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第二部分 第16节：抉择时刻(14)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滞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第二部分 第17节：抉择时刻(15)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１0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寺，以传达这一信息。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什么？”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第二部分 第18节：抉择时刻(16)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9?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tionalDayofPrayerandRemembrance）。我知道9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早上7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我问道：“你们怎样防止下一次袭击呢？”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鲍伯，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现在转入战时状态。我们要做的是阻止袭击的发生，而不是在其发生后进行调查。在会议结束时，鲍伯确认道：“防止袭击现在是我们的新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百年历史中最根本的一次转变。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在内阁会议前，我们先进行了祈祷。我让唐?拉姆斯菲尔德带领大家祷告。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怀念了袭击中的遇难者，并希望我们“用耐心来衡量对行动的渴望”。祈祷后片刻的寂静让我有时间平复情绪，也想一想之后要在国家大教堂发表的讲话。很显然，科林?鲍威尔在这段时间内也思考了很多，国务卿先生递给了我一张小条。“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当我要做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会避免使用让我感情失控的词汇，比如‘爸爸、妈妈’。”这一举动非常体贴周到。科林经历过战争，他了解我们心中的情绪，所以想安慰一下我。在我开始会议的时候，我举起了那张纸条，开了个玩笑：“告诉大家国务卿先生刚才和我说的什么吧……‘亲爱的总统先生，不要崩溃啊！’”***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有102英尺高，有着优雅的立柱和绚丽的彩绘玻璃。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之前告诉过讲稿撰写人迈克?格尔森、约翰?麦康奈尔和马修?斯库利，我这篇讲话想要实现三个目标：悼念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仁爱的上帝，并表明袭击者将会被绳之以法。第二部分 第19节：抉择时刻(17)“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有太多人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举国哀痛。在上帝面前，我们为失踪和故去的人，以及爱他们的人祈祷……对逝去同胞的孩子、父母、配偶、亲属及朋友，我们送上最深切的同情。我向大家承诺，你们不是在孤军奋斗。”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续说道：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上帝的旨意并非永远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悲剧中，我们学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个人因痛苦而做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宏伟的大教堂中，上帝均会知悉，听到并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忧虑、悲剧和仇恨均不会长久，善良、回忆和仁爱才会永恒。生命之主将会保佑所有罹难和悼念亲人的人们。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在飞往纽约的途中，我们都很安静。我让科尔比让?考德威尔与我同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撞击时的场景，了解到其造成的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一旅途中，有一位朋友，一个心怀信仰的人和我一起，让我安心了许多。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调配纽约州的资源，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月11日，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更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表达了悲伤，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飞行员飞过了世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损伤，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那里除了一片废墟外已经别无他物，场面相当令人震惊。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和我前往拥堵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但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救援人员，从头到脚全都是灰。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泪水流到脸庞上，从灰土间辟出一条小路，就如同河水流过沙漠一般。他们流露的情感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烟雾缭绕在天空中，掺杂着悬浮的残渣，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下过雨之后，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还有一些救火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水坑，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以及组织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我们步行了几分钟后，乔治和鲁迪带我们到了一个深洞前。在那里，救援人员正在从碎石堆中寻找幸存者。如果说其他地方是一个噩梦的话，那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它比我们头顶上的空气更加黑暗，除了滚滚的浓烟外，还有一堆一堆的碎玻璃和金属。