到什么。这在观念上有点像如今一些人那种合住房、合用床的“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宇宙对我漠不关心的话，我却不必对这个宇宙漠不关心。我可以寻求与它和平共处。并且我也不需如此消极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宇宙可以是我的一些最深厚的愉快的源泉。无论在户外夜晚，还是在森林，还是通过显微镜，只要凝视它，我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变化、格调和美，那远不是人类艺术家力所能及的。这个宇宙的某些美是隐藏着的，只有通过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这种解码活动才能揭示它们。只要对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新模式看一眼，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就能给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带来最激动的体验。虽然我们一生中只能有少数几次这样的直接经验，但通过学习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同行科学家的著述，我们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地感受到这种经验。①这里是当代宇宙学的一个假说。指的是在时间轴上的坐标点随着离开当前而越来越密。（不论是朝过去还是朝将来）。著者为此给了个例子：沿X轴来度量时间，置当前时间于原点，向左为过去，向右为将来。若当前时间为公元2000年，公元1900年可能表示为原点左边1厘米处，公元1000年在原点左边2厘米处，公元3000年在原点右边2厘米处等。——译注455可能这就是我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原因。但我为什么成为社会科学家呢？我是怎么选择这条道路的呢？要说明为什么（如果我确实知道原因的话），我必须再回到那个宇宙学阶段。这一次是以人类为主体的部分。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羽毛的二足动物”还是“理性动物”都没有把握住人类的本质，虽然如果我们对名词和形容词同样重视的话，后者比较接近一些。我们人类是在物质世界里活动的躯体中的心智（和意识）。我们受物理和生物规律支配，没有人例外。如果我们跌倒，我们的骨头就会断裂；如果我们找不到食物，我们就要挨饿。经过长期进化过程，我们变成了我们这个物种。作为进化的结果，我们至少带着一些生存必需物（包括养育我们的成人）来到这个世界。新生的婴儿就会呼吸、吮吸和排泄，做这些事或想做这些事不需要人生哲学。他也已经能够学习。而且无论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快能对他这个物种中的其他成员表同情：感觉他们的伤痛就像自己的伤痛，以及，后来，感受他们的贫穷就像自己的贫穷。我无需全面列举人类与生俱来的或后天获得的特点。我已经谈了一些比较积极的特点，我可以同样容易地举出另外的特点，诸如人类掠夺自己的同类，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私．自私肯定是我们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人的状态通常被描述为荒诞的①。这个说法肯定是合适的：一个被束缚在有自我意识的心上的身，还是被束缚在这个身上的心？身和心这两部分的愿望和需求各不相同，很荒唐。在心盯着星星时，或更糟，当心裹在自己的思想中时，除荒谬之外，身还能认为心是别的什么？而心还能将性行为或品尝食品看作是别的什么？①著者说明，例如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持这种观点。456当然，只有心，而不是身，可以对是否荒谬做出判断。因此，在给定人的需求和愿望的范围后，心创造出它与身相一致的神话，这样就将荒谬变成了愉快，美丽和温柔。有时，心甚至力图为身的、心自己的以及周围环境的所有要求找到一个公分母，它给这个公分母一个感人的名称，如：根本利益或根本功效①。但是，这个单一的，笼罩一切的目标是个假象，我们，即心和身，有很多需求，很多愿望，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马上进发出来[我建议你回到我的故事《苹果》及其有关需求和愿望共生现象的原始图像（第11章）]。将它们都打上“功效”的戳记是无用的，这里用复数“它们”是对的；没有铁板一块的目标。在这个寄居在身和心里的冲动、愿望和需求的委员会里对生活的目的没有一致的意见。马克，吐温讲过一对有关连体人的故事，这对连体人商定轮流全面负责。故事的结局不好：他们俩都有理由对自己负责时实施的谋杀表示懊悔。这个故事的荒谬正是人类的荒谬。我们有许多自我，这些自我在“共同分享时间”。生命的一些部分用于欣赏音乐，一些部分用于性的享受，一些用于食的享受；还留下许多时间去享受山的景色，享受与朋友的交往；而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还特别地有享受科学的乐趣。当然，这张表是不全的；我只是用它作一个例子。更何况，①著者说明，Good(G大写)指是最基本的，终极的价值(value)、其他价值部是由它来度量的。“ToseektheGood”在西方哲学中指选择最道德，最有价值的行动。Utility（U也应大写，表示最普通，最根本）指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假设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功效函数，它能使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价值。人做选择就是要选使功效函数取极大值的行动。但著者不相信有这种Good或功效函数存在，，．457我除了消费上占用时间之外再没有享受什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中都有太多的工作、义务和责任，还有痛苦和悲伤。我们没有将痛苦和悲伤算做生命中的幸事，但是它们深化着我们其他方面的经历，赋予那些经历以意义，有时甚至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意义。因此——我在描述有许多目标而又无目标的人类生活。人生若不是这样，又有谁会想要它？谁想离开这成百的愿望，离开这使得再长也长不过24小时的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做的愿望？而又有谁能制定出总体规划和综合功效函数，使得对每一个愿望所分配的时间都恰到好处？理性的人在这一章里，我一直在阐述我的生活和我个人的人生哲学，但同时我也在描述每个人的生活。