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关系改善了，因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开始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在他当选后，他被指定负责为委员会推广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机会与朵因。安德鲁——参与政治的阿切尔。堂。米德兰德公司董事长——接触。最后安德鲁雇用了他，成了一名飞来飞去的经理。沃伦向一位朋友夸口说，豪伊比他还“能干”，这是他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达方式。豪伊说，孩子们的成功会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像他们会对父亲的表扬“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样。沃伦的小儿子彼得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后开了一个音乐室。尽管巴菲特竭力反对，他还是卖了他的伯克希尔股票，花了3万美元买了一个24磁道的录音机。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给他带来的收入没有多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妻子慢慢在旧金山建了一个音乐出品公司，后来又搬到了密尔沃基。尽管他只能写些叮响的作品，他却批判了电影《与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的那一幕。他录了新时代乐队的几张流行专辑。在密尔沃基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乐室，那儿正有两位音乐家在剪辑广告，并开始谈论起他父亲来。他不由得想起了沃伦曾笨拙地想对他施加影响。他曾邀请彼得到华盛顿阿尔弗法俱乐部这个独特的晚会上演奏，条件是，彼得得把傻乎乎的马尾辫剪掉。彼得并没有道谢。“他总喜欢附加条件。”彼得说。近些年来沃伦开始以股票形式给孩子们1万美元的圣诞礼物。彼得认为这是个“信号”。“这又有个附加条件。这钱不能花。如果你投资于它，它就会增值。这是考验我们的耐心。”“我把大部分股票卖掉了。我很高兴这么做了，”彼得补充说，他的马尾辫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我不用等待就一步到了位。真不错。”但不久他又说很后悔父亲没有告诉他——或者他没听仔细——他本可以不用卖就可靠它借钱的。彼得明显地喜欢刨根问底。好像他对沃伦的性格也很好奇。他对父亲的成就和道德非常自豪。他回忆起沃伦有一次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对你老爸说，见鬼去吧！”他说他跑到新城市打天地并卖了伯克希尔股票就是翅膀硬了的一个证明。沃伦是否对他爸说过见鬼去呢？彼得不知道。彼得成为成功的音乐家后对父亲的理解加深了。当彼得和他的15人乐队在密尔沃基为700名观众演奏钢琴时，沃伦也在场并对他大加赞赏。他对儿子说：“我们干得都一样。”对彼得来说，这是最好的赞扬。到80年代末期，彼得这位儿时曾为孤僻的父亲买《父亲手册》的人，终于和父亲一起学会了相互交流。当彼得婚姻破裂时，沃伦以从未有过的同情来安慰他。有一次，父子俩在深夜的微风中漫步在法南大街上，彼得很自然地说起了他的母亲。沃伦说他真希望苏茜能在他的巴菲特世界中多呆一段时间。“我们谈起了妈妈有多少干自己想干的事的机会，”彼得说。沃伦突然沉默了，这是他动了感情的习惯。彼得回忆说：“我们一直长谈到深夜两点。谈话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天哪，原来老爸的感情如此丰富。你可以从他的表情和寡言少语中看出来。我真感动。“沃伦与家庭的关系有了新篇章，但与苏茜的关系仍无进展。她直接向他说明了更多的离开的原因。他们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他们的侄子汤姆。罗杰斯说，巴菲特根本没有必要“设法弥补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是对方的影子。一旦苏茜婶婶下了决心，他和巴菲特叔叔一样勇往直前，决不动摇“。沃伦与妻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常见面。他仍像以前那样爱她。他们在西彻斯特县汤姆。默菲家中过了一夜之后，与斯坦。利普希一起同坐一辆超长豪华车回曼哈顿。他们坐在后排，一路上一直手拉着手。苏茜对他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情况很好。”她指的是沃伦达到了与她保持婚姻关系的目的。1987年沃伦为家庭做出了一大贡献。他让女婿阿兰。格林伯格管理巴菲特基金会。与往常一样，这次慷慨也是有条件的——苏茜和阿兰必须搬到奥马哈住。他们同意了，并在离沃伦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所房子。苏茜很快就加入了沃伦的后勤网。当他需要车时，她就跑到推销商那儿为他挑了一辆。当年度会议召开时，苏茜帮他安排活动时间。她去奥马哈就是为父亲服务的。由于沃伦给女婿的年薪只有49846美元，小苏茜的生活与奥马哈其他带小孩的妇女没什么两样。当她的儿子出生时，笔者有次碰巧去看过她。当时苏茜给小孩洗澡。她没有护士，也没有保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想赚钱的人常常误以为苏茜有打开通往财富之门的钥匙，为此苏茜不得不左支右绌。有一位沃伦陪着微软公司亿万富翁神童威廉。盖茨去参观波珊的珠宝店。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标着“巴菲特预订”的小盒子。巴菲特问这是谁的。有位职员怯生生地承认是苏茜分期付款买的一串珍珠。巴菲特付了这笔钱作为给苏茜的生日礼物。他开始发现为波珊花钱真是可笑。另一次他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哼，苏，女人们真的爱珠宝。”苏茜在身边的时候，沃伦发现家都大了许多。苏茜常把孩子们留在沃伦家让阿斯其德照看，这让阿斯其德与巴菲特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茜甚至劝阿斯其德重新布置一下房子，那里正在消失的活泼格局还是苏茜的妈妈原先布置的。阿斯其德与苏茜一起把房间装饰得更温馨，厨房里摆上了阿斯其德收集的老式烤面包机。 （沃伦的妻子与她家中的女朋友的关系更好了。这个奇妙的三重奏小组给亲戚们送礼物时，附上的卡片总写着“沃伦，苏茜和阿斯其德”。）小苏茜和她的孩子们总是围着沃伦转，这使沃伦人性化了。他会穿着旧运动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与两个外孙一起玩耍。吃晚饭时他会漫不经心地听一家人闲谈，缩着嘴，敲着下巴，时不时插句俏皮话，而且每咬一口汉堡包就加一次盐。他对凯。格雷厄姆说，苏茜回到了奥马哈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甚至给了苏茜一支红宝石手镯。平时他可是连手势都不爱打的人。看到“树上结出果子”了，沃伦渐渐感到放心了。他让女儿当上了巴菲特基金会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宽了自己的继承政策。孩子们每人可能将得到300万美元左右。 （他没说具体有多少。）但不管数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让苏茜、豪伊和彼得过让人讨厌的“超级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但他的慈悲心肠与他给孩子们钱十分矛盾。他在捐赠时 （即使是为慈善事业捐赠）从没痛快过。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离开了约翰逊—约翰逊，参加了美洲无毒品运动）说巴菲特有个“障碍”，如果他掏钱，他就“少了可赚钱的工具”。多年来，巴菲特基金会一直是人们取笑的对象。当 1979年巴菲特有 1亿5000万美元时，他的捐赠的总额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开始实施伯克希尔慈善计划后，苏茜和他用它为基金会准备资金。巴菲特稳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它没伯克希尔股价升得那么快。到1990年，每位股东可从伯克希尔的这笔钱中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捐赠6美元，即巴菲特和苏茜间接地捐了300万。这个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巴菲特掏腰包。