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也震惊了，但不是为了自己。他读了黛博勒的来信，信中写着：“我们把一间屋子变成了火药库，我吩咐在楼上筑了些工事。这么一来，我自己能对付。”对此，富兰克林苦涩地笑了。妻子的刚强使他感到欣慰，却仍不免担心。至于那些对他自己的中伤，他于7月8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们所有的箭矢，正如拉伯雷①所说的，箭头是用阳光下的奶油做的。”他为之震惊的是构成英帝国整体的殖民地同宗主国的分裂。他发现自己力图将这两个部分拉到一起，而同时被这两个部分猜疑：英国政府视之为代表殖民地说话的使者；殖民地则认为他亲英。实际上，如果要他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同时他又不愿看到帝国的分裂。最后他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即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据，那观点就是，帝国统一的基础在于北美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和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有代表。他要以此为依据，去促使英国当局废除印花税法案。①拉伯雷（1494？—1533年），法国讽刺家及幽默家。然而，当时英国的政治局势竟使他无从开始自己的使命。格兰维尔内阁由于同印花税法案无关的原因而倒台，新的罗金厄姆内阁上台之初持相反立场；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英国国会十分不满，越加坚持印花税法案；格兰维尔及其追随者不肯承认自己的劣政；乔治三世则认为美洲殖民地人民是和自己亲政的计划过不去；土地所有者则因为该法案许诺由殖民地人民供给英国驻美军队便可减轻他们的税务负担而顽固支持这项法案；到罗金厄姆内阁执政后，急于证明格兰维尔内阁政策之不明智时，它内部又出现分裂，自身的地位也不稳固；威廉·皮特主张废除印花税法，但他拒绝进入罗金厄姆内阁，影响力有限。富兰克林并不气馁。他同一般的英国政治家交谈，力图和他们沟通思想，使其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和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运输业人士联系，鼓动他们向议会、政府施加压力。在英国，这些人在议会中的代表很少，力量也不大，但他们是正在兴起的阶级，他们的经济力量正在迅速增长，政治影响力也逐步加强。12月4日，许多这样的厂主、商人和船主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会，酝酿全国各地城镇联合上书请愿，要求废除这个被富兰克林称为“罪恶之母”的法案，并准备为下院安排一次听证会来证明该法案的恶果。国会于12月17日和次年元月14日开会，会上对是否废止印花税法展开了激烈的长时间辩论。格兰维尔及其一党极力为印花税法辩护，得到英王及其友人和一部分阁员的赞赏及土地贵族代表的拥护。1月6日富兰克林称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较之对错误措施一经发现立即更正，坚持错误举措更能维护政府的荣誉和尊严”。殖民地人民要求的同情者柏克发了言，皮特也作了强有力的讲话，但他们不是阁员，他们的宏论对公众的影响大于对内阁的影响。在国会辩论期间，富兰克林没有闲着，他将国会辩论的情况报告给公众，向各家报纸写匿名信，尖锐地抨击印花税法案。他还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敏锐积极作好准备，一有机会便亲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富兰克林果然没有徒劳，英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发起的国会有关委员会的听证会给了他发言的机会。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这个当时最有名的美洲人出席了听证会。向他发问的有敌人也有朋友，敌人是企图引他作不利于废除印花税法的回答，朋友则相反，尽量使他论证废除这一法案的必要性。而双方会问些什么问题，富兰克林心里都有数。因为有准备。尽管听证的委员会委员全部或大多数都认识或知道他，他们还是问了：“你的姓名和住址？”他也就回答：“富兰克林，费拉德尔菲亚。”开头的是詹姆士·休伊特，来自考文垂的议员，同美洲殖民地做买卖的商人。他问道：“美洲人在自己中间缴纳什么数额较大的税吗？”回答说：“当然。很多、很重的税。”问道：“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不是很有力量交纳那些税呢？”答道：“是的。边疆地区，整个大陆，经常遭受敌人蹂躏而陷于贫困，只交得起很少的税。”下一个发问的是在纽汉普什尔出生、父亲在波士顿当了20年邮政局长的约翰·赫斯克。他问：“你和美洲的邮政管理无关吗？”答道：“有关。我是美洲邮政总监。”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你认为通过邮局把印花分发给所有的居民点是不切实可行的吗？”答：“邮递业务只在沿海一带存在；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业务没有深入到内地。如果用邮递业务将印花送往内地将引起邮费上涨，在很多情况下，邮费会高于印花税本身。”这时，一个听证的委员看出了赫斯克问话的用意，打断了问话，反问道：“从各殖民地的情况看，它们不是很有能力付印花税吗？”回答说：“就我看来，殖民地没有足够的金银来支付一年的印花税。”问道：“你不知道从印花税征的钱款完全是用于美洲吗？”答道：“我知道它由美洲事务法案进行分配，但它将被用于征服殖民地，那里的士兵从它取得薪酬，但这些士兵不是殖民地的。”问道：“难道没有从那些部队占领的殖民地取回钱来给原有的殖民地以求贸易上的收支平衡？”答：“我认为没有。我相信能这样返回的钱几乎没有。我不知道能有贸易把钱挣回来。我认为来自殖民地的钱直接用于英格兰了。”这时，格兰维尔将问话骤然从贸易转向正义。他问：“你认为美洲将受这个国家保护而不支付一部分开支是对的吗？”回答：“情况并非那样。在上一场战争期间，殖民地为25000人提供了衣食和薪酬，支付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问：“你们没有从国会得到退款吗？”答：“按照你的看法，我们得到的退款只包括我们在我们的份额即期待于我们合理支出部分之外垫付的款项，那是我们支付总额中极小的一部分。举例说，宾夕法尼亚支付了大约50万镑，而得到的退款不超过6万镑。接着，罗金厄姆的支持者、财政大臣格雷·库柏发问了：“1763年以前，美洲对大不列颠抱有什么样的心情？”答道：“他们自愿服从王室统治，在他们所有的议会里，都听从英国国会的法案。有一些州，人口那么多，可用不着你们去费心设置堡垒、要塞，不必有城防部队或军队来迫使他们臣服。这个国家只花费了一点笔、墨水和纸张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被一根线引导着。他们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是尊敬，而且是爱戴，敬爱它的法律、它的习俗和风气，甚至喜爱它的时尚，这都大大地增进了商业。英国居民总是受到另眼高看，英国人普遍受到尊敬，而且都有一定地位。”问：“现在他们的心情如何？”答：“啊，大大地改变了……”问：“过去美洲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国会的？”答：“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伟大的堡垒和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安全保障，一直尊敬和景仰地谈到它。他们认为，专横跋扈的大臣有时候会企图压迫他们，但他们信赖的是，国会在接到申诉后总会给以纠正的。”问：“他们已不那么尊敬国会了吗？”答：“是的，已大大减弱了。”然后是友好的和敌对的听证委员向富兰克林问话，涉及美洲人权利的问题。问：“你没有听说本院及上院的决议规定国会享有向那里的人民征税的权利吗？”答：“是的，我听见过这样的决议。”问：“对那些决议，美洲人将有什么看法？”答：“他们将认为它们违宪、不公。”问：“认为国会无权在那里征收税和关税是1763年以前美洲人的看法吗？”答：“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反对规定关税以管理商业的意见；但不认为国会有权征收国内税，因为我们在国会中没有代表。”问：“你根据什么得出你的看法说美洲人作了如此的区分？”答：“我知道在有我在场的谈话中，无论什么时候，这个话题一出现，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应由我们在其中没有代表的国会来征税。但是，对交纳国会的为管理商业而规定的关税的议案，则从来没有争议。”下面，敌对者发问了，触及的是最敏感的关于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权力问题。问：“你说殖民地一直服从于交纳关税，而只反对国会征收国内税的权力。现在，你能说出对于可能被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殖民地来说，这两种税究竟有何种区别呢？”答：“我认为其区别非常之大。一种外税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关税是加在商品的基本成本和其他费用上的，而且在商品被销售时，构成它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因其价格而不喜欢它，他们拒绝买它，他们并非一定要支付它。但国内税假如不是由他们自己的代表决定征收的话，则是不经人们同意强加于他们的。