第二部分 第20节：抉择时刻(18)工作人员们看到我后，排起了队。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工作人员们的脸和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眼中布满了血丝，声音也异常沙哑。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有如五味杂陈：悲伤，疲惫，担忧，憧憬，愤怒，荣耀。其中几个人小声地说道，“谢谢”，“上帝保佑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坚强的后盾，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几分钟后，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他们消防站牺牲了很多人。我试图安慰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乔治，找到那些浑蛋，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人们更多原始的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面孔。他们并不认识我，未见我经受考验。他们想要确认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决心。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我完全可以理解。安迪?卡德问我要不要对人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我应当说几句。那里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讲稿。安迪指了指那里的一大片金属，我看了一眼卡尔?特拉斯科特特工，他点了点头，示意到那里是安全的。一个年长些的消防员正站在那上面，我伸出了手，他将我拉了上去，站在他旁边。这名消防员名叫鲍勃?贝克威思。先遣队成员尼娜?毕晓普找到了一个手提式扩音器，让我用来向公众讲话，她把扩音器塞到了我手里。人们能够看到我在铁皮上面，而我后来得知，这堆铁皮是压坏了的一辆消防车。讲话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群众。我告诉他们，美国诚心诚意地在为遇难者、救援者和他们的家庭祈祷。有人喊道：“我们听不见你。”我回应道：“我能听见你！”人们欢呼了一下。我希望能够提振工作人员的士气，并表达国家的决心。突然之间，我知道该如何做了。“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听见你们，”我说道，这也引起了更响亮的欢呼，“很快，摧毁这两栋大楼的人也将听到我们！”人们沸腾了，他们释放出的能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开始齐声高呼：“美国，美国，美国！”***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在纽约度过了不少时光。但直到2001年9月14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在到访世贸遗址之后，我们来到了其北部三英里处的纽约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无数的人在摇旗呐喊，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统先生，我真不想告诉你，”鲁迪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些人之前没有一个人投票选你。”在商展中心，我走进了容纳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的集结地。我和那里的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打了招呼，他们有人甚至来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纽约做增援。我代表国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督促他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大楼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聚集场所，大约有200名失踪的一线救援人员的家属聚集于此。他们有老有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样的噩梦当中，上次见到或听到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在世贸中心附近，而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还活着。我刚刚看到了双子塔的残骸，要是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那一定是奇迹了。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放弃希望，我们共同祈祷，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签名，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签名让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但我想尽我所能缓解他们的痛楚。我让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一些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信息，之后我会说：“那我签在这张卡片上吧，这样当你的爸爸（或妈妈、儿子、女儿）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你真的见到总统了。”在我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家庭围绕在一个坐着的女性旁边，于是我坐到她的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阿琳?霍华德，她的儿子是港务部门的一名警官。9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听说发生了袭击，便自愿赶去帮忙。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三天之前。当时，他奔向了浓浓的烟雾中。第二部分 第21节：抉择时刻(19)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里面是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请您记住他。”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徽章放到了我的手里。我向她保证，我会记住她的儿子。***阿琳给我徽章后，我又在总统职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将徽章随身携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到的。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人们也觉得更安全了。在我记录下这些想法的时候，起火那天发生的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年轻的美国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会。