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柴兹勒尔。”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上）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上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所争的问题还不仅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个斗争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个战役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富有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其结束既非赫赫的胜利，而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的鼓声，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撤退性的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上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包括着的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中，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中，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中——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到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了，则即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上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在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中，一直向东弯起，这条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碰到了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却并未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的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南方，只有第16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上，担负掩护的任务。这个师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它退向顿河之上，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所有的部队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以及其大后方地区中，也都有巨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以及其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比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里以上。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260英里，无论从康桑斯卡亚到查波罗齐，或从斯弗波达(Svoboda)到聂罗皮托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从个人经验上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在1941年的夏天，曾经率领第56装甲军从提尔希特进到芬斯克，在4天之中走过了190余英里的距离。而且当我如此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的抵抗所不能比拟的。而俄军在其前线后方又还控制有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1942年冬季战役中所没有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际，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在冬季中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从下述两个数字上来表示。在1943年3月间，南面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的长达435英里的正面，一共只有32个师的兵力。面对着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或其后方都有341个大单位，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所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是经常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　　第一点，一种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这个集团军群，受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大部份，和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新兵力的增强时，一共也只有3个德国集团军，后来才增为4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1比7。(俄国某些单位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点，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的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较强大，而且当我们的同盟军崩溃之后，他们在此时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较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即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其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就会全部被迫退向艾左夫河或黑海的海岸上，而最终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俄国的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构成封锁。等到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之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会注定了。　　作战政策的要点　　基于上述的战略情况分析，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整个南翼战役中，双方的问题就都是一样的。俄军能否捕捉到德军的南翼，来完成其趋向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么？　　俄军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很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一个好机会双手奉上，他们当然欣然接受。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那是一种太自然的决定。　　　在其进一步的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其在罗意匈三国部队地区中的压倒性成功，一再增大其打击的力量和范围，以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的南翼。他的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之上。因为德军的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在太远的地方，所以这种战略观念更显得非常有希望。　　在德军方面，所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内获得了的首次意外成功，遂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上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清这个事态的严重，设想到它会怎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巨大。　　　概括言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一条。第一条是当第6集团军一开始受到攻击时，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就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于是再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使用这个集团军尝试恢复在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同时也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盟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作如此的解决，同时由于现有铁路运输的缺乏，也无法使这些兵力如期赶到。而命令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又是其所迟迟不能够下决心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俄国攻势发动后不要几个星期，即可以认清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的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所能希望的，就只不过是它能够尽量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达最长久的时间而已。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所应担负的任务，直到其最后牺牲了其本身为止。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不放手，而使事态作了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希望也都被证明是幻想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也还是有第二条路线是畅通无阻的。只要肯放弃其在夏季战役中所赢得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也是不可能据守的)，则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可以转变成为一次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依照一定的时限，从正面的东部突出地带撤出，首先使他们转进到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的后面，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　　同时，任何可能调用的兵力——包括由于缩短正面而使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所多出来的兵力在内一都应该集中起来，姑且就说是以哈尔科夫的附近为其集中点。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其在第聂伯河的渡口时，他们就应担负攻击敌军侧面的任务。换言之，这个观念，就是想要把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为一个包围作战，而以把我们的追击者逼向海边上，并在那里歼灭他们为目的。　　当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已经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经使整个南翼都受到了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开始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上述的计划。　　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因为首先要他放弃其在1942年夏季中所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于希特勒的个性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我在第11章中对于他的个性是早已有过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是如此的缺乏经验，他甚至还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的第一条路线在它赶上战场之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那个时候，第6集团军是早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所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的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中作一次会战，也是决无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遂又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所以更是毫无希望了。至于说到第二条路线，即等到敌军乘胜追击时，就把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成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那却又是顿河集团军群所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权指挥整个的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的，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只限于其自己指挥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随着战局的演进，情况也就日趋于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6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的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的理由(在前章中均已详述)无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就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的惨败(损失了整个南翼兵力)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所尚能动用的兵力是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留下来的唯一对策就只有缩短集团军群的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上。所以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走在敌人的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在西翼上，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是逐渐的向西发展。因为在我们北方的邻军，B集团军群，由于盟军兵力损失的结果，是逐渐的失踪了，遂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否则也就不可能把足够的兵力调往西翼方面，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够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是规模较大，而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却与保卢斯将军于11月19日到23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者，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性的压迫，而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位上，而同时又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性。