印花税法案是要我们不再有商业，彼此间不能再进行财产的交换、买卖、授与及借债还债等一切自由的交易；我将不能结婚，不能立遗嘱。除非我们交纳这样那样的一笔钱。因而，它是想要勒索我们的钱财，或者由于我们拒绝纳此税而毁了我们。”问：“但是，假定向输入你们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征收外税即关税的话，它的后果不是同内税一样吗？”答：“我知道没有什么独特而必需的货物输入北部殖民地，只有那些北美人没有它们也行或他们自己能制造的货品。”以下的问话突然转向了废除印花税问题和英国国会要求向殖民地征税之权的问题。问：“考虑到国会关于权利的决议，你是否认为，如果印花税法被废除，北美洲人会满意吗？”答：“我认为关于权利的决议与他们关系不大，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企图实行这个决议的话。在那方面，殖民地可能会把自己放在和爱尔兰一样的情况下去看；他们知道你们要求过对爱尔兰的同样权利，但你们从来没有行使它。他们可能相信你们也决不会在殖民地行使它，除非在极其不寻常的情况下。”问：“但谁是那种不寻常情况的决定者呢？不是国会吗？”答：“尽管国会可以决定那种情况，但人民会认为直到殖民地的代表被允许进入国会它才会行使这样的权利；只要有那种情况出现，那些代表们会接到命令的。”朋友们发问了，问的是关于废除印花税法案这一问题的更有戏剧性的一面。问：“能够不利用军队而使印花税法案得以实施吗？”答：“我不知道一支军队如何能被用于那个目的。”问：“为什么它不能？”答：“假定一支军队开进美洲而找不到一个武装人员，那时他们将干什么？他们不能强迫一个选择不用印花来办事的人来用它。他们找不到一场叛乱；他们倒的确可以制造出一场来。”格兰维尔插了进来：“但是，他们久已接受的邮政服务不是一种税收和规定吗？”回答是：“不。花在邮寄一封信上的钱不具有税收的性质；它只是给予一种已完成的服务的一定量的报酬；一个人，只要他不选择接受这种服务，就不会被迫付这笔钱。一个人仍然可以，正如在该项法案之前一样，派一名仆人（一名特殊的信使或一位朋友）递送一封信，如果他觉得这样更便宜或更安全。”问：“但由于去年的这项法案，他们难道不把邮政的规定费用视为一种税收吗？”答：“由于去年的规定，邮政费用在全美洲普遍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他们当然不可能把这种下降看作是一种税收。”格兰维尔遭到了挫败，退回去了。反对废除该法案的人又问到美洲人能否区分对消费品征收的税和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答复。其后，主张废除印花税的一方又问到，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强迫殖民地接受这一法案？但刚问了两句，就遭到了反对。富兰克林只回答说：“如果殖民地出现普遍反抗，将需要大量军队”就止住了。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委员又问了一些关于北美制造业的各种问题，直到反对者重又问起他们反复坚持的问题：问：“如果印花税被废除了，美洲人不会以为他们可以用暴力迫使国会废除每一种外税吗？”答：“这关系到距离如此遥远的人民想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问：“但你想像他们认为什么是废除该法案的原因。”答：“我猜想他们会认为那项法案之所以废除是由于确信它是失策的；而且他们将信赖这一点，即虽然有过这一失策的法案，你们决不会再制订出一个。”这时，罗金厄姆内阁的军需长官查尔斯·唐森德问了一个问题：“但假定大不列颠在欧洲作战，北美会出力支持她吗？”答：“我确实认为他们会尽他们的条件所能来支持大不列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和她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这里可能被看作是外国人，但他们自己却不把自己看成外国人。他们热心关注于这个国家的光荣和繁盛；而且，只要用得着他们，他们总是准备好去支持她，在他们微小的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不是以战争为荣，而是把援助他们看作自己的职责。我知道上一场战争在这里一般被说成是为了保护美洲人民或为了美洲人民而战。我认为这是大大地误解了。它的爆发是为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边界，为了王室明确提出领土要求而英国殖民地没有提出领土要求的领土；那些土地没有一块是授予任何殖民者的；所以，在那场纷争中，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干系或利益。至于俄亥俄，在那里的抗争起因于你们在印第安人地区内的贸易权——你们从乌特勒支条约取得的权利——受到了法国人的侵犯；他们抓走商人、掠走货物，那是你们的制造业产品；他们拿下了一座堡垒，那是一伙你们的商人及其经纪人、商务关系人在那里建立起来以保障他们的贸易的。布雷多克奉派率军去夺回那座堡垒（因为那堡垒被占在这里被视为对英王领土的侵占）和保护你们的贸易。是在布雷多克战败后，殖民地才遭到进攻的。在那之前，他们和法国人及印第安人都完全保持和平关系；所以，部队不是派到那里保护他们的。“和印第安人的贸易并不是美洲的利益，尽管是在美洲进行。美洲人民主要是农民和种植者，他们喂养或生产的产品很少是同印第安人贸易的有品。印第安人贸易对英国有利：它是和英国厂商进行的，是为英国商人和制造业厂主谋取利润；所以那场战争，由于它为保卫王室领土而不是为美洲财产，为保护纯粹是英国人的贸易而爆发，是实实在在的一场英国战争；而美洲人民仍然毫不犹豫地尽最大努力将它进行下去，使它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格兰维尔听到这里，坚持说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只是一场为了美洲的战争，遭到了富兰克林的反驳。富兰克林还证明美洲人民“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韦尔伯尔·艾利斯，爱尔兰的副财政大臣问到关于宪制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么他们（殖民地议会）怎么会认为自己有权为王室或其他不属地方性的用途征税？”富兰克林回答说：“他们理解那句话——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向臣民征税——指的只是王国内的臣民。而殖民地未被认为是在王国之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议会，那才是他们的国会，他们只是在那一方面和爱尔兰处于同一境遇。在爱尔兰或殖民地为王室筹款时，批准权在爱尔兰的国会或殖民地的议会。他们认为大不列颠的国会不能恰当地作出批准，直到它有来自美洲的代表；国王权利陈情书明确说到它要在国会中得到共同的认可；而美洲人民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构成那共同认可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之后，谈到了宾夕法尼亚的宪章，在一般意义上，实际指的仍是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一位敌对者问道：“宪章中有涉及外税和国内税区别的字句吗？”答道：“不。我想没有。”问：“那么，由于同样的解释，他们不会反对国会征收外税的权力吗？”答：“到现在为止他们决不会。最近，这里的许多论证被用来告诉他们两者间没有区别，而且如果你们无权征收国内税，你们也就无权征收外税，或是制定其他什么法律来约束他们。目前他们尚没有理解这一点；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这些论证说服。”这以后，双方的委员又问了一些零散的问题，有的已包括在前面提过的问题中，这时，富兰克林便平静地说：“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听证会最后的两问两答是：“过去，何为美洲人的骄傲？”“沉醉于大不列颠的时尚和制造业产品中。”“现在呢？”“再穿上他们的旧衣服，直到他们能造出新的来。”听证会结束后一个星期，2月21日，废除印花税的提案由亨利·西摩·康韦在国会动议。在下院通过以后，又在上院通过，并于3月8日被王室批准。印花税的废除，应归功于英国的与殖民地有关的厂商和船主，英国的这股阶级力量为利益所驱动，在英国朝野奔走鼓噪，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实际作用；这一胜利也应归功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那是这场斗争的最广大深厚的力量，它使得英国统治者既恨且怕，一筹莫展，是富兰克林唇枪舌剑的坚强后盾；还应归功于富兰克林和英国决策人物之间那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富兰克体以其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关系问题上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为基础，机智、策略而绝不丧失原则的雄辩，连敌对者都为之倾倒，使得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敌对者失去了武器，同盟者增强了信心。废除印花税的法案顺利通过并获批准，同富兰克林的成功的答辩有直接的关系。不久，富兰克林答辩的全文以《讯问》为名先后在伦敦、波士顿、纽约、费城（用英文、德文）和威廉堡发表，次年又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在美洲殖民地人民眼中，富兰克林成了英雄。