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倘若一意背离中华，则君臣百姓上下交相疑惑，人心离叛，等不到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就已经爆发。”---------------外交“双簧”三(1)---------------　　最后的结论是，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31？！”　　在强大压力下，国王李熙不得不以屈求伸，10月10日致信袁世凯，承认“有年少浅识之徒，虚诳放肆”，而袁的文章令他“不胜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图维新政”云云。年底，李熙致函清朝礼部，就密函事件感谢“天朝宽恕”，持续数月的风波至此平息。　　我们说甲申后，甲午前这十年间，清廷之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李鸿章与袁世凯的政策，根据就在这里。在政治上，壬午以前，清廷对朝政策是放任不管；甲申以后则一变而为全面控制，看了袁的上述论说，也基本上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下面来看外交方面的干涉与监控。联俄风波甫定，外交风波又起。翌年5月，朝鲜政府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相孚(后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大利)五国公使。作为试探，8月先派闵泳骏赴任，但迟至9月13日，始致书清廷告之此事，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外交风波。　　事件大致过程是：清廷认为朝鲜先斩后奏，擅派使节的做法，不合附属国外交事务要经请示批准的宗藩体制，9月23日谕令：“朝鲜派使西方国家，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再前往，方合乎属邦体制”；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嘱令该国外交，应遵行附属国的旧章。袁亦连续致函责问朝政府。朝方则虚以委蛇，一方面表示遵循旧章，一方面又声称互派使节乃建交时约定，“近日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赴云云，同时仍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作积极的准备。10月，迫于清廷压力，朝鲜不得不走走形式，咨请清廷礼部批准外派使节；清廷则只同意以属国体制派使，且只能派三等公使，不能使用“全权”字样。对此，朝鲜国王李熙11月初致函北洋，解释派任全权公使的初衷，是以“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下卿之意也。而且敝邦偏小，久已为各国所轻侮，如派使不足以壮观瞻，尤恐怕愈见轻侮，玷辱天朝，因而酌派全权公使，分别驻扎，虽然表达的是小邦敦睦之谊，也宣传了天朝怀柔远方之德。”并强调“全权公使”这一称号“已于派定之后，即下令外署通知照会各国使节先行报其政府，以备接待。如果此时忽然改派，深恐见疑于诸国，失信于天下，益开启各国轻侮之心，而加重强邻窥伺之意。”请求“仍准许派驻全权公使，……待报聘事情完毕，或调回，或以参赞等官员代理，以便节省经费”云云32。李鸿章请示清廷后回函同意朴定阳此次以“全权公使”身份赴美，但附加了“三端”，即三条外事纪律：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交部，以后就不再有什么要求。　　二、遇有聚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跟随于中国钦差之后。　　三、一切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于中国钦差，核准请示。这全都是属邦份内应行的体制，与各国没有关系，各国不能过问。33　　朝鲜打擦边球，而且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国王一面表示“恪遵体制，恭谨行事”，一面会见袁世凯，“极力称赞准许派出全权公使，感激天朝恩德上宪教诲，殷勤款待，礼意有加。闵妃派其家族长幼诸闵，也殷勤致谢。凯则加意抚摩，酬酢而归34”。　　孰不料这只是个障眼法，朝驻日公使、驻美公使赴任后均未首先拜会清廷驻日、美之公使，朴定阳更是单独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国书。李鸿章接到驻美公使张荫桓的报告后，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则答复如下：　　此次派使西方国家，议准三端中，先拜谒华使并请携带前往(呈递国书)一端，太有失韩国国体，而且恐怕各国拒绝国书，不以平等相待，则贻羞非浅，所以朴公使因(维护)国体以至于违反原定章程。而出使五国的赵公使还在香港，如到了西方国家，也势难遵守，请婉言恳请北洋大臣俯准，删去第一端，以顾全韩国国体。　　袁此时已看出韩国是故伎重施，但韩使已在海外，颇觉无可奈何，遂复电北洋：“伏查韩国谬妄狡黠，因此可知朴(定阳)违章，必有授意，现今受到查问时才提出此种请求。如果不允许，也必会悍然行事，反复筹思，难以理喻。”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著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35。”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李、袁遂压朝政府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两国在外交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亦进入第三个阶段。朝鲜方面对清廷压力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推，即把责任推到列强和朴定阳身上。朝君臣认为“清廷素来畏惧洋人，我派遣使节结好洋人，清廷也必会畏惧我。北洋电报必是虚声恫吓，计划断无可虑，……从速派使结好西洋，清廷无可奈何36”。从这一判断出发，朝鲜一开始就把派使、违反“三端”等事说成是被动无奈之举，把责任推到列强一边，希望借列强之势为自己争得外交上的空间。但清廷不谈原因，只就朝方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做法诘责不已，朝外署遂将责任推到朴定阳身上。1888年2月2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复袁世凯称：---------------外交“双簧”三(2)---------------　　查以前议定的三端，已于赴美使臣启行之前，饬令遵办。……未知该使至美为何托词不遵，以致有此诘问，实令人惊怖，立即发电诘问该使。后据该使电称，前定三端，本不敢违背，只是到美国后，查访打探国情，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美政府有意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待回来后请罪等语。……是以该公使碰到万万难处的境地，才出此不得已之举，其情极苦，或许也该原谅。　　袁是何等人，能受此愚弄？在转给北洋的电报中随即点明韩政府的答复“意在捏词搪塞”，“曲袒朴使，也无非是想要为赵使留下违章的余地37。”李鸿章因此大发雷霆：“韩政府外署竟敢用擅自违章的小人的无从查证之语转复，尤属胆大包天38。”　　二是拖，即借口朴远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处，希望将大事拖小，小事拖了。2月6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外署再次致函袁世凯：　　所有该使违章之罪，亟应议处，而现在本人出疆，无以施加谴责，拟等到调任回国，再行议处。……我国王殿下，自闻此报，殊为震怒。本督办亦不胜惊惑之至。总之该使朴谬妄的事实，可看出大致轮廓，容等到该使返回复命之日，应由敝政府再行查核并施加谴责，还要乞求贵总理特别给以包涵体谅。　　责任既已推到朴身上，朝政府亦答应予以惩处，袁觉得再责无益，不如以静制动，遂建议北洋“姑且等待朴使回国，视韩廷如何查办后再诘问39。”袁的盘算是，朴不回，则“违章案”不能了结，案子不结，则清政府绝不会批准朝再外派使节。此时朝鲜驻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滞留香港观风已近三个月之久，势不能久拖不决，到时朝自会找上门来要求结案的。果不出袁所料，朝鲜迫于清廷压力，于1889年召回了朴定阳，而滞留香港的赵臣熙在迟迟不得出使的状况下，亦于1890年3月自行返国。清、韩遂又就处罚朴定阳一事展开新一轮的折冲。　　先是，朴甫抵仁川，朝外署赵秉稷即向袁世凯请示如何结案，袁答以惩办朴；赵以惩办朴美国公使必会过问，“不如毋予追究，以此顾全中、韩双方的体面”，袁答以“如不惩办，中方体面何在？美国公使诘问又何足吓唬人？赵语塞，即赴宫。”袁通过其在朝宫廷内的眼线，很快了解到朝方的打算，在向北洋汇报的同时建议严词诘责：　　又闻韩王打算在朴回来后即授职外署督办，以彰显自主之权。如中国追究得严，先支吾其辞，不得已则暂时定罪，而暗中唆使美国公使诘问，便仍可赦回充当督办云。只是朴回来后的查处如听之任之，不但大损国体，而且赵臣熙仍在香港，必会即刻赴任而重新违反三端，所以妨害尤其大。凯拟待朴回来后，即备办文书坚持严辞诘查，料其必难搪塞，朴如受到惩办，赵自会中止违章。　　李鸿章自然同意并称赞他“驳赵语甚有劲40”。朴定阳回到汉城后向韩王辩解自己并未接到朝廷的明确指示，而且“万国互通使节的公例，无先往他国使馆的礼仪，也无通过他国公使谒见外交部的事例”。而朝鲜所聘外署协办德尼则“力言于王，如听任中国对朴处罪，韩国就不是自主国家，各国必定不接待韩国使节，必须立即补授朴显要的职务以昭示各国，中国必无可奈何，这全是袁某一人作祟，尤其无足顾虑。”韩王于是派大臣多人，连日劝说袁“含糊了结，毋深究”，其外署督办闵种默并告诉他，“国王久已嫌你恐吓”。袁不为所动且严加驳斥：　　凯驳以韩国虽与各国有约，也应恪守藩属体制的派使规章，岂得阳奉阴违？你们既然包庇朴，必然是你们朝廷故意放任朴违章，你们朝廷可以儿戏自欺，也想要中国的朝廷这样么等语。言辞神色甚为严厉，闵(种默)颇为畏惧惭愧地返赴王宫。41　　此后，对朝鲜诸臣车轮战般的软磨硬泡，袁干脆托病，“拒不与谈”。　　由于袁为清廷及北洋全权代表，朝鲜外署致北洋函件非通过袁不能上达于北洋，袁借此以逸待劳，将不遂所愿的函件不断退回，要求重写。李鸿章认为此着“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若是回复达不到要求，仍须掷回，宁拖着也不结案。”并向袁交底，“将来结束，若他们恳求不办重罪，或将朴撤职并停止差委，便可下台42。”这样“违章案”的处理又拖了下来。　　但到了12月4日(旧历十一月二日)，国王径自委任朴定阳为都承旨兼副提学。在袁看来这是公然无视大清尊严的挑战，随即致电北洋，要求对韩施加重大压力：　　惟查前定三端，为的是昭示宗藩体制，朴违背而受中国诘责，韩国始而委罪于朴，答应究办；继而不处理，反而授予朴显要职务，是违反属国体制之罪在国王而不在朴，又未免欺中国太甚。凯如只向韩政府诘责，终归于儿戏；若从此含糊忍受，则各国讥笑，韩国人的轻视慢怠必日甚一日，而藩属体制名分必日渐解体，而且赵使也必会再次违章。关碍大局，殊非浅鲜。似应由凯亲自谒见国王当面诘问，倘若王托故不接见，再秉请宪台以公函诘问国王，或请旨斥责，方合乎事体。43---------------外交“双簧”三(3)---------------　　此后，袁世凯连日催逼朝政府就任用朴一事作出答复，并运动王太妃(即王太后，亲华)向国王施压。太妃“闻知甚怒，责备国王事奉大国不敬，国王甚为恐惶，声称先立即罢免朴的官职，(以后)再慢慢办罪44”。12月26日(旧历十二月五日)，袁入宫面见国王，王“外甚亲密，谈话涉及朴定阳的事，则惟请周旋了事”；后又通过臣下向袁暗示，对朴可以秘密治罪而不予公布，而由袁转告李鸿章以了结此案，也就是私下了结以顾全双方体面。袁世凯则判断此为韩国之圈套，建议将计就计，以权术诱使韩国就范，这就是本章前面那封函电的来由。　　朴定阳一案，此时已由王室幕后的实权人物闵妃接手，她的策略是，先笼络住袁世凯，然后免去朴的职务，但不予公开，由袁世凯说服李鸿章接受这个顾全双方体面的做法。为此闵妃派其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和王妃对袁的剀切陈词和苦心筹办极为感谢，并后悔从前听信人言而怀疑、误解了他。至于朴定阳案，实在难于公开处分，打算秘密治罪但不予公布，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以了结此案。如果不行，则挑个小错处置朴，含糊其词，“使人不能指实为违章罪，而在中国看来是已加惩处”。　　闵妃的做法，在袁世凯那里实在是小儿科。韩国方面之所以坚持不公开处理违章案的目的，袁心里十分清楚：“王妃、国王坚志蓄谋，寝食不忘者，惟在不令赵(即等候出使欧洲的赵臣熙)遵奏章，以保全自主体制45。”但袁世凯也想尽快了结这件拖延已久的案子，于是将计就计，演出了一场好戏。他首先作出很感动的样子，然后吞吞吐吐地透露出李鸿章打算严办此案，事情极难了结，而他泄露了北洋的底牌，如果让李鸿章知道了，“罪甚大”，嘱咐洪在羲对自己所谈论的事，“万不可泄”；至于一起糊弄李鸿章，则是欺骗上司，他不敢与闻。但为保持中朝关系的大局，他“必尽力”。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先把朴革职，然后他再了解社会上对此事的舆论，探察北洋有无允许从宽处理的意思，“方可相机周旋”。至于韩政府的公文，可暂不呈报，如果北洋允许从宽，再随时呈报。袁世凯的“诚恳”、“合作”态度，使洪在羲大喜，一直谈到天快亮时才回宫复命。　　其实，北洋的底线是“轻办示惩，或明订出使欧洲者仍遵奏章办理”，问题的焦点已不在惩处朴定阳上面，而在今后朝鲜能否遵行“三端”上。朝鲜念念不忘的是自主，清廷坚持的是不让朝鲜自主，根本不可能调和。但案子僵持下去有损两国关系，袁世凯于是想出了上述“一办一托”的办法。“办”，即先诱骗朝鲜将朴革职；“托”，即不要求朝鲜马上上报处理此事的呈文，无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这样一可以防止朝鲜借口已经结案重新任用朴定阳，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主动权即操在清廷一方。实现这个阴谋的前提是不让朝鲜摸清楚北洋真正的底牌，所以袁世凯在电函末尾请求李鸿章提防朝鲜驻天津使臣金明圭“伺察语风”，防止他向韩王揭穿骗局。　　由此封函电可以看出，传统软硬兼施的做法已难见效，即智如袁世凯者也感到棘手，不得不主张施以骗术尽快了结此案。朝王室的目的是修改矮化、束缚朝鲜的“三端”，尽快使滞留香港的使臣赴欧就任，袁遂虚以委蛇，“拟诱其先革朴职，次令政府复文认错”。袁世凯的计划，全都事先详细电告了李鸿章，李不仅同意，而且指示机宜，双方合作无间，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外交双簧剧。朝鲜为修改三端，派使赴任，遂免去了朴的职务，拖延数年之久的“违章案”至此告一段落。　　1890年初，朝政府派赵秉夏赴北洋，请求修改三端、允准驻欧使节赴任和准许任用朴定阳，清廷坚持必得惩处朴，否则其他两项免谈。直至9月，李鸿章致函总署时，仍坚持这一方针：　　朝鲜未治朴定阳违背之罪，中国即不变通中韩使节体制，以延宕其派赴五国的公使成行。……如彼迟迟搁置不理，我亦将此案暂悬不结，牵制其五国使臣难以很快成行。46　　双方再次陷入僵局。1891年11月，朝再次任用朴定阳为户曹判书，当时袁世凯因母病回国省亲，李鸿章电令代理袁职的唐绍仪责问，朝鲜以朴职务“并非显秩重任”搪塞，并请求清廷允准。11月15日，清廷终于准许朝鲜起用朴，但“不得委以重任或再充使臣之职”；迁延5年之久的“外交违章案”终于划上了句号。朝鲜坚持不处罚违章者，清廷无可奈何，最终不了了之；而清廷坚持不改三端，亦牵制了朝鲜外交的开展，结果是两败俱伤。　　再来看清廷对朝鲜财政的扼制。中、朝近代以前均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迫开放后又对西方长期持有轻视和抵制态度，故极端缺乏既懂外语又通国际商法的人才，不得不聘任外国人代理海关事务。譬如英国人赫德，就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朝鲜开放通商，也无此人才，求助于清廷，清廷遂于曾任职于中国的外国人中，有选择地推荐给朝鲜。与袁同时期派驻朝鲜的外国人先后有德人穆鳞德，英人墨贤理，德人史纳机、马根，美人德尼等。清廷的本意是通过这些人将朝鲜的海关通商大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孰知多数人并不领推荐之情，而是更为认同领谁的薪金为谁办事的职业操守，并且多对清廷过时的天朝观念不以为然。尤其是穆鳞德和德尼，到了朝鲜后均公开支持王室的自主愿望，并代为联络列强，出谋划策，如朴定阳使美违章案，就是德尼一手策划而成，很让清廷头痛。为把这些人弄出朝鲜，也很费了李鸿章、袁世凯的一番心力。---------------外交“双簧”三(4)---------------　　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0年3月5日，税务司史纳机向袁世凯透露，朝鲜国王准备任用一个来自日本的美国人李仙得接替德尼并兼任总税务司，并打算收回海关权利。袁当即指示：“你奉中国的委派，韩国如欲撤换，应先咨请中国调回，如擅自派代，你不应遵从，可随时告我诘问韩廷，断不可遽自交代。”以袁遍布朝鲜宫廷内外的眼线，很少有事能瞒得过他的耳目。袁早知道史纳机暗中鼓动朝鲜收回海关权利，“不受中国海关节制，如穆鳞德故事”，于是先施以威胁：“有关韩国海关的权利，如在你手中损失，赫德(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兼管朝鲜海关事务)将不满意你，恐怕今后在中国海关再无立足之地47”；继之以笼络，答应代其谋取朝总税务司职务，稳住了史纳机。袁随即通过禧在明(英国驻朝领事)、闵种默(时任朝鲜外署督办)搞清了李仙得的来历和动向。李仙得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后又受聘于日本外务省，得以结识朝鲜驻日公使金嘉镇。李卸任后仍滞留于日本，成了无业侨民，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为谋职业而生事的“流氓”。朝鲜驻日使臣所以推荐他，是因为他声称能为朝鲜贷来巨款，他向韩廷提出可向外国银行贷款一百五十万元，由朝鲜三口海关收入中逐年扣还。袁即将详情电告北洋，嘱其设法阻挠，并向李鸿章提出了从根本上亦即从经济上控制朝鲜的对策：　　李(仙得)此次募贷，未必有成，然朝鲜国王贷款计划的决心甚大，终必为狡猾阴险者藉以施放诱饵。凯历年熟思，办法有二：其一，等待韩请求中国从而杜绝外资，最为得体，而且增加驭属之权；其二，韩如外贷，日久必生事端，等到事端发生，再由中国移贷偿还。衡量韩国时势，终必有此二者。然而第一法自然是釜底抽薪之计，如果中朝(即清廷)现有此力，可否密示，以便相机嘱其谋求。如妥善订立合同，由海关按年扣还，当可完璧归赵。48　　袁之所以建此策，是因为其数年来深感对于朝鲜之自主倾向，晓谕劝说和虚声恫吓均已难于奏效，在军事之外惟一能迫使王室就范的方法就是金钱。具体做法一是牢牢把持住朝鲜的钱袋——海关；一是在朝急需用钱时予以优惠的贷款。