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1941－－1945年美陆军伞兵中所有荣获紫心勋章的英雄。他们仅将紫心勋章视为所在单位的徽章。“从今天起直到世界末日，……我们将会被人们记着，……我们这一支兄弟的队伍。”　　　　　　　　　　　　　　　　《亨利五世》　　　　　　　　　　　　　　　威廉.莎士比亚第一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托科阿营地　1942年7月－－12月　　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山里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贫如洗，有的出身于中产阶级；一位来自哈佛大学，一位来自耶鲁大学，两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原本是军人的只有一位，来自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部队的也仅有几位。可以说，E连的成员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们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当时，欧洲人已经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优秀的空降兵连队。D日凌晨，在E连的第一次实战中，他们一举歼灭了位于犹他海滩的一个德军炮兵连，缴获了4门105毫米的加农炮。该连领先进入卡朗唐，遂在荷兰作战，坚守了巴斯托涅环形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率先进行了反击，参加了下莱茵之战，并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该连先后有200多人次伤亡。在其战斗力最强时，1944年10月在荷兰，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高原，该连都表现得与世界上最精锐的步枪连队一样出色。　　战争结束后，E连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E连是在佐治亚洲的托科阿营地组建的。全连140名士兵和7名军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有几点是共同的：都是一战以后出生的，很年轻；全连都是白人，因为美军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除3人外，均末结婚；大多数在中学时都打过猎，当过运动员。　　他们的价值观与众不同。他们都注重健康的体魄和严格的逐级服从，都很看重自己作为精英团队一员的身份。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投身于一个为某种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努力，真诚相待，亲如一家。　　他们说自己是冲着伞兵生活的刺激性和伞兵的特殊津贴（士兵每月50美元，军官每月100美元）而自愿当伞兵的。但其实，他们之所以自愿从飞机上往下跳，完全是出于两大原因。一是－－用罗伯特。雷德的话来说－－“想要比别人强”。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和理查德。温斯特一样的体验：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们在征兵站和训练营看到的那样，常常找些借口在军队里混日子，那没意思；而是豁出力气干，感觉好得多。他们希望自己不辜负在军队里的日子，把它变成一种学习的过程、成熟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们不愿和那些疏于训练、害怕吃苦、缺乏斗志的应征入伍者为伍。他们情愿去当伞兵，在进攻中担任突击队而不愿当普通步兵，因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希望身边的战友个个是英雄好汉，而不是胆小鬼。　　大萧条时期，他们吃尽了苦头，身上都有那个时期留下的伤痕。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长大，没有小汽车，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或是由于大萧条或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我的国家，现在依然很爱。”48年后，哈里。韦尔什说道。无论生活对他们多么不公，他们都没有对它失望，没有对国家失望。　　他们是带着一些正面的影响走出大萧条的。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适应了艰苦的工作，习惯了服从命令。通过体育运动和打猎，他们具备了自尊和自信。　　他们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险，明白将付出很多。对于不得不把春青年华牺牲在一场强加给自己的战争上，他们感到怨恨。他们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弹，想参加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而不是使用M－1枪。但是既然碰上了这场战争，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当好。　　他们选择当空降兵倒不是因为对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实他们只知道这是个新玩意儿，且都是自愿参加的。有人告诉他们当空降兵的体能训练要比他们见过的艰苦得多，比陆军中任何其他部队都苦。但是，这些年轻的雄狮却铁了心。他们盼着训练结束时体魄能更加健壮、意志能更加顽强，盼着今日训练场上的队友能成为明日战场上的战友。　　卡伍德。利普顿回忆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大萧条过去了，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这种新生活将在我身上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错，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来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贝尔中尉是E连的第一任连长，他的副手（副连长）是来自加州北部的克拉伦斯。赫斯特少尉。索贝尔是犹太人，城市里长大，入伍前在国民警卫队任职。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补军官学校授的衔。连里大多数正、副排长都是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宾州来的迪克。温特斯，加州一个跑马场来的沃尔特。穆尔，耶鲁来的纽约市人刘易斯。尼克松。还有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备军官训练队的S。L。马西森。在E连的军官中，索贝尔年龄最大，28岁，其他的都不超过24岁。　　E连和D连、F连及营部一起构成第506伞降步兵团第2营。营长是罗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岁，来自预备役部队。团长是罗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点军校的毕业生。506团是支试验型部队，是第一个全团一起进行基本训练和跳伞训练的伞降步兵团。一年以后，它将配属被誉为“啸鹰”的第101空降师。军官和士兵一样，也都是跳伞的门外汉。当教练的有的仅比学生早学了一天。　　原有的军士都是陆军。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尔特。戈登回忆说，“开始时，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因为他们都戴有银翼徽章，都是合格的伞兵。不过，嗨，他们也只是知道怎样立正，怎样向后转，比我们强一点罢了；我们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后来，我们就瞧不起他们了。他们根本没法跟我们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连中，最早来的是珀康特。弗兰克、赫尔曼。汉森、韦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顿。组建前几天，E连就已经满员，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军官。组成3个排，1个连部。每排有3个12人的步枪班和1个6人的迫击炮组。作为轻步兵连队，E连每个步枪班配一挺机关枪，每个迫击炮组配1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E连组建时的原班人马中，在托科阿训练营地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温特斯说，“军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不行。有的简直是泥巴捏的，笨得连卧倒都不会。”想进第506伞降步兵团的也大都如此。500名候选军官中只有148名通过了在托科阿的训练；提出申请的新兵共有5，300名，仅有1，800名训练合格。　　正如上述数字所示，托科阿是一道难关。辛克上校的任务是对这些人员进行基本训练，磨练他们，教他们基本的步兵战术，培养他们进入跳伞训练班，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团，带领他们前去作战。赫斯特少尉回忆说，“我们从中挑人，挑选精干的，淘汰胆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谈到他在E连的第一天时说，“我抬头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边的一位说，'我敢打赌，这里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肯定要我们爬上那个山顶。'（山倒是不大，但与阅兵场的相对高度有1，000英尺，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我刚说过几分钟，就有人吹哨子。我们站好队，就被命令换上靴子和运动短裤，换好后，又站队，然后就叫我们跑上离我们约3英里的山顶再跑回来。”第一天就有几个人掉队。这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队跑一个来回。　　蒂波说，第二周的周末，“我们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 午饭时，我们给带到饭堂，美美地吃了顿意大利通心粉。刚走出饭堂就听到哨子响，站队后得知'命令变了，今天跑。'我们只好跑起来，救护车在后面跟着。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呕吐。实在受不了的就听了卫生员的劝，上了救护车；结果，他们当天就给运了出去。”　　据说，“科拉希”是印第安语，意思是“自己干，没人帮忙”。这正好与这些伞兵即将进行的作战方式相吻合，于是便成了第506团的作战口号。　　官兵们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个来回。这样做，为的是能在50分钟内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艰难的障碍科目，得反复练习俯握撑、引体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种健身动作。　　不演习时，他们就进行士兵基础训练。从站队走路开始，进而是全副装备夜行军。第一次夜行军就走了11英里，以后逐次增加一两英里。夜行军途中，不准休息，不准抽烟，不准喝水。二等兵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回忆说，“我们很惨，累坏了，觉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会倒下的。”行军结束时，索贝尔总要检查各人的水壶，看看满不满。　　那些熬过来的人都是因为铁了心，想要大家承认他们与众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101空降师有自己独特的徽章和符号。一旦通过了跳伞训练，他们就能获得银翼徽章，可以别在军装的左口袋上，左肩和军帽上都能佩戴一个特殊的标志，有权穿伞兵靴并将裤腿扎进靴子内。戈登1990年时说，“这在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当时，为了取得空降师这些装备，我们可是都愿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听课时他们才能喘喘气。上的课包括：武器，地图和指北针判读，步兵战术，代码，信号，野战电话，无线电器材，交换机和有线通信，爆破。而进行徒手格斗和拼刺刀时，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枪发到手后，他们被要求像对待妻子那样爱护武器。要形影不离，在战场上即使睡觉时也要抱在怀里。他们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双眼熟练进行拆装。　　为了使他们适应跳伞训练，托科阿训练营地设置了一个35英尺高的模拟跳伞塔。降落伞背带与上方的15英尺长的降落伞吊带相连，吊带顶端有一滑轮，可沿钢索下滑。受训者缚好背带，从塔上跳下，沿钢索下滑落地，大体可以获得跳伞和降落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这些活动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伴有齐唱、齐声呼喊或吼叫，语言粗俗，不堪入耳。这些19、20岁左右的士兵，脱离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缚，从美国的四面八方投进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说出的话也都是一个味儿。最常用的字是“操”，什么话都要带个“操”，简直是“操”字不离口。来自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承认，开始时对这种“粗俗、单调、毫无想像力的语言总感到难以适应”。但正是这种语言使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伙子觉得特别带劲儿，觉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说话。甚至连韦伯斯特也渐渐觉得顺耳了，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喜欢用。　　训练营里，大家除了学着说粗话，学习步枪射击，还逐渐懂得了身体的忍耐极限要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此外，还学着无条件服从命令。如有违反，轻者当场受罚，通常是做20个俯握撑；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权利，或被罚在阅兵场上全副武装连续行进数小时。戈登说，军队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们无法强迫你做什么，可我们能够让你觉得你该这样做。”由于大家都有苦难的背景，在训练营里又一起喊号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连队学会了行动整齐划一。E连组建几天后，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卧撑，全连140人就做到了整齐得像一个人，“是，长官”、“不，长官”的应答做到了全连一个声音。　　以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每个部队都能做到。此外，还学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于营地大都不在市镇上，就到军人服务社去喝。一面牛饮，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后来，就有有嘴里骂骂咧咧，骂人家的娘，骂人家的爱人，骂人家的家乡，骂什么的都有。接着就会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吼着战斗号子，互相搀着架着，跌跌绊绊地返回营房，和好如初。　　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这种关系是任何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战友情比朋友情更亲，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恋人关系有所不同。