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ell，Shaw，andSimon1962)。这篇文章包含了对计算机跟踪（人工模拟的）与人类自言自语口述报告进行非正式对比的最初片断，计算机甚至可以模拟创造性活动的设想当时在科罗拉多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种合理的反应。象棋：人工智能的果蝇有关象棋程序的工作自1955年来处于休止状态，1957年底才重新开始。同时我们因为得知艾德里安，德格劳特的《下棋者的思维》(Groot1946)，而开始与德格劳特及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同事保持友好联系和合作。这种合作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在方法上和理论观点上不无某种深刻的差别）。象棋已成为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标准工具（就像在①计算机象棋程序的历史以及对“纽厄尔—肖—西蒙”程序的描述，可以在“下棋程序和复杂性问题”一文（1958年，特别是pp.322-331）中找到，284遗传学中的果蝇或者脉孢菌一样的标准“生物）。有效的程序现在具有大师级能力，采用高速高效的现代计算机有时能在走一步棋之前分析5000万或更多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也利用广博的象棋知识，但这种程序属于人工智能而不属于认知科学。我们现在对象棋的研究，目的在于理解人类棋手，他们在处境困难时最多能分析上百种“分支”情况。我们的“纽厄尔—肖—西蒙(NSS)”程序（1958年）如同1954年阿伦?纽厄尔提议的那样，借助于目标对处境进行推理，而且还进行少量的分析（它的棋也下得不好，使著名的人工智能评论家休伯特?德赖弗斯一时非常高兴）。我和我儿子彼得，后来与一位研究生乔治，贝勒一起编制了另一个象棋程序-MATER（BaylorandSimon1966）。它采用了有高度选择能力的、类似人的分析方法，在发现隐藏的成对组合方面难以对付，但在下棋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用处。在其特定范围内它证明了选择性探索法在避免广泛搜索方面的能力，支持了我在“行为模式”(Simon1955a)-文的附录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和另一位学生迈克尔?巴伦菲尔德一起，对与此相同的一些想法进行了研究。我们模拟专家棋手扫描新棋局时的眼球动作，从而反驳了格式塔心理学家提出的论点，即计算机不能模拟专家棋手那种凭直觉就可“瞬时完全把握”的过程。我们指出，运用普通象棋探索法而不用任何特殊的整体论格式塔过程，可以相当简单地产生人的眼球动作，而这种眼球动作好像表示对全局的掌握。对知觉的研究带来了与凯文，吉尔马丁的合作，最终导致与比尔，蔡斯一起对象棋专门知识的研究。这些关于知觉的研究解决了我们在1955年遇到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曾使我们把第285一项计算机模拟的任务从象棋转向逻辑。1958年的兰德公司暑期研讨会到1958年春我们已用“逻辑理论家”做了广泛的实验；构想并用人工进行模拟“通用问题解决者”；纽厄尔—肖—西蒙象棋程序在运行；EPAM程序正在编制；人类口述报告资料在收集和分析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马文，明斯基和约翰?麦卡锡）那时也正生机勃勃地进行着，但他们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而不是认知科学。我们的工作与信息处理心理学发展中其他主线的交流还很差。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兴的心理语言学领域，其心理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那时在哈佛的乔治-A．米勒，他主要研究从信息论观点引伸出来的概念形成（另外还有耶鲁的卡尔‘豪夫兰、哈佛的杰里，布鲁纳等人参加）。研究着重于“警戒”、注意和短时记忆过程，英国的唐纳德，布罗德本特实验室是一个重要例子。福特基金会已给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一小笔钱用于认知心理学。花这笔钱的责任被指派给包括豪夫兰和米勒（他们那时正在与我合作）在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又要求纽厄尔和我1958年在圣莫尼卡兰德公司组织一次暑期研讨会，目的是使更大圈子里的社会科学家知道计算机模拟以及它在心理学中的用处。演讲和讨论主要由我和纽厄尔负责处理，也包括豪夫兰、米勒、明斯基和肖。编程指令是由那时在兰德计算机上运行的IPL-Ⅳ提供的，课程主要围绕已建立的或正在建立的基本程序——特别是“逻辑理论家”，“通用问题解决者”，纽厄尔—肖—西蒙象棋程序和EPAM。除了研讨会上组织的小组外，参加者还包括一些后来在计286算机模拟方法上起重大作用的人：他们把这些方法和经典心理学途径相关联，并使它们在大学学院里被采纳。①丹尼尔，伯林在《思维的结构和方向》(Berlyne1965)-书中考察了信息处理心理学、皮亚杰心理学和赫尔学习理论的关系。鲍伯，艾贝尔森的“热门认知”研究(Abelson1963)是最早试图在信息处理范式领域里引人情绪和动机的工作之一。鲍伯，艾贝尔森、吉姆、科尔曼和比尔，麦克菲是建立模拟学社团的主要人物，这个社团试图把模拟方法输入到社会心理学中去。伯特，格林领导一个小组推出了BASEBALL程序(Greenetal.1966)，这是人工智能思想在信息检索方面的早期重要应用。他还负责过1962年和1963年的兰德暑期研讨会。豪夫兰和他的学生E.B.亨特构思了一些概念形成的信息处理模型(Hunt1962)。唐，泰勒把信息处理方式推广到动机问题上，并写了几篇有关解题的评述文章(Taylor1960)。罗杰，谢泼德向当时仍持怀疑态度的语言学习心理学家提出了有利于讲解信息处理的充分理由(Shepard1963)。许多其他活动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研讨会，也就是说由此而得到推动力。也许最重要的是米勒、加兰特和普里布兰在1958-1959年合写的《计划和行为的结构》一书，它后来在心理学中影响很大。由于这些作者牢固地扎根于心理学界，而且在写这本书之前又属行为主义学派，此书因为信息处理心理学成了盛行的行为主义范式的根本替代物而获得广泛注意。这本书的写法引起我与乔治，米勒的争论，这使我与他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但从那以后我们完全和解并一直是好朋友。我①由于1962年和1963年暑期兰德公司举行了同类讨论会，这次研讨会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第四次是由卡内基-梅隆于1972年组织的。287将用乔治自己的话来讲这段故事：第二年（即兰德研讨会之后），我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尤金，加兰特和卡尔，普里布兰也在那里。我没有完全赞同所有来自这次暑期研讨会的材料的观点。我们开始在一起开会，我们的讨论变得相当有趣，所以我们决定要做记录。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要写一本书。我们把记录给纽厄尔和西蒙看，他们讨厌它。所以我又重新写并把调子降下来，还加入一些研究成果。这就是现在的《计划和行为的结构》（MillerGalanter，andPribram1960）。纽厄尔和西蒙感到我们剽窃了他们的一些思想，而且没有正确理解这些思想。这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事。自那以后，我发现了赫尔伯特的优点是他可以此时对你叫喊，而过后马上与你共饮。你恰恰不要向赫尔伯特?西蒙退避，——否则他会威吓痛斥你一顿。他这方面不同于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我不得不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写到这本书中，这样他们将不再宣称这是他们的思想了。我们涉及的其实是一些陈旧的思想，但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想到的。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此前别人从未想到过。(Fromanin-terviewwithBerndJ.BaarsinBaars1986,p.213)《计划》一书的参考文献和注释，充分地描绘了兰德暑期研讨会，以及兰德—卡内基小组的工作在其概念体系中起的作用（有18处提到它，比任何其他工作都要多两倍），同时也充分地描绘了信息处理心理学的其他方法的影响——特别是语言学的和“人的因素”方法。这本书也出色地描绘了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问世之前的时代精神，它补充了我在这里所给出的说明，288陈述理论：人类问题解决阿伦和我很早就决定，要在我们对被试人和计算机模拟的研究基础上写一本关于人类问题解决的专著。这个计划早在1958年可能就提出了（证据不太确实），书于1972年问世。《人类问题解决》开始是介绍信息处理、计算机模拟和用启发式解题。然后它描述了我们在三项工作领域的经验研究：逻辑、密码算术和象棋，并以我们从证据推导出的解题理论的说明结束全书。“逻辑理论家”和表处理语言被用来举例说明所介绍的讨论。“通用问题解决者”提供了那种可以模拟在莫尔—安德森逻辑任务中人类行为的机器。我们对“纽厄尔—肖—西蒙”象棋程序及其他下棋程序与人类下棋的征象作了比较。密码算术难题带给我们一种重要的新见解。在密码算术难题中给被试者一个假算术题，例如SEND+MORE=MONEY，通过数字代替字母来解题使得结果是正确的和数。例如9567+1085=10652(这里S已被9代替，E换成5，N换成6，D换成7等等)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通用问题解决者”的主要工具即通用的目的—手段分析法似乎在这些问题上也适用。然而，决定被试者下面将采取哪一步的“通用问题解决者”基本控制结构，并没有很好地预言我们的口述报告。在口述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像“产生式系统”那样的东西，一种在计算机科学中已众所周知的组织形式，它还没有被应用于心理学系统(除非任何简单的刺激—反应(S-R)联系都可以被看作一种产生式）。在“产生式系统”，每条基本指令都有“如果—则”形式：如果条件C被满足，则采取行动A。一旦“产生”的条件被满足，就会289采取行动。当几个“产生式”的条件同时被满足时，通过优先规则来解决这些冲突（例如这些“产生式”可以按优先顺序来排列）。自60年代中期，在我们把“产生式”介绍到心理学理论中去时，它们已被广泛用于解释人类专家如何通过直接识别熟悉的线索而作“直觉”的决定，并作为人工智能中所谓的专家系统的基础。专家、人类和计算机大多不通过有选择的搜索，而只是通过识别他们以前经历过的类似情景中的有关线索来解题的。在60年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从像“通用问题解决者”这样依靠通用问题解决的技能的系统转向依靠大量存储专门知识的系统，“产生系统”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大多数“专家系统”（人的和计算机的）依靠这两者。我们可以沿着几条路线追溯“产生式系统”思想如何应用于心理学。首先，“产生式”，即条件一动作，有些相似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联系，S--R，刺激是引发反应的条件。当我们详细考察时，我们发现有许多不同，但它非常相似，以致于不能不考虑因果关系。其次，我们能在解题与决策的文献中看到一个早期的例子，它是通过再认来解题的。下面这一节，摘自我1957年8月26日的讲话：可以训练一个人使他处理一份在一定的环境下可能釆取行动的清单或指令系统……一个刚参加游戏的人并不能立刻自由处置一系列需加考虑的可能行动，而必须在费时费心的任务前当场构想这些行动……有经验的决策者能处理一份供核对的清单，这样使他在最终接受一项决定之前能密切注视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决策者和新手的大部分差别290不是像“判断”或“直觉”这样特殊的无形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打开盖子（只是讲讲）看看有经验的决策者头脑中究竟有什么，他将会发现他……具有可供自己支配的行动指令表，……和一份供核对的清单，使在他行动之前能加以考虑。而且他头脑中有唤醒这些东西的机制，在要作出决策时这种机制使他有意识地注意到它们。我们要人们在遇到这些情况时作好行动准备，主要在于训练他们充分深入地掌握这些“清单”，以便他们在作决策时能很快唤醒这些“清单”。但是我们在很早的心理学文献中可以发现“产生式系统”思想或类似的思想。“条件—动作”对的思想是奥托?塞尔兹的解题理论的核心。他在1924年写道：智力过程不是散乱的复制过程——像联想心理学所想的那样——而像是一种身体运动的系统，特别是反射系统。它们是特定的反应系统，其中通常都有特定的引发条件和一般与特殊的智力操作之间的明确关系。在计算机科学中，“产生式系统”是从形式逻辑中推得的（例如，Post1941），它们在60年代早期或中期应用于所谓线处理语言的设计和系统编程任务。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产生式系统”很快渗透到学位论文计划中去了。学生汤姆?威廉斯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中运用一种产生系统语言，而另一位叫史蒂文，科尔斯的学生在1969年的学位论文中也用了一种“产生式系统”语言（对这两个系统的描述，可以在西蒙和西克劳西1972年的文章中看到）。同时，阿伦和我在1965年分析象棋和密码291算术的口述报告中运用了“产生式系统”。这表明那时关于专家“直觉”被解释为识别机制的思想在1924年（或许还要早得多）就已广泛传播，“产生式系统”早在1965年就被用于认知模拟。而且这些思想似乎不是只有单一来源，而是有几种不同的来源。表征与意义在《人类问题解决》的大部分工作中，阿伦和我密切合作。但是大约在1960年我们各自开始与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工作后，我们的道路开始朝许多不同的科研项目偏离。对我来说，与博士生们合搞的工作是这种偏离的最早例子：爱德，费根鲍姆的EPAM，鲍勃，林赛的推论与自然语言理解，以及肯，科托夫斯基的字母系列外推。同时，我变得不太直接参与“通用问题解决者”研究了，而阿伦与他的学生乔治，厄恩斯特继续在于。