这不是他个人或伯克希尔的几千万或上亿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通过伯克希尔计划的这些间接捐助也与他的40亿财产全无关连。巴菲特的吝啬常常受到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他很关心社会，也知道他没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认为他相当“慷慨”——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有个例外情况，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 （这是从一次银行失误中被发现。）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经济问题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为他们及时提供建议。但即使是亲密朋友向他要钱或有用的东西时，他总是搪塞过去。当作家乔福里。科万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成功的新闻节目《周末编排》遇到资金困难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编排》不能马上凑到5万块的话就得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会掏点钱的。但巴菲特的个性相当强，他说“不”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钱也没掏。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常劝他不要把钱抓得太紧了。她说她尽了最大的力来劝巴菲特对“能为世界做点什么”感兴趣。他干的就是积累，赚钱，赚钱，积累。但为了什么？他是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是我们以飞机举例说：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多少乐趣！如果你把部分钱捐出，你会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赚钱、赚钱，有劲吗？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嘲讽，有部分原因缘于70年代他与格林内尔大学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说服他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巴菲特把这个依阿华州的小艺术学校变成了经济动力厂。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花捐款中的1360万元买下了代顿的一家电视台，4年后又以4800万元卖出。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学校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花了这笔横财的一部分，这笔钱没被用来提高教育质量就被教授们随随便便地花掉了。这使他对高等教育大倒胃口，虽然他仍为许许多多学生提供奖学金。格林伯格说：“沃伦宁可被钱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写支票。”当他的母亲同布达拉斯加大学的集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连门都不开——虽然他是该校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巴菲特的慈善观多少有点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东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玩时，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你们选哪种？”他好像是在为可口可乐寻找一种慈善事业，一种国内的，可以逐渐减少社会投资需求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对公共事业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钱的计划，比如医学研究很快就可以对病人产生效益。捐助人愿意承担一些损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艺术，用巴菲特的话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却可能是件无意义的事。（虽然对“部分人有益”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没人为博物馆投资，那整个社会也就枯燥多了。）换句话说，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像测可口可乐的利润那么简单。但巴菲特想看看“具体的结果”。由于这些限制，他发现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公益事业。巴菲特基金会名义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实际则操纵在沃伦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将来的捐赠的。到1990年，基金会从伯克希尔和它的各种股票中的收入是380万元。但它只捐赠了230万。而当时它的资金已近1800万，真像个小伯克希尔。它只为了少数经过仔细挑选的事业捐赠，而它的资产“不断地积累”。巴菲特对此有两个主要理由。自从广岛事件以来，他一直担心爆发核战争，而裁军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赏，后者在普林斯顿时是核裁军的积极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尤格正从事研究防止发生突然战争的办法。他请尤利到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年饭，并非常有人情味地讲述了自己对最后战争的担心。谈到中国时，他打了个比方，让尤利预测一下将来的情况。他说比如桌子上有数千颗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块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捡走一块石子。那么迟早，也许100年以后他会捡到那颗黑的。那就是核战争。尤利曾提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些缓冲中心”，在那儿通过电话和传真可以在危机时开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对苏联非常敌视。巴菲特说：“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毁灭全世界。“他紧接着说：”我支持你，我要给你10万美元。“（最后基金会实际提供的是20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时，同意了建立缓冲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裁军一直无能为力。巴菲特所有事业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赠额的75%，即170万是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堕胎权力法案等的。苏茜和巴菲特对此都深信不疑，但两人之间有分歧。苏茜是因为对第三世界的人，特别是妇女的恶劣生活条件触动很大，而沃伦则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类生存的问题。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很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或防止将来发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战争和人口过多。但他却不愿把巨大财富中的一分一毫用于帮助穷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贫民区的人，也不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①和医院捐款（只有堕胎和计划生育项目除外）。