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他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作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作主！”“如果我说不走呢？”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作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好，好，你们商量。”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谈来谈会，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云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船上的漕粮有多少？”“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溯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因为是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夏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有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别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赴贻误。懔之！”“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请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说。”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枪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最快什么时候？”“总要到明年四月。”“回空呢？”“也要两个月。”“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象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没有不准之理。”“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陪个罪。“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椿寿的心越发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扶加快，急急赶回本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瘤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惟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问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定，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决无此可能的。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夫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棒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门上一看，这不象话，赶紧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了，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侯半天了。”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官厅。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贝，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比较轻，仪表清俊，吐嘱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殷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内，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问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位定心丸。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二就在同一天，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他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换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舍舟换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得多，时间却虚掷了，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北通州。这里是个水陆大码头，仓场侍郎驻扎在此，当地靠漕船、廒仓为生的，不知其数。这时正是南漕云集、漕米入仓的旺季。漕帮与“花户”，有各种公务私事接头，漕丁所带的私货，也要运上岸来销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处都是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伕，挑着一担行李，运投数处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最后到了西关一家“兴发店”，看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差不多了。几次碰壁的经验，让他学了个乖，跟柜上好言商量，反而易于见拒。不如拿出官派来，反倒可以把买卖人唬倒。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马褂扯一扯平，从怀中取出来一副茶晶大墨镜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他不等他开口，先就大模大样地吩咐：“给找一间清静的屋子。”伙计陪着笑先请教：“你老贵姓？”“王。”“喔，想是从南边来？”“嗯。”王有龄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干。”那伙计对这些候补官儿见得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便改了称呼：“王老爷！”然后踌躇着说：“屋子倒是还有两间，不敢让王老爷住！”“为什么？”“知州衙门派人来定下了。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的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的空房，全给包了。实在对不起，王老爷再找一家看看。”说着又请了个安，连声：“王老爷包涵。”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依然只好软商量：“我已经走了好几家，务必托你想办法，给腾一间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只住一宿，便好说话，伙计答应跟柜上去商量。柜上最头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儿不大，官架子大，动辄“混帐王八蛋”地骂，伙计回句嘴就得挨打，伺侯得稍欠周到便要闹事。他们以“千总”、“把总”的职称，给总督、巡抚当“戈什哈”还不够格的官儿，敢于如此蛮横无理，就因为有他们的“帮”在撑腰。漕帮暗中还有组织，异常隐秘，局外的“空子”无从窥其堂奥，所知道的就是极其团结，一声喊“打”，个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至于闹出事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呼叱立办，客店里是无论如何斗不过他们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干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烦。但王有龄不同，虽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不象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他也不象习干行旅，相当难缠的“老油子”，因而答应容留，但有一句话要声明在先。“王老爷！”那伙计说：“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晨列，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有有地方住，不过..嘿、嘿，那时候，只好跟我们一起在大炕上挤一挤了。”“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龄，心满意足，满口应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于是伙计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开发了脚夫，把行李拿到屋内。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就跟他搭话，问问来踪去迹。等他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拿来一盏油灯，顺便问他晚饭怎么吃？到了通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醺醺然在回忆与胡雪岩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爷！听个曲儿吧？”说话的声音倒还脆，王有龄抬眼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擦了一脸的粉，梳得高高的一个“喜鹊尾巴”，叮铃当啷插着些银钗小金铃的。绿袄黑裤，下面穿一双粽子大的绣花红鞋。重新再看到她脸上，皮肤黑一些，那眼睛却顾盼之间，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灯下，看过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这北道上的勾当他也领教过几次，便招一招手说：“过来！”那妇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问道：“老爷贵姓啊？”“我姓王。”王有龄问她：“你呢？”“小名儿叫金翠。”“金翠！嗯，嗯！”他把她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王老爷，就是一个人？”“对了，一个人。”王有龄又说，“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于是金翠又飞了个媚眼，用她那有些发腻的声音说道：“多谢王老爷，您老可别忘了，千万叫刘四招呼我啊！”“不会，不会！”金翠掀着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的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却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些游娼兜搭。因为心有所属，他对那些野草闲花，懒得一顾，且有厌烦之感，便亲自走出屋去，大声喊道：“刘四，刘四！”刘四还在前院，听得呼唤，赶紧奔了来伺候，他只当王有龄催促饭食，所以一进来先道歉，说今天旅客特别多，厨下忙不过来，建议王有龄再来四两白干：“您老慢慢喝着。”他诡秘地笑道，“回头我替您老找个乐子。”“什么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地。“这会儿还早，您老别忙。等二更过后，没有人来，这间屋就归您老住了。我找个人来，包管您老称心如意。”刘四又说：“我找的这个人，是她们这一行的顶儿、尖儿，名叫金翠。”王有龄笑了，“再拿酒来！”他大声吩咐。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收拾残肴，又沏上一壶茶来，接着便听见帘钩一响，金翠不速而至了。“好好伺候！”刘四向她叮嘱了这一句，退身出去，顺手把房门带上。金翠便斟了一碗茶，还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一擦碗口的茶渍，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虽是北地胭脂，举止倒还温柔文静，王有龄越有好感，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金翠略有些忸怩地笑着：“问这个干吗？”“怎么有忌讳？”“倒不是有忌讳。”金翠答道：“说了实话，怕您老嫌我，不说实话，我又不肯骗你。”“我嫌你什么？”王有龄很认真地说：“我不嫌！”金翠那双灵活的眼珠，在他脸上绕了一下，低下头去，把眼帘垂了下来，只见长长的睫毛不住跳运。这未免有情的神态，足慰一路星霜，王有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