不过，在60年代阿伦和我仍继续经常详细讨论我们当时工作中的所有问题，如同我们在各自的论文的致谢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继续有共同的关注，但我们开始提出多少有些不同的策略来追逐这些目标：我倾向于建立一些用于特殊任务的模型，对照人的数据资料来检验它们；阿伦更注意复杂系统设计中的一般问题。然而在阿伦从事密码算术、逻辑和象棋的口述报告工作时，我却努力把信息处理理论推广到说明动机、情绪、知觉和创造性，这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更加明显。双方工作的分化，可以从《人类问题解决》的参考文献中看出。在1956-1962年的文献中没有一项是阿伦?纽厄尔作为单独作者的，而有19项由纽厄尔、肖和西蒙合著的。同样，在1957-1961年的文献中也没有我单独的著作。从1963年起，我频繁地与学生及其他教师同事合著。在这一时期，肖以与厄恩斯特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且还单独写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292系统的著名文章。到这10年快结束时，他发表的文章也涉及口述报告分析，这些后来都编人《人类问题解决》。1961—1962年我在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休假，在那里除了继续和阿伦合作以外，我还从事两个重大项目。其一是开始对EPAM-它是爱德?费根鲍姆在博士论文中最初提出的——作重大修改。另一项是对自动编程的研究——让计算机编写自己的程序——它最后成了我称之为探索式汇编者(HC)的系统。HC运用一种类似于“通用问题解决者”的机制自动地产生程序。虽然HC-直不过是一种玩具，但它提供了一系列这样的思想，后来别人在自动产生程序的研究时汲取了这些思想。问题表征和学习现实世界的问题有时以自然语言陈述的形式呈现（教科书中的问题），有时以可以看得到的情景的形式呈现（我们汽车前面的道路），有时以自然语言文本和图片图表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在科学论文中）。把这些问题从一种呈现形式转变为另一种能进行有效的解题过程的内部形式，是所有解题活动的最初的关键部分。对问题解决的解释如果不加说明：在理解问题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或者在形成问题的“内部表征”时它相当于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完整的。在像“通用问题解决者”这样的程序中，事实上在所有早期的解题程序中，内部表征不得不由解题者自己来提供，因此回避了解题过程的重要部分。创建内部问题表征要求语义符号学，也就是说，用以表征的信息表示着外部世界，在解题的开始以及后来当解题者想知道外部情况发生变化时都需要。与大多数人工智能解题者今天做的一样，在完全内部运作（在其“头脑”中进行解决）的解题系统中这种要求被回避了。但在与真实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器人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动车辆）。293从描述性陈述或图片中创建问题表征也是一种学习形式。人类记忆中的信息是通过变换从外界获得的信息而产生的。“逻辑理论家”有学习能力，因为它能存储它已证明的定理，然后借助于它们来证明后面的定理。EPAM主要是一种学习系统，因为它不仅仅存储反应的符号，而且生长出辨别网络，使它能对刺激进行分类或识别，从而获得记忆中那些适当的反应。学习对于像人的头脑这样的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系统不能通过直接打开箱盖插入新程序而加以改变。人的记忆只能通过学习而改变。对第一代智能程序的局限性的反思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许多研究应集中于语义符号学、表征和学习。印年代时我的学生、同事和我集中注意力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作中有些发表在1972年出版的那本题为《表征与意义》(SimonandSiklossy1972)的书中。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理解的基本机制，而不在于追求与人类数据的细节相一致。它们更接近于人工智能而不是认知科学，但对两者都注意。托马斯，威廉斯(Williams1965)和唐纳德，威廉斯(Williams1969)（二人没有关系）解释了信息处理过程怎样运用外部信息来学习如何执行任务——因此对理解、表征和学习三个领域都有贡献。他们处理两个种类非常不同的外部信息：托马斯，威廉斯处理的是人们在霍伊尔游戏书中可以看到的那种说明性指令，而唐纳德，威廉斯处理的是智力测验的例子。人们是怎样从霍伊尔那里学习扑克规则，或者怎么样从某些举例说明的项目中学到测验要求的呢？史蒂文，科尔斯(Coles1969)和劳伦特，西科劳西(Siklossy1968)说明了如何从图片和描述图片的自然语句的结合中领会其含意的。科尔斯用来自图片的信息消除自然语言中的句法上294的模棱两可，而西科劳西的系统则学习产生描述相应的图片的自然语言语句（从“狗追猫”这一事件的图画中产生“狗追猫”这句话）。这些程序对语义符号学和如何学得符号的意义作出了重要的新阐释。最后，哈里?波珀(Pople1969)描述了一种解题系统，它运用两种不同的内部表征：一种用明确的命题描写情境，另一种用模型表征这些情境。他的工作述及一个目前在人工智能中仍热烈争论的问题：逻辑推理和用心理模型作选择性搜索在解题中两者各自的作用，使我相当吃惊并懊恼的是，《表征和意义》一点也没引起注意，这些出色的研究看来对后来的工作很少有影响。它们全都介绍了关于语义符号学的重要新思想并开拓了10年后不得不重新探索的道路。在我看来，西科劳西的语言学习理论仍然比有关这个论题的其他任何理论更先进。我只能认为这项工作太超前了，它提供了其他研究者还没有开始询问的问题的答案。这一时期我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指导的另一篇博士论文是罗斯?奎利恩的《语义记忆》(Quillian1966)，它也是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它与其他论文有全然不同的命运。奎利恩提出了一个记忆的网络模型，它通过记忆扩散激活来解决句子中出现的词义模棱两可。在同一语句中其他词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能激活相关的替代词汇的上下文。在“鸟”的上下文中“flicker”会被解释为一种大的啄木鸟，而在“光”的上下文中，“flicker”会被解释为忽明忽暗。1968年，奎利恩在马文?明斯基主编的题为《语义信息处理》的论文集（除了奎利恩以外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中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那一卷中，博布罗、拉斐尔、伊文思等人的有趣的工作也与语义学问题有关，它们受到计算机科学的接纳和注295意。当奎利恩和柯林斯做一些实验以便根据经验测试网络理论时，它也开始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奎利恩系统是后来那些运用激活扩散机制的模型的直接先驱。在激起人们兴趣上，奎利恩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对此我仍觉得不可思议，而且非常失望，除了对奎利恩这件事之外。我总感到我多少使这些同事丢了面子。这一时期的实验和心理学研究受到的反响是令人满意的。唐，博布罗在麻省理工学院已为解决代数语言问题建立了早期系统，几乎完全用句法知识——这就是说，系统机械地解题而不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哈佛有一个本科生杰弗里，佩奇暑假到我这里与我一起工作。我与他一起做了一些关于高中学生解代数题的实验，来看看他们的行为与博布罗的程序符合得怎么样。我们发现我们的被试者分成两组：一组从句法上解释问题，像博布罗程序做的那样，另一组则运用问题的真实含义。当问题谈到一块板被切割成两部分时，“句法”被试者分析句子，而“语义”被试者则想象用一条线来横切一个直角图形，或在切割之后成为两个图形。这篇论文成为以后许多年内问题解决的标准文献。现在很清楚，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常常运用图形来作为词语和他们推理过程的中介。与我和巴伦菲尔德(SimonBarenfeld1969)以及吉尔马丁(SimonandGilmartin1973)-起关于象棋知觉的研究相似，我与科托夫斯基一起做的关于字母序列的实验(SimonandKo-tovsky1963；KotovskyandSimon1973)渐渐受欢迎。但是和蔡斯一起写的一系列关于专家与新手对象棋位置的记忆的论文(ChaseandSimon1973aand1973b)受到心理学家的大量注意。由此建立的一种专家／新手实验研究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对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都有重大影响。296象棋实验开始后不久，约翰，R．海斯和我编制了一个程序，它能理解用自然语言表示的问题说明，然而把它们译成适合于“通用问题解决者”的内部表征。这个UNDERSTAND程序比象棋知觉研究离实验心理学当时所关心的事更远。它是一个较慢的参赛者，但渐渐被接受为理解自然语言的一种（局部）理论。我仅仅简短地描述了这些研究计划的内容，主要是强调它们述及的争论和它们被接受的情况。凡是首先对内容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考《人类问题解决》(Simon1972)、《表征和意义》(Simon1972)与《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一卷(Simon1979)。后者是我这一时期的近30篇论文的集子，包括我提到过的多数文章。我认为《人工科学》（Simon1981）的第3和第4章是一个较短和较少技术性的概述。传道师的努力迄今为止，可以看到心理学学科并没有过分急于想接受新的信息处理范式。从赫尔的S-R心理学（且不说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到计算机模拟存在太大的飞跃。大声思维口述报告被当作资料，有时被误解为企图复活内省法。甚至赫布的工作也很少起作用，虽然它为心理学准备了较多认知的途径，因为他对处理过程的生理学解释给心理学的独立信息处理层次留下很小的余地。因为在我们开始打人心理学时，我只是一个勉强够格的心理学家（通过我关于社会和组织心理学的工作），而阿伦则根本不是，所以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卡尔?豪夫兰很早被信息处理观点吸引过来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在英格兰像布罗德本特已从信息论和战时关于人类因素的研究达到了这297一点。1958年我们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小组加人了这股力量之后，心理学家对信息处理途径渐渐产生了“谨慎的”兴趣，再不把它拒之门外了。我们的事业得到了同时发展的关于短时记忆研究和知觉的精密计时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也逐渐采用信息处理这个标签[DonaldBroadbent(1954)是这种工作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一研究路线虽然和我们打着同一信息处理大旗，但与我们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具有非常强的实验心理学传统，理论对于实验起着显然是从属的地位。第二，它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较简单和较传统的关于知觉和选择的实验室任务，而不是我们常采用的较复杂的问题解决任务。第三，它不太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计算机模拟作为构成理论、检验理论的方法。最后，它依赖于较标准的实验设计，用反应速度和准确度作为其主要论据，很少利用或根本不利用大声思维口述报告作为论据。心理学的认知途径或信息处理途径中的共同点，或者说，它们区别于行为主义的共同基础，是愿意考虑位于两耳之间的东西，并毫无羞涩地用心智一词。它们不仅对思维现象感兴趣，而且对思维的机制和过程感兴趣。这两种信息处理研究都一直有各自的信徒。时至今日，信息处理这个标签已确实成为时髦。人人都是信息处理心理学家了。认知心理学中两种变体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在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方面（例如，与比尔，蔡斯一起做的工作）要比计算机模型（像词语学习理论的EPAM，尽管它能解释各式各样的实验数据，仍受到忽视）更加迅速地被接受。至于我们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工作，“通用问题解决者”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我建立的或帮助建立的其他系统像“启发式编298纂者”和“理解”的影响则很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处理的这些问题往往太专门化，要求注意心理学细节而不是系统构造的一般原理。被承认的征兆我不希望读者从我的这个说明中看出有任何自怜的迹象。任何认为世界已忽视了我们的研究的论点将是惊人地不顾事实，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狂想症状。我申述的目的不过是要了解为何以及何时某些流星伴随着可怕的坠落声从天空降临，而其他的则静悄悄地不被注意地掉人海中。对于我那一时期的工作有许多确实的被承认的证据，虽然并不总是很容易知道要被承认的是什么——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研究、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还是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我很早就应邀在各个大学里作讲演或系列讲演：1959年在纽约大学讲管理，1961年在普林斯顿作范纽克西斯讲演，1963年在哈佛作关于认知心理学的威廉，詹姆斯讲演，196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作关于人工智能的康普顿讲演。