他们相互绝对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个人的身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在何地以及为什么报名参军，有什么饮食爱好，有什么能力和本领，相互都能一口报出来。夜间行军，从咳嗽声就听得出是谁；夜间行动，从侧影就说得出是谁。　他们同在美国陆军空降兵506团2营E连，甚至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空降兵513团的库尔特。加贝尔谈自己当兵体验的话同样适合E连的弟兄。他说，“我们三个人，杰克、乔、我成了……不可分开的实体。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通常都同在一个班或一个小组里，构成了小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一个个核心成分，作为实体，很容易识别。这样的实体一旦形成，绝对不分开，也绝对不重组。三个这样的实体构成一个班，打起仗来效果极好。同一实体内的三四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一起挨饿，一起受冻，一起赴死。班里的任务总是按实体下达，责骂也是三四个人一起受，从不分开。这样组成的步兵班、机枪小组、侦察小组、开路小组简直是绝了。”　　哲学家J。格伦。格雷在其经典著作《战神》中说得十分准确：“和平时期为实现某一普通的具体的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内是不会具有战时组织内的那种战友深情的……在战时，战友情可以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到了每个人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而死时，才算是真正的战友。”　　这种在训练中形成、在战斗中强化了的战友情是终身不忘的。49年后，当时来自俄勒冈州的在托阿科受训的二等兵唐。马拉其在写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经历的开始，我成了E连的一分子。这一天我终身也不会忘记。我得感谢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与一生中认识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组人结了缘。”本书作者在采访E连成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感受。　　随着训练变得越来越紧张，按照原来陆军模式培养的军士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从士兵中提起来的军士渐渐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E连的13名士官全都为原有的士兵所替换。其中有：军士长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伦。迈克。兰尼，中士利奥。博伊尔、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罗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　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好的带兵人，我们尊敬他们，愿意跟他们上刀山下火海。”　　军官中，除了连长索贝尔以外，都与众不同，也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二等兵雷德回忆说，“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有温特斯、马西森、尼克松等这样的人存在。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他们关心我们，整天和我们泡在一起，这种情况简直是奇迹。他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信任。”雷德继续说道：“温特斯转变了我们的一生。他对我们十分友善，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体能训练。他这个人挺害羞，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戈登说，如果有谁大声问他“嗨！少尉，今晚你是不是有约会啊？”温特斯的脸会“唰”地变得通红。　　不久就升到营部担任人事行政参谋而最终成为正规陆军少将的马西森是E连里最有军事头脑的年轻军官。赫斯特像个“慈父”，尼克松比较注重外表修饰。但温斯特和他们都不一样，既不幽默也不固执。用雷德的说法，“无论什么时候，迪克。温斯特都从不装扮成上帝，却也从不失大丈夫的风度。”他特别注重要求部下表现出色，因为他唯一的期盼是大家都做得最好。“弟兄们太喜欢他了，谁也不愿使他失望。”E连的弟兄们过去崇拜他，现在仍然崇拜他。　　温特斯少尉一直感到有个人不好相处，这就是赫伯特。索贝尔中尉（不久，他晋升为上尉）。　　索贝尔连长个头挺高，身材细长，满头黑发。细而长的眼睛，大大的鹰钩鼻，长脸，下巴内凹。入伍前他是卖衣服的，对野外活动一窍不通。他行动笨拙，身体不协调，不是当运动员的料。连里的兄弟个个都比他体质好。他的举止“怪怪的”，“说起话来也与众不同”，浑身上下满是傲气。　　索贝尔挺霸道，在职权范围内独断专行，容不得人。看哪个不顺眼，即使人家没有过错，他也会找个理由，把人家开除。　　此人还挺残酷。星期六早检查时，他总是在队前走上一遭。如果有谁使他不悦，他就停在人家面前，给一顿臭骂，并取消其周末请假外出的权利。这样整了三四个人后，他会转而使用“轮流外出”的办法，硬把另外六七个人留在军营内。如果谁星期天夜里归营晚了，那么，星期一晚上，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后，他会罚那人用工具挖一个6英尺见方的坑，然后再把土回填好。　　索贝尔下决心要使E连成为团里最好的连队。为此，他对弟兄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弟兄们操练的时间比别人长，跑得比别人快，练得比别人起劲。　　跑步上科拉希山时，索贝尔总是在全连最前面领跑。他迈着大而平的脚，头一点一点地，两臂一扇一扇地，宛如一只忧伤的鸭子。他不时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掉队，嘴里不停地喊着：“快呀！快呀！日本鬼子就要来抓你了！”　　蒂波回忆说，“我记得有许多次大家跑完后，个个筋疲力尽，都等着'解散'的口令。可索贝尔却在队列前走过来走过去，喊着'站好！站好！身子站直了！'只有到每个兄弟都符合了规定的动作要领使他满意后，他才叫解散。这当然太过分了，可是我们还是照他的要求办。因为我们都想要佩戴银翼徽章啊。”　　戈登恨死了索贝尔。1990年时，他说，“直到D日凌晨我在法国降落时为止，我一直在跟这个家伙干仗。”戈登和其他一些弟兄都咒他死，说，“打起仗来，弟兄们手里有了真子弹，索贝尔准活不出5分钟。”即使敌人没有打死他，E连有十几个弟兄也一定会要他的命的。背地里，弟兄们都叫他“该死的犹太鬼”。　　索贝尔对连里的军官也是这么狠。在体能训练上，对军官的要求与士兵们的一样；但是训练结束时，士兵们听到“解散”的口令就可以回到铺位上去，军官们却不能，他们得研究野战教范，然后参加考试－－凡是索贝尔布置过的内容都得考。温特斯回忆说，在他开的军官会议上，“他总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不是像平常人说话，而总是抬高嗓门，沙着喉咙吼叫，十分刺耳。”军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黑天鹅”。　　索贝尔没有朋友。在军官俱乐部里，军官们总是躲着他。没有人和他一起外出游玩，谁也不愿和他在一起。E连里，没有哪一位对他的过去有丝毫了解，也没人想打听。要说跟他熟些的，那也有几个；最熟的是威廉。埃文斯军士长，他俩有时勾结在一起，在弟兄中制造摩擦，拉一个，打一个。　　凡是在军队里呆过的都见识过这种人。这种人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吹毛求疵，是小鸡肚肠。索贝尔就是个典型。保罗。富塞尔在其著作《战争时期》中，对“小鸡肚肠”行为下过很好的定义：“它指的是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军事生活变得糟糕；强者总是找弱者的小麻烦；公开为名利地位吵吵闹闹；把病态的残忍说成是执行必要的纪律；经常炫耀往日的成绩；对规章制度不看精神实质而一味强调机械执行。之所以不称之为'马牛肚肠'、'大象肚肠'，是因为它只关注无关紧要的小事，把琐事当大事。”　　对弟兄们，索贝尔讲绝对权威，而温特斯却赢得了尊敬，因而，他们两位注定要发生对抗。没有谁直接这样说，而且，并非每个弟兄都意识到他俩之间的问题，再说，温特斯也并不希望这样。但是，他俩却的确在领导问题上较着劲。　　索贝尔对温特斯的反感是从在托阿科营地的第一周开始的。那天，温特斯带着全连练军体操。他站在台子上，示范着，“想帮这些弟兄一把，使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弟兄都很灵，专心致志地看着我做。”辛克上校正好路过，便停下来看。等他们练完，辛克走到温特斯面前，问，“少尉，这个连军体操练过几次了？”　　“三次了，长官。”温特斯答到。　　“非常感谢。”辛克说。几天后，在没有征求索贝尔意见的情况下，辛克把温特斯提为中尉。在索贝尔看来，温特斯那天是出了风头。于是，索贝尔就总是把检查厕所卫生和伙房值日一类的脏活交给这位排长干。　　保罗。富塞尔写道，“小鸡肚肠的表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与赢得战争胜利毫无关联。”温特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至少索贝尔所做的有些事情－－如果撇开方法不谈－－还是必要的。如果E连能够比其他连队跑得再远些，跑得再快些；如果E连能够在阅兵场上多呆些时间；如果刺杀训练时总有“日本鬼子来抓你了”等话语的激励，那么，E连就会比其他连队更好。　　温特斯反对索贝尔的，除了只关注小事和武断的方法外，还有缺乏判断力。索贝尔既没有常识又没有军事经验。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野外演习时，他常常问他的副手，“赫斯特，我们到哪里了？”赫斯特总是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同时又不使他丢面子，说，“谁都知道这是哪里。”　　索贝尔往往不经思考也不和别人商量就拿主意，因而常常出错。在托科阿，有一天夜里，E连到树林里演习。预定的任务是打防御战，呆在指定位置，等着敌人进入伏击地带。温特斯回忆说，“一点也不难，容易得很。只是把队伍疏散开，进入各人的位置，要求大家别出声就是了。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突然，一阵风刮起，树叶哗哗作响。索贝尔跳起身，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天哪！要真是打仗，整个连队不就完蛋了嘛。我当时就想，'可不能和这个家伙一齐上战场！他可是一点儿常识都没有啊！'　“　　温特斯承认索贝尔“信奉严格的组织纪律，把E连整得很棒。无论什么时候看E连，弟兄们个个都精神抖擞；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我们都是名列前茅”。二等兵雷德说索贝尔，“他把我们的平民习气连同尊严剥得干干净净，但却使我们成了出色的士兵。”在温特斯看来，问题在于索贝尔看不见“队伍里不安和鄙视的情绪在滋长。带兵有言教和身教两种方法，索贝尔用的是前者”。　　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采访过程中，我问每个E连成员：E连弟兄关系出奇亲密，部队凝聚力特别强，战斗力始终那么强，是否是由于有索贝尔的缘故。有的回答说既是又不是。而罗德。施特罗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得直截了当：“是赫伯特。索贝尔造就了E连。”也有的回答与此大同小异。但是，几乎个个都表示很讨厌他。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全连拧成了一股绳。温特斯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下层军官，军士，士兵，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心情，一种感觉。”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大家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一定要活得比索贝尔还长。“　　大家对索贝尔的反感太强烈了，甚至在他本该赢得尊敬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得到。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每个官兵都必须通过体能测验。到快测验的时候，弟兄们个个都已经练得棒棒的，谁也不担心通不过。例如，做俯握撑。几乎每个人都能做35个，有的甚至能做40个，而规定的标准只不过是30个。但是，正如蒂波所说，大家都格外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索贝尔最多只能做20个。每次带着全连做时，他总是做到20个就停了下来。如果这次测验公正的话，他准通不过，准会被刷下来。　　“对索贝尔的测验是公开而公正的。我像有些弟兄一样，带着并非无所谓的态度，站在离他约50英尺处看着。做到20个时，他的手臂在发抖，脸涨得红起来，可还在慢慢坚持着。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他是怎样完成30个的，但他的确是完成了。我们都成了哑巴，摇着头，但没有笑。这家伙真还挺有决心呢。尽管如此，想到他毕竟仍然是块笑料，我们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愿者，这去队伍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官是兵－－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许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贝尔却没有。他本可以免受这次挑战，从空降连队军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艰苦的后勤连队去任职，然而，他下定决心要闯过这一关。他的决心绝不亚于E连的任何成员。　　把E连磨练得比D连、F连更强是很困难的，因为2营营长斯特雷耶少校几乎与索贝尔一样狂热。感恩节那天，辛克让全团会餐，放松放松；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却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在整个2营组织一次为期2天的野外演习。演习包括长距离行军、对一个设了防的地点发起进攻、经历一次半夜毒气袭击警报、享用一次K号干粮（全部是听装食品，包括炖菜、饼干、糖果、果汁粉）。　　为了使大家对这次感恩节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还设置了额外的难题。他叫人在一块场地上离地18英尺高平摊了一层铁丝网，新杀的猪的内脏－－心、肺、肝、肠，什么都有－－在网下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机枪就紧贴着铁丝网的上沿平射。利普顿回忆说，“军队对'爬行'和'蠕动'两个动作总是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婴儿是爬行，蛇是蠕动。我们简直就是在蠕动。”当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　　到11月底，基础训练已告结束。E连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通讯联络和战地包扎等各自应有的本领。排里的任何工作，每个人都能干，至少都能应付。每个兵都了解下士、中士的职责，必要时都能替补。另外，在托科阿营地培训出来的每个人都经受过非人的锻炼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说，“我们都认为，经过了这一切，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　　离开托科阿前的一两天，辛克上校在《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日军有个营在马来半岛用72个小时行军100英里，创下了世界纪录。辛克说，“我的人能比他们更强。”他选择了训练中最能吃苦的2营来验证。他命令1营乘火车到本宁堡，3营乘火车到亚特兰大，2营徒步前往。　　9月1日7点整，2营的D连、E连、F连及营部每个人背着自己的全部行装和武器出发了。步枪手尚且不容易，像马拉其这样的迫击炮班战士和戈登这样扛着机关枪的就更加艰难。斯特雷耶营长选择的路线长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乡间土路。天气很差，下着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泞，很不好走。