最终，“9?11”也会像“珍珠港被袭日”一样——成为日历上需要纪念的一个日子和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而不是心灵上的一块伤疤、继续战斗的一个理由。对我来说，“9?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破人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9?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那一周的事情对于了解我的任期非常关键。之后我又做了那么多决策，很多都颇具争议，而且复杂。但是“9?11”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责任清晰了。只要我在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心血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监听恐怖分子电话“9?11”事件之后，我们不能再盲目飞行了。如果基地组织成员向美国打入或打出电话，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是打给谁，说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们不能让自己困在申请法庭批准的程序之中。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控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两个部门都告诉我可以这样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控，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给电报机安装窃听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就要求监听几乎所有进出美国的电话和电报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允许军队查阅和审查所有通信。在我批准《恐怖分子监视计划》（TerroristSurveillanceProgram）之前，我想确保能够防止权力滥用。我根本不希望把国家安全局变成肆无忌惮的监听机构。我知道肯尼迪兄弟和埃德加?胡佛非法窃听了很多无辜者的对话，其中还包括马丁?路德?金。林登?约翰逊延续了这种做法。我想这是我们历史上让人感到悲哀的一段，我不想重演这段历史。2001年10月4日的早上，迈克?海登和法律团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向我保证《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是经过仔细设计的，以保护无辜者的公民自由。此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监控所谓的问题号码，因为情报人员有理由相信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这些号码很多来自在战场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机或是电脑。如果我们无意中拦截了任何单纯的民间通话，这种侵权行为将报告给司法部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这一计划只在必要时进行，我们必须定期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批准。我下令推进这一计划。我们考虑拿到国会进行立法，但是对于此项目，接触过高机密简报的两党重要议员均认为监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对此项目进行立法辩论，我们的方法就会暴露给敌人。我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引发争议，但是我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这个计划。世贸中心残留的瓦砾仍有暗火在闷烧。每天早晨，我都会接到情报信息，报告可能发生的又一起袭击。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监控恐怖分子与美国境内的通话至关重要。第二部分 第22节：抉择时刻(20)批准用水刑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的审讯计划符合宪法及其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我看了一下那些审讯技巧。尽管其中有两项技巧也是合法的，我还是觉得它们太过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这些技巧。另一项技巧是水刑，这是个模拟溺水的行刑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让人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医疗人员向中情局保证，这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达赫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乔治?特内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我说：“当然准许！”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了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出兵阿富汗：总统的演讲“9?11”事件之后不久，可靠稳重的白宫发言人丹尼?哈斯特（DennyHastert）曾经建议我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就像珍珠港事件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我赞赏这个提议，但是要等到我确实有意见要表达的时候再说。现在我有话要讲，我们把演说日期定在了9月20日。我知道美国人有很多问题：谁在袭击我们？他们为何仇视我们？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公民们的一般期望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我这次演说的提纲。我决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加入我的演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我前往国会山的几小时之前，托尼到达白宫用餐。我把他拉到贵宾楼层（StateFloor）一个安静的角落，给他一份有关战争计划的最新信息，其中就有我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他重申，英国将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美国在２0世纪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在新世纪第一场战争中，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马上就要发表演说的时候，托尼说：“你看上去连最起码的紧张感都没有，乔治，你难道不需要一点时间独处吗？”在他提到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不需要独处。