唯一的差异是在保卢斯的情况中，一切的决定是必须要在几天之内，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赶紧作成，而他从一开始起，也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的情况中，这个观念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观念是十分简单的。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难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于作下一个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是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的兵力，结果就必然会造成一种危险，而这却是任何人所不一定有把握能够克服的。而更困难的，是假使这种兵力的调动要能不失时效的话，则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时，即开始采取行动。姑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尚不至严重到希特勒都能认清时，即应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早就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观念是如此的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着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是证明很难实现的。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观念——至少希望应能不失时机以使其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也是同样困难，因为后者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着其已有的获得，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锁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是要比敌人居于较优越的地位。　　在顿河集团军群接管其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所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其对于邻接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却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公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面集团军群)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是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的奋斗，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的东西都尽量用来作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的奋斗，而后者则在从高加索地区中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的会战中对敌军的攻击获得了成功，虽然其规模是要小于其理想者。　　第一阶段：援救第6集团军的奋斗　　援救第6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脱出的企图，是在上一章中已经详述过了。　　为了想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曾经作了一种全面性的努力，所作的冒险也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一直到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之时为止，即为1942年12月底，它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小量的兵力，仅仅足以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延迟任何决定性的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中，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时为止。　　　仅仅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经放弃了之后，而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暴露，并且也使敌人通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下述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6集团军决定不作突围的企图，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遂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的兵力迎击第4装甲集团军，所以遂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上居于极困难的情况。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塞河与柯特尼可夫之间的战斗中，以及以后者为跳板而发动的第4装甲集团军援救攻势中，第57装甲军在罗马尼亚溃败之后把它单独遗留在战场上时，不免受到严重的损失。第23装甲师本已受到严重的减弱，现在就尤其受到了惨重的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实在是感到独木难支，它甚至于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都是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是正在向后撤退，遂使敌人能够在波特门金斯卡亚的附近，后来又在柴门杨斯卡亚(Tsymlyanshaya)，先后渡过封冻的河川，威胁齐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Gen. Mieth)此时已经接替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地位，而负起了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在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是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Mieth Group)向卡加尔尼克(Kagalnik)河的后方作战斗性的撤退。　　　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是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各师是损失惨重，但是何立德集团军却还是把它的兵力从齐尔河游向南撤出了。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拜斯塔亚格尼拉亚(Bystraya Gnilaya)河的该集团军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杨庭斯基(Milyutinsky)的渡口，尽管是不无理由的。这使敌人遂可以达到何立德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构成何立德集团军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遂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和弗洛希罗夫格勒等地的各个顿河渡口。仅仅在米里罗夫，有一个新成立的“费里特-皮可群”(Fretter-Pico Group)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屹立不动像一个在洪流中的小岛一样，还能够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却还是可以自由的向东旋转，达到何立德集团军或米斯群的后方，或是直向对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假使它能够保有独立的行动权，则对于这个危机的解决，其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而立即把这个“蛙跳”的原则付之实行。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在一个单独的行动中，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面和其向西的交通线上的威胁。尚在顿河大湾中作战的米斯群与何立德集团军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对于这种办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即为A集团军群还仍然在高加索坚守其阵地的事实。若是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其西翼方面调动，则将会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暴露，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要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想要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原则来当作顿河集团军群作战观念的基础，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个星期当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6集团军起见，更是有意的把这个观念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起，本来就早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若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湾之内，是绝无建立一个相当安稳情况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或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则为唯一的例外。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感受到威胁，而A集团军群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在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受到了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6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是早已断绝了，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起见，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增援，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因为这是很可以谅解的，A集团军群本身是决不愿意把任何单位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与单位。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单位摆脱战斗，那实在是一种困难的任务，而至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任的总司令，以使一切的工作走上轨道。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和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着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的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是在相当长久时间之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所希望的还是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起来，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可以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的窘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不曾被取消，而只是缩小了其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还是一个神秘的哑谜。在相当的时间以后，这个事实又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任务如下：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而来采取行动，并彻底的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上，以消除其将被切断的危险，反之面临着日益增高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却被迫必须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面，并且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所以实在是很难于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何立德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以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切断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这个集团军群还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或是用其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是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的作战退化成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节约兵力之故，不动的兵器常会被埋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将作大量的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也会设立许多的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一个静止的战斗地带中，是不适宜于养马的，所以常常是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性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况，尤其是在山地地区中的情况，更足以增加这些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都往往丧失了其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天天不可缺少者。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次的变动都一定要引起许多的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的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就使行动更受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移动了之后，就没有余力来作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着有作大规模撤退之必要时，他们就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作撤退的准备。甚至于他们会干脆的拒绝撤退，因为感觉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以离开的。