我对这“每个人”的兴趣始于1935年，是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兴趣，尤其是对人们在对付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每日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目标冲突和不可度量性的兴趣。你们已经看到我追随这个兴趣50多年了，这个兴趣从没有离开过我。我已不再像1935年那样对这个答案一无所知了。我和其他一些人在理解冲突和提供解决办法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个人或组织资源的分配——即它们是如何做的以及它们应当如何做——仍然是人的状况的一个中心问题。对这个答案的寻求，引导我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迷宫中进行着漫长而愉快的搜索。为理解预算决策，我不得不研究决策的过程，更一般地说，研究人类思维的过程。要研究思维，我458不得不放弃我原来的学科——政治学和经济学，开始研究半路杀出的心理学，继而又研究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我一直在做这些研究，只偶尔短暂地回去“看看”我原来的学科。至少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也许，这甚至是一个真实的版本。另一个可能的版本是，激情照亮了道路：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博弈论、线性规划、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运筹学研究的激情；然后是对计算机，这个使我们明白思维怎样被装进一个物质的躯体中的机器的激情。人们应当对巧合的事物赋予什么样的重要性？问题的需要和对新工具的激情将我吸引到非常相同的迷宫之路，使我既能将我的科学生命用于追寻一个我认为是理解人的状态的核心问题，又能沉浸在数学和计算机形式体系，对于后者，仅仅是研究本身就带给我无比的快乐。甚至在职业生活中我也不否认友谊的愉快，因为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温暖的合作。产生于这种需求的人类经济和人类思维的图画已经被勾画出来了。放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验论，在观察实际决策和解题时，我看到一个有限理性的生物运用探索法去发现满意的，即“足够好的”，行动过程。在计算机模拟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可以阐明人类在简单和复杂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事实真相。经济学家并没有聚集在有限理性的满意化的旗帜下。这些观点仍然留在经济学家的主流之外，但它们并不是不明确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做选择的真实画面，一幅可以使我们明了当今经济学的一些难题的画面。这些难题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伴随着自然或非自然失业的商业周期，工商企业家在投资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但还有一些极其繁重的经验459性的工作等着我们，因为有限理性理论并不能使所有人的定理都来自于几条先验的真理。要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落实下来，需仔细地，几乎要用显微镜，去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是什么。如果将科学看作是理论之间的竞争的话，它具有一个其他智力竞争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在长期竞争中（不超过数个世纪），胜者的成功不是靠精湛的辩术，不是靠说服或迷惑外行听众的能力，也不是靠政治影响，而是依靠逐步积累的数据和事实的支持。只要事实的真实性不被推翻，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理论的未来安之若素。从整体上讲，有限理性理论的未来是可靠的。社会的人如何在一个功效函数中设置责任？根据满意理论，这是相当容易的：直接将责任放在约束条件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责任视为我们为使社会愿意与我们合作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可能如此，但我倾向于“满意”理论的观点。我会要求些什么责任呢？从这个谱系的弱端开始，有一个一般能接受的责任：不伤害他人的责任。这是“为人准则”的否定版①。一个较高的但不是不合理的标准是，有义务留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比“如果没有我们存在”来得差。由于大多数①GoldenRule，据著者说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这类准则．在西方基督教里，这类准则多是从正面陈述的。例如“你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去对别人做什么，、”(“Dountoothersasvouwouldhaveothersdountoyou.”)，在中国，则是孔夫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它译成英文时，就是上面所引的英文句子，成了正面陈述“做……”，而不是中文所表达的“不做……”。——译注460人，甚至是处在卑微环境中的人，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坚持这个标准可能是合适的。还有一个更重的、往往被忽略的义务是：给后代留下与我们这代从我们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样广泛而有趣的选择范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承担保证可持续的能源、保护环境、稳定人口、用某种方式消除或减少核武器威胁的责任。我们没有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义务（我们也做不到），但我们确实有义务去防止不能逆转的大灾难并且坚决反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每个步骤。当我们履行义务去做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时，道路看来比较陡峭艰险。我同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大萧条时期①的孩童，虽然大萧条可能对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分享了我这一代人的这种价值观和感情。