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青岛中医进修学校成立，给我们上课的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老师。课程安排得很紧，一年的时间，从西医基础课到诊断学、传染病学等均学了一遍。当时，旧社会歧视中医的影响还很深，学习结束时，不少人想改业西医，弃旧图新。有人劝我，你现在这么年青，为什么不改行千西医呢?我说，中医还没学好吶,中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殊途同归，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都是人。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双方应互相学习而不能互相取代。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中医工作者若不了解西医知识，自然会碰到不少困难。通过西医学习，使我掌握了不少现代的医疗知识，对临床和教学帮助很大，为研究中医提供了知识和借鉴，也更加坚定了我从事中医事业的信心。由虚务实加深理解背诵原著，学习理论是重要的，是基础。但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也才能变成有用的活的理论。如《伤寒论》中「胃家实」一语，开始父亲引经据典，反复讲解，但理解还是不深。以后随父见习，见一位病人头痛，家父却投以大承气汤，遂问其理。父云：「病人便秘拒按，苔黄脉洪，是阳明实证。阳明之热邪上冲，干扰清窍，所以头痛。阳明经行于前，故病人头痛部位在前。用大承气汤以泻其实邪，邪去正复，头痛自然可愈。」至此才真正悟出「胃家实」之意。，更加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见习一段以后，就转入实习，在门诊看病。开始我诊过病人以后，向家父汇报病情，再说明理法方药，说对了，就让开方，否则不能开，父亲再给讲解。一次我诊断一个胃痫病人，开了柴胡疏肝汤。父亲问为什么开这个方，我说，病人饭前痛，喜按，暖气，乃胃虚肝气乘之，肝胃不和，治应疏肝和胃。父亲听后，点头称是。在处方中又加了几昧健胃的药。白天临床碰列疑难问题，晚上查书寻求理论解决，主要是看《景岳全书》，带着问题学，针对性强，理解深，记得也牢。正所谓：感觉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父亲开了个小诊所，我在那里一方面诊病，另一方面还要兑药，亲手加工炮制药物。通过实践，我不仅能够较熟练地辨别常用药物，而且还学会了常用药物的加工炮制，会制常用的膏丹丸散。也更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例如防风和前胡，是比较难区别的，通过实践也能准确而熟练地分辨了。经过一段见习和实习，：当着老人的面诊病问题不大了。然从父亲「把关」，过渡到自己独立看病，也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第一次独立出诊，是一个冬天。在路上我就有些打怯。病人是位经理，八十多岁，看我年轻，有几分瞧不起。我当时一紧张，乱了阵脚，未问一句病情，即忙于切脉，好久也试不出什么脉，不知所措，虽值隆冬，已作汗颜。切完脉，我才问病人哪里不好，有什么感觉。我一问，病人不仅不答，反倒问我一句：「你摸了一阵子脉，不知道什么病吗?」弄得我张口结舌。病人看我实在难堪，就说一「我给你说说病情，回去问问你父亲，看看开个什么方。」他说主要症状是：咳嗽、吐痰、胸闷、喘息，遇冷就犯病，已有几十年了。我又切了脉，脉弦滑，属痰喘咳嗽，处方二陈汤加味。回家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说，是外邪诱发痰喘咳嗽，应有解表的药物，当该用小青龙汤加减。以后在实践中不断磨炼，临证就逐渐心中有数，遇事不慌了。有一些病只有在经过临床实践以后，对经文才有深刻的认识。《金匿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云：「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当时，我既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又没见到过鸠眼，怎么也想象不出什么样子。以后看到斑鸠，临床上又碰到病人，才体会到仲景将病人发红的眼睛喻为鸠跟，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对方剂也是如此，初次运用往往是以成方按圈索骥，去套病人的症状。临床时间长了，也就能灵活化裁，运用自如了。如四物汤是补血的首方、要方，。其配合是非常巧妙的。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万物有生长收藏，春夏为阳，主生长，秋冬为阴，司闭藏，阴静阳动，无动则无以静，无静亦无以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四物汤中，川芎为春，当归为夏，二者主动，自芍属秋，熟地系冬，=者主静。动静配合，所养之血，是有生机的活血。明白这个道理，临床应用就胸中有数了。分析对比抓住实质不管是中药方剂，还是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有一些内容很类似，容易记串，造成混淆，学习非常困难，我就采取分析对比的手法，抓住实质，通过鉴别、比较，从相同中找出不同，从不同中找出相同，掌握和运用就容易得多了。学习中药，植物药的药用部分不同。功用也不同。近乎天者走于上。花叶向上生长，近乎天，质轻扬，属阳，功用主表主升；近乎地者行于下，根近乎地，质重，属阴，向下，主降主泻。这就是一般规律。但普遍中又有特殊，如诸花皆升，而旋复花独降。就是同一味药，由于配伍不同，在不同的方剂中，作用也有所不同。如小柴胡汤、理中汤、自虎加人参汤都用人参，而其义不同：小柴胡汤中，人参扶正，使邪气不得复转入里，理中汤中人参补气健脾，振奋脾胃功能，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补气生津，治津气两伤。我们现在用人参与古代又有不同，现在多用于气虚气弱的病证，而少用于气津两伤。方剂中，仲景积术汤与东垣枫术丸，虽然都是由枳实、白朮构成，但功用不同。枳术汤治水饮停滞于胃，心下坚，大如盘，按之外坚而内虚。而枳术丸治睥胃运化无力，戗食停滞，腹胀痞满。乌梅丸的寒热并用与西心汤的寒热并用也是不同的。呕吐是常见的症状，病机是胃失和降，气逆于上所致，内伤与外感邪气均可引起。外感中寒气、火热、湿浊等病邪都可引起本病。所以同是岖吐，其病因、治疗是不相同的。《伤寒论》中谈及呕吐者六十多条。举例说，小柴胡汤的「心烦喜呕」，是由于胆热犯胃，胃气上逆所致桂枝汤的「鼻鸣干呕」，是由于感受了风邪以后，致肺气不利，胃气上逆所致，大柴胡汤的「郁郁微烦，呕不止」，为邪在半表半里兼里气壅实；柴胡桂枝汤的「微呕」，即少阳主证喜呕之轻者}调胃承气汤的「心下温温欲吐，但欲呕」，是由于胃热郁结，黄连汤的「欲呕吐者」，是由于膈热，小青龙汤的「干呕」，是由于心下有水气，十枣汤的「千呕短气」，是由于水饮内蓄胸膈，吴莱萸汤的「食谷欲呕」，则是由于寒浊上攻。就小柴胡汤之呕来说，细分起来，又有不同类型。通过这样分析对比，对《伤寒论》所及的呕吐就比较清楚了。在治疗方面，有时同一疾病，由于病人体质不同，或疾病的发展阶段不同，出现的症状亦不同，因而治疗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另外，不同的疾病，由于病机相同，治疗可以采用同一法则，即「异病同治」。我们应当通过分析对比，从同中求异，从异中求同，找出规律，抓住实质，有的放矢地进行治疗。脱发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病症。一般认为发为血之余，为肾之外荣。血虚不能滋养，血瘀不能运行，或肾精亏虚不能生发，皆可造成脱发。治疗多活血养血或滋肾填精，往往收效。但有时碰到脱发的病人用以上两法治疗无效。经过分析对比发现，这样的病人并不出现血虚血瘀或肾虚的症状，而出现神疲少气、声音低怯、自汗怕冷、面色眺白、舌质淡、脉虚弱等肺气虚的症状。《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皮肤坚而毛发长。」肺主皮毛，肺气不足，自然也可引起脱发。所以，大补肺气，可收到很好的疗效。我曾治疗一无汗症，病人自出生后就未出过汗，年幼时尚无特殊感觉，长大后，每当劳动或活动剧烈时就面赤发热、心慌、烦躁。某医院诊断为无汗症。一般很容易认为，肺主皮毛，应该治肺，使其发汗。但仔细分析，病人并无肺病的症状，而面赤、身热、心慌、烦躁为心阴虚的表现。汗为心之液。我从滋补心阴为治，获得满意效果。虚心求教取长补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治学方面，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有了问题，不耻下问，广泛求师。「惑而不从9币，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在教学和临床中碰到问题，就虚心句别人请教。我对「柴胡劫肝阴」不太明白，就去问一位夏老师。他说：柴胡有疏肝的作用，用之得当，效果显著。但柴胡味苦微辛，疏肝太过，就会耗伤肝阴。他的解释对我启发很大。我发现不少方剂中柴胡往往与自芍配合应用，白芍可以防止柴胡疏散太过。不但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药物的配伍意义。气与阳的关系问题。虽然也明确助阳药不能补气，补气药也不能助阳(黄芪能升阳)；气属阳，但又不等于阳。临床上气虚和阳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不很清楚。就这个问题请教老师们，指出阳是对阴而言，气是对血而言，气与血可以分属阴阳来说明它的作用。阴阳可概括全身，也可指一个组织脏腑。一般地讲，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临床上所指的阳虚，多指脾肾，气虚多是属于脾肺。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学习《内经》中，也碰到不少疑难问题。《灵枢·禁服》说：「审察卫气，为百病母。」《素问·风论》说：「风者，百病之长也。」《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皆生于气也。」一为百病之母，一为百病之长，又说「百病皆生于气」。究竟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卫气为百病之母主要说明卫气与外感病的关系。张景岳说：「卫气者，阳气也，卫外而为固者也。阳气不固则卫气失常，而邪从卫入，易生疾病，故为百病母。」风为百病之长，主要说明风邪致病与其它病邪的关系及其致病的广泛性。百病皆生于气，主要说明七情劳伤及寒热之邪致病的机制，是影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分言之，「怒则气止，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概括地说，皆由于气机紊乱而致。这三句是从不同的方面说明卫气、风、气与致病的关系，是不矛盾的。这样解释，对我很有启发。教学相长如切如磋一九五六年底领导调我到山东中医进修学校做教学工作。从医疗到教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自已既没有教学经验，叉没有教材，无从下手。党分配的任务，必须完成。就边干边学吧，我下决心一定要胜利完成任务。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根据教学的目的要求，参考汪昂的《灵素类纂>》和张景岳的《类经》，分类选编了《内经摘要》作为教材，后来出版社出版了。教学中碰到问题，就同学员一块讨论研究。例如对「天癸」的解释，《妇人良方》认为是指月经而言，这在女子尚可说通，但男子之「天癸」当指何而言?经过讨论，学员们同意我的看法：天癸不能局限地指月经，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尤其是维持正常生殖机能必需的物质。师生共同探讨问题，教起来心里踏实，学员学起来熟悉易懂。有时学生会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督促你思考、学习。一次，有位同学问我：带脉起于季胁，环腰一周，起于季胁的哪一面?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下子被问住了。以后我查阅资料，回答了那位同学，带脉起于季胁的两面，环腰一周，如柬带然。教学中首先让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学生学习《内经》时，不了解内在的系统性，抓不住规律，领会不深，掌握不牢。《内经》本身的系统性是很强的，篇与篇之间往往都有密切联系。例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主要是淡天真之精，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主要谈调神，第三篇「生气通天论」主要谈阳气，精、气、神为人体三宝，密不可分。整体观念更是贯穿在每篇之中，就是每篇之中也有它的联贯性。如《素问·平人气象论》重点是阐述胃气，无论是呼吸的定息，虚里的论述，及四时的平、病、死脉，都是沧述胃气的重要性。理解了这一点，学起来就会执筒取繁，事半功倍。教学中还注意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段有接触过中医知识，开始学习阴阳五行时，他们理解不了，觉得阴阳五行是讲迷信，如坠五里雾中，就举出浅显的临床治疗的例予，便于学生领会。《素问·金匮真言论》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心为阳中之阳，所以心有实热之邪，可以用苦寒直折肺为阳中之阴，肺有实热之邪则应慎用苦寒，以防伤阴。脑为奇恒之府，中药中并没有入脑的药物，那么，临床上怎样治疗脑的病症呢?联系到临床实际，让学生理解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理多分别归属于五脏，其中以心肝肾为主。心主城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生髓l而通于脑。《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因此，脑的病症多从心肝肾辨证论治。这样，学生对脑的认识及脑病症的治疗就具体而深刻多了。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要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要有发展和提高中医理论的雄心壮志。祖国医学史上，凡自成一家者，一方面是由于对古典医籍的精深独到的研究，另外就是他们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具有创新的精神，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发展。赵养葵根据《内经》「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提出十二官之外，一定别有一主，发挥了命门学说。张子和根据《内经》「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的论述，认为发散即汗法，涌为吐法，泻为下法，扩大了三法的应用范围。朱丹溪根据「阳道实、阴道虚」的论点，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史兰华整理)从医回忆录南京中医学院周筱斋【作者简介】周倜生(1889～)字筱斋，江苏如东县入。