为了做出谨慎的决策，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不过，我依然感激朋友们的陪伴。国会的气氛跟9月14日的国家大教堂曾经的气氯大不一样，这里混杂着躁动、愤怒和轻蔑。我后来才知道，有8200多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看了演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总统演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总统来到这里，是向美国人民报告国家的发展情况，”我这样开始演说，“今晚，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必要了，所有美国人民都已看清形势。……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美国是坚强的。”第二部分 第23节：抉择时刻(21)我就那些问题和答案一一解释：恐怖分子的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即将开始的新一种战争。“我们的回应将远远不止迅速反击和相互孤立进攻，”我说道，“美国人不应该指望只发生一场战斗，而是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和我们见识过的都完全不同。它将包含从电视上能看到的戏剧般的攻势，以及隐秘的、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地下行动。……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现在都要做出抉择：是与美国为友还是与恐怖分子为伍。”我对塔利班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交出所有窝藏的恐怖分子，不然就和恐怖分子一起接受被毁灭的命运。”我们不奢望塔利班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声明，但是向全世界暴露他们的妄自尊大，将增加我们发动军事进攻的合理性。当我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说：（在）我们的悲痛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时机。……为了这项事业，我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和信心联合全世界。我们永不疲倦，我们永不犹豫，我们也绝不会失败。和普京的初次会面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我把个人层面的外交手段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阅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阅读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普京很快回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道，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时“简直就是命中注定”。“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作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康迪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第二部分 第24节：抉择时刻(22)9月22日，我从戴维营给普京打电话。在这次冗长的周六上午对谈中，他同意对美军开放俄国领空，并且要用他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帮助我们的部队进入阿富汗。他甚至命令俄国将军们，向他们的美国同行做一个关于８０年代苏联进入阿富汗所获经验的简报。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我告诉普京，他能主动从过去那些相互猜忌中走出来，让我感激不尽。很快，我们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就达成了一致。萨达姆，萨达姆萨达姆不只同情恐怖分子。他为巴勒斯坦自杀式人弹家属提供酬金，为阿布?尼达尔、阿布?阿巴斯之流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尼达尔领导了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设在罗马和维也纳的柜台的袭击，造成19人身亡；阿巴斯劫持了一艘意大利邮轮“阿奇利?罗拉”号，杀害了船上一名坐着轮椅的美籍老人。萨达姆?侯赛因不仅是美国的宿敌。他向我们的飞机开火，发表声明赞扬“9?11”事件，还曾试图暗杀一位前总统，也就是我的父亲。萨达姆?侯赛因不止于仅仅威胁他的邻居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先后侵略了两个邻国，伊朗和科威特。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无视国际社会一致要求。自从海湾战争开始，他就公开藐视联合国的16项决议。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是残酷压迫人民。他和自己的党羽们折磨无辜者，在政见不同者的家人面前羞辱他们，用酸性药剂对反对者施以酷刑，把好几万人埋进万人坑。2000年，萨达姆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批评总统或总统家属的人，都必须被割掉舌头。当年晚些时候，伊拉克一位妇产科医生被判犯了卖淫罪，并被斩首。这位妇女真正的罪行，却是对伊拉克卫生部门的腐败直言不讳。萨达姆?侯赛因不仅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使用过这些武器。他对伊朗人使用过芥子气和VX神经毒气；1988年，他在库尔德族聚居的哈莱卜杰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5000多名无辜平民。没人知道萨达姆把拥有的生化武器储备用做何处，尤其是他把核查小组驱逐出本国之后。不过只要重新审视一下已知信息，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都能得出一个相同结论：萨达姆的军火库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有能力生产更多。一份情报简报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总结：“1998年核查结束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继续试制化学武器，鼓励发展导弹计划，增加对生物武器的投入。同时，他已开始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尝试。”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萨达姆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麻烦。“9?11”事件之后，透过满目疮痍的景象，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的，仅仅是19个手拿裁纸刀的狂热分子造成的破坏——如果一个敌对政权的独裁者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都有新的威胁迹象流入白宫，其中包括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可能威胁——这种令人震惊的猜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信任一个独裁者对铁证的否认，无视他对全世界的藐视言辞，风险实在太高了。