王室不缺钱花，收回海关权利的动力就会减弱，而贷款及利息均可自掌握在中国手中的钱袋里掏还，绝无风险。朝欠债愈多，对中国的依赖也愈深，藉此即可牢牢控制住朝鲜。　　对袁的建议，清廷认为是釜底抽薪的妙计，不但立刻批准，许袁相机行事，而且予以积极的配合。5月3日(旧历三月十五日)，总署及李鸿章分别电令清廷驻俄、英、美、日等国使节：　　密闻朝鲜议借洋债，此端果开，后患无穷。请知照(所在国)外交部，转告绅商，说明朝鲜贫穷而浪费，偿还贷款极为困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贷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会为之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索债于朝鲜海关，中国也决不允许。预为声明，以昭和睦之谊。49　　由于李仙得仅系一朝鲜所聘用的外籍雇员，虽有官方颁发的文书，终因清廷的声明而信用不彰，朝鲜从国际上贷款的计划终成泡影。　　对于朝鲜宫廷中为国王出谋划策的那些外国人，头脑诡谲的袁世凯已看出他们难以同心共事，大可施以离间之术：　　德(尼)、丹(士谟)、李(仙得)均非善类，可相攻挤，当可牵制，似宜静听。50　　袁如何离间今天已难得其详，但确实起了作用是没有疑问的。3月9日，朝鲜政府任命李仙得为内署协办，李为了增大自己在王室中的影响力，果然援引其在日本时熟识的美国前驻横滨总领事，靠采矿发家的富翁葛累好士来朝鲜，朝政府4月15日免去了德尼内署协办的职务，代之以葛累好士。失势的德尼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朝鲜。对于李、葛二人，袁则施以威胁，“屡次嘱人转劝(他们)以不可干预(中朝间事务)，免贻后悔，德尼可为前车之鉴51。”至于史纳机，袁不仅未为其谋求留任，而且断然拒绝了朝政府对他的挽留。　　对于李仙得的贷款活动，袁料定没有中国和朝鲜海关的担保，李断难成事，所以并不急于放出诱饵，而是请假回乡省亲，一走就是多半年。翌年(1892年)5月，袁回到汉城。此时李仙得四处告贷无门，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鲜欠德国商人的债务已经到期；朝鲜驻美、日使馆已无维持经费，不断向国王告急。袁世凯看火候已够，方向前来拜访他的内署督办闵泳骏、外署督办闵种默表示：“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请中国设法，切不可再向他国贷款，致贻后患。”国王果然入彀，袁迅即电告北洋和总署，建议以华商(而非政府)的名义低息贷款十万元给朝鲜偿债：　　查韩国贷洋债，固应阻止，然惟有中国提供贷款，始有词阻其向外国贷款，而且可固持其海关权利，只是在韩的中国商人，断难凑此巨款。听说出使经费存在上海的甚多，拟乞商议总署下令拨十万两贷给韩国，利息订低一些，假托在韩中国商会之名与韩海关妥订合同，按月由税务司于所征税金内分划本息解送上海，并由凯与闵种默等监订印押，必不致巨款虚掷，尤可坚固驭属的权利体制。52---------------外交“双簧”三(5)---------------　　袁之建议两天后即获清廷批准，且利息低至六厘(日本银行利息此时为二分半)。袁即与闵种默商定此贷款按八十个月期由韩海关收入中扣还，“此后不许再以关税划抵他国债务。”朝鲜政府内对此项贷款有争议，闵商镐、葛累好士等反对，认为“由海关划归，必受钳制”；闵种默、郑秉夏等支持；国王则迟疑不决，但终于抵挡不住债务的压力和低息的诱惑，同意以郑秉夏(时任转运漕米御史，为国王亲信，亦为袁在宫中的眼线之一，所欠德国的债务即为漕运船脚费用)名义告贷，与袁世凯代为选择的在韩华商同顺泰号于8月20日签订贷款合同，清廷于次日批准由上海江海关以库平银十万两支付，9月8日交付，解了朝鲜的燃眉之急。德债刚清，所欠日、美债务利息又届到期，韩王遂又派郑秉夏找袁商贷。袁认为“贷的愈多中国权利愈增。前次贷款，只由仁川税司扣偿，倘若再贷，拟商由釜山税司分扣，如此则海关权利(的控制)又进一步”，建议总署允贷。清廷自然批准，遂于11月再贷给朝鲜十万元。由于袁世凯在朝鲜外债到期，窘急无计之际，干脆利落地办了这两笔低息贷款，解了王室的燃眉之急，袁与朝王室十分紧张的关系大大缓和，他在电报中颇为自信地告诉李鸿章，国王在年底会晤他时，“情意甚为殷切，嘱付凯遇事指教，务期中、朝没有一点芥蒂，现在深知凯待韩国甚厚，以往各事请毋介意……。近来自从贷款二十万，韩国君臣感激欣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关系友善。骏等屡屡劝谏王妃，诚心事奉中国，信待凯以自保。国王、王妃都渐渐感悟。倘若能够长久持有此种见解，东方事务可望逐渐理顺53”。清韩关系似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阶段。　　然而此时，蛰伏了近十年的日本自觉力量已足以战胜中国，又蠢蠢欲动起来。此时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不光是阻遏王室的自主倾向，还要帮助朝鲜应付日本的挑衅和威逼。先是，1893年初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鲜，大石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赴任伊始即口出狂言，“其论韩事有二法，驻该国俄使则结以恩，华使则畏以威”；到任后则宣称“连合各国扶持韩国自主，永不受中国凌侮，中国所派遣的海关官员可以驱逐，出使五国的使节可以派遣”，摆出一副与袁作对的架势。袁何许人也，自然不吃这套，电告李鸿章：“前年韦贝、德尼等谋使韩国自主，迄无寸功。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险狡猾不及韦贝等人，各国亦未必听其连合，庸人自扰，似乎没什么了不起54”。但大石到朝鲜就是生事来的，他奉政府之命，以日朝间一些经济纠纷挑起事端，强逼朝鲜作出经济赔偿，并以撤使断交相威胁。袁则于背后指导朝鲜外署与之周旋，一拖二磨，使大石蛮横凶恶的面目暴露无遗，其帮助韩国自主的宣言遂不攻自破，最后由袁出面调处，以中国垫付赔偿了事。而此时大石已“为韩君臣所深嫉”，难以顺利执行外交任务，上任仅半年(当年7月)即不得不离任回国。袁略施手段，大石即铩羽而归，日本挑起事端以干涉朝鲜内政的阴谋亦遭挫败。　　1894年2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遇刺，成为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又一借口。金玉均、朴泳孝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随日使竹添逃匿日本，不断进行推翻政府，在朝实行改革自主的活动，被朝鲜和清廷当作了心腹大患，除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限制其活动外，亦不断策划暗杀二人的阴谋。1892年，朝政府派李逸稷赴日办理此事，李很快取得二人的信任，并拉由法国返国途经日本的洪钟宇(甲申政变中死难的“开化派”骨干洪英植之子，他认为其父之死，金等有责任，怀有复仇心理)参与此事，介绍洪与金、朴二人相识，由于有故友之子的身份，洪也很快取得了二人的信任。李、洪策划将其中一人引出日本后同时举事，各杀一人。于是洪钟宇遂诱骗金玉均随其赴中国求助：“故国革命，非自身力量所能达到，余曾流离中国十四年，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最相亲善。若赖李经芳得其父之一诺，大事成矣55。”金遂决计随洪赴中国，1894年3月28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金甫抵上海，即为洪钟宇击毙于租界中日人开设的东和洋行，洪随即被捕；4月，清廷应朝鲜要求，将洪钟宇暨金玉均的尸体一并引渡给朝鲜。由于金等于甲申政变中曾谋杀多名守旧派大臣，深为保守势力所仇恨，朝政府遂将金之尸体枭首断肢，以泄其愤。日本起初对此大肆渲染，煽动敌视朝鲜与中国的情绪，宣称清引渡金尸，致其被枭首戮尸，是对日本的侮辱，也是日中韩三国间外交的重大问题。一些好战的浪人团体上书政府，要求立即向清开战，很多高级军官亦鼓动于后。但金为韩人刺杀于租界，清之引渡乃应朝政府请求，日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光宗认为借口不足，但日本以武力控制朝鲜，通过战争迫使清廷屈服的计划已准备就绪。---------------外交“双簧”三(6)---------------　　1889年日本宪法将军队的统帅权由内阁移交于天皇，以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为其辅佐，天皇握有宣战、媾和与缔约大权；1893年，天皇又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战时最高统帅机构，由天皇主持，由此完善了对外战争的指挥体系。其多年来派赴中国、朝鲜收集情报的间谍网源源不断输送来的情报也使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各种情况，尤其是军事情势了若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56”。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旅游为名，于1893年连续赴朝鲜、中国实地考察4个月之久；在中国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部队操练，李鸿章不知大难将至，还将其作为上宾殷勤款待。川上经过实地考察，确信“中国不足畏惧，增强了必胜信心57”；日本还根据大量情报绘制出了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和渤海湾的军用详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每个小丘和每条道路的位置。日本的战争准备已万事俱备，所缺的只是合适的借口，而这个借口也很快就找到了。　　1893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全国处于骚动不安之中。东学教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于朝鲜的一种民间宗教，其基本教义杂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会平等、反对贪官污吏和外来思想影响，在农村和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东学教的创始人是崔济愚，由于其思想传播愈来愈广，信徒愈来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将其逮捕，翌年将其杀害并禁止信奉和传播东学教。但东学教仍在地下传播与发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发起了为教祖崔济愚申冤的活动，希望借此使东学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余人赴汉城上书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号，并在忠清道组织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报恩集会，要求废除取缔东学教的禁令，号召广大教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朝鲜统治阶层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感到单凭安抚已无济于事，而仅靠自身的力量亦难以镇压，遂再次求助于袁世凯和清廷。　　袁世凯一向主张早遏乱萌，早在东学教掀起为教主伸冤的活动时，他就“屡次劝韩廷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汉城上书时，他又建议朝政府要“格外镇定，毋遽惊惶。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厉其余，并出示剀切的谕令禁止。”在东学教举行忠清报恩大集会时，面对渐成燎原之势的动乱，朝鲜王室、政府方寸已乱，筹商于袁。袁遂建策“劝其简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58。”但韩廷畏葸不决，经袁再三劝说，并表示愿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鱼允中带兵赶往忠清道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就袁世凯为朝鲜政府设计的对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对民间社会动乱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断。对东学党这类以“神道设教”方式动员组织群众的民间宗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之太平道、白莲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时将其遏制于萌芽之中，往往很快发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乱，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而消除乱萌的手段就是擒贼先擒王，凡民间宗教运动均建立于对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们建立于这种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会随之崩溃，整个运动自会土崩瓦解。　　凡一种民间宗教运动的兴起，多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腐败，镇压是治末，改良政治方为治本。袁建议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邑贪吏苛政分别汰除”的用意即在于此。改良政治，消除腐败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数人的满意度提高了，对社会的未来、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数野心家就难有作为，历史上政治开明、国家繁盛时期几乎没有动乱的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动乱已成气候之际，政治改良缓不济急，为免于整个社会的崩溃，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样使用，却大有学问。举而不用，通过暴力的震慑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于对手，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则通过谋略制胜，分化瓦解之，诛杀祸首、胁从不问，袁所建议的即此种方法，其后来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时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动乱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议，因朝政府“诸多畏葸，意更游移”而未能全部采纳与实行，东学党运动在消沉了半年之后，又在全罗道复燃。　　1894年3月，全罗道古阜、泰仁两郡数千东学教徒和农民在全?准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先后成功攻击了两郡官署，并向各地广发檄文，称：“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9”，号召广大民众加入起义。5月31日，全?准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起义势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庆尚、京畿、江原、黄海等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外交“双簧”三(7)---------------　　早在3月古阜爆发起义时，袁即电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弹压：---------------外交“双簧”四(1)---------------　　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凯屡劝韩国政府严厉缉拿惩办，终畏怯不敢。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禧在明)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数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出面)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60　　甲午战争后，国人追原祸始，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无论清廷派兵与否，日本武力干涉、控制朝鲜的大计已定，或迟或早都会挑起事端，找到借口的，如前面提到的经济赔偿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袁的任务就是控制住朝鲜，阻止列强的渗透和干预。从袁上述要求派兵的电文看，其动机在于稳定住汉城的局面，杜绝列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干预朝鲜局势，与朝廷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可由他就韩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给李鸿章的电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建议派陆海军赴朝平乱61。而且李鸿章之相信日本不会出兵，也是日本人积极诱使的结果62。至于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为其出兵朝鲜的借口，其远因恰在于十年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定的《天津条约》中给了日本人这种借口。6月7日，在接到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清廷派兵赴朝鲜平乱照会的第二天，日外务省即复照宣称，日本将依照《天津条约》之规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驻华代理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清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宣布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63。”