家世业医，继承祖业，攻内科，兼事妇科，着重临证实践。开业六十年来，历经故乡疾病流行，经治痊愈者众，得病家赞许。迨江苏省中医医院，中医学(校)院创建之初，即承受征聘，任教迄今。继承祖业立志学医余家世业中医，祖籍浙江宁波府东乡慈豁县车轮桥，后迁居江苏南通州如皋县东马塘镇，至先祖父敬庵公已历三世，执行内、外科，勤妲精研，视病人如亲属，得乡人信赖，就诊者日众，业遂大旺。鉴于治疗效果有赖药良，炮制修治，悉遵法则，方显厥功，乃设「松寿堂」中药铺，鉴制精细，益最治效。嗣因先祖母、先祖父相继西逝，迭遭大故，家境萧条，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时，余仅十三岁，国家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境。家国多难，因而失学。迨至先母弃养之时，竞临贫无立锥之境。由适严氏堂姑母介绍之堂叔所设「大德生」药号，半工半读。自思惟有从医，继承祖业，庶可服务桑梓，藉为生计。乃誓志研究，常以「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自为勉励。从兹，日问执行药业，夜间攻读医书，每至深夜方寝。深研细究自学求进除在学塾读书兼读医籍外，深受重庭及先严训百，培植初基，自知肤浅，乃复习《素灵类篡》、《张氏类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药性赋》、「汤头歌诀》，参阅《医方集解》、《医学心悟》、《三家医案》、《临证指南》、《名医类案》等。因医籍古文深奥，每遇疑难，穷思苦索仍难彻解时，则不耻请教于里中精于中医学而不以医为业者，求其指导，诚恳倾听，反复研磨，以期必得。每值炎暑，蚊蚋雷鸣，则秉烛危坐帐中，或起而环步室内，甚至达旦鸡鸣，攻读不辍。因而备受族叔指责，恐次日有误所负工作。如此历三易寒暑，每将日间过目之时医对危重病人所处方案，默志背临，静观效应，得见具捷效而病起者窃狂喜，有若身受。由此学有进益。遏亲友中有小疾，E『为之诊治，遇危重火病，多医会诊时，亦自动旁听，心议自己见解，静观投剎结果，一一志之，以最后结沦评其得失。把中医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传统贯彻到实践。二十二岁时，受聘「济生会」施医之席，设案开诊。兹后，又循当局颁布之中医师条例，取得法定中医师资格。该时，适遭反动政府拒绝把中医纳入医学教育规程的申清并钯图消灭中医之逆境，全国中医群情激愤。当时乡先辈陈公君谋任如皋县中医公会会长期间，曾指出应将全县各区中医组织起来，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佩」(诚为远见，及今思此，仍为服膺之言)。乃响应组织如皋县中医公会马塘分会，被选为主席。回顾学医经历，深感治学过程是：始于约进于博终于由博返约；达到「炉火纯青F，犹不可以为峰极。同时体会到，对方剂，药物的研索，为中跃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枢纽。在认识药物性味功能的基础上，进而认识方剂的药物组织配伍。在临证时应做到根据病况，选用相应处方，结合证情，加减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对病情复杂者，应能创制新方，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此为余所谓「识方、用方、制方」个阶段的肤浅体会。至于识方的深切，用方的熨帖，制方的精当，叉须不断求进、期于纯熟。余生平弱点，治学无方，从未受过系统教育，踏实功夫不深。首先未立文摘卡，虽作部分笔记，但缺乏系统归纳，虚耗不少有益光阴，积存医案、存稿又迭经劫乱，丧失大半。抚今思昔，深自追悔，少时努力不够，奠基不坚，徒使老大咨嗟而已。恪守医德是业医之本从开诊以来，以敬业、乐群为怀，能接近贫苦大众。遇有病情严重而不能来所就诊者，则亲至病家诊视，不避污秽f不嫌烦琐，详询始末，务得其情，分析判断，然后悉心治疗，每获病家感戴。忆初开业时，阅历不多，难征人信，但我平易近人，热情负责。做到急病随诊，不使久待，午后出诊，先赴农村；计划路程，以重病为先，不以诊金之多少为别。因一纠时弊，深得病家赞许。余尝淡及在临床治愈一个病，必须具有三方面的条件：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遵照医嘱执行，若系慢性疾病，尤须坚持服药如法，积久方效。②医者对待病人必须不分亲疏，一视同仁，认真负责，如待亲人，悉心治疗。悯怀从事，即遇难治之痪；预后不良，亦须婉言相诉，可以预告家属，执行保护性医疗，切匆粗鲁直言，促使患者益增悲观。如果思考周密，运药适当，取得成效时，切勿夸大矜功，要以扁鹊所持「此能白话而越人使之起耳」的态度，却谢「生死人面肉白骨」之过誉，奠贪天功。③治疗方案周密，适应病情，起到逆转危候的作用，方竞全功。以上三者缺一不可，而医生的素养，尤为重要，学力亦须相符，否9{4虽有活人之心，而无治病之术，势成空言。学以致用着重实践．在塘执行业务的二十六年中，遇到的疫病有：一九二八年的疫痢，一九三六年的疫疟(曾撰文报导，刊《国医公报》并被《光华医药》、《现代中医》等杂志转载)，一九三九年的「登革热」(余名之日「红痧热」，痊愈者众，很少死亡)；一九四六年的「霍乱」。其中尤以疫疟灾情最为严重，死亡率亦大，染疫者全区几普及。此外，麻疹、猩红热、肠伤寒的小流行，似有周期性。迁居南通，遇到麻疹(一九四八年春)、天花小流行，经余诊治者有百例以上。对于天花感染，并无年龄限制，高年者为七十一岁老太太，幼者系一生后十七天之女婴，经治均痊愈。仅有长桥东首一顾姓男孩，痘陷不发，未能挽救。个人经验，毕竟有限，仅为沧海之一粟。所惜积累之原始资料，因兵乱迁徙，浩劫之余，散落殆尽。在宁诊治大多为慢性疾病，亦间逢奇症，原始资料迄未整理，殊觉内憾。回忆向居乡镇，接近农村，农民一般小病，多不求医，每至高烧不退或脘腹剧痛，方始就医。故须胆识兼备，当机立断，速战速决，方可适应。余尝以孙思邈「胆欲犬而心欲细」之训言为诫，故少债事。每遇一疑难病症，诊余晚归，必就灯下钻研有关资料，参合具体病情，俾次日应诊时细心体会证情进退，揆度权衡，作出分析处理。一有所得即挥笔疾书，案由，处方，志而弗忘，回忆及此，犹有余乐。这时已收从业弟子四人，得教学相长之益。迨至迁居南通城区，仍以诊治时病为多，如天花、麻疹、痢疾、伤寒等，而慢性病、疑难症，亦居其半。迨供职南京时，则接触时病大证寥寥无几。及至现在所临病症，如肝癌、胃癌、食道癌、白血病，缸斑性狼疮、脑震荡后遗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等，多属慢性难症。中医对时病大证和久病慢证的处理，向以吴鞠通所云「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租」的两句名言为据。确实治时病大证，必须如将军临阵作战，要胆识兼用，知已知彼，善于观察病情变化，随机应对，当机立断，不稍迟疑，方获全功。慢性久病，复杂多端，可能有十种、八种病丛集于一人之身，五脏皆伤，考虑治疗措施时大有顾此失彼之嫌，要善于分析当前以何病症为主，抓住主要矛盾，方有端绪，如果失策，则贻悔莫及。倘能分其标本轻重缓急，循序求进，重视掌握脾胃运纳之机，方可转危为安。同时还须药治与食养兼施，「得谷者昌」良有以也。学习中医，应当时刻注意把所学理论和知识运用到临证实际。仪就中医学「整体规念」(包括平调观念)和「辨证论治」(包括审证求因)说一点意见。对「辨证论治」的理解，有人比喻象狂洋大海、茫茫无边。我认为船上有舵，有桨，有风帆，特别是有人能掌握舵、桨、风帆这些工具，还有认识风向和航路的知识，可以达到预定之港。至于「证」是病本质的反映，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原理，运用四诊、八纲、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基本理论，审证求因，就可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掌握病证的主要矛盾，认清病变本质，采用正确的治法和方药。所谓平调观念，就是把平人与病人区别开来，把病与人统一起来。《内经》说：「平人者，不病也。」就是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平调，无偏无颇，是谓「平人」；一旦平调失职，失去生理之常，即为病理之变，而为病人。这时就必须给予相应的治疗，以恢复其正常生理状态。因此，医生用药治病，实际就是利用药物的偏性，以纠正人体的偏差。如分寸合度，轻重相宜，自可达到「以乎为期」；若孟浪过剂，则反致伤正，影响人体自身的调节本能，甚至产生副作用或新的病变。此外，还必须把中医学从纵横两方面「融会贯通」起来。纵的一面，应认识到《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及各家学说，自古至今，一脉相承，虽有变迁，脉络一贯。如以温病学说为铡，是可以体现其发展过程的。从横的方面，要把这些基本理论渗透各临床学科，作为指导实践的依据，并借助现代有关科学知识，阐述其真义，以资印证。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路，可以从崎岖坎坷，到达康庄大道。寄语来哲。学无止境锲而不舍天津卫生局长天津市中医学院院长，教授哈荔田【作者筒介】哈荔目(1912～)，回族，河北保定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平华北国医学院，以成绩优异，深得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诸名家赏识。毕生致力于临床和中医教育事业。三十到四十年代曾铷办北平国医专科学校，并曾任教于天津市国医训练班，一九五五年始担任天津市卫生局戥局长职务后，积极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先后领导筹办了天津中医学校、天津中医学院，并积极组织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工作，为发展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在学术上穷究医经，研有心得，崇尚易水学派。临床重视胃气、长于内科，尤精于妇科。着有《妇科医案医话选编》等。现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医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医学学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我家世居河北保定，先祖父文林公，由于少时体弱多病，每患疾则缠绵难愈，以此因缘而酷嗜医学，博览群籍，潜心玩索，积之有年而渐有所会，尤其对眼科颇有心得，四方求医者踵踵相接。时有同宗叔祖昆弟公，精于外科，遐迩知名，与先祖并称保定二哈，均集有医案，惜未成册。先祖父生活上自奉甚俭，而医金收入除维持家计外，每常施药于清贫患者，因此乡里人士成敬重之。先父振冈公，初攻举业，有声庠序，为前清秀丬『。后来弃儒攻医，就读于光绪年问官办之直隶保定医学堂，兼学中、西医学，六年毕业，以品学兼优而甲于全班。毕业后参加官办医院工作，后叉移居天津悬壶，以长于内科、妇科而蜚声医林。先父敦厚耿介，寡于言笑，不尚交游，暇时课子自娱，庭训颇严。我总角之时，随先父读书，课余每每旁观先父为人诊治疾病，耳濡目染，遂对医学也渐有所好，恒以古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言自励，先父对我的志趣也深为嘉许。后因先父到天津执业，我遂考入当时保定同仁中学念书。一九二八年初先父因病返里疗养，彼时我高中未及毕业，即中途辕学，随父学医，以遂初志。先父认为，古今精于医者，无不文理精通。「文是基础医是楼」，文理不通则医理难明，学好古文当是学好中医的基本功之一。因此，先父对我一简督教医经，一面补习古文，义在临床细心指点，不惮劬劳。我自己也颇能以「寸阴寸金」之喻自警，发奋刻苦，朝夕攻读，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如是者两年余，进步很大。之后，先父病愈返津，因促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以求深造。算来我学医业医，迄已五十余年。虽然愧无建树，但教训得失，不可谓元漫忆一下，写将出来，冀能对后学者有所借鉴。取法务上扎扎实实我学医伊始，先父每以诸葛武侯「志当存高远」之语谆谆教诲，并告诚我：医者司人性命，既要富有仁人之心，又须医术精良。因此，一旦选择医学这一专业，便要一生笃志力行，奋斗不已，万不可浅尝辄止，学师不卒，庸医杀人。由此我认识到，要学好医学，首先要专于心，一于志，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否则见异思迁，二、三其志，就会失诸精专，「妄陈杂术」，终不会有何成就。其次要敢于攀高峰，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气，树立高远目标，以为自己努力之方向，否则也不免流于平庸、浮浅，终不会有所作为。但取法务上并非好高鹜远、好大喜功。俗说「贪多嚼不烂」。贪多务得，急于求成，就会失于扎实，流于浅薄。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做学问必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不畏艰苦，步步攀登，「书山有窒勤为径」，只有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才能渐有所得。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虽然每个人的天分确有差别，但「生而知之」的人则古今未之有，一切知识才干无不源于后天的学习与实践，而学习成绩之优劣，卿与付出劳动量之大小成正比。古云：「聪明可持不可恃也。」即令天资较差，但能勤奋刻苦、穷究不舍，也会有大的成就。清代著名学者闰若璩(公元1636～1704)生来口吃，且很鲁钝。六岁入学，学习成绩很差，剐的聪颖学童看过几遍就能熟记的课文，他往往读至千遍仍不能背诵。但他并不妄自菲薄，而是加倍努力地攻读，数十年如一日，终于成为清代一位享有盛誉的考据学者。他除了助徐干学修《一统志》外，还撰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潜邱札记》等著述行世。他曾用陶弘景和皇甫谧的话作对联一幅：「一物不知，以为深志；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并书于柱上以明己志。苟子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可谓信而有征矣。然则，学习固须勤奋，亦宜讲求方法。即以背书面言，我初学医时先背药性赋、沥头歌、脉学等，以为启蒙读物，继叉背《内》、《难》、《本经》及《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我背书时不用默诵法，而是在僻静处朗朗诵读，俾声出之于口，闻之于耳，会之于心，之后则在喧闹环境中默忆背过的内容，所谓「闹中取静」。如此，则不惟能熟记，且能会意。背书颇苦，往往唇敞舌焦，但年轻时背书如石上镌字，记忆牢固，对将来大有好处。古人有「书读百遍，其义可见」之说，我觉得熟读确能使人联想丰富，触类旁通，有利于加强理解，锻炼记忆力。我如今已年过古稀，但青年时期背过的东西，有些现在仍能朗朗上口。我背诵经典著作时先选白本，熟读后方看注本。看洼本时不拘于一家之论，如《内经》我选择《太素》及王冰、吴昆、马莳、张隐庵、张景岳等注本，彼此互勘，择善而从，并在领悟各篇全貌后，仿杨上善、张景岳诸家的治学方法，将各篇有关内容分类辑录，每一大类再分细目，此法对于掌握联内经》全部内容，进行整理研究，都有奠大裨益。《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渊薮，为医不读《内经》，则学无根本，基础不固。