在纽约大学的讲演产生了《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Simon1960，1965，1969)，康普顿讲演推出了《人工科学》一书(Simon1969，1981)。范纽克西斯讲演和威廉，詹姆斯讲演稿没有发表，因为它们的内容与最后在《人类问题解决》一书中与阿伦合作的工作太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各种荣誉学位和奖励也降临到我身上：最早是(1963年)耶鲁大学、卡斯大学和（1964年）芝加哥大学的学位。1959年我已经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波斯顿学院”）的院士和美国哲学学会（“费城学院“）理事，也许它们与我通过我在社会科学研299究理事会的活动所得到的知名度一样。1969年，美国心理学学会授予我“卓越科学贡献奖”（它多少使我有些麻烦，因为它应该是我与阿伦合作的奖，而他不得不等到1987年才得到）。1975年，阿伦和我获得计算机械协会的图灵奖，也许在协会决定如何处理合作奖时耽误了几年。早在70年代结束以前，阿伦和我就已经完全被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学界所确认了。我很快懂得了，一个人获奖主要是因为他正在得到这些奖：这就是鲍伯?默顿称之为“马太效应”的一个例子。这也与政治学上所说的“当选可能性”或“人名识别”现象性质相同。一旦一个人变得有足够知名度，他的名字会很快自动地出现在受奖者名单中。20年的研究使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段路程，跨越了我们从“逻辑理论家”的有利地位所看到的平原，我们的大学是对这一进步作出贡献的主要研究中心，最初的研究策略一直没有任何根本变化。我们认为人们在娱乐（谜题或游戏）或作为日常业务一部分（投资决策，模式发现，言语学习）的各种重大智力任务是同一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解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有一个好机会来编写计算机程序去完成这些任务，那么研究生和教员就着手编制这些程序，并测试它们的有效性以及它们与人类完成任务时的表现的一致性。当我们开始对比较简单的心智领域有所了解时，我们便着手研究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探索领域的边界不断扩展，但总是有宽阔的疆土没有被认识——到本章结束时的1978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不久所有领域都会被勘探。15.经轴上的私人线索除了我的童年、大学经历以及新婚岁月之外，我还很少谈到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我很清楚人为的事情本来就分为两部分，在从中整理私人生活的线索时，我并不追求描述我职业生涯时所表现的那种坦率。我的职业活动并非不受感情的激励，我生活的大部分的乐趣来自于这些活动，但这也并非纯粹孤独的或智力方面的乐趣。我的多数研究和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大学的社交事务。我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偶尔也与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并因这些合作和友谊而深感愉快。对于妻子和我，社交生活已和职业生活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们互有来往的客人都来自学术界，常常是多萝西娅系里或我系里以及办公室的同事及其家属。工作的社交活动和休闲的社交活动没有明确的界线。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生活所经历的阶段与子女的成长的阶段密切同步。在芝加哥(1937-1939)和伯克利时，我们是两人家庭。在芝加哥的第二个时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们成了5口之家。大约1961年，孩子们几乎都离家去了学校，我们又是两个人。除非孩子们来访，我们一直是两人生活。下面我将叙述在这些不同的情境下我们的生活特点。家庭生活我已谈过一些有关我对姑娘们和妇女感兴趣的事。如果金西报告中的统计数字至少近似正确的话，我不得不判断我的“利必多”强度和我对它的反应多少接近于中间分布状态。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对姑娘们以及后来对妇女不感兴趣。①半个多世纪来，我与多萝西娅的婚姻已成为伴随着深情厚爱的伴侣关系。在我21岁生日的晚上遇到她时，并不比我第一次见到其他漂亮女人时多一些或少一些爱的感觉，然而这次好的开端发展了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关系。6个月以后，在1937年的圣诞节我们举行了婚礼。多萝西娅和我自那以后一直都非常融洽，或者可以说幸运。尽管我在学院里当了50年的专家，但我对婚姻问题并不比那些称职的婚姻顾问能谈得更好。回顾起来这似乎很容易。但路上并不是没有不得不去探察并搬走的地雷。多萝西娅与我一开始就对政治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有完全相同的兴趣。我有点担心（这不是开玩笑）她并不懂计算，但她保证去补救，她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实践了这一许诺。我想让我的妻子与我分享我所有的兴趣，其中包括数学社会科学，但这一点并没完全做好。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兴趣，很快又增加了我们的社交生活①当看到年轻秘书们走下最高法院大楼的台阶时端庄地抓住她们的裙子以防被阵风吹起，我将很快能对0．W.霍姆斯法官的评论作出反响，说：“哦，又成了80岁”。以及后来养育儿女中的共同兴趣。我们都持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并参加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在孩子们出生前，我们在一起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市政府的论文。我们结婚时，多萝西娅正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我们决定两人都要在工作中拿出点时间去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当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时，我们都达到了各自的要求。虽然按今天女权主义的标准我是不合格的，但我肯定没有我父亲那种关于妻子对家庭预算作贡献时的心烦和不安。我们都有工作时，两人分担家务的问题通常靠在外面吃饭并雇一位管家来解决。我们承担家务所依据的规则现在会被看作老式的，但那时还算是进步的，虽然或许并是不什么先锋派的。我的事业被假定有优先权。我们同意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在选择或改变工作时并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干得最好，我会去任何地方，而多萝西娅会和我一起去。这可以看作是重大的让步，特别是因为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但她从未特别渴望回到那里去。她的工作不得不适应于我的工作时似乎也不需要作什么重大决定，或者根本不用作什么决定。多萝西娅高兴工作多长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多长时间，但是当我们建立起家庭，她可能要管几年家务。我的回忆又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假定，而不是要求讨论的明确决定。在凯西出生后，多萝西娅确实继续工作了两年，但后来成为专职的母亲和主妇，一直到孩子们长大，虽然期间她在妇女选民联盟和其他几个组织中参加了大量志愿者活动。孩子们长大后，她回学校为在教育研究方面的新事业作准备。结果，我们很高兴地又在一起工作，并发表文章，这次是认知心理学方面。遵照我们治家的惯例，我们家庭的大小对多萝西娅的生活要比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大得多。因此她在作决定时有多数票，303虽然我记不起我们有什么不同意见的地方。我们一直等到快结束研究生学习时才有凯西，那时是1942年，彼得和芭芭拉分别是两年和4年后出世的。那个时代，所有学者家庭好像都有3个孩子，所以我们也照此行事。那时，父亲在生孩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极小的。我想，凯西出生时我在看电影。我一直确信在医院里是不会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但是当彼得和芭芭拉问世时，我尽职地坐在等候室里。（彼得出世时我带了一本关于矢量分析的书以打发时间，但记不起芭芭拉出生时我读的是什么东西了）。我学着换尿布、值夜班，而多萝西娅负责照看婴儿：我倾向于做家庭的严格教育者，多萝西娅和我对纪律的不同态度常常是引起我们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彼得开始表现得性情暴躁，不服管教以后。不管怎么样，现在已长大的孩子们告诉我，我是个严厉的父亲，但他们又向我保证，在他们年少的记忆中我不是一个有敌意的父亲。虽然是一个严格的教育者，但我也许并不始终如一，其原因有两条。首先，我对心智和精神的独立有深深的敬意，我想我的研究生将会愿意去证实这一点。当彼得与我、为许多事较量而取得胜利时，我暗中赞赏他的勇气和决心。我肯定从没压垮他的精神，虽然生活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如果我曾做到这一点的话。第二，在我成年的大部分生活中我是一个工作狂，一星期60到80小时地操劳（更准确地说，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孩子们，但除了在晚上给他们朗读之外从没有长时间地与他们一起很好地玩过。我很少有耐心详细地听他们说或与他们一起做游戏。我父亲也没有感到有责任要像一个小男孩那样与我玩耍，虽然我确实花了许多时间去观察他在做些什么。但他的活304动——侍弄花园、做木匠、钓鱼——比我的写文章要值得观察得多。所以我不是…个第一流的父亲，况且，我深深怀疑我是否知道什么对我的孩子们最好，或者我是否能预言用…种方法对待他们的结果会比用另一种方法要好。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受到大量放任自流的管理，我相信父亲的作用是孩子们不应被过分引导或过份保护。小垒球联合会和它的啦啦队要让父母们参加，这种想法使我凉透脊背。我孩提时代，垒球是自己组织的在…块空地或小巷里玩的游戏，大人是不受欢迎的。近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身份感觉好多了。我好像没有给孩子们永久的伤害。凯西、彼得和芭芭拉现在已40多岁了，他们在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生活中不断进步。他们热情、亲切，显然对他们的父母没有深怀忌恨。互相探访时，我们在一起很愉快。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我能尊重的（这就是说，它们很像我的价值观）。多萝西娅与我和他们一起共同分担他们的许多问题，他们也这样对待我们。而且这20多年来，我们又看到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六个孙儿们的身上。因为有一个孙儿现在已结婚，我们甚至不久就可以当曾祖父母了。我很满意地注意到我的儿孙们没有一个因我在世界上的声名狼藉而不适当地受到损害或胁迫。然而，有个金钱的问题。这是在生活中必然引起注意的话题，即使两个人过日子可以和一个人时那样少花费。在我们的整个婚后生活中，很幸运的是收入从来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如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你量人为出，要保持支付能力是不困难的。特别是，懒惰和缺乏想象大大地帮助了支付能力。买一所度假的别墅、一艘帆船或另一辆轿车，甚至重新装修一下住宅，都要求创新的才能和精力。多萝西娅和我似乎总是太忙于其他305活动而找不到太多时间来干这些事。然而有两个时期，我大学的工资收入使我们有些拮据。1948年我们在芝加哥买了一所房子，而不得不于1949年在匹兹堡又买一次。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幸亏我父母能为我们第二次买房作抵押。后来，当凯西上大学而彼得和芭芭拉在私立学校读书时，开支很紧，但我能从兰德公司和其他咨询工作中贴补工资的不足。最近几年我一直很幸运，能根据专业兴趣而不考虑收入来接受或拒绝咨询或讲演。一年我只给自己总共4天的时间来关注投资或其他财务上的事。我从未详细核查过帐目，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所做的如同我们的储蓄是按生活指数调整的基金那样，也许更好一些。但在这些事上除非进行核算，否则人们很容易自欺欺人。作为经济学家的训练已以重要的方式帮助了我：它使我相信在金融市场上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不必每天甚至每个月去注意股票市场，既然它不能告诉我，我是应该买还是卖。因此我的投资周转额很低，这使我的经纪人很沮丧（而我也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过秘密消息或忠告）。我在卡内基—梅隆评议会的财政委员会服务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没有表明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它达到了满意的结果，甚至这也许是最佳的效果。这并不意味着我把金钱看作是不重要的。多萝西娅和我总有充余的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通常还有富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无疑会唱另一种调子。况且挣大钱（我意思是很多钱）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赌博，这完全不是我偶然玩过的赌博。我对它的得失所系的方面——通常是这样——可能有些疑惑。除了赌博方面，我很难想象人们为何要这玩意，如此烦恼！