而实际上在接到清廷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遣海军陆战队400名随其赴朝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日本谋占朝鲜，处心积虑已二十余年，计划、准备十分周密。东学党起事后，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团体玄泽社，派内田良平等党徒赴朝鲜打入东学党内部，以同情起义者的姿态推波助澜，并企图将运动锋芒由“逐洋灭倭”引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势力方面。袁对此有所觉察，而李鸿章犹认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韩匪起事。来电似尚不知韩国有内匪也。……伊藤与我交好，并非虚伪64。”外交之诡道的表现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背后隐藏着的是尔虞我诈的利益争夺，办外交几十年的李鸿章怎会看不透？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李鸿章甲午兵败后失势，仅挂个总署大臣的名义略备顾问而已，居住在京城贤良寺，也是门庭冷落。闲下来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曾话及曾国藩在办外交上对他的重要影响：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外交“双簧”四(2)---------------　　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外交“双簧”四(3)---------------　　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兵来汉城，他已答应，然而前言俱食，后言何可再信？况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胁韩国，大鸟自己不能做主，难以口舌争讲，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速前来严加防备，继续准备陆军；一面电令汪(驻日公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公使调处，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后袁在朝鲜的作用便局限于收集情报、指导亲华的朝鲜政府官员如何应付日本的压迫等方面。起初朝鲜政府的对日交涉，还经常与袁磋商讨教，袁也能由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转达清廷；但随着日军逐步控制了仁川、汉城，政府也逐渐为亲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摆脱清廷控制，自主独立的言论大兴，袁在这方面亦难有作为了。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追记，当时日本人确有假手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的迹象：　　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乃以一身兼之。73　　东学党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凯，是因袁在镇压东学党起义过程中，一直充当朝鲜政府的主心骨和军师；日本则有甲申政变被袁挫败的旧恨，袁被派驻朝鲜之初，日本就反对，“谓彼曾带队在韩杀败日兵者，显非睦谊”。袁在任十年，关系网遍布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鲜，非祛除袁的影响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员身份，日人不便公开出面，而假手乱党暴民则易于掩饰。总之，袁此时所处的环境已是杀机四伏。　　6月30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廷之属国的消息后，致电李鸿章，在报告这一消息后，提出了撤退回国的请求：“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袁的考虑是，朝不承认为清属国，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借口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而且使国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清廷当时认为，朝鲜自立“究无实据，袁若马上归国，日本又将引为口实”，不予同意；李鸿章遂电令袁“要坚贞，勿怯退74。”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十二年，在军事、外交上都是占尽风头的人物，袁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虑恐惧可想而知。随着汉城局势日益紧张，袁不顾总署和李鸿章的劝阻，自6月29日起，连续致电北洋，陈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国。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将其电文转陈总署，但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明李对袁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的表现不以为然。7月4日，总署复电指示李鸿章，“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李将电稿转发袁世凯，自己只加了“应遵办”三字。次日鉴于形势严峻，袁再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情势和自己的分析：---------------外交“双簧”五(1)---------------　　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从袁此封电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弃其在朝权益，战争势不可免。所谓列强调处只会“徒误我军机”；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增兵备战，别无其他选择。用兵就必须制敌机先，无须顾忌由哪一方开衅。根据这一分析判断，袁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　　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解决朝鲜问题的幻想，7月7日，竟以圣旨的形式拒绝了袁的请求：“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毋庸调回，钦此75。”袁一再请调回国，却因为他在朝鲜人太熟，关系太多，无人能够替代而屡屡为朝廷所拒绝，不由得急火攻心，发起烧来，袁马上托病躺倒，委托唐绍仪代司其职76。袁的想法是，列强调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为，战争势将爆发，滞留险地，徒死无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干而不放，现在病倒，可谓天从人愿；自己不能坚持办公，又有唐绍仪代替，或许上司会同意自己回国。两天后，形势更趋恶化，有驻韩国西方外交官遭到日军殴打的事件发生，官邸的雇员因害怕日军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唐绍仪亦于同日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77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乞速示。”又报告袁的病况：“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此次动了恻隐之心，就调回袁世凯一事电商总署，并于7月15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奉旨调袁回国78。　　袁接到电报，如逢大赦，连夜打点行装乘船逃离汉城。叶恭绰曾撰文记叙此事：　　先是，袁世凯……以道员为中国驻韩商务总办，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79　　叶恭绰所述，据说是唐绍仪亲口告诉他的，应是事实，但亦不免有错处。如此时朝鲜税务司应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伦(麟)德，穆氏早于十年前即被免职调回中国海关了；而袁亦非在汉江乘英轮脱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舰平远号回的国。袁世凯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为当事人，所说不会有错；但转述人的话都是时隔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日本人阴谋借东学党人之手除掉袁世凯则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女儿袁叔桢(即袁静雪)回忆：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80　　袁走后四天，日本就策动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强行建立亲日政府，同日日军还攻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7月25日，日海军突袭清军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7月28日，驻朝清军于成欢驿与北进的日军发生激战，唐绍仪亦在英人护送下，经仁川回国。李宗一所著《袁世凯传》把袁在战争前夕的表现说成“临阵脱逃”，有失公允。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肯定，袁是坚持到正式调令下达后才离开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国的理由也是正当和可以理解的。---------------外交“双簧”五(2)---------------　　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士大夫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如孙宝暄所撰《忘山庐日记》曾详记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对袁的评价，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袁世凯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以至于割地赔款，使中国遭受严重耻辱，损伤元气。……起初，袁世凯继吴武壮82镇抚朝鲜，颇干预其政权，曾受人私托，强迫国王予以官职；或有私怨，亦强迫国王抓捕。国王有时没按他的意思办，世凯乃伪造国王谋叛书，上达于朝廷，阴谋废立。国王亦上书诋毁袁而自我辩解。我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而调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两国兵皆至，东学党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于我国曰：朝鲜政秕民苦，我二国何不代为改革？朝鲜能自立，才不用担心俄国人。朝廷不许曰：朝鲜，我属国也。我都不干预其内政，何况贵国乎？日本人复曰：贵国指朝鲜为属国，朝鲜与我往来，未曾自言附属贵国也。所请既不见纳，则各行其是可已。战祸遂开，中国由此一蹶不振。其后卫汝贵被诛杀了，叶志超、龚照屿进监狱了，李鸿章被解任入阁了，唯独袁世凯置身于事外，而且奉命与聂功亭编练新军，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揭发他，不是很奇怪吗！83　　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实际作为的人不难看出，此番评论不过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说没有吧还像有那么点影子，说有吧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望风捕影指的就是这种耳食之言。　　袁在朝鲜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出兵朝鲜是应朝政府的邀请，也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对其属国的应尽义务。无论是否有东学党起义的事件发生，中日在朝鲜早晚要兵戎相见，除非清廷主动放弃对朝鲜的控制，而这在当时绝无可能。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卫、叶、龚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和李鸿章之所以不惩罚袁世凯，是因为他没有错处；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固然，袁世凯不是君子，好用权术，但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君子往往偾事，善用权术者则时常占得便宜，袁世凯、伊藤博文就是如此。权术是一种诡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时不得不用；权术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袁世凯在朝鲜以权术大行其道，尝到了甜头，此后事事偏好使用权术，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维系始终的，袁世凯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举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为，或可为后来者戒吧。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7页。　　16《容庵弟子记》卷一。　　1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18《容庵弟子记》卷一。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页。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还是依程序办的。“命以知府分发，尽先补用，候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加三品衔。”---------------外交“双簧”五(3)---------------　　20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21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82页。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611页。　　23《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9页。　　24《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8页。　　2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295页。　　26《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61—2862页。　　271886年9月，“朝鲜国王咨礼部：致俄文凭，系小人捏造，永作废纸，已照会各国公使声明。”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808页。　　28同注26，第2863页。　　2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74—3375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25页。　　3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40—2163页。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82页。　　33同上，第883页。　　34同上，第886页。　　35同上，第915—917页。　　36同上，第861页。　　37同上，第919页。　　38同上，第919页。　　39同上，第920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页。　　41同上，第124页。　　42同上，第129—130页。　　43同上，第167页。　　44同上，第168页。　　45同上，第174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25页。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4—205页。史纳机作为中国总税务司外籍高级雇员，如违背清廷意志，将失去任满后重回总税务司任职的可能和退休时应得的丰厚退休金。穆鳞德即因其在朝鲜的作为不得志于总税务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12页。　　51同上，第409页。　　52同上，第482页。　　53同上，第526页。　　54同上，第521、524页。　　55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页。　　5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57《中朝关系通史》，第615页。　　5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28页。　　59《中朝关系通史》第629页。　　6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61同上，第681页。　　