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轫于《内经」，故读《内》、《难》、《本经》，目的在于掌握中医理论之根本。而仲景之《伤寒》，《金匮》为临床医学之圭臬，辨证论治之大法，不读仲景之书则临床治无法度，依无准绳，故读仲景书要在掌握治疗之常变。仲景之书注家甚多，拢初学时先父命读尤在泾之《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认为尤氏之注对辨证立法阐发精当，剀切详明，不浮不隘，诚如徐大椿所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对于「文深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宁「阅之」而不随文敷衍，强做解人，故对初学者理解仲景之旨，诚多帮助。我在学习《内》、《难》、《本经》及《伤寒》、《金匮》之后，方开始涉读诸家之书及医案，这样不惟能开阔知识领域，且有了权衡各家学说之基础。先父于金元四家中，独推崇易水学派，临床强调脏腑辨证，尤重视胃气的作用，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这一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颇为深远；通过历年的临床实践，我进一步认识到：胃气乃是对脾胃功能之概括，脾胃居处中焦，为气血化生之源泉，人体气机之升降出入，也无不以脾胃为枢纽，脾胃升降失常，则五脏受病，变证丛生。故在治疗中，各脏腑之疾患，凡与脾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皆可调治脾胃咀助胃气，使胃气有权则脏损可复，而胃气实关系一身之盛衰，诚足重要。故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说「心肺阳也，随胃气而右降，降则化为阴；肝肾阴也，随胃气而左升，升则化为阳。故戊己二土中气，四气之枢纽，百病之权衡，生死之门户，养生之遭，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谨于此。」至于脾胃之治法，东垣言之虽详，但偏于温补升阳，所谓「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迨叶桂创清养胃阴之法，适足以补李氏之未逮，而为调理脾胃之两大法门，临床诚能汲取两者之长，兼筹并顾，斯能相得益彰。．参究各家学说之后，再读请家医案，方能领会其中意趣，而有较大收获。医案乃临床诊病疗疾之纪实，好的医案足以启迪学者之思路，丽为临床之借镜，故古人有读书不如读案之说。读古人与今人之医案，要在参玩其辨证立法及用药旨趣，若以摭拾词句，抄袭方药为务，则是舍本逐末矣。华蛐云在《临证指南医案·凡例》中曾谈及读案方法日：「就一门而论，当察其病情、症状，脉象各异处，知病名虽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案另用何法，此法用何方，彼法另用何方，从其错综变化处，细心参玩，更将方中君臣佐使之药，合病源上细细体贴，其古方加减一、二味处，尤宜理会，其辨证立法处，用朱笔圈出，则了如指掌矣。切勿草草读过，若但得其皮毛，而不得其神髓，终无益也。」此公之论，足可为法。我初读医案时，每将案中辨证立法及方药部分掩住，单就其所述脉证进行分析，辨证、立法、处方，而后弭与原案对照，用以考察自己与彼之辨证用药有何异同，得失原因安在。此种方法对于阅历未深，学验欠丰者，较为适宜。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我十九岁开始临证，彼时白以为读书不少，大有「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劲头，即至遇有复杂症候，则往往感到穷于应付，始知自己的疏陋贫乏，正所谓「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为求深造，遂在先父支持下，于一九三一年报考了北平华北国医学院，是年我二十岁。北平(今北京)是学者云集，名医荟苹的地方，我在华北国医学院求学期间，不仅深受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等诸前辈之亲自教导，也曾得列一些临床大家的点拨。加之我有搜求名医方案手迹之癖好，每有所得，如获至宝。倘闻某医善治某病，而又无缘识荆者，辄乔装病人往求诊治，一为学习其遣方用药特点，一为得其手迹观摩书法，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乐此不疲，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搜隶的医学大家的方案手迹，除北京四大名医如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者外，尚有陆仲安、恽铁樵、张简斋、丁甘仁、夏应堂、丁济万、陆士锷、陆渊雷、何廉臣等等名家的真迹，正所谓琳螂满目，美不胜收。惜乎这些宝贵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尽被付之一炬。通过这样广学博求，我眼界大开，学识渐增，为此后之临床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华北国医学院是私立大学，学生毕业后须经政府考核，发给开业执照，始能挂牌行医。但个体开业，收入不定，生活毫无保障，更兼反动政府对中医处处限制，摧残破坏，因之开展业务，十分困难。由此念及，在旧中国学生毕业即失业，前途茫茫，生活无着，枉有报国凌云志，「十扣柴扉九不开」。而今，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有党的关怀，老一辈的诱掖，良好的工作条件，个人之才能智慧能得以充分发挥，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今昔对比，不啻霄壤之别。因此，寄语青年一代，应该发奋图强，振兴中华，肩负起发展中医学术之重任，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庶不负党和人民之培养，老一辈之殷望。我在国医学院子一九三五年毕业，一九三三年底提前考取了中医执照，毕业后即在津与先父同室执业，因能继续得到先父之教诲，在执业中又蒙留法医学博士陈绍贤有关西医学方面的指导，受益良多。不数载，先父以年事日高而引退，我独任其事，诊务不衰，门常如市。先父临床尚用气分药，并据《内经》「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之旨，认为气在人体内沿着经络血脉运行不息，循环往复，若有一毫壅塞，则气机不畅，脏腑失和，气血不词，百病丛生，此即《内经》「百病生于气」之意。并认为气实则多郁，气虚盘兼滞，气寒则多凝，气热见流急不顺，因此针对证情之寒热虚实，在大法确立之前题下，每喜佐用适当之气分药，以调畅气机，运行气血，调和脏腑，如阴虚之用香橼、绿萼梅、合欢花等，取其理气而不伤阴』血虚之用小量柴胡、荆芥等清芳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气虚之用陈皮、佛手、砂仁理脾和胃，取其补而不滞。它如降气之朴、枳、苏梗等，疏气之青皮、桔叶等，行气之乌药、术香、陈皮等，升气之柴胡、升麻、川芎等，以及香附醋炒以入肝，盐炒以入肾，炒黑以止血等等，皆为临床之所习用。我承继先父这一经验，临床数十年，渐达其妙，用药范围也有所发展。如藁本、细辛等，虽非气分药，但我常作气分药用。按《索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细辛色青入盱，质轻宣散；藁本辛温通络，兼入厥阴，二药用治心胃气痛，或痛经等病每获捷效。我在继承家学，参究古人，今人医疗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整理、实验民间的单方、验方，如抽葫芦或向日葵根煎服疗水肿、小便癃闭；牛膝、乳香等分为末，每服6克治遗精，涂搽煤油疗斑秃；拉拉秧点瘊子等等，均采自民间验方而确有效果。此外，我亦重视单味药的治疗特效，及现代药理学对中医研究之成果，如青黛之消瘤，猫爪草之治结核，猪毛菜降压，苍耳于之疗过敏性皮炎，蜂房、全蝎之兴奋性机能以及外用熏洗疗法等等，在辨证用药的同时，每每参酌应用，常能提高疗效。我体会，做学问主观勤奋、刻苦固为首要，而良师益友之指导、帮助也不可或缺。然此种指导和帮助常非主动「赐」我者，必须自己多方争取，或不耻下问直接请教，或敏而好学问接观摩，如能集众美于一身，则术之精良可必矣。学而无厌勤而毋怠先父生前以长于妇科而负名，我临证数十年，遵循家学，师古酌今，对于妇科病的治疗，不断总结、总考，疗效逐渐提高。如子痫病，我依据《内经》「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等论述，认为本病基本属于本虚标实之证，乃由肝肾阴虚，肝阳化风，气血逆乱，筋脉失养，挛急不舒所致。因筋脉挛急则血循不畅，络中血瘀，而瘀血阻脉更碍血行，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治疗子痫症，在平肝熄风、滋阴潜降的同时，每加用活血化瘀之品，如桃仁、红花、寄奴，茜草、泽兰、牛膝等，以调畅血脉，舒缓挛急，多能收到良好效果，而无堕胎之虞。又如子宫功能性出血，属中医「崩漏」范畴，我在临床并不墨守古人「塞流、澄源、复旧」之顺序，而在出血期间，恒据「瘀血不去，新血不行」之旨，采用活血化瘀之法，俟血暂止则调补牌胃，以滋化源。使患者食眠转佳，体力渐复后，再予滋补肝肾，而顾先天，以提高远期疗效。前人谓，妇女以衄为体，以气为甩。然气血之化生、运行、敷布、施泄等，无不与脏腑之功能活动有关，其中尤以肝、脾，肾三脏在妇女生理、病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王肯堂指出「女子童幼天癸未行之前，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属厥明，天癸既绝，乃属太阴经也。」强调了肝、脾，肾三脏在妇女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调治妇科疾病中，需重视肝、脾、肾三脏的作用，并宜注意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一)调肝肝藏血、主疏泄，性喜条达舒畅，在妇女病理、生理特点上占有重要地位，故有「肝为女子先天」之说。肝与冲任二脉通过经络互相联属，肝之生理功能正常，则藏血守职，气血调畅，冲任通盛，月事得以时下，胎孕产乳诸皆正常。若蠲情志抑郁，肝失疏泄，不能遂其条达之性，或肝不藏血，肝血耗伤，则可导致多种妇科疾病的发生，因有「万病不离乎郁，诸郁皆属于肝」之说。肝病用药原则，如《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泄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肝郁宜芳香辛散，肝燥宜甘润柔缓。临床凡月经不调，痛经、闭经、不孕、产后腹痛等症，见有精神抑郁，胸胁满闷、乳房胀痛等症者，我每以柴胡疏肝散舒肝解郁为基本方，兼寒则加乌药、小茴、吴萸、桔核等暖肝散寒，肝热则去川芎之升动，加丹皮、生地、黄芩、白薇等凉肝清热。但肝为刚脏，体阴用阳，故舒肝解郁不可一味仗恃辛燥劫阴之品，否则易造成肝郁化燥，气逆化火的病理变化，因此，在应用香燥辛散药物时，应适当佐以肝经血分之药，如归、芍、桃仁等，以缓肝急。另如，肝血不足或肝肾阴虚之月经涩少，经闭、痛经、不孕等病症，由于肝木失养，难遂条达之性，也每见有少腹作胀、胁肋隐痛等肝郁症状，可仿魏玉璜「一贯煎」之意，于大队养血柔肝、益肾填精药中，佐以香附、川楝、柴胡等舒肝之品，以助其升发之机。(二)健脾胃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也是妇女生理病理特点的主要反映之一。如薛立斋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月水，故虽心主血，肝藏血，亦皆统摄于脾，补脾和胃，血自生矣。」但脾与胃的生理特点不同，用药则宜顺应其性。如脾司中气，其性主升，又为阴土，易损阳气，故治脾应针对其特点，用药多以温阳，益气，升清，化湿，辟秽等法为主。温阳药如炮姜、艾叶等，益气药如党参、黄芪，白朮、扁豆等}升清如柴胡、葛根、升麻等}化湿悦脾药如苍朮、厚朴、半夏、陈皮、苡米、藿香、佩兰等。常用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朮散、升阳益胃汤等等。而胃主受纳、其性主降，又为阳土，其性主燥，最易受热邪影响而耗伤胃沣，故治胃之法多应和胃降逆，清热养阴为主，前者如清半夏、竹茹、枳壳、佛手、苏梗等，后者如沙参、麦冬、花粉、石斛、知母、黄连等。常用方如温胆汤、麦门冬汤、沙参麦冬汤、左金丸等。脾与肝关系甚为密切，脾主运化可以散精于肝，肝主疏泄可助脾胃之升降，在病理上肝病可以传脾，脾病亦每能及肝，故治脾又宜兼予舒肝，以期土木相安，和平与共。如脾虚所致之月经不调、痛经、闭经等病，见有面色淡黄，精神疲倦，心悸气短，食少膜胀，大便溏薄，甚则肢面浮肿，舌淡苔白等症状者，常用四君子汤加当归、川芎、柴胡、香附等药，培土疏术，或用逍遥散加党参、扁豆等从肝治脾。又如白带，多因脾虚气郁，湿热下注所致，故缪仲淳说：「白带多是脾虚，肝气郁则脾受伤，脾伤则湿土之气下陷，是脾精不守，不能输为荣血而下白滑之物。」治疗白带我常用理气化湿之法，谪肝以治脾。如以白朮、茯苓，车前子、清半夏、陈皮等燥湿健脾，加当归、．柴胡、香附、木香等舒肝解郁，每有较好疗效。脾与胃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脾胃的升降纳运功能，必得肾阳，命火的温煦作用，才能得以不断进行，倘肾阳不足，火不生土，则可导致脾胃升降失司；反之脾附久虚也必影响及肾阳不足，故治脾尚需兼予温肾。如子宫脱垂多因脾虚下陷，清阳不升所致，我以补中益气加巴戟，杜仲、续断等益气补肾，每获效果。又如脾不统血之崩漏症，我以举元煎加减治疗，药如参、芪，术等补气培元固冲，阿胶，熟地、枸杞、女贞等养血止血}并以杜仲、川断、菟丝、萸肉等大队益肾之品，从肾治脾，以期脾肾相生，效果甚好。(三)补肾肾主藏精而寓元阳，为水火之脏，主生殖而系胞脉，与妇女之月经、胎孕关系至为密切。补肾包括滋补肾阴(精)，温补肾阳(气)两方面。滋补肾阴常宜兼为益肝、涩精。《张氏医通》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说明精血之间具有相互资生、相互转化的关系。故有精血合一，肝肾同源之说。义肝为肾子，肾精既损，肝血当也不充，所谓「母虚及予」，故滋补肾阴每需兼予益肝。我恒以二至丸为基础方，加杜仲、枸杞、首乌、当归等，俾血能化精，子令母实。又因肾主封藏，肾阴亏损封藏失职，则精易走泄，故又常加五味、菟丝、寄生、萸肉之类补肾涩精，以固封藏。临床凡由肝肾阴虚所致之经闭、不孕、崩漏带下、滑胎等病症，每以上述方药为主，视具体病情加减，疗效不爽。若肾阴虚损，阳失制约，相火失潜而致之月经先期、量多，崩漏等病，伴见颧红盗汗，五心烦热，午后潮热等证者，则宗壬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旨，常用二至丸加生地，丹皮、元参、麦冬，自芍、骨皮等滋阴凉营，并鳖甲、龟板，牡蛎等介类潜降之品，而不主张用知，柏等苦寒损阴之药。对于肾阴虚者，据「精能化气」之旨，宜温补肾阳兼用温润填精之品，诸如鹿角胶、紫河车、巴戟天、金狗脊、菟丝子、川续断等，若兼见四末不温，小腹冷痛等虚寒之症，贝8加仙茅、淫革藿、故纸、艾叶≮吴萸等温阳散寒之品，而对辛热劫津之千姜、附子、肉桂等，一般较少应用，即使确有下元虚冷，寒湿不化，见有面白肢厥、重衣不暖、肢面浮肿、脉象沉迟等症，而必须应用时，亦不可重用久用。又肾阳虚，火不生土，也每使脾阳不振，脾运失健，脾不能助肺益气，故肾阳虚叉常见脾肺气虚之症，如气短乏力、自汗、便溏等，故在温阳填精的同时，尚须辅以参，术、芪等益气健脾之药，以从气中补阳。以上仅是述其涯略，以见三脏治法之原则，学者当举一反三焉。又在妇科临床倘辅以现代检查方法尤属必要。