他在英国国会面前捍卫了殖民地人民的事业，为他的同胞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宾夕法尼亚，甚至业主一伙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业绩；在费城，咖啡馆向每一个乘船来到报告这一消息的人赠送礼品，果酒和啤酒免费让人们喝，州政厅中州长和市长及其穷人和300名绅士为富兰克林干杯。一度甚嚣尘上的对富兰克林的攻讦也不攻自破，烟消云散。殖民地人民胜利了，但只是在这一回合。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没有觉察到，在废除印花税的同时，国会还通过了另一法案，法案宣称英国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颁布对殖民地有效的法律，包括征税在内。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六、心系北美殖民地★四州代理人1766月2月印花税被废除后，富兰克林要求宾州议会准许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州议会任命他为下一年该州驻英代理人。这时，英国当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压迫变本加厉了。1766年7月，罗金厄姆内阁倒台，英王授权威廉·皮特——现在的卡塔姆勋爵——组成联合内阁。但卡塔姆因痛风病复发，不能理政，政府的领导权落入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手中。从1767年起，英国政府颁布了好几次唐森德条例。其中之一规定征收从英国输到殖民地的货物——纸张、玻璃、铅、颜料、茶的入口税，用来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经费，并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货栈、店铺，搜查违禁品及走私货物；另一项唐森德条例宣布解散纽约议会，因为纽约议会反抗1765年英国颁布的惩治叛变条例——该条例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供养殖民地境内英国驻军的开支。纽约是英国驻军的集中地，所以纽约议会首先倡导反对缴纳这种特别税。英国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日趋紧张。富兰克林为此感到不安。他忧虑的是眼看着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远离了它。尽管他还在印花税废除以前就怀疑过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究竟曾否有过整体关系，在1766年5月9日还写道，现在还希望使英国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间保持或得到一种统一的关系似乎已太迟了。然而他在内心深处总希望出现那种两者由于共同利益而紧密联结成一个统一帝国的美好前景。4月11日，富兰克林在写给卡姆斯勋爵的信中说：“变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国和美洲形成基于坚实原则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和属于那种关系的相互义务……我和你一样，完全相信，有了国会中帝国内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巩固的联合，足以建立政治繁荣的坚实基础”。尽管现实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为此，他还雄心勃勃地筹划将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广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国统治层中一些人的欣赏。一个是内阁中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舍尔伯恩伯爵，年轻而大度，他对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科学家满怀敬意。1767年的某个时候，他向富兰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区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把关于计划中如何处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之作了一番评论。1763年，白人移民越过山地，向英国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公司，向仍在伊利诺斯的法国移民购买土地。1766年，费城商号贝恩顿、沃顿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区贸易商人和约瑟夫·加洛维、威廉·富兰克林会晤，建议不向法国人购买土地，而向英国王室请求得到这块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为界的120万英亩土地。他们邀请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务总管威廉·约翰逊加入他们，而由在伦敦的富兰克林物色英国的投资者并将计划书呈交内阁。这与富兰克林50年代曾从事过的在边疆购买土地作为殖民地的边界的计划很有相似之处。舍尔伯恩和富兰克林想法的一致之处是将帝国的版图向西推去，划定印第安人同白种人之间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并建立殖民地。1767年8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和舍尔伯恩以及国务大臣亨利·西摩·康韦将军——曾在国会动议废止印花税——一同进餐。席间，舍尔伯恩和康韦告诉富兰克林，他们考虑把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从王室手中转给各个殖民地。当月24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儿子，“我抓住机会力言在伊利诺斯境内设立一个居民点是一个可以节省设立并供给边防哨所开支的办法，我提到你们的计划，那计划已得到威廉·约翰逊爵士的赞同。建立居民点的绅士们的迫切愿望和能力，以及花费很少，等等，已使国务大臣完全信服了。没有什么障碍了，只有商务部在正式呈交给他们计划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9月，英国内阁出现人事变动。唐森德死去了，由诺思勋爵继任。康韦离职而去，富兰克林的年轻朋友舍尔伯恩将美洲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了希尔斯伯罗勋爵。希尔斯伯罗对西部殖民地没有什么兴趣。新内阁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派出收税的官员，去制止走私、收取关税。关税现在已成为强加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一种赋税。在这样的形势下，富兰克林重又担当起维护北美洲殖民地权益的职责。到这一年年底，他已经交了一大帮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国会议员。他向他们解释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和抵制的正当性，使他们了解殖民地人民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这些人当中有人劝他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不仅是为殖民地人民的缘故，也为了让在英国的朋友们心安理得。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汉的《伦敦邮报》投了一篇名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满的原因》的稿子，但这家报纸在发表时作了增删，见报时，文稿已面目全非。两天后，富兰克林气愤地写信给儿子说：“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齿、剥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只能触摸和瘪嘴慢嚼。”一直到1774年，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发表。即使在全文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还是主张调和，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作辩解。他用“无风不起浪”作为全篇的题句。他坚持了他在听证会上的立场，只是将那次已提出的论证略去不提。他写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这些看法，他们被国会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称他们自己有力量。然而，对此国会明智地表现出对那些业已成癖的偏见的谅解，正如废止了那可恶地不利于他们的税种一样。而由于国会的那项法案，那些偏见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中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有错。”他解释说，美洲人虽然愿意他们的议会就王室的正当需求拨款，却不可救药地认为他们拿出自己的钱的决定权由英国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条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仅是不经他们同意就向他们征税，而且将他们置于英国人的专横统治之下。