62日本先后通过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动乱损害商务，韩国无力平定，清应代其戡乱，日不会干预等语告袁世凯，袁亦转告李；且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在给李的电文中判断，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外生事之余力”。李等由此决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　　63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　　65《庚子西狩丛谈》第109—110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页。　　67陆奥宗光：《蹇蹇录》，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2页。　　68《中朝关系通史》第637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6页。　　70如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鉴于日本不断增兵，且开始派小队日军在牙山周边侦察，6月25日(旧历5月22日)电告李鸿章：“我愈坚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摄以威势，恐养痈成患，一溃难收。……务求中堂主持，将彻底情形转达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复电认为，“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嘱其“仍坚忍，勿张皇”。7月1日(旧历6月9日)，鉴于局势日益危险，叶再致电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认为“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派大军，致生疑阻。”对于中策，则“虑示弱”，请示清廷决定，清廷亦犹豫不决，遂使前敌清军陷于不战不走的困境之中，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李鸿章想避战，在开战之前撤军是惟一的选择；日本初占朝鲜，控制消化需要时间，可为清廷赢得战备的时间。参见同上，第724—725页，763—764页。---------------外交“双簧”五(4)---------------　　71日本屡次欲同朝鲜建交，均为朝鲜拒绝。1871年9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换约之机，试探清廷对日本欲与朝鲜建交的态度，清廷竟答复说：“中国对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其谈判，朝鲜推说自己为清属国，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礼来华交涉，当时中俄正进行归还伊黎的交涉，不愿多事，主持总署的恭亲王竟放弃宗主国的责任，答复日使：“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以后就据此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并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后清廷又授意朝鲜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建交通商，试图“以夷制夷”，牵制对朝鲜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国。美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清廷的这种做法评论说：“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之免于内忧外患。……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执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鲜随意和外国做条约上的安排。”参见该书第三卷第29页。此后清廷又转而实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鲜之内政外交。当日本派兵赴朝与清廷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时，清廷无军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于列强的调处，而当德、英等国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国订约保证朝鲜中立之时，清廷又以“不合体制”为名加以拒绝，失去了外交上的转机，最终陷入自己并不情愿的战争。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8—710页。　　73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4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37—741页。　　75参见同上，第752—753、758页。　　767月11日，袁发烧躺倒，电告李鸿章：“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病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致害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3页。　　77袁世凯去年已被清廷实授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即道员)，故简称袁道。　　787月18日(旧历6月16日)，清廷下旨调袁回国。李鸿章当日电告袁世凯：“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　　79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　　8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7页。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号六斋，小名燕生，浙江(温州)平阳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聪颖，通经史，16岁进学，后在书院任教。宋是当时著名维新派人士，曾以变法维新干谒张之洞、李鸿章，但因所论多为社会伦理、经济改革，未受重视。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宋怀有大志，有文才，与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郁郁而终，年仅39岁。　　82即吴长庆，武壮为其谥号。　　83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外交“双簧”六(1)---------------　　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颓败的国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启动变法，而守旧派阵营的瓦解，使改良派成为新一轮变法运动的主导力量。本章开头所选奏折就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变法问题向朝廷提出的十条建议。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依照他上陈朝廷的“十条”变法方针，广泛招揽人才，在教育、实业、军制、吏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全面、扎实的变法维新活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从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建设成为“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模范省份，充分表现出袁世凯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兴”是句老掉牙的古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他重视人才并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罗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北洋班底，从而为其事业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出长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北洋新政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新一代改良主义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恭折缕晰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圣明采纳。　　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国家变通政治之初，号令所颁，中外竦企。窃以为事欲经久，先在于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辐辏，凡遇臣工条陈事件，自必详加讨论，择善而从。然言之匪艰，行之惟难。设其中尚有应待推究之端，似宜饬将该条陈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妥议具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无可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定赏罚，以示鼓励；限定岁月，以立程期；严申考成，以核功过。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而百废不难俱举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2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门别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才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兴奋，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外交“双簧”六(2)---------------　　三、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事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习。但目前师资无多，惟有译书之一法，最为便捷。似宜专派大员，考核各国书史，其已经译出者多刊广布，其未经译出者，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面分咨出使各国大臣，随地购书，选择咨送。近年来日本译书甚多，而洋人之久在中华者亦多有译本，均可搜罗印证，汇集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讲贯，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并可酌聘洋员，为之教习。迨所学渐有门径，再分别资遣出洋，以资历练。将见风行海内，而才彦不难蔚兴矣。　　四、增实科。夫当世无深明大事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然近日取士，如必广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非但无此本末兼赅之士子，恐亦无此体用兼备之考官。虽立法极其精详，势必有所不行，即勉强行之，亦终于有名而无实。旧学似暂宜量为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拟请先饬沿海各省如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各省风气不一，暂不必拘定籍贯，亦不必分省限额。荟萃聚考，先仿佛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异者作为附生，再定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再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但各试虽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忘本之弊。成进士后，一体殿试，试以时务策论，不拘格式，不避忌讳，恭呈睿定，赐以出身。内用者各就所学专门，分法六部观政。其精通各国语言文字及熟谙各国政要者，发交总理衙门、出使大臣差遣；外用者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堂官、使臣、督抚等认真察看，一年期满，出具切实考语甄别，不准视为具文。倘有品行不端、心地难信者，随时参革。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而实科亦不必另行一途，仍旧各省一律举行。如此逐渐转移，而士风不难丕变矣。　　五、开民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亟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而开民智之法，各国重在报馆。惟中国各报馆，大半有文无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依托洋商，影射煽惑，迹其张为幻，几使官家无之如何。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遴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切雌黄不经之说，暨干犯忌讳之词，概行禁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迨官报盛行，购阅者众，且可抵制各处托名牟利之洋报。纵各洋报馆未能一概禁闭，而销售渐滞，主笔者自有戒心，亦不敢再逞无稽之谈，以惑民听而乱人意矣。　　六、重游历。春秋战国之世，晋文在外，晋悼游周；赵武灵入关而瞰秦王；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皆不惮远涉，视为故常。至于会盟之役，国君亲行；聘问之使，亲贵并遣，征诸往策，不可胜数。固以敦交邻之谊，亦以察与国之情。近今泰西各邦，储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揆其用意，实于古合。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觇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善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各国见我风气日开，必渐见引重亲近。且彼之底蕴，已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横暴，不致任意欺凌。至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有情愿出洋者，准其报由总理衙门详加考察，实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经费项下，酌予川资，遣诣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视其所得之浅深，以判优劣，而定黜陟。倘若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国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以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途。---------------外交“双簧”六(3)---------------　　七、定使例。各国凌我贫弱，遇事要挟，惟在办理交涉人员善为因应，以免失机偾事。是出使人员，关系绝重。查各国使例，英为最善。公使一途，重谙交涉；领事一途，重习商务。虽统名为使员，而其中实隐有区别。凡膺出使之任者，必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国情事，始可充选。抵任后考究该国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与其意向动静，随时刺探，据实报明本国。职掌既重，任用尤专。其阶资迁擢，率不外乎本途，类由书记、翻译、参赞以次考功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亦有终其身专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给假休息，差俸仍旧。有时外(交)部缺员，亦由使员内选调任用。故内外情通，洋务娴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中国遣使，向无专途，随带人员，尤多冗杂。而任满受代，永难熟悉，似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加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在于实科登进之各司员内考取派充，概不准随意携带，亦不许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易人，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亦分别堂司在使员中调用，庶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久职专，情形透彻。遇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既有诡谋，亦得以预为防范。使该员并可藉其土著，嗾嘱煽动，使他国与我为敌者，互相疑忌，藉以缓我祸机；又可相机联络，以分敌国之势。其中无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八、辨名实。