韦伯斯特回忆说，“第一天，我们在红土路上跌跌绊绊地往前赶，嘴里诅咒着鬼天气，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了还在走。雨、雪停了，风起来了，寒气刺骨。　　到23点，全营行军40英里。斯特雷耶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作为宿营地。这里没有大树，没有小树丛，没有任何避风的地方。气温下降到华氏20度。由于无法使用行军锅，大家只发到涂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6点醒来时，发现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层霜，靴子、袜子都已冻实，官兵们不解下靴带，肿胀的脚就无法塞进去。步枪、迫击炮、机关枪都和地冻在一起。半幅双人帐篷冻得满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几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过来。第三天最糟糕，已经走了80英里，还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后有约20英里是通向亚特兰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难走，水泥路走起来脚更加难受。那天夜里是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操场上露营的。　　马拉其和他的同伴、外号为“指挥官”的沃伦。穆克支起小帐篷躺下休息。听到“开饭了”时，马拉其已经站不起来，只好爬过去吃饭。他的排长温特斯看看他，叫他次日早上乘救护车前往最后的目的地－－亚特兰大市中心一个叫“五点”的地方。　　马拉其决定坚持走到底，其他弟兄也几乎全都表示能够坚持。这时，由于报纸的广播的报道，他们的行军已经在佐治亚州家喻户晓，因而，道路两侧站满了欢呼的群众。斯特雷耶已经安排军乐队在离“五点”一英里处迎接他们。坚持步行的马拉其“听到雄壮的军乐声，精神大振，忘了疼痛，像在托科阿接受检阅似的与弟兄们一起走完了全程”。　　这次徒步行军，行程118英里，前后共用75小时，实际使用的时间为33小时30分钟，即平均每小时约4英里。全营586名官兵，最后一天有的是在战友架扶下坚持到底的，未能走完全程的仅有12人。辛克上校相当自豪地告诉记者：“没有一个人掉队。即使是摔倒了，也是脸朝着前方。”全营中全员走完全程的只有E连穆尔中尉的3排。作为奖赏，3排走在了入城队伍的最前头。第2章　“起立，挂钩！”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1942年9月－－－1943年9月　　本宁堡，尤其是那个政髟于跳伞训练的平锅地区，情况可能比托科阿还要惨。那是团的驻地，是荒凉的沙土地上的一些矮小的木屋。不过，对E连的人来说，本宁堡还是个比较宽松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体能训练，而是进行空降兵的实战训练。　　伞兵学校的训练本应从体能训练开始（A级），然后按每周一个级别训练，逐步转入B、C、D级。可是第506团却跳过了A级。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1营先期抵达后就进入了A级训练。这一来使得伞兵学校派来带体操和跑步的士官觉得很尴尬。从托科阿毕业后过来的学员就笑那些士官。在跑步方面，他们要从倒着跑开始，向那些士官发出挑战，要和他们比赛，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问那些已经气喘吁吁的士官什么时候能通过热身活动，开始进入真正的训练。经过两天的不恭敬对待之后，那些士官就向指挥官汇报说，506团的人体能比他们强得多，所以这个团的所有连队都立即投入了B级训练。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E连每天早上都跑步来到伞兵棚，学习如何收叠降落伞。接着，他们又跑步回到平锅去吃午饭。下午就从一个悬吊在离地面4英尺的假飞机机身的模拟门里往下面的锯末堆上跳，练习如何卸去悬吊着的降落伞背带，或者从一个3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背着另一端固定在钢缆上的降落伞背带往下跳。　　随后的一个星期，进行的是C级训练。他们从250英尺高的伞塔上进行自由跳伞或有控跳伞的训练。有一个塔上还有坐位、减震器、导伞绳，其他每个塔上都有4顶伞，到达悬臂高度的时候，这些伞就会自动打开。白天每个人要从这些塔上向下跳好几次，晚上还要跳一次。　　C级训练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一台鼓风机在地面上鼓起一阵大风，把伞和人都朝一个方向吹，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学员如何在着陆之后控伞和收伞。　　经过一个星期在跳伞塔上的训练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D级训练的准备。这可是动真格的，要从C－47运输机上下跳5次。完成5次动作的人就能获得伞兵的银翼徽章了。前一天晚上，学员们把伞包打好，然后认真检查，接着又重新打了一遍，再度进行认真检查，一直忙活到当晚23点。第二天早晨5点30分吹起床号后，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劳森机场，一路上歌声和口号声都很响亮，显得信心十足。他们背起降落伞，在一排排长登上坐下，等候登上C－47的通知。有人在开玩笑，有人在说笑话，有很多人在抽烟，有人笑得很不自然，还经常有人上厕所，有的则在反复检查降落伞和挂在胸前的备用伞。　　每24个人乘一架飞机。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乘飞机。C－47攀升到1，500英尺之后，开始在空中盘旋。跳伞长是个士官教官。红灯亮起来后，他高声喊道：“起立，挂钩！”大家都把自己主伞包背后的引张索钩到座舱上方中间的拉伞钢缆上。　　“设备检查情况报告！”跳伞长大声下达命令。　　“12号检查完毕！”“11号检查完毕！”报告依次进行，直到1号。　　“靠拢，站到门前面去！”　　第一个人走到打开的舱门口。给每个人下达的指令都是两眼平视，不要向下看，这显然是从心理因素来考虑的。此外还要求大家把双手放在门的外侧，绝对不要放在内侧。手放在门外侧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留在飞机上了。只要轻轻一碰，甚至连感觉到后面的人要走上来，都足以使他脱离飞机。正如戈登说的，如果他把手放在门的内侧来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他不想跳，后面有12个人也别想把他推出去。这就是恐惧的力量。”跳伞长一旦发现有人把手放在门的内侧，就会把这个人拽回来，让别人先跳。　　根据戈登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了即使不带降落伞，也敢往下跳的程度。第506团总共有94％的人考核合格，创下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的记录。第一次是一个一个地跳。只要谁到了门边上，腿上被跳伞长轻轻拍一下，他就往外跳。”　　“我慢慢地走到门口，纵身跳进让人惊心动魄的广阔空间。”韦伯斯特回忆说，“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钩在拉伞钢缆上的引张索把主伞包的背后盖拽掉，系在伞顶的分离索把伞衣从背包中拉出，接着人就离开了飞机。突然产生的气流使降落伞立即张开，跳伞者可以感觉到张伞时的剧烈震动。　　“从这时候开始，跳伞就很有趣了。我飘浮着向下落，不断地摆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来回打晃。我很高兴地四下张望，只见天上飘着许多意气风发的伞兵，相互大声呼喊着。”　　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显然是一种考验。那些以前在训练中表现出色的、那些后来像普通步兵一样英勇作战而获得军功章的，都可能会愣在那里发怵。有时候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在别人都跳下去之后，就是在第二天。通常，一个人只要发怵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跳了。　　E连就有两个人发过怵，死活不肯往下跳。其中一个是二等兵乔。拉米雷斯。他被推到机舱的尾部。可是等大家都跳下去之后，他又对跳伞长说他愿意跳。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这一次他跳了下去。正如二等兵罗德。施特罗说的：“比起第一轮就往下跳，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当天下午，E连又跳了第二次。这一次还是一个一个地跳。接下去的一次就是密集跳伞。一组12个人来到门口之后，跳伞长大声下达了一连串“走！走！走！”的口令。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个组都是在6秒钟之内就跳出去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跳伞狂的地步，因为我在地面的时候总是想到跳伞的时候那股刺激劲，于是还想再跳它几次。我一想到张伞时那猛然的一拽，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　　第四跳安排在圣诞前夕。圣诞节全连放假一天，还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鸡宴。连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圣诞。卡森写道：“一点也不像过圣诞节，既没有雪，也没有树，更没有礼物，妈妈和爸爸也不在。”　　12月26日进行了最后一跳。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证书，证明他“从即日起已经具备了作为合格伞兵的资格”。接下来就是最令人自豪的时刻－－佩戴银翼徽章。为了这一时刻，他们进行了半年的艰苦训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是E连的每个成员，也是506团的每个成员终身难忘的时刻。　　辛克上校举行了一次全团分列式阅兵。之后，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宣读当天的命令（后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打印件）。“你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的成员了。”辛克宣布说：“这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团之一，当然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他说要给他们放10天假去探亲，并提醒他们说，“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做到－－不仅是休假的时候要做到，而且要成为一种信念去指导你们的人生。”他要求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军人姿态，注意个人仪表，还要记住“我们的战斗口号和格言'科拉希'，意思是'独立作战'。我们共同独立作战。”　　他命令士兵们“别被投进监狱”，然后就让他们解散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个个都佩戴着银翼徽章，穿着擦得铮亮的靴子，裤脚是束进靴子里的。他们回到家里之后，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赞叹不已，显然是因为他们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半年中建立起了自信心。他们所通过的训练课程，5个志愿者中有3个都通不过。他们经受住了索贝尔的惩罚与折磨，他们从飞行中的飞机上跳伞成功。他们都是佼佼者。　　不过，他们可不能成为无视美国陆军规章制度的佼佼者。辛克上校告诫他们假期一结束就回本宁堡。可是1943年1月时的美国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输能力很差，506团的休假者中有一大批人都没有能如期返回部队报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辛克上校组织了一次全团阅兵。所有的人都穿上最好的军装，或者叫做军礼服。他们齐步从一条砂石路上走到炊事兵简易住房后面的一片空地上。辛克先下令大家立正，然后下达“稍息”的口令。大家注视着一名中尉，鸦雀无声地听他念着一串名字，每个连一个，都是最后回来报到的。　　“E连二等后约翰。多伊。”中尉大声喊道。站在中尉身边的小鼓手敲起一阵柔和、悲哀的鼓声。两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官走到多伊前面。多伊出列，脸色苍白。两名士官站到他的两侧，随同他向前走。小鼓继续敲着。他们走到中尉面前，听他宣读命令。二等兵多伊被从伞兵中除名，送到步兵连队去。　　中尉把多伊手臂上的506团臂章、胸前的银翼徽章、帽子上的伞兵徽章摘下来，全部扔在地上。这简直太侮辱人了，在场的官兵都在暗暗诅咒。韦伯斯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把我们气得简直要打人。在鼓手旁边的，是个行为不得体、让人倒胃口的混蛋中尉，替每个走到前面来的人拍照。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已经够倒霉的了，在这种时候还被人拍照－－真该把那个中尉枪毙掉。”　　还不仅如此。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把二等兵多伊的军用背包和背囊扔了出来。他还得脱下靴子、换上普通鞋子，像普通步兵那样把裤脚露在外面（伞兵们称之为“直筒”裤）。他捡起自己的背囊和背包，在两个冲锋枪手的押送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小鼓继续敲着，一副凄凉的情景。这个场面重复了9次。　　从那以后，506团再也没有发生休假逾期不归的事情。　　1月末，E连随506团的其他连队一起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本宁堡在亚拉巴马的营地。这简直就像从监狱走向自由。这里的营房很舒适，伙食也好。除了军人服务社，还有一个电影院。训练以班作战为主，尤其是逐屋作战比较有意思，经常有一些爆炸。大家用空包弹相互射击，投掷冒烟的手雷。又进行了第六次跳伞训练，而且这是第一次携带步枪。　　卡森的日记捕捉到这些冬日的情趣。　　2月8日：“昨天夜里，我们简直像翻了天，打起枕头战，在营区里闹得不亦乐乎。闹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觉得累了，才去睡觉。”　　2月11日：“（下士乔。）托伊、（中士乔治。）鲁兹和我去了哥伦布。打电话找姑娘们聚会，开心又开心。在聚会的时候，我碰见了哥伦布的关键人物贝蒂，最后我们不得不返回，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4点45分。”　　2月12日：“回到哥伦布的奇克索花园，度过了又一个愉快的夜晚。贝蒂跟我情投意合极了。真的很有意思。凌晨4点45返回，5点半就睡眼惺忪地上了岗。”　　3月份就要“收拾行装，准备开拔”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麦考尔营是一处令人赞叹的战时建筑。1942年11月7日，它占有的荒地有6，200英亩。4个月之后，就在里面修建了65英里长的铺装道路、一所1，200个床位的医院、5座电影院、6个巨大的啤酒园，一个完整的有3条5，000英尺跑道的全天候军用机场，此外还建起了1，750座房屋。营房都有取暖设备，轻便床上都有床垫。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二战中牺牲的第一个美国伞兵、第82空降师的二等兵约翰。T。麦考尔。11月8日他死在北非战场，营地破土动工也在这一天。麦考尔营是空降兵的大本营。　　训练的强度加大，复杂程度也提高了。跳伞时不仅要携带步枪，还有其他小型武器。跳伞时，火箭筒是不能拆卸的，轻机枪也不能拆卸（虽然支架可以卸下，由另一个携带）。60迫击炮和它的底座要由两个人携带。此外伞兵还配备有食品、弹药、地图、手雷、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有些人跳伞的时候超荷负重达100磅。　　跳伞训练完成之后，就是连续两天或者三天的树林中的作战训练，重点放在部队的快速机动和敌后大部队作战。到黄昏时分，排长们被叫去看了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被告知第二天早晨应该到达的位置。　　索贝尔上尉让外号叫“泡泡眼”的二等兵罗伯特。温给他当通信员。他把温派去确定各个排的位置。温最后“迷了路”，找个地方补觉去了。到了早晨，索贝尔让温说明为什么会迷路。　　“因为太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温回答说。　　“你最好学会在黑暗中观察。”索贝尔说了他一句，然后让他回自己的班里，把埃德。蒂波调来代替温当通信员。