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2

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第二部分 第28节:一七 美国生活(1)一七美国生活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第二部分 第29节:一七 美国生活(2)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第二部分 第30节:一八 和爱因斯坦聊天一八和爱因斯坦聊天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第二部分 第31节:一九 环游世界一九环游世界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可是经济情况跟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这一点重要性在中国还不能感觉到。特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讲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买小菜,就是买本国的小菜,在美国买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现在我们在中国买苹果,已经有好几种苹果了,到美国去,多少种苹果,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到世界各国去,不是玩,当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在银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觉到世界性,在中国不大感觉到,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读书大家都懂,"行万里路"在中国很难理解,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在中国,我进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书,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在中国跟外国差距很大。我们是1980年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编成十本,到1985年又重新翻译,新版变成二十本,中国开始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种地方都落后于世界。我了解百科全书的重要性是进了教会学校。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讲一个小事情,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要放行李,给了行李房,就给你一个条子,你下来就凭条子拿行李。我到英国的火车站,交给他行李,他没有条子给我,我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我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我很不放心:东西丢掉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乡下人。第二部分 第32节:二○ 美国归来二○美国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第二部分 第33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1)二一上海的变化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一死,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第二部分 第34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2)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1955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解放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振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第二部分 第35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3)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上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第二部分 第36节: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二二文字改革委员会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反右"时,我改行了,我从前写的书和文章,假如他们要跟我算账,就麻烦了。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问题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国也不了解中国要搞一个方案干什么,很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要求,特别是航空发展出现一个地名标准化,需要罗马字地名怎么拼,一个拼法不对,这在航空就不得了,会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要求地名标准化,不仅是我们,许多国家都要有,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讲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讲法,否则就会出问题。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参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在知识分子圈里面。拉丁化运动大概是在1933年,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开头的。可是我看到外国的东西,一看,中国的水平太差。所以我们的文改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沈从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说:"白话是什么学问?"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至少几个重要大学都有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可是只讲古代,目前的问题没有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第三部分 第37节:二三 新陋室铭(1)二三新陋室铭我来北京以后,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一方面我自己要补充知识。他们搞运动,我就埋头读书,尽量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政协开会。工作很紧张,也可以说是很充实,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1956年我们全家到北京,就住在沙滩,这个地方是老北京大学,在清朝是驸马府,我们一进去,里面的花草好极了,美极了。我在这儿住不到几年,就看到一个很美的房子一步一步地被破坏。不久,毛泽东下命令,不许种花,花匠都回家了,种田。花、树比人还娇气,要人不断收拾的,立刻就一塌糊涂。后来军队住进来了,把一个很好的荷花池填掉了。后来许多人家都搬进来住,也不知道什么人家。在沙滩有一个好处,到北海、故宫很近,五分钱到故宫,故宫上午没有人的,我花五分钱在里面写文章,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对面就是景山公园,清早在景山公园绕一个圈,回来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在办公室里。我住的地方是民国元年给一个德国专家特别造的小洋房,我进去时已经破烂了。有趣味的事情是,外国朋友知道我住在有名科学家的房子,写信问我这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这房子现在恐怕拆掉了,多少年的房子不修理不行。所以我写了《新陋室铭》。新陋室铭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第三部分 第38节:二三 新陋室铭(2)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笑谈高干的特殊化。赞成工人的福利化。同情农民的自由化。安于老九的贫困化。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1984年我们家搬到后拐捧胡同。这是我们出版社的地方,起初政府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方,后来紧缩,就把我们单位跟出版社合并在一起。第三部分 第39节:二四 昆曲研习社(1)二四昆曲研习社张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就把她的意见要求登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书的,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是张允和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全中国的信心丧失,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搞运动,还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12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第三部分 第40节:二四 昆曲研习社(2)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第三部分 第41节: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1)二五宁夏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一直到苏联瓦解以后,才看到更多外国的东西,才明白:毛泽东是一步一步跟苏联学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新因素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反斯大林,这件事情给毛泽东刺激很大,他害怕他死了,人家就反对他,他要把反对他的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先打倒。现在看起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打倒走资派,建立另外一个权力中心,没有建立起来,王洪文当然不行,的确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他死之前,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了,他变成完全孤独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1969年冬天去,1972年春天回来。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去,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5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第三部分 第42节: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2)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家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我们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我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第三部分 第43节: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1)二六"专家专家,专门在家"1972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二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1976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1977年开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1987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第三部分 第44节: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2)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论》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第三部分 第45节:二七 重游欧美二七重游欧美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1978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1984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第三部分 第46节:二八 家庭文化二八家庭文化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顾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顾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顾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第三部分 第47节:二九 "周百科"二九"周百科"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周百科"是沈从文给我开玩笑的话。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他的学问很好,我在美国就认得他了,还有钱伟长和我,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在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如果今天搞,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人家不愿意来工作。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百科全书在国民党时开了多少会,没有办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数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我们"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姜椿芳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他说:"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译工作,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出来,不会赚钱,因为中国人买不起。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第三部分 第48节:三○ 晚年所思(1)三○晚年所思"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也停了十年,后来恢复了,我是政协教育组副主任。后来恢复"文改会"的工作,后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离休的时间是1988年12月31日。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1988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第三部分 第49节:三○ 晚年所思(2)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同样的,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工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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