“9?11”事件带来的教训是，若我们束手等待危险彻底到来，它肯定来得很快。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们要勇敢面对来自伊拉克的种种威胁。托尼?布莱尔：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2001年2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偕同夫人切丽来到戴维营，同我和劳拉见面。为了表达美英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托尼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外国首脑。我不知道同托尼的会面能发展出什么结果。我知道他是个左翼工党首相，也是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很快，我发现他坦率、友好又易于合作。托尼和切丽没有带来任何不快感受。晚餐后，我们准备看个电影。他们同意看罗伯特?德尼罗和本?斯蒂勒主演的《拜见岳父大人》(MeettheParents)，这让劳拉和我确信，我们同布莱尔夫妇会相处得不错。托尼和我谈论了当时的重大问题。他向我介绍了欧洲的政治局势。我们谈论了一些共同目标，比如扩大自由贸易，缓解非洲遭受的苦难，处理在圣地（HolyLand）发生的暴力问题。我们并未谈太多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留给了我和切丽探讨。第二部分 第25节：抉择时刻(23)2001年夏天，布莱尔夫妇邀请我和劳拉前往契克斯（Chequers）做客，那里是一处有传奇色彩的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占地很大，到处吱吱作响，带着浓郁乡间气息，里面摆有舒适的家具，挂着历任首相的肖像。布莱尔夫妇没发出什么正式邀请，而是摆了一桌亲切的家庭宴席，还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包括只有14个月的小里奥。交往越是频繁，我就越尊重托尼。多年来，他成为我在国际舞台上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在我的任期中，他因为会议造访美国30多次。劳拉和我曾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伦敦同他见面。2003年11月，托尼和切丽邀请我们去他们在特里姆登?克利尔利的家，那是一个位于乡村的老矿区。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小屋里，他们给我们端来一杯茶，还带我们去一家名叫“褐奶牛酒馆”（DunCowInn）的乡村酒吧。托尼幽默又不失尖锐。在我们的首次会晤结束后，一位英国记者问到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打趣说：“我们都用高露洁牙膏。”托尼还以颜色，说：“他们马上就要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了，乔治。”2003年，当他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提到了1812年战争，那次战争中英军烧掉了白宫。“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他说，“但是……真是对不住。”不同于很多政客，托尼是个站在战略层面思考的人，他经常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事物。我逐渐感觉到，他和我对自由的力量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认为自由有巨大的变革力量。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月，我荣幸地为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他是为数不多得到此项荣誉的外国首脑之一。在仪式上，我还为被我称作“铁人”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和无畏的哥伦比亚领袖阿尔韦罗?乌里韦总统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最重要的是，托尼?布莱尔有勇气。没有什么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行动更能清楚显示这一点。托尼和我都认为，“9?11”事件后萨达姆对全世界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英国同样是极端主义者的目标，他们也广泛搜集有关于萨达姆的情报，能从自身角度理解萨达姆引发的危机——萨达姆也在向英国飞行员们开火。我没有找到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没有对我们的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我感到紧张情绪有所缓解。攻占巴格达以后，当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武器的库存，我又感到很惊讶。整个夏天过去了，一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没找到，我开始紧张起来。各种媒体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呢？”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军方和情报部门向我保证他们在不断寻找。他们搜查了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隐蔽设施，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行动末端。有一次，中情局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大罐子。海军蛙人前往现场，但是一无所获。一位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带来一张地下隧道的地图，他认为萨达姆把军火藏在了这些隧道里。我们挖地三尺，什么都没发现。乔治?特内任用戴维?凯领导一个新的搜索小组，后者是1991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员。凯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细致搜查，发现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欺骗了全世界并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持续了二十年以上，动用了几千人和数十亿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之后，也被精心隐藏在安全的欺骗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国会讲话中这样说。但是凯没有找到每个人都认为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左翼组织喊出一个新口号：“布什撒谎，人民死亡。”这个指控完全不合乎逻辑。如果我想引导这个国家误入战争，为什么要发表一个在进攻之后很快就会被公众证明是谎言的论断？