假定人类社会今天在技术上能达到的生产力，我认为，消除贫困（至少是根据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衡量的贫困）是一件大好事，是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大好事。公平分配？这比较难以捉摸。我的宇宙观清楚地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商品的分配很少是基于美德，很多是基于靠掷“宇宙骰子”、像抽彩票一样决定的家庭、基因、出生地、物质资源，以及其他的获得方式。那么，是否需要一个完全平等的准则呢？只有当你相信人民的愿望必定是靠与他人的福利相比较作为指导时，才有这种需要。这种信念看来是很无益的，因为它将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一方得益只是因为另一方受损的“得失所系”的赌①Depression，指1929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著者这代人是这个时期的孩童，目睹了，有时甚至亲身经历了贫困。这些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和价值观。——译注461赛。一定还有更好的赌赛。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研究项目而不考虑其科学的可行性的话，我就会选择：如何制定促使人类去设计和执行大家都能赢的赌赛。显然，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没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一种赌赛，我们也没有，虽然我们也许离得更近一些。科学的人人生哲学除宇宙论的和个人的之外，是否还包括第三个组成部分：科学哲学呢？如果你说是，你就已接触到我大部分的人生哲学，而且能够在本章之后的跋中对此了解更多。如果一个研究课题的质量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观点和技术的可获得性，那么关于心智的研究就是一个极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从远古时代就使人类大伤脑筋的问题，是构成认识论的许多最基本问题的基础，包括讨论已久的心—身问题。而且，理解心智的特性是建立可行的社会制度①和行为的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利用其关于人类理性的先验假说来回避这一问题。但这些假说已不再有效；它们必将被…个更有效的人类心智理论所取代。50年代以来，我们得到了研究心智的工具。现在，我们拥有历经三分之一个世纪累积的证据说明数字计算机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关键工具。将计算机应用于从知科学，既能提供一种语言来陈述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不用将这些理论放在实数的普①Socialinstitutions著者说明，它指家庭宗教制度，经济系统等等——社会的结构。——译注462罗克拉斯提斯床上去①；同时，通过模拟，还能导出这些理论的运作结果！计算机使我们能从符号层次上探测心智。我们还在等待更有力的、能在神经层次上探测心智的生物学工具。我的生活表明，我的宗族忠诚感是不强的。在成为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之前，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我希望，在成为别的什么之前，我是一个人。我相信（我的第三个创世神话②）将我带到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是一个强烈的欲望，要给很多现象提供它们所急需的严密性。对真正的探险而言，物理学已走得太远（我认为）。而社会科学则提供了一片白雪覆盖的处女地，人们可以在上面留下新的印迹。如同国家一样，学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学科划分使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类能够简化自己的目标，使他们的选择余地缩小到一个可计算的范围。但是，到处都有地方主义。因此，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超越国界的和跨学科的旅行者将新知识从一个飞地带到另一个飞地。在这样的旅行中度过了我科学生活的许多时光之后，我可以对那些想尝试巡游生活的人提一点忠告：在心理学家眼里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而在政治学家眼里却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真可悲。一旦登上别国的口岸，你必须开始学习当地文化。这不是要否定你的出身，而是要去赢得当地人的充分尊敬。当你在经济学领域时，你必须讲边际分析和回归的语言，没什么替代①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强盗，常使被劫者卧在铁床上，身高比床长者斩去过长部分，比床短者强行与床拉齐。这里是说，光用数学的方法不能提供适当的语言去建立认知心理学理论。——译注②著者说《圣经》的《旧约》中的《创世纪》记载了不止一个创世故事，这些故事之间也未必…致。因此，他也可以讲几个他的“创世”故事。——译注463物——甚至（或尤其）当你的目标是证实它们的局限性时，你也必须讲那种语言。而在心理学领域时，你必须能理解关于短期记忆、潜伏状态以及扩散激活等参考文献。但是这个任务并不艰巨。毕竟，我们使新来的研究生适应新的文化习俗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而且，这可能使你写出主题引人人胜的论文。如果不是做这样跨学科的研究的话，你决不会遇到这样吸引人的主题。因为这功效函数（或者“目标委员会”）的良好特点之一就是它可以得到全新的维度。要对付新出现的厌烦情绪，每10年左右学一种新语言是一种很好的免疫方式。在描述我的生活时，我已将它放在有很多分枝的曲折的道路上，放在有数不清房间的城堡中。生活是在经过这个花园或城堡的运动中，随着你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着意外和惊奇，想知道（但不是太迫切地）其他的道路会将你带到何处的一种探索，即寻求解答一种无条理的问题的启发式探索。如果有目标的话，那些目标也不会对这种探索有很多的指导，不需要在生活之外去总结它。跋作为问题解决者的科学家本书用许多篇幅来描述我的科学工作及其影响，仅在几处谈到了我搞科学研究的个人风格。在最近的一本书(Langley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