“思及这些，美洲人相互间议论（他们的报纸满篇都是）说，这些人不满足于对我们的专卖权，现在简直要宣布他们有权向我们课税了。……而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宪法和自由便将受到剥夺”。富兰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说，“那么，是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关照我们自己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遵守我们庄严的决议，相互约定，我们不买他们要征税的英国货，给这些新来的收税官找点小麻烦。让我们一致起来，不再使用他们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艺儿；让我们节俭度日；让我们辛勤地为我们自己制造我们能造的产品吧。”这实际上是向英国当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尽管富兰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实于英王的”这一点上来。富兰克林此时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员的身份，从这种身份出发，他致力于弥合英国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认为联合有助于双方的强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因而他习惯于探索并坚持真理。他认为英、美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即均为英王的臣民，绝不应出现一方政府高踞于另一方政府的现象，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因此，富兰克林已逐渐放弃了内外税有别，英国国会有权征收殖民地外税的观点。后一种身份和观点只停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没有用它来唤醒殖民地民众；而前一种姿态则表现在口头上、行动上和文章中。这样，又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他亲美；美洲殖民地认为他太温和，有亲英之嫌。富兰克林却继续以弥合双方的分歧为己任。北美殖民地的形势却是另一番景象。1768年，麻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团结御侮。于是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次唐森德条例：解散麻萨诸塞议会。1768—1769年冬，英国内阁还准备将殖民地领导反抗的强硬分子拘往英国，以亨利八世时的叛国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愤怒了。波士顿的商人率先起来，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用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这次空前广泛的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而且要求废止唐森德条例。在斗争中，华盛顿把1769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引进下院，决议由乔治·梅森起草，华盛预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在决议上签了名。杰斐逊那年26岁。抵制英货的结果，是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贸易总额剧减。英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唐森德条例。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也无法消除。这是一种利害冲突：英国统治者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惜用各种手段打击、摧残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这一次，英国的商人、厂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们的政府一边。而殖民地人民尚未准备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艰巨的斗争：他们还没有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愿意效忠于英王。就在这时，英国当局对反抗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一次血腥的镇压。这就是“波士顿惨案”（又称“波士顿屠杀”）——英国驻军屠杀波士顿人民群众的流血事件。从1765年英国颁布了驻营条例以后，一直有两团正规军驻防波士顿。这些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士兵，完全蔑视殖民地的法令，常常胡作非为，酗酒闹事，殖民地人民和英国驻军的冲突从未间断，尤其是1770年以来，2月，英国税吏开枪杀害一名儿童，引起3月2日波士顿工人和英国驻军第20团发生正面冲突。3月5日，波士顿又发生了英军凌辱学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愤怒地聚集到驻扎英军的英王街上，对那名凌辱学徒的英军投掷雪球以泄愤。英军指挥官普利斯顿上尉下令开枪，打死了5名群众，全部是水手、工人和学徒。这一事件被称为“波士顿惨案”。这时的富兰克林继1768年被乔治亚、1769年被纽泽西委任为代理之后，于1769年12月被委托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1月17日，他为他的新使命谒见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罗。但希尔斯伯罗在麻萨诸塞事务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使富兰克林转身离去的时候说了几句尖刻的告别辞：“请公爵大人原谅我占用了您那么多的时间。我感到一个代理人眼下对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不会再给您找什么麻烦了。”这几句话惹恼了希尔斯伯罗，他后来对其他人说，这些话“等于当面告诉他，在他的任期内，殖民地休想得到好处和公正”。作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富兰克林坚决地站在这块殖民地一边，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奋斗。在宾夕法尼亚，甚至当他领导着州议会的时候，他还时而站在议会和州长之间从紧急状况的需要出发作些调解。但是，他在波士顿的主要联系人托马斯·库辛和塞缪尔·库柏一向是反英的，富兰克林和他们站在一起。富兰克林在他1771年5月15日给通讯委员会的信中预言了压迫的加剧和革命的发生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他写道：“我想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会的法案向美洲实行的关税体系中，播下了两个国度彻底决裂的种子，尽管那一事件可能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人民越是不满，更苛刻的措施越被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被用来进行恐吓；权利被剥夺；于是，更大的军事力量被用于保证执行措施；费用将会增多；由于费用被以为是正当的，便引起进一步的榨取，要人民支付它；那么一来，英国国家和政府将变得可憎，而臣服于它必将变得难以继续；战争开始，而这一流血的斗争不是在对美洲的绝对奴役中结束，就是以英国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破坏而告终。从美洲增长着的力量和国土之大来看，后一种结果最有可能。……”在此，富兰克林不仅预测了美英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而且也预言了其结果：胜利属于殖民地人民。但是他始终认为美英决裂将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不敢妄称有预言家的天分，历史表明，由于这样的事态发展道路，伟大的帝国曾经化为灰烬；最近的我们有如此之多的理由去抱怨的政府措施表明，我们正处于同样的进程中，表明假如双方不表现出更多的明智和谨慎，我们可能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正因为此，他在英国期间，竭尽一切可能，力图阻止双方走向这场“灾难”。对殖民地人民，他虽然认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过于激烈；对英国当局，他把所有的镇压措施归咎于当权者的顽固和不明智，寄望于由较好的大臣执政。他心目中关于英、美统一在一个强大帝国内的理想还没有泯灭。与此同时，他曾为之奔波忙碌的“西部领土计划”仍在进行。1769年初，该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塞缪尔·沃顿来到伦敦，企图促进计划的实施。