“由于我的'帮助'，”蒂波讲述说，“索贝尔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地图、罗盘和其他一些东西放错地方。他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类似的'帮助'，所以被弄得晕头转向，比以前更容易丢三落四。我们都希望他犯个大错误，然后被撤换掉，这样我们到打仗的时候就不用受他指挥了。”　　“你们的步枪是你们的第二生命。”索贝尔总是对部下这么说。“它任何时候都应当由你控制着。”有一次进行夜间演习，他决定给部下一个教训。他和军士长埃文斯悄悄地潜入连阵地，把那些睡觉的人的枪都给摸出来了。他们这一手干得很漂亮。到天亮的时候，索贝尔和埃文斯总共摸出来将近50条步枪。埃文斯得意洋洋地把全连集合起来，索贝尔就开始骂他们不是好兵。　　正当他大声数落部下的时候，F连连长带着约莫45个手下的人走过来。原来索贝尔和埃文斯摸错了地方，跑到F连的营地上，把人家的枪给摸来了。这件事把他弄得非常尴尬。　　过了一两个星期，索贝尔在一次跳伞中扭伤了脚。于是他就和埃文斯先回营地去了，连里其他人仍然留在野外。连长和军士长回去之后，进行了一次私访。他们检查了E连所有人的军用小手提箱、衣服、个人物品。他们搜查了每个衣服口袋，撬开箱子，拆开女朋友和家人的来信，没收了在他们看来违禁的所有物品。“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卡森很有意见地说，“当时还没有毒品嘛。”　　索贝尔张贴了一个清单，写明了违禁物品、违规者姓名以及处罚办法。从野外训练回来、又累又脏的人们发现，他们认为是个人物品的每一样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像内衣、袜子、牙膏、牙刷全都堆在床铺上。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有东西被没收。主要是私藏的弹药、违规的衣物以及色情物品，还有高档衬衣、从伙房里偷来的水果鸡尾酒麦桃片罐头，全都被没收了，后来一件也没有发还。有一个兵一直在收藏避孕用具。有几只安全套显然是可以允许的，可是200只就违反规定了。它们被列在索贝尔的没收物品清单上。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蒂波回忆说。“在索贝尔这次袭击之前，我只是不喜欢他，还没有真正恨过他。这件事之后，我认为他是我的私敌，我不欠他忠诚，也不欠他别的什么。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有人在私下议论，连队投入战斗之后，谁会对索贝尔开枪。蒂波认为这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不过，另一方面，我感觉E连里头有一两个伙计虽然少言寡语，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完全有可能就把索贝尔给宰了。”　　在接着进行的一次野外演习中，E连接到通知说，要他们指派一些人做模拟伤员，给卫生员提供包扎伤口、上石膏和夹板、用担架撤离伤员之类的实践机会。索贝尔得到通知，要求自己假扮伤员。卫生员给他打了一针真麻醉剂，脱掉他的短裤，真的在他的皮肤上划开一道口子，模拟阑尾手术。他们把切口缝合之后，包上绷带，贴上医用橡皮膏，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索贝尔火冒三丈，这也在情理之中。他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却不见下文。在E连找不出一个人能指认搞恶作剧的是哪些卫生员。　　关于E连的人究竟有多棒的问题，终于在麦考尔见了分晓。陆军部对斯特雷耶的2营（该营因向亚特兰大的行军早已大名鼎鼎）进行一次标准的体能测试。这个营的合格率为97％。这是陆军有史以来得分最高的营。来自华盛顿一个姓雅布隆斯基的上校认为斯特雷耶在比分上做了手脚。温特斯回忆说：“他们让我们重新来了一次。当官的、当兵的、后勤人员、炊事兵、所有的人－－结果这次我们达到了98％的合格率。”　　提拔晋升的好运转向了E连。它的3名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克。兰尼原来都是这个连的士兵，是从二等兵一步步上来的。其他的中士，像利奥。博伊尔、比尔。瓜奈若、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埃尔默。默里、鲍勃。雷德、鲍勃。史密斯、“莽汉”泰勒和默里。罗伯茨等人也是如此。卡森当了下士。马西森中尉提到团里当参谋，尼克松、赫斯特和乔治。拉文逊3名中尉都调到营里去当参谋了。（直到战争结束，第2营的每个职务空缺都是由E连出来的军官填补的，D连、F连和团部都没有一个军官到营里任职。温特斯作出了如下的评论：“这就是营、团部和E连之间的通联总是这么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重要任务似乎都是交给E连的原因。”）　　5月初，哈里。韦尔什少尉被分配到温特斯的1排任职。他是个很难得的军官。1942年4月，他主动要求到空降兵来，分配在第82空降师504伞降步兵团。他经过空降学校的训练，当上了中士。总共当了3次。每次都是因为打架被降为二等兵。不过，他是个意志顽强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明显有着当领导的潜力。他的连长发现了这一点，推荐他上了候补军官学校。　　韦尔什被分配到506伞降步兵团2营E连。他原来想回504团，但是陆军条令规定，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生都要分配到新单位，因为怕他们回原单位会跟那些当兵的朋友过于熟悉。索贝尔把韦尔什分到温特斯的排。他们俩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基于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来自他们对领导艺术的共同看法－－即韦尔什所说的：“身先士卒。”　　5月底，E连打起背包，与506团的其他连一起，乘坐一列走走停停的火车来到肯塔基的斯特吉斯。在车站，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给他们送来咖啡和油炸面圈。这一点小小的享受将是他们此后一个月里的最后一次。他们行军来到乡村地区，支起帐篷，挖露天厕所排便沟，吃的是陆军最喜欢的野战食品－－“SOS”，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奶油牛肉片面包。　　1943年6月5日至7月15日在肯塔基、田纳西和印地安纳州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这是迄今为止伞兵与滑翔机载部队的规模最大的联合空降演习。虽然这还不是打仗，但却是陆军能做出的最接近实战的安排。　　6月10日，506伞降步兵团被正式编入第101空降师，这一天也就成了该师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506团的编入显然鼓舞了101空降师的士气，至少E连的人有这样的看法。　　这场以红军对蓝军的演习是在一片广阔而又偏僻的、森林覆盖的丘陵与山地进行的。E连进行了3次伞降。克里斯坦森对其中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在C－47运输机上又热又闷，从山地升上来的热气流造成了飞机的颠簸摇晃。“大牛“丹佛。兰德尔曼下士排在他那一组的最后，离打开的舱门最远。他开始朝头盔里呕吐。坐在他面前的人才看了一眼，就把午饭都吐出来了。这个过程依次向前传递着，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吐的时候都用头盔接着，结果地上被吐得一片狼藉，机舱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坐在前面的克里斯坦森一直在忍着，可是谈何容易。“我的胃要造反……'他们怎么还不亮绿灯？亮了！'后面不断有人喊'走！走！妈的，快走啊！'我纵身跳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我觉得好像有人用魔杖在我头顶上挥了一下说：'克里斯坦森，感觉真美呀。'的确如此。“　　这次演习中还安排了夜间长途行军、徒步涉水、抢登敌岸。爬三步就要滑下来两步，经常被石头、树桩、树根绊倒，或者被密集的灌木丛划出一道道口子。不过有时候也能尝到田纳西州的山民做的油炸鸡。大家是疲惫不堪、身上又脏又痒。　　将近6月底的时候，演习结束。101空降师师长威廉。C。李少将嘉奖506团2营，说他们“有顽强出色的表现、充分合理的战术原则，还有明显训练有素的战士。”李将军还信心十足地说，“从未来的考验中，将进一步看出你们优秀的训练与领导艺术。”　　E连从斯特吉斯转移到肯塔基的贝克林里奇营。那里有营房，有热水淋浴，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舒适的条件。可是这个营地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又要支起小帐篷，以地当床宿营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大多数人都获得10天的休假。他们回来销假后不久，整个师就乘火车去了北卡州的布拉格堡。　　全师都在做开赴海外前的准备，所以有一点很快就看得很明显了：布拉格堡是部队出国作战前的集结转运点。伙食比较好。营房里有床铺，还有热水淋浴，其他条件也好一些。但是真正让人看破玄机的，是整个部队的重新装备。当兵的全发了新衣服、新武器和新的装备。他们一连几天都到靶场去，校验步枪和机枪。　　他们要去哪儿？向东还是向西？去欧洲战场，还是地中海或太平洋战场？谁也不知道。猜测在排与排之间飞快地传播。很多人在打赌。　　周末的时候，当兵的都到费耶特维尔去“拉动消费”。放肆的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大多数是伞兵搞起来的。他们往往会拿布拉格堡的当地驻军出气，有时候还欺负滑翔部队的人，尽管那些人也是101师的。　　滑翔部队是由分配到滑翔团的正规军士兵组成的。虽然他们也是机载部队，可是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被陆军看成是二等军人。他们拿不到每月50美元的补助，也没有专门的徽章，不穿皮靴，也不穿束裤脚的裤子。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制作出一些招贴画，上面贴着坠毁或者烧毁的滑翔机的照片，下面加上一些文字：“参加滑翔机部队吧！没有飞行费。没有跳伞费。但是绝对惊心动魄！”　　E连有几个人到布拉格堡的机场去，乘坐了一回滑翔机。在这种胶合板制作的箱子里降落的体会使他们坚信，跳伞着陆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有一次李将军做了一次滑翔机飞行，降落的时候摔断了他几根肋骨。“下一次我就跳伞了。”他说道。“我们告诉过你了！”滑翔兵们大声说。（1944年6月，滑翔兵们终于得到了每月50美元的危险任务补助，还有了专门的徽章。）　　8月中旬，全师以团的建制编队集合，排着队走上等候在那里准备送他们上战场的20节列车。乐队演奏着《就在那边》。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都哭了。上车后刚刚坐定，赌局就开始了：向北开往纽约，然后欧洲或者地中海，还是向西开往加州，然后去太平洋？　　火车沿哈德逊河向北，朝着离纽约城30英里的尚克斯营行驶。原先说是要让他们在纽约城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的，可是没有兑现。结果却是一遍遍的检查，接着就是预防注射。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一针接一针，打得胳膊就像挂在身上的一根软塌塌的绳子。”军官和军士都得熟记《海外行动准备手册》上的内容。　　索贝尔写了一封固定格式的信，准备寄给每个伞兵的母亲。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女士”，接着写的是：“很快，您的儿子，上等兵保罗。C。罗杰斯（每个名字都是打字打上去的）就将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与敌人作战并打败敌人。他将配发到最精良的武器和装备。为了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他已经接受了几个月艰苦而又紧张的训练。”　　“请您经常来信，给他以关爱与鼓励，这将增强他的战斗意志。有了这个，他就会一往无前，为自己争得荣誉，使您为他而自豪，他的祖国感谢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国家服务。”他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都用花体签上“连长赫伯特。索贝尔上尉”。　　士兵们弄到了一些威士忌。他们喝惯了啤酒，所以喝威士忌还真受不了。克里斯坦森喝得醉醺醺的，“总想跑厕所”。刚开始喝威士忌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这样。兰德尔曼下士发现之后，把他架回去躺下。第二天早上，那些喝得晕晕乎乎的人还要哼哼呀呀地呻吟。全连列队走到码头，一条摆渡船把他们送到登船的码头上。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送上咖啡和油炸面圈，这才使那些半死不活的人缓过劲来。　　很多人都骂骂咧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原本希望出征前能在纽约的大街上步伐整齐地走一遭，可是未能如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他们穿伞兵服，因为敌人的间谍看见之后就会知道有一个空降师要出国了。他们还不得不把肩上的101空降师的“啸鹰”徽章取下来。　　温特斯只记得一桩“跳板热”的例子。有一名军医官“鬼得很，知道吃什么就可以被收进病房，从而躲过这一次航行”。其他人都背着背囊和武器，成单行走上跳板，登上这艘由客轮改装的运兵船。这时候有人在念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名单上划一个钩，表示他们到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5，000人才全部上了这艘原设计运载1，000名旅客的客轮。最后，这艘运兵船先由驳船拖离码头，然后径直朝海上驶去。E连的人站在护栏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逐渐偏离船尾方向。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离开美国。他们心中不禁产生想家的情绪，同时还意识到“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美好”－－这从团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就能看出。第3章　“厕所勤务兵的职责”奥尔德本1943年9月－－1944年3月　　撒马利亚号是一艘由旧印度邮客两用轮改装的运兵船。它原先的设计能力是运载1，000名旅客，可是这一次上了506团的5，000人。由于过于拥挤，条件变得非常恶劣。淡水是严格配给的。按规定，每次喝水的时间只有15分钟，全天加起来才一个半小时。淋浴用的是海水，而且是冷的。所有的人整天都得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水壶和子弹带也一起背着，不断发出磕磕碰碰的声音。睡觉的时候不脱衣服，而且一张铺位分配了两个人。这就意味着一张铺分两人轮流睡，有一个晚上就要睡甲板或者过道或者任何能躺下睡觉的地方。船上的气味实在难闻。　　每天只供应两餐。克里斯坦森在描述他们第一顿早餐的时候说：“饭厅在最底层，而且楼梯上因为有油比较滑，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会不下去的。等我们最后下到底舱的时候，那股难闻的气味简直让人窒息。供我们吃的东西盛放在几只大锅里，有水煮鱼，还有番茄。炊事兵穿着脏兮兮的白衣服，那斑斑污迹说明他们的衣服有好几天没换了。”大家都很饿，把这猪食般的东西都吃了。在韦伯斯特眼里，这个饭厅有点“水上疯人院的气氛”。　　吃饭至少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日生活，因为每天的活动就是在甲板上走动走动，倚在栏杆上看着护航舰只，或者就是赌博。赌博一直不断：打扑克，玩二十一点，赌双骰。大量的钱在不断地输赢中转手。有一天晚上，卡森就赢了125美元，可是第二天就输得精光。有人在看书，可是书实在是太少了。索贝尔上尉想带领大家做操，可是没有地方。这件事又成了索贝尔的笑柄之一。　　9月15日，撒马利亚号抵达利物浦港。第二天，一列向南去的火车把他们拉到了奥格伯恩圣乔治，在火车站，卡车把他们拉向新的驻地。天黑之后，他们靠手电筒照路，步行了一英里半的路程。战时的灯火管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作战地区。他们进入营地，眼前是一些尼生式活动房，里面有两只大肚子的烤火炉。他们领到了一条盖上身就让人发痒的毯子和一只床垫套，然后被带去看了供充填床垫套用的稻草。很快他们就睡下了。　　韦伯斯特写道，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好莱坞电影现场过夜的。这一地区全是童话书上那种小屋子，顶上盖着草，墙上爬满了蔷薇。一匹匹高头大马甩动长长的马鬃，踏着弯曲狭窄的卵石路面向前。在一片柔软的乡村绿地的映衬下，有一座古老的11世纪罗马式教堂。