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性的——我指出了经典理论的问题，但只给出了一般性的疗法：“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格言有效。”一直到了5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从经验上证实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勾划的新理论。《管理格言》一文引起了人们相当的注意，但并非全是赞许的。厄威克从未原谅过我对于他的终身事业的攻击，但古利克在后来的年月中却对我相当友好，也许他宽容了一个年轻人的过分自信。过分自信、自大或随便怎么说吧，那篇论文使我在公共行政管理界得到了立即的和永久的知名度，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在第4章里，我谈到了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运动，它的先锋是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梅里亚姆的系。赫尔伯特?斯托林编了一本书，书名叫《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在这本书里，他每人一章地批判了行为主义的带头人物，其中也包括我。要回答这个攻击需要一本同《管理行为》一样厚的书．我压根也没想过写这样一本书。在我看来，《管理行为》一书本身就为自己做了最好的辩护。我的判断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减少这本书的光彩。当然，我现在仍然被指控为“实证主义”，而且好像这是多大一个罪过似的，不是大罪也是小罪。同时，至今仍有相当普遍的人不太理解，如果在前提中不是至少有一个“应当”的话，为什么就不能按逻辑推导出“应当”来。然而，我想这些困难与斯托林344的书没有多大联系。它们起源于现今的总趋势，把实证主义作为贬义词用，对于实证主义者相信的是什么却没有个清楚的概念。．在经济学方面，论战开始得比较缓慢。我最初的攻击是几篇关于税会落在谁的身上①和技术改变的文章，这几篇论文与新古典主义的框架相安无事。然后是几篇文章，建议需要认识到理性的限度以便创造比较真实的企业形象。在这些论文中，我都没有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它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提出强烈的挑战，尽管在《管理行为》以及后来关于企业的论文中已经提供了进行这种挑战的素材。第一场论战的形式是反击有限理性的反对者爱德华，梅森(Mason1952)和弗里兹，马克卢普(Machlup1946)，前者声言我对于企业的理论的修正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后者认为所有的人，不管表面上怎么样，都是在追求最佳结果。但是，论战的挑起者，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不容易指定的。我在卡内基②经济学方面的同事肯定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怀疑态度。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尽管在匹兹堡时和离开匹兹堡以后都与我保持密切的朋友关系，可他从来没有将我误认为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盟军；杰克，马思，在他1961年的理性期望宣言中，清楚地标明了对我的有限合理性学说的回击。午餐时间与同事的辩论以及关于决定经济学教席的人事的争论，无疑导致了我与同行们的冲突。而等到70年代我重新关注经济学时，这场论战就公开爆发了。①著者对此的解释是，例如，房东按法律理应交税，但是他通过提高房租的办法，将税“转嫁”到房客头上。——译注②指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及后来的它与梅隆研究院合并而成立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译注345同样，这里的任务也不只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怀疑，而是要建立经济学的新基础。你不能用无去反对有。《管理行为》是一个开头，接着是50年代初的关于组织的平衡、关于雇佣关系的理论和关于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型三篇文章，每篇都堪称为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是发表在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上的：梅森的反对得到一些同行的附和，他声言我的修正与关于工业和经济的经济学所主要关注的事毫不相干。他的反对导致我加强了我的攻击，以致于我对支持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证据提出了挑战。这种改变可以从7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的经济学论文中看出来。在这里我提出了理性的过程性理论与理性的实体性理论的区分，坚持了经济决策制订需要计算理论，对通常用来支持在真实市场边际供需平衡信念的证据提出了挑战，同时还指出了正是那些与最优化理论的主要假设相对独立的辅助性假设，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这些文章有明显的火药味。随着经济学家们更多地接纳异端邪说（如同他们目前正在做的那样），我对他们的批评可能会减少。我与阿伦，纽厄尔和克利夫，肖一起搞的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开始于1956年的“逻辑理论家”，这方面的工作很明显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方案在方法论（计算机模拟和大声思维口述报告）和主题（由物理符号系统执行的运用启发式探索的解题法）两方面都是具体、明确的。当然，这些方案面对的是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尤其是其强烈的斯金纳形式。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以及支持它的证据，而没有明显地向当时盛行的信仰挑战。事实上，我们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Newell，Shaw，鈕dSimon1958a)中明确地声言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两者的自然的后继，是对这两个对立学派的一种调和。346不一致并不需要直说出来才能让人家感觉到。心理学家们一旦结束了对我们的忽视（这种忽视的时间不长），就认识到我们所说的东西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在心理学领域进行的论战与在公共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论战很不相同，这显然得归因于心理学较强的经验性。虽然，心理学有哲学的宣言和方法论论述的一面，但这一切产生于经验发现成果的逐步积累。然而，积累经验发现成果是个长期的过程，一直到70年代经验证据才表明这场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论是阿伦?纽厄尔还是我，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直接回答来自行为主义者、格式塔主义者以及现象学的非议。我们采取的政策是“用行为而不是语言去宣传”[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索内尔(?))的话①。最好的辩词是建立和检验模型、做实验。让哲学家们去编织语言的网吧，这种网不难撕破。在我已经建成的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学模型中，有许多就是当我思考对信息加工的攻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构想出来的。例如，当乌尔里克?奈瑟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中断言计算机无法对情绪做出反应，也无法满足多个目标。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个挑战，构造了动机与情绪对认知的控制的模型，这个模型刊载在我1967年发表的那篇以此命名的论文中。同样，我和巴伦菲尔德一起搞的关于国际象棋感知的工作成果发表于1969年，其目的就在于反驳蒂乔米洛夫和波曾扬斯卡亚(TichomirovandPoznyanskaya1965)关于计算机扫描国际象棋棋盘不可能像象棋大师那样理解棋子间的格式塔联系的说①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内尔(1847，1922)，法国政治哲学家。原著者指出，这里是套用了一句无政府主义者的名言，“不要去演讲，去扔炸弹吧！”但他记不清是这两位中哪一位讲的了，于是用了问号。——译注347法。我对科学发现的模式的持久兴趣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想表明，与现象学家的断言相反，可以设计程序去发现科学规律、发明新概念像这些建设性的证据远比无论怎样雄辩的辩词更有效地回击非议。讲到计算机模拟和哲学家就碰到了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我们是否该说计算机会思考。认知心理学家，即使是那些赞同用计算机模拟的认知心理学家，通常都回避这个问题，而代之以“计算机比喻”：谁也不能否认计算机有比喻意义上的思维能力。问题在于“计算机是否真的能思考（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思考）”。这个问题引起哲学家有时还引起市井民众的极大热情。有一种无法反驳的论点，据说能一下子将问题全解决。这种议论大体是：计算机是机器，机器不能思考，因而计算机也不能思考。对此种议论的一个未必合适的反驳是：人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机器，如果机器不能思考的话，那么人也不能思考。与形式逻辑不同，在这里，争论的基本前提不总是那么清楚，但却又像是已经存在于读者的记忆中，只需把这些信念拿出来，再做推断就行。上面给出的论点，其结构就是如此。大多数读者已经“知道”机器不能思考，并且计算机是机器。这些前提都不需要证据。事实上，大多数读者会接受这种说法，“计算机不会思考”，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明晰的论证，因为一旦作出了这个结论，它所需要的前提就可以从记忆中出现。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说法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许多读者不相信人是机器，或者，即使相信的话，也要加上很多条件和限制。在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中，已在大多数读者心中建立了牢固的信念的一派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在关于机器思维的争论中，348我们所处的困境与当年达尔文提出人与猿有共同的祖先时所处的困境一样，也与伽利略主张地球绕自身的轴旋转时的情形一样。疲于为我们自己的非直观性前提和结论而争论，阿伦?纽厄尔和我通常用不断增加的程序积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来演示计算机的思维。计算机替自己说话（不论是在比喻意义上还是在实在意义上），总有一天它们将使所有的人，除最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①外，信服它们在思考。为进一步说明这些观点，在此我附上十几年前我写给我女儿芭芭拉的信。1977年5月21日亲爱的芭：你问到韦曾鲍姆和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事。这是个既长又复杂的故事，它至少涉及到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一整套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亦即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及其他行为过程，人工智能已经做到了什么和将会做到什么的问题，至少从原则上讲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是一个应当通过冷静地观察事实来回答的问题。其次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成果——不管是大还是小——对人类社会和民众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但它的答案部分取决于第一组问题的答案。第三是关于人民对智能机器的感觉以及智能机器与人民的关系的问题。这些是情感和价值方面的问题，演示和①fundamentalist。原指坚持按圣经文字来解释一切者。例如，坚信上帝确定用六天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休息。这里指极端保守主义者。——译注349证明在此不易起作用①。观在我们来讨论第一和第二两组问题。它们是关于事实的问题，或多或少可独立于涉及到情绪的第三组问题。从50年代人工智能刚开始的时候起，它就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恐惧、焦虑以至愤怒。从这一点讲，人工智能已经有了与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同样的影响，因为两者都引起了一些人对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意义和价值的忧虑。因此，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个（我记得）名叫莫蒂默，陶布的工程师写信给《科学》杂志，对我和阿伦发表在那上面的“通用问题解决者”的第一篇论文表示愤怒；然后他又写了一本更加愤怒的书。