这个指控也是不诚实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员，像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他们都和我读到了一样的情报，从而得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没人说谎，只是我们全都判断错了。萨达姆没有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巨大威胁的事实。2004年1月戴维?凯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当时是合理的结论。……同我们在战前所设想的伊拉克相比，我们在搜查中发现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具潜在危险性的地方。”第二部分 第26节：抉择时刻(24)不过，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改变公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固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将美军送上战场所依据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这是对我们的信誉——我的信誉——的巨大打击，几乎会动摇美国人民的信心。我们没找到那些武器时，没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抓到萨达姆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尔德打来电话。他刚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通话，后者在6月接替了刚刚退休的汤米?弗兰克斯。约翰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国将军，他能讲阿拉伯语，非常了解中东。约翰认为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必须对此百分之百肯定。第二天上午，康迪打电话回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就是萨达姆。他的纹身——手腕附近的3个蓝点，其部落的标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兴高采烈。抓获萨达姆对美军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这个消息也会让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很多人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现在一切清楚了：独裁者的时代永远终结了。几个月后，四个人来到白宫与我会面。他们是抓获萨达姆的三角洲部队成员。他们为我讲述抓捕经过。根据情报指引，他们来到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部队搜索这片土地时，其中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个地洞。他爬进洞，拉出来一个浑身脏兮兮、怒气冲冲的男人。“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男人说，“我是伊拉克总统，我要求谈判！”士兵说：“我带来了布什总统的问候。”萨达姆随身携带了三样武器，其中之一是后来士兵们装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枪。我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件礼物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私人书房里，以后它会被摆在我的总统图书馆里。这把手枪会提醒我，一个残忍的大独裁者，对无数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负有责任的大独裁者，在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时，正蜷缩在一个洞里。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飞机降落巴格达，我们乘直升机前往萨拉姆宫，6年前，这里属于萨达姆和他的残暴政权。我担任总统期间，参加过多次欢迎仪式，而这次，我与塔拉巴尼总统一同站在这个重获自由的广场，看着美国国旗升起，伊拉克国旗在一旁自由飘扬，听着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此情此景前所未有，令人万分感动。我们从那里乘车前往首相官邸，马利基与我在那里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最后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场人山人海，听众异常拥挤。一批伊拉克记者坐在我的左前方，我的右手边是国外赶来的采访记者以及外国驻地记者。马利基正在征求第一个问题时，伊拉克媒体区的一名男子突然站起，厉声大喊了几句，似乎是阿拉伯语，但肯定不是在问问题。随后，他挥起胳膊，朝我的方向扔东西。扔什么？一只鞋？这一幕以慢动作在我脑海中回放。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著名棒球选手特德?威廉斯（TedWilliams），他说每当投球飞来时，他都能看清球身上的纹理。一只皮鞋向我飞旋而来，我似乎也看见了上面的花纹。我马上低头躲开。这家伙身手敏捷，说时迟那时快，他又扔来一只。这只飞得没上一只快，我轻轻把头转开，鞋子从我头上飞跃而过。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人群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在大叫，安保人员也在紧急行动。我此刻的念头，与那时我在佛罗里达州的那间教室里一样，当时“9?11”袭击正在发生，我越慌乱越不镇定，袭击者就越得逞。我向我的特勤队长挥手示意，让他停下。我可不想让一群人簇拥着我离开记者招待会现场的画面被拍摄记录下来。我瞥了眼马利基，他看起来被吓到了。伊拉克记者们感觉很丢脸、很生气。有个人一边难过地摇头，一边道歉。我举手示意，叫大家都平静下来。第二部分 第27节：抉择时刻(25)“你们想知道详情吗？他扔的鞋子是10码的。”我说道。扔鞋的家伙是想破坏这次活动，我把大事化小，这样他的目的就无法得逞。被一位记者扔了鞋，这算是我非同寻常的经历之一。胡锦涛沉着稳重，精于分析胡锦涛上任时，我决心与他也建立紧密关系。胡锦涛比其前任江泽民年轻16岁，他沉着稳重，精于分析。与许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工程师教育出身。一次在白宫东厅的午宴中，我向他提了一个我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我告诉他，我担心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不满下岗群众的影响。这个答案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诸如伊朗和非洲那样资源富饶地区的政策。这也表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亮点之一。我和夫人劳拉、女儿芭芭拉、弟弟马文和弟媳玛格丽特，以及我们的朋友罗兰（Roland)、洛伊丝?贝茨（LoisBetts)、布拉德?弗里曼（BradFreeman）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到达北京，与我母亲、父亲和妹妹多萝在那里碰面。