每到整点，教堂顶上那只钟就发出跟大笨钟一样的报时声。这里还有5家古老的小酒吧。它们的招牌在微风中晃动，仿佛是在欢迎我们来到这片盛产淡味苦啤酒的土地。”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威尔特郡奥尔德本，在伦敦正西方向80英里，靠近亨格福德，离斯温顿也不远。E连将在这里驻扎将近9个月的时间，这也是它在一个地方驻扎最长的时间。　　奥尔德本和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差别很大。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都是与外界隔开的训练营地，E连官兵在那里过的是全军事化的生活。在奥尔德本，他们驻扎在一个小村子里。这里的人非常保守，墨守着自己的成规，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可是美国陆军提出了一项非常奏效的指导方案。从第一天早晨开始，他们用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向官兵详细介绍英国的风俗、礼貌、习惯等等。尽管他们都很守纪律，但他们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想法，那就是要把宣泄留到到斯温顿、伯明翰或者伦敦以后。在奥尔德本这里，需要入乡随俗，在酒吧里喝啤酒时，他们都应该像英国人那样保持安静。　　他们还学着吃英国人吃的东西：奶粉、鸡蛋粉、脱水杏子、脱水土豆、马肉、抱子甘蓝、芜菁甘蓝、大白菜。军人服务社的东西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星期7包香烟、3条块状糖、1包口香糖、1块肥皂、1盒火柴、1包剃须刀片。　　索贝尔没有什么变化。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请假到斯温顿参加星期六晚上舞会的人拿到了外出通行证。索贝尔作了一项规定：跳舞的时候，谁都不准脱军上衣。二等兵托马斯。伯吉斯（一个来自伊利诺斯州中部的农村青年）羊毛的军上衣里面还穿了一件羊毛衬衣，跳舞的时候觉得有些热，就把上衣脱掉了。　　星期一上午，索贝尔把伯吉斯叫到办公室。“听说你星期六晚上在城里跳舞的时候把军上衣给脱了？”　　“是的，索贝尔上尉。”伯吉斯回答说，“可是我查了陆军的规定，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运动、跳舞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如果里面穿了羊毛衬衣，就可以把军上衣脱掉。”　　索贝尔把他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伯吉斯，我来跟你说说我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把军上衣套在工作服上穿它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要穿着它睡觉。”　　白天的时候，伯吉斯一直穿着军上衣，可是他觉得到了晚上索贝尔不会来查他，于是就把上衣搭在床沿上。到了星期六下午，他又到索贝尔的办公室去拿通行证。索贝尔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伯吉斯，”他说道，“你的上衣可不像是晚上穿着睡过觉的样子。”于是就没有给他通行证。　　他们到英国来不是来跳舞的，而是准备进入欧洲作战的，所以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马拉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托科阿。他们每天在野外要训练8到10个小时，每个星期要训练6天。他们进行15、18、21、25英里的长途行军，进行夜战训练，每天用1个小时进行近战演练，还进行巷战、地图判读、急救、化学战以及德国造武器的性能与使用等方面的训练。他们进行了一次携带全部野外装备的演练，在24小时内行进了25英里。几天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携带作战行装，在12小时内行进25英里的演练。此外还安排了饵雷、排地雷、通联之类的特种训练。　　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要到外面进行一次两到三天的演习。所设计的问题不仅给他们一些战斗机制运作方面的知识，而且教会他们步兵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如何判读地形，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如何根据地形采取不同战术，尤其是如何在地面生存，在不影响体能的情况下一次在地面生存好几天。他们的军官都强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说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第一次就必须本能地不犯错误，因为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所以，E连的人逐渐了解了英国的乡村。他们对市镇、山丘和树林进行模拟攻击。他们挖了无数和散兵坑，就睡在里面，学习如何在雨天、冷天和饥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　　到了12月初，连队又回到野外，在很高、很荒凉、迎风的山坡上挖工事。排长要他们把散兵抗挖得深一些，可是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这是很艰难的。不久，一支由谢尔曼坦克组成的装甲部队就开始进攻了。“它们就像史前的怪物一样，轰隆隆地往山上冲。”韦伯斯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然后停下来，调转车头做横向运动。有一辆朝我冲过来。我的散兵坑深度不够，如果坦克从我上面开过去，就不一定很安全，于是我拼命大声喊叫，'冲我来吧！'它还真来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坦克第一次从我的散兵坑上轧过去。真吓人哪。”　　戈登回忆说，当时夜间作业很多，“我们进行越野跋涉，翻越篱栅，通过树篱缺口，穿越树林，趟水过河。”各个班排的人原来就比较熟悉，通过这样的训练，关系就更亲密了。戈登说：“夜间我看见一个侧影，就能告诉你那是谁。通过他帽子的戴法、钢盔是怎么戴的、步枪是怎么挎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谁。”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学到的大多数东西，在后来的作战中都非常有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在英国的那些漫长、寒冷、潮湿的夜晚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完全信赖与战友情谊。　　跳伞训练是定期进行的，而且是全副武装，学习利用降落伞的吊带引导自己避开灌木丛、道路、电话线杆、石头墙或者小树林，降落在开阔地或者耕作的庄稼地上。由于英国的气候寒冷潮湿，他们坐在C－47上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双脚已经麻木了，落地时的剧烈撞击使他们感到钻心的疼痛。这些跳伞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在人员着陆后如何迅速集结。第一次进行这种训练的时候，E连2排的弟兄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降落在离空降地带25英里的地方。　　气氛比较紧张，驻扎在附近的第82空降师的人，把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情况说给101师的弟兄们听。军官们尤其感到了战前的压力，但谁都不像索贝尔。温特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从他的性情上就表现出来了。他的脾气变得更乖戾，更像个虐待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士厄尔。黑尔回忆说：“有人在搞抽奖，赌的是谁会干掉索贝尔。”索贝尔弄到了一件空军的羊皮夹克，觉得很自豪，在野外训练中就把它穿在身上，使他变得越发显眼。蒂波记得，当时连队准备进行一次实弹突现靶演习，“索贝尔有几次差点被打中。从背后和侧面打来的子弹不止一次地从离索贝尔脑袋很近的地方嗖嗖地飞过去。他连忙把身体向下一缩，猛然回头喊上一两声，然后一跃而起。很多人因此发出笑声，或者打起手势。我不相信索贝尔会认为那是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过也许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样跳上跳下、跑来跑去的，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下面的人继续在作弄索贝尔。二等兵乔治。鲁兹能模仿别人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在进行越野行军的时候，E连走在全营的前面。行进速度老是因为碰到铁丝网而受影响。走在前面的是索贝尔。　　“索贝尔上尉，”一个声音喊道，“遇到什么障碍了？”　　“铁丝网。”索贝尔回答说。他还以为是在回答营长奥利弗。霍顿的问话呢。　　“把铁丝网剪开。”鲁兹继续大声模仿着霍顿。　　“是，长官。”索贝尔回答后就下令把铁丝剪拿到前面去。第二天上午，威尔特郡的农民就找到了斯特雷耶中校，一个劲儿地诉说铁丝网被剪开的事，说他们的牛现在跑得到处都是。斯特雷耶把索贝尔找去。“你们为什么要剪铁丝网？”　　“是命令我剪的，长官。”　　“谁？”　　“霍顿少校。”　　“不可能。霍顿有事上伦敦去了。”索贝尔傻了眼，可是一直也没搞清楚是谁在捉弄他，所以也无法进行报复。　　E连的军官、军士和士兵最担心的不是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他的乱发脾气、动辄“嗨哟，还想当伞兵呢！”的挖苦以及他对战术问题的鲁莽态度。他们对他的不满日益增长，尤其是军士们。私下里叽叽咕咕有不少议论，不想要索贝尔率领这个连去打仗。其中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是1排那个来自北达科他州21岁的中士迈伦。迈克。兰尼，还有一个是3排的“讨厌鬼”哈里斯。军士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采取行动，就会使他们面临战时不服从命令或者企图哗变的指控，不采取行动就会使全连遭到覆灭。　　兰尼、哈里斯和其他军士都希望排长们能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辛克上校那里去，也希望辛克本人能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悄悄地把索贝尔换掉。不过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年轻军官的责任就是支持连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到上校那里去反映连长的问题呢？他们会反映什么呢？E连在全团、在野外作业中，在营区里、在体能比赛中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一群中士和下士的不满与压力面前，辛克上校怎么可能不支持他手下的连长呢？这些人正准备去和世界上最可怕的军队去作战，而不是去进行比赛或者辩论。　　所以，私下的议论仍然在继续。虽然索贝尔和军士长埃文斯依然很孤立，但却有很大的指挥权。　　周末的外出以及英国铁路的优良服务使他们可以暂时脱离这种紧张的气氛。对于来自美国的年轻军人来说，1943年深秋初冬的英国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跟他们同龄的英国青年军人都到意大利或者到离家很远的训练营地去了，所以感到孤独、厌世、没有男朋友的女人到处都是。美国军人的薪饷很高，大大高于英国军人，而且伞兵每个月还有50美元的额外补贴。啤酒非常便宜，而且很多。只要出了奥尔德本，所有的羁绊都没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的准备，况且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在10月23日的一篇日记上，温特斯是这样写的：“虽然我并不喜欢陆军的生活，可是这支部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度假。这些年轻人在家的时候一直在从事劳动，现在参了军，什么负担也没有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醉过。”　　当时的兴奋、不断进入他们头脑的万花筒般的印象、躲避严格训练的迫切需要、即将去打仗的种种想法，还有索贝尔小鸡肚肠的吹毛求疵，所有这些统统搅在一起，造就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光，也驱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去充分享受这段时光。“伦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魔毯。”卡森写道，“在它的大街上行走，可以看到来自自由世界各个国家的军人。他们的青春活力洋溢在每个公园和每家酒吧。他们的足迹留在了皮卡迪利广场、海德公园、莱斯特广场、特拉法特广场、维多利亚公园。他们来自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抵抗运动、波兰、比利时、荷兰，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军人。”　　“这些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即使在20岁这样的年龄，我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一些东西，也许将不复存在。战时的伦敦是个很独特的地方。”　　酗酒、泡妞和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年纪较大的英国评论家们不满地说：“你们美国兵的问题是，拿钱太多，纵欲无度，而且是随处可见。”（对这些话，美国兵的回答是：“你们英国人的问题是，拿钱太少，阳刚不足，而且受到艾森豪威尔的管辖。”）　　E军加强了军官队伍，每个排配两个少尉，因为考虑到战斗开始以后的伤亡。有一名新来的外号叫“莽汉”的少尉林恩。康普顿，他于1921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洛杉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全美接球手，曾代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了1943年1月举行的玫瑰碗橄榄球赛。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去了本宁堡。在伞兵学校训练结束后，于12月分配到驻扎在奥尔德本的E连。几年之后，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非常羡慕在托科阿待过的那些人，而且作为这个连的新成员，还有点'局外人'的感觉。”　　康普顿很快就了解到，营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讨厌“运动员”。尼克松让康普顿管全营的体能训练。这就意味着康普顿要领着全营进行长跑，这是惟一必须这么做的军官。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经历，还是因为他的运动员背景，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赌一把，他跟军士以及一些士兵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些军官觉得这种关系有点过于密切。有一次他与士兵在一起赌骰子被发现，被温特斯中尉批了一顿。　　10月30日，按照安排，斯特雷耶中校要在上午11点视察E连。索贝尔命令副连长温特斯中尉10点钟的时候去检查厕所。几分钟之后，大约是9点30分，斯特雷耶中校让温特斯去检查一下士兵的邮件。这样的事不能在连部进行，所以温特斯蹬上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是在奥尔德本一个私人家里租的一个小房间。10点钟的时候，他就迅速返回，把自行车停在营房外，赶紧进去检查厕所。使他惊讶的是，索贝尔正亲自在那里检查。　　索贝尔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好像没有看见他这个副连长。跟在他身后的是个一脸苦相的二等兵乔基姆。梅洛，手里拿了一根拖把，浑身湿漉漉、脏乎乎，胡子还没有刮，头发乱蓬蓬的。索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温特斯看了看厕所，发现梅洛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10点45分的时候，温特斯走进连部办公室，准备全连集合。