这是值得回忆的，当德军攻势在1918年发生了顿挫之后，甚至于像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也都不曾想到应该作一个勇敢的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的研判时，他也还是感觉到已经位置在德军前线上及其后方地区中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是感觉花了重大牺牲作代价换来的领土是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出来这个部队必须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一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了此时，A集团军群还在几天之后又宣称着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段的撤回到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155个，每师20个，必须还再要25天的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11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是迟早会感受威胁的，但很明显，他们对于撤退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其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已经禁止作如此的准备，即使他事先不禁止，等到他知道了已在准备时，也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还有其利益——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所作与我相违背的决定，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取消了。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其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会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终于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是可以相当的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更是如此的了。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予下级指挥官，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若是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情况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是要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去掘发——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实在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除非是真正有此项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团的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是殊少了解的，他经常用他的手谕来干涉其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是早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若是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的行动有关时，那也就是会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的。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还是环境的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中又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那甚至于是更难于克服的：希特勒对于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感到犹豫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够强迫他下达某一种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报告着说，假使到了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则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了。　　与上述的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是在我们所指挥之下的任何集团军，都决无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是太慢了。当他仍向我的总司令部中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时，他们总是几乎能够获得立即性的答复。仅仅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偶然的延迟达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或是迟到次日上午。　　就其全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于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也总还是能够获得批准的。　　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假使它要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不受威胁，则第4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要加以完成。它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直到后者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时为止。同时，它又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的下游地区，以直捣罗斯托夫，并同时切断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向敌军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所剩下来的兵力就只有在柯特尼可夫附近的第57装甲军，它所管辖的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17和第23)。第15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其战斗的准备。而留在依里斯塔的第16摩托化师，也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的兵力。　　顿河集团军群虽曾作一切的努力，以求能使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只是徒劳无益。从A集团军群中抽调第3装甲军的建议是早已为陆军总部所拒绝，而第7装甲师也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复被希特勒扣留着，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就要用这个师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就本质而言，这个观念是并不错的，不过我们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19集团军)所要求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那个师拨发给我们使用，因为他害怕当这个师一离开了罗弗罗西斯克地区之后，即足以使罗马尼亚部队望风溃散。　　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向后转的时候，一部份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单位，也就乘机窜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使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虽然第16摩托化师能够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赫河的背面，但这却更延迟了该师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1月中旬他们才会合在一起。　　顿河集团军群在其自己的地区之内，曾采取措施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但结果也被敌军破坏。我们曾经想到从顿河大河湾中抽出第11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该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又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了米斯群的后方，后者仍面对着北方，扼守着齐尔河的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并使米斯群可以转过身来，位置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方，把正面转对着东方起见，第11装甲师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的地区中，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遂又不能获得该师的助力了。　　　所以最后能够用来增援第57装甲军的兵力，就只有一个维京(Viking)党卫军师，那是A集团军群早已拨送过来的，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在1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到了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是正在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柯特尔尼可夫前进的有两个俄国的集团军，第2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他们一共拥有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不久以后，又有第3个集团军(第28)从卡米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中进攻了。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假定。这个集团军的目的不仅是要想从正面牵制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最后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着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和要掩护如此巨大的地面，希特勒若是认为他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一条“战线”，或是必须获得了他的批准才能作任何的撤退，那才是错到底了。作为是一个障碍物，在第4装甲集团军现有的情况中，一条坚强的防线所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蛛网要好得那里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一类的命令，来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又坚决不肯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以增援。所以到了1月5日，我觉得我是有要求辞职之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假使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这个总部仍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遇事都受牵制，则我也就认为我自己实无再恋栈之必要。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的职务。”[注：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军需监(Sub-directorate)是直接听从军监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的命令来处理其事务的。]　　　照现有的事实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来作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其兵力密集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作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因此，显然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于其他的地区也只能给予以最单薄的掩护。　　　霍斯上将，在其可羡慕的参谋长，范果尔将军(Gen. Fangohr)协助之下，用冷静的决心和活跃的领导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很巧妙的妨碍敌军的进展，但对于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得太久，以免使他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又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兵力，可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于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奉特殊命令的方式减轻它的责任。诚如我早已说过的，第4装甲集团军实际上是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3个俄国集团军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后者必须要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能有自卫的能力。同时，它又要阻止敌军沿着顿河下游直趋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使俄军达到了这个目标，则我们3个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之一个。它们之间那一个应列为优先，这是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的。诚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较大的危险，但是假使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回转身来进入新阵地的时候，就恰好被敌人包围住了，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3个集团军也会注定了将要同归于尽。相反，若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够顺利完成，则我们也就可以有兵力用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是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已经说过，第16摩托化师的兵力是恰好能够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1装甲集团军背面上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又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4装甲集团军，而使他自己位置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地位上。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君士坦丁罗夫卡亚，沿着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进发。1月7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之后，有一支小型的敌方兵力，在距离位置新齐尔斯卡亚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12英里远的一点上，渡过了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使用。以后这个坦克军(那个小型兵力即为其中一部份)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aya)，威胁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那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之内，罗斯托夫是可以免于受到威胁了。