有人用“大争端”和“关键事件”来描写生活，但重新阅读这306几页的内容；我几乎没看到它们传达了我们一刻接着一刻的存在——即我生活的大多数列刻。格特鲁德，斯坦把它称为她的“日常生活”，并时髦地称它为“基础设施”，它对于生活和对于社会一样是基本的。多萝西娅和我的一刻接着一刻的生活一直很简单。我们热爱家庭，我们设法使它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更舒适，但从来没有设法使它成为艺术作品。我们喜爱美食，但吃得很简单。我们很少请客，而且那只是为了友谊而不是为了保持社会地位。我们喜欢尽量互相陪伴（以及与世隔绝），因而我们很少外出。我们喜欢好的音乐和美术，但并不经常费劲去体验它们。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很少使用，钢琴常弹{业余的）。最近几年，我甚至不常去看电影。但我们在贪婪地读书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口味。你会说，陷入泥潭。娱乐与消遣如果说我们曾尽力“自娱”的话，那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旅行。我们结婚后不久，几次在假期徒步旅行，这我在第一部中已作过描述。我们没有与孩子们去野营——也许是因为懒于搞后勤——但通常在暑假和他们三四个人一起开汽车长途旅行到西海岸、缅因州以及魁北克、亚特兰大和恩塞纳达等许多地方。这些旅游（我想对我们都）很有趣，并给我留下了关于当父亲的最好记忆。我家人很早就走空了。当彼得与我们及当地学校发生严重矛盾时，我们为他在新英兰找到一所学校耐心并成功地引导他。芭芭拉在圣莫尼卡的高中度过特别幸福的一年后，看到她在不太适宜的匹兹堡的中学将很孤独，我们也在新英格兰为她找了307一所私立学校c）同时凯西已上大学，开始在安?阿伯，后来在纽约。到1961年，多萝西娅和我多数时候只有两人在我们的大房子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相互的爱和感情的习性、共同的职业活动和对我们周围几乎所有事的共同好奇心。我们会用意不态恶毒地聊聊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的孩子和亲戚、我们各自的日常生活。百科全书、地图、词典和世界年鉴常常被拿到餐桌上以回答问题和调停争论。我的华盛顿邮报或多萝西娅的匹兹堡日报、委员会、科学、政治、宗教、艺术、我们读到的可笑或荒唐的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谈话的资料。如果这些还不够，我们有时争论起来或退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去。60年代以来，我们的旅行最经常的是在国外，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一样多。它们通常和我的专业会议和讲演有联系，但消遣目的要大于事业目的，至少直到1972年的中国之行。第20章和第22章我将谈谈这些旅行中较值得注意的事，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中国和（前）苏联之行。我们许多充满生气的共同经验为我们的回忆提供日益增加的愉快的源泉——一种我们并不打算去抵制的老年病。当然，我们也有几千小时用于业余爱好。我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徒步旅行、钢琴、象棋、绘画及学外语。小时候我喜欢但并不擅长于多数体育运动。我不大去滑雪、划船、打网球。我的5种业余爱好中只有徒步旅行能便于社交（除非你认为下棋也是，它提供一种奇特的社交活动）。这也是我与多萝西娅共享得最多的唯一业余爱好。她有她自己的消遣方式，特别是编织和其他手工艺以及栽培花草。时间是个暴君。一个人不能忠于两种工作正如一个人不能忠于两个情人。不管什么时候，我一旦发现某种爱好使我的注意力大大地偏离研究，我就放弃了它。在50年代末，开始是下308棋后来是绘画。在这两件事上，我发现自己曾一心想达到专业水平，它显然将需要无限地献身。是该停止的时候了。我常发现自己对那些开始作为消遣的活动变得认真起来，这也许说明我的竞争意识。在高中时，我花了两年时间多少有些认真地下象棋。城市的娱乐部门在晚上为下棋提供了方便。在那里我遇到了阿帕德，埃洛，他搞了一种通用下棋评估系统，这个系统能说出一个棋手是大师、专家或者仅仅是一个A级棋手（我从未超出过A级）。有一天晚上，我和埃洛下棋，同往常一样输了，如同在玩具钢琴上演奏怀特。我回到家里，重新分析棋局，发现在走第17着棋时如果我用“象”进行正确的进攻的话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的。第二天晚上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说：“哦，但我们的比赛是在昨天晚上。”我在大学里明智地放弃了下棋。在爱德华，拉斯克到校园来访问时，我们三人与他进行了一盘评议性的比赛，并击败了他，多年后，我给他看比赛的分数，他后悔地指出他曾在哪里有过大的失误。在我们开始研制NSS程序以前，下棋一直对我们并不重要。那以后我开始经常在匹兹堡象棋俱乐部下棋，以提高我的老练程度，并以研究作为我的藉口。不久，我在城市锦标赛中下棋，得分1853，提高相当快。我甚至击败了那时该市最强的对手。（他对较弱的棋手过分自信，而在他应满足于打平局时又企图赢。）这时我感到强烈的竞争意识在我心中升起，我立刻放弃了下棋。因为如果我想保持比赛名次，我必须每星期至少用一两天来比赛。至于绘画，我从未认为我有真正的才能。我的色盲肯定不会使我在这些艺术方面有很高的修养。我想是在1958年圣诞节时，我开始制作抽象的美术拼贴画，后来转向油画。也许部分309原因是想使自己从个人忧郁（在下节中讨论）中解脱出来。不久后，多萝西娅和我都去听听绘画课，我们发现表现世界的本领既包括才能也包括技巧（和其他所有事一样）。我迷上了油画：首先，有些难题要解：一个色盲绘画者用什么样的调色板才不至于以把画布搞得一塌糊涂而告终（既然你可能完全分辨不清抹上去的是绿斑还是红斑）?但是除这种挑战之外，绘画还开始在我思考研究问题时控制我、占据我的思想。我发现这是一种高要求、高满意度的活动。一两年以后，我逐渐停止并再也没有去画，但我时时被它诱惑。我旅行时继续画一点。有时我带一本写生簿，虽然从不带照相机。现在（在校园里我那个可以隐匿的僻静办公室里）放满了我的素描，它们使我想起那可爱的日本旅馆、香港、天津、瑞典、阿尔卑斯山、圣莫尼卡海滨、斯肯利公园附近的班萨洼地。我对素描的质量不抱幻想，但它对于唤起回忆很重要。徒步旅行不是一种有竞争性的运动，因此它不会提出严肃的忠诚问题。我确实没有成为世界级旅行家的大志——而且如果我热中于爬高山，我的才智将会被吓走。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认真发展钢琴技巧比较困难。我小时候不情愿练琴，为了避免让教师指责，我不得不大力发展见谱即奏技能。这一长处使我能离开钢琴很长时间而回来时仍以某种精确性和相接近的拍子来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巴赫的序曲之类的曲子。我现在的演奏并不比17岁时好，却也没有退步。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对此感到遗憾。很奇怪，不管我怎样经常练习，我从来没有把它们记下来。我曾花一点时间用于音乐创作，但仅是一点点时间，而且已把它用于研究那些能进行音乐分析的计算机程序（你可以在《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中看到一份有关报告）。与绘画一样，我310知道我可能很快要产生热情时，我就相应地提防沉溺其中，我的业余爱好中还有用外语看书，我在外语上花的时间可能比用于其他四种爱好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我对我的语言兴趣前面已作过…些说明。在我讲到这个话题时为何不一般地提及阅读呢？当然，这远非业余爱好，它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事情。我读书和我吃东西一样几乎是兼收并蓄。但我读书的胃口比吃丰富食物的胃口要好得多，所以我不给自己限量。常有人称赞我兴趣广泛，但你们可以看到，我对它们是严加控制的。而且，事实上我对理解人类思维的热望压倒其他爱好，这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因为我能意识到我从事的任何…种活动都不过是另一种研究认知（也许还有情绪）的形式。我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论下象棋、音乐格调、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仅仅是我偶然遇到的题目。我也曾鼓励和拥护别人搞计算机绘画工作（值得注意的有杜安，帕里卡和哈罗德，科恩），虽然我自己并没对此发表过什么文章。我总能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的嗜好看作我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这是各种可能做到的事中最好的。爱情与婚姻爱情在我生活中并非无关紧要。用斯坦海尔或普鲁斯特最广义的关于爱的定义的话，我从未爱过一个不美的女孩或妇女，也没有对漂亮女人完全无动于衷。(1)美的标准不一定是古典的：脸庞必需是吸引人的，不仅毫无瑕疵，而且脸和眼一定要由智慧①阿利斯泰尔?库克从查理，卓别林的自传中引录道：“生育是自然界的上要事务，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每个男人在遇到任何妇女时都要估量他们之间的性潜力。”311点燃，否则美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我总感到：既然脸比身体变化更大，美也多少更属于脸。在我遇到一个女人符合我关于美的观念时，我会立刻激动，但如果她没有智慧，这种诱惑力很快会消退。爱情在婚姻以及导致婚姻的一系列行为中同样重要。但是我承认对美的敏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样适应一夫一妻制。有两个“心—身”问题。一个古典的问题是物质系统怎么会有思想。电子计算机表现出来的思维已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此大不相同的第二个问题是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的问题。其解答并不像第一个问题那样明确，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文学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年轻人，我必须设法作出自己的回答。有几年，我认为，心身出于某些目的应互相分离——性魅力可以是爱的先决条件，但当然不是同义的（我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与被爱的人或其他人的性行为对一个人的爱情来说没有牵连（我不再相信这一点）。我想我是应自己身体的需要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并不是读了关于自由恋爱的小册子的结果。我现在认为非常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完全照我早期的这些原则行事，而一直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如果在精神上并不那么严格遵守的话。我有几次陶醉于（偶尔也清醒地）向其他妇女求爱，但有两样东西使事情没有发展得太远。首先是我的虚荣心，要去吸引一位妇女却发现她并没被吸引，这将刺伤我的自尊心。一个稳妥的预防措施是决不去尝试，决不去作试探并等待反应。这在恋爱和战争方面都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但在爱情问题上，它确实保护了虚荣心并支持了一夫一妻制。使我免于放荡的第二道防御是我喜欢诚实的形式。当一个312女人对我只有性吸引时，我决不会对她说我爱她。唐，胡安教导我们，大多数妇女并不因没有希望爱而受到很多伤害，但她们喜欢排他性的爱。50多年来我深爱我的妻子，而且我从来不愿说我不爱她。我不接受任何玩弄妇女的标准作法。我不会说因为我妻子误解我而需要另一个女人。有时多萝西娅确实误解我，我有时也会误解她，但是只要我们仍相爱，伏在别人肩上哭似乎不是解决办法。如果查看一下前面的话，好的逻辑学家会看到我仍没有摆脱危险。我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可能真诚地同时爱上两位妇女，而且这种事偶尔发生过。我婚后六七年，班里来了一位年轻妇女，我称她为卡伦。她比我小几岁，具有非凡的沉稳的贵族式的美，聪明而富有想象力。她受过艺术和语言文学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的教育，有着受这种教育所具有的大部分看法，包括有些不信任技术以及某种温和的神秘主义。上课时注视她美丽聪明的脸令人很愉快。我们成为朋友，但严格地说我从不能确定她是否对我有性吸引力。我很快知道她已结婚而且她丈夫远在军队里。有些暗示表明这婚姻并不成功。我们谈话的话题是城市规划、艺术而不是爱情。这学年结束后，我很少见到她，而且从未在会导致亲昵环境下见她。她到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的办公室里来过几次。她约会时常迟到，有时来得很晚，这让我处于极度迷乱兴奋的期待之中。我那时不怀疑我爱上了她，也不怀疑我至少同样地爱多萝西娅。我决定保持这种状态，这是个容易坚持的决定，也因为卡伦虽然是个热情的人，但她从未暗示有超越友谊的要求，我也没有。有一次，也许不止一次，她（带着一个求爱者）到我家来。我想，多萝西娅喜欢她而且并不妒忌她——至少没有妒忌的痕迹，313除了有一次下午我因与卡伦见面而回家很晚。我与多萝西娅在一起时并不常想卡伦，但在我旅行时，特别是1948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帮助组织“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时，我有时梦见她们两人之一（从未同时梦见她们俩）：我与卡伦的接触后来很少，而且多数是交换短笺。我得知她离婚又结婚、第二次离婚。我通常知道她的下落，而且我没有忘记她。1958年夏天，我的情绪达到顶峰。我们进攻人工智能初战告捷，并开始被承认。阿伦和我组织的兰德公司暑期研讨班刚胜利结束。在离开洛杉矶机场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沿着圣莫尼‘卜海滨散步，身边掠过涌向新的娱乐码头的拥挤人流，那一天新码头刚开张。我被人流带到码头，然后转身逆着人流走？游离-：欢乐的大众、喋喋不休的人群，我深深地感到了孤独和空虚，但…登上飞机，我的幸福感就恢复了。几周后，我去两个城市给高级管理人员作讲演，这一活动使我感到兴奋。