军士长埃文斯似笑非笑地递给他一份打印的文件。上面写的是：伞降步兵第506团E连1943年10月30日事由：根据战[时条令]104条进行处罚送交：R。D。温特斯中尉　　1。你必须在下面以签名的方式说明[原文如此]，对于你没有按照我的指示于今日9点45分去检查厕所的事，是愿意按照战时条令接受处罚，还是愿意按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很大的花体字签名]连长赫伯特。M。索贝尔上尉　　温特斯去找索贝尔。他先敬了个礼，然后请求允许他讲话。“我接到的命令是10点钟去检查厕所。”　　“我把时间改为9点45了。”　　“没有人通知我。”　　“我打电话了，我还派了通讯员。”温特斯咬了咬自己的舌头。他的房间里并没有电话，也没有通讯员找过他。　　视察的时间到了。斯特雷耶从队列前走过，然后走进营房。包括厕所在内的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满意。这时候，温特斯想好了怎样对索贝尔做出回应。他在那张条子的下面用笔写了下面一段内容：事由：接受战104条处罚或接受军事法庭审判送交：H。M。索贝尔上尉　　由于今天9点45分没有去检查厕所，我要求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E连副连长R。D。温特斯中尉　　第二天，索贝尔做出了如下的回复：　　1。1943年12月15日（含）以前，取消你48小时的外出。　　2。根据军法审判手册上的程序，你将自己于备[应该是准备；显然，埃文斯中士不是打字水平低就是拼写能力差]自己的申诉材料，提出你的反对理由，同时提出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　　温特斯窝了3天的火。他猜想索贝尔想跟他说：“听我说，别傻了，接受处罚，不要搞军事法庭了。”索贝尔知道温特斯对“处罚”感到无所谓，因为这只是要求这位副连长周末呆在营区，看看书，做点体育运动。可是温特斯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迫使问题尽早解决。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索贝尔争夺E连的领导权，但是现在这个争端必须解决。这个连还没有大到可以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地步。　　11月4日，温特斯对按战时条令第104条进行处罚的事提出申诉。申诉书说：　　1。签字人不会撤销由他做出的上述有关违纪问题的处罚。　　2。在接到比我职务高的军官交代的任务[斯特雷耶让我检查信件的任务]时，你应当把检查厕所的任务交给另一位军官，在此之前不应当放手不管，在首长到达之前大约10分钟是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　　索贝尔第二天表示“认可”（这一次埃文斯又把“认可”一词拼错了）。下面还是他的花体签字。　　在这种时候，对2营的军官们来说，温特斯提出要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就不是什么很滑稽的事了。这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军官们拿出军法审判手册，认真进行研究，想找出一个办法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最后他们找到了。斯特雷耶把处罚取消了，并宣布结案－－不上军事法庭了。　　索贝尔并不善罢甘休。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埃文斯又递给温特斯一张打印的命令。事由：没有指示厕所勤务兵送交：R。D。温特斯中尉　　1。你必须对没有指示二等兵J。梅洛完成打扫厕所的原因做出解释。不许找借口。　　2。你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允许他不刮胡子就于10月30日10点30分去执行任务。不许找借口。　　“我认输吧。”温特斯下决心。“那就枪毙我吧。”带着这种情绪，他做出了回复，并签了名。　　1。没有指示二等兵J。梅洛完成打扫厕所的原因。没有借口。　　2。为什么允许他不刮胡子就于10月30日10点30分去执行任务。没有借口。　　第二天，斯特雷耶从E连的利益出发（在连里，在大家意料之中的索贝尔和温特斯的最后摊牌，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决定把温特斯调出该连，到营里担任伙食军官。　　在温特斯看来，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这种工作只能交给什么本事也没有的人去干。”　　温特斯走了之后，索贝尔依然执掌大权。随着战斗日益临近，军士们大有骚动之势。兰尼与哈里斯召集了一个会议。除了埃文斯和其他一两个人外，E连所有的军士都参加了。兰尼与哈里斯提出给辛克上校递交一份最后通碟：不把索贝尔换掉，他们就把肩章交上去。他们强调一定要采取联合行动，不要有持不同意见者，也不要有可以指认的领头人。　　这个激进建议引出了许多评说、问题和关注，但是到了最后，小组形成的决定是，在索贝尔的指挥下去打仗是不可思议的。能让斯特雷耶和辛克知道他们强烈不满的惟一办法，是上缴他们的肩章。于是，每个军士都打了请辞报告。利普顿的措辞如下：“我交回我的肩章。我不愿意继续在E连担任军士。”他是当晚的内务值班军士，住在连部值班室，随时准备处理当晚出现的任何问题，第二天早晨负责叫醒大家起床。他把收集起来的一叠请辞报告放在索贝尔的“收件”篓里。　　军士们还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办，决定找温特斯商量商量。他们把他请到连部，然后由兰尼把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事告诉了他。　　“不行，”温特斯说道，“连想都不要想。这是哗变。”　　军士们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就在他们继续讨论的时候，索贝尔走了进来。大家都不说话了。索贝尔什么也没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本书。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兰尼语气平和地说：“温特斯中尉，在改进体能训练的计划方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索贝尔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径直走了出去。　　温特斯觉得索贝尔应当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见鬼，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因为兰尼把埃文斯也请来了，埃文斯肯定已经告诉了索贝尔。　　确实，这时候全营都在议论索贝尔的斗争，先是跟温特斯，现在是跟他的军士们。如果辛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他是故意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对温特斯劝说军士们不要下最后通碟，他应当表示感谢。几天之后，他下到E连，找所有的军士开了个会，就像利普顿回忆所说的，“把我们狠狠骂了一顿。他说我们给我们连抹了黑，他可以把我们全都关上几年禁闭。他说，由于我们正准备打仗，大敌当前，这可以算兵变，我们每个人都够得上枪毙。”　　辛克也算是交了好运。101空降师刚刚在附近的切尔顿弗里亚特村开办了一个伞降学校，为的是把医务人员、随军牧师、通讯联络人员、炮兵前沿观察人员以及其他将在D日同时进行空降的人员都训练成合格的伞兵。办这样一个训练营地，还有谁比索贝尔更合适的呢？　　辛克把索贝尔派到切尔顿弗里亚特，把A连的帕特里克。斯威尼中尉调到E连担任副连长。把B连的托马斯。米汉中尉调到E连担任连长。把温特斯调回E连担任1排排长。兰尼中士被降为二等兵。哈里斯被调离。E连的索贝尔时代结束。　　米汉与索贝尔截然相反。他身材修长，个子较高，稍显瘦弱。他很有常识，也很干练。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但是一视同仁。他善于通过口头下达命令。温特斯说：“我们在米汉的领导下，成了一个运作正常的连队。”　　训练的力度加大了。12月13日，连队进行了一次夜间降落。由于降落伞的故障，1排的二等兵鲁道夫。迪特里希不幸遇难，成了E连的第一个伤亡人员。各个班排都被派出去体验3天的问题，尉官和士官被宣布为丧失了战斗力，他们的指挥责任由不同的人来担任。“假定我是排长。”卡森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是实际的安排。他们在学习如何动脑子，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包括把手雷扔进河里“钓”鱼，或者在乡村猎取脑袋上愿意挨上一枪的鹿来改善生活。　　圣诞节放了1天假，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火鸡。除夕过得比较平静。卡森写了这样两句话：“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待新年的到来。不知道新年将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能看到1945年。”　　1月18日，第21集团军司令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到切尔顿弗里亚特来视察。这时101空降师已编入他的麾下。他检阅了伞降团，然后让大家解散，集结到他的吉普车周围。他爬上吉普车的发动机罩，称赞他们非常棒。他说：“看了506团的英姿，我对德国人产生了恻隐之心。”　　白昼开始变长，意味着理想的作战天气日益临近。紧张气氛增加了。这些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死。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是韦伯斯特却能坦然面对。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要求她“不要为我担心。我参加空降兵是为了打仗的。我要去战斗。如果有必要，我将战死在疆场。不过不要因此而难过，因为没有年轻人的牺牲，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那些珍贵的东西，只有通过牺牲才能保全。”　　2月份，训练变得更具有大部队作战的性质。101空降师－－实际上是7个多师的整个登陆部队－－开始了攻打诺曼底的演习。　　3月23日，506团2营和3营进行了联合伞降演习。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该团最大规模的一次跳伞演习。前来视察这次演习的有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美国陆军第1军军长奥马尔。布莱德利、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李将军2月份突发心脏病，被迫返回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　　这次跳伞非常成功。由C－47所组成的巨大而完美的V形编队机群从天空轰隆隆飞过。丘吉尔和将军们在一个专门搭建的检阅台上观看。伞兵们开始分组跳出飞机，1，000多名张开降落伞的伞兵像天兵天将似的布满了天空。他们一落到地面，立即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一面拼命朝集结点跑，一面把分解开的武器组装起来，而且速度丝毫不减。观看表演的人惊叹地赞扬他们的运动速度。正如团日志上所记录的：“来自科拉希的弟兄们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全团在检阅台前面集合。泰勒将军请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检阅部队。他们开始检阅部队，有时候还停下来问官兵们一两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马拉其面前停下来。“年轻人，你是哪儿的人？”（在D日之前，艾森豪威尔在这样的检阅中，跟数以千计的士兵交谈过，而且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是哪儿的人？”）　　“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马拉其答道。　　“战前是干什么的呀？”马拉其回答说他是俄勒冈大学的学生。艾克接着问去年秋季的俄勒冈－俄勒冈州橄榄球赛谁赢了，还问马拉其战争结束后是不是还打算回到大学去学习。然后他转向丘吉尔，请首相提个问题。　　“唔，小伙子，喜欢英国吗？”马拉其语气肯定地说他非常喜欢，因为他一直就很喜欢英国文学和英国历史。丘吉尔答应说会尽可能快地让他回美国。马拉其说“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时刻。”　　丘吉尔视察后不久，立即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演习，其目的是协调空降兵、滑翔兵、地面部队与空军、海军部队的行动。整个英国西南部，到处都在进行演习，包括大规模空投和两栖作战演习。　　在一次演习中，瓜奈若命令二等兵沃伦。穆克和马拉其把迫击炮弹发射到他们前方大约600码处的沙丘上一个6英尺见方的白色目标区。马拉其打了一发，落点太前。又打了一发，落点太后。　　这时候，几个参谋走过来，泰勒将军也跟着他们走了过来。一名参谋让瓜奈若叫迫击炮班再朝目标打一次，演示给将军看看。　　瓜奈若让马拉其和穆克再打三发。他们迅速把炮弹装进炮筒。轰地一声，首发命中靶心。接着又连响了两声，都打在刚刚被摧毁的目标上。　　“军士，你们班总是打这么准吗？”泰勒问道。　　“是的，长官。”瓜奈若答道，“我的兵百发百中。”　　101师乘火车回到韦尔特郡和伯克郡的营房。泰勒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意识到，取得战争胜利要靠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来自科拉希山的弟兄们对小单位战术已经掌握得很好，能否使他们在大棋盘上发挥作用，就靠这些将军们了。第4章　"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斯拉普顿沙滩，厄波特里机场1944年4月1日-6月5日　　奥马尔?布莱德利指挥的美国第1集团军由第7军和第5军组成。第7军由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第4步兵师组成，第5军由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组成。艾森豪威尔给布莱德利的任务是，在杜沃河入海口两侧建立滩头阵地。法国的海岸线在杜沃河入海口处形成一个直角，东侧是卡尔瓦多斯省的海岸，向北则是科唐坦半岛的基部。第5军的任务是攻占卡尔瓦多斯海岸(目标地区的代号是"奥马哈海滩")，第7军将攻占科唐坦半岛的基部(代号"犹他海滩")。登上犹他海滩的第7军将处于登陆地区的最东侧--登陆地区从左面(东侧)的奥恩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科唐坦半岛，长达65至70公里左右。　　艾森豪威尔要给登陆作战提供足够的宽度，以便在第一波攻击中投入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形成压倒优势，在希特勒的"大西洋墙"背后构筑工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他海滩是5个攻击目标中最容易的。在由英军和加拿大军负责攻击的海滩("奥马哈"东侧的"剑滩"、"朱诺滩"和"黄金滩")上，有许许多多度假别墅、小商店、旅馆饭店与娱乐场所，为德军的机枪掩体提供了极佳的保护。在奥马哈的海滩上，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高达200到300英尺，使德国守军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壕体系中，向从峭壁下离开登陆舰船的部队开火。可是在犹他海滩既没有悬崖峭壁，也没有任何房屋，只有一些固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里面配备的是大炮和机关枪。规模最大的工事在犹他海滩中段的马德里安--这个要塞是根据附近一处由当年北欧海盗时期留下的神龛而命名的。不过，犹他海滩的地势是舒缓的斜坡和低矮的沙丘。这就意味着通过这里的海滩不会像通过奥马哈海滩那么艰难。　　在犹他海滩的问题是在占领滩头之后。沙丘的后面就是低地，是当年罗马农民放牧的地方。从海滩有四条狭窄、失修、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道路通向内陆。德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放水淹没了土地，想迫使进入内陆的军队与装甲车辆使用道路(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制定者们把它们称为"堤岸道路")。隆美尔把他的大部分大炮都部署在伪装的阵地上或者强化的工事与碉堡中，它们都处于水淹地区之外的可以对这些道路进行炮击的地方。