而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这个在其北方侧翼上的威胁，也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其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齐尔卡斯克(Cherkask)起到彼托夫斯可(Petrovskoye)为止。这也就是说现在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是至少有作战性合作的可能性了，尽管在彼托夫斯可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又为马立赫河的泥泞平原所掩护着。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中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还剩下了第二部份的任务，使这个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1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的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所作的更进一步的撤退起见，又有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遂使这个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于完成。事实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其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未决心放弃整个的高加索。第1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是A集团军群的全部仍应留在库班河，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何立德集团军的战斗　　在1月下半月间，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其任务时，何立德集团军在大河湾中所作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中已经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敌人都在以无比的优势兵力，一再向该集团军沿着齐尔河的正面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长达125英里的正面，从尼曾齐尔斯卡亚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为止，何立德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4个步兵师(第62、294、336和387)，都已残破不堪。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兵力还有一些“警戒单位”(Alarm unit)，以及由有经验的斯塔赫尔将军(Gen. Stahel)所指挥的高射炮单位，后者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团军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了少许的残部，终于不得不并入了其他陆军部队之中。这个集团军的主力是由第6和第11两个装甲师所组成，再加上新到的第7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借这一点兵力，何立德将军必须要阻止在北面的敌人向顿河的下游进攻，即窜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更重要的，是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到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团军又有另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着其左翼的兵力，不至于挺进到了在弗尔赫斯塔德到弗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上，而从西北面来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团军又发现其两个侧面都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失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费里特-皮可战斗群，正在从米里罗夫地区，且战且走的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军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门金斯卡亚，以后又在柴门扬斯卡亚。仅仅在把第11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起来，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面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进攻——已见前述。　　　也像第4装甲集团军一样，何立德集团军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其坚定而活跃的领导。不过集团军群总部也还是照样的负起最后的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的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着，而集中其装甲兵力以作短距离的攻势突击。　　　这个集团军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而救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除了集团军部的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其步兵师和其他所有一切协助防守战线的单位，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则他们的防线也还是无法维持。有一次，他们使这个集团军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拟攻击该集团军在顿涅茨前方的北面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一直冲入了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了奇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中之一部份，自然是该集团军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却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来负起。在任何危机之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团军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来集中其装甲兵力，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在1943年1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很明显，在第6集团军覆没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也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现在应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苦战，使A集团军群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却已经安全的收回了。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190英里以外，但它却已经脱离了山地地区，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假使情况恶化，则它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来。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地区中，一直都还能够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的3个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中。不过很明显，何立德集团军或费里特-皮可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再增强之后，从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渡过顿涅茨河游的行动。(注：费里特-皮可战斗群现在米里罗夫的附近作战，它包括第30军的军部，第3山地师及第304步兵师。)敌军若是达到了那里，则可以自由的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或一直冲到亚速海为止。　　更糟的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B集团军群地区中由匈牙利集团军所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一个新攻势之下开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赶到艾达尔(Aidar)河的后面，达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换言之，从弗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中，将会变得门户洞开了。总而言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翼将会实际上不存在。从弗罗希洛夫格勒往北走，已经露出了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作局部性的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像意大利部队一样，从此退出了战场。　　这似乎是必然的，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希望塞住这个空洞。无论如何，专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若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的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间，似乎是已经确实的来到了。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不肯同意。也许它是不能够料想到，假使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中增厚兵力，则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它就是故意的不考虑当前情况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地区。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着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梅柯普(Maikop)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着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使其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地撤退起见，被迫在顿河两岸上继续作艰苦的奋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中去的观念而发生了激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究竟应该把多少数量从罗斯托夫通过，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去的问题。照我们看来，若是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中，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中）　　　　1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齐尔卡斯克-彼托弗斯可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着东面的正面。可是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却又正在酝酿着另一个新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军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里罗夫以南的弗里特-皮可群地区中，达到了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的目标。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302师)给予这个群，但专凭这一点兵力，它还是不可能稳住在该河的情况。　　当1月16日，陆军总部把费里特-皮可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艾德尔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的后面，也甚至于都毫无把握。敌军正拟在费里特-皮可群自己的地区中，把3-4个机械化军投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两侧的顿涅茨河。　　　很侥幸，幸亏几天以前何立德集团军曾经获得了一个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已经在卡里特伐河(Kalitva)上，作了一次奇袭式的打击，使敌军的一个攻击尚在准备阶段中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团军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中的计划，使其一个装甲师可以尽量提早参加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地区中的机动防御，可是对于新接管的卡门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就更无其他的兵力可供利用。换言之，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意图，在顿涅茨阿与顿河交流的地方，该集团军右翼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空洞。后者仍然需要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以对抗在马立赫河沙尔斯克(Salsk)前方还较优势的敌军，在沙尔、顿河、马立赫三河之间的三角地区中，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趋罗斯托夫，又或者是突入何立德集团军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现在应准许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其右翼方面去，同时只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的前方，为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着这个渡口的畅通。这自然又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1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17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中。　　　于是又再度的不可能使希特勒迅速作出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师，集中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作一个短程的攻击，这样既可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而同时也可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迅速调动。　　　直到1月18日，陆军总部最后才准许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的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在沙尔斯克东北马立赫河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相反，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还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提克何立特斯(Tikhorets)铁路线，直到88次补给列车安全的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了库班桥头阵地时为止。