京外各官，禄入素薄，每不足以资赡养，而经理财赋厘税各差缺，率视为肥美之区，委之者名为调剂，任之者善于中饱。积习成风，牢不可破。而名实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获，自公家者有限，而赢余之入私橐者无穷。推究其故，皆由无以养人之廉，遂亦无以禁人之贪耳。然此风不除，终难核实。虽欲振兴百度，力图富强，恐一法行而人皆缘法为奸，利尚未兴，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无由。似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养。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人员，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毫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痛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亦即系于此。昔原宪辞禄，孔子止之；圣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导人以贪也明矣，盖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矣。　　九、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税则綦重，名目亦多，如人口、间架以逮印花之类，莫不有税。然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布公，故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实济。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是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岸)，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银元畅行内地，而中国以宝银反复熔铸；人(家)享大利，我受耗损，所亏甚巨，流弊实深。似宜亟照迭次议定成法，通饬各省购机设局，赶造银元。每元通按库平(银)一两制造，小者递减。务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参差搀杂之弊，并可造纸币以辅行之，设官商合办银行以流通之。其解部放饷各款，均依次改用银币。但能办理得法，士民见信，则铸钱之提减成色，银行之出入子母，纸币之现存腾挪，自可周转不穷，坐获厚利。至各国税重且繁，欲仿行之，先宜慎择。拟请饬下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税章，择其裕国而不病民，可以推行中国者，汇录奏闻。再发交各疆臣，各就地方情形会议增减，以期行之无弊。迨利源日拓，库帑日充，然后因富求强，势自顺而事自易矣。---------------外交“双簧”六(4)---------------　　十、修武备。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盖诸强国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怀吞并，亟图自保，不得不竞修武备。往往穷通国之全力，殚数十年之经营，竭千万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师法，兼长弃短，日新月异，几无止境。故能出奇制胜，美备聿臻。考其兵事之根原，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练，兹其所以强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执持枪炮者，又多不知运用理法。将弁半起家于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其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之生徒，业经学有规模者，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二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材。而武试旧科，亦将不废而自废。至各省军政，必须划一。拟请简派知兵大员，详订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大员分往查阅，严定赏罚，不稍假借。又宜分调各省军营弁目，按省份之大小，定人数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率，萃集一处，遴派大员，督率训练。择武备切用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规即遣回原省转相授受。再另调新班，更番轮练。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调发，亦易收指臂相使之效。至器械为士卒之卫，固贵精利，尤忌参差。现新约将订，增购军火自属为难，然既不能取资于人，即当反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宜饬下向有制造各省，重资募匠，先讲求锻炼钢铁各料之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军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异。各省需用，备价购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购取省份指实严参，追回原价。但能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技巧，不让西人，且华工之糊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设法招徕优豢器使。国家悬的以求，士民望风奔赴，将见良工巧匠，辐辏并进。行之渐久，考之愈精，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须慎选精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惮烦难者为之，方可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底于成。自强之要，不外是矣。　　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于人，功效倍之。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殚血诚，力图振作。尤当凛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之圣训，以时时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1年9月7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十二款，签字当天，七十九岁高龄的李鸿章已经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联军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并不算完，天津还处于联军都统衙门的管理之下，这是要在赔款付清之后才能交还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东北，东三省在俄国人手里，要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俄国人的要价很高，正在等着开谈判，不用说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了。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东三省收不回来，那可是大清的发祥地和祖坟所在；答应俄国的要求，闹不好列强会再次群起效尤，中国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强的逼迫威胁，内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遥控牵制，终于把为大清这辆破车驾了一辈子辕的老马给累倒了，10月30日，李鸿章肝病发作“呕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鸿章手下作官，老李离粤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过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21日，自广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员全都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见。当时十分炎热，文忠穿着细葛蓝布短衫，足着山东式样的鞋子，靠着一架小藤躺椅。”在谈了一阵地方上的政务之后——---------------外交“双簧”六(5)---------------　　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了，诸位领事们(指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晨已得知电报，全都额首相庆呐。”文忠忽然捋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过了一会儿又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即袁世凯)支撑着山东，香涛(即张之洞)、岘庄(即刘坤一)全都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即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军已经零落，牵制(联军)必不得力。日本调兵速度最快，英国人再帮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说：“内乱怎样能止得住呢？”久久没有其他的话。裴将要告辞而出时，文忠止住他说：“潮水还没有来，先不用着忙。”于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兰汽水待客。裴又开口问道：“万一都城守不住，公进京打算怎么办？”(李)回答说：“必会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愤，先以此二者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这是势所必至的。(至于)兵费赔款数目的多少，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研磨(拖延商讨)，展缓年份，还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说话间涕下如雨。裴亦怆然，于是告辞。文忠命取相片来相赠，送到舱口，仍拉着手再三叮嘱说：“地方要紧。”裴答应着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锚而去。3　　老成谋国，不计毁誉，心态苍凉，闻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为太后和义和团闹出来的庚子事变善后，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国人的要挟逼迫了。东三省的交涉与李鸿章之死，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关联，所以我们先要简单补叙一下庚子事变中俄国的表现。　　庚子事变期间，联军在京津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总数不过六万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领的、没能赶上战斗的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德军，他们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后，才在大沽登陆的)，这其中的俄军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东北方面，入侵的俄军竟达十五万人之多，很显然，俄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经营的，是其处心积虑已久的中国东北。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外交“双簧”六(6)---------------　　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国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5　　由于俄国所提条件大有独吞满蒙权益之意，引起了视东北为其“国防外线”的日本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于是日本拉俄国的老对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劝中国勿与“别国”(即俄国)另定割让土地及独享利益的条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清廷的态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劝阻俄国，中国则尽可能地两边都不得罪，总的原则是“因应机宜，善为操纵”。俄国公使格尔思则威胁李鸿章说，中国如果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满洲必永为俄国占领，此事与各国无关，应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国发出签约的最后通牒，限令中国26日之前签字。李鸿章的对策是拖，后来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提议先定公约，后议专约，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由于想在“公约”之外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国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条件，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清廷于是通过刘坤一、张之洞等向英、日等国透露俄国的要求，激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迫于压力，4月12日，俄外务部向英美德三国公使否认俄曾向中国提出过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驻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藤，中俄立约作罢，东三省仍照以前办理，加藤当即转告清廷驻日公使李盛铎，并叮嘱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随时与英、日密商。诚如张之洞所说，中国此时的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个字了6。　　但是，俄国是不会无代价地将东三省璧还的，其他列强当然也不甘心俄国独吞东北的权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来，俄独吞东北，对日本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太后闹义和团把它们闹到了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列强仍然是同床异梦的，其中俄国尤其狡诈。庚子年的闰8月初4日，在马上就要拿下盛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俄国忽然向其他列强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馆人员将一并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这对原想团结一致压迫清廷做出最大让步和赔偿的其他列强，分明是拆台；对清廷而言，则是示好。他们为什么要撤到天津？因为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要从那里上岸，而李鸿章被俄国视为“亲俄派”，奇货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国派兵严密保护了起来。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外交“双簧”七(1)---------------　　随即得到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压入心坎之中，觉得眼前的百花，立时都颜色惨淡。听说两宫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随驾人员，乃至于太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来，骤然间失去了倚恃一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才开始知道元老大臣对于国家安危的分量。想来此时中外朝野，必会抱有同样的感想；即使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公道所在，决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勋伟绩，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场战争，虽不免于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自从此番再起，全国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倾，拯救此次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渐觉得称誉多而毁谤少，黄花晚节，重见芬芳，这也是公(之事业)的回光返照吧。