他还让他的步兵随时准备占领路西一侧的防御阵地，以便击溃任何企图攻占他们阵地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交给101师的任务是，夺取这些堤岸道路的出口，使用的方法是夜间空降。此举的目的是打乱德军部署，造成敌人的惊慌与混乱，控制这些道路的出口，不等德军做出反应，就把他们的大炮摧毁。　　这将是一次非常复杂，变数很多，危险性极大的行动。要想有机会成功，就必须不断演练。要使演练具有真实性，就必须在英国找到一段与犹他海滩相似的海滩。　　英格兰西南德文郡的斯拉普顿海滩，就与犹他海滩非常相似。狭长的海滩与内陆干地之间是一个浅水湖，湖的四周是沼泽地。有两座桥横跨在海滩与高地之间。所以，第7军就在斯拉普顿海滩，演习拟在D日准备担任的角色。　　4月末，整个第7军都投入了代号为"虎"的演习。E连乘卡车来到托基海岸的一家度假旅馆，在里面美美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他们乘车到了斯拉普顿海滩后面一个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全部撤空转移了。部队在露天里睡到半夜，然后又乘车来到一个模拟空降地带。全连集合起来之后，在薄雾中行进到离海滩1英里的一个高地上，构筑防御工事，以便守卫那里的一座桥梁。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载，到了黎明时分，"我们看见一支庞大的两栖舰队逐渐靠近，准备登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集中这么多的舰艇。准备登陆的舰队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不过，他没有看见前一天晚上的一场灾难。德国鱼雷艇悄悄地混进运载第4步兵师的运兵登陆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中间。德国人击沉了两艘运兵登陆舰和一些其他舰艇，造成900人溺水身亡。盟军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害怕它会挫伤部队士气，因为他们将乘坐运兵登陆舰在法国登陆(这件事被掩盖了40余年，显然是出于尴尬)。　　韦伯斯特看见第4步兵师的人从海滩攻上来，从E连阵地前面穿过。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嘴里骂骂咧咧"。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军官对士兵们说的话:"我们不能写有关托基演习的情况。"下午，E连进行了25英里的长途行军，然后在树林中露营。4月28日早晨，他们乘卡车返回奥尔德本。　　那个周末，马拉其、查克?格兰特、沃伦?穆克和乔?托伊获准去伦敦。同去的还有穆克最好的朋友，来自纽约州托纳万达，在501伞降步兵团服役的弗里茨?尼兰德。他们在伦敦见到了尼兰德的哥哥鲍勃。鲍勃是第82空降师的一个班长，曾在北非和西西里参加过战斗。他们晚上就在一家酒吧里，听鲍勃?尼兰德讲战斗经历。他说了一句使马拉其终身难忘的话:"如果你想成为英雄，德国人很快就会成全你--死的。"在返回奥尔德本的火车上，马拉其对穆克说，从鲍勃?尼兰德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奥尔德本的E连演练了更多的科目，包括袭击炮兵阵地、桥梁、堤道等。有一次演练的是跳伞后的直接袭击行动，其他时候则是模拟空中飞行，然后从卡车上"跳伞"。　　从5月9日至5月12日，101空降师举行了由全师所有人员参加的代号"鹰行动"的D日进攻预演。E连使用的厄波特里机场就是它在D日将使用的机场。人员与装备都上了实际攻击那一天将使用的飞机。起飞、跳伞与集结都是尽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计划进行，包括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都要求相同。　　由于每个人所携带的装备都很多，所以登上C-47也不容易。每个人的负载都超重，因为几百年来军人出征之前，总是要为能想像到的各种紧急情况做些准备。发放到每个人手上的背心与长内裤都经过浸渍处理，能防止可能的化学武器的伤害。这就使他们行动受到影响，身上发出异味，浑身发痒，体热难以散发，不断冒汗。战勤服的上衣与裤子也是经过处理的。每个人军上衣的衣领里都有一把军用小刀，如果跳伞后降落在树上，就可以用小刀割开降落伞并割断绳子解脱自己。在他们肥大裤子的口袋里，有小勺、刀片、袜子、盥洗用品袋、电筒、地图、三天的K号干粮、一只紧急充饥袋(内有四块巧克力、一包"魅力"牌口香糖、咖啡粉、糖，还有火柴)、弹药、罗盘、两枚杀伤手雷、一枚反坦克雷、一只发烟手雷、一只甘蒙式炸弹(两磅重的塑型炸药，用来对付坦克的)，再有就是每人两盒香烟。士兵的军装外面还披挂有子弹带、拉索、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军士与军官为配发，二等兵得自己去弄，不过大多数都有)、水壶、工兵锹、急救包，还有刺刀。在这些东西上面再套上伞兵装具，包括背在后面的主降落伞包以及固定在胸前的备用伞。防毒面具绑在左腿上，伞兵刀或刺刀绑在右腿上。士兵的胸前还挂着野战背包，里面是他的换洗内衣和弹药，有时候放的是一管管的炸药，此外就是分解开的步枪、机枪或者迫击炮呈对角线斜挎在备用伞下方，双手则空出来控制降落伞的吊带。在所有披挂的上面，他还要穿上飞行救生衣，最后再带上头盔。　　有些人还再带上一把刀。有些人还能腾出一些地方多带些弹药。戈登觉得自己带上机关枪之后，总共的重量是正常体重的两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别人的扶助下才上了C-47的。登机之后，他们挤得动都动不了。　　泰勒将军千方百计为"鹰行动"调来足够数量的C-47。在整个欧洲战区，都需要用这种飞机来提供不间断的后勤保障，在飞机调用方面，部队运输机指挥部的排名被放在最后。这种飞机在装备方面很不完善。它的油箱上没有防高炮火力的护板。　　5月10日至11日，E连接受了"鹰行动"的简令。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可以控制海滩的炮兵阵地。5月11日黄昏时分，E连起飞。飞机在英格兰上空进行了"一段飞行"，时间达两个半小时。午夜刚过，他们就跳伞了。对E连来说，这次演习非常顺利。其他连则碰到了一些麻烦。2营司令部直属连所在的机群正好遇上德国飞机空袭伦敦。高射炮火对空射击，机群编队被打散。飞机驾驶员找不到降落场地。运送502团H连的9架飞机中有8架把伞兵空投到距空降地带9英里的兰姆斯堡村。有29架飞机载着机上的伞兵尽数返回机场。其他一些人胡乱地跳伞下去，发生了许多事故。将近500人骨折、扭伤或受了其他伤。　　在这一片混乱中，空降兵的司令官们惟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根据传统的说法，不成功的彩排预演将带来非常成功的首场演出。　　5月31日，全连整队被带到沿亨格福特路停放的卡车上。奥尔德本有一半的人，包括几乎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到那里向他们挥手告别。许多人在流泪。小伙子们留下的包裹给人们留下了希望：他们还会回来。　　训练已经结束。整个训练持续了24个月，而且几乎是不间断的。战士们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达到了人的身体所能达到的极限，就连职业拳击手和橄榄球运动员也难以相比。他们遵守纪律，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他们不仅善于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知道如何使用其他武器，还熟悉并能够使用德国武器。他们会使用无线电，知道各式各样的手语，能识别多种烟雾信号。他们在战术方面也是行家，无论他们面临的是炮兵阵地、碉堡、战壕，还是由机枪守卫的小山头，都能够对付。每个战士都知道班长和排长的义务与责任，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代行他们的义务与责任。他们知道如何炸毁桥梁，如何使大炮失去功能。他们能很快构筑起防御阵地。他们能在野外生存，能在散兵坑里睡觉，能日夜兼程地行军。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E连，他们交了最好的朋友，这是以前没有交过，以后也不会再交到的朋友。他们随时准备为这样的朋友去牺牲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自己的朋友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他们做好了准备。当然，第一次上战场是一种终极体验，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做好充分准备的。上战场是多年前就有思想准备的，它是一种考验，而且会引发焦虑、渴望、紧张、害怕失败、期待等。它很神秘，而增强这种神秘感的原因是，那些经历过这种神秘的人无法描述它的样子、它给人的感觉，除了他们自己中弹，或者打死别人时的异常情感反应。无论经过怎样艰苦的训练，无论这种训练有多逼真，对于真正战斗中的紧张激烈程度，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有充分的准备。　　E连官兵信心百倍，也充满恐惧地离开了奥尔德本。　　E连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集结地距离海岸大约10英里，是厄波特里机场旁边的一块开阔地。连队住在金字塔式的大帐篷里。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的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食堂[方形帐篷]对我们很热情('孩子们，再吃点儿?随便吃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把烤鸡、水果鸡尾酒、抹了很多黄油的白面包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够。我们意识到这是屠宰前的催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第二次再去吃。"　　穿着德军军服、携带德国武器的军队在集结地区到处闲逛，为的是使攻击部队的人熟悉敌人的模样，熟悉他们使用的武器。　　6月2日，向连级军官们传达简令的，是从E连调到2营当情报参谋的尼克松中尉和当作训参谋的赫斯特上尉。根据显示地貌特征、房屋、道路、沙丘等情况的沙盘以及地图，两位参谋解释说，E连将伞降在圣母教堂以南大约10公里的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目的是消灭村里的德国守军，夺取2号堤道的出口，也就是从海滩通向布贝维尔村北面的那条路。3排的任务是炸毁从马德里安通向内地的通信线路。　　由尼克松、赫斯特以及其他参谋向各连下达简令时，所提供的信息之详细实在令人吃惊。他们所展示的空降地带航拍照片上，不仅有道路和各类建筑等，连散兵坑都清晰可见。506团的一名成员回忆说，他们给他所在的连介绍情况说，在他们的目标地圣古姆德蒙特的德军指挥官有一匹白马，与一名法国教师相好。这名教师所住的那条小街，离瞄准一号堤道的大炮掩体只隔两幢房屋。每天晚上8点他都要出来溜狗。　　每一位军官都要记住自己连队的任务，知道自己所在的排以及其他排任务的细节。要能根据记忆绘出整个地区的地图。有一点向他们讲得很清楚:德国人所依仗的，主要不是固定的海岸防御工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反击能力。只要发现第4步兵师的部队企图在某个地方跨越堤道。他们的机动预备部队就会进行反击。传达简令的参谋向各位军官特别强调:不管他们的排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集结起多少人，只要他们发现德军向堤道运动，就必须用全部火力向敌人射击。即使只能拖住敌人5分钟，也会对犹他海滩的胜负产生很大影响。每项任务的重要性都强调得清清楚楚。温特斯说:"我的感觉是，我们一旦进入之后，整个的就他妈靠自己了。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6月3日，温特斯和其他排长们分别把自己的部下带进作为简令室的帐篷，让他们看沙盘和地图，并向他们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瓜奈若中士有些内急，抓起一件上衣就往厕所走去。他坐下之后，把手伸进口袋里，结果摸出一封信来，是写给马丁中士的--他错拿了马丁的衣服--不过，瓜奈若还是看了这封信。信是马丁的妻子写的。他们是1942年在佐治亚州结的婚，所以连里大多数人他妻子都认识。她在信上说，"不要告诉比尔(瓜奈若)，他弟弟已经在意大利的卡西诺阵亡了。"　　瓜奈若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当时怒火中烧的情况你简直难以想像。我发誓到了诺曼底之后，德国鬼子一个也别想活。我简直要疯了。他们把我送到法国，等于放出来一个杀手、一个疯子。"　　6月4日E连收到了弹药，还发了相当于10美元的新法郎(都是刚刚在华盛顿印制完成的)，一只应急救生包，里面是一张绸质法国地图、一只小铜罗盘、一把钢锯。他们还得到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把它缝在跳伞服右边的袖子上。军官们取下军服上的标志，在钢盔后面画上竖杠。军士的钢盔后面画的是横杠。每个人都得到了暗号，是"电闪"，口令是"雷鸣"，回答是"欢迎"。他们还领到了在廉价杂货店就能买到的小型金属蟋蟀信号器，以用做相互识别的另一种方法:按一下(发出咔嗒声或一次蟋蟀叫声)，对方的回答是按两下(咔嗒……咔嗒或发出两次蟋蟀叫声)。　　战士们一整天都在一遍遍地擦武器，磨刀，调整降落伞，检查装备，而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许多人都把头发剃掉了，也有的剃成莫霍克族人的发型(两面都剃光，中间留一道或两道一两英寸长的头发，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后脑勺)。二等兵弗里斯特?古思和约瑟夫?利布戈特给大家剃头，向每个人收取15美分。　　辛克上校下到连里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大家在剃头。他微笑着说:"我忘记告诉你们了，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得到正式通知说，德国人对法国老百姓说，盟军的登陆部队将由美国伞兵打先锋，他们都是被判过刑的坏蛋和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就能识别，因为他们都剃着光头，或者剃的几乎是光头。"　　雷蒙德?施米茨中尉决定来点体育活动消除一下紧张气氛。他向温特斯挑战，要和他进行拳击比赛。"来吧，温特斯，我们到帐篷后面去打一场拳击吧。"　　"不去，走开走开。"　　施米茨缠住他不放。最后温特斯说:"那好，我们就摔跤。"　　"去你的吧，够了，你一直在让我跟你摔，走吧。"　　上大学的时候，温特斯就是一名摔跤手。他立刻就制服了施米茨，不过把他摔得太狠了。施米茨的椎骨两处骨裂，被送进了医院，没有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他在3排的副手罗伯特?马修少尉取代了他的职务，由利普顿中士担任副排长。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他们把降落伞背上准备出征的时候为止，不断有人找温特斯，面带微笑地要他把他们的手臂摔断或者把他们的椎骨摔裂。　　泰勒将军深入到士兵当中对他们说:"给我狠狠地打它3天3夜，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轻松了。"这谈何容易。3天3夜呢，温特斯心下思忖着:这我可以相信。泰勒将军还说，C-47在飞越法国海岸线的时候，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如果有人被高炮火力击中，他希望这个人能站着，要像个男子汉。这条命令不是要大家装得很勇敢的样子。如果飞机被击中，已经挂上钩并准备跳伞的人才可能还有机会跳出去。泰勒对马拉其那个排的人说，要用刀子战斗到天明，而且"不要抓任何俘虏"。　　6月4日夜晚，全连享用了一顿美餐:牛排、青豆、土豆泥、白面包、冰淇淋、咖啡等，而且都没有限量。这是他们到英国9个月以来第一次吃冰淇淋。马丁中士记得有人对他说，"晚饭吃上冰淇淋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那天晚上了。"可是那天夜晚风很大。正当部队准备整队去乘C-47的时候，却接到通知让他们不要登机。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登陆行动，因为天气太恶劣。　　E连到一个方形帐篷里去看电影。戈登还记得那是由加里?格兰特与拉蕾莲?戴主演的《幸运先生》。利普顿和埃尔默?默里(连作战士官)没有去看电影。他们一个晚上都在探讨可能出现的不同作战局势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到6月5日下午，风渐渐停了，天空稍稍放晴。有人发现一些听装的黑色与绿色的颜料。有些人开始模仿小比格霍恩的印第安苏族人把脸涂上颜色，在鼻子和脑门上画上竖道道。还有些人用炭把脸涂得黑黑的。　　晚上8点30分，全连按18个人一组，根据自己要上的飞机排好队，齐步走向机库。温特斯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唱歌，没有人欢呼。就像是一次死亡进军。"