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是准备撤向罗斯托夫，或撤入席班半岛中，或是一个大家猜疑的对象。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之内，把兵力“蛙跳”的调往西面的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下决定，结果当然只会使敌人坐收其利。它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中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可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的中段，一直向亚速海的海岸上或第聂伯河的渡口上挺进。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其兵力对罗斯托夫直接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西翼。　　1月20日，敌人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赫河的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了一个攻击。他们的坦克达到了罗斯托夫的飞机场。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把第16装甲师调到这个北翼上面来，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赫河之间的进度，但是很自然，专凭这一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所有4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也正在逐渐的从马立赫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进攻，其目的是要想在罗斯托夫的前方，牵制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而另一方面却去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的正面也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方面，敌人的目标也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他们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来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交角中，以及在卡门斯克的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的攻击，其目的也是同时不让有任何兵力可以从这一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上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所面临的又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那一个威胁应该先应付呢？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两个装甲师(第7和第11)本已被调住在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上。但是不管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在目前却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使不仅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至少还应加上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撤向后方。否则我们也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解救整个南翼都会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了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起见，上述的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赫下游向该城进攻的敌军，发动一个锐利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的缺乏(当时所有的补给列车都正在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因为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又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这个反击的效力很慢的却不能显示，而时间却已经迫不及待。因为第6集团军的抵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在2-3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敌军涌到。在1月22日，我就早已告诉柴兹勒尔将军说，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中进攻，即为存在于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了第1装甲集团军中的兵力，至少有一部分不应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通过罗斯托夫后撤——那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为决战场的地区中。虽然从我们的眼中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自己的作战观念上来说，那却总还是可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这个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来进行，以便第4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西翼方面去。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则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的速度。不过很明显，即使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都还是不能增加其速度，达到情况所要求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供解释的满意理由。不过以后当第1装甲集团军拨归我指挥之后，曾经向我表示，假使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止，则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就可以行动得更快了。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肯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是怎样解释，事实却是不变的。A集团军群是如此的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1月23日。它还在贝拉亚格里拉的附近，在提克何立特斯以东约30英里外——直到2月1日始能达到提克何立特斯！　　　1月23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一次为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又还是像惯例一样，负债是比遗产更多。它们包括着40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而至少有3个军的敌军正在这个地区中前进——其一为装甲军，其余则为机械化军。我们所获得的资本，因为意大利部队现在已经是不能列入计算之内，所以唯一的就只有第19装甲师，目前位置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附近。不过就是在接管的次日，该师也就被迫把斯塔罗比尔斯克让与敌人了。这个师在普斯特尔中将(Lt-Gen. Postel)的卓越领导之下，终于能够突围向西撤退，对于这个英勇的师而言，应该要算是个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那却不是它所能够制止的。　　1月24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的话，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今后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其南翼还仍在艾马弗尔(Armavir)，所以这自然也就是说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的南岸还要再继续滞留下去，以便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还能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上去发挥它的效力，似乎是颇有疑问了。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是很不愿意看到其所属的集团军中之一个越过顿河而脱离了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固然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它却终于能够认清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在库班半岛中。此外，事实也逐渐的显示，留在库班半岛中的任何强大兵力，都是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供应补给的。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中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个事实，是在1月25日，上述那两个装甲师对于越过马立赫河下游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了。于是至少就眼前而论，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是可以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上的情况却又作了另一次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那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俄国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于是企图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前者，并压迫后者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要它用1个装甲师参加这个战斗，并尽量加速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最后在1月27日，至少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是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遂使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的措施。同时，因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保持着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以从顿河以南地区中抽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地区。接着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了1月31日，第1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合时机的赶到顿涅茨河，以阻止渡过该河直趋海岸，那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即使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也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的战场上。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还是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能决定，结果第50师(为前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此时遂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与第17集团军了。此外，经过了一度犹豫不决之后，希特勒最后又还是把第13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中的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经设法保留一个缺口达到最后的阶段为止。这两个师既未能加入主要的战场，而另外还有40余万人实际上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中。很明显，后者是足以牵制着强大的敌军，他们曾经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还是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不曾获得希特勒所希望的作战效果，而最后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其所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中，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罗弗洛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　　　1月29日，我们的总部由塔甘罗格(Taganrog)移到了斯大林诺(Stalino)。(我们是12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了顿涅茨河。在顿河大湾和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的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却早已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即为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置在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是以马里乌波尔-克拉斯罗尔梅斯可-依苏门(Mariupol-Krasnoarmeiskoye-Isyum)一线为界。远在1941年，这个地区即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占有对于战争的后果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方面，他相信我们若没有这个丰富的煤藏，则在经济上即无法支持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人若是丧失了这个地区，则对于其战争的势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人所有的煤藏中(至少在欧俄部分)是唯一适宜于炼焦的，若是缺少了它，则俄国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就会发生瘫痪现象。对于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在1942-1943年之间，俄国虽然并不能利用这个顿涅茨的煤藏，但是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作顿涅茨盆地的主人翁。从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应该保持着。不过唯一的限制却是假使我们要想开采相当大量的顿涅茨煤藏以供我们自己使用时，对于这个广大地区中的铁路所需要的燃煤，却又都必须从德国去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我们的火车头。因为每天运煤的列车都要有好几次之多，所以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若无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下去。