在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我从第…个城市驱车到第二个城市，一路上大声唱着（我并不经常如此）。在愉快的晚餐和香甜的睡眠之后，次日我将作第二次讲演。第二天上午开完会后，：—位与会者向我作自我介绍并说他受托传达对我的问候——卡伦的问候！她将于当天下午到达。而且希望见我。在罗克沼泽时（见第2章），有一次我站在小溪中抓住了围栏的电线。我刚受到的震动被我这几周来的幸福感所增强，它对我的打击和那次受电击一样剧烈。那一天我很难专注于工作。卡伦于傍晚之前（准时）到达。我们三人一起驱车回纽约，她开着车。在我们的同伴面前我试图谨慎地传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天晚上，我飞回匹兹堡，陷入了感情危机的边缘。314我告诉卡伦我爱她，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拼命设法以超出朋友的方式见到她，而不违背对多萝西娅的承诺。卡伦承认她觉得我很有魅力（这宽慰了我的虚荣心），但她不会插足一个有妇之夫（我们从未讨论过离婚）的生活。很快，我对进行这种交涉而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使我不得不与妻子摊牌。我再也承受不了这种与卡伦友好但柏拉图式的谈话。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到我渴望得不到的东西，我确实如此，而卡伦以为我也许在爱一个想象中的女人，也许确实如此，虽然我并不这样想。她们俩甚至背着我见过一面，对我的问题满意地进行心理分析。我做了明白的事（如果你没有陷入爱情就是明白的）：不再去见卡伦，其中有一两次反悔，但每次反悔后是痛苦的沮丧，这又加强了我的决心。伤口上的盐慢慢溶化。至今我仍能以又甜又苦的措辞来讲述这个故事，一个伤感的老人追忆他逝去的青春。如果我不承认这段插曲的重要性，那将歪曲我的生活。而且，这一经历为我的爱情理论增加了一条重要推理：你可以同时爱两个或更多女人——否认这一点将否认自己的感情——但你只能忠诚于一个人。把爱两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还不够。除非伴随忠诚与承诺，否则爱情只为婚姻或令人满意的持续结合提供脆弱的基础，即使这种爱远远超出性魅力。我们谁都逃避不了的时间有限性，迫使我们要考虑价值和人的优先性问题。婚姻中的承诺意味着另一人的需求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优先。这个人必须能依靠我们如同我们依靠他或她一样，而两个人的需要不能在同一紧急关头同时满足。这种爱情和承诺的结合，使我与多萝西娅一起度过的53年在我的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对她也是如此。正是我的315上述经历使我理解了这一点，我为自己这么慢才明白而感到窘迫，但我并不后悔有这种经历。这里大约有些隐藏的道德上的反省，它与新的“关系”概念的道德有关。六七十年代这种关系概念在我们社会中发展流行。但我猜想，我只是让新一代的人对忠诚作出他们自己的定义。也许他们将发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16.为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创造一个大学环境1960—1961年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一年之后回到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利?巴赫告诉我，由于健康原因他将辞去院长职务。这是个很不愉快的消息，我很难想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另一位院长领导下运行。学院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成功已如此惊人，使得利氏的后继者能幸运地守住已取得的阵地。这很像是去继承曾为帝国大大开拓疆域的罗马皇帝的事业。我是显然的继承人。但因认知科学研究而产生的兴奋再加上我以前的管理经验，包括做了一年代理院长，使我确信我不想把时间花在院长职责上。同时，迪克，西耶特已在学院里做过大量领导工作，他那时大约41岁，已当了几年本科生工业管理系的主任——我到卡内基理工学院来时担任的工作，而且他已形成了一支较年轻的教师队伍，得以实现一种适用于理科硕士课程的创新管理计划。他和吉姆，马奇正在完成他们合写的书《公司的行为理论》，还有其他出色的研究为他增添声誉。比尔?库珀不久开展了支持迪克当选的一场教员活动。利．317巴赫多少有些反对，他相信我们应从院外寻找候选人；迪克看来并没有出色到足以胜任著名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职务。但教员对迪克的支持迅速增加，我对迪克总体上是肯定的，而且曾经是任命他当系主任的主要提议者，我只有一个保留：他好像太喜欢权力了，这是领导者的一个使人烦恼的特性（领导者应行使权力，但喜欢权力是另-，回事，也很危险）。与迪克长时间坦诚交谈之后，我虽然保留关于他对权力态度的顾虑，但是相信他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目标也有强烈的兴趣——权力将被负责地使用，而不仅仅是推进他的事业。我还得出结论：既然他现在懂得我的顾虑，我们能相处得很好——我们确实如此。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迁走迪克1962年被任命当院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服务到1972年成为大学校长。我对工业管理研生院这10年中方向的变动曾有认真的保留意见，但这种变动除了院长作用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他最严重的缺点是他对数学和正规方法的迷惑，结果，资深教员不仅忍受着非定量研究的减少，还要忍受着脱离正规理论的经验工作。虽然迪克以前从事过企业的行为理论研究，但这项研究是这个新偏见的第一个受害者。我们招聘的对数学感兴趣的教员对经验研究却很少有兴趣和才能，因为那些工作并不从建立正规模式出发（有时以建立正规模式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运筹学专家联合的结果统治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高级政策委员会，其决策使得教员的组成越来越不平衡。虽然我从不认为我对社会科学的数学研究途径缺乏共鸣，但我很快发现在反对过于形式化和浅薄的数学炫耀时自己常处于少数派地位。在新经典正统开始支配经济学家时，这种情形变得更坏。非常奇特的是，这开始于杰克，马思、，杰克在研究生时曾是霍尔特—莫迪格利尼—马思—西蒙动态编程研究小组中一位有贡献的成员。他过去（现在）非常聪明，是一位优秀的应用数学家。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他研究预测未来销售的技术以及更广泛地处理不确定性的技术<…）在完成了与这个研究项目有关的学位论文后不久，杰克于1961年发表厂《计量经济学》，为处理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建议。他显然应为此而获诺贝尔奖，即使我并不认为它正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有时，一种并非逐字正确的观念在科学上会极其重要。今天，经济学家们把他的思想称作“理性预测”。我这里只作概略的解释，详细的说明会使我们深陷于与本文无关的技术问题。理性预测向有限理性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因为它假定经济活动者的理性是超越任何极限的，而以前甚至在新经典理论中也认为有这些极限。这种理论的名称提示了它的总体思想：它宣称人的理性甚至扩展到他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预测。事实上，这种预测是从一种有确实根据的经济学模型中推导而出的，并为所有的决策者所共享。杰克的建议开始并没有受到经济学教授们关注，但16年之后，它引起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一位新来的年轻助理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的注意。他刚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①从1971年开始，卢卡斯和汤姆，萨金特使理性预测理论成为国内外闻名的理论，后者也曾与我们短时间合作过。有限理性和理①考尔斯委员会已从芝加哥迁到耶鲁。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下，芝加哥在忠诚于新经典信仰方面已变得极端正统，完全不容有其他替代的观点。鲍伯，卢卡斯是新芝加哥学派的产物。319性预测这两种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后的主要建议（博弈论是第三种）虽然它们互相完全对立，但几乎同时在那个小商学院里产生并盛行。这不能说没有讽刺意味。这两种理论不仅盛行，而且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起由一个四人小组中的人提出。这个四人小组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在一起密切友好地工作了好几年。霍—莫—马—西研究小组同时聚藏着两位凯恩斯主义者（莫迪格利尼和霍尔特）、有限理性宣扬者（西蒙）和理性预测的发明者（马思）——先前的正统观念、一种异端邪说和一种新正统观念。总的说来，理性预测和新经典数学经济学家逐渐使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与我越来越不相宜。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并为容忍其他观点提供保证，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致力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政治活动，这不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我也不清楚我是否会在我已参与的斗争中获胜。在这些争论中我慢慢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退却，在迪克，西耶特成为院长后不久开始，虽然我一直努力工作（而且比较成功），以保证其他观点的经济学家在校园别处有活动的余地——在城市和公共事务学院，后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和决策科学系。最后，大约在1970年我的办公室搬到心理学系，但继续参加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制定政策的会议并保留副院长的位置——我喜欢的说法是“不管部长”，实际上，说我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退却只是部分正确。由于我自己研究兴趣的转移，我是被吸引到心理学系以及围绕计算机而萌发的新活动之中去了。①①有限理性和组织理论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失败对我们是一个真iE的打击，我总喜欢引用史迪威将军在他带领的部队被赶出缅甸时的一句话，“我说我们遭到了一次该死的冲击”。320校园里的政治活动我一生已投入许多时间在政治学上，包括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梅隆以及在国家这一级中。也许在这里解释卡内基理工学院怎么变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很合适，因为这发生于1967年，在迪克，西耶特当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和他担任大学校长的中间。那年盖福德?斯蒂弗任校长时卡内基理工学院和梅隆研究院被安排合并，后者是由安德鲁?梅隆捐助在匹兹堡建立的一个非赢利工业研究组织。这两个机构以它们的主要捐助人为名合并在一起。我不知道谁决定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学。梅隆研究院的专业人员是科学家，主要是化学家，他们在理工学院中一直很自在。不知何故，合并被利用作一种机会来宣布卡内基—梅隆由于叫作大学而有了更广泛的使命。组织理论家将有兴趣了解名称的改变是不会没有影响的。它已支持了诸如这样的论点：“我们现在是个大学了，大学都有哲学系，因此卡内基—梅隆大学应该有个哲学系。”一个名称说明着什么？它说明的许多东西，我们将会看到。校园政治与管理需要由两个目标引导：优秀和创新。金钱并不保证优秀。虽然大学工资和教工质量有关联，但这种关联远远不完全。在关键的人事决策（聘用、再任命、提升、任期）方面坚持优秀，——大学所得的要相当于它付出的，如果可能的话要更多——能把平凡的教员队伍变成第一流的。在决定聘任期时，教员们倾向于因人情而牺牲质量，特别是在鉴定亲密的同僚和朋友时。行动时富有人情味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特性，但这很容易误解争论中的问题。教员任期委员会并321不决定有多少人在社会中将被聘用，而是决定哪些人将在某一大学被雇用。继续雇用一个人，如果他不如其他可能被招聘的人能干，这对（可能不认识的）替代者是残酷的，而这可能对在职者是有人情味的。那些被拒绝任用的教员并不是走进领救济食物的穷人队伍，而将转到其他大学或其他岗位。当大学能记住这些事实时它们就能获得高质量。创新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产生思想，而是广泛传播这些思想，思想可以通过说和写来传播，也可以通过为这种传播建立大本营而使传播更为有效。在卡内基，我们成功地产生新思想，创立组织培育这些思想，并通过广大的教育界和科学界来宣传这些思想。我在卡内基投入的第一个创新活动是建立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这个组织和它在商学院教育方面的世界范围影响，前面已作过介绍。第二个活动是成立心理学系，它在发展和传播计算机模拟及信息处理心理学方面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导地位。第三项活动是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发展计算机，而且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处领先地位的计算机科学系之一。第四项创新活动（同时也是发展）是把设计重建为一种科学活动，并把设计重新引人工科课程。