语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值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力量都要大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个人学识也应不断提高，不断更新，否则便有落伍之虞。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有「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之句，表明了不断学习的重要意义。如今青年人的学习条件，比之老一代好得多，应该不负春光，苦下功夫，在扎扎实实搞好基本功训练的前提下，尚应兴趣广泛，如学习自然辩证法及其它学科的知识，所谓「诗在功夫外」。我自一九五五年以来，由于工作需要，一直担任着地方卫生部门的领导职务，虽会议多，工作繁忙，但仍要抽暇读书与临证，即在十年浩劫中，寒家被毁，身处逆境，但有可能我自然要为患者治疗，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我如今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仍要倍加努力，「学而不厌」，争取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医学事业多做些贡献。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愿以此自勉，并与后学俊彦共勉。满目青山夕照明湖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洪子云【作者简介】洪子云(1916～)，湖北鄂城人。医学得自家传，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长于内科，尤长于伤寒、温病。一九六三年参与审订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上海科技出版社1964年版)。先后主编该院《伤寒论讲义》、《伤寒论教学参考数据》。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余幼读儒书，少年学医，侧身杏林，凡五十寒暑。虽学业渐进，然菲一帆风顺。对于迂回曲折之中，勉得一进，时于艰苦竭蹶之际，有所收获。是以每进一步，深知其难；愈知其难，愈以求进。余天资驽钝，学无妙法；医术不精，鲜有良方。今能告青年后学者惟「难」与「进」二字而已。谨承庭训余祖居湖北鄂城县洪家大垮，三世行医。先祖父坤臣公，精于《伤寒》。先君云卿公，承萁业而另谐于《温病》，中年以后，名重乡里。余以长子长孙地位，蠲家至爱，但爱而不溺，养而不矫，训导尤严。七岁进学，始诵三字经。稍长，即课以诸予之学，旁及诗词歌赋。初，先祖父在世，昼忙于诊务，夜诘余之学业，若能背诵当日课文，并能默写，则宣以抚慰。否则严加训斥，必令当晚完成，方许休息。后，先君督学，严过于前。家境虽寒，犹不惜膏油之资，故余常夜坐鸡鸣，朝读五更。如是者，十易春秋，略通文理。出学之日，年届弱冠，因受家学多年熏陶，而有志于医。先君授以医学经典，躬亲教诲，凡能由理求实者，则于字里行间，务使昭晰。凡有一己之心得，必贯串其中，而声情并茂。若夫晦涩难明，或有脱漏者，则不强为解释，而免引入歧途。其于《内经》，除要求通读明义之外，尚规定若干精读背诵之文。至于《伤寒》、《金匮》，则要求整本背诵，谓之「包本」。温病虽不在经典之列，以先君笃好之故，亦要求背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等书。另选若干精炼之歌括，务必能背。当时虽不胜其苦，迫至用时，方知其甜。盖人之生理规律，年龄随日月以逝，记忆伴年龄而衰，若非少壮苦读，并反复强化，时至今日，衰老临身，当是腹中空空，而一无所知也。或笑日：死背书本，乃旧时习俗，现已跨入电子时代，但需生动活泼，理解精神则可，背书不台时宜。答日：即如电子时代之电子学，不知多少公式、定律，多少理论、数据，既需理解，亦需熟记(背)。若开卷了然，捷卷漠漠，似有所知，而胸无定见，何能致用哉。因劝后之学者，仍需背诵(或称记忆)，阻背诵加深理解，以理解促进背诵。背而成诵，实非易事，若能知难而进，反复如兹，其乐无穷。攻读之余，常侍诊于先君，得以理论联系实际。每诊一病，余先分析病机及所用方药，然后由先君一一评论，确定其正误，因而得益良多。侍诊三载，年满二十，许余单独应诊。初见疗效，余以为沾沾自喜。殊不知，余所诊之病，俱在先君心目之中，或明加指点，或暗中查访，未尝稍懈。忽一日，先君问：「某村之某病，疗效如何?」对曰；「已愈。」先君怒形于色日。「尔只知高热舌燥，便用寒凉，而不察全部病情之表里寒热。该腐虽高热而恶寒，不汗出而烦躁，已属大青龙证范畴，幸被我查觉，及时更换处方，病始告愈。尔阅历不深，读书不够，自即日起，停止应诊，专读医书。」此举对余不啻当头棒喝，虽在年轻气盛之时，亦未敢不从，而学习更加刻苦用功。如是两年之内，余之处方权，曾三夺三予。谓之「磨炼心志，而使斋纯也」。此法对今日之青年虽不适宜，但自觉磨炼，余以为应当提侣。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余以为青年医务工作者，应白日工作，夜。省吾身」。凡发觉不足处，应及时翻阅文献，加深理解。凡有心得，亦应及时总结，作为今后借鉴。医道虽难，但遇不屈不挠之有心人，定能步步攻克难关，步步前进。先祖父及先君，积数十年医学经验，撰写不少文稿，医案尤多，余曾细细读过，视为珍宝。先君临终时，教余榻前，指点各种文稿曰：「昔韩愈有言，『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业之道，未见有靠先辈而精而成者。故凡文稿，应尽行销毁，全赖尔之自立也。」余痛心倍至，欲求保留，先君又日：「儿孙有用，要它何用?儿孙无用，要它何用?」余含泪而遵其命，一一销毁。未几，先君弃世，余时年二十二岁。因知医道虽难，但奋发图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则更难。从而豁然有悟；先君焚稿，意在鞭策，用心良苦。每忆及此，心潮起伏。余常云，今日之青年，得天独厚，上有党无微不至之关怀，中有师长教育，下有同志帮助，学习条件，优胜于前，未可计算。故青年应必然胜过老年，使歧黄之术发扬光大。寄希望于青年矣融会「寒」、「温」医学之博，浩如烟海，文献之繁，汗牛充栋。而人之精力有限，欲求其博，不过相对而已，实难面面俱到，门门精通。由于先君通伤寒而谙温病，故余自幼对此二门，兴趣极浓。当余中医基础较为牢固之后，专攻伤寒、温病，并付诸实践。治学之法，先读伤寒，以明认识外感热病之源，后学温病，以知其流。读伤寒分作三步。①熟读熟背，领会大体精神，以成无已《批注伤寒论》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贪其多，但求其熟。②精读柯、尤、钱氏之三「集」、《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辑义》以及二张(张隐茬、张令韶)、陈修园之诠释，并浏览其余，以广见识。在博览群书基础上，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逐条体会，相互交融，分中有合，台而复分。例如心下痞一症，除五冯心汤证外，应遍搜有关条文，各个分析对勘，求出证治之异同，而了然予胸中，以便运用时提起一点，带动一串。多年实践证明，此步功夫，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大有裨益。③理论联系实际。此时应与书本保持若叩若离关系。「若即」是借助书本，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若离」是不受书本束缚，大胆独立思考，能动地认识疾病发展变化，及其诊疗规律，决不可限于条文字句之间。然后根据实践所得，以总结提高。要此不断往复，必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如157条(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之序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下同)十枣汤证，有「心下痞硬满，引l办下痛」句，历来注家多顺文演义，未加深究。余在临证中发现，病者主诉心下痛者甚多，而诉心下硬满者极少，对照批注，难明其故，然细查病体，则恍然有悟。即医者以手切按病人心下，觉抵抗力较强，若有硬满之状。同时病者称心下痛者极少，而称牵连嘲胁痛者多，若积饮较重者，或有窒息感。故知「硬满引胁下痛」是他觉证。由是应断句为「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这样不仅符合临床实际，而且便于教学。又如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历来对「脉促」见解不一，聚讼纷纭，有以「急促短促」为解者，有以「数中一止」为训者。据临床所见，「急促短促」者确有之，且为多数学者赞同。而「数中一止」者，亦时有所见。如病毒性心肌炎，初起酷似外感，或寒热未罢，而脉促(指「数中一止」，下同)已见，或外证已除，而脉促不休。其中有心阳虚劫者，投桂枝去芍药汤化裁，常获佳效。于是，以上两种意见，兼收并蓄可也，不必由理论而理论，辨其是非。学习温病，仍需循序渐进，分步而行，兹不赘述。参考书籍先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为主，打下坚实基础，然后再及其余。关于融会「寒」、「温」问题，历来贤能倍出，著述颇众，互有发挥。．余不过身体力行而已，并无创建。余以为「寒」、「温」二派，从源流以观，恰有互补之妙，而绝无对峙之情。因篇幅有限，难以尽意，仅以厥阴为例，略作说明。《伤寒论》厥阴篇，寒证及寒热错杂证甚多，而热证极少。篇中虽有白虎、承气之属，终非厥阴本证。此非厥阴无热证，而是仲景所未及也。温病学家独擅其长，阐发热陷心包、痰热内闭心包、热盛动风，虚风内动等证，俱属厥阴无疑，足补仲景之不逮。从而观之，厥阴病应有寒、热、虚、实及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诸证。再从卫气营血辨证分析，则厥阴之气、营、血分证，必朗若列眉。若就三焦而论，热陷心包等证属上焦，热盛动风及厥阴寒证属下焦，有据可凭。故余主张，对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应以六经为经，以卫气营血、三焦纬贯其间，实事求是认识疾病，摒却门户之见，方能窥见外感热病之全貌。学理如此，实践亦然。例如大叶性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多采取卫气营血辨证。然而亦有特殊情形，如严冬发病，常有里热虽重，但外寒柬缚不解，可仿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太青龙汤化裁}有初病之时内热潜伏不显，而见面色苍白、肢冷脉微、血压下降者，当急予回阳救逆，待阳回之后，再议其余；有在热炽过程中，或热灼之余，而阳气暴脱者，仍须当机立断,速投回阳之品。目前中药剂型改革已有苗头，遏此病情，常可采用清热解毒之注射剂与参附或四逆汤注射液，双管齐下，较诸口服药，又胜一筹。又如去年余曾治一例湿温(西医诊断「变应性亚急性败血症」)患者，身热不扬，发热呈间断性，间隔时间与发热时间，均在数日至一、二周不等，四肢微凉，病程长，难以告愈。初用宣透湿热之剂，疗效不显。因息其病，与厥热胜复相似，悟出湿热深伏厥阴之理，在前用方中，加入乌梅、草果、知母、柴胡之属，轻而取效。然患者病差之后，自汗盗汗不止，衣被常湿。诊知属营卫不和，故以桂枝汤加黄芪善后，精神饮食，一如常人，至今未见复发。可见一人或一病之中，在特殊情况下，寒热变化不一，虚实或在反掌之间，岂可因寒温学派不同而限定之。故业伤寒者，必熟温病；专温病者，必通伤寒。一九五五年余受聘于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八年任教于湖北中医学院，虽始终担任《伤寒论》教学工作，但对温病之学习，及临床运用，未敢松懈，然以体会肤浅为憾。年近黄昏，而难题甚多，愿竭绵力，以迎青年学者之发明创造。处处留心俗语云：「事怕有心人」。余本此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学习与工作中，多多留心观察。尤其碰到棘手之病症，则尽力搜罗古今治法，经过思索，便于运用。如此坚持下去，则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余岁，双目失明，其女扶持来诊。病程既久，肝实而脾虚，饮食少进。检索前方，俱是滋肾柔肝之品，效果渺然。忆及《本草纲目》弓l《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以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仿其意，拟方如下；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丝子、复盆子、夜明砂、谷精珠、破故纸。经治月余，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识，竞获理想效果。后带处方返里自服，未曾追访。可见学问之道，一般应从大处着眼，然临床经验之积累，亦常需于小处留心，一点一滴，年深日久，虽涓涓细流，而可成其大也。即以李氏之《纲目》为例，它不独是一部中药学，而且是一部涉及临床辨证，处方用药，经验成方，生物、矿物等多学科之巨著，内藏珍宝，难以统计。因而应为医家必读之书。读则需精，切不可于性味功能间知其梗概，而应于「发明」、「附方」中探索宝藏。不过其书卷帙浩繁，读来不易，所以应一则利用闲暇，留心阅读，虽不能记忆，但可留印象于头脑。一斑应用时，根据平昔之印象，有目的地翻阅，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解决疑难问题。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予、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瘴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勇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欲证实或发展医学理论，必须认真实践。欲丰富临床经验，亦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余年轻时，常对自己所开处方发生怀疑，欲往病家观察，又受「医不扣门」之旧思想束缚，而踌躇不前。因而多方侧面打听，甚至暗自立于病者窗外，昕其动静。后被病家发觉，非但不以医术低而嗤之，相反，表示感激之情。从此经常深入病家，观察病情变化，不觉有碍情面，反认为是临床工作之重要环节，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自参加国家中医教育工作以后，临床诊疗，在医院进行，为随时观察病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不论当班与否，对重痖患者，一日多次观察，有时在深夜亦然。有些经验的取得，正是在此艰苦细致的观察之中。抗日时期，「登革热」流行，其病憎寒牡热，重者亦有生命危险。若按外感热病之一般规律辨证论治，疗效甚差。查阅文献，一无先例可循，而发病之多，几乎沿门圆境。病家急如星火，医者并无良策，因而不得不仔细思考。自忖病发于日寇统治时期，人民饱尝战乱饥馑之苦，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故其病因有类瘴气、疫疠。其症憎寒壮热，，起伏不定，似疟非疟。查《本草纲目》，有瘴疟寒热，用常山、革果治疗之记载，又访得民闻有类似验方，用治本病，尚有·定作用。综合各方面情况，余拟订四昧药之处方(田茶，乌梅、草果、常山)，随证略加一、二味，果然收到理想效果。一般服药二、三剂告愈，治验颇多。