6月，他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得到1768年11月英国从同“六族”印第安人缔结的“斯坦威克斯条约”中得到的大片印第安人土地中的250万英亩土地。在希尔斯伯罗的怂恿下，这一请求后来改变为2000万英亩。由于公司愿意支付英国政府同印第安人谈判以缔结“斯坦威克斯条约”的一切费用，并在将来为得到的土地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他们的申请于1770年初得到财政部同意。然而，曾经假想支持该计划的希尔斯伯罗却一直拖延不办。到1771年4月，他终于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使大俄亥俄公司的计划有可能搁浅。而这时的这项计划，已经牵涉到许多人的利害关系，不仅英国的许多高官要员被纳入计划之中，以使其在西部土地投机买卖中获利，而且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亚的许多在对法、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服过役的军队官兵都等待得到一块土地作为报酬。其中，华盛顿名下应得的就有32373英亩。此一计划已欲罢不能。1772年，支持和反对这一计划的活动和较量进入最后阶段。沃顿等人四出活动，争取有关官员的支持；希尔斯伯罗在3月25日商务部考虑这一计划时，又一次反对该计划，并扬言若计划获准，他将辞职。身为爱尔兰大土地所有者的希尔斯伯罗对北美洲西部领土的开发一直没有兴趣，他先前的一度表示支持完全没有诚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为财政部不会同意这项请求”。终于，在6月5日的一次听证会上，由富兰克林、瓦尔普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商人代表以及弗吉尼亚的士兵代表陪同的沃顿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精彩的舌战，赢得了听证委员会的赞同。该委员会向王室枢密院提出了否决希尔斯伯罗反对意见的建议。大俄亥俄公司将被授予他们申请的土地。希尔斯伯罗辞职了。这个前殖民地事务大臣为此对富兰克林耿耿于怀，因为他以为公司对他的反对报告提出的抗辩是出自富兰克林的手笔。而实际上不是。他还不知道，他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枢密院中的政敌起了作用。当时，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达特茅斯勋爵继任了该职。至于富兰克林自己，在经历了这么长的奋争以后，突然感到厌倦，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偶然进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国内阁中伤并解职，他便放弃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西部领土的开发上，他还参与了费城一些土地投机者有新斯科提亚建立21座城镇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中，他有2千英亩土地的份额，可望获利，尽管目前那计划进展颇不顺利。★旅居英伦富兰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伦，在伦敦一住就是1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牵挂着远在费城的家和亲人，他也享受着近在身边的亲情和友谊。来做伦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经历了一次紧张局势。那一年，富兰克林和大卫·霍尔的合伙合同期满，这意味着富兰克林每年将失去500镑的进账。为此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比起其他的变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我在这儿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我不请任何人吃饭，只要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这里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贵，我们的花费让我吃惊。……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假如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们已过了那个年纪了，而经营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会让人毁掉得更快。”当时，富兰克林由此想到他们没有力量花500英镑以上的钱让萨拉在结婚时打扮自己。萨拉·富兰克林那年24岁，漂亮、健康，金黄的头发像她父亲，红润的肤色像她母亲。她的未婚夫是出生于约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贝奇，年约30，他是从纽约到费城去的。萨拉的哥哥威廉认为贝奇是想通过萨拉得到富兰克林家的财产，并且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然而，萨拉爱上了贝奇，他们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亲黛博勒·富兰克林的首肯，这一点，富兰克林也同意了，尽管他不认识贝奇。当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儿婚事的富兰克林向女儿建议，假如贝奇的生意情况不能使他们较早结婚，萨拉可以来伦敦，然后和父亲一同回去。然而萨拉留在了费城，并且在10月份结了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全都升起了旗，为她庆贺。后来，由于富兰克林得以留任邮政总代理的职务，并且继续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理人，还于1768年、1769年先后被聘为乔治亚、纽泽西和麻萨诸塞三州的驻英代理人。这样一来，他这几项职务的薪酬加在一起共达1500镑，即使他经常把自己的钱用于公务，这些收入还是超过了以往他从大卫·霍尔处得到的收益。他个人的财政困难也就结束了。在伦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兰克林，与其说是住在那里的房客，还不如说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长。在这里，姓富兰克林的人越来越多。1766年5月前后，富兰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马斯·富兰克林从莱斯特郡到伦敦来看他，带着13岁的女儿萨丽·富兰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劝说下，托马斯同意将女儿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点学，学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后来这个女孩大多数时间就住在这里，直到她7年以后嫁给萨里的一位农民时，才离开。那些年，她实际上成为富兰克林的第二个女儿。富兰克林的孙子谭波尔这时已有六七岁了，被送到肯辛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边住一阵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儿波莉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姨母蒂克尔夫人家里。因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欢写信，所以多半是由富兰克林把家中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波莉。总之，住在这所宅子里的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有时候，房主和房客一块儿被斯特拉汉请去吃饭。富兰克林长期远离费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纽带常常靠信件维系。他说过，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还是常给妻子和女儿买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帮助下选购的——寄去，他妻子则给他寄来玉米粉、荞麦面、苹果、蔓樾桔和桃干、桃仁。1769年8月，萨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以后，黛博勒的来信中常常通篇都谈到她可爱的小孙子。富兰克林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对妻子如此热衷于当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们多告诉自己一些小外孙的故事，还常常抱怨妻子的来信在这方面没谈到什么新东西。克雷文街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适应富兰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满意的。