(一年以后，他对于尼可普(Nikopol)所出产的锰，也曾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什以南的匈军正面崩溃了之后，敌军达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可以畅通无阻，而且越过了它就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1月19日，我与柴兹勒尔将军曾经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但却未获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天，从沃罗涅什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柴兹勒尔说，不管这个地区是如何重要，甚至于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简单，很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要保持这个地区，则必须赶紧集中强大的兵力，不可以略有延误，集中点是愈向东去就愈佳，若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的前方。假使因为下述各种理由，例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力可供调动，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上调动兵力，最后还有目前的铁路情况担负不了这种突然的调动等等，若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则我们就只好接受必然的后果了。德军的南翼假使仍然留在顿河的下游地区中，则专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假使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中，换言之，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了，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作孤立的战斗。南翼所作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在作战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的迅速，并且相当的趋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即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于是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不等到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即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了。　　　无论如何，很明显，预定2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是绝无力量足以塞住现在从弗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什之间所已被撕开的缺口。假使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则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也无力作一个适合时机的攻击。　　以后的几天当中，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趋势，更足以增高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早在2月20日，我们即已注意到有两个敌方的军，正在向弗罗希罗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的左翼，即为在卡门斯克的费里特-皮可群。同时，面对着留在弗罗希罗夫以东的顿涅茨河岸后面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探路前进。此外，敌军的主力显然是首先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的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了这些目标之后，则又可以假定他不仅只是为了包围费里特-皮可群而已，并且还会把强大的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趋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的海岸。仅仅在4天之后，1月24日，我们就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的弗罗希罗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惊，由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见鬼的乡镇长们所发出的。　　　1月31日，我又把一份电传打字机的电报送给陆军总部，重述我对于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一个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地区中的敌人是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假使不幸上述二者实际上都做不到，则这个盆地即无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一种错误。　　我又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假使敌人若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的增援——这也似乎是必然之势——则专凭我方现有的兵力也还是决难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可以希望敌军是已经丧竭了(尽管他们在攻击德军时的损失很重大)，或者是因为补给的困难而会使其作战自动停顿下来。当柴兹勒尔将军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就总是以上述的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话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却应记着，当敌军攻击盟军时，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而他对于补给予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我们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中作战时的情形要低。几天之后，也就证明我们对于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很明显，他似乎是一方面要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2月2日，敌人在弗罗希罗夫格勒以东渡过了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并未能作任何认真的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团军共有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也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兵力。这个集团军的目标可能为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其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量努力把第1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的中游地区以外，在1月底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了整个作战的的方针而发生了反复不断的争论。上文已经说道，早在1月19日，我就已经向柴兹勒尔将军强调说明过，除非从哈尔科夫的方向上能有强大的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决无法据守下去。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应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的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1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对抗在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威胁。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把第4装甲集团军也撤出这个顿河下游和顿涅茨“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进到依苏门-斯拉夫杨斯克(Slavyansk)一线，以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游，除了在斯拉夫扬斯克所已经发现的兵力以外，敌人又更可以调集更多的兵力越过该河趋向第聂伯河下游。除了党卫军装甲军的第1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就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上即不能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一点兵力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的侧面实行迂回。但是必须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作相当的缩短，然后第4装甲集团军才能够抽出。目前我们所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所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起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的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是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上，当德军南翼在1941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所守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斯(Mius)河的后方，继续向北走，直到顿涅茨河中段为止。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上，自然其意义也就是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我又企图把我对于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观念，向最高统帅部再度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一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即使就纯粹防御的观点来说，也还是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达任何长久的时间。假使因为损失了第6集团军和共20个师兵力的缘故，而最高统帅部遂决定在1943年中采取守势，那么为了要想保守整个的顿涅茨盆地，则所有一切的兵力都将会用尽。可是敌人却仍然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点上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上，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上。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却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相反，假使最高统帅部感觉到在1943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则它也还是只有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为起点，因为这个“阳台”现在已暴露，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则侧面即将感受威胁。要想作一个攻势的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的南翼。在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中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之上。　　不过，希特勒却显然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一类观念。柴兹勒尔早就已经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对于他的总参谋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回答着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就作战的观点来看，其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够放弃——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藏，而且当德军撤退之后，敌人也就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于他们的钢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是一种折中应付的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到达哈尔科夫的单位，党卫军“帝国”(SS“Reich”)师，应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一个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是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作战以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6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的被投入了战斗，其意义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也就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也根本上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个时候，它正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从事于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中(2月4-5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敌人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的压力，而后者却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的撤退。原有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3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再加上了两个集团军，其番号为44和48，那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留在库班半岛中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17集团军，对于俄军的侧面，并不能如假想那样构成一个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的战场上。不要很久，顿河集团军群即可以料想到在罗斯托夫城的本身上，以及在新齐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上，都将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正在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中。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也同样变得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何立德集团军为了遵行集团军群1月14日的命令，已经把第6装甲师匆匆的调往顿涅茨中游地区。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去，目前所最多能做到的，就只是把敌人封锁在其所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已经可以用宽广的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上已无任何防御兵力了。俄军现在已经达到了斯拉夫扬斯克的城外，并且也已经占有了依苏门。　　　