由于只关心宏观经济和将来，巴菲特的慈善观看起来与现在毫无关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他认为普通的慈善事业是“浪费”他的钱财。从另一种角度看，捐款于人口控制也可解释为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同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欢迎凯丝。卢塞尔的宴会上阐述了这个观点。后者在加强贝洛斯堕胎权力法案问题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战士。在场的许多人曾是卢塞尔的病人，他们纷纷祝贺他接生了许多婴儿，芒格也高举酒杯站了起来说：“我想为卢塞尔医生不曾接生的婴儿干杯。”巴菲特关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个方面是他并不因为人们得到了他的帮助而高兴。他常问别人是否对公益事业有什么好主意——好像这类事天下还太少一样。但常常是一无所获。他总是认为接受者可能并无价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无益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舍时也同样不安。有一次他在奥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麦芽，但发现身边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开。有位老妇人知道巴菲特不常来此店，于是很慈详地为他付了钱。巴菲特坚持要还她这一块五毛钱，但他却记不起她的名字来，真是太痛苦了。也许是良心不安，最后他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最让巴菲特高兴的一项公益活动是基金会每年都给 15所公立中学的教师发1万美元的奖金。奖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丽丝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名教师，她在巴菲特幼年与祖父一起生活时对他倍加爱护。获奖人的评奖标准是业绩，因为这份奖金不是食品救济。巴菲特常指出，有钱人爱把钱扔到大学里，好让他们的名字刻在某大楼上，但他们根本不理对孩子们的影响更大的小学。他设立这项奖是对奥马哈的感谢。但他不参加奥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许多老人的批评。当地有位厂主罗伯特。道格蒂说：“沃伦以不掏钱而出名。”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位全国最富之一的人。乔斯林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地方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在几年的表面冷漠之后，巴菲特再次出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施伍德① 也有例外情况。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义向内布拉斯加州西点的一个图书馆捐了10 万美元；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40 万美元的礼物，让其用于计划生育医疗活动。基金会，只为奥马哈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但它表明现已60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了奥马哈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却基本上没什么回报。令奥马哈大吃一惊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小气鬼，但他的群体意识非常强。政治上，他不屑募捐并没有导致想象中的保守主义，而是他强烈认为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个部门服务。早在 1977年人们还未攻击“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许多团体用选举力量来转移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恶习”。从那以后，他常常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性的提议，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上。主题通常都是“扩大大饼”而不是“大饼重分”，（就像他嘲笑华尔街的“大饼重分”一样。）其中某个主意可以简单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无须使用配额、关税和繁琐的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只需要算出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出口多少阿迪达斯跑鞋，政府只须一个法令就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前提是社会的整体贸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码，而无须在多种工业之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事实上它干得不怎么样。虽然他并不反对政府解决实际的“温饱问题”，但他对政府的措施冷嘲热讽。他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个“稳定岛”的喻言警告。那是一个假想的具有稳定人口的社会，他们只大量种植大米和生产白酒。由于这是个“有同情心的岛”，工作者将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说，这样当退休者日复一日地增多时，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得出，工人们得累断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没酒喝来保证先辈们法定的大量配额。他的多次建议都提到了新保守主义的作法，即约束人们的自私行为而不是依赖他们的“人性善”。沃伦与妻子不同，他对“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苏茜与拉里。金成了朋友。他办了一个假装在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组织。尽管金的工资只有16200块，但他开的是白色奔驰，戴的是金表，穿的是斑马皮衣和豹皮大衣，经常出入高档晚会。他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苏茜。但他骗不了沃伦。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要过钱的人。”那时金已经因为诈骗了几百万而进了大狱。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顿。沃伦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借了他24900美元。6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期还债。沃伦对这笔小钱被诈十分反感，于是他把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诉别人。在国家级的政治家中，巴菲特与其中几个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其克。莫尼汉、比尔。布莱德利和鲍勃。凯利。但与多数总裁不怎么样，巴菲特并不对他们阿谀奉承。纺织贸易组织反复要求巴菲特帮着游说实行进口保护，但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从中受益。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的存款和贷款是美联储的一部分。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联储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各成员争取尽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饼”。