在他以后是理查德，贝尔曼，然后是人文主义哲学家休伯特‘德赖弗斯（贝尔曼的研究助手的兄弟），然后是韦曾鲍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但上述这些人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我没有回答这些攻击。你不能与一个人就他的宗教信仰进行太深远的争论，而这些正是德赖弗斯和韦曾鲍姆们的宗教信仰争论问题。例如，韦曾鲍姆的书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徘徊：(1)人工智能的要求被夸张了；(2)这些要求有即将被实现的危险；(3)人们极力去实现这些要求是不道德的。（有时他用“猥亵的”这个词，并将这样的人与纳粹党人相比。）现在我理解乔(Joe)③之所以生气的一些原因了（他本人就是从纳粹那里逃出来的难民），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将计算机作为他所有焦虑的目标。在任何事上我都看不到与他争论的要点，①严格来讲，感觉的本质也是一种事实，但它的判断涉及到情绪和价值。②韦曾鲍姆是姓，乔是此人的名。350我自己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从长远出发，我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工作将会确定人的思维过程有多少能够被模拟。我相信最终能模拟所有的思维过程，但没有必要急于向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证实这一点。在科学中，只有事实能给我们最后的回答。关于社会后果，我相信每个研究者都有责任对自己正在努力创造的研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评估，并告诉其他人。在我们发表的运筹学论文及其预言中，①我和阿伦极力想履行这个责任（1958年），在我的三个版本的《管理决策新科学》与《人工科学》中，我也履行了这个责任。当然，我不能期望别人总是或经常同意我的预言。但我有时失去自制而激动起来是因为我做这些预言却要受到攻击。但是，在对这些攻击感到遗憾的同时我并没有对它们感到惊讶。在科学争端中很少能保持冷静，而且在如此敏感的神经被触动的情况下我不能指望保持冷静……最后只有两条意见。第一，我不认为，为了发现生命的价值，我们必须维护人的任何独特性或不同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特性。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将人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的观点比将人与自然分离或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更可接受。但其他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认为，那些反对我将人的特点简单化的人多少有点想在他们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深深的神秘，否认他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一体化关系。在我看来，揭示某些行为似乎非常①著者说，这里指的是纽厄尔和西蒙于1958年发表在《美国运筹学协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作了著名的人工智能10年发展预测。——译注351复杂和奇异的事物实际上是由很简单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是一种美，而不是贬低自己的做法。我认为每个科学家都必须这样想，因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在混乱的复杂事物中间发现意味深长的简单性。哲理讲得够多了。我希望这些意见能使你多少了解我对这种批评的反应。爱你的，爸爸我只是不完整地描述了我所参加的科学争论的情景。除了那些属于“革命的”范围的争论以外，还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论。不管在前面几页中我的主张如何，在许多场合下我已回击了那些具体的攻击，也就是说我自己也攻击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不想将这些例子列出个完整的目录，只想谈谈某些突出的事例。1955年我在《生物统计学》上发表了我第一篇有关不对称分布的论文。在写完那篇论文的草稿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钱珀努恩，乌尼?尤尔，本诺伊特?曼德尔布洛特（后来是著名的分形学家）的有关工作上去了，对此，我在已发表的那篇论文中已及时表示过感谢。我还直接与曼德尔布洛特就那篇论文进行过讨论和通信。1960年，我发现曼德尔布洛特在前一年的《信息与控制》上攻击过我的论文，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部都没有通知过我或给我以回复的机会。我写信给曼德尔布洛特，提议我们可以联合写篇文章阐明我们的共同观点和不同观点，但目的不在裁决。他同意了，而且我们也交换了一些草稿。由于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清楚：我们的争论在逐步升级，而不是在调和，因此，我们放弃352了合写文章的打算，我将自己的答复交付出版。然后，针对我的答复曼德尔布洛特另写了一篇答复。针对他的答复我写了一篇答复，对此他又写了一篇答复；对他的这个答复，我写了一篇最后的答复。不堪长期折磨的编辑同意了我提出的能使争论过程很快收敛的办法：每篇答复的长度限定为前一篇答复长度的一个固定的真分数①。尽管回顾这场争论的读者会注意到我的部分总是小于曼德尔布洛特的，但这个办法奏效了。双方都以相当绚丽矫饰的散文来进行交流。如果我曾在这些答复中反复考虑过我言词的生动性的话，我就决不会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为什么用断言而不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呢？因为要充分理解曼德尔布洛特的论点和我的论点，并在这些论点之间进行裁决，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去阅读和思考，可能与我们写这些时所花的时间一样多。很少有读者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在这样一个交战中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就是，让读者相信双方都有些道理，双方得到相同的分数。这是参加辩论的原因还是回避辩论的原因呢？几年后，在英国的《应用统计学》杂志上，我发现另一篇攻击我在《生物统计学》上的那篇论文的文章，这次是个名叫赫登的语言学家的攻击，他声称我所提出的词频分布模型甚至连间接地适应数据都做不到。仔细考查，他的论点基于谬误的统计过程，我给编辑寄去了答复。不幸的是，我同时还寄去了一封信说：合格的评审人不可能推荐赫登的文章。在愤怒的回信中，那位编辑说：赫登的论文是由两位著名的①这个主意不是新的。在E.G.博林担任美国心理学学会评论刊物《当代心理学》的第一编辑时，就采用这个办法来处理意见交换。353统计学家推荐给杂志社的。然后他还附上了一页他自己对我的论文的批评。我写了一篇很长（而又简洁）的答复，为我对编辑过程的含沙射影的讽刺表示道歉，同时坚持说我应当有机会回答赫登的攻击。在这封信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答复。最近，我又从我的文档中找到了这封信，在我看来，我对赫登的答复仍然是对的，他的文章漏洞百出。《应用统计学》现在换了新编辑，也许我应当再试一试。我的论文引起一位数学家勃然大怒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另外两次交锋也产生了与我跟曼德尔布洛特的论战一样生动的辩词。一次是与挪威数学家卡尔?奥伯特(Aubert1982)；另一次是与一个名叫尼尔?科布利兹的美国人(Koblitz1988)。这三次交锋中，每次首发攻击的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激烈程度和纯粹从个人偏见出发的态度都使我感到惊讶（我应当补充说明一下，在应战时我进入了争论状态，但并没有提高声调）。对于奥伯特和科布利兹，我以为我都胜利了。这两次论战都是干净利落地击倒对手，我没有错觉。不像与曼德尔布洛特的论战，读者可以深入研究双方的论战，得出自己的看法。我在描写这些事件时的心情比我在事件进行过程中的心情要轻松些。被人指出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有重大的数学错误是令人窘迫的。几年前，逻辑学家理查德?蒙塔基曾指出我的这样一个错误。我承认了那个错误，并在后来的出版物中说了在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时就应当说的话。这种交流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什么永久的伤痕。因犯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错误而受到讥讽嘲笑是非常令人恼怒的。当攻击袭来时，你当然不知道你是否有错；重新检查论证中的每一步后，才发现没有什么可焦虑的。每交换一次意见，你就得重复一次同样的过程。但是，当你确信自己的观点的确很354有根据之后，由于来回倒腾的缘故，你又觉得自己的立足点不是很牢。只要你的对手固守阵地，世上其他的人就决不会知道究竟谁是对的。这就像法庭上的一桩刑事案件一样，无论裁决是有罪还是无罪，人们总有怀疑的余地。从某些方面看，在刊物上辩论甚至比刑事案件还要糟。因为到最后并没有有罪或无罪的裁决，留给旁观者自己去找出他们最可能的裁决。同时，由于无风不起浪，决没有彻底宣判清白无罪的。近年来，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已告诉我们，科学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此，科学家往往也是很好斗的。每个科学家都想发现正确的理论，并且都想第一个发现正确的理论。有许多激烈的争端都是关于谁是正确的，以及谁是第一个的争论。我们知道，甚至连最伟大的牛顿也陷进了这种争端，例如他与莱布尼兹、胡克等人的争端。正如我对我的一些论战的部分说明所显示的那样，我的策略不是一致的。在重大问题上，例如行为的对传统的政治科学之争，有限理性对最优化之争，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之争，以及机器思维，我很少直接回击批评，而更喜欢根据自己的主张来证实自己的道理；宁愿自己来确定问题，而不愿在对手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辩论。我不清楚当时我是否知道我的策略的合理性如何。但当我回顾时，我认为它相当有效，因为它使我能将我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为我的理论建立经验证据上。同时，还因为它使我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在宽广的文化和哲学阵地前沿上，保持提出问题的首创精神是很重要的。进攻比防卫更有效。然而，当我的出版物被批评有技术上的缺陷时，我通常会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清楚的。虽然我刚刚讲了对这种辩论结果的结论性表示过怀疑，但我决没有为让错误的数学放任自流、不受批评而感到心安理得过。如同所有科学家的生活一样，我的科学生活也有舌战的成分。它不是我最喜欢的科学活动，但它证明我没有逃避作为科学战士的责任。18.学生动乱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将60和70年代我们校园里学生的不安分叫做“动乱”，并且一想到他们我就想到这个词。因为在动乱的早期阶段，卡内基—梅隆校园比较平静，我是通过我女儿凯西和她的丈夫戴维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动乱分子的。那时，凯西和戴维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他们参与了600名学生占领行政大楼斯普鲁尔大厅的活动。几天之后他们被警察强行赶了出来。我之所以用一章的篇幅来讲我个人介入这次动乱的情形，不是因为这特别引人注目，事实上它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它揭示了许多我对政治过程的态度以及我的教育观点。我在具体情况下的言行比泛泛而谈更可靠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当然，你必须考虑我是一个参与者这个事实。出于某种语言效果来表达事情的方式与安安静静在书房中讲话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伯克利革命者的忠告也许最能表达我对伯克利学潮态度的，是我给凯西、戴维及其朋友写的“革命者指南”。在那封信中（下面重印了那封信的部分内容）我说，由于支持“肮脏演讲”运动（即用所谓自由演讲的方式自由地发表亵渎言论的运动），他们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事业。（那封信未必不适用于近年来发生在东欧的画面大得多的事件。我要让读者们自己去判断，看我对革命者的忠告对那些运动的参与者是有用的还是有碍的。）1965年5月23日亲爱的凯西和戴维：很抱歉，我的“革命者指南”编写得这样慢。革命旨在用不合法的手段造成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合法的东西与社会将容忍的东西是有区别的。在对革命目标同情的情况下，不合法的手段可能变得可以接受，而反对这些手段的法律则不能实施。如果一场革命旨在推翻整个法律制度的话，这种不合法行动的作用就是要唤起同情的人群，要驱使这种法律制度的保护者采取严酷的惩罚，进而唤起更多的同情；要表现力量，以减少对当局的惧怕而增加对革命者的惧怕；最后，要夺取武器，占领战术据点。当人们不再相信现有的法律可以实施的时候，革命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剩下的任务就是保证它掌握在“正确的”党派手中，而这正是温和派失败的共同点。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全国性的民权运动与上述358革命有不同的目标。它们根本上是保卫而不是攻击法制。在这里，法律比政府以及“舆论”得到的“更好”的实施。