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记得这门课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讲的。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课，显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诉学生，人还可以这样存在。同学们或许会从这样的存在中受到某种启示，或者毫无感觉；或者在以后的某个瞬间，回想起在北大的生命历程中还遭遇过这样的一个生命个体，或许早就遗忘，这都不要紧。自己的生命与北大的生命有过联系，这就够了。我是极其珍惜这样的联系的。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 最后一个问题：我与北大的关系(2)前两天，我到贵州去，跟贵州师范学院的学生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当时确实很受震动。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贵州安顺的一份小报上，就有篇文章表示了对北大的失望。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中国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还在向往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年轻人，他们眼睛是看着北大的。这些年，我和许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当意识到这么多年轻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评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毫不犹豫地向贵州的大学生表示了我的负疚感，同时又说，请大家相信，北大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北大开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传统总会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传下去的。我当时就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贵州同学对北大的关注，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诉北大的同学：今天我讲出来了。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我的回答是——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永远进击。”（鲁迅）“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这是2000年自撰——“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