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独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么都不穿地坐着，或读书或写作，时间看季节而定，一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此，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完毕以后，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时候我是那么做的——补足我夜里的休息，那一两个小时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满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脸，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数个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总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请柬、文件都保存起来，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记录不时地变得很乱。1770—1771年他的两个侄孙乔纳森和约赛亚·威廉斯从波士顿来看他，乔纳森将他的记录阅览了一遍，编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富兰克林没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访，去游说，以争取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事务持同情态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专车出去，到3点或4点才能吃午饭。在忙于办事的日子里则很少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处喝茶，然后玩纸牌。有时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戏。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觉。他不时受到痛风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锻炼，但他没有时间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鲜，他夜里一般都开窗睡觉。斯蒂文森家的这所宅子有时候住得相当挤，但屋子里的空气总能保持新鲜。富兰克林和波莉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的通信中不再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她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兰克林从巴黎回来，波莉新寄信给他，“欢迎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回到英格兰，”然后告诉他，她在访问马尔格特时遇见了一位年轻医生，她告诉富兰克林她可能会嫁给他，尽管那年轻医生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心迹。到第二年5月那年轻医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兰克林的意见，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结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亲属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于7月24日写信给她说：“我会爱每一个爱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该及时地爱你的新母亲、新姐妹和新多莉①。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如果你认为合适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你的老多莉②和我已经同意互相之间比以往更爱对方，来尽可能地弥补我们所失去的”——①多莉，多萝西的昵称。此指波莉的新朋友。②老多莉，指波莉原来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到了9月，休森夫妇搬到克雷文街来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带着萨丽·富兰克林到罗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兰克林为了让他们知道人们如何想念她们，并打趣波莉，便以报纸通讯的形式写了《克雷文街报》，那是富兰克林冒充为一个懒人，写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第一篇写的是：“今晨，玛格丽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兰克林小姐陪同，出发前往罗切斯特。……人们私下议论，女王陛下离开时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答应不久再来。但繁忙的公务使他在伦敦不得脱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担任了神职，女儿们的年龄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才11岁，名字是安娜·玛丽亚、艾米丽亚、伊丽莎白、乔治安娜、凯瑟琳。富兰克林迷住了这个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成了他终生的朋友。他给他们讲故事，讲关于他在遥远的波士顿和费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们建议他将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兰克林开始写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传。那是第一部关于一个人从和平时期的平凡事务——不是从战争或艺术发迹——中自我奋斗而成名的人的自传代表作。他拿起笔迅速快捷地写，挥洒自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几乎一半。据说，他常常把写好的部分读给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间他用来写作的房间后来被希普利家的人称为“富兰克林的房间”。将要回到伦敦的学校去的吉蒂（凯瑟琳）是和富兰克林结伴搭邮车回伦敦的。一路上，富兰克林没费什么劲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了。富兰克林后来告诉她母亲，吉蒂大谈特谈她们姐妹们各自会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认为乔治安娜将得到一位乡村绅士，贝蒂会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欢的艾米丽（艾米丽亚）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玛丽亚该嫁一位有很多产业的大富翁，因为她爱好管理。富兰克林建议她嫁给一位公爵。吉蒂却不同意，想了一会儿后说，让艾米丽嫁一位公爵，安娜·玛丽亚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说自己或许会找一名士兵，富兰克林说可以是一位将军。“我喜欢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欢我，所有到我们家来的老头在我们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欢我。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好，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连女佣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要看到有老头儿走过来，就说：‘吉蒂，那儿有你的一个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欢一位老将军，你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把他选中，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变老呢？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他越来越老时越来越喜欢他。”“不，那不行。他必须是70岁或80岁的老人，在我30岁上下的时候娶我。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后来，吉蒂当然没有嫁给她的老将军，但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她和富兰克林同行的这段旅程。富兰克林通过他妻子从费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为礼品送给希普利的女儿们。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宠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设法逃出了它的笼子。