在这里，革命从增加对法制的接受而获利，由于采取不合法行动而受损。在过去，法庭一直都是保卫个人自由的主要堡垒。因此，增加人民接受司法程序的愿望有助于这场革命；而减少这种愿望则有损于这场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讲，使民众不顺从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与大多数成功的革命相比，这场革命的群众支持基础比较弱。革命通常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但总是拥有大多数人的同情。从上一代人对种族和言论自由的民意测验中，你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许多人来说，你们正在为之斗争的问题只是些皮毛问题。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看法。因此，他们的观点常常会迅速而剧烈地变化。2，观点上的那些一时的变更，通常由突然的事件引起。这些事件究竟引起赞同还是反对的态度，只取决于那些引起注意的东西。因此，“曼哈顿地铁抢劫案”（我不曾提过种族）引起了与“黑人科学家不能购置住宅”很不相同的反应。3．对于种族平等和言论自由，许多美国公众的赞同态度更多的是由内疚而不是热情所驱使的。因此，如果提供减少这种负疚的信息（比如“加利福尼亚纠正了学生是垮掉的一代的说法”）的话，就容易使反对保护这些权利的议案合理化。对于任何一场革命来说，保证公众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一场力图更强有力地实施法律的革命来说，这一359点尤为关键。目前法律得不到实施是因为它们的条文不符合民意——许多人认为它们以不合理的方式规定了自己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使用非法手段时必须有节制，并且只有当他们的“目标”得到绝大多数公众舆论的支持时才这么做。去年秋天，言论自由运动的确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广泛支持。静坐抗议可能是一种正当的战术，但是，在法庭中为这些行动辩护时，重要的是要将注意力扭转到革命的目标上来，不要让案子停留在你们是否事实上妨碍学校事务上。（如果你们能使它让人信服的话，“警察暴行”问题也是有力的。）但是“脏话”一事是很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太令人厌恶，以致于它将失去人们对比较重要的自由问题的善解。革命必须使中产阶级信服。革命者不能随便指责中产阶级为“持偏见的人”或“古板守旧的人”。一两个殉难者对一项事业并非坏事，虽然这对于殉难者来说有些冷酷。想到在斯普鲁尔大厅的人，我很高兴没有人被杀害，但如果真有人被杀害的话，言论自由运动可能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一点流血的准备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是吗？接受我的“战术指南”而不愿按它去行动的革命者是表现主义者。对于一个表现主义者来说，感情比事业的成功更为重要（他就是那个夸口说“我一定斥责他”的人的堂兄①）。有些时候我们都是表现主义者。有时我们面对非正义的事就是想大声喊叫，或者想站起来并被计算在坚持①某人的堂兄在这里指与某人很相似。——译注360正义者之列。这些是崇高的动机，但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必须经常让自己放弃自我表现的乐趣。他必须根据行为对制度的最终影响来判断自己的行动。坐在离加利福尼亚2500英里远的这里，我一直在努力评价过去这几个月中伯克利革命领导的有效程度，相反地，还有他们受表现主义侵蚀的程度。我想直到“脏话”出现之前，它的成绩都很好，而在此之后，我就不太能确定了。是的，我这一代的校园革命者大多是表现主义者。但是，当然，今天的青年人受的教育更好，我们希望他们了解他们的马基雅维里①。我将继续兴致勃勃地观察。祝你们好运爱你们的爸爸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动乱几年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与那些自认为是毛主义者的学生有许多接触，他们正在号召世界革命，要从我们这些30岁以上的人手中夺权。由于我较早接触过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因此我没有对他们幼稚的理想主义抱更多的希望；而只是与①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当过国王的顾问，写过《君主论》一书。这本书既是现实的，又是玩世不恭的。它教导国王们怎样驾驭臣民，怎样保持权力和摧毁敌人。其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是不道德的。据著者解释，这里的意思是，希望革命者们能知道怎样有效地进行革命，而不仅仅是表达他们的情绪。——译注361他们进行对话。他们的价值观几乎都是对的，而他们对于改革这个世界的想法却几乎都是错的。在学校正在建造一座新的科学楼，而学生们正在支持匹兹堡的黑人试图进入到全是白人的建筑工人工会时，这股风潮来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这是我拍手欢迎但没有积极参与的一项极好的事业。在学生们召集校园集会以抗议当局对取消该工会的种族隔离问题缺乏积极性的时候，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长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声明。为了强调他对黑人学生的同情，他说：“呃，昨天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共进过午餐，发现他们真的是人。”他的意图极好，但他太不会说话了。建筑工会与抗议者之间达成了一个消除种族隔离的和解，于是校园冷静了下去。在整个全国学生动乱期间，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基本上都比较平静，直到学生报纸变得激进而打破这种平静为止。与《Tartan》①的冲突建筑工会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毛主义学生，主要是建筑系的学生，控制了学生周报《Tartan》开始煽动所谓“学生生活的贫困”，这是他们从法国革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那里学来的一个口号。如同大多数大学一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许多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甚至那些从没认为学生生活是受贫困煎熬的人，都同情学生，或者对整个事件持消极态度。学生们的言行越来越粗暴，这特别激怒了我，于是我决定介①据著者说明，Tartn是一种苏格兰方格呢的图案。苏格兰士兵围上它作为家族的标志。因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创建人安德鲁，卡内基来自苏格兰，这家大学就为他的家族造了一种方格花纹的图案。这个图案作为学校的标志用在各种场合。——译注362入。我给《Tartan》写了一封信，主张让学校立即停止给这家报纸补贴，因为一份受人资助的报纸不可能是言论自由的报纸。致卡内基‘梅隆大学《Tartan》的编辑：1970年9月28日亲爱的先生：言论自由是那些有见解要表达的人的权利，但它没有说见解不同的人有义务补贴发表见解的人。Tartan，通过卡内基—梅隆大学全体学生的非自愿贡献（我相信，每年约15000美元），补助该宣传机构的一小撮自称的“激进分子”，他们将这个补助用于鼓动乱糟糟的茶会无政府主义①。可笑的是这个全能的机构还要为号召革命付帐单。这岂止是可笑，这简直是不道德……原则很简单：不应当强迫学生为传播他们所不同意的政治观点捐款。任何强制为这个目的捐款的系统，无论是通过学校筹集的，还是利用学校的权力作为集资机构由学生协会管理的，都是违背良心自由的，应该现在就停止。我想向学生们、我的教师同事们、行政管理当局以及校董事会建议，全部中止对这个学生出版物的补贴。我将很高兴听到其他同意我的意见的人的声音，让我们一起重申这个校园受第一修正案②保护的权利。①茶会是英国人下午喝茶休息的时间。据著者解释，茶会无政府主义是指一种知识分子在这种场合不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只有言论，没有行动。——译注②指关于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译注363你诚挚的赫尔伯特．A．西蒙我的信，使得《TarLan》的编辑怒火中烧。在我的答复中，我反对了《Tartan》用过多的篇幅重复科恩—本迪特的观点，提议“让《Tartan》刊登5个星期关于不同的世界观（我自己的，并非贩卖来的）”。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那个学期，我写了8个星期（而不是5个）的专栏，在“西蒙说”①的标题下发表在该报上。前四个专栏印出时都加了美国国旗作为边框。在看到第五篇专栏文章没加边框登出来的时候，我确信我已赢得了这场战事。新年后不久这个专栏就停止了，远在我提出我的学校改革计划之前。因为一些学生哭喊求援，说他们没有发表作品的空间了。我将那算作我的第二次胜利，悄悄地从作者行列中撤出了。（每周写一个1000字的专栏是一桩工作量不小的工作。）“西蒙说”我不会将我的专栏文章推为文学珍品——讽刺味浓了点——但它们表达了我那时持有的革命、大学教育以及技术与社会的许多观点（其中大多数我现在仍坚持）。像在我的其他职业活动中一样，我极力用社会科学知识来阐述眼前的问题。这里，我不详尽引用这些文章，只想介绍一下它们的特点，第一篇文章警告说，改革运动要退化到权力斗争，暗示这种情况正在学生运动中出现：“因此，让我们停止谈论改革的目标……着手于让他们失去权力、我们得到权力的工作。让我们①“西蒙说”本是一种儿童游戏。一个领头人说“西蒙说做什么什么”，你就得照着做什么。例如，他说’西蒙说指鼻子”，你就得指鼻子。但如果领头人没有加“西蒙说”，而只说“指鼻子”，你就必须不傲。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弄错了就被罚出局。坚持到最后的一人赢。因为著者姓西蒙，此处戏用此言作为专栏标题。一译注364来计算一下委员会成员中学生的数量（如果我们指的是学生的话）。我们要增加学生的数量，增加委员会的数量。”在第二篇专栏文章中，我论述了大学作为“一个学习的环境”的作用，主张（纯埃利奥特?史密斯①式的）“学习来自学生所做，而不是（除间接之外）教师所做”。然后对选课制度稍加抨击：“学生对无限制选择课程的自由的要求总是与其对与个别教授密切的个人指导关系的需求相伴。也就是说，与感情和智力依赖的需求相伴②。如果大学要帮助学生自力更生的话，我们就必须抵制这些要求。”我的大学改革办法（纯芝加哥大学风格）：“废除课程要求和学习时间要求。允许每个学生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准备好了，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这种证明可以采取综合考试和独立撰写论文的形式。在大纲中指出所有学生必须获得的主要技术和知识。”第三篇专栏文章又回到政治主题：“我们怎样不用炸弹就能搬走和动摇常青藤的围墙？”我们要从学习如何和解、如何联合开始：“那些认为他们将建立最好的世界的人……放弃了为较好的世界而工作的机会。”然后我们用知识来论证：“如果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的话……那么思想和理性在改革中就有一席之地。而思想的力量并不来自于不妥协的要求、恐吓或暴力。”①参见第9章。——译注②此处著者的解释是，当时的学生想得到完全的自由。但如果真的给他们以完全自由的话，他们会无所适从，会感到被抛弃不顾了。因此，他们就想从他们认为会照顾他们的老师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他们不要规则来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却希望友善的导师来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尽管这两者说的可能是一回事。——译注365第四篇专栏文章谈到文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我承认有能源、环境及其来自于技术的问题（学生运动的主要目标），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解答的一个基本部分：“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能达到较高的目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因而使我们能设立更高的目标；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能看到我们行动的后果，这些是以前看不到的，我们不可能再因无知而将疾病带给陌生人①。这两者都使得科学和技术成为提高我们道德价值和志气的关键力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使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它们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进步的现实和未来。”在第五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又回到政治主题。这一次我是答复学生们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没有政治，就不会有民主。它们只是对同一个基本的、不完善的制度的好说法和坏说法：“我们……想象自己脱离了政治，而没有注意自己由此也失去了对民主的热爱。”我又一次称赞了互让和解：“与他人共同生活（他们是两亿人）意味着与其他的见解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妥协和交易的道德，也许幸运的是乌托邦还没有宣布。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乌托邦宣布了，它会是在数量上比我们多的其他人的乌托邦，而不是我们的。”第六篇专栏文章是在圣诞节之前发表的，采用了比较柔和的声调，讨论了环境学家在圣诞购物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此后，经过短暂的沉默，接着是圣诞节后的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我和多萝西娅如何在秘鲁的库斯科度过1971年的新年。