父亲和我与雷德（SandyRandt)大使一同参加了美国大使馆新馆的剪彩仪式。雷德大使8年来一直任职于北京。大使馆新馆与30年前父亲所执掌的小小外交办事处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胡主席也表现出异常慷慨的姿态，为我们一行所有人在中南海举行午宴，这次布什家族的团聚堪称是空前绝后。北京奥运会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并且趣味无穷。我们在水立方观看了男子游泳比赛，美国队东山再起，表现精彩绝伦，在自由式游泳接力赛中争夺金牌，并以微弱优势击败法国队。我也顺道去观看了沙滩排球队员的训练，这个精妙的组合包括两名成员：米丝蒂?梅-特雷纳（MistyMay-Treanor)和克丽?沃尔什（KerriWalsh）。我开玩笑地拍了一下米丝蒂后腰，结果引发了一个国际大新闻，其实按照传统，拍的位置应该更低一些的。在众所瞩目的中美篮球比赛运动员上场对战之前，我们去了队员更衣室。队员们非常亲切和善，令人钦佩。“嗨，老爹！”球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一看到我父亲进屋，就大喊了一声。奥运会让世界有机会见证中国的魅力与创新。我希望这次奥运会也能让人民看到一幅更加宽广的景象：媒体独立、网络公开、言论自由。时间会告诉我们北京奥运会的长远影响。普京机智，喜欢权力普京和我都喜欢健身。普京很用功，定期游泳，还练习柔道。我们都是喜欢竞争的人。有一次普京来访戴维营，我给他看了我的苏格兰犬小巴尼（Barney），不过他对巴尼感觉一般。后来我访问俄罗斯时，普京问我想不想看看他的狗，库尼（Koni）。我说当然想。普京的别墅外面种着白桦树，我们正在树下的草坪上面走着，突然一只大大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沿着草坪冲了过来。普京闪露出自豪的眼神，他说：“比巴尼更大、更壮、更快。”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你很幸运，普京只给你看了他的狗而已。”他回答说。巴尼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普京是个热爱祖国、骄傲自豪的人，他希望俄罗斯能再次拥有大国的姿态，并以此为目标，扩展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他恫吓周边的民主国家，并切断东欧部分地区天然气供应，将能源作为经济武器。普京也是个机智的人。普京支持希拉克和施罗德制衡美国的影响力，普京则说服他们保护他在俄罗斯的权力稳定以当做回报。在一次圣彼得堡8国集团峰会的宴会上，大多数领导都就民主纪录质疑普京，但希拉克没有这样做。他表示，普京把俄罗斯管得很好，但他怎么做到的，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比起施罗德的做法，希拉克的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施罗德这位德国总理刚卸任不久，就成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集团旗下一家公司的主席。普京喜欢权力，俄罗斯人民也喜欢他。依赖原油的巨大预算出现超支，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亲自挑选接班人，然后又使自己获得任命，担任总理。迎接奥巴马大选6天后，我和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奥巴马彬彬有礼，很有自信。他给我的感觉和8年前欢迎我入驻白宫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一样。我感觉到他正在被一种责任感包围。他向我询问了我如何安排一天，如何组织手下工作。我们讨论了外交政策，包括了美国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其中包括了汽车公司面临的困难。后半周，我和我的经济团队坐下召开了会议。“我告诉奥巴马我不会让汽车行业倒闭，”我说，“我不会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他。”10点刚过，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就到了白宫北门廊。劳拉和我邀请他们到蓝厅喝了杯咖啡，就像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8年前招待我们一样。奥巴马夫妇心情很好，很期待今后的旅程。与此同时，在战情室，我们双方的国土安全助理监视着一个针对就职典礼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还有很多邪恶的人想要伤害美国，不在乎谁是总统。在国会大厦，劳拉和我为就职典礼坐下。我赞叹政权的和平过渡，这是我们定义民主的特征之一。观众都被宣誓就职所吸引。巴拉克?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希望，他也将希望给予了很多美国人。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我离开白宫当天，开始撰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给我很好的机会进行反省，我希望你们阅读时和我写作时一样愉快。我决定以我所做的主要决定作为本书的结构时，我知道这意味着有些总统的工作在书中无法涉及了。我没有写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比如和印度签署的历史性的“民用核能协议”，以及和墨西哥一起打击毒品的“美里达倡议”。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成绩，我在书中只是写了寥寥数笔。我也没有讲述我建设世界上最大海洋保护区的决定。我同样没有讲述我们如何成功地提高退伍老兵的福利，减少吸毒年轻人数量，解决长期的流浪人群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让我很骄傲，我也很感激那些帮助我做出这些成绩的人们。我并没有涉及每一个问题，我只是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送到我办公桌上的最重要的一些抉择。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明确了：我认为我的一些决策是正确的，有一些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告诉每一个人，我认为我那么做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现在讨论我的一些决定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作为总统，我有幸颂扬过杰拉尔德?福特（GeraldFord)和罗纳德?里根。福特总统给予理查德?尼克松特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历届总统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作为领导无私的行为。听到一度批判里根总统是“笨蛋”和“好战者”的评论员谈论这位“伟大的沟通者”如何赢得冷战也是意义重大的。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略有调整；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做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对我政绩如何做出裁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对此，我可以接受。唯有历史才能做出这个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