在附近到处游逛，结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们把它埋在花园里，乔治安娜请求富兰克林为它写几句墓志铭。富兰克林答应了。1772年9月26日，他写给姑娘们一封信，说：“我和你们一道，最诚挚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有良好教养，旅行到遥远的地方，看过这个世界的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们的眷爱，它不应如普通松鼠一样就那样逝去，而没有墓志铭。”他认真地为松鼠拟写了这样的铭文：斯克格在此躺着很舒适如同小精灵盖着厚毯子然而，纵然有着亲人在身边，纵然享受着“伦敦的家”的温暖和朋友们的友谊，富兰克林仍不时感受到思家的剧烈痛苦，他承认“对此我无法仰制，只有对自己答应说下一个春天或下一个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这里来，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计划三次飘洋过海，我这一辈子就太过分了。”在富兰克林心中，费城的家始终是他感情深处一块最最珍爱的所在。★无尽的科学探索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在印花税废止以后，富兰克林有过一段短暂的闲暇。那年6月，他和约翰·普林格尔——这时已是约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医——一同到汉诺威的皮尔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铁质的水。富兰克林6月13日告诉妻子说：“如你所知，我习惯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锻炼。我相信去年因为缺乏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虽然不能说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经常疼痛。……我打算在皮尔蒙特离开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归期将至时再去与他会合。”第二天，他们出发了。他们的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一道在皮尔蒙特或汉诺威的什么地方会见了著名的弗雷厄尔·冯·蒙奇豪森，和鲁道夫·艾利奇·莱斯普。后者把前者对朋友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编纂成英文书，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为名，后来该书颇有影响。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为会员。7月19日，两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学会的一次会议。在汉诺威，他们还造访了皇家医院院长，观看了他的电学仪器设备。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达伦敦。第二年8月，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到法国去游历。出发以前，他们从法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杜兰德那里取得了许多介绍信。杜兰德曾十分详细地打听美洲的情况。对此，富兰克林的评价是，他“假意说对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讯问中表现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请我吃饭，问了许多问题，待我极为友善，前来拜访我，等等。我想象这个诡计多端的国家想找机会插手，挑拨英国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将不给他们以机会”。但是在法国的旅行，改变了富兰克林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印象。9月14日，他在给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两岸的船夫、脚夫那里受够了折腾，说不清哪一边的更贪婪，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后者尽管狡诈，却是最为彬彬有礼的。”他注意到大多数妇女的肤色较深，但在巴黎，一些妇女肤色较白净，而且不像是靠化妆所致。他知道波莉对巴黎的时尚感兴趣，并详细地告诉她巴黎妇女化妆的办法，“我还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妆室去观看她们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诉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那孔的圆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颜料连同那纸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一块圆印。这就是化妆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员，上至各阶层女士一直到血统高贵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他又说，“你看，我说到王后仿佛我见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见到了。因为你得知道，我去了宫廷。上星期日，我们到凡尔赛去，有幸觐见了国王。他十分高雅而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两人说话。国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泼，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那一晚，我们在宴会大厅，王室家族在那里公开用餐。……国王同约翰爵士谈了很多，问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王室家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我，给我以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什么样的价值，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同样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业不能增加财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业产品的形式出现的货物更易于运送到外国市场上去出售”——①指英国。一年以后，他将他的新观点提高到了最尖锐的程度，“一个国家获致财富的途径看来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战争，如同抢劫一般；第二种是商业，这一般来说是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从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实的增长，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奇迹。”这里，富兰克林在逐渐失去英美统一帝国的希望的同时，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区别，即广袤的北美洲大陆可以靠农业生活；而狭窄的岛国只得限于经营工商业，他也感到了要调和这种利益上的冲突是多么困难。富兰克林第二次访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间，也是和普林格尔同行。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选举为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在法国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学术界的正式代表。达利巴德夫妇、科学院和真挚的重农主义者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高兴地发现法国对北美殖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浅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当明显的。那年复末，在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兰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剧而又自如地转向语音学和拼写改革。富兰克林分析了英语的语音，认为在英文字母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发表问世。他的《关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计划》一书没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语言分析像从那以后人们所作过的一样是基本的，尽管还不够详尽。他对拼音的改革是从企图改变当时书面语言阻碍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语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现状出发的。