第五项活动是通过强调解题以及强调对自由的（文科的）与职业的价值和途径的融合，在卡内基加强有实效的教育。机构建设连同这些创新占了我生活中大部分用于大学政策和大学政治的时间。这种活动并不完全与我的研究主流分离，因为卡内基大学提供了能够提出创新思想并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交流的智力环境。经济学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其中的有限理性思想，通过我们研究小组50年代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联合活动变得引人注目。心理系为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提供了讲台。一系列组织——以计算机科学系告终——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相应的讲坛。322新的认知心理学第13章与第14章所写的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新研究是1956年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开始的。第一年心理学系的李?格雷格开始参加研究，但系里的其他人却不感兴趣。李看到了新方法的前途，迅速地从行为主义经验论转过来。他原来在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的是传统实验心理学教育。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也曾与心理学有联系，即社会和组织心理学，而哈罗德，格茨科夫曾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和心理学系任职。因为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社会心理学分会会员（凭借我关于组织方面的研究），我在心理学方面至少也有一点合法地位。我开始为使心理系更多地参与我们发动的认知革命而作宣传。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一些基金用来雇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把他们朝新方向引导的年轻实验心理学家，但这个计划不很成功。这些没有长期职位的心理学教员不能参加“反叛”，因为学科传统观念太强，而且他们过分关心在心理学事业中的成功。1960年去兰德公司休假时，我开始怀疑，没有一个也包括心理学系在内的坚实基地，我们是否能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外设机构完成这一革命。我回到匹兹堡后决心对此采取一些措施。1961年秋，我在估计形势时认为进展不大，而心理学系主任哈勒。吉尔默没有被我对未来的特殊看法说服，不愿允诺更多的东西。我决定运用会带来迅速变化的一些管理诀窍。我的方法是生硬的，但我心中所想达到的目的的重要性不认为这方法是正确的。我深信事关紧要，但这并没有获得同事们的注意。曾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书教得很好的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退323休顾问利兰?哈泽德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件1960年发生的事：在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成立10周年时，我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做“管理和公司，1980”，有12位国内外著名人士参加。芭芭拉?沃德（杰克逊女士）坐在我旁边，赫尔伯特，西蒙坐在对面。芭芭拉对我说，“他生就一副狂热相。”在我能作出回答之前电视灯光打开了。(Hazard1982，p.29)不管我的脸会揭示什么（它不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重要的目标处于危险境地时我的行动确实冷静而深思熟虑。我认为这和任何关于狂热的定义一样好。我不喜欢伤害别人，但我的行为不一定总是能使人际关系最佳化。当看来事情要办成时，我会发脾气，或者似乎要发脾气。①在心理学这件事上，我认为许多事处于紧要关头，在午餐会上与哈勒紧张交谈之后（我高声叫而他很平静），我给他写了如下备忘录，概述了我们的谈话：1961年11月2日亲爱的哈勒：我已进一步思考了我们昨天的讨论中我的行为。我不久将找校长沃纳谈谈如下意见，也许在找到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新院长之后。1．只有当学校里有一个重视认知领域和认知过程的模拟①我有时表现出这种故意的激怒，很像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是本能的不可控制的。许多年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除非发怒否则不打我们”。他以为发脾气比起故意装出来的严肃来是挑衅行为的更好借口，我怀疑这是正常的反应：324的健全的心理学研究生计划时，我才能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既然不能指望地方上的力量——资金和环境——去支持非常普通的第一流的心理学研究生计划，这意味着在系里应比现在流行的作法要更加专门化和集中一些。除了我个人的要求之外，就这个学校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以及关于系统和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的新计划的活动而论，这种专门化的计划是唯一合理的一种。2．过去5年在这方面有一些进步，这是因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愿意提供资金，而且心理学系也少有资源用于此。我曾感到，只要我不推动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在我离开学校的这一年里没有什么行动就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3．要达到目的需要来自心理学系主任的有魄力的领导，他要完全热中于这一目的。从过去两三年里我在系中作为一个坐观者所看到的，由于你自己宣称你能够做的事有限，我不再相信你将准备做这样的领导。过去，我曾为了使心理学系转向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开展研究生工作的方向而施加过压力。现在我不愿继续施加压力。4．要给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研究生计划的管理以正式的职责，从而进一步强调心理学的行为科学计划和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整体关系。心理学研究生计划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工科研究生院院长的督管，而且现在这种半正式的安排对心理学系的成员来说太模棱两可了。这些不是我草率得出的结论，因为在过去一年中我已多次考察了这些问题。如果利氏不决定退出院长职位的话，我会在今年秋天早些时候就向你提出的。赫尔伯特325心理学系所在的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还空缺着，但就在那时，一位来自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家杰克?科尔曼填补了这个空缺。两天后我寄走了这份备忘录，我还写信给杰克指出，如果需要，我打算向卡内基的校长呼吁使心理学系发生我认为必要的变化。信的结尾这样写的：“衷心祝你在新的工作中成功，并为在欢迎你的庆祝会的最初10分钟就给你带来第一次行政管理危机而致歉。”寄走这些备忘录后我会见了凯克?莫耶和李，格雷格，他们积极地领导着心理学系。我再次向他们保证，系里应为除了我那种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各领域的第一流教员留有充余的活动天地。相信我们的目标并不冲突，他们同意在系里进行大的．变动。哈勒已决定辞职，①我们说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伯特，格林来当系主任，他那时已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伯格在卡内基的5年中，与阿伦?纽厄尔一起从全国心理健康研究院获得一笔研究赠款。这笔经费在认知科学新生的20年里为这门学科提供了主要的研究资助。这是一笔很大的赠款，它使我们逐渐在系里建立了一个和谐的信息处理心理学家小组。但是即使有了宽裕的基金，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因为第一步，要招聘愿意并且在技术上有能力沿这条路线前进的年轻心理学家就不容易。1965年，系里开始每年春天举行认知科学研讨会，至今仍①哈勒继续留在系里，我很高兴在这些事发生后不太久，我们又成为朋友，也许他认识到我顺应时代精神，因而在我们的冲突中他不再锋芒毕露。他从卡内基—梅隆退休后，大约在70岁左右去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在那里他的事业有成。他帮助发展了那里的工业心理学研究计划，并且和弗吉尼亚的其他研究机构一起工作。326继续着。研讨会为系里带来了许多著名的访问者，他们能看看我们进行的工作并和我们这里的内行们相互交流。会议录的出版也提高了我们这个研究计划的知名度，那里面有一半论文的作者是我们系的教员。然而，只要我们这个小岛仍被几乎清一色的全国性行为主义大海所包围，进步就慢得让人烦恼。这与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正统经济学已接受企业的行为理论的问题几乎相同，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符合历史潮流，逐渐克服了困难。进展多少也因学潮而缓慢下来，这一点我将在第18章加以说明。有好几年，这种进展非常需要教师注意、需要支持援助去和有关心理学在大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各种观点竞争。这种情形大约到1973年才完全平定下来，那时李‘格雷格接任心理系主任。他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1980年早逝。计算机科学在卡内基确立计算机科学计划比提出认知心理学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只是填补一个空白而不是推翻固有的思想。1956年后，IBM650和阿伦，佩里斯到学校后不久，20个系的教师和学生——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电子工程系、数学系和心理学系——开始对计算机产生强烈兴趣。大约1961年，在“系统和通讯科学”这一标题下，由这些系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系里开设我们现在称作是计算机科学的课程。因为我们在卡内基一直努力保持各系和各学院之间界线的渗透性，所以许多系的学生听了这些课程。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又决定设立并掌管一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博土水平的综合考试。凡是愿意参加的系都可327以把这门考试作为它们的博士生考试的一部分。委员会所代表的四个系都这样做了。不久，我们在这四个系授予了实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大学里掌管研究工作的委员会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但到那时除了祝福外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就这样成为全国——全世界——首先在博士水平上培养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学生的大学之一。到1965年，这一要求发展到了下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科学系。该系于当年创立，阿伦，佩里斯是其非常得力的第一任主任。从一开始，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就是全国三个领头的计算机科学博士点。我们现在仍保持这一地位。计算机科学系与组成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的几个系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有一些教员在它们中间兼职。目前，有四位教师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兼职。计算机科学系一直留在理学院，到1987年后才独立为一个学院。工程设计一个几十年住在工学院的人，对工程教育不会没有看法的。我早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职期间就形成了这些观点——但也许主要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甚至在工程教育促进会（现在是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中也比较积极。我起初的看法是，工程教育应少一点职业教育论而多一些科学。随着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验的增加以及眼界的开阔，我看事物开始有些不同了。我开始也看到各种职业教育特别是工程、商业、医学教育的相似性，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328的目标是平衡职业取向和科学取向。在我开始了解那些实力较强的工科学院的倾向时，我看到了新型商业教育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在课程设置中科学代替了职业技能。我再看得稍远一点，发现在医学教育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商业院越来越成为运筹学学院，工学院成了应用物理学和数学学院，而医学院成为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院。职业技能在课程表中消失了，而具有这些技能的专业人才也从教员队伍中消失了。