他记得他们从驻守机场的英国高射炮部队旁边走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英国佬真情流露，他们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在机库，跳伞长们都领到了两沓纸，然后分发给每个人。纸上有艾森豪威尔当天发布的命令，还有辛克上校的一段话。"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夜晚。"辛克说，"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优秀的军人同在。"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开头是:"盟军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的将士们:你们即将开始伟大的十字军征战。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祝你们旗开得胜。让我们共同祈祷，愿万能的上帝赐福于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除了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跳伞长还分发了防晕机药。是谁想到了这种药片，确实是个谜。为什么要分发这种药片则是个更大的谜，因为晕机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还有些事也很新鲜。英国空降兵想出了"腿袋"的办法。这些袋子里放有弹药、无线电、机枪三角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一个快速释放机械装置将它们释放后，一根20英尺长的绳子把它们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伞兵就负载着腿袋的重量。他拉动绳索，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下落到绳子的底端。腿袋先于伞兵着地。从理论上来说，伞兵应当落在腿袋上，无须花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装备。这似乎非常合理，可是之前美国伞兵中没有一个带着腿袋跳过伞。美国人很喜欢这个办法，尽量把东西往腿袋里塞，像地雷、弹药、分解的冲锋枪等等。　　他们把自己的装备、降落伞和腿袋都扔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随车来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温特斯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披挂。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出色的跳伞长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之后，要把它们捆扎紧，要做到既舒适又安全。然后把降落伞放在最上面，而且要头脑灵活，说得大家满意，觉得一切都好了为止。"　　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机翼下面等候着。紧张情绪在加剧。他们相互之间说道:"这次跳下去之后，你的问题就开始了。"这是一次"万元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有些人费力地站起来，走到跑道边上放松一下紧张心情，走回来，坐下，可是过了两分钟，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过程。乔?托伊记得米汉中尉来到他的飞机下对战士们说:"不抓俘虏。我们不要抓任何俘虏。"　　晚上22点开始登机。跳伞长推着他们上扶梯，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负重100磅，许多人负重达150磅。101空降师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机门口的时候，转身面朝东大声喊道:"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他的话代表了两个空降师的13，400名官兵的心声。　　连长托马斯?米汉坐在飞机上，草草给妻子写了几句话:"我最亲爱的安妮: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将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连队进入法国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害怕，但在内心深处，我特别希望能将你拥在怀里。　　"我爱你亲爱的--永远，你的汤姆。"　　米汉从打开的机舱门把纸条递给机组的一个朋友，请他转交给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汉曾经给安妮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写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坐在飞机里，准备去解放法国，征服纳粹德国。他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幸运。至少我们没有欺负那些受压迫者。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美国人'--不过是一帮移民;抑或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为'美国人'是那些讲求逻辑、仇恨压迫、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欧洲人的后代?那些雄伟的山脉与高耸的树木，清凉的深湖与宽阔的河流，绿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农舍，空气、大海与风，平原与大城市，生活的气息--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这一切，我们也无法避开其他的东西。我们千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可是还有数百万人在为生命的胜利而呼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想生活幸福并给别人以幸福。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要把它从我们手上夺走……　　"这些人总是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发言权，战神总是近在眼前。我们知道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现在必须学会赢得和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再经历这一切，但是我想让他强壮有力，这样就没有哪个傻瓜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国一样应当强大无比，但又要像耶稣一样仁慈。"　　23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C-47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3架组成一个V形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V形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这就是那些药片的作用。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伞兵们都有点发困。乔?托伊在飞行途中就睡着了。他回忆说:"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见鬼，跳伞演习的时候，我反而更激动。"　　在温特斯的飞机上，二等兵乔?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像大多数飞机上一样，戈登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祷。来自弗吉尼亚的二等兵韦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声喊道:"有没有人想买一块好表?"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使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整个途中温特斯都在祈祷，祈祷让他活着回来，祈祷不要让他失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遇到对方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反应?'"　　由于施米茨中尉住进了医院，利普顿担任了他那架飞机的跳伞长。飞机驾驶员给伞兵们一个选择:在飞行途中，他们可以把舱门开着，进些新鲜空气，如果飞机被炮火击中，他们还有机会往外跳;他们也可以把门关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抽烟。他们选择把门开着，这样利普顿就可以躺下，头还可以略微伸出门外。大多数人都睡着或几乎睡着了。这就是晕机片的作用。　　C-47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　　戈登?卡森与韦尔什中尉在一起。飞机在飞越海峡的时候，韦尔什告诉对坐在前面的人说:"向下看啊!"他们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舰船的道道尾迹。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卡森感慨地说，"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6月6日凌晨1点，机群飞越根西岛与泽西岛之间的小岛。温特斯机上的飞机驾驶员对着他大声说:"还有20分钟。"乘务长把舱门打开，给站在一号位上的温特斯送了一股新鲜空气，也使他看到了下面的海岸线。"起立，挂钩!"大声下达指令。红灯亮了起来。　　凌晨1点10分，机群飞越海岸线后，遇到了厚厚的云层。机群编队开始分散。领头的V形编组径直往前飞去，跟在后面的两个V形编组则改变了方向。处于右侧的向右转弯，而处于左侧的则左转。这是飞机驾驶员做出的自然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他们害怕发生空中相撞。他们飞出云层--它的宽度仅仅一两英里--每个飞机驾驶员都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只有领队的3架飞机上有导航装置，能指引驾驶员飞向空降导航员的"尤利卡"信号。由于编队已经不复存在，其他飞机的驾驶员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或者到什么地方该打开绿灯。他们只能靠估计。　　驾驶员们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心里很害怕，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担心。地面的高射炮开始向他们射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是小口径的，20与40毫米的。它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时的声音。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上，有些高炮弹片击穿的地方，就是他一分钟之前坐过的地方。　　在打开绿灯之前，驾驶员应当减速，可是戈登却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突然陷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他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作战经验，所以绝对吓坏了。他们像个用脚在思考问题的笨蛋，非但没有减速，反而踩下了油门。他们说，'上帝呀，常识告诉我，越早离开这个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对坐在后面的伞兵们来说就糟糕了。不过还是随它去吧，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许多驾驶员都把速度提到每小时150英里。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只知道是在诺曼底上空的某个地方，他们就打开了绿灯。　　伞兵们开始嚷嚷起来:"走吧，走吧。"他们想离开这些飞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急切地想往下跳。利普顿的飞机在颠簸摇晃，伞兵们都大声嚷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的飞行高度只有600英尺，40毫米的高炮曳光弹离他们越来越近。利普顿记得"就在曳光弹从离开机尾不远的地方窜上去的时候，绿灯亮了。"他跳了下去。第二个跳的是二等兵詹姆斯?阿利。第三个是二等兵保罗?罗杰斯。阿利根据要求把腿袋扔出去并随之跳出去，可是却摔倒了，头和半个身子挂在机舱的门外面，那只腿袋就悬在门下面，都快把他撕成两半了。人高马大的罗杰斯一把把他掀了出去，自己紧接着也跳了下去。　　利奥?博伊尔是他那个小组最后一个往下跳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人们开始跳进夜空。飞机突然发生倾斜，他重重地摔倒。飞机是在带坡度拐弯。他只好伸手抓住门的下方，把自己向门口拽，然后翻滚着离开了C-47，进入夜空。　　到处都是曳光弹。第66编组中的领头飞机是由哈罗德?卡佩鲁托中尉驾驶的。来自地面的子弹击穿飞机后，又从机身顶上飞出去，打得火星直冒。飞机暂时保持其方向与速度未变，接着开始缓慢的横转飞行。后面一架飞机的驾驶员弗兰克?德弗利塔回忆说，"卡佩鲁托飞机的着陆灯开始闪亮。就在他们似乎就要成功的时候，飞机撞到一丛灌木，随即发生爆炸。"在那架飞机上的有米汉中尉、埃文斯军士长、以及连部所有其他人，包括曾经与利普顿长谈过如何处理战斗中出现的不同情况的默里中士。他根本没有能够体验到他与利普顿所谈到的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E连在还没有投入作战的情况下，就先失去了排长施米茨、连长米汉和军士长。　　二等兵罗德?施特罗也是超负荷的士兵之一。他没有能打开备用伞。"我记得当时心里在想，妈的，如果你需要它，却打不开，那很快就完蛋。如果你不需要它，那就用不着了。"他的飞机被击中，高度开始下降。他那个跳伞组都跳下去了，"驾驶与副驾驶和我们一起跳了出来"。　　乔治?鲁兹在韦尔什的飞机上。登机时，他差点上不来，因为他除了正常的负载之外，还携带了一台无线电和一些电池。当时是几个航空兵帮了他一把，才把他推进飞机的。上了飞机之后，他跟韦尔什说，"中尉，你把我排在跳伞组的第五个，我恐怕连门口都走不到。"所以韦尔什让他跟二等兵罗伊?科布换了个位置。高射炮火开始后，(鲁兹回忆说:"你可能就在它的上方。"卡森则说:"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跳出去。")科布喊了一声:"我中弹了。"　　"你还能站起来吗?"　　"站不起来。"　　"把他的挂钩解开。"韦尔什命令道。迈克?兰尼把科布的挂钩从拉伞钢缆上取下。(二等兵雷德回忆说:"科布有些垂头丧气。经过两年的紧张训练，现在不能参加这次重大的空降，是很倒霉的。")就在这时候，红灯开始闪亮，一秒钟之后，飞机被击中。韦尔什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了，只说了一声'走!'就跳了出去。"鲁兹把装着无线电与其他东西的腿袋踢出舱门，随后跃进夜空。　　13，400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就这样扑向了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为了这一时刻，他们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训练。第5章　“跟我来！”诺曼底1944年6月6日　　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克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特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枝M－1，接着又发现一枝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枝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特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特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