以下全文①著者对此的解释是，例如，天花是欧洲人带到美洲来的。印第安人对此毫无免疫力，因而导致很多印第安人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这是由于无知而在无意中造成的。随着知识的增长，不大可能再无意中做出这类事了。——译注366引载了这篇文章，因为它最好地表现了我在做这场新闻文字练习的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我没有像上星期吹毛求疵的《Tartan》编辑们提议的那样“随风飘走”①，而在度完仲冬假期之后正好赶上写这篇积压已久的文章。这次冬假使我和妻子得以亲眼看到正在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以及在阿根廷可能滋生的革命。说“一瞥”比“观察”更好，因为我很怀疑旅行者的印象，即使我自己就是那个旅行者我也怀疑。但是形成印象是旅行乐趣的一半，只要你不像报告地缘政治事实那样谈这些印象就行。比如说，谈谈对库斯科的新年印象。高高地位于秘鲁高原上的库斯科，海拔两英里，做着古代印加族光荣的梦，等待着新年的到来。环绕中心广场的拱廊下摆着小桌子，一家家印第安人正在这些桌上摆宴吃喝，有烤肉、玉米和汤，还有从乡下买来的、乡间酿就的玉米酒和秘鲁皮斯科白兰地。午夜时分，广场前三座大教堂的钟声叫人们去做弥撒。许多人去做弥撒，还有许多人就在广场上一直呆到天亮。在这南半球的仲夏，黎明来得很早。旅行者可以混进广场里拥挤的人群中跟着人群乱转，没人说他，也没人注意他。在那里他找到了异国情调：艳丽的印加农民服装，西班牙和奇楚亚口音的混合。尔后，他发现这一切又都非常熟悉。他感受着那个晚上在时代广①《随风飘走》（ConeWi山出。Wind）系…部著名的美国电影，中文译名为《飘》。——泽注②时代广场位于纽约曼哈顿，百老汇与42街交叉路口。新年之夜，很多人在那里欢庆，几家大电视台也在那里做现场直播。——译注367场②、或在他家乡的中心广场也呈现着的同样的激情、同样的期盼、同样欢庆的心情。新年那天，在将要登上带他经过一个大峡谷去往古印加前哨马丘比丘的列车时，他买了一份《库斯科晨报》（也许是当地唯一的报纸）。报上头版登着用传统、通俗的成语写的社论，回顾过去的1年和过去的10年，展望来年和今后10年。这样的社论过去他已读过许多次。在这个新年的早晨，如果他在纽约、在斯德哥尔摩、在东京甚至北京，打开报纸也会读到同样的回顾和展望。“全体人类都在今天睁开眼睛遥望新的地平线，将脚踏上不熟悉的路，预期这些路会引导人类走向更高阶段，走向更加公允的生活。”①在这座世界前哨之山，这座活生生的印加历史博物馆里（你会设想，这里曾每日充满为食宿而进行的斗争，充满将它带进现代世界，以便使斗争变得容易一些的艰苦的努力），那位编辑怎样写过去和未来的10年的？他谈到人均收入、土地改革、不断增加的土著印加人和印地安人权力以及工业化吗？没有这些。也许，这些太显而易见、人人知晓，甚至在这个庆典时节也不用提起；也许它们虽然重要，但还不是作者对人类的主要印象。那么他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发现在过去10年中有什么值得一提？他对未来10年的希望是什么？“过去的l0年，带着它那可怕的人与人斗争的苦痛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人类对月球的实地造访仍然是头号大事；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代替人去与恒星建立密切的关①引号内是西蒙引用的《库斯科晨报》，下同。——译注368系；有报道说有个人要把自己的心脏保留下来作为壁炉架子上的装饰品。”①“过去的10年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②里面装满未曾预料的奇异的事情；而从今天开始的时代使人们能够期望科学领域会有更多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期望是不会落空的。但它同样也应当带来一些更加宏伟、更加高尚、但科学和人类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东西：精神的宁静，心理的平和，人类幸福的源泉和精华——幸福，人类永恒的同时又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因此，在离家7000英里的地方，站在马丘比丘太阳神殿巨大的基石旁，面对在峡谷冉冉上升的雾气中半隐半现的陡峭的群山，这个旅行者与那个不知名的作者及其一代代印加先人一起，用传统、陈旧而真挚的手法撰写人类的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真诚而热烈地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这个库斯科（它应当有个好些的运气），祝福我们的社区，万事如意；我们更为所有的人祝愿世界和平。”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转入了平淡，呼吁大学建立—个正式团体来注意它的长期教育规划L＼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体，规划就是每个人的事，因而也就不是任何人的事。这个呼吁，如同我提出给教师以文科教育的建议一样，至今还没有在大学实现。①指60年代心脏移植的成功。——译注⑦希腊神活，潘多拉带着主神宙斯送的盒子来到人间+她违禁打开盒子，使—切灾害和罪恶跑出来，散布到世上，等她急忙关上时，只有希望还在里面。但在此地，那位库斯科的社论作者看来将它转意为带来很多出人意料的东西的盒f。——译注369写完第八篇专栏文章，我就终止了自己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短期职业——那委实足一种累人的职业。动乱兴衰也许，在学生运动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教师们对学生粗暴行为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官方对学生暴力行为的反应的反应。看来，许多大学教师在情感上完全受学生对他们的爱的支配，他们受不了学生们对他们发火。当学生们表现出好像就要撤回对他们的爱戴时，或者当学校或行政当局采取哪怕中等强度的防卫措施时，这些教师就被征服了，不能做出有助于事的反应。这在1968年民主集会时期，教师们在对芝加哥暴行的反应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这件事有两方面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警察对学生的攻击可能与他们所受到的学生的攻击程度差不多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攻击！（这很像父母们在治安法庭上袒护他们的流氓儿子的做法：“那不是我的约翰尼干的，他是个好孩子！”）在校园里，义愤是对这种事件的主要反应。在这次动乱时期，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有一段有趣的教学经验（我想有趣这个词用得很贴切）。我定期为硕士生讲授一门有关组织理论的课程。我最大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些能够代替组织经验的东西（因为大多数学生都缺乏组织经验），从而使这门课不那么干巴，使学生能够学到一些真正的技巧——如果说不是处理组织问题的技巧的话，至少也应是一些判断组织状况的技巧。大约在1970年，针对学生们不断提出要得到更多的自主权的要求，我决定将自主权放给他们，看看他们得到自主权后会如370何运用之。在授课的第…天我宣布，这门课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开发他们自己的组织技能；有一本教科书(MarchandSimon，1958)可能包含…些有用信息和建议；有一位讲师可以帮助他们；第一次作业是：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便计划和管理他们在修这门课期间的教育活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认为我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都可以来办公室找我。我平静而愉快地讲完这番话，然后就离开了教室。学生们…片愕然：他为什么生我们的气？难道我们没有交学费吗？难道教师的工作不是教我们吗？他们考试不及格。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组织起来去管理自己的教育活动。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确实组成了小组，并定期找我…起讨论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学期里，他们完成了…个项目，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个项目的特点了，他们认为这个经验是有用的。在以后几年里，那个班另外一些学生在返校活动或访问校园见到我时，也告诉我说那是…种有益的——尽管令人震惊——学习经验。我从来不过分坚持要他们讲所学到的东西。大多数学生只是继续生气，气愤地离去，我猜想，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了。当然，我也没有真让他们考试不及格，如果那样，那就是一次真正的争吵了。但是，用他们喜欢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状态：他们全拉稀了。在那个学期的教师评价上，他们给我评了我历史上最低的分数，低了好几个标准差①。可见，不仅是教师需要学生的爱，学生也需要教师的爱。在第一堂课上，我似乎已告诉他们，我在拒绝他们，也许当时我就是那样的。在那些年里，学生们是非常顽劣的。①标准差又名：均方差，是统计术语、，低好几个标准差证明低得不正常。——译注371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四个学生被杀后的那个周末形势很紧张。在那之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动乱逐渐减弱。我们想尽办法防止那座后备军官训练队所在的大楼被烧毁；我们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与学生交谈，这才使得校园气氛差不多平静下来。那时，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学生们的反应也相对有节制了些。在这些事件过去两三年后，我回想起那个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我在校园见到学生们脸上愉快的表情时，我曾对自己说：“我真高兴总算结束了。”公平地说，取代革命的雅皮士气氛是不是一种改进还是个问题。但从一个方面，即就文明礼貌水平而言，那的确是一种改进。19.作为政治家的科学家在第10章里，我讲述了自己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方面的活动，尤其是作为福特基金会顾问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董事会成员的活动。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政治活动的中心就从纽约转到了华盛顿，从社会科学转到一般科学，特别是转到了国家科学院。对于国家科学院的某些成员来说，那个组织的主要活动就是选举新成员。关于将成员名额分配给每个学科（该科学院下分为类，类下分部）的争论吵得非常厉害。采用由部至类乃至整个科学院的这种复杂的提名、选拔程序来维持补充新成员时的严格检查和平衡。在选择成员时，国家科学院像任何一所大学一样可能犯错误。所有属于国家科学院的1600名科学家几乎都有突出的科研业绩记录，另…方面，当然并不是所有具有同样突出记录的科学家都已被选人国家科学院。无论这个选拔程序是否可能出错，在美国，被选上的科学家无不因得到其同仁们的承认而感到自豪；辞去或拒绝接受成员资格的情况极其罕见，那种行为被视为怪癖。但是，国家科学院决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赞赏的社团。它的373宪章①要求它根据需要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为履行这个职责，它控制着（与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院科学合作）…个名为国家研究理事会(NRC)的组织，后者是个由许多委员会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组织；我想，国家研究理事会有将近3000名专职技术职员，但咨询委员会成员全是从我国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挑出的、不拿薪金的自愿人员。在活动中，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理事会都有办法找到在美国所能找到的任何领域的专家学者。除非受其他协定的限制，几乎没有人在受到邀请时拒绝为之提供服务。国家科学院及其分支机构对总统、联邦机构以及国会提出的建议总能得到认真听取，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议总被采纳，在进行与科技有关的领域（目前这意味着大多数领域）的国家决策方面，国家科学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还不全是被动地回答问题。在国家科学院认为问题重要而其他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时，国家科学院通常可以将这些问题列人议程()当它认为需要提供咨询时，它一般都能安排让有关方面提出咨询要求。社会科学在国家科学院直到60年晚期，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资格还主要限制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家范围内。我之所以说“主要”是因为有些成员是人类学家（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主要①著者说明，美国国家科学院是根据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的…项国会宪章(charter)建立的。