科学与职业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专业人员不仅仅分析（理解）情况，他们还要在找到适当的策略之后对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综合）。在商业中，他们设计产品和市场渠道，组织生产过程，并发现新的资金筹措手段；在工程中，他们设计结构、装置和处理过程；在医学中，他们设计和开药方并做手术。但“分析”已从所有这些课程表中赶走了“综合”，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分析是科学的核心，它最严格而且能够教会；综合过程则很不系统，它们一般被认为是不一定客观的判断和直觉。综合过程作为工作现场中的问题在制图版上、或通过无系统性的商业案例来进行教学，并不符合经严格考虑过的教学规范。结果，为了提高在学术同行眼中的威望，它们被逐渐挤出了职业学校。人工智能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人工智能程序普遍地实现了设计或综合。早在1956年就有程序设计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到1961年已有程序设计选择投资有价证券。这种计算机程序打破了直觉和综合的神秘性，因为它们的处理过程完全可以公开检查。我们现在能懂得，不管我们要满足的是怎样严密的细节，设计过程都具有。懂得这一点，我们就能以与我329们教分析时同样水平的严密来教设计。在我逐渐懂得了职业学校的两难与人工智能提供的解决办法之后，我开始促使卡内基理工学院在工学院里恢复设计和设计师（或者设计理论家）。60年代早期，这些意见被置若罔闻。那时工学院里的科学家既不懂工程学也不相信他们可以教工程学。他们通过讲授大量物理学和数学来教工程师，希望他们的学生以后能设计安全的桥梁和飞机。1968年我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知名的卡尔，泰勒，康普顿讲座。我课堂的题目是“人工科学”，其中有一次专门讲设计科学，提出了我刚才概述的观点，并用一份关于课程设计的处方（一种设计）来充实这种观点。在这次讲演中我讲述了我们的研究，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人的思维过程包括设计过程，这使我提出了课程设置。这些讲演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反应，但讲演稿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注意。卡内基（理工学院）逐渐能招聘到几位有这种设计观点的教师来工程学系。最初是加里，鲍尔斯和史蒂文，迪莱克特。他们都来到一个设计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活动很快发展成关于许多种综合过程的大型研究网络。这一研究转而又开始反映在课程设置中，因此卡内基—梅隆今天被认为是在工程教育中恢复职业技能——设计技能的领导者。当然我们并没有恢复制图板。我们不仅教设计艺术而且教设计科学，其主要工具是研究专家系统和其他搞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从而揭示了其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些发展使我得到极大的满足，特别因为除了对它们进行最初的宣传外，我没有很积极地参与后来的工作。这些发展现在已牢固地扎根于工学院的土壤之中，而且靠自己的动力前进。如果一个人必需当改革者，那么这是一种最好的改革。330新校长们约翰?克里斯蒂安（杰克）．沃纳1965年退休，他曾在我刚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后就担任校长职务。只有少数教师参加挑选他的接班人，我记得只出席过一次有关这一论题的会议。新校长是盖福德?斯蒂弗，1972年他离任去当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1972年在物色校长人选时，恰逢学潮后的几年，对教师和学生促成的民主的让步使得有更多的教师积极参加特色活动，甚至在有限范围内还请来了学生。1972年物色校长开始前的几个月，我已被斯坦福大学邀请去参加管理委员会。那时，许多管理委员会吸收一两个来自其他学校的学者，我为这一邀请而高兴并受诱惑。但最终决定，如果我要花大量时间去考虑各大学中的教育政策问题的话，我宁可为卡内基（我在这里会有一些影响）做事，而不是为我们的主要竞争者中的一个去做这些事。我显然可能当卡内基校长。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慎重思考，我告诉物色大学校长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我不会成为候选人。他请我参加他的委员会，我同意了。我也告诉他我辞退了另一所大学的管理委员职务，但我并不想拒绝让我参加卡内基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在和委员会同事磋商之后，他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同意在校长选举之前不做任何事。在物色委员会的任命中，宣布我是作为个人而不是教师代表来工作的。迪克，西耶特是另一位显然的内部校长候选人。由于他熟练而又卖力的竞选活动，他很快获得教师们相当坚定的支持。虽然有些理科教师认为校长应是自然科学家，但迪克能解除他们的担忧。管理委员会还倾向于从外面找一位科学家或工程331师，但结果教师委员会的争取使得管理委员会同意他们选择迪克。我没有很快被说服去支持迪克，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不满意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正在走的道路，而且至少把部分的过失归咎于迪克的政策。最后我还是赞成了别人的意见，因为没有好得惊人的替代者。迪克并非不知道我几乎是最后一个接受他的人，但他看来并不计较。不过我认为，虽然我曾被许诺过当委员会成员，但如果他反对这种提议，甚至稍对这种提议有些不自在，那么我接受这一许诺是不公平的。相反，他的反应很积极，还延长了邀请期限，我也就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同时是大学的一位终身教师又是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不是作为教师代表，当然这对我是一种破格。如果这使有些人不自在的话，我的确不知道。我在任何时刻总是设法记住我是什么身分，而不同时以两种身分出现。有几年我避免在管理委员会处理内部学术事务，而尽最大的努力致力于财政委员会及其从属的投资小组。这几年大学完全改变了管理财产捐赠方式，逐渐把它托管给一小批管钱者，大量的时间用于作出新安排或选择管理者。后来我还在稽查委员会服务。我的大学管理委员会身分在另外两个方面是有用的。首先，它使我要时时向同行受托人解释大学里的各种事情。卡内基管理委员很少有人接近大学，他们中许多人对大学的了解主要依靠上大学时的记忆（在卡内基或其他地方）。在适当的场合我能提醒他们大学运行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我甚至能提醒他们大学年收入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教师从事企业活动带来的——要比从赠送和捐助得到的收入多得多。他们需要现实地理解从事研究工作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因为卡内基越来越成为那种大学。332其次，这种身分使我与迪克，西耶特保持一种坦率的关系。我们对定期在早餐时见面习以为常，我们随意地谈论大学里的所有事务。只有当我极力避免为自己的嗜好，以及与我联系最为密切的大学活动辩护时这种关系才能维持。我不想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经纪人。只要我首先考虑整个卡内基，其次再看它的部分，我就是有用的。我想我经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不曾有什么过失的话，那我倒会很吃惊。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迪克，西耶特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校长。没有人能想象他会非常容易被说服，他和我也并不经常对学校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在他任校长的18年中一直是亲密的朋友。而且谁在主管学校也从没有过疑问。既然我自己不当校长的主要原因是要把时间留给我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只是有选择地卷入大学的管理事务，这些工作只占我每周工作时间中的一小部分。我没有干涉大学工作，学校在迪克领导下搞得很好。有关学校的事，迪克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地让我比别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知道更多，除非是有关他想与我讨论的事。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幼稚地以为我的教师同事们不知道我的双重角色，更不要说那些院长们了。我肯定，我在这种身分下处理事情常常更加慎重，我知道的情况更多．人们试图知道我对已提出的政策的看法和观点，有时我成了让迪克对种种问题关注的渠道。我认识到我比不当管理委员时有更大的影响，但我尽职地利用这一点而不给现有的组织结构添乱（卡内基从没有一张整洁的组织图表，迪克也从未限定他的接触渠道。）最后，由于我在国内外的科学声誉而带来的影响日益增加，我在学校里的影响不可能不变得混乱。使不可冒犯的人变得不可冒犯的方法很多。333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大学校长1961年我显然是利，巴赫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职位的继任者，这离校长职位并不十分遥远。我对事业的选择是：喜欢研究要超过喜欢管理。在我选择生活的迷宫分叉路时，有半打最重要的机会。在利氏辞职时我拒绝考虑院长职位（我肯定已几乎要被任命），11年后盖?斯蒂弗辞去校长职务时我又拒绝考虑当大学校长。虽然我现在想象我总是想要一生从事研究，但实际情况并没证实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时，我认为我热中于法律（受哈罗德舅舅以及我的辩论经验的煽动？）。我参加了一次职业兴趣测试，在我的得分为“性格非常内向”时，那位顾问认为，法律不会成为我的职业。这种测试对我是否正确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确实发现，在设法与别人交往方面我很难采取主动。职业兴趣测试并没有决定什么。直到1942年我还在考虑要在行政机构中谋生的前景，甚至考虑过政治生涯。后来我排除了后者，那是因为(1)我不是一个服过兵役的人，(2)我是犹太人。正如我前面解释过的，即使我喜欢在比赛中居劣势地位的角色，这两点也对我从政太不利了。在我开始学术生涯之前，我没有遇到什么有吸引力的从事文职工作的机会。在多年担任行政管理职务之后（在伯克利领导计量研究项目，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理工学院当系主任，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当副院长），我为什么决定不接受院长职务了呢？当了一年代理院长使我相信那不是我所想要的，虽然代理院长和正式院长不完全相同。那是一种太强求纪律的生活，当有魅力的想法出现时，却没有机会去追求它们。我感到我并不喜欢这334样来获得满足，主要靠激励别人作贡献，需要与人们培养感情以取得他们的合作和金钱，特别是主动开始这种接触，，也许职业兴趣测试是对的。在认真考虑了可能性之后，我决定不当候选人。作出关于校长职务的决定是比较容易的，这既因为不太会成功，又因为我完全可以重新唤起以前作决定时的感觉。不容易成功是因为迪克，西耶特有10年院长经验，而我曾拒绝了这一职务，还因为我为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利益，激烈的语辞和猛烈的争斗使一部分教员不太喜欢我。然而也许是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参加竞争。我长时间推托以保证自己在大学决定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我从不后悔这一决定，特别是由于迪克在工作上的杰出表现；我们的同事利兰，哈泽德赞美地说他通过“迂回曲折”使这些工作成绩成为可能。我肯定不具备这一点。也许我早就掷过骰子。在我第一次列上名人词典时，大约是我到匹兹堡时，我肯定我的政治从属关系（民主党）和宗教信仰（一元论者）已被载入公务记录中了。在从公共政治管理转向商务管理时，我并不想要放弃自由。’在行政管理位置上，这种明显的刚直也许不完全有助于成功。因为那种地位的人必须在包括保守的商家在内的各种顾客中间进行调停。事实上，作为像卡内基—梅隆这样的大学的校长，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与实业团体密切联合，这会使我不自在。虽然因我不擅长于小型谈话而且对高尔夫或体育运动缺乏兴趣，谈话有时很勉强，但我觉得和实业家交往与和学者交往几乎一样容易。只是当谈话转向当前的事务和政治时我不能隐藏我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它与大多数实业家所持的观点不同。尽管他们有其他吸引人的品质，也许我与富人们交谈中最严335重的问题是精神和人格上的，他们（根据我的经验）几乎…律对钱没有幽默感。他们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表现得（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好像他们有钱是靠正确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惠或运气。不知什么原因，多萝西娅和我对财富缺乏适当的尊重，甚至对我们自己的财富也如此。我们都认为收人税太低了。我有一次给一个大富翁打电话，我亲昵地直呼他的名字，请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捐赠价值400美元的公司产品。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与你合出这笔钱。”我很喜欢这个人，我把他看作聪明、有趣、而且有开明社会观点的人——不是同我一样的自由主义，但远不是反动分子。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反应如此不加思索——膝跳反应。