10　　对于袁世凯来说，李鸿章之死则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使他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变法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新一代的领袖人物，所以老李的去世也就成为关乎袁世凯一生机运的关键事件了。　　李鸿章的病危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安，也使洋人感到担心，因为直隶总督例兼北洋大臣，负有对外交涉的重任，因而列强均希望能有一位既懂得外交，又对洋人友好的人出任此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转向了袁世凯。11月6日，德国公使在武昌会见张之洞时，表达了列强希望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意愿；次日，张据此电告军机处“年来各国提督领事皆盼以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当天，李鸿章去世，遗折附片中也力荐袁世凯，说袁“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甚至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评语，褒奖可谓不余遗力，据说是出自当时在李鸿章幕府的于晦若之手笔11。袁世凯前一阵子嘘寒问暖，雪中送炭的效应极佳，太后对袁印象深刻，好感倍增，此时又收到这一内一外两封电报，当即电谕晋封李鸿章一等侯爵，谥文忠，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另派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按通常作法，总督或巡抚出缺，例应由所在省份的布政使(藩司)暂时署理，等候朝廷选派的新官就任，直接调用外省巡抚署理总督越出了常规，表明朝廷人选已定。不久后，朝廷封赏有功大员，袁世凯因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而被赏加太子少保头衔。据袁的女儿回忆，袁世凯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12。”袁世凯此时的风头无人能比，太后对他的期望正殷，倒是他的那位老上司开始对他不放心了。　　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后，德国公使对张人骏出任山东巡抚表示疑虑，并授意张之洞电请以山东归并直隶，由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但为荣禄所阻。　　一日在军机堂，文忠(即荣禄)掉过头对先公(即郭曾，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说：“慰庭(即袁世凯，字慰庭)想要以直隶总督兼领山东，你的意思如何？在过去有先例吗？”先公悚然说：“过去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而全是因为用兵而暂时节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说：“这个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然而将来终当出人头地。”13　　庚子事变后，在惩办“闹教”的元凶祸首的交涉中，迫于列强的压力，载漪、载澜被充军，载勋、赵舒翘被赐自尽，载濂、载滢、溥静则被削爵，交宗人府圈禁，刚毅病故，裕禄、徐桐、崇绮自杀，启秀、英年、徐承煜被处斩。这样，太后训政后组成的那个老班底和守旧派圈子可以说是凋零殆尽，全面瓦解了。两宫驻跸西安时的军机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四人，鹿、瞿二人为新进，“学习行走”；国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没办法应付危局，治理国家了，于是“西宫锐意变法，急于求治”，亲自挂帅，当起改革变法的带头人来了。而作为军机领班大臣的荣禄，“为保全名声计，亦颇怂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连颁三道懿旨，宣示自己变法图强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15。”为了显示变法的诚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其组成人员为：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刘坤一、张之洞也“遥为参与”(稍后，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职能则是“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16。”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记起来，戊戌年光绪和康有为一直想开设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这么一个务虚和参谋决策的机构吗？历史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到变法维新的轨道上来了，让人不能不感叹形势比人强，即使强横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顺应潮流。在督办政务处中，很显然改良派占据了上风，庆王只是个空头的领衔，大主意实际上全由李、刘、张三个人拿。在两宫回銮之前，清廷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有：---------------外交“双簧”七(2)---------------　　5月26日，整顿各部部务，裁汰书吏；　　6月3日，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　　6月5日，整顿翰林院，编检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须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治学；　　7月5日，命出使各国大臣访察留学生，咨送回国，听候考试录用；　　7月24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瞿鸿?兼外务部尚书；　　8月29日，诏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八股，试策论；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纳实缺；　　9月14日，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10月2日，太后再颁懿旨，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择要办理。　　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春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　　北洋医学堂(1902年)；　　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大学堂(1903年)；　　北洋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军需)学堂、图算学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　　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众多的学堂，绝大部分不是靠公费，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办学成绩，蔚为可观。而这个成绩的取得，与袁世凯慧眼识人，放手任用严修等人是分不开的。---------------外交“双簧”七(3)---------------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年轻时师事陈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此后严一直钻研西学，自修过数学、几何、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和外语等多门新学，在贵州学政任上，创建了贵州第一座经世学堂，并把算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等新学科目，在缺乏新学师资的情况下，他自己先行学习，然后为学生答疑解惑19。戊戌变法时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而出名，梁启超曾评论此事说：“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稍足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20。”严修与徐世昌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严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于守旧派官僚21，愤而辞官，返津后曾到小站拜访徐，得遇袁世凯，畅谈变法22，严“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23。”严辞官归里后，一心办学，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天津著名的南开大学就是严修创办的。袁世凯设立学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为督办，但胡是旧学出身，对现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严修出长学校司。严就任学校司督办之后，于1904年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实地参观各级各类学校，亲自到日本文部省听讲达十次之多。直隶学界在有了这么一位热爱并懂得现代教育的长官之后，面貌大为改观。袁世凯还聘请了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聘请了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袁世凯自己也带头捐银两万两赞助办学，清廷颁发给他“嘉惠儒林”和“兴贤育材”两块匾额以资褒奖。袁对严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对人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情我自任之，办学的事情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机构改革，设立学部，袁世凯即保举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当时学部尚书由袁在山东时的另一熟人、军机大臣荣庆25兼任，荣、严二人都与袁有很深的渊源(袁任山东巡抚时，荣为山东学政)，而严修在学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诣，故荣庆也乐于与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济，相得益彰。此期间学部的措置兴革，都明显带有直隶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于兴办实业。袁世凯大力振兴工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其推行新政和扩充军力筹措款项。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农业的收入微薄，是所谓“丰年仅止于温饱，荒年不免于沟壑”的产业，政府不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税赋增加财政收入。中国甲午以来内乱外患不断，政府财政一直处于严重匮乏状态，甲午和庚子的战败又背负了高额的战争赔款，因而财力支绌到了极点。庚子之后，清朝的国防主力军——武卫军除袁世凯的右军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击垮，京畿防务空虚，亟须重新组建新军，这个任务不用说又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但编练新军，在在离不开金钱，可以说袁世凯自小站练兵以来，就一直为筹饷的问题所苦恼。现在他出任封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拥有了地方行政大权，又赶上了改革的好年头，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东打算干而没有来得及干的事情，作为在直隶大展拳脚的重头戏来办。大办实业，广开富源，可以说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块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不过四五家，资本额约为一百一十一万元；但自新政开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资本总额达倒二千九百二十万元。1910年农历五月，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劝业会(相当于现代的博览会)，直隶提供的展品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件，获得特别优秀奖六个，超等奖八个，优秀奖十八个，金牌奖五十八个，银牌奖一百四十二个；会后得奖展品还送到国外参展26。当时以办实业知名，素来看不起袁世凯的张謇参观了直隶馆，也不得不承认袁办实业的成就，“颇觉得袁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直隶展品)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27。”　　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他“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外交“双簧”七(4)---------------　　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随后各省相继跟从。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周学熙对新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发展实业上面。其侔侔大者，首在创办直隶工艺总局。1903年春，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三个月，周回国后即建议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该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8月，袁任命他为总办，周就任总办后，亲手制订局规，整饬员司“尚勤、尚实、尚公、尚廉”，表示要把“凡旧日官场痼习、繁文缛节、欺饰敷衍，一律严革尽净32。”袁之所以将兴办实业的全部大权交于其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周与他兴办实业的思想一致。袁世凯操持新政的方针是：“凡创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点)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33。”也就是说，官方在办实业上不能越俎代包，只能起带头示范作用，提倡宣传，转移风气。周学熙所见略同，并将此方针贯彻于实业开发当中，多采用官督商办，或民办官助的方式进行；而且把开通观念，作育人材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中。如办厂的同时兴学，如实习工厂、劝业铁厂、高等工业学堂等等。又如组织游学，袁、周认为振兴实业应先从开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开实因官智不开，所以周呈请袁世凯批准，组织未赴任的实缺州县官员，上任前先公费赴日考察游历三个月，以开拓眼界(回来均须交上心得日记)。再如为实行劝业兴商，周开办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天津劝工展览馆并组织工艺师下乡劝导地方发展实业。最后为推广、开拓产品销路，周还创设了天津工业售品所、天津劝工展览会等设施。新政期间，周学熙自己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二家，以后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工商业均不发达，因而民间极端缺乏兴办实业的资本。李鸿章搞洋务，一开始只能走官督商办的路子，就是这个原因；袁世凯、周学熙自然不能例外。为了筹集办实业的资金，周学熙首先采用了盘活官库资金，将天津官银号银行化的方法。天津官银号设于1902年8月，是将各种征收上来的税金拨用前暂时收存的官库，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周学熙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运营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34。”他的做法是首先将库款转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银可以以钱生钱，办实业则获得了难得的起步资金，一举两得。此外，他运用自己掌管银元局和长芦盐运使司的职权，每年把银元局七八十万的余利中的四十万、盐运使司盐斤加价收入中的八十万挹注于官银号作为资本金。有了这笔本钱，从1904年春起，官银号开始印发纸钞，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银元、铜元三种纸票在市面上流通，纸币银票取代硬通货，表明了银行信用的建立，不仅稳定了金融，而且可以吸引存款用于实业所需的投资。在取得社会信用之后，官银号自1905年起开始招揽吸收社会存款，办理多种储蓄存款业务。由此，官银号财力日丰，截至1910年9月，官银号改组为直隶银行时，除拥有一百零二万元的资本金外，还有一百八十二万余元的存款，三百一十二万余元的贷款，二十三万元的现金，八万多元的其他资产，七十多万元的有价证券。由于资本雄厚，又有官方信用，天津重要的钱庄票号无不受其控制。---------------外交“双簧”七(5)---------------　　有了金融资本的支持，周学熙等开始北洋实业的投资活动，并以官银号作为债权债务的中介信用机构。