它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作为回报，当政府需要时，美国科学院应向政府提供科学事项的咨询。——译注374是那些重视生理学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中有些（但为数极少）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或行为科学家。尼尔，米勒和乔治．A-米勒就是这样的心理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就是这样的人类学家。因此，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面相当窄。遗憾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政策问题不按学科界线划分。例如，空气质量问题涉及到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汽车和动力工程学以及经济学与城市社会学。艾滋病需要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同样还需要性行为、社会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专题研究。国家安全和裁军问题则涉及从粒子物理学到政治学几乎所有的学科，只有极少数学科没有涉及到。国家研究理事会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资格不限于科学院成员，也不限于自然科学家。但是关于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控制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手中，由他们对社会科学专业可能的实用程度的认识来决定是否让社会科学家接受审议。然而，在应当认识到这个实用性的时候人们往往还认识不到。自然科学家对于要适当解答的政策问题的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们这些观察国家科学院在国家决策中所起作用的人来说，社会科学应当更充分地参与提供咨询的过程，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要留意技术困境，同样也要留意由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的业余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要改变这种状况，看来有两条途径：创建一个类似的社会科学院，或者在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现有结构中更充分地引进社会和行为科学。①第二条途径更有希望，这是我自己的观④在我讲话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我暂时不谈由于这两个科学院所带来的难题。375点，也是许多人的看法。我们之喜欢联合胜于分开，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社会科学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它们最初被排除在实施国家科学基金会法之外就已说明了这…点，而且后来它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得以立足的过程也是缓慢而痛苦的。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远不是研究基金的充分分享者。社会科学在国会中有…些朋友，但也有一些恶毒的敌人。与硬科学同行建立联合阵线在政治上看来是明智之举。第二，参加国家科学院可以加强社会科学的硬翅膀，即在观点和实际上都很像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也许太正确了，因为在以后一些年里在选拔社会科学家进入科学院时，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过分地将候选人限制在具有很强“生物学”背景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具有很强数学背景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范围。在成员资格方面，尤其就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而言，还远没有表现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平衡。联合之战由一小拨已在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领导。虽然有不少死硬分子（至今仍然不少）表示反对，但科学院年轻成员却很乐意承认社会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总体上赞同我们的要求，他对促成这一变革给予了很大帮助。这个过程始于国家研究理事会．由尼尔，米勒、乔治，默多克、卡尔，珀夫曼、欧内斯特?希尔加德以及其他活跃在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和心理学处的人发起。这个处的一大部分工作，是为军事部门咨询有关视、听的科学问题以及训练军事人员的方法。60年代中期，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及心理学处开始推选在当时的种种限制下不够格成为科学院成员的社会科学家进入其主管部门。从我和人口统计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开始，我们这些新成员应邀加入了这个主管部门，并且有希望日后成为这个部门的主席①。人口统计学毕竟差不多是一门“科学”，因为它运用定量数据。而我则以对应用数学及计算机科学有兴趣而闻名，多少由于我与兰德公司的关系，我在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中有许多熟人。这个行动计划中的下一步棋是：为这些未来的主席在国家科学院争得席位。通过采用特别程序（自愿提名小组）可以回避学科分类问题，然后根据细则使之合法化，绕过科学院的学科部。这个策略成功了。1966年金斯利?戴维斯入选；1967年我入选。（在提交给成员们审查我的资格的出版物目录上，第一项列的是我关于力学公理的论文，它发表在一个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杂志《哲学杂志》上。我不知道对我身分的这个不严重的误证②支配了投票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产生的作用。）在随后的3年中，不以当这个处的主席为借口，我们也能利用自愿提名小组将肯尼思，阿罗、罗伯特?默顿、蒂埃林，库普曼以及保罗?塞缪尔森选进科学院。同时，我们还软硬兼施，运用说服手段以及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院相要挟，使科学院接受了在科学院中建立一个综合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类的建议。同时由于科学院被来自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同样的要求所困扰，1972年科学院选举时，科学院的结构发生了必要的变革。①西蒙于1967-1969年为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和心理学处主席。——泽注②这里指，有可能因此而使一些人误认为西蒙是物理学家出身（尽管做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而投他的赞成票。实际上，西蒙在物理学方面纯属自学成才。——译注377各个类每年的选拔名额都暂时有所增加，以便使新的部能在几年期间内扩充到有适当的力量。那些年里，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提名和选拔活动，在吸收新的社会科学成员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虽然不总是决定性的角色。由于有一大批“卓越的”候选人，因而提名和选拔工作既不困难，也没有很大争议。我们决定歼始选拔年轻的成员，为此我们甚至决定做出像拖延西奥多?纽科姆和保罗?拉扎斯费尔德这种资深、出色的候选人提名这样的牺牲。我们确实是在他们有生之年选拔厂他们两个人，但我对这样不公正地拖延他们的选拔总感到不太舒服。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从战略立场来判断这件事的，塔尔科特，帕森也没有入选，但他之所以没有入选是因为我们有些人认为他太“软”，不合格。我被选人科学院之前就开始了这项政治活动，使得我在科学界里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几乎在刚成为科学院成员时，我就被邀请参加其久负盛名的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是哈维‘布鲁克斯，他是从该委员会奠基人乔治，克斯塔科夫斯基那里接任的。我在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任期（1968—1971）内，该委员会的…些主要活动是监督与评议由菲尔?汉德勒①任主席的一项生物科学调查；应众议员埃米利奥?达达里奥为首的一个委员会的要求，就“需要什么公共程序来权衡新技术的益处和危险”问题为国会做咨询。国会技术评议办公室就是这个咨询活动的最终成果之一。如同我在科学院中的其他活动一样，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也是一个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委员会，但同时它①菲尔为菲利普的昵称：——译注378也是一个使人获益匪浅的组织。我们所检查的维护公共利益政策问题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我们有时也许对其结果还有些影响。委员会成员，无论自己的专长是什‘么，都接受过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教育，我们的教师都是这些领域的杰出专家，、最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结交头脑聪明、视野开阔、才智敏锐的人的愉快。甚至将不可避免的乘飞机旅行计算在内，我与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共同度过的时光都是我最愉快、最激动的时光。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当我被邀请加入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时，还没来得及开始我在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个社会科学家被任命到这个委员会甚至比被选人国家科学院还要令人吃惊，从一开始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就是由物理学家提名。如果我们可以说有个计量经济学小集团的话（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之内使经济学数学化），那么更显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有一个物理学小集团，它一直统治着整个科学政策领域，在科学政策领域总统首先感到需要咨询的是电子学和原子能，总统科学顾问的位置是为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或几乎与物理学家无法区分的电子工程师预备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为数15个左右的成员中大多是物理学家，搭上少数几个数学家、化学家、工程师和生物学家。我被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从1968年1月起加入该委员会，一直任职到第一届尼克松政府令该委员会寿终正寝为止。我进入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时化学家唐纳德?霍尼格是总统科学顾问。此后20年里，我从唐那里得379知，我不是以社会科学家而是以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专家的身份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事实上，那时对任命一个社会科学家仍然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在我被任命之时，我个人已经认识总统咨询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与我就这些新学科所引起的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但是，科学界（包括我自己）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说来就是认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扩充了，可以容纳社会科学了。显然我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清除了社会科学家头上的咒语，因为接着詹姆斯，科尔曼和帕特?莫伊尼汉也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顾问小组来做的。顾问小组成员不全是，甚至大部分不是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几年前，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沃尔特。罗森布里斯任主席的这样一个顾问小组工作过。大约在J960年，（前）苏联建立了一个控制论研究组织，直接由（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控制。它非常秘密，由海军上将伯格领导：我们的中央情报局的…些工作人员被指派去监视其进展情况，他们将它夸张为（前）苏联试图用控制论征服世界的一大阴谋。