所以即使在现在，何立德集团军能否撤至米斯河阵地，也似乎是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1月5日以前，把它撤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羁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假使敌人从斯拉夫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则一开始即可以使米斯河的防线丧失了倚托。　　　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所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是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道路上行走着，可是却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的时间，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作有效的作战。而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在沿海岸地区中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进度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面的地区中，地面还是冻结的，所以俄军的机动性是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着这些不祥的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它的右翼立即撤回到米斯河，而且也更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连串的特殊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它要求集中第7高射炮师(它本是在交通地区中担负着防空任务)，以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补给线提供空中和地面的保护。它也要求立即准备一个空运行动。以便当它的后方交通线若被敌军切断时，就可以立即应用。它也要求牺牲对于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于这一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已经是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功——那就是说在2月6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Kupyansk)。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了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就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依苏门进攻。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13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中，在那里他们应换用新兵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较长期作战观念，但是这许多的要求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也足以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的电报所产生的结果，2月6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的影响，后者11月底曾经来访问我们的总部，我们曾经把当前的情况和最高阶层对于战争应如何指导的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的表达。　　1943年2月6日希特勒与我本人之间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到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上至少又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自己对于第6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个事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报导过了。在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觉得他对于这一次悲剧是具有很深的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其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对于那些始终信任他个人，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们也不无内咎之意。可是以后，我对于希待勒的诚意却不免开始感到怀疑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们当作人来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士之风。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是的确表现出来了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会这样故作姿态，以取悦他所接见的来宾。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下了决心，只想与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在我们自己地区中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的条件为必须获得希特勒的同意，始能放弃顿涅茨盆地的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表示首肯。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高层的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即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也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决不可能使他自己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在将来足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的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啧有烦言，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白的宣称着说，他不可能使任何其他的人员位在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的。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出来由此所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将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的时机中放弃其中的一部份，则也许即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在把现有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使其目标终于能够达到。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也决不足以拦截敌人所作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则也就无异于是要说应该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何立德集团军，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阿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而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还再度的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于也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来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是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那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所有一切作战性的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输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于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应能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愈慢。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很可能，他不愿意看到前途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因为这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他开始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出绝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想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则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了相当比例的兵力，他若是把他们投掷在决定点上，则仍然还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的本身而言，未尝不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要看双方中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面若能有机会作适合时机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着了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还是较强的。而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于享有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军可以有机会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透入，他只要用相当小的兵力，而也不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折毁这整个的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是俄国陆军实力雄厚，但其攻势能力也总会有一天将要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当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时，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可能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势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形减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补充却是源源不断的。至于说到俄军的补给困难问题，当然，他们若愈前进则困难也就愈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中，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却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战时，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离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95英里以上。这个数字在第二次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足以当作证明。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无论如何，假使我们把一切的计划都寄托在一种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其极限，那才是大错而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的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之故，在最初上战场时都曾经受到了太高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他却也同意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是完全失败了，甚至于他更承认这完全是为顾及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上所说的就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若能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依苏门的方向作一个东南向的突击，则即足以解除俄军对于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的唯一保留之点，就是说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达到之前，这个“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弗尔强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于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的信心。否则，这就足以表示他对于比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一个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是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所反复辩论的一点，还是他认为在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害怕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于敌我双方战争经济上的重要性。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然后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却仍然能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是仅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他坚持说，假使他们若不能收回顿涅茨的煤田，则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产量，于是也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人丧失了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当然在生产上会发生相当的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照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对于在1941年所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一个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以勉强守住齐尔河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里，敌人在有限的地区中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的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却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性的炮兵。这个对于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又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这种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最后手中就只留下了一张王牌了。