甚至在S＆L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000①亿美元） ，它还四处游说要更多的资金。① 在那件丑闻爆发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带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中，芒格指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像以前一样，继续为储蓄与贷款业的储蓄账户保险，其结果必将是储贷协会越来越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说客们是否还有社会良知，但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示抗议。芒格几年来一直对S＆L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报告上发表了一封信，尖锐地抨击了委员会“修饰自我服务的废话”的作法。由于委员会长期以来已明显地误导了政府，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变本加利地进行误导。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联储的袒护，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护主义者认为市场判断永远正确的观点。他不同意眼下时髦地认为自由市场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判断者的论点。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妇女从未发现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书对比时，他同意秘书“可以带孩子和参加社团活动。市场社会对她的许多才能的评价方法并不一样。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有什么才能了。“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是十分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党人，但他的某些观点与他们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会公司的Q＆A，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权利，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巴菲特说。他要对个人消费课以重税，并收取很高的遗产继承税。如果我想坐飞机旅游，我是这么干的，那好，我用支票结算。但必须对我课以重税，因为我消耗了社会的人力和燃料资源等等。他的观点如此自由，但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得不够多。芒格虽然对公益事业也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认捐者，而且与一家医院和私立学校牵连甚深。但巴菲特拒绝参加进去。诺曼。利乐有一次请他在为一条叫商业企业托拉斯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做个简短的介绍。巴菲特对此组织很信任，因为它表彰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到场，但同时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都收到50个类似的请求。利尔感到很沮丧，他不相信似地补充说：“其实他只要走上12级台阶，到台上做个半分钟的介绍就可以了。”巴菲特认为，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就像带着相机的旅行者追寻有色土著一样。凯。格雷厄姆认为他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抓着钱是保证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当他还是个孩子，为凯。格雷厄姆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48股伯克希尔的股票也是如此。比尔。盖茨时常卖点他的微软股票，李。艾柯卡卖点克莱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对他的漂亮股票就连一个角都不愿撕。可笑的是，伯克希尔如此上涨，却没为他的口袋里增加一毛钱。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他争辩道这是件好事情。他现在能给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笔钱代表着街上的两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说，“现在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我死了之后仍会存在。”他计划把股胆大。格莱欣法则 （劣质贷款驱逐好的贷款）可能只对充分竞争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险的机构发生效应，如果 ‘胆大妄为取代了保守稳健’，最终定会出现由大胆信贷扩张导致的灾难引起的大范围破产。“票留给苏茜。不管谁先死，活着的那位都要把它遗赠给基金会。那样社会就可以从他积累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仍带有成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来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为“严重问题”提供数千万美元而不影响他的财富积累。读者也许会想，他对财富的控制欲会不会至少是部分，因为他不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伟大的旅程中是不会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测”的观点看，他对伯克希尔的控制，或许可以保护他一生不受恐惧的侵袭。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前，上帝是不会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事情就还没结束。20恐钱症随着黑色星期一的影响渐渐消逝，华尔街又沐浴在晚秋晴暖宜人的阳光里。股票涨到了新高度，交易商创造了新的LBO的波澜，与之相比，以前的浪潮只能算是毛毛雨。80年代的算术是很简单的。承蒙交国税的政策的关照，任何公司只要把股票换成债券，它的价值马上就上升了。而人们认为所有公司都有能力作这种转化。当贪婪明显地占了恐惧的上风时，投资银行也就成了“商业银行”。它们不仅经营 LBO，而且不管资金风险，自己购买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保守的约翰。戈弗洛德也加入了这一冒险行列。这更表明了这一趋势，也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有机会仔细观察此交易时期的后半阶段。这两人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有人要与他们做生意时，好董事巴菲特向所罗门的银行家问一些老练圆滑的问题，芒格则设法把生意切成小块来做。有一次，董事会拒绝通过购买几个连锁加油站的提议，一位高级经理说巴菲特和芒格的“意见太不一致了”。所罗门的商业银行业务的头麦克。兹马曼说：“沃伦的态度是，如果某笔交易不值得用股票方式来做，那么它也不值得用债券做。”巴菲特认为银行家应专心寻找好的业务，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安排平衡表。但他从不反对任何交易。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家中接到了戈弗洛德的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呆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星期三，生产云丝顿和沙龙香烟、里茨饼干和奥诺甜饼的雷诺烟草公司久经风霜的老板F.罗丝。约翰逊，提议要他单独购买他的公司。约翰逊的业务银行是附属于美国捷运公司的希尔森。莱曼。哈顿公司。这笔大交易的消息刚一透露，华尔街上的所有其他银行都打算从中捞部分生意。