他们起草的份厚厚的报告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要他的科学顾问杰里，威斯纳对报告做出评价。这份报告充满了愚蠢的内容。我记得其中声言在这项俄国活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著名俄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利昂蒂夫”，那时，华西里，利昂蒂夫（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是哈佛的专职教授，他一家人在20年代就已从俄国迁移出来了。唉！我们的顾问小组太诚实了。如果我们向威斯纳回报说（前）苏联的控制论研究真是危险的话，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就会得到以后数年可能使用的全部经费。但我们无视诱惑，报告380说，中央情报局完全是在编故事。事实证明如此。这就是我在成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之前为其工作的一段经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邀请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该委员会总是深深地卷入军事，尤其是核问题的咨询。而在1967年，我是赞成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在积极寻求解决这个国家军事问题的技术手段，我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这个委员会服务吗？我确定我能够服务。因为：第一，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迅速打赢那场战争的话，那么找到这个方式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帮助找到这个方式。我在那个时候并不反对我们防止越南的共产主义胜利，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我赞成撤军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打赢那场战争。第二，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除关心那些战争问题外，还关注别的问题，我可以将那些问题作为我在该委员会的主要活动。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后，我发现它的确深深地陷在极力为美国在越南取胜做技术贡献的活动中，尤其是努力在技术上找到封锁胡志明小道的办法：，然而，总统咨询委员会的物理学家们的天才抵不上北越农民和土兵的天才和拼命精神。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有效地切断胡志明小道的方法没有找到。五角大楼的一些人欢迎来自天才的物理学家的这些努力；而同时另一些人则怨恨这种外来者的干扰，认为他们是事后诸葛亮。在白宫，亨利，基辛格及其副手亚历山大?黑格特别怀疑这种干预，他们使用其权力极力使总统咨询委员会成员了解其不知道的事情，包括提供毫无意义的？情况简介”。…次黑格做“情况简介”时，我装做要确定会不会误了飞机的样子中途退场。对越南事务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个人贡献。我的技术知识使我也不能对此做任何有意义的贡献。通常我能认识到那些主381意为什么是愚蠢的，但这一点其他人也做得到。我很确定我对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积极贡献究毫是什么。我的第——个决定是，我不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社会科学家，虽然在谈话涉及社会科学时我肯定会将社会科学知识带到谈话中去。我要找到一个位置，让自己像…个称职的委员会成员那样充分发挥作用，与其他成员没有差别。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在每月例会期间作为整体委员会工作，其他时间主要在顾问小组活动（顾问小组从来没有被称做委员会），当时有舆论要重建一个环境问题顾问小组，过去那个由约翰?塔基主管的环境顾问小组在1967年时曾提出过…份很有价值的报告，罗列了所有的环境问题。我很高兴地同意出任这个新顾问小组的头头。虽然几乎在任何具体领域其他人都比我知识丰富，但没有人是跨几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我不会处在劣势。此外，作为年轻时涉足昆虫学和生态学的结果，我至少能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些名字。从在我父亲的图书室发现的…本小册子《木材、矿物或农作物？》引起我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后，我一直都在关心环境问题。我熟悉像尼达姆①的《内陆水域的生物》那样的古典名著以及克莱门兹和韦弗的生态学教科书，住在罗克沼泽的日子里我曾认真学习过它们（见第2章）。这个新的顾问小组没有理由再写一份公务报告。因此，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最紧迫的具体问题上，并分析了在哪些方面我们能提出要采取的下几个步骤。我们招募专家，建立了空气质量问题、水质问题、化学（那时清洁剂是个大问题）、环境经济学等几个顾问分组。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对我的顾问①系美国康奈尔人学的生物学教授，——一译注382小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是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和福特汽车公司主管研究的副总裁迈克，费伦斯，，看来，默里与我竞争意识相当强cJ但他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相关问题比对其他环境问题更有兴趣，因此我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他创建了另…个顾问小组，与他的兴趣更接近。在约翰逊政府执政的最后…年里，我们顾问小组对清洁剂问题极为活跃。我们向国会和其他地方递交提案，要求禁止磷酸盐清洁剂。当时在使用着这种清洁剂，而没有注意替代这种清洁剂的办法。在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了替代办法问题出在哪里——治疗方法可能与疾病——样坏。因此，我们提出了—些“慢慢走”的建议，事实上没有采取什么轻率的行动。这一年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与约翰逊总统只会见过一次。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少有点被吓坏了的总统，、这位总统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胡志明的不讲理。胡志明为什么这样顽固？他为什么不接受给他提供的合理的折中方案？无论会议议程是什么，总会回到这个问题上去。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他的对手摧毁了的人()我们沮丧而担心地散了会。1968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递交了形式上的辞呈。但看来尼克松总统要继续维持这个委员会，只换掉了那些任期已到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前校长李，杜布里奇成了新的总统科学顾问。前任主席领导下的以嘈杂、喧嚷为特色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会议现在变得比较安静有序了。我继续按环境顾问小组议程工作，仍然将它作为我的主要活动。我的科技办公室优秀的工作人员约翰，巴克利，…个野外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相当快地推进了我们的活动，提供了优秀的办事人员。尼克松总统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应当如何组织联383邦政府以对付环境问题。国会在力图建立一个环境质量理事会。当时，反环境不是好策略。作为一种对策，尼克松设立了一个内阁环境委员会，宣称环境非常重要，环境问题涉及许多部门，因此只有在内阁层次上才能处理好它。当然，没有人知道内阁委员会应当怎样工作，它是个史无前例的组织。它没有办事人员，那么谁来为它准备议程呢？尼克松总统求助于他的科学顾问，而李，杜布里奇则求助于他的环境顾问小组。于是，环境顾问小组就承担了为内阁委员会准备议程的职责，至少到能做出其他安排为止。在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上，排在前头的是关于汽车排放氮氧化物的法规。在此以前，由于怀疑其技术上的可行性，在最初的《清洁空气法案》中对此没有作出规定。同时，在汽车工业提供的情况简介中，尼克松总统得知汽车污染问题控制得很好，不需要什么新的规定。当然，他们向总统提供的图表必须说明硫的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减少。我们立即将氮氧化物问题作为内阁委员会的第一项议程，并准备了一份说明该问题严重性和处理该问题的可行性的备忘录。在这个问题上，迈克?费伦斯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顾问小组中非常活跃。凭借他在公司的职位，他可以说他能在汽车排放问题上做些专家鉴定。他认为（针对我的业余水平的备忘录），我们的化学知识全错了，因此我们提出的建议也是不正确的。遗憾的是，他离开科学领域忙于行政管理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时他已忘记了许多化学知识。而且，他所接受的是对物理学家而不是对化学家的专业训练。我回到家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旧书——施莱辛格的《普通化学》教科书，写了一篇关于高温下大气中氮固化的短文以支持顾问小组的备忘录。顾问小组相信我的说法，我们不必撤退。384我总是在想，我们的行动对于让尼克松政府支持氮氧化物的法规，并马上采取新的控制手段是有些作用的。我之所以相信我们有一些影响，原因之一是在那以后不久，我被邀请参加通用汽车公司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每年可得到不菲的津贴。但是我谢绝了邀请，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只要我是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问题方面的成员，这里就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按今天的标准看，费伦斯和通用汽车公司对利益冲突问题都很不敏感，而在20年以前，这种不敏感比较常见，至少比现在要容易被接受。在我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年里，全国上下对教育都很关心，特别是新左派正在提倡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提前教育”①是那个时期重大的（不怎么革命的）创新之一。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哈佛的化学家弗兰克?韦思海默组织了一个教育顾问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适应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特点，该顾问小组将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可能对改进教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联邦政府怎样组织进行这种研究”上。作为这个顾问小组的成员，我起草了两份备忘录。一份是关于阅读能力研究与开发的，另一份反映该顾问小组参观当时正在进行教育研究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情况。关于阅读的备忘录，我采用了需知、公民资格与“丰富生活”、评价、高水平阅读技巧、动机与认知等标题。在第一个标题下我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谁需要知道如何有效地阅读，有许多民间传说而几乎没有数据。也许，许多工作完全不要求阅①据著者解释，是给儿童，主要是贫穷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一个计划。相信是开始于约翰逊任期中。——译注385读；有些工作可能只要求阅读说明书；还有些工作（例如秘书工作）只要求将书面材料打印出来，等等。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关于各种工作对阅读技能的要求的材料，那么我们就能在最需要有关技能的地方教相应的技能，改进阅读能力+关于公民资格与“丰富生活”，我同样也是攻击传统观念的：用任何我们知道如何设计的下一个10年的计划，也不可能将大多数在学校里阅读能力差的人带到这样一种文化水平：使得阅读对他们的闲暇生活或作为公民的表现都有重大的作用。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充斥大众读物市场的垃圾是一种比电视节目更合乎需要的镇痛剂，：甚至所谓“严肃的”读物，平均说来，所传播的错误信息也可能与它所传播的正确信息一样多。至少，我很难想到一本达到最畅销状态的关于当前问题的小册子能驳倒这个断言。实地参观（在1968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真正令人兴奋的或有希望的教育研究项目。在我的备忘录中，我将它们分成新世界项目和改进世界项目，前者是革命性的，后者是改良性的。我们发现的一点小刺激是在新世界项目中：我们最初的抽样中只包括两个新世界项目的代表，其中一个荒唐透顶，但另一个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我们将简报扩展到包括黑人、城市学校负责人以及激进派学生的话，我们就会听到许多关于新世界的事情。……我没有被我们与赫布?考尔的会见说服去准备加入他386的革命，或者甚至只是喜欢他的革命。