从而受到启发，中医所论疟疾，是依据临床症候诊断，并非依据疟原虫之病原诊断，故类其证者，可酌用其方。一九六四年，余参与中医治疗「甲亢」和「急性菌痢」的科研工作。此二病，就西医学来说，有确定的诊断标准及特效疗法，而采用中医治疗，能与比肩否，是个严肃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中「甲亢」病组，共系统观察十五例，先由西医明确诊断，详细记录各项客观指针，后由中医辨证治疗。据其病机，主要由于五志过急，肝失调达，风木化火，上而震撼心包，下而消灼阳明，旁及少阳经脉，致经气郁结，津液凝结为痰。故舒郁平肝，清降相火，软坚消痰，养阴滋燥，是其主治之法。自拟「舒肝消瘿饮」(柴胡、生地玄参、知母、花粉、当归、白芍、昆布、海藻、牡蛎、黄药子、香附、柏子仁)为基本方。服至症状消失，基础代谢及甲状腺吸z3l碘率正常后，改服消摩丸(昆布、海藻、荔枝核、川楝、玄参、香附、浙贝、柴胡、黄药子、牡蛎、桔核、皂角刺)，以巩固疗效。十五倒中有十四例服药后七至十五天内出现疗效，症状逐渐减轻，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一般在二至三月内症状全部消失。体重平均增加四公斤，最高达九公斤。基础代谢率有十例降至正常，一例接近正常，二侧改善。服药后有十二例作吸，钉碘率对比测定，其中九例恢复正常，三例无明显改善。「急性菌痢」组系统观察一百例。全部根据一九五九年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拟订标准进行诊断。中医辨证属湿热蕴结者三十七倒，主方为当归、白芍、黄连、黄芩、槟榔、枳壳、木香；湿热兼表者三十六倒，主方为葛根、黄芩、黄连、银花、连翘、焦植、厚朴，术香；湿热挟滞者十八例，主方为藿香、：苏叶、法半夏、竹茹、枳壳、黄连、焦棱、神曲、大腹皮、茯苓}湿热化风者九例，主方为银花、连翘、黄芩、黄连、钩藤、茯神、鲜荷叶、木香。治愈率87．87％，进步3％，未愈lO％。一百僦中，大便培养阳性者九十二倒，治疗后三次培养阴转率为78．26％。从以上两组病例之疗效来看，不亚于西药治疗结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优胜。一九六六年武汉地区「流脑」大流行，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余受组织派遣，参加中医治疗流脑工作，共收治二百八十七例(多属轻型、普通型，亦有少数重型)。入院时，多有明显的发热、恶寒、头痛，或鼻塞流涕，或兼咳嗽等表证。但因其传变迅速，甚至发热伊始而斑疹显露，恶寒未罢而神昏痉厥已成，若循「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之常规论治，必延误病机，甚则奠救。余师愚云，温疫病「颇类伤寒」，是说明温疫初起，有类似伤寒表证者，「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疫毒深入营血之病理特性，不论表证有无，概以大剂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或兼熄风，或兼开窍为治，竞能收里和表自解之效。自拟「流脑】号方」(银花、连翘、生地、丹皮、赤芍、大青叶、生石膏、知母、殭蚕、蝉衣、黄芩、菊花、玄参，芦根)，「流啮号方」(银花、连翘、生地，花粉，钩藤、生石膏、地龙、殭蚕、玄参、丹皮、黄芩、蝉衣、大青叶)，必要时配合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通过四个月左右的悉心治疗治愈率达78．41％(其余病人转西医治疗)。工作中发现病者呕吐严重，服药困难，影响疗效，因而积极赞助中药剂型改革。余拟订「流脑注射液」之处方(十味中药组成)，当时制成肌肉注射液，在少数病人中试用，初见疗效。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余被迫停止工作。而「流脑注射液」之研制任务，及临床观察，在许多同志努力下，得以继续进行，并制成300％之静脉注射液。通过几年临床实践，治疗各型流脑(配合西药对症处理)，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用于多种感染性疾病，亦有满意效果。余虽未能参加其后之工作，但看到此项课题有所进展，亦以自慰。十年浩劫中，余被贬入深山数年，除随身衣物外，书无一卷，文具尚且困难，自知钻研医学理论无望，而以医疗实际，补其不足之想犹存。故不畏山高水险，走村串户，为群众防病治病，从中学到不少草药知识。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当地干部群众不因余之被贬见疑，使余看到献身中医事业之希望。现在党为每个科技工作者创造了优越条件，开拓了光明前最，余虽老朽，但觉」满目青山夕照明」。故愿竭尽愚诚，与后学诸君共同奋斗，携手前进。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副研究员祝谌予【作者简分】祝谌予(1914～)，北京市人。早年师事名医施今；墨先生，深得其传；一九三七年曾开业于天津。毕生力倡中西医结合，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并潜心研究糖屎病的中医疗法。解放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要著作有《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等。我既学过中医，又学过西医，从事临床与教学四十余载，切身感到中国医药学确是一个伟大宝库，有待于我们努力挖掘，更有待于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整理提高，发扬光大，从而建树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兹就我数十年学医、行医、治学的经历，粗浅地谈一下在这方面的体会认识。发愤学医勤钻博采古来不少医家，其学医著书之动机，或因自己质弱多病、求医至准，或因家人婴疾遭厄而为庸医所误，于是究心医道，恨世著书，以拯疾扶弱，疔己活人。如张仲景感宗族之丧，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后人尊之为医圣}孙思邈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于是悉心歧黄，精勤不倦而着《备急千金要方》，集晋唐验方之大成，李东垣痛悼母病死于医者盲治，投业于易水，独刨脾胃论，开「补土派」之先河……凡此等等，旧时社会条件与某些医者医疗态度略见一斑，故古人有言：「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一九一四年冬，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大家族中。相传我家原是米商，闺族百余人居一宅中，然无人业医。我十九岁那年，母亲不幸卧病于榻，壮热神昏，狂躁谵语，遍请北京中西名医救治，皆无效验。惟有后服施今墨先生的中药方见转机，但因不久施先生即去南京等地出诊，重延他医，其征增剧，以致无救而逝。我哀痛万分，深感家中无人知医，殊为不便。所以，我在汇文中学毕业后，即笃志医学，开始了医林生涯。学医有中西之分。我看到为母亲治病的某些医生，态度傲慢，诊费昂贵，尽管诊断极为明确，道理无可非议，但一提治疗则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只有在施今墨先生的治疗期间有效。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为师，学习中医。施先生当时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博学多闻，医术精湛，且医疗态度端正，不问病者贵贱贫富，皆极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门庭，延诊者接踵而至，极为繁忙。最初，我与师兄弟李介鸣、张遂初、张宗毅四人上午在华北国医学院侍诊于先生，抄写方书，每日接诊百余人。下午随他外出诊病，约有七、八家。晚间，先生聘请了一位中医理论造诣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为我们讲授《黄帝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从未间断。同时，在施先生指导下，我们自己先后涉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赤水玄珠》、《景岳全书》、《医贯》、「张氏医通》、《医林改错》、《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在这些书籍中，《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但其侧重于理论阐发，而备方药甚少(如《内经》仅备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难经》则一方未备)且篇幅错见杂出，文字晦滞难明，注家各执己见。我学习仅取其重点，提纲挈领，作为奠定中医基础之用。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至于他书，作为一般泛览，贝宜各取所长，择善从之。如《千金》，《外台》集验方宏富，足补仲景方之不逮；赵献可命门说议论精辟，独具一格；王清任辨气血及所制血瘀诸方，发前人之未发；唐宗海论脏腑，张锡纯治气陷等，均能启迪后学。施先生反对把中医分为「温补派」、「寒凉派」等门派，治学务求实效，临床治病能淹众家之长，结合己见，创立新说，这一思想对我影响极深。我随师边临床实践，边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初步为自己独立应诊打下了基础。中医学内容丰富多采，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一方面要有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是时每日除三餐之外，我们几乎全是随师门诊、出诊。诊务繁忙之际，甚至在出诊汽车途中进餐，故学习理论、整理医案只能在晚间。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以「自驹过隙」形容时间之宝贵。我的中医理论大部分是在晚间学习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静，方始就寝。实际上，昼日看病，夜晚读书，我觉得对理论结合实践犬有好处。我不主张在读书时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认为重点应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并付诸临床，学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某些人尽管能把一部分经典著作或中医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或倒背如流，但临证反而无所适从，疗效不高，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我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时，也曾看到有个别学生能背数百方剂，但临床实习一见病人，反而开不出方子来。这说明对方剂的主治与适应症根本没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有些人即使能开出方来，也只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地套用，并不会灵活加减变通。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判断一个医生水平高低，是以治疗效果为标准的，理论再高，治不好病，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理论，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且在实践中反复施用，寻谋得失，方能逐渐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必要的，这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对知识的零积碎累。每次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学习，尤其不懂之处要勤问。我随师侍诊之暇，自备一本「零金碎玉」手册，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时，自己不理解之处，如，为何辨为某证?为何使用某方、某药?辄问于师，并将老师言传口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风毛麟角，积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对我增长阅历，体会先生的学术思想，裨益颇大。施先生制方遣药，不拘一格，往往双药并书，或是互为补佐、增强原有药效，或是互为制其所偏、产生新的药效，组成新方，饶有特色。后来，我曾搜集了数百个双药并书范例，辑之成册为《施今墨药对》，介绍给学生们，很受欢迎，至今流传甚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施先生前往天津，开始单独悬壶业诊，病家渐次增多。那时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经验方剂，尽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欲望。施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提倡革新中医，中西医结合，并素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互相左证为其主张。因此，先生要求我读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书籍。我阅读之后，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都了解梗概，于是想再学西医，以求究竟。一九三九年，遇到一／卜机会，我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四年后回国，虽以西医姿态开业，但多数情况下，我仍是采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来治病的。辨证辨病扬长抑短采用中西医理互相左证，认识和治疗疾病，使我眼界扩大，思路展开，方法亦较多。因此我深感中西医必须结合，方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在解放前那种社会制度之下，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也只能是施派传人，独立钻研，毫无成就。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废止中医，当然就更谈不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了。只有在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行才有了保证。目前，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持有不同的见解。