所罗门兄弟公司也正在紧张研究有竞争力的投标，但戈弗洛德他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所罗门董事和大股东的巴菲特会支持吗？再就是伯克希尔愿意自己出1亿美元以普通伙伴的身分参加这笔交易吗？但银行家们不知道，其实巴菲特在几天前在罗丝。约翰逊刚宣布消息时就已要求购买雷诺烟草公司的股票了。当所罗门的高级投资银行家吉耶。希金斯开始向他解释公司的优点时，话筒那边传来巴菲特急促的中西部口音：别跟我谈经济学。我知道情况很好。你花一分钱生产产品就可卖1美元，而且买主都是有瘾的。他们对这个牌子也情有独钟。在买位于孟菲斯的生产可嚼烟草的康伍德公司时，巴菲特与芒格的意见终于接近了。他们决定不成为烟草业的主角。在与其他银行家谈论时，巴菲特也流露出这个想法。“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他痛苦地说，“我不想我的墓碑上刻着我是其中一个合作伙伴的字样。”所罗门可以放手去干RJRNabisco的事，但巴菲特不想直接参与。第二天，考伯格。克拉韦斯。罗伯兹提出了它自己的投标，所罗门与罗丝。约翰逊他们的希尔森成了联盟军并投入到竞标战。这种投标华尔街以前从未搞得如此公开化。当交易的主要部分即将来临时，许多竞争银行都想出比对手更高的价，结果这个兼并狂潮一直涨到了顶点。现在为雷诺出多少价都不算高。11小时之后，KKR提出了一个优厚条件，它答应在交易成功后，将“重新调整”大额债券的利率来为这LBO融资。雷诺烟草公司的情况越糟，它的利率就越高。（就像买一所可调整抵押的房子，你失业后它的利息就得翻倍。）KKR这么做毫无秘密可言。不管它的投资者会遇到什么恶果，它现在就可以直接得到7400万美元的好处。戈弗洛德本来有机会模仿这种“重调”的作法的，出于对自己信用的考虑，他拒绝了。因为这样他在交易中花费的会更多。KKR做出这个决定后，巴菲特买了更多的雷诺烟草公司股票——一种短期的赚价差的作法（也是为了防止交易泡汤），伯克希尔将很快从中赚到6400万美元。巴菲特一向以批评这种作法闻名，但这次他也突然插手别人的生意，看起来真有点虚伪。但他自己不这么看。每当叫价摆在桌上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管，只分析风险和收益，利润或损失。他还从比阿特丽斯、联合百货公司、克拉夫特、因特科，南部地区和一些其他公司中赚了短期价差。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儿学会这种手段的，但他与华尔街的套利者不同的是他有格雷厄姆的特色。当交易升温时他的参与积极性会逐渐消失。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接管研讨会上，他警告说，银行家使用这种欺骗性的货币政策，总有一天会使投标达到不稳定的地步。雷诺烟草公司这笔250亿美元的交易成交后，他认定这话不再只是预言。交易者是用“零息票债券”为这种LBO融资的，这个可笑的债券使买者借到了大笔资金并可推迟数年还清本息。由于发行这种债券很容易，而且投资者都盲目自信，所以交易价升得比天还高就不足为奇了。用巴菲特的话说：接管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非常过火的行为。多萝西说：“老天，我觉得我们都不在堪萨斯州了。”这是巴菲特在1992年2月雷诺烟草公司交易接近尾声时写的。他已从中捞到了钱，现在他除了赚价差外别无所求，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交易太不安全了。伯克希尔在1988年的利润很好，你们也许都以为我们在1989年会大做利差交易。但我们却想袖手旁观。股市也正牛。巴菲特除了最后一次购买可口可乐之外也无所作为。但他需要找个地方投资。由于伯克希尔规模越大，这个任务也就越困难。早在巴菲特伙伴公司成立不久他就预言，迟早有一天他会受到平均法的制约的——说是这么说，但他认为为时尚早。他警告股东们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自我束缚。”为了不认命地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他不得不把钱用于投资。这种投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作恐惧综合症——投资者“害怕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他有这种感觉，到处有现金“是个巨大的诱惑”。我承认，我和别人一样有种渴望。渴望干点什么，特别是在无事可干的时候。像突然爆发一样，他做了三笔大买卖。那是1989年下半年，他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交易总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总的来说，它们还不符合他的一般标准。对世界上主要的剃须刀销售商吉列的投资是典型的巴菲特风格，而美国航空和造纸公司国际冠军由于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它们与他过去的成功投资完全不同。 （虽然国际冠军与他过去的失败投资有相似之处，但巴菲特认为这可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每种情况下，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可转换股票，就像买所罗门兄弟一样。除具有像可口可乐那样著名品牌的吉列公司外，巴菲特对其他公司没什么特别想法，这正是他为什么选择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股票的原因。事实上，他忧郁地说：“如果我还能买40个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我就不买这些了。”又一次，这些交易的背后都潜伏着被接管的危险。吉列正处在罗纳德。贝罗曼的虎视耽耽下；美国航空被麦克。施坦哈德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国际冠军也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目标。“当你拥有一个能干的管理层时，”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说，“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完成自己的目标。”现在这些公司都把巴菲特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作为回报，巴菲特得到的是平均9%的固定息票和保留换成普通股的权利（一种“彩券”）。但巴菲特的最新举措非常特殊。他和其他人一样买的是大都会公司普通股，但在最近的交易中，他谈判时要求获得只用于他的特别风险保护。林达。萨德勒在 《华尔街日报》上指责巴菲特是以保证其他总经理的职位为条件来为伯克希尔赚大钱的。华尔街的许多投资者都说，巴菲特先生的特殊交易玩的是种绅士般的保护游戏。以前的索尔。斯坦伯格这样的企业套利者是拿了“绿票子”就离开了，但巴菲特先生是又要干净的“白票子”又坚持不放，而且紧拉着管理层的手。这种有争议的与总经理们的特殊交易剥夺了股东们在接管时自由卖出的权利。 《福布斯》上的文章说：巴菲特得到了特殊交易，管理层也一样………但换个角度看，沃伦。巴菲特为避免被接管开了多大的价？巴菲特当然对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股东没有责任。他只要为伯克希尔做好生意就行了。人们对道德学家的标准总是更严格，突然处于防守地位的巴菲特好像急着要保护他的这块高地。在这次“干净的敲诈”交易之后，他在写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争辩道：……其他被投资公司的股东会从我们优先选择股票购买行动中获几年的利。证据就是：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了主要的，稳定的和有兴趣的股东……该论点的问题在于，它是假设每个总经理 （或巴菲特眼中的总经理）都需要这种保护，并能公正处理长期的利息冲突。但不是每个总经理都是汤姆。默菲。巴菲特自己在哥伦比亚论坛上就争辩说，这与接管本身一样并不可靠，最终决定得由持有“小纸票”的人（股东）做出。国际冠军更是一种遗露重重的情况。它的总经理安德鲁。西格勒是个激烈的接管反对者和大生意游说组商业协调会的成员。他把国际冠军的钱大量投入工厂出产，给股东的则很少。在过去的10年里，作为市场上的一大股票，伯克希尔的年增长率只有可怜的3%.即使在造纸公司的行列中，它的利润排名也排在最低一档里。唯一可解释西格勒的可怜纪录的原因就是安德鲁。西格勒本身。在不景气的1989年，西格勒给自己的工资是80万美元，外加 42万 5000美元“激励奖”。除此之外，他乘国际冠军股价很低时奖给自己3万1000股可选择股票。第二年，国际冠军的利润少了一半，但西勒把自己的工资加到了120万美元，外加 2万 8000美元的奖金，这样他就不用付个人调节税的咨询费了，同时他又再拿了4万7000股可选择股票。