但我相信他成功地使革命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这是我所见到的其他新左派都没能做到的。如果给一点时间，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对未来事件写出几个备选的似乎有理的预测：(I)没有革命——它只是一种时尚，而紧跟这种时尚的将是某些与穿紧身裤或吞金鱼相同的事情；（2)这种革命会传播，会使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与娇生惯养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结成联盟……在l0年间会取得某种形式的胜利；(3)等到大兵们回到校园，会有剧烈的暴力冲突①；（4）新左派少数派会导致强烈反弹和社会大规模地向右倾斜。……与我们委员会有关联的，我认为，多少有点独立于我们所写的这些预测。任何一种可能的预测，都有我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在那里动机问题将不能靠“只要你在学校努力学习，毕业后你就会永远过得舒舒服服”来解决。对许多儿童来说（不管在他们30岁时的体会将如何），他们不会为活得舒适这个目标而激动，可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得不舒适过。另外许多孩子认为，无论他们是否努力学习，他们都会过得很舒适。而许多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则认为，无论他们努力学习与否，他们都不会过得很舒适。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些态度，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是不现实的，但他们存在这一事实，就将这些问题置于所有想要解决重要问题的教育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中心。①此句指的是这种可能情况：从越南回来的复员兵回到大学当学生时，会与没去越南的新左派发生剧烈的暴力冲突。——译注387韦思海默的顾问小组没有对美国教育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因此它与近几十年来不计其数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委员会命运相同）。在强化教育研究的活动中，它主要致力于支持新成立的国家教育研究院，且可能取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还是教育行政当局接管厂这些。然而，如果剥去当时所注重的革命言辞，我们顾问小组的想法还能为教育改革提供有用的宣言和这场改革应注意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至少在两个其他场合为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我戴上「我的社会科学帽子，：在罗马俱乐部（1报告即将发行的时候，杰伊?福雷斯特极力宣传这份报告的研究成果，预言世界末日将在下世纪初来临。他被获准在总统科学委员会会议上介绍这个报告。我对这个自以为知道如何预测社会现象的轻率的工程师感到很生气。在讨论中我指出罗马俱乐部模型的许多幼稚的特征，但这个问题就这样不了j，之。另…个场合是，我们得知有人让尼克松总统注意到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书，他或者他的工作人员中的什么人想让社会科学家对托夫勒的沦题做出评价。于是，我写了…份备忘录，指出：在我祖母那个时代（随着快速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从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社会变化肯定比在我自己这个时代要快。我祖母呵呵和同时代人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心理冲击——不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大；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应经历任何特殊的“冲击”。在尼克松第一届后期，李?杜布里奇辞去了科学顾问的职①…个自愿组成的协会组织，其成员为工商界人士以及其他关心世界未来的人，大多是欧洲人。这里提到的报告是以一个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的计算机模型为基础的。388务，由贝尔实验室的爱德华，戴维接替了这个职务。戴维力图使他的办公室在科学预算制订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受到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强烈反击。在这个时期，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两个问题上：联邦对超音速飞机的投资；地下导弹仓库的反导弹防卫设施建设。这两个项目均得到总统的有力支持，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家们都用极其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在超音速运输机方面，人们担心环境效应（对臭氧层的破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可能，但几年后反过来又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他的缺陷都涉及经济方面。一架民用的超音速运输机显然不会自负盈亏。如果英国和法国愿意付账的话，为什么不让它们去做先锋呢？这个观点显然冒犯了国家的尊严（几乎在所有这些决策中，工程和经济方法的技术问题都与价值问题缠绕在一起。）在导弹基地防御问题上，反对派竭力指出其技术上不可行、成本高以及对威慑和核军备竞赛的不良后果。面对这些争论，政府采取了“交易筹码”的答复：在与（前）苏联进行军备控制的讨价还价中，基地防御项目可用来做有价值的交易，，这些并不是仅有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不同意行政当局的政策的地方。如果其意见总是与讨论之前的提案不谋而合的话，顾问委员会就真的是无用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有个名叫迪克，加维的顾问说他看不到为什么不应该在国会山做不利于政府的听证，于是他做了这样的听证。他是个聪明而善于言辞的物理学家，但可能对政治变化过程了解得不够充分。没几个月，尼克松总统决定他真的不需要科学顾问或者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了。在接近他第一任期结束时，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获准中途解散，在总统大选后正式消亡。我猜想，我到最后389还是正式成员，虽然到1972年年底之后我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再谈科学院委员会我介入国家科学院事务不仅限于帮助它建立新的社会和行为科学类以及为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工作。在70年代，我还主管过几个受命处理具体科学政策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是负责检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社会和行为科学项目()我们发现所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般都是高水平的，但同时也都缺乏经费支持。同时，在国会的敦促下，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了一个关于应用研究的“研究与国家需求”项目，这个项目的许多内容正好在社会科学领域。遗憾的是对“研究与国家需求”的行政安排令人很不满意：最上层的策划过多而留给调查研究者的自主权太小。我们这个委员会对“研究与国家需求”总的评价不好，这是它很快就流产的原因之一。我主管的第二个委员会是负责向埃蒙德，马思基参议员就修改《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汽车排放物标准提供咨询。问题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评价减少各种汽车排放物的边际成本；然后估算汽车排放物水平与空气质量水平之间的联系；第三，估测空气质量水平同与污染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的水平之间的关系；第四，对这些健康影响的减小量设一个临界值；最后，将减少排放物的边际成本与这个减小量的临界值进行比较，提出最优的控制水平。我们建立了一些专家小组委员会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每个阶段的工作：一个关于减少汽车排放物成本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大气化学和排放物影响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空气污染对390健康的影响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经济评价的小组委员会。当然，我们没有幻想有现成的数据，或者可以让别人提供数据，来产生必需的数字以填充我们的概念框架()可以相当清楚地估算出排放物的成本（至少是在两三倍的范围内）①。但大气化学大多是科学谜团，计算机模拟只能提供一个很粗糙的画面。得不到可以衡量临界效应的健康数据，生物统计学家们只注重估定产生显著健康影响的物质的最低水平。而经济分析则依赖于发现一些可靠的方式对健康和生命赋以货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个委员会能做什么呢？它的行为就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组成的小组。查看信息处于无论什么数量级，对可能发生的状况设置某种上、下限。然后，对现有标准是否是一个理性的人给出的作出结论（即标准是否不与任何证据发生明显冲突）。如果这个测试不成功，那么就建议将标准向上或向下调整。我们这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现存的标准一般是合理的，只是这里、那里需要调紧一些。马思基参议员想要得到更明确一些的建议以帮助减轻他的委员会的政治压力，他对那些双手灵巧的科学家的压力有点抱怨。这些科学家一方面说是，另一方面说不是。但我认为我们的报告很适合他的需要。科学院委员会报告在上交之前都要由一个独立的内部委员会进行全面的审查。这样做总是带来问题。这些审查者都是聪明睿智的人。问题是，他们要用他们的观点来替换同样是聪明睿智的科学院委员们的观点。但如果科学院要提出可靠的报告①如果未知的真值是300，他们能够估计真值是在100到900的范围内（3倍）或者甚至能估计出真值在150到600的范围内（2倍）。——译注391的话，这种审查显然又是必需的。我们空气质量委员会的报告在几个评审人手上经过一番周折。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关于减轻污染的价值的结论，说得太肯定，缺乏可靠数据。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但由于就是这些结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建议，因此，我固执地拒绝修改。如果修改，就又会使这个报告耽误几个月，并且可能会使它对参议员一无用处。参加这种委员会的活动很快就消除了自然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的看法。一旦自然科学不得不对付杂乱的真实世界的问题时，与有时是单纯而简洁的实验室问题相比，它就变得至少与社会科学（它们很少能退到实验室去）一样不精确了。我再没有耐心对待那些自以为他们拥有某种不让他们的社会科学兄弟知道精确性的专利权的自然科学家。如果说我曾经相信过“精确科学”或“硬科学”的神话，那么，处理像空气质量、湖水海藻污染、全球变暖、饮食标准、低水平辐射效应、气象学（例如催云化雨）以及低温聚变等课题则全盘驱散了我的信念。所有这些课题都包括不确定的事实及其意义，它们至少与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习见的难以预料性一样严重。真正的界限并不在于“硬”自然科学和“软”社会科学，而在于局限于实验室里的高度抽象而简单的现象的精确科学与处理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非精确科学和技术。关于硬科学的神秘观点在科学院的某些角落仍很盛行，但看来它在逐渐失去信任。在70年代后半期，我发现自己在科学院及其委员会事务中已不那么活跃，但是几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些活动中了。这些我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中讲述。但是，在转到叙述我那部分生活之前，我还必须讲讲1965年以后每年占有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通常与多萝西娅一起）在国外旅行的一些事情。392从我难忘的21岁生日开始，我就一直将我大量的时间花在旅途中：参加专业会议和政策小组会议，在大学校园讲座上作报告，为工商企业做咨询，穿梭往返于兰德公司、纽约、华盛顿之间。这些旅行大都使我心情愉快，尤其当它们能为我提供游览高山大海的机会时就更是如此。当然，城市也使我着迷。我熟悉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和世界上大部分特大都市，也熟悉会议中心和旅游胜地的宾馆。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在逐渐长大，我和多萝西娅常常有意将职业旅行与休假安排在一起，尤其是我们经常长途开车去西海岸。最近这些年来，我在国内的旅行变得不那么闲适了，许多时候都是在大学呆一个晚上就走。我估计每年至少要做20多次公开讲座。但是，直到1960年，我都坚决拒绝接受所有国外的专业邀请。这看来是太浪费时间，而且从我听说的国际会议的情况看，它们甚至不如国内会议那么有收获。我没有兴趣去寻求旅行资助、作出带子女去海外或请人在家照顾他们的后勤安排。如果我要去国外旅行，肯定是与多萝西娅一起去。