或以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学太神秘，乃「经验医学」，或以为中医完美无缺，愈古愈好，主张走「纯中医」之路。我认为这些想法和看法都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中医学科学与否?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中医理论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中医药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考验，发展至今而不为时代所淘汰，正是说明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医对某些西医目前尚无特效疗法的疾患，其疗效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过去几百年来闭关锁国，未能及时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发扬阐明，而存在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其理论较为抽像，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和确信。西医理论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之上，虽然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认识比较清楚，甚至对某些细胞的生理病理变化都研究得相当透彻，诊断方法也是现代化的。但是，由于有时忽视人的整体作用，注重疾病的病因和局部作用，单纯追求特效药，存有部分形而上学的观点，所咀治疗方法也有不足的一面。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目的都是治愈疾病。我认为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必然的。当然，迭需要一段长期的、互相争鸣和互相渗透的过程。我白一九五六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以来，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始终主张中医学院学生应当以中医为主，但是除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课程之外，西医基础也一定要学。目的是培养既能够掌握中医药理论，同时又具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材，不主张培养「纯中医」。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教学计划曾遭「批判」，事实胜于雄辩，中医学院1962、1963、1964等届的毕业生，现在既是中医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可以较容易地与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的人材是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青、中年中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是时代的要求。过去中医由于没有实验室指标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只能根据症状的改善或消除来判定，实际上不够完善。例如，肝炎病人只要肝区疼痛等症状消失就算治愈，肾炎病人只要浮胂等症状消失也算痊愈。现在，我们大多需要参照化验指标，若其转氨酶与尿蛋白等正常方可定为治愈。我曾治疗一青年女性，西医经心电图检查诊断为心肌病，并云较为严重，但没什么明显的自觉症状，真可谓无「证」可辨。于是我就根据西医的诊断，采用生脉散加昧治之，使其心电图的改变有了一定好转。对于中医遗产，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既不能过于迷信古人，也不要轻易否定古人。我在讲授《金匮要略》时，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教学的。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兵囊战乱，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析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例如，我在临床上常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性溃疡病、体虚外感、下肢溃疡、淋巴结核未溃破或已成瘘管者，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炎、胃炎、胸膜炎、急性肾盂肾炎，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石症、胆道感染、急性腹膜炎、高血压病等等。当然，我都是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之上使用这些古方的，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对待中医古籍，要有发隐就明，敢于创新的精神，不要只会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古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用，古人没有怎么说我们就不敢怎么用。这样思想就会被束缚在本本中，事物也不会有发展了。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辨病相结合。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都是祖国医学的重要治疗原则，倘若脱离这个原则，单纯地去追求「特效方」、「特效药」，很容易钻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我继承了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临床时把西医的诊断和病理融合到中医的辨证施治之中，采用西医诊断与病名，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曾治一老年病人；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合并肺感染，双肺听诊有干湿罗音，胸透发现肺部阴影。其症：咯痰粘稠量多，纳差，腹胀便溏，舌苔厚腻，脉弦滑。西医经用青、链霉素、羧苄青霉素等治疗无效。某一西学中的医生认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热解毒中药，数剂不应，邀诊于我。我本着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理论，辨证为脾失健运，痰湿阻肺，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贝母、1．瓜蒌皮益气健脾化痰，同时因辨病考虑肺部感染而重用鱼腥草三十克以清热解毒消炎，患者连续眼药十余剂，脾运得健，痰量大减，肺部阴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类似病例是很多的。、发掘提高任重道远一九七六年，我被调往首都医院中医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中医搞科研，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选择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作为研究专题，同时兼治内科杂病。糖尿病证情复杂，反复性太，往往缠绵难愈，梭被某些医生看作是不治之症。我认为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糖屎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代又有日新月异的西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它的规律，积极寻求治疗方法，实践证明，耐心的治疗，合理的调养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并非不治之症。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从历代中医文献记载来看，多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为阴虚燥热，以上、中、下三消分治。我在临床观察到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气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气虚表现，且三消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仅侧重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在治疗上，我选用增液汤合生脉散为主，再加苍朮配元参降血糖、黄芪配山药降尿糖(系施今墨先生的经验)为基本方。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尤以脾肾为重点，着重先后天两方面滋养培本论治，屡获显效。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研究，侧重于其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的防治问题。我也发现许多糖尿病人合并有血管病变者(如冠心病、脉管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多具有刺痛、窜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青紫怒张等血瘀征象，部分患者经用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后，取得一定疗效。另外，有些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多数也可出现上述血瘀征象，我同样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实践证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岛素甩量逐渐减少以至停用。因此我认为活血化瘀法应当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条途径来探讨，这方面在中医文献中尚未见到论述。前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糖尿病专题会议上，我们担负了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工作。我们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系统观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门诊病人，经统计90％以上具有气虚见证，70％以上具有血瘀征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当然，如何采用实验室检查来进一步验证(如血液流变图、血细胞压积、微循环测定等)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之一。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之不同，故其诊断方法与病名亦不相同，有时病名虽相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西医用现代仪器确诊的许多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是发现不了的。但虽经西医确诊，采用中药治疗时若不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也难收良效。我曾使用张锡纯的升陷汤为主方，配合超声雾化疗法治愈一例肺泡蛋白沉着症的病人，即是采用西医确诊，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的。又如，我治疗过两例西医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其见症均为乏力、头晕、浮肿，纳差、泛恶、舌胖淡，脉虚弱。我辨证为脾肾两虚，浊阴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两患者不但症状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显下降或至正常。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西医确诊的疑难病或少见病，必须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遣方选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以明确其治疗机制，然后再付诸临床，这样多次反复，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难病或少见病的特效疗法。现在这方面已发现一些苗头，如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现在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对脾、肾本质的探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实验研究等等。我以为这是正确的，这样做不是削弱中医，也不是「中医西化」，相反是为了使中医发扬光大，在国际间享有更高的声誉。我个人的中西医水平都还不高，在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绩与贡献。在我的有余之年，我仍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这是我毕生的信念。(董振华整理)我学习伤科的四个阶段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中医门诊部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市分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施维智【作者简介】施维智(1917～)，江苏海门人。祖传伤科，兼精内、外科。伤科理论造诣颇深，尝创「骨折三期分治」说。对诊治骨折、内伤、软组织损伤、脑外伤后遗症等疾患，尤多独到之处。发表有《脏象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中医伤科简史》、《骨折的诊断与治疗》等结多篇。我出生于祖传伤科医家，传至我辈，已历五世。