当然巴菲特猛烈批评可选择股票，特别是如此奖给无所作为的总经理更是令他反感。如果有人有意接管国际冠军，我们看不出巴菲特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吉列和美国航空的管理层则是另一回事。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体系，在各中等市场的城市中都设有中心，但它的地位仍须巩固。它的策略好像是需要保证时间和一点“保护”。吉列则很简单，就是要赚钱。虽然巴菲特的办法是比普通的股民们在公开市场上更有赚头，但生意也不像批评他的那些人说的那么好。伯克希尔在以后的10年里将被死死地锁在这几种股票上，在华尔街看来这是漫无日期的。其实大多数管理人是不会同意巴菲特这种“甜心式”的做法的。但交易仍有不完全的一面。它有点内部交易的味道——巴菲特和企业董事会的几个伙计们靠得太近了。他那年花了 670万买了架飞机也许不是巧合。在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花了大篇幅就此福利对自己极尽嘲讽， （却没有提到他低得出奇的10万美金的年薪。）他说如果换新飞机的代价“以现在的每年100%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伯克希尔的所有资产都得花在飞机上了”。他伶巧地说买这架飞机是无可辩驳的，这说明他在城外和其他优秀的公司里呆的时间更多。到80年代末，老不着家的沃伦。巴菲特好像无人不识。他坐着飞机离家去参加董事会，去看超级杯或参加晚会并巧遇鲍。纽曼、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和美国企业的名人经理们打桥牌，其中一次比赛是与国会议员们在老巴特尔西打的，那是马尔科姆。福布斯17世纪时在伦敦的老家。如果有人问他对总统有什么经济建议吗？他可能会说，他上周末刚与布什共享晚餐。他的妻子坚持对女儿说，该给他弄几套“体面的衣服”了。当老苏茜在奥马哈时，她和女儿把沃伦扯到商场并给他买了套1500美元的杰尼亚西服。这套意大利产的杰尼亚成了他的制服，就像他需要樱桃红可乐和飞机一样。（但他拒绝了某位推销商让他买定做衣服的请求。他更喜欢到杰尼亚在纽约的分店，从衣架上拿几套西服。）他的新圈子大得让人吃惊。在波士顿，他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环球》杂志的编辑托马斯。温莎这样的人交往。温莎说：“沃伦找的朋友真多。”这个评价对一个找股票和持股票的人来说真是有趣。巴菲特在华盛顿有一伙人，在加州也有一伙。苏茜和他去大苹果时是“有计划的”——用某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要让某人挤进去。“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她说。巴菲特的内部圈子——包括格雷厄姆、卢米斯、默菲、芒格和瑞恩——还是和以前一样。但他的迪克。霍兰德这样的奥马哈朋友发现他不像以前那样常在了。维恩。麦肯齐估计他的老板每周总有一两天不在奥马哈。但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就不一样了。他像信天翁一样从一个海岸飞往另一个海岸。他在奥斯卡晚会上与多丽。帕顿一起进餐，然后飞到马撒葡萄园与南希。里根和《 60分钟》的通讯员迈克。沃莱斯这样的人参加凯。格雷厄姆家的聚会。还有一次他带着妻子直扑沃特。安娜伯格在加州棕榈喷泉的别墅。它就像沙漠中的一朵奇葩，四周种满了柽柳树和神态各异的灌木丛。山姆。沃尔顿也来了。巴菲特很受他们的欢迎，因为他没有一点财大气粗的架势。他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使人们想起了30年代。（不过现在的口头语是“是我抓着线呢！”而不是“是我打电话”了。）在1988年卡拉里冬季奥运会时，巴菲特是默菲和ABC的客人，但他躲开了请他在清澈的路易斯湖畔吃中饭的邀请，一个人躲在城里工作。ABC的肥皂剧编剧亚格尼斯。尼克松在卡拉里遇见了巴菲特，她认为他是“威尔。罗杰斯的新化身。”她请他去纽约担任一白天肥皂剧《爱》里的某一浮雕。在录音结束后，尼克松和其他的 ABC工作人员跑到城东的一家北意大利风味的饭店布拉沃詹尼聚餐。他们刚出发时，尼克松发现另一位亿万富翁约翰。克鲁格也很兴奋。克鲁格钻进了等在一旁的高级超长轿车，巴菲特则走下人行道叫住了一辆计程车。巴菲特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位进入上层社会的乡巴佬形象。有许多关于他假装无知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在某次晚会上他坐在亨利。克拉韦斯的妻子，时髦的卡洛琳。萝茵身旁。萝茵说：“您能为我切食物吗？”巴菲特不清楚这是否是上流社会表示好感的最新方式，说得难听点就是“来吧”的意思，因此整个晚上他都没理她。直到服务生把她一直没吃的烧烤撤走之后，他才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手腕上打着石膏。巴菲特喜欢朴素的形象。他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名声。当电视节目《富翁、名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现他的身影时，他十分尴尬，赶紧对别人说，制片人没让他知道就把片子剪辑在一起了。而实际情况是他带着麦克风正式接受了采访。1989年奥马哈的新闻中心出现了巴菲特的身影。卖地毯的B夫人的权威被两个孙子罗纳德和艾尔温夺走了，家具世界也落入他们之手。B夫人盛怒之下离开了商场。她指责巴菲特出卖了她，并公开称她的两个孙子是“希特勒”。这场风波在奥马哈引起的注意不亚于其他城市对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关注。B夫人指责她的孙子是无用的废物，只会溜须拍马，把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但活得像个“百万富翁”。她还伤心地补充说：“当你一无用处时，真是让人伤心。”这位95高龄的老太太仍然精力充沛。她在家只呆了几个月就在家具世界附近开了一家新商场“B夫人之家”。它们现在是鱼死网破的对手。“真伤我的心。”一个星期天当她坐车经过商场里的地毯海洋时，B夫人感叹道。她现在的工作“纯粹是为了报复；我母亲91岁发病时，我把她带到家里来照顾，好像她只有我这个孩子似的”。巴菲特对此十分担心。B夫人生日时他带去了两打红玫瑰想与她重归于好。但在生意上，他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向股东们报告这件不愉快的事时，他称赞B夫人的儿子路易和两个孙子是“出色的商人”。也许B夫人在商业决策上比全体美国人都聪明，但在这件事上我相信该家庭的其他成员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的3年里，商场的其他部门的销售额增长了24%，只有地毯销售下降了。但是人们都认为就算巴菲特自己处在B夫人的位置上，他也得如此收场，又踢又叫的。因此B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仍值得受人尊敬。在她失败后不久，巴菲特很同情地谈起了她：她没有失去自己坚毅的性格。但她对两个在商场工作的孙子很不好，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有时不愿与家庭一起工作。相信我，他们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但他们不能像 B夫人那样卖命……她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这是人类的悲剧。但他们要的是一个轻松点儿的家——对此我们无能为力。B夫人的离开并没给伯克希尔造成损害，它在1989年9月的股价升到了8750美元。但奇怪的是巴菲特总在牛市的情况下焦躁不安。他对缺乏机会感到忧郁，甚至对伯克希尔感到忧郁。他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与吉列、美国航空等的交易中，他卖出了可转换成伯克希尔股票的债券，凑了4亿美元。买了这种债券的人能得到固定的收息，还有在伯克希尔股票上“中彩”的可能。巴菲特这次的方式比糖还甜，他的利率只有5.5%.利率低说明投资人认定伯克希尔仍会升值。 （他们是在赌“彩券”。）更有甚者，由于这是“零息票”债券，因此伯克希尔虽然欠着利息，但直到15年后债券到期前它并不用实际付清。可是根据税收法中的某条奇怪的规定，伯克希尔可以一直扣减利率，好像它真的在偿付一样。再有的是，伯克希尔可以在3年内赎回这些债券。因此投资者赌的不仅是伯克希尔股价会上升，而且是很快就升。而巴菲特赌的正好相反。两周后，美国航空预期的LBO失败了。赚价差者遭受了巨大损失——巴菲特则在数月前就退出了游戏。股市在一天内跌了191点。大额债券市场垮了；接管游戏也结束了。几个月后，杰克塞。本曼死了。华尔街与债券的长期恋爱划上了句号。