如1906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周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和公私民用建筑所需水泥巨增时期，是投资的大好机会，遂于自己主管的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中各拨五十万元，作为固定和流动资本投资注入启新洋灰公司，年息五厘，十年本息还清；结果获利巨大，只用了七个月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为了及时把握住投资机会，对好的投资项目，周学熙均采用官银号先行低息垫付投资，而后一两年内，由民间募齐股金后还贷的方式运作资金，及时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形成了一种“官商联资体制”，对北洋实业的兴办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周学熙的努力，“直隶工艺总局自成立后，到1907年袁世凯离任时止，计创办者有：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夜课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讲演会、工业售品总分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助办者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提倡者有：艺德学堂两处、织布工厂八处、木工工厂两处、造胰工厂一处。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开设六十五处，须由总局传习指导，深入民间35。”　　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袁世凯也十分注重农业的开发。在天津收回之前，袁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总司全省农业，袁还要农务局派员赴日本考察农业和蚕业，并在农务局下面附设了农事试验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农学专家为指导；农务局还附设有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该会编印发行《栽桑捷法》四千册、《养蚕捷法》三千册，翻译国外农学教科书十三种，所编《农话报》月销量达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吃粮”，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38　　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庚子事变后，京畿成型的军队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防务空虚，亟须重整军备，对此袁世凯责无旁贷，而清廷也对他寄予厚望。朝廷整军的最初目的是统一军制，“俾各省均归一律”，但袁世凯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变革军制的建议，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基本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军事编制相一致。常备兵服役三年后，转入预备役，成为续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均为预备役人员，“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集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支付全额军饷。“续备、后备(之兵)无常饷，调操、出征给予薪粮、军械、子弹、衣履、战具，每兵必预先储备一份。……一有征发，立时齐集。平时抽练，可省饷2/3；战时征调，可骤增两倍之力。”“六七年后，续备、后备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于军政良有裨益39。”---------------外交“双簧”七(6)---------------　　常备军每军二镇，每镇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另加辅助部队骑兵二标、炮兵二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二标，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余人。袁世凯并上奏朝廷，“俟饷项稍为宽裕，再添练两镇四协”；到了1904年时，北洋常备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二万五千人。　　袁世凯扩练新军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在扩军的同时，大办各类军校，以培养、储备将才，为更大规模的扩军作准备。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没有收回时，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级官弁为学员，同时也代为培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送来的学员；每期八个月，总共办了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四十五人。此外还办有短训班性质的北洋师范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秋全部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是袁世凯制订的系统培养军事人才计划的产物(即建立由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总计十二年的连续教育体制，系统培养将才)，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先“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座，以为救时之用40。”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截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速成学堂已培养出了二千多名军官，大都在北洋各镇担任军职，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蒋介石和张群也是由这里的留学生预备班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的。1903年11月，又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设立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学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学员，加习师范课程，毕业后派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师资。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学制1年，次年毕业的学员，组编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杨士骧为人“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深依赖之”。他常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外交“双簧”七(7)---------------　　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1903年，梁士诒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据他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即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即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44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三十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作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老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四十万两的收入；我们上面提到的周学熙对唐山细绵土厂的投资就动用了银钱所的收入。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九月，李文忠病故，调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五百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十二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45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也起着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直隶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太后及庆王这类好货的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凯的女儿曾讲述了一则袁世凯如何敛钱供奉太后的故事。　　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称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称臬台)、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的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号里的人继续蹉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的存款数字，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46---------------外交“双簧”七(8)---------------　　上面这则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凯的风格(袁在其同僚下属中人缘极好，似不会做如此绝情的事情)，但此说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听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辆私人轿车来自袁世凯的贡献却是真的，轿车是德国的名牌奔驰，但老太后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名车也就成了宫里头的摆设47。袁世凯尽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亲贵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够放手做事，宠眷不衰。　　袁世凯的新政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譬如，天津的电灯、电车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时的公司投资开办起来的。天津城的城墙毁于庚子事变之中，交还中国时列强的一个条件是不许再设城墙，于是旧城墙的墙基被重新规划成通行电车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电车轨道建成通车，当天“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故意借口以为游览者。其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48。”天津的电车是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49，比上海开办电车运营早一年。电车是个新事物，也给天津人的生活观念带来不小的变化，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秩序、卫生和交通规则的初步观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动工，1909年全线通车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铁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凯提议并监修的，詹天佑也是由袁一手择定并保荐成为会办兼总工程师的。　　再如咱们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来水，也是袁宫保提议并派周学熙筹办的呢。周学熙《自叙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涩，而且火灾迭见，慈禧太后问袁公(即袁世凯)防火有什么好办法，袁公回答说是自来水，并且保举我(即周学熙)来主办，因此奉调来京筹备一切。查看水源后，勘定在东直门外建厂，引京东北孙河的水入城。(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痛加铲除”，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项城回答他说：“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大概是取《周礼》“刑乱用重”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51---------------外交“双簧”八(1)---------------　　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纵兵扰民”，还被人起了“屠民”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杀止杀”，并以曾国藩“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的话自我辩解，表示“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对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说到袁世凯以杀止乱的政策，我们要介绍另一个此时加入袁世凯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赵秉钧(1859—1914)。赵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童生。早年投军，后在山东任巡抚衙门巡捕，追随袁世凯到直隶，从低级官员一直作到直隶保甲局的总办。袁世凯创办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与他的治乱思想一致的赵秉钧。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说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53。”赵在袁世凯的班底中是个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凯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而赵秉钧的作风正对他的胃口。袁世凯对他的评语是，“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智略兼优，长于缉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协助袁世凯一手操办而成，故袁加以重用，并不断加以保举提携。在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在中央设立巡警部时，赵被委任为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赵秉钧一生追随袁世凯，说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对赵也提携有加，民国初年，赵继唐绍仪、陆征祥之后出任第三届内阁总理，后来由于牵涉暗杀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职。　　袁世凯在山东、直隶以严酷手段镇压义和团，当时、后世都为人所诟病，论者或责其滥杀，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称其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论者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必备的素质。　　鲁人(即山东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养奸则足以偾事，诸葛亮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呢。　　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另一项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规。所谓陋规者，即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员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与官员身份地位相符的体面生活，只够勉强养家活口而已。而为官行政所必须的办公费和聘用幕僚的费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怎么筹措？