清代道光年间，高祖施镇仓从宋锡万老师学得拳术和理伤技术，用以问世，后又与少林寺拳师郭九皋结莫逆交，相互琢磨，尽得其传。曾祖施端葵弟兄四人，均承家业。祖父施秀康幼孤，从曾叔祖施简如学得拳术和理伤后，又就业于外科名医郁灿先生，学得外科，遂以伤、外科悬壶乡里，一时名噪南通地区，就诊者众。伯父施源亮自幼从祖父学伤、外科。父亲施源昌清末毕业于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后又继承祖传，且向同里儒医沈昌济先生学习中医理论和内科。学成，与伯父共同执业伤、外科，父亲兼理内科。我兄弟姐妹九人，我为长子。当时父亲目力欠佳，他以继承家业瞩目于我。一九三四年，我在读完初中后，乃跟随父亲学医共约五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翌年我乡沦陷，举家到上海避难。一九三九年秋，父亲和我弟、妹等回乡开业，我已结婚，即留在上海独立行医，迄今已四十余年。回顾个人学医，行医的历程，对「学无止境」这句名言，颇有体会。个人学医，基本上可分四个阶段。(一)为打好基础而学父亲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擅长古文。他在从儒医洗老先生学习后，更感到学医必须有古文根底。所以，他在作出让我学医的决定时，首先就安排我在私塾中读四书、五经，进入高小和初中时，每逢寒暑假，都安排我选读古文，培养我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和爱好。这为我阅读中医典籍，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我正式开始学医时，父亲曾经郑重教导说：要当好一个医生，首先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古人说过，医生要有割股之心。所谓割股，就是指为了治好病人不惜牺牲一切，也就是舍己救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施家祖辈相传有这么一条：看病不问有钱没钱，有钱的也看，没钱的也看，甚至赔钱给药的也看。关于学习哪一专科的问题，父亲一向主张「十三科一理贯之」。他经常谈起古代扁鹊擅长各科「随俗为变」的故事。他说：「扁鹊之所以各科都擅长，主要是因为他的医学基础好。其实，要懂得多科知识也并不难，只要先把基础打好就行。拿我们施家来说，现成的就有内、外、伤三科。基础打好了，就能掌握多科知识了。各科都来得，就可以更好地为病人解除痛苦。例如，我们祖代伤科，一旦遇到已届晚期的虚痨病人来就诊骨折，我们对运用活血化瘀法就应慎重，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既考虑治疗骨折，又兼治虚痨，做到双方兼顾。又如，骨折病人中，突然又患了时病，我们就应既治时病，又治骨折}况且，伤科病往往并发感染，就联系到外科，孕妇受伤或伤后经行，又都和妇科有关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兼通各科，临证才能得心应手。」父亲的教导和期望，始终作为我的奋斗目标铭记于心。我开始学医时，父亲已双目失明，但记忆力很强。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为我制定了学习进度表，规定应该读哪些书和怎么读法。兹列表如下（略）我遵照父亲的安排，于一九三四年七月起，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学医整五年。开始的一年半，除用去很少时间参加配制药物和偶尔遇有重病人去诊室望望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我的书房紧靠着父亲的诊室。他在门诊或出诊空闲时，经常到我书房听我读书。每当开始读某一部书时，父亲总是为我概括介绍该书的特点和主要内容，并提出要求和进度。记得他在我开始读《内经》时曾经指出；「初学应从《内经》入手，但只能学其概要，不能深入钻研，因为《内经》文深义奥，初学往往不能全部理解。」又如，父亲在我学温病时指出：「伤寒是伤寒，温病是温病，切不可混淆。凡是温病，必须以温病学说理论为圭臬，否则临证必多贻误。」父亲每晚要听我读书一、二小时，有时讲解，有时提问，对我督导甚严。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九年秋，我白天主要是临诊或代诊，早晚还是抓紧读书。每逢父亲为师兄们讲解骨折、脱臼的复位手法，夹缚方法以及外科操作时，我总站在一旁听，耳濡目染，留下了深刻印象。所阻，在我开始临诊时，对伤、外科的操作，不多时就能上手。同时，由于父亲失明，伤、外科的门诊出诊很快就由我代替。出诊回来后，向父亲汇报情况和处理经过，父亲及时加以指点。遇到重病号，他就和我同去复诊。晚间，父亲常将白天治病需要查阅的书，让我读给他听，有时也结合病例，和我谈病理机转。这都为我独立临证打下了良好基础。(二)为提高临证效果而学一九三九年秋我在上海独立开业时，父亲教导说；「你过去读过的书，只不过知其大概}能看的病，也不过是一般规律。今后在行医的同时，必须将读过的书，反复学习，结合临证，深入领会。坚持几年之后，定能融会贯通。每遇到难治之症，或治疗无效的，必须立即查阅文献，反复思考，找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凡是遇到一个疾病，你没能治好，而别人却治好了，就说明你学术不够，应该引为内疚!」我牢记父亲的教训。当时正在抗战期间，上海租界人口骤增，卫生条件差，流行病多，由于抗菌素尚未问世，大部分病人症重而险。我·深知，像我这样的青年中医，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对流行病的冶疗，是难于立足的。所以每遇到这类病人(包括脑炎，麻疹、天花，霍乱等等)，在认真诊治的同时，反复阅读以往读过的几部时病书和《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正编》，仔细推敲这类病的传变和重病的抢救方法，逐步掌握了治疗规律和应急措施。记得一九四三年曾遇到过一个患斑疹伤寒的五十余岁的女病人，病程已逾两旬，初起壮热烦渴，十日后遍体红斑，继透自痦，两日前突然便塘色黑，日三、四次，精神萎顿，前医投一甲腹脉未应。而今证见身热自汗，唇焦齿垢，表情淡漠，手指蠕动，便溏依然，腹中不痛，小溲短涩而赤，红斑回而未净，白痞色枯不润。诊得右脉濡数，重按关脉尚有力，左三部细数，舌苔焦黑，质红绛。证属温邪传入下焦，灼烁真阴，营分邪热留恋，正气大伤，若非急止其血，势将致脱，但因邪热未化，补非其时。仿古人用银花，地榆治赤痢之法，予以甘寒存津、清营止血。处方：西洋参4．5克，鲜沙参24克，鲜铁皮石斛15克，鲜生地30克，炒丹皮、炒赤芍、老紫草各0克，银花炭30克，地榆炭、焦山栀、赤茯苓各g克，盐陈皮4．5克，鲜茅根30克。服一剂，便溏减；连服一剂，便溏止，白痦密布，色转润泽，转危为安；调治一周，渐趋恢复。类此重症，每年平均治疗数十例，由于结合临证，不断复习有关书籍，提高了疗效，也积累了经验。此时回想父亲的教导，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在这一阶段，我的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向师友请教。因伯父也在上海开业，有时就向他请教。有一次，遇到一个疗疮生于右侧鬓角耳门前的病人，前医诊治未效，日渐加重。我去诊治时，疮头干陷无脓，肿势上至头顶，下至下颌骨，右目因肿胀而紧闭，整个右僦面部坚硬如石，伴有十余处如黄豆大的软点；神志尚清，身热起伏，病程已十余天。前医初用五味消毒饮、化疗内消散加减，最后用犀角地黄汤合解毒大青汤加紫雪丹。思考前医治法均符合「疔疮忌表」的治则，为何未能起效，实属费解；症势垂危，又不便更改前法。于是，我请伯父会诊。伯父诊察之后，认为病起于少阳经，病程十余日，局部如此严重，而未见走黄昏迷之象，说明是风热证，非火毒证，应该解表托毒，方可挽回。即予以荆防败毒散去羌独活、生姜，加皂角、锻花。服一剂见脓，二剂脓大出，四围之软点均破皮出脓，肿势较减，身热亦退，经内外词治约月余而愈。通过这次向前辈请教，不仅使我增长了鉴别风热和火毒的见识，而且使我体会到前辈们的宝贵临证经验，往往是在书本中学不到的。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和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和医案，浏览了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总论，以吸收现代医学有关伤、外科知识。总之，这一阶段的学习都是为了治好病，为了当一名好医生。实践证明，由于结合临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一个个病终于被治好了。病人的口碑是最有力的宣传。到了抗战胜利时，我的业务已经由每天三、四号逐渐增加到每天三十号左右。也可算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初步站住了脚跟。(三)为提高伤科专业而学我在上海独立开业之初是内、外、伤科都看，但因我们施家祖传伤科素有声望，所以我的伤科病人也就逐步增加到每天近百号，无形中我成为一个伤科专业医生了。此时，我对损伤疾患，大都能进行诊治，并且对其吉凶和预后如何，也都胸有成竹。但是，时代在前进，现代医学在发展，对照个人的中医伤科专业，虽有优点和长处，但也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某些骨折的断端对位不隹，或者功能恢复不够理想等等。过去父辈对此总认为「难免」，而我却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伤科医生，决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针对存在的缺点和短处，力求改进和提高。首先我开始了对伤科理论的探讨。回想过去学伤科时，着重了解什么部位是什么病，归什么经，以及背诵《正骨心法》和《伤科补要》中的主要方剂。当时认为理论清楚了，伤科就容易做了，等到经过临诊，自会熟悉的。无可否认，要掌握伤科，必须先弄值中医基本理论；但是，要做好一个伤科专业医生，单靠弄懂基本理论还不够，有必要深入钻研专业知识。于是，我从《内经》着手，集中阅读了历代大部分医书，包括丛书和方书中有关伤科的论述和方药；使我对伤科的源流以及手法、夹缚，内外药治的起始和发展，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同时，我根据临证经验，对伤科用药和内、外科用药进行了对照和玩味，深感伤科中的骨折起因于伤从外来，卒然身受，其整个病程与内科时病、外科急性病相类似，其中有一个传变的过程。所以对骨折的治疗，理应找出一条可以遵循的分期施治规律。参阅古人有关治则，一般是初期施攻，后期进补，所用方药则见仁见智，各有长处。个人认为，骨折治法在攻与补之间，应有一逐渐转化的阶段。通过进一步思考，我在张介宾《新方八阵》「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的启示下，以攻、和，补三法交替，提出了「闭合性四肢骨折三期分治」的论点如下：骨折初期；骨折后，经脉必同时受伤，气血离经，凝结成瘀，而为肿痛。治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为主。骨折中期：一般骨折后一周刘十天，肿势接近退尽，瘀血基本消散,此时骨折断端正在生长和接续，本应补肝肾、养气血，促使断端及早愈合，惟以炉烟虽熄，犹恐灰中有火，骤进滋补，势将滞瘀，继以攻瘀，难免伤正。治宜和营续骨、舒筋通络为主。骨折后期：断端已初步接续，一般会出现患肢功能恢复迟缓，局部肿胀，或肌肉萎缩，皮温清冷，舌苔淡白，脉多虚软等见证。此乃病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之象。治宜益气养血、温补肝肾、壮筋坚骨为主。这一论点，于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先后在上海市中医学会主办中医伤科温课班的讲课中和上海市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分别举办的「骨折的诊断与治疗」学术报告中提出。经过伤科同道实践，一般认为骨折三期分治论点的提出，有助于恰当掌握骨折治疗的进程。在探讨伤科理论的同时，我吸收现代医学的复位原理和手法，进一步思考如何依据石膏固定的原理以改进中医的某些夹缚方法，并对近关节骨折如科雷氏骨折，肱骨髁上骨折，髌骨骨折等，进行了重点探讨。我发现，祖传的方法和伤科同道习用的方法，关节功能的恢复一般还可以，但每能形成畸形愈合，而石膏固定虽可减少畸形愈合，而又往往会造成关节强直。据此，我采长补短，逐步改进了中医的复位手法和夹缚方法。同时，我置备了人体骨骼模型，仔细揣摩全身骨骼的位置、形态和体表标志，又与放射科医师协作，为我诊所的骨折病例作x线摄片，以明确诊断和复查。这对弥补中医伤科的不足和提高疗效起了一定的作用。(四)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学一九五八年，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我响应党的号召，结束了个体开业，进入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中医科副主任。这一转变，使我感到光荣，感到欣慰，决心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己任。其时，我正当壮年，夜以继日，毫无倦意，把学习重点放在进一步发掘整理中医伤科理论方面。进了医院以后，设备条件齐全了，对骨折病人的处理从以往的手摸心会到运用x线下手法复位，大大提高了效果，也逐步发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之处。一九六二年春，我院开设了伤科急诊和病房，病种明显增多，重病号也多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我认识到这是发掘整理中医伤科医学的极好机会，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知识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我除了争取机会参加各项学术交流和阅读杂志发表的每篇报道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外，先后学习了过邦辅译华生·琼斯《骨折与关节损伤》，但巴玛《骨折与脱位处理图解》、刘润田《骨折与脱位治疗图解》、黄家驷主编《外科学各论》的骨折部分，重点就骨折的修复、连接迟延和不连接、粘连和关节僵硬、骨化肌炎和损伤性骨化、骨的无血管性坏死以及各种骨折的整复和固定方法等章节，进行仔细阅读。与此同时，我们还就现代医学骨科临床普遍感到难于解决的问题，运用祖国医学理论进行重点探讨，并在以下几个课题上逐步提出了一些新看法1．针对现代医学有关血液循环供血少的部位骨折不易生长的理论，根据祖国医学关于筋骨依靠肝肾精气和气血充养的指导思想，提出掌握时机及早补肝肾，养气血，以促使断端生长接续的治疗原则。经过临床对股骨颈囊内、腕舟骨、足舟骨、胫啡骨下1／3等供血不足部位骨折的内治，尽早地采用补法，收到了缩短愈合期的疗效，并曾总结发表了《股骨颈囊内骨折的中医疗法》一文。2．有关石膏固定拆除后患肢肿胀的问题，经研究，主要是由于石膏长期固定未用活血化瘀药治，加之石膏性寒，以致寒湿夹瘀，凝结不散，而为肿胀。每用散寒活血法进行药治，均收到肿胀加快消退的效果。3．关于损伤关节面骨折每多后遗损伤性关节炎的问题，我们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痛久不愈者，风损也」的启示下，主张治疗损伤关节面的骨折，除力求关节面复位平整外，初期必须活血化瘀，使瘀能尽化，后期应补肝肾，养气血，使正气充足，邪不得入，从而避免损伤性关节炎的发生。临床治疗不少此类病例，因及时化瘀、补正，取得显效。