1990年早期，华尔街沉闷无力，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一直不到8000美元。在年度报告中，巴菲特确认了他的担忧。他预测伯克希尔的网络价值在3年内“几乎可以肯定”会下降（这是他任职以来头一次说这种话）。他用一根线天真地把伯克希尔近来的表现与华尔街的货币危机联系在一起：许多正摇摇欲坠的LBO，比如说布卢明代尔的联合母公司也是用零息票债券来融资的。他脑袋里想的当然不止这些。在华尔街常常是好生意给你惹麻烦。聪明人干在先，“傻瓜最后当跟屁虫”。LBO和零息票债券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在这类文章中的一贯风格是先写小的遥远的事。他请读者们“回到亚当时代，就在亚当还没有咬苹果之时”。如果你年纪与我相仿，并在二战期间第一次购买了零息票债券，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发行最多的 SeriesE U.S.SavingsBond（美国存储系列证券）。没有人称它是零息票，但系列证券就是这种情况。当到期时再付总利息。买了系列证券的人不是傻子。因为财政部有着可靠的信誉，买主可以安心睡觉，他们的钱稳稳地以每年 2.9％的速率增长。80年代，投资银行为大贷方发明了一种零息票。这些贷方与伯克希尔一样都是AAA信用级，不久银行家们就发现，这种零息债券与差不多最后付清（PIK）债券都可为LBO融资。理由很明白：既然可以数年不用付清，投标人当然希望一下子就能借到所有的钱。巴菲特的解释当即把这藏猫猫游戏揭露无遗：对这些发行者来说，零息债券 （或总付债券）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你不会不履行什么也不付的诺言。如果墨西哥、巴西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政府在70年代不是举债而是发行长期零息债券的话，它们现在就是个清白的借方了。巴菲特建议投资人给银行家尝尝自己的药的滋味，他认为美国上所有人都知道，华尔街正在用可笑的钱进行交易。我们建议您把钱包锁上，让发行人和跟着赚钱的人自己认付零息票费用，在没有完全付清之前不让他们得手。看看那样子他们还有多大兴趣。虽然这些文章都有广义上的指导意义，但并没有透露巴菲特的策略。他真是个保密专家。当时巴菲特正在报上猛烈抨击大额债券，但他自己就做了一笔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花4亿4000万美元买了雷诺烟草的证券。之前雷诺烟草公司的大额债券和其他发行人一样剧跌。巴菲特认为，由于可靠的现金流动就像尼古丁上瘾一样，市场已经走过头了。但他又买了大额债券，这显得有点口是心非。其实不是的。巴菲特觉得把不能承兑的大额债券卖出是道德危机。但买债券则不同。对投资者而言，没有哪种金融工具“本身是邪恶的”，重要的只是价格。当购买消息公开之后，巴菲特导师的儿子，伯克希尔的股东本杰明。格雷厄姆署名抗议伯克希尔投资于烟草业。巴菲特说他不会造香烟的，但他持有烟草股票无可非议，因为报纸上也登着香烟广告。“我不敢确信这在逻辑上是否很严格。”他承认道。但他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这仍是个划清界限的好方法。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摇摇欲坠的信用”像滚雪球一样倒退了。新的10年并不预示着新时代，但这一次不一样。80年代末时，人人意气风发，偏偏巴菲特与众不同地小心翼翼。到了90年代，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借出钱的人想把钱收回来，本来可以借几百万的公司也发现窗子紧紧地闭上了。企业纷纷倒闭，大额债券不履约也频频发生，（就像巴菲特于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预言的“重重一击”那样。）满是大额债券的弗雷德。卡尔的保险公司成了历史上倒闭的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而刚刚从国外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各大银行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着国内的许多致命打击，比如 LBO和商业房地产。银行倒闭像传染病一样从德克萨斯席卷佛罗里达、新英格兰和大西洲中部各州。忧心如焚的人聚集在投资研讨会上讨论花旗银行或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否会倒闭。但巴菲特认为——他总是和弗雷德。卡尔步调相反——这正是冒点风险的大好时机。伯克希尔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样也下降了，（那年的最低价是5500美元，比最高价跌了近44％。）但巴菲特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如果价格太高了，他反而会得恐钱症；但在世界一片黯淡时，他却有着致命的本能。在银行业自大萧条 （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最坏的1990年，巴菲特买了旧金山银行业中的巨人韦尔斯法戈10％的股票。加州的房地产业开始下降，银行不得不受此痛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痛苦将是长期的深沉的。而韦尔斯法戈恰恰是全国给加州房地产业贷款最多的银行。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一般来说，巴菲特不喜欢银行，因为局外人不知道贷款的利用情况，等知道了又往往为时已晚。但他却在这家银行上坚持了好几年。韦尔斯法戈在加州有许多特权，它的利润在全国大银行中也是一流的。它的董事卡尔。理查德也像汤姆。默菲一样善于压缩成本。在过去的困难时期里，理查德卖掉公司的飞机——一种巴菲特欣赏的牺牲——并冻结了高级领导人的工资。他避开了许多一时的热潮，比如说给其他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的给拉美的贷款。巴菲特还知道，理查德和银行二把手保罗。汉森曾在70年代紧紧咬住了地产贷款并躲过了当时的房地产大崩溃。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韦尔斯法戈在今后一两年内前景乐观。但巴菲特考虑的时期远不止今后一两年。这家银行资金雄厚，它应该可以渡过这次难关。巴菲特在报告中说，一个坏年头“并不能折磨我们”。由于别的公司都饱受折磨，巴菲特因此可以在挥泪大甩卖的平均价格58美元时买下了2.9亿美元的股票。它最近的价格是84美元，巴菲特从中获得了5亿美元利润。巴菲特投资后不久，韦尔斯法戈的各种证券都开始进水下沉了。《华尔街日报》将其注销；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战略家巴顿。比格斯也说他看不出韦尔斯法戈能够幸免于难，巴菲特的命运也将一样。1991年春季，韦尔斯法戈为防止贷款不能回收订了一个很高的底价，它的股票利润降到了每股 21美分；而前一年同时期则是4.40美元。巴菲特对此反应镇静。事实上他要求法律支持他把投资加倍。当时韦尔斯法戈成了短期交易者的宝贝。它的房地产贷款高达150亿美元，是它的邻居美洲银行的2.5倍，而且有一半都在南加州——美国现在信用最坏的地区。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洛杉矶，开发者争先恐后地完成了摩天大楼的建造，但现在已租不出去了。在奥林奇县有22％的办公室闲置。巴伦在描述韦尔斯法戈的熊市时讥笑说，这下“奥马哈的聪明人沃伦。巴菲特”一样也逃不了。就连巴菲特的一些伙伴也认为对韦尔斯法戈的赌博行为是种背叛。格雷厄姆和多德型的财务经理斯科特。布莱克说：“这使我感到不安，巴菲特犯了个错误。”好像是《圣经》里说的一样。对80年代过多的借贷投机胆战心惊的人，看到邪恶者罪有应得时真是大快人心——贷款给房地产的人就是邪恶的人。巴菲特也反对借贷大投机，但他的计算占了感情因素的上风。他乐意以某个价格买银行，甚至买大额股票。在形势最糟的时候，曼哈顿的一位朋友电话“警告”他说韦尔斯可能会遭受大笔罚金。巴菲特平静地说：“会知道谁对谁错的。”巴菲特不高兴的是，萧条结束得太快了。当1991年初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时，股市重振了。战争只持续了6个星期，但股市复兴可不止。到7月道。琼斯突破了3000点。手上现金多了和投资机会少了却使巴菲特再次产生了恐钱症。当美国捷运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D.罗宾逊给他打电话时，他听得非常仔细。来自亚特兰大银行业世家的罗宾逊是位谦恭的可口可乐的董事，也是巴菲特的好友。他是13个董事中的常任董事，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的，就像政治家一样。从个人角度来说，巴菲特很喜欢罗宾逊，但对他作为美国捷运公司的总经理不甚了解。