自然离不开手中的权力，“于是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明目张胆，昌言不讳，送者俨然以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觉其非”，就是所谓“陋规”了。陋规的存在，给贪污受贿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初到直隶，想乘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契机，“将从前积习痛与刷除，务期兴利除弊，以维大局55。”袁整顿吏治的办法是厚俸养廉，“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而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具体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额外支出，而是将现有的陋规化暗为明，化私为公，将各类陋规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现有正俸和养廉银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领。此后上下级之间严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这种事，即作为贪赃论处。“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赏识，并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9月14日颁布谕旨，“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57。”---------------外交“双簧”八(2)---------------　　袁世凯在刷新吏治时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厌旧，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对现任及候补的职官，则以考课、培训外加游历(即去外国考察观光开脑筋)来改造提高官吏素质。譬如在总督衙门下面先后设立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以考课并培训在职与候补的官、幕、佐贰乃至杂佐人员，以求“扩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为开通风气，使地方官绅拥护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并以天津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听讲，为将来的宪政作准备。联想到他十年后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执迷劲儿，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世凯也曾是政体改革的先锋呢！　　由以上对于北洋新政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选奏折的十条建议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财兴业、振兴武备和整饬吏治等四个方面，袁世凯是一一落实在北洋新政的实践中了，证明北洋时代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袁氏变法“十条”中首条所论，即详谋于前，力行于后，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并非没有阻力，时人称他“作事谋始，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顾虑，而一意独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对者)始服帖不再反对，而四方来参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天津，也都啧啧称叹于其初行时的不容易58。”此时的世凯，尚未被官场的“大酱缸”(借用柏扬先生的术语)腌透，事业上朝气、锐气十足，是个说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当然，袁世凯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延揽、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远非当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为此，袁世凯广泛延揽中外人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严修、周学熙、杨士骧、赵秉钧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评论说：“就幕僚方面，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制)者，项城令其居住中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鮕、沈兆祉、闵尔昌等59。”现在简略介绍这个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员。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县人，杨士骧之弟。光绪壬午年(1882)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在直隶试用，1901年随李鸿章入京和谈，担任李鸿章与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尽管二位“全权”之间心存芥蒂，由于他富于机变，巧于周旋，故李、庆双方都很赏识他，这在官场中是需要高难技巧的。李鸿章去世后，杏城向新总督进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略，成为袁的公共关系特使，专司官场幕后交际，尤其是在结交庆亲王等满族亲贵重臣、李莲英等宫廷内侍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以他为督署洋务总文案，倚畀极重，“事无巨细，尽以咨商60”，有“智囊”之称。后来的南北议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是袁世凯主要的谋臣策士之一。　　袁世凯对杨的评语是：“志虑沉毅，操守谨严61”，“心精力果，体用兼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难办的事情交给他办理，如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关外铁路，接收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事业，南北和议，筹办帝制等等，他也随袁一路高升，由候补道员而关内外铁路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京张铁路帮办、商部右参议、右丞(副部长)兼会办电政大臣、官制编制馆提调等要职。民国以后，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江南为袁从事幕后活动，后来回京担任政事堂左丞(相当于副国务卿)，是洪宪帝制的主要策划者。　　这样一个专干幕后勾当的人，一般人会以为其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却是一个满腹诗书，才华卓越的才子呢。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说他“居恒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阅书，无惰客。不事交游，朋辈同僚酒食游戏相征逐，不与也。”“工诗古文辞，…于史喜《通鉴》，于诗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隐)、临川(王安石)、遗山(元好问)，于小说家言喜《世说新语》。”公务之余，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自娱，而不事交游与酒食征逐63。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杨杏城手不释卷，自然满腹经纶，气象高雅，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就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经他的手办理，品位也高了，而且游刃有余。这是一个其行为与个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们在读历史时所要特别注意的。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学于佛山书院，光绪已丑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举。次年会试，梁士诒落榜，回乡途中，广购西书，从此开始研究财政、河渠、农业等实用知识。甲午年(1894)再试，中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入国史馆供职。1903年，清廷首开经济特科，梁氏应考，成绩突出，被拟为一等第一名，然而复试时竟遭人中伤，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连名字都起成“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为慈禧所不悦，遂落第。梁氏经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回路转，另有遇合。袁世凯为在直隶推行新政，正急于延揽人才，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推荐，袁遂聘梁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的译纂。梁氏由此结识袁世凯，并与“北洋群帅，类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凯幕府为时仅一年，次年唐绍仪被清廷委派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奏调梁为参赞，12月随同出国办理交涉，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中日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交涉。1906年春，以办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参丞上行走。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协助唐裁撤公司，归并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统管铁路、轮船、电报、邮政，梁氏负责接收铁路事宜，后成为五路(铁路)提调。陈璧任邮传部尚书期间，梁建议设交通银行，官商合办，以总理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经奏准施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财政金融集团——交通系，梁士诒则为此集团的领袖人物。梁士诒在北洋的时间虽短，但却是在唐绍仪、陈璧64等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的卵翼下成长发迹的，为北洋与南洋(即盛宣怀集团)争夺实业和财政金融大权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受到袁的赏识和倚重，并在政权更迭之际和民国之初成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财神”65。---------------外交“双簧”八(3)---------------　　张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苏苏州人，晚年号“古红梅阁主”。张早年倾向维新，光绪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于乡试中名录副榜，次年8月考中举人，与李鸿章养子李经方为同年，此后以坐馆课徒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经济特科考试中名列第二，主考官为张之洞，对其以亚当·斯密《原富》所言“引证周详”，极为欣赏，录取后即拟分发湖北，而“袁世凯当时方开府北洋，欲收罗人才，因……与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为尊称)力争，遂分直隶，为仲仁与袁遇合之始。到省仅数日，即委任仲仁为督署文案，与阮忠枢、于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诸公，同见信任66。”所以，张是袁从张之洞手中夺来的人材，故爱惜非常，没有按惯例分发到地方作知县，而是一开始就放在自己身边观察任用。张一鮕干得也很勤奋，“从早到晚，整理份内的公牍，时刻不停。其书写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数百言表达不完的事情，他仅用几十言即可了结。偶尔晚间，袁(世凯)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间中办公，于是召他来谈话，命他起草文稿，于是对坐疾书，十余稿立就。人们夸赞他是枚皋67，自那时起常参与机密，并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军机大臣后，“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拟(文稿)多出于其手68。”袁世凯罢官下野之后，张回南方，辗转于浙江、江苏巡抚幕府中作总文案。袁世凯复出后召张回到身边，任机要秘书，“时政事堂秘书长为梁士诒，仲仁为秘书，位居梁下，而机要事全交予仲仁办理，设机要局，遂简任为局长69。”　　张一鮕为人正直，虽为袁世凯所信任，参与机要，但并不攀附求荣，他不赞成搞帝制，被从机要局调任教育总长，看似高升，实际上受到袁的疏远，但在袁世凯失败后，并不标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词为袁辩解，可谓是袁世凯的“诚臣”。　　于式枚(1859—1915)，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庚辰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任兵部主事；后入李鸿章幕府，任总文案多年，老李遗折及保举袁世凯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笔。李鸿章去世后，他继续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后来由袁世凯保举，历任督办政务处帮办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鸿胪寺少卿、广东学政、广西提学使等职。1907年出任邮传部侍郎(副部长)，后出使德国，任考察宪政大臣，归国后历任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诸职；民国后退居青岛，以遗老自居，后被袁任为参政院参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绪戊戌年(1898)进士，入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又返直隶任道员，为袁世凯罗致入幕任文案，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成为袁世凯办学方面的助手。学部成立后，严修调任侍郎，傅接任直隶提学使(相当于原来的学政)，“治事详慎，颇调停新旧学”。其为人“恂恂儒雅，不隶党派70”。曾随唐绍仪参与南北和议，民国以后历任约法会议议员、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次长、总长等职。徐世昌任大总统时，出任总统府顾问，后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馆长。此后，傅增湘即长期从事版本目录学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在实业金融方面，除去周学熙、梁士诒外，孙氏兄弟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安徽寿州人，光绪年举人。孙氏门庭显赫，其父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其母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李鸿章是其外叔祖。寿州孙家是有名的富商，孙家兄弟也都富于商业头脑。孙多鑫年轻时即在江苏、上海一带经商，曾赴美国考察面粉工业，并购置机器，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不久就以质优价廉夺占了江浙一带的面粉市场。袁世凯为推动直隶实业发展，要周学熙注意物色实业人才，经周推荐，孙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凯幕府。“袁与孙见面交谈后，备极赏识，立即委任为奏折秘书，凡袁世凯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孙手。自此袁与孙见面无虚日，言听计从，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显赫一时。”孙多鑫为人低调，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沉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实业，孙多鑫都有所参与策划，“北洋早期出现的大规模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孙，主要是孙在幕后的缘故71。”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外交“双簧”八(4)---------------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外交“双簧”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