而且，实践证明，即使关节面复位不尽平整，如能按期药治，亦能避免后遗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任为我院副院长兼中医门诊部主任，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中医学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业务上，我着重就脑震伤后遗症和腰腿软组织损伤等课题作了探讨。脑震伤后遗症，在现代医学看来，认为除予对症治疗外，没有什么特效办法。我针对此症的头晕、头痛、泛恶、嗳气等主要见证，查阈历代文献有关记载，根据瘀血内结、败血归肝、木失条达，克土犯胃、胃失和降、内风上扰等病理机转，采用平肝熄风、理气和胃内服、活血化瘀外治为主的治法，初步治愈了有些罹患多年的重病例，现正继续探索中。腰腿软组织损伤也是现代医学认为比较棘手的常见慢性病之一。在祖国医学中，属于腰痛或腰腿痛的范畴。为了摸索出中医治疗率病的规律，我查阅了历代医书、方书中有关腰痛，腰腿痛的记载。因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载「卒腰痛候」、「久腰痛侯」和「腰脚疼痛候」的立论精辟，颇多启示。归纳巢氏论点，不外本病起于劳伤，导致肾气虚损，应属正虚之证，而肾气既虚，风寒得以乘虚侵袭，可转为正虚邪实之证。据此，我试将本病分为急性发作型(正虚邪实)和缓解型(正虚)两类。前者辨风寒孰甚，风甚者祛风，寒甚者散寒；后者分胡虚，阳虚，阴虚者育阴，阳虚者温肾。两年来已治疗数十年来，疗效满意，在进行随访总结中。结语回顾个人学医数十年的历程，深切体会到：学医和学其它专业一样，一要持之以恒，终其生不稍懈，二要经常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作为奋发学习的动力。我虽年老多病，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仍坚持上述两条，愿以有生之年，不断钻研，在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道路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医途回首五十年记黑龙江省祖国医学研究所高式国【作者简介】高式国(1902～)，河北省宁河县入。一九二。年中学毕业后曾任塾师，同时自学中医。先后师事予吕秦交、蒋鹤青、吴道善等人。毕生穷治医经，对针灸学说亦有较深入的研究，着有《内经补正》、《针灸穴名解》等。我于一九二。年毕业于依兰道立中学校，因无力升学，居家闲散二年。一九二二年，邻右父老凑集五个儿童，强余教授，非所愿也。时当乱世(军阀混战)，人喜言兵，余亦窃读六韬孙吴等书，并重温史地，思以追随时势。转思学此下技，何以致用，即便小成，亦只听人指使助纣殃民而已，遂即中止。次年生徒加多，内有中医之子，其父商余教以医书，余遂先买《本草从新》备课。此为余乎生阅读医书之始，亦即望见医途之始。此后常虚心向药店老医请教。药店老医不善讲授，且猜余有意刁难之也。独有老中医吕泰交(宇际安，山东昌邑人，清末附生，年六十余岁)视余可教，热心传授。有时携卷来塾，指示要点，惟恐余之中辍也。余喜极，师事之。吕与余互约，午课余就彼，晚课吕就余，以此为常，此为余在中医路上初学迈步也。但未敢依此为业。师弟相处，意气投洽，研医之外，兼习经史。吕师最喜《周易》及《左氏春秋》。快意时则畅谈时势及古今英雄成败，常夜深忘倦。吕不喜谈文，常日：文章诗赋，乃小儒事也。又日：《诗经》民情也；《书经》政治也，《春秋》司法也}「礼记})教育也《易经》科学也。有时谈及《内经》。余日：文字太深，使人难懂，吕日：凡关理论之书，着重在悟。只要把《内经》的「内」字悟透，则全部经文如同白话。余问：古人有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何也?师日。比如修道，多读书而能明道者渐法也；不读书，而能明道者，顿法也。即朱子所谓「用力之久，豁然贯通」者也。此后，余常怀念《内经》之「内」字。又常默然自问：内之，内之，不知内到何处为止7．师日：「内到无可内为止。」闻言之下，更为茫然。不知所淡者，为医学耶，为道学耶?师弟相亲，倏忽数载，竞忘年有所加，学有所进也。此无他，学不厌，教不倦也。在此数载期间，计所讲授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瘟疫明辨》、《寿世保元》、《嵩崖尊生》，于《内经》、《难经》则择其大要，他如《医宗金鉴》、《中西汇通》、《千金》、(《外台》，陈修园、张景岳以及《沈氏尊生》、《世补斋》等等，涉猎而已。同时又有老医吴道善(字得之，山东蓬莱人，年亦六十余)亦常蓟塾赐教。其人善用经方、简方。常以少药治重病，犹兵家之以少胜众者(如以灯芯炭止血，猬皮炭治寒淋)。常日：药必真实、足量，乃能胜病。不然，徒茹苦耳。其人生性正直，多为病家设想。依人檐下，无以行其志也。又有蒋鹤青先生，曾从事税务，晚年皈依佛教，后半生以施医舍药结大缘法。当其未出家时，余亦得其训诲。其人喜谈气运。蒋、吕相遇则畅淡不倦。三人言行，皆我师也。一九二八年，邻伯方君，宦游归来，见余教书，以为不可。彼云，教私馆，乃老年儡者之事。青年人日与孔孟相处，将来何以应付社会?甚至「应对进退」都不合时宜。必须出外作事，练达人情皆学问。此古人所以尚游学也。时吕师在座，深以为然，余亦久蛰思动。窃愧无力资斧耳。吕日：人有薄技在身，胜过腰缠十万，况汝学医数载乎?!余闻言胆壮。同年七月，余持方伯信，到依兰高等审判分厅投差。荐为司书录士之职。暂寓父执郭芾卿家。此余在中医路上遇歧途也。当时官场，人浮于事，未能即妥，延久l延久使人不耐。郭伯殷殷劝慰，且露有留余行医之意。郭业医，设有药铺，铺中老医王汉臣，宿儒也。喜余知医，要郭强余在该铺应诊。余亦叹仕途多坎。且喜依兰多同学故友。尤愿与王医相处，便于学问，遂留止焉。一九二八年中秋节日起，余从事医疗事矣。此为余走中医道路开步起始。王医，山东莱阳人，年将七十，余师事之，而称之以伯。相处甚得，沾益良多。王曾指其床右书垛日，将来以此物累汝。余不敢诺，而窃自幸也。王死不久，逢「九·一八」之乱。依兰被炸，药铺遭焚，同人逃散，余亦流亡虎林、饶河一带，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乡。以医为业，乞食颇不为难。同行四人，亲如一体(内有一初不相识者)。仰余三指，幸得全活。当时山村无医无药，患喉症较多，余以针治之，问用土法。一时生活较为安定。痛定溯思，计遇匪者二次，均赖行医免祸(匪徒惯习，不劫医者)。绝粮者一次，余教以采玉竹根充饥，亦赖知医而得救也。疾病相扶持者二次，一为同行一人伤足踝肿，余告用土和尿敷之，痛减能行。当时同患难人，苦乐与共。孙子所云「风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果然哉l当此之时，．存家难奔，有国难投者多矣，个中滋味，余则备尝之矣。又忆师云「有薄技在身，胜腰缠十万」之言，今乃验也。此时囊中无钱，不足忧惧，囊中无书，殊感束手。临行仓卒携带者，只《温病条辨》，，《针灸易学》两书耳。此余走中医道路之厄运也。谚云「有书真富贵」，「书到用时方恨少」，「学然后知不足，用然后知困」，乃先我经验之谈也。回忆旧书遭损，实为痛惜，每一念及，必牵想到《内经》之「内」字，不知古人如何解释?拟日后详细考参之。两年后出山，同行只有两人，探讯前进，日行数里，不敢冒进，必先有投靠人家，以备盘诘也。一日信宿潘姓农家，黎明未起，忽然思路大开，认为宇宙万类。凡有生灭机能者，俱由幼壮衰老直至死亡消灭，顷刻不停，受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以及五谷六畜，影响损益消跃，而作生长收藏的变化。此种变化力量，含蓄在各个体之中。而《内经》书中所载者，为阴阳五行四时八节。在天则气运寒暑，风雨阴晴，星辰日月。在地则高下旱潦，五谷六畜以及虫鱼菌骚。在人则脏腑筋骨皮肉营卫血气情志，莫不包括。虽一毫一发之微，亦有相当生机在内也。即便一毫一发脱落死亡，其枯毫枯发亦有其逐渐消灭之变化在其内也。此种变化力量，约而言之，即「性命之道」也。以其无可名象，故强名之目「内」。或即吕师所告；「内到无可内」之意欤?于是喜而不寐，以为猜破古人之谜矣。忽又疑念顿生，不敢自信，窃虑先圣哲言，岂能如此轻易。思潮起伏，倏忽屡变。迨出山后，偶阅张景岳《类经》，见其名义自注，文中有言：「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乃自信所悟者与古人有略同也。因自恨学识短浅，若能早读此书，何致焦思如此之久。因又思古人有言：「思之思之，鬼神告之。」信不诬也。因又反复思之，所谓鬼神者，即吾心本有灵明，自然发动者也。。究竟何者为鬼，何者为神?则在自家念头之邪正耳。倘贤师友早期告我，省却多少思虑。然不思不虑，则易得易失。今经此一悟，乃出于自诚之明也。其殆师友玉成于我，行不告之教欤?余经此一悟，如在中医路上夜行，忽得明灯也。此后十数年来，医林浪迹，遇有学不通处，则商之契友，并加以思维，常收由点及片之效。从前游走山村，太感乏书之困。出山后，每副书店必不空回，凡遇爱好之书，宁可买而不读，不肯见而不买。如张寿甫陆渊雷、恽铁樵，时逸人、秦伯未、承澹庵诸前辈大作，读之如见海天之阔，其维新衍义之处，多由经典化出，其中意味深且长也。光复后，国基大定。中医受到政府关怀，我得参加医卫工作。此余在中医道路如登坦荡之公路矣。当时正值百家争鸣，有拟将中药革新，单煎分贮，。然后按方配剂，商余可否?余譬以渍茶，乘热饮之，其味清香，功可透汗，凉而饮之，香味减，功则利尿，隔宿饮之，其色紫，其妹苦，功则涌揭矣。一茶之微，尚且如此，安知多数药味，煎后寒热新陈之变，功能或有不同乎?可进一步研究，务要巩固其功能再行酌用。不可徒革表面之新也。此后余改任针灸科主任，又值朝鲜人金凤汉研究经络得出实质，各地都作讨论，余又发异议之言。认为经是经过，络是连络，无法提出有形物质。譬如两山夹成一谷，两岸夹成一川，在人身由两条经筋，央成一条经络，在解剖上只能提出经筋，此经筋一被提出，则经络同时消失矣。又如房屋墙壁有裂缝，外可入风，内可通气，作用显然。试将此房拆毁，则砖石若干，土木若干，历历可数。而在未拆房以前，有日共睹之墙缝，则提之不出。爱我者急止我日；别在新生事物上泼冷水。我日：我的墙缝子也是新生事物，你也别阻拦我的发展。相与哄笑。有此辩论，犹余中医路上跄步趋行也。此后余改任整理古典医籍工作。我首先着手《内经》，摘其差误而补正之(于一九六四年印成《内经摘误补正》小册。作内部交流。后又加以补改，拟名《内经补正》)。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被服章」三字于上下文义不属。余意此三字，可移于「适嗜欲……」之前。读为「被服章，适嗜欲……」盖谓圣人以教化治世，遵服章之制，在朝不矜冠绅，在野不妆异服，混世合俗，便于教化也。如孔子为鲁司寇，老子为周柱下史，庄子为宋漆园吏，均不辞小官，志在行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恶气不发」，「发」字或是「戴」字之误。若果恶气不发，则为郁结之痞，何贼风暴雨之有。今既贼风数至，暴雨数起，皆是恶气发泄之象也。前文言天道以藏德为务，「天明则日月不明」，是天失其藏德之职，而泄其自然之明，则日月之光为其所夺，有明不显(譬如白昼点灯，光焰不显其亮)。今既天遭失职，则邪气(不正常之气)侵害空窍，空窍受侵，则邪气无所归藏，邪气不藏，则不得缓其冲进之势。犹如四时失律，则春不生夏何以长，秋不晦则冬无可藏也。节节相因，总不外阴阳气化进行其生长收藏之道耳。今既生者不生，藏者不藏，故贼风因之数至，暴雨因之数起，俱因恶气不藏之所致也。原文下文自作解日，此。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俱失」也。故余疑「发」字为。藏」字之误。或「不」字为「大」字之误。，．《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寒，欲如运抠，起居如惊，神气乃浮」段内：「欲如运枢」，烦也，「起居如惊」，噪也；「神气乃浮」，不安也。犹云病者内烦外躁，坐立不宁，神气困之浮越而不安也。如此症状，略合《至真要大论》「诸躁狂越，皆属于火」之义。可于「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三句之上加「因子火」三字。寒静而火动也。原文「因于寒」三字，可在「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上。正合伤寒初起之麻黄汤证。本篇零乱失序者尚多，有待专文候教。《素问·金匮真言论》「故冬不按麝」节内「春不病颈项」，以四季月份揆之，应作「仲春不病颈项」。飧泄而汗出也」一句，新校正云，上文疑剩。余意「飧泄」乃夏秋间常见之病，应在「长夏不病洞泄寒中」之下。两句联合，断句为「长夏不病洞泄寒中飧泄，而汗出也(凡长夏有汗者，多不病泄)。《素问·阴阳别论篇》：「鼓一阳日钩，鼓一阴日毛，鼓阳盛极目弦，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张志聪谓「钩」应作「弦」，「弦」应作「钩」。盖谓肝(弦)心(钩)肺(毛)肾(石)四经之脉以应春夏秋冬四时也。按一阳为阳之初生，其脉端直以长，长应春阳之象，故鼓一阳应日「弦」。迨阳盛至极，其脉当有汹涛回卷之势，故鼓阳盛至极，应日「钩』。宜从张氏改正之。但「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句中之「阳」字当是「阴」字之误。按全文大意，鼓一阳者，春脉也，故日「弦」。鼓阳盛至极者，夏脉也，故日「钧」。鼓一阴者，秋脉也，故日「毛」。故冬脉之至，应作「鼓阴至而绝日石」也。若果鼓阳至而绝，则成浮数而散之象，何得目「石」?张氏徒见「弦删钩。之误，未审鼓阳至而绝之「阳」字为亦误，亦挂万漏一也。「阴阳结斜」，「斜」应作「邪」。或古「斜，邪」通用欤?「三阳结谓之隔」，「隔」应作「水」。「三阴结谓之水」，「水」应作「隔」。所以然者，三阳为太阳，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小肠外围为水，膀胱内容为水，两太阳结邪，乃为水病。故三阳结，应作「水」。三阴为太阴，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肺结邪，则气失运而不利脾结邪，则胃失助而不消。气不利，食不消，非隔而何?故三阴结应作「隔」。本篇末句「不过十日死」句下，新校正云：「详此阙一阳搏。」玩昧本节全文大意：「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由此观之，阴脉俱搏死期缓，阳脉俱搏死期速。新校正云阙一阳搏。余意「不过十日死」句上，正可补「一阳俱搏」一句。按一阳为少阳，少阳居半表半里，处于阴阳之间，若一阳惧搏，刚死期亦应在阴阳俱死期之间，即五日十日之间也。二数折合，得七日半。正符「不过十日死」之数。又旬中「不过」二字，非含糊词，乃肯定语。盖谓不得过十日而死也。《灵柩·九针十二原》「写日，必持内之」，「写日」之下应补「迎之，迎之意」五字。乃与下节「补日随之，随之意」相应。「审视血脉者」，「者」字衍，宜删之。「必在悬阳」，应作「心在悬阳」。「及与两卫」之「卫」字，《甲乙经》作「衡」，未洽。古说「眉目之间日衡」(蔡邕《释诲》有「扬衡含笑」之句)。余意本节文意，重在审视血脉。考面部之荣于血着无过于颧。而两眉两目之间，于血关系不大。若以「衡」字作印堂解，又不应有「两」。因疑原文「卫」字，或是「额、顺、颂」等字之误。提出浅见，以供参考。「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十五字，似应在前文「剌之无殆」之下。「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句中「有六府」三字衍，可删之。读为「五藏六府有十二原」，乃易讲通。《灵枢·经脉第十》「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以下全文，应是《经别第十一》文字。应将下篇篇目「经别第十一」五字，移于「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之前。否则，张冠李戴矣。余于《灵》、《素》两书择出疑误之点，约一千余项。有待缮清敬烦同道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