甚至一笔无足轻重的小钱也不会随便付出。供我做出最重要的研究和教育方面贡献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是由威廉．L．梅隆提供资金建立的，他建立了海湾石油公司。这个学院属于由百万富翁安德鲁?卡内基创建的大学。我拥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大学教授职位是巨富银行家理查德?金，梅隆资助的。以我的态度来看，我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困窘？一点也不。赠送钱常常是人们处理钱的最好方法，我不反对为了有益的事业而当其受益人。文科教育一职业教育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探索具体说明了我对教学的实验态度（见第7章）。我从不把教学同发表涉及论题的井然有序的讲演（它将汇合成教科书）混淆起来。杰克?沃纳的前任罗伯特，多尔蒂校长1936年开始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集合一支教师队伍，在他们的脑海中也不存在这种混淆。卡内基在工程教育336的两次重要运动中走在前列：在工程类课程表中设置大量文科类成分的课程；从讲授内容转变为讲授解题技能。卡内基理工学院是领先在本科生课程中设置四分之一非工程学、非科学课程的工程院校之一。它也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使这四分之一课程不仅仅是选修课的大拼盘。多尔蒂校长领导下的卡内基理工学院还提出了“卡内基规划”——基本教育目标报告书，并补充以从这些目标出发专门设计的课程。“卡内基规划”目标的简明陈述，可见之于多尔蒂的论文“为职业责任进行的教育”，我从中引录如下的话：职业教育中的三个变化是必须的。首先，理解人类社会和技术的新的哲学和新的视野。第二，在所有专业人员中发展以职业的思维方式来看问题的真正能力。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在工程领域发展的有效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它在人类和社会领域也同样有效用……第三，发展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这样在逐渐发展的将来，他们能不断扩展已拥有的基本知识，加深理解并增强他们作为专业人员和有真才实学的公民的能力。(Doherty1948，pp.76-77)从中可以看到有一种虔诚的感情。更增添这种情感的是多尔蒂对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再思考，把学科内容范围从属于解题技能教学。在这些努力中他得到了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已成为工程学院院长的迪克，蒂尔和许多其他人的支持。多尔蒂1950年退休，史密斯1958年退休。他们对大学的影响已逐渐变弱——但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教师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人中有英语教师欧文，斯坦伯格，历史教师西奥多，芬337顿和迪克，西耶特。由于这个原因，卡内基—梅隆的教师们对教育哲学和实践要比我所熟悉的其他大学教师有更高深的认识。我到卡内基时，学院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没有授予过学位（玛格丽特，莫里斯?卡内基女子学院有一部分例外）。历史、英语、语言和哲学是“公共服务”系、其中的教师多少是“二等公民”。在斯蒂弗领导时期(1965-1972)，玛格丽特，莫斯学院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并，重新命名大学（合并了梅隆研究院），并在几个文科学科中授予本科学位。我对这些变化有复杂的感情，因为我对当代文科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教育的自下而上能力有复杂的（否定的）感情。特别是，我没有被这些领域向职业教育主义倾向发展所打动。它们有时好像打算把无用性作为真正的文科学习的根本标准，因为它们显然只重视知识而不重视技能。当然，实践是另一回事。如果在大学中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把技能当作是游戏的别名，那么语言学系也许可以当之无愧。但语言教师仅在想象中认为，学习读、写、说和理解很不幸只是深入学习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初步准备”。而事实上他们几乎花了所有时间去教这些“初步准备”，这正是生活中的一种不幸（英语教师一般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用语法和拼写来为他们的成见作自我辩解）。就卡内基—梅隆而言，我认为在“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大旗下，卡内基规划的基本哲学可能被输入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课程表中。对“文科教育—职业教育”可能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的想法支持这种做法。在与常青藤联盟学院的竞争中，我们在文科学科方面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除非我们做些不同的事并且无可争辩地比他们做得好。如果我们没有相对的优势，我们就不会有质量，如果我们没有质量就不应在商业界338存在。但是为了将“卡内基规划”应用于文科，人们不得不相信，在正确解释的“文科”与正确解释的“职业”之间没有冲突。受文科教育的人是有技能的人，而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人，他们的技能与文科的（自由的）价值和知识融合在一起。我们这些受“卡内基规划”影响的人如果还远不算完全，那么在我校，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院中促进文科一职业教育思想方面还算相当成功。整个事情很复杂，而且还没有结束。其精髓可以通过下面几段话来表达。那是我1977年对教师们的一次讲话，它引起了相当的轰动。那时，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帕特?克里辛和他的副院长李，格雷格正在院里设置基础课程，教师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的设定——虽然许多人是被争取过来的。4月5日我作了一次有很多人参加的讲演，题目是文科教育，目的在于促使学校里认真讨论重要的教育问题。我想讲演是成功的，我以文科教育的定义作为开场白，向文科常轻视技能以及“文科的”和“职业的”之间的紧张状况提出挑战：文科教育从语源学上以及所有其他方式上来看都意指对自由人的教育，对此大家都非常同意。只是当你问一个人为了自由并保持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时才开始有不同意见。按大家都同意的说法，例如描述耶鲁是这样的学校，“在那里可以对青年人教以艺术和科学。他们通过全能的上帝的赐福，可以适合于教会或平民国家的公职。”从古典文学时代开始，将某人培养成为自由人就是把他或她培养得能在社会中占有一个职位。如果这职位包含着做一个公民，那么这就是做公民的准备；如果这职位涉及生产工作，那么这种自由人教育就包括为适当的职业进行培训。(Simon1977a,p.91)接着我提出一种阐释性的考查（10个问题）作为文科教育的有效定义，并对其中的一个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答案。“注意，”我说，“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考知识——你是否读过荷马和弗吉尔①的诗，我们在考技能，要回答问题，你必需应用写诗的技能或计算机编程或某些其他技能。”我建议我们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来设计一种恰当的教育：首先，去理解学生的动机，第二，要抓住大部分课外时间用于教育过程——也许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在午餐谈话中进行有关如何做人的教育。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对其动机是智力的、是职业的、是为了社交的、是传统的、还是“没有什么分类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投其所好。需要从社会科学出发的第三件事……是一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有关知识、技能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怎么促使学生受到文科教育呢？我赞成设置各专业共修的基础课程，以提供课外的共同话题。面面俱到是不重要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基础课必需通过取样构成。其目的必需在于发展技能和知识：解题技能，盘问专家的技能，和领悟、评价的技能。接着是一段妙句：“没有受过文科教育的教师是不能提供文科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教师们，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受文科教育……如果你走到自己领域内有资格教书的人中间向他们提一个问题，他们中有多少人会说，‘噢，我回答不了这个，这不是我的课时’呢？”我提议，校方为教师们制定一个文科教学计划，要①弗吉尔，古罗马诗人，其主要作品为史诗《埃伊德》。——译注340求在今后四年内，每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师要通过这个计划中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的综合考试。我说，这是让我们自己准备向学生提供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一种方法。作为我讲话的结果，教历史课的同事们邀请我参加教一年级学生历史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班子。当然，我必须接受这个邀请（并很高兴这样做）。这门课强调法国革命（我们的侧重点是“例子”，而不是“覆盖范围”）。课程还包括要求学生去检验他们在关于大革命的标准著作中看到的假说，对照存贮在计算机中（英文）的1789年法国地方性会议向凡尔赛提出的请愿书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否支持这些书的主张？就这样，我在教历史和学历史的过程中度过了一个有教学效果的学期——学的比教的多。我没有重复这一经验，主要是因为懒惰，而不是因为再这样做——或是英国文学或法国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乐趣。我向教师提议的那种学校在卡内基—梅隆还没有建立。但我有耐心，并意识到社会改革不能立刻完成。回顾我的讲话时，我发现自己在思考我的教育观的起源。对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强烈信仰无疑来自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理工学院这两个工学院的经历，也结合了这样的观点：传统形式的人文学科在文科教育中的作用言过其实。我从未甘心接受这样的观点：职业教育需要的是狭隘的职业训练或用不太好听的话来说是技巧方面的。我也不相信，当代人文学科对说明人类状况已表明有特殊的能力。我认为作为社会系统的大学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对丰富教育经验很重要，这种认识无疑起源于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那里的启蒙性综合课程涉及所有的知识领域。既然这还不是哈钦斯和艾德勒的芝加哥经典，我没有把那些课程奉为典范。这341种信奉将会使抽样检查的想法变得不可接受，从而使公共基础课的设置无法实行。虽然仅仅对讲话窥见一斑，但从中可以看到，我那关于社会科学（以及特别是认知科学）对大学教育有重大贡献的观点直接起源于我近年来对学习和问题解决过程的研究。当代认知科学提供了一种对改进教育过程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它也揭示了在各种各样领域的交叉中人类思维过程的共同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效的交流可以在许多特殊文化中间建立并保持，这些文化构成今天职业的、智力的和艺术的社会。17.争论我大学生涯的记录，包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及其以后的时期，清楚地表明了我避免不了争论，事实上我是经常被迫卷人争论中的。究其原因，我想这大概不是因为我喜欢争论，而是因为这些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使我所在的大学达到我认为重要的目标：如果说我在大学生涯就开始争论的话，我在科学研究中也同样争论。我的大量的研究是从基础上搬掉一些既成的东西，起先是在公共行政管理学，然后是经济学，再后是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研究理应做出点新东西，而新东西当然与旧东西不同。然而，有许多研究，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发现，有些是从库恩的意义上讲是革命性的发现，与旧东西并不抵触，它们是建立在旧东西的基础之上的。即使有时最终瓦解了旧东西的基础，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毁灭性后果也不总是那么明显的。我则通常是有意识地宣布我的革命。我那已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是很平稳的。它名为《决策制定与管理组织》，出版于1944年的《公共行政管理评论》上。然而随它而来的是1946年出现在同一家期刊上的《管理格言》，它声言经典的管理理论（例如卢瑟?古利克和厄威克所说的那一套，1937年）的基本原理并非基本原理，它们只是一些格言。其中不乏智慧，却又矛盾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