总之，我有许多原因需要呆在家里而不独自出去闲逛。旅行定理在1960年，我与多萝西娅奉福特基金会之命周游世界，从此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管理学会议，去印度评估管理学教育，对罗马做短暂访问。那正是在我刚刚宣布旅行定理之后。人们对我的旅行定理几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极力说明它与旅行的愉快无关，它只是说通过旅行去学习是低效的做法。他们不听我的解释，并一直感到气愤。他们指出我…直在旅行。为什么其他的人就不应当也去旅行呢？在他们逐渐平静下来能理解我的这个定理之后，他们仍然攻击这个定理。用道理去平息他们的怒气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怒气通常是消不掉的，只是暂时的抑制而已。他们想，为什么要跟一个疯子去争论呢？让我准确地阐述一下这个旅行定理，然后再讲我是怎样发现它的。定理：一个普通的美国成年人在一次国外旅行（逗留短于一年）所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容易地通过造访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学到。是不是在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这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来代替它。（我是在准备去印度时开始构想这个定理的。那个旅行计划是让我去印度了解印度的管理学教育和晒一身黑皮肤，而这两点我在圣地亚哥都能做到。）如果旅行者不具备流利使用那国语言的能力的话，这个定理就肯定是对的。北美洲大陆，甚至只在美国疆土之内，包含着丰富的亚文化群。关于“普通美国成年人”这个词，我不仅是想到纳伐霍印第安人或讲西班牙语的奇卡诺人，还想到阿巴拉契亚人（位于美国东部山地）、加利福尼亚马瑞郡的郊区居民（位于旧金山郊区）、宾夕法尼亚杜布瓦小镇（指中西部农场小镇）上的居民、偏远的密西西比河地区棉庄的农民、科罗拉多格里来的居民（位于美国西部洛基山地）、路易斯安那州拉弗耶特附近克江郡的人（位于老的讲法语的地区）、以及森林洞和玛莎葡萄园的居民（位于美国东北部渔港地区）。除了那个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之外，所有这些都几乎像南斯拉夫农村或安第斯山阿铁普罗（位于南美洲秘鲁中部和玻利维亚的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一样充满异国情调。它们远比在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雅典、东京、巴黎、悉尼及其他大都市的希尔顿饭店或者类似的旅馆更有外国情调，因此，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在得到其第一个护照很久之前就已接触到广泛的人类文化了。如果他们十分善于观察的话，他们就已知道农民是什么、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听说过蓝领工人的政治观点；他们就会看过一点中西部的再生基督教徒①的生活；他们就观察过漂亮人士②的争斗以及推销员勤快的旅行。（如果他们不善观察的话，他们在国外也不会这样做。）甚至这些东西他们也能从书本上学到，比如从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的书、马克?吐温(Mark，rwain)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③(F.ScottFitzgerald)的书上学到。①指保守的新教基督徒。——译注②BeautifulPeople，指上层社会时髦人物。——译注③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l)，美国作家。获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马克?吐温，SamuelLan#omeaemens(1835-1910)的笔名，美国小说家及幽默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译注395但是我总认为，人们在能够摆脱民族优越感而真正同情和理解他们在书上看到的外国文化的特点之前，他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人直接接触的经验。这真的就是旅行定理的全部内容所在：一点点经验足以相当于你的长途跋涉①。这个定理没有强调说旅行不是愉快的。我就是一个享受了许多旅行愉快、花了很多时间去旅行的人。这个定理坚持认为，一个人不应当粉饰自己，说旅行是为了学习，硬说自己为愉悦和自我满足而做的事情有什么优点（如果学习是优点的话）。这个定理的作用是让那些极力在自己的旅行欲望与新教徒伦理之间寻找平衡的人产生一种合理的内疚感。讲究享乐的人和讲究美食的人在这方面应当没有什么问题。我在为福特基金会的管理学教育项目做咨询时发现了这个定理。无论何时，只要福特基金会考虑在国外搞一个新项目时，它就会派美国专家去做两个星期的实地调查，然后带着建议报告回来。这个专家无需具有任何关于要访问的那个国家的背景知识，只要了解本国的有关方面的情况，例如，美国的管理学教育，如果管理学教育是主题的话。这个程序如此荒谬，以至于我立即就想出了这个旅行定理。啊哈！证实这个定理花的时间长一些。证实有赖于这种观察，对于世界上所有要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其实几个基本上不同的基本类型，而这些类型的文化在美国都有现成的样本。我不会夸大，说只要你了解了一个农民，你就了解了所有的农民；但我坚持要说，如果你花了几天时间实实在在地与任何地方的一个农民一起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实际与他一起在田里干活），你①著者说，此断言是指，只要一点经验，就足以使你能熟悉世界上能见到的各种不同东西。——译注396就有充分的准备去观察—个中国种稻子的农民或—个印度农民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你就有良好的基础去理解和学习描写农民生活和社会的书。第一次与这些基本类型的文化中的一种打交道会使人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只是偶尔观察这种文化而没有实际社会接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到一个人开始其国外旅行时，所有这些情况都已是经历过的了，而且是用本国语言经历的，这能使人在某种深度上了解那种文化。他已经了解（在一阶近似的程度上）农民、农场主、办事员和经理人员、工厂工人、教授，知道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早餐吃的什么。我可以在我位于匹兹堡的家100英里之内找到所有这些人的样本。因此，就一阶近似而言，几乎没什么需要再了解的了。文化间的差异是另一个问题。有些是人眼看得到的（茅屋顶，水稻田等），在实地或在书里的图片上。但是，要探索其他许多特点，包括所有重要的特点，就需要对语言有深刻的了解。我们都知道所谓中国通（或波斯通、西班牙通）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那就是在他们的谈话中使用像关系、单位…类词汇来点缀，以显示他们对这个文化的深入了解。我们姑且不论他们这么做是想胜人一筹，它还是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你是否知道关系、单位这些中文词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没有抓住它们所隐含的价值和行为的话，你就不能理解中国文化。这些基本的、微妙的东西对作短暂旅行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当地懂外语的人可以将这些东西告诉你，是不是？是的，的确如此，而且书本也可以告诉你。对于书籍，你可以对信息进行质量控制。你可以查明白，书的作者确是该种文化合格的专家和译员。你可以从约翰?费尔班克的书中了解中国，或者从埃德温，赖肖尔的书中了解日本，或许从翻译过来的当地专家的书397中甚至能「解得更多。你可以阅读《红楼梦》的翻译本，或者《西游记》的翻译本，或日本《源氏物语》的翻译本，或者那本关于孟加拉生活的绝妙的描述（我在圣奠尼卡公共图书馆找到了它）《一个佚名印度人的自传》。如果你不清楚怎样作…份有利于有效阅读的读物目录以利于有效学习的话，图书馆员总是乐意为你提供帮助的：：在图书馆里你还会找到图画书。如果你还没有访问过雅典，你是否希望在看到巴台农神庙时感到惊讶呢？或者在印度的阿格拉看到泰姬陵时感到惊讶呢？我提醒你注意，两者你都会非常喜欢。…轮满月笼照下的泰姬陵是个常见的景致，但很值得一看。多萝西娅认为，你在图书馆不会觉得有什么气味（发霉的书的气味除外）。是这样的，在印度的经历就一直伴随着浓重、持久的烧粪的臭气。但是，比较实惠地获得这种经验的办法是从离你最近的美圉奶牛场买一些或偷一些牛粪，将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点燃。这与美国人在户外做烧烤所发出的气味不同，但同样有趣。旅行者坚持要享受国际风格的宾馆的舒适，这个例子特别有利于证实旅行定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甚至无需到其西方的工业化、空调化的文化之外做什么冒险活动，无需了解世上有什么与之不同之处，就可以环游地球．可以穿过沙漠和热带丛林。我曾在波音747飞机舒适的公务舱里从30000英尺的高度看到乌兰巴托和戈壁沙滩令人激动的景色（也许只是一瞥就永远难忘）。我的地图册已给我提供了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不能给我那种激动的感觉。任何赞同这个旅行定理的人，如果他旅行过或打算去什么地方旅行的话，都会成为经常被嘲笑的目标。反击这种嘲笑的398一个办法是：设计一种可以保证你不会学到任何新东西的旅行路线。我们第…次去欧洲旅行是在1965年夏天，那次旅行就是一个范例。我们认为那次旅行我们不会看到任何从书本和图片上没有看过的东西。想想看，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星期开车环游法国。我们设定的目标是：画家中的保罗?塞尚①和毛里奇，郁特里洛②，作家中的马赛尔?普鲁斯特③和亨利，亚当斯@。从瑞士出来，我们沿着拿破仑路线（从历史书上得知的）一直到艾克森—普鲁门斯，我们住在梅拉格的那个座落在古老城堡中的旅馆里，从窗户我们能看到一条罗马高架渠和一家三星级饭店。我们用了好些天参观了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当年塞尚画圣维克多山时站立的地方。[我们研究过劳伦写的那本书(Loran1943)，他对所有这些地方都拍了照片。]我们不仅找到这些实地，而且很容易就确定正好3英尺内就是塞尚摆放画架的地方，当我们站在这些地方时，那座山看起来正好与塞尚那幅热烈的油画中所画的一样，他画风景的写实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⑤。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我们已经看过那些画了。①保罗，塞尚(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后印象主义派的带头人：他的最出名的画之-．是“圣维克多山”(1885-1887)。现藏于美国人都会艺术博物馆。——译注②毛里奇，郁特里洛(1883-1955)法国画家，以画巴黎街道景色著名，，——泽注③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他的7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为现代文学杰作。——译注④亨利，亚当斯（培38-1918）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9卷本《美利坚合众国史》(1889-1891)。——译注⑤奥斯卡?怀尔德对此这样说：“在特纳画伦敦雾之前伦敦的雾在哪里？”与通常情况一样，自然摹拟艺术。399从艾克森我们驱车经马赛（看塞尚的“埃斯塔克海湾”），穿过拉，卡马格（阿纳多勒，法郎士①所描写的，很像休土顿东南的海岸沼泽地），到靠近里姆的加德水道桥②（我曾在史密森③看过它的模型，但我以前从未在它下面游泳过），我们在卡尔卡松④短暂停留，它重修得太多，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然后我们去往坡市，在那里我们看望了曾照顾过我女儿的那户人家，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我女儿在那里上一个学期的中学时，他们曾给她提供住处并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待她。从坡市我们驱车穿过龙塞瓦尔要隘（因《罗兰之歌》⑤而闻名），进入潘坡那（那天没有公牛竞赛），再回到海滨。我们旅行的下一部分献给了普鲁斯特和亚当斯。我们在圣米歇尔山⑥的旅馆住了一晚。对朝圣者和所有人（我们也是朝圣者）来说，那里正好是亚当斯为我们准备好的中世纪的圣殿。早晨，我们起得很早，去看从地平线滚滚而来的壮观的潮水覆没①阿纳多勒?法郎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批评家。——译注②加德水道桥：由罗马工匠建于公元前19世纪的输水用拱形水道桥。它全长550米，高距水面50米，横跨在里姆东北20公里处的加德河上。——译注③因出资创办人史密森得名，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博物馆。——译注④卡尔卡松：法国南部城市，著名于其中世纪的要塞——欧洲保存最好的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之…，该城曾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若干世纪尤人去攻打它。现为旅游胜地。——译注⑤《罗兰之歌》：关于罗兰战死于龙塞瓦尔的著名法国史诗，法国中世纪文学的开端，，——译注⑥圣，米歇尔山和夏特市均在法国西北部：圣?米歇尔山是离开海岸的：个小岛，旅游胜地，其上有著名的代表男性宗教时期的罗马式天主教堂。夏特市则有著名的代表女性宗教时期（圣母玛利亚）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亨利，亚当斯的历史哲学提出了…元化的力和能的原理，并据此在《圣?米歇尔山和夏特市》…书中对比了机器时代与中世纪时代（由这两处教堂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