从公司的价格卡和旅行支票上看，它的经营十分成功。近10年来，他们每年的利润都高达18％。但罗宾逊的股东则从未见过这18％。罗宾逊把这个好行业获得的利润输在坏行业中了，如保险，银行业，充当经纪人甚至还有个专门收藏19世纪美国油画的艺术长廊。由于急于跟上80年代“金融超级市场”的热潮，罗宾逊花了吃奶的劲凑足40亿美元押在希尔森银行上。但他的监督工作做得很马虎 （希尔森把2600万美元“投资”到科罗拉多滑雪圣地的“会议中心”），投资银行不得不一再调动头寸来解决困难。更糟的是，美国捷运有不到坏消息变成事实不采取行动的习惯。罗宾逊设法躲过了对这些失败的指责，一半因为他繁忙的社会关系部，一半因为他的董事会里都是被金钱俘虏了的董事。其中，亨利。基辛格每年就能拿35万的想象中的管理监督咨询费。尽管罗宾逊作了好的宣传，但巴菲特不可能不知道罗宾逊的纪录。1985年，巴菲特参加了美国捷运公司的一次董事会，当时公司正考虑把消防基金保险单卖给巴菲特所在的一个集团。巴菲特提出了一项建议：公司应该把消防基金卖掉，把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好生意中。不久GEICO买了一大笔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打电话要求GEICO谈谈自己的目的。虽然巴菲特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在报告中对罗宾逊经营失误的大概记录表示痛心。这次罗宾逊打电话来时，一切都已淡忘了。据纽约的 《英迪芬塞堡》杂志报道，巴菲特显然被一个想法纠缠住了：他在美国捷运的投资已有25年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打出的第一口喷油井。现在该公司又一次遇上了麻烦。就在几周前它的信用降级了。当罗宾逊要求有3亿美元的资助时，巴菲特很快就答应了。这次巴菲特说，市场升到这个地步，他正在找他喜欢干的事，而美国捷运的基本业务正是他喜欢的。这仍不能解释他“我们购买是为了与吉姆（罗宾逊）在一起”的话。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他甚至同意了——虽然有些勉强——一种会限制伯克希尔未来发展的方式。美国捷运的一位董事杰克。拜恩对《商业周刊》说，他原以为巴菲特的“聪明基因”会阻止他这么干的。在与巴菲特当面交谈之后，拜恩才知道巴菲特把上次对美国捷运的投资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牌，现在他急于参与公司复兴，巴菲特对他说：“我这是又要回家了。”当然他已回到了GE-ICO和《华盛顿邮报》。他喜欢这些旧鞋子，就像喜欢投资于儿时分送过的软饮料一样。重新进行这种商业冒险使他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芒格也认为他的伙伴的职业中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沃伦很怀旧。”他承认道。但他不愿进行进一步讨论，只说：“我可不想做心理动机的分析。”到1991年8月，巴菲特证券组合中的许多新成员遇上了麻烦。韦尔斯法戈处在灾难的边缘。美国捷运遇到的麻烦则是：各大饭店叛变，持卡人数持续减少和利润锐减。在饱受批判的“白钱”交易中，吉列脱颖而出，它被伯克希尔转成了普通股票。吉列的其他持有人情况也不错，因为现在的股价已是贝罗曼开价时的两倍。共同基金经理和吉列公司股东彼得。林奇说：“与巴菲特做生意人人有利。”但巴菲特与国际冠军的生意可得不到同样的评价。它的利润下降了 85％，但伯克希尔却不受其害，因为它的红利是固定的。同时总经理西格勒又以远低于公司账面值的价格赏了自己25万多股的选择权。美国航空的情况最糟。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雇佣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亿5400万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有一次，总裁萨斯。沙菲尔德给巴菲特打电话，对投资结果表示道歉。“萨斯，希望你记住，”巴菲特反驳说，“是该我给你打电话而不是你给我打。之所以投资不好我只能怪自己，现在只有顺其自然了。”巴菲特对自己的责怪更深刻得多。他本知道航空业的动态的——竞争激烈，固定成本高——但他还是投资了。因此公众对错误的焦点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巴菲特身上。带点威尔。罗杰斯的味道，他向股东们写道：“没人逼我；用网球术语说，我是 ‘失误’了。”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虽然巴菲特的证券组合中有几处败笔，但它轻易地就被其他股票弥补了，比如说可口可乐、吉列和雷诺烟草公司大额债券，他很快就从中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利润。伯克希尔的资产净值不顾巴菲特的预言继续上升；它的股价也迅速反弹，到8月时达到了8800美元。最好的是，他下属各公司的问题与他无关。他爱说他对生活“作了安排”，这样就不用干不喜欢干的事了。1990年夏，此话成真了。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即将到来的比赛。巴菲特对所谓“白钱”交易的辩护——即公司可以因“拥有大量的、稳定的和感兴趣的股东而获益”——也有待验证。也许这永远不成立，但矛盾渐渐消失了。就连常常遇到麻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年的纪录也很可观。21证券大王约翰。戈弗洛德把所罗门经营得非常好。——沃伦。巴菲特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报告确切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型来自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多。所罗门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他们一家都是当地的经纪人。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时把祖传的生意也带来了，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新世纪的曙光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人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多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工作。慢慢地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了；终于在1910年，儿子们凑了5000美元自立门户去了。他们在百老汇80号开了家商店，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钱，并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所罗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不久，人们就认为做所罗门的伙伴就是做“美国财政部的伙伴”。但公司规模多年来仍然很小，使它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两个重要决定，并最后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所罗门公司自建立伊始，它的组织就不很严密，这招致了众多议论。但尽管出身卑微，它的一位兄弟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小J.P.摩根要征求意见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时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肥皂跑到了摩根办公室。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给他块骨头啃一啃——比如一点公司债券——正是所罗门喜欢的那种。但所罗门不满足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上各大腕纷纷“撤资”以抵制最新成立的SEC时，所罗门深入险境，在认购中取得了立足之地。这种大胆的行为和它的伙伴们甘冒资金风险的勇气使公司欣欣向荣。有人认为这种“有销路”的债券正是所罗门在战前获得发展的动力。但它仍是个谨慎的玩家，作为债券交易商，它难免担惊受怕，但在承保和投资银行业上仍十分大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