他的改革计划将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1769年，富兰克林当选了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后，发表了他的修订过的第4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内中增加了《哲学题目信札集》，是写给多位亲友的信件，内容涉及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后来，该书于1772年12月被巴尔杜·杜勃格译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1772年，富兰克林受到军械局的咨询，内容是关于如何保护设在普特弗利特的军火库不遭雷击。5月28日，富兰克林登门造访，并建议他们用避雷针。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议在圣保罗教堂顶上安装过一枚。问题提交皇家学会解决，皇家学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解决此事，富兰克林是委员之一。8月21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份报告，外加一份长篇解释。但是，曾为富兰克林画肖像的电学家威尔逊却反对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委员提议用尖头避雷针，而威尔逊认为尖头避雷针会把雷电引到军火库来，钝头的避雷针更合适。最后，尖头避雷针被采用了，但威尔逊却出版了一些反对这一做法的气极败坏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拒绝对它们作出还击。在美国革命爆发后，火药库被雷电击中，尽管没有被毁坏。乔治三世马上站到威尔逊一边，并命令在军火库和他的王宫都装上钝头避雷针，似乎是要以此来鄙薄“反叛的”富兰克林。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支持乔治三世，反而指出这是偏见，他被迫辞去了皇家学会会长一职，并被解除了御医的职务。1773年，富兰克林感兴趣的两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感冒和油对有浪的水面的作用。对前一题目，他通过观察自己的切身经历，尽管他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听说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为受凉，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过某种“质地特别的空气”而感染的。至于油对波浪的平息作用，富兰克林不满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贝的小型实验，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以证实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富兰克林对此感兴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伦敦的海途中，他发现有两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当时，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排放出来的脏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这一解释使富兰克林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书中，普林尼①曾说他那个时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风暴雨时，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倾倒油脂。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克莱帕姆的一个半英亩的池塘中的实验获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个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备在海上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10月中，富兰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朴茨茅斯，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②和一只驳船从哈斯拉尔医院和吉尔凯克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之间驶离海岸14英里，他们一行中的一组人在吉尔凯克尔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对岸，以便观察海浪并作记录，另一组人乘驳船从大艇迎风驶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处，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这次实验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为从岸上没有观察到覆盖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却观察到倒油的驳船处到大艇之间出现了一整块平静的海面——①普林尼（23—79年），古罗马学者。②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富兰克林为了有利于未来的实验，这样对失败作了解释：一是海水受风的作用而起波浪，风的作用会持续不断影响海水；二是时间长一些，效果可能明显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数量可能不够。这些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海水在风的推动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富兰克林的这篇报告在皇家学会宣读以后，于1774年6月2日发表在学会的《会议记录》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从这家刊物，它被译为荷兰文。这一实验后来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里顿的小范围的实验中获得成功，但都没有达到富兰克林的“大范围实验”的规模。在这一时期（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赫金森信札”事件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他们看出，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时机。1773—1774年之际，机会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赫金森信札”事件。“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写的6封信和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于1767—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看来是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奥利佛身为麻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在1765—1766年期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一怒之下，毁坏了他们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在给英国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议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高压政策，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所谓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奥利佛则主张“王室的官员应制定独立于州议会”的措施，等等。他们的信寄达惠特利手中后，被转呈格兰维尔、诺思等内阁大臣，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对1768—1769年英国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势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证实了波士顿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塞缪尔·亚当斯关于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最高当局有秘密通信联系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