在我尚未与希特勒会晤之前，德国煤业加迭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Paul Pleiger)，曾经来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于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真正重要性究竟是怎样时，他却向我保证着说，在沙赫蒂(Shakhty)附近的矿区——即在米斯阿以东的那一部份盆地——是并无重要性的，因为那里的煤不适宜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也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上来表示反对！　　但是任何人若假定他现在就会承认他的失败，那么对于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未免估计过低了。作为至少是可以当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像是要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之中，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再使用是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是冻结着的，但是天气若继续转暖，则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性。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下）　　　　希特勒现在就用其雄辩滔滔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会构成一个不可以越过的障碍物，而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都无法继续进攻。相反的，假使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要想向西移动，则又可能会陷在泥泞之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中我至少还是应该等几天再看。　　当我仍不肯屈服，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于是希特勒才终于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斯河。假使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都包括在内计算，则我们已经一共谈话达整整4个小时之久。　　下述的一件小事也更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如何像“牛皮糖”一样。当他已经终于批准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就起身告辞退出时，他又把我喊回去向我说，他对于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便反悔，不过他却仍劝我是否能再考虑—下，稍微等候一个短的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就甚至于还能使我们在这个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中再停留下去。不过我却仍然坚持不变。我所允许向他让步的就是假使当天夜间的情况报告还不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时，则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我的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为什么对于我这次与希特勒的会晤要作如此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对于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这也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和如何难于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到2月底为止的发展　　经过了长久的辩论，我终于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的东部，于是也就使我们可以把第4装甲集团军转用到西翼方面来。不过若就因此而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了，那却还是一种错误的假定。根据距离和道路情况来计算，这个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东翼“蛙跳”往西翼的程序是预定要大约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此外，由于敌军在顿涅茨河南岸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附近，足以威胁何立德集团军的深入侧面，所以后者能否安全达到米斯河的位置，也并无确实的把握。更进一步，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在顿涅茨河中游的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即在哈尔科夫地区中——也更令人感到焦急，敌人几乎可以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查波罗齐的渡口，而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的地方渡河，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以外，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团军，以代替在B集团军群中的盟军部队，后者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2月7日正午时，我回到了在斯大林诺的总部中。因为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一个近郊镇市，巴特斯克(Bataisk)，已被敌人攻占，所以情况也就益形严重。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马上就下达撤退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也都开始向西线跃进。何立德集团军也获得了训令，要它第一步退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　　2月8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罗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从桥头阵地中突破出来。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1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是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在里希强斯克(Lisichansk)与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在南兹将军(Gen. Lanz)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集中在哈尔科夫的附近。正在陆续达到中的党卫军装甲军，也拨交给他指挥。我们本来听说，党卫军“帝国”师是准备击毁在弗尔斯克的敌军，后者正在准备向东南攻至依苏门，可是事实却完全不如此。相反，它却退到了顿涅茨河的后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希特勒所建议的用党卫军装甲军来解除我们西侧面所受的压力的办法，也就根本毫无意义了。　　2月9日，敌人在哈尔科夫以北的B集团军群地区中，已经攻占了贝尔果罗德(Balgorod)和库尔斯克。他也正在从环绕着依苏门的顿涅茨河湾中向西挺进。在第聂伯河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之间的缺口中，除了南兹集团军(其在哈尔科夫的集中早已受到扰乱)和B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以西的第2集团军(已经残破不堪)以外，就更无其他可以运用的兵力。　　由于事实上，敌人现在可以从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的上游，来执行一个迂回运动，所以很明显，尽管采取了步骤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西翼方面，可是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顿河集团军群专凭其自己的兵力，也还难以保障其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所以必须要采取某种更激烈的措施。于是我立即要求柴兹勒尔将军在今后14天之内，在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以北的地区中，展开一个新集团军，其兵力至少应为5-6个师，还有在第2集团军正面之后——即库尔斯克以西——又另外展开一个集团军，以便向南发动一个攻击。我又说，要想做到这一点，则运输的效率就必须有根本的改进。像过去这样把一个师一点点的送上战场，对于现有的情况是不会有所补益的。　　　柴兹勒尔将军却认为从今以后，也许可以有真正帮助我们的机会。他希望他最后可以从中部与北面集团军群中抽出6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用过去所从未有过的速度运送给我们。他所假定的运输列车数字为每天37个，换言之，我们每隔一天就可以获得这6个师中的一个。不过从德军正面所撕开的裂口宽度上来看，当然这一点兵力最多也不过是能使我们是勉强渡过难关，以待泥泞季节的来到。同时，他们是否能够准时达到，则又要看哈尔科夫附近的发展来决定，而这却是我们集团军群所无力影响的。无论如何，德军的整个南翼仍然笼罩在极大的危险之下，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或刚刚来临之后，敌军仍能挺进到亚速海的海岸上，或更向西打击，直抵黑海岸上。　　固然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成为其焦急的主要来源，可是在自己正面的情形也同样不能令人感到乐观。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司令为马肯森将军(Genv. Machensen)，参谋长为温克上校(Col. Wenck)。其任务为把已经渡过了顿涅茨中游的敌人再赶过河去，但却已经遭遇到了两支优势的敌军。第一支是在伏罗希罗夫格勒渡过顿涅茨河，正在尝试插入何立德集团军(正在向米斯河撤退中)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正在从南面向顿涅茨河运动)。第二支已经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渡过了顿涅茨河，现在正拟将其主力移到其在克里弗托里特斯(Krivoi Torets)河两侧的西翼上。第1装甲集团军在两个侧面都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它必须尝试连续地击败两股敌军。集团军群的原意是想先在其西翼上执行打击，把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击败了之后，再转过身来攻击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敌人。不幸，该集团军早已被迫把其一部份兵力牵制在后述的方面，于是其兵力的强度也就不足以击败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换言之，也就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南，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向西南方面的进攻。　　这又是危机中的常情，在大危机中又往往加上局部性的危机，彼此互相发生作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迫切。第1装甲集团军在尚未派遣第40装甲军去击毁从斯拉夫扬斯克前进的敌军之前，曾经作了一次搜索，根据这次搜索的结果，该集团军遂认为不可能用坦克通过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的地区迂回敌人，因为交叉经过该地区的深谷完全埋在深雪之中。所以第40装甲军的攻击多少是在河谷以东并沿着河谷作正面的攻击。因为俄国冬季的严寒，使部队在夜间不敢留在露天的地面上，所以多数的战斗必然只能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谷中居民地的附近进行，其第一主要目标即为攻占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ya)大工业镇。不过在这一类的战斗中，绝无获得速决的希望，但这却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领先进攻的第11装甲师正在苦战之中。　　集团军群的意图本是从西面包围敌军，切断它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连络，这个观念现在开始落空了。敌人在2月11日的夜间，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通过了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据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地区，一直深入到格里希罗(Crishino)为止。这又再度证明，西方人所谓的不可通过，对于俄国人而言却只有有限的真实性——当然一部份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装甲车辆的履带较宽，使它们能够比较易于越过泥泞和深雪，而我们自己的坦克却没有这种能力。在格里希罗，敌人现在不仅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而且也切断了集团军群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克拉斯罗尔梅斯河之间的主要铁路线。现在只有通过查波罗齐的铁路线还畅通，但因为在1941年为敌人所炸毁的第聂伯河大桥仍未修复，所以运输效力不免大形减低。结果所有一切的货物都必须转驳，而运油车亦不能直达前线。　　当对前线的补给，尤其是石油，感受到威胁时，第1装甲集团军却不仅西面受到迂回的威胁，而且敌人也尝试用已经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透入的兵力，由东面同时进行迂回。尤其是敌人的一个骑兵军已经一直深入到了地巴尔特西夫(Debaltsevo)的重要铁路交点上，它不仅是位置在该集团军右翼后方颇远的地方，而且也在何立德集团军所拟占领的米斯河阵地的后面。虽然可能把这个集团军困在地巴尔特西夫，但因为敌军在村落负隅顽抗，所以要想完全消灭他们却变成了一种困难而费时的工作。结果使该集团军右翼方面所迫切需要的第17装甲师在目前始终还是被牵制在那里不能移动。　　在东面，当何立德集团军向米斯河退却时，刚刚经过休息和整补的俄国装甲兵力也就跟在后面压迫。结果我们遂暂时不能抽出该集团军中的装甲师。不过这个集团军却终于在2月17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并在那里组织了一道防线。　　在西翼方面，此时却已经可能动用从顿河开到的“维京”师，阻止进到了格里希罗的敌方装甲兵力。不过，该师并不能够迅速击溃敌军。除了在最近的苦战中，其兵力已经相当的减弱了以外，同时其军官也极感缺乏。这个师是由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中的纳粹志愿人员所组成，由于其损失是如此的严重，所以已经缺乏能够通晓其语言的军官来指挥这个部队了。这自然又会使这个原来很有用的部队减低了其战斗效率。　　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却还仍在利用公路和铁路，从顿河下游向西翼调动，因为道路情况的恶劣，也使其进展受到了相当的延迟。所以除了敌人已经在格里希罗深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并能运送生力军来增援据守该地的部队以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与哈尔科夫地区之间，更是门户洞开，危险异常。在这个地区中，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本集团军群自己地区中之所以如此险象环生的主因，还是因为掩护A集团军群撤退之故，而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停留了太长久的时间。此后，我们对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又日益感到焦急不安。　　敌人在对哈尔科夫的方向上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之后，就挥动兵力从依苏门向西前进，直抵巴甫洛夫格勒(Pavlograd)。从巴甫洛夫格勒，他们又可以进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查波罗齐的第聂伯河渡口中，于是也就可以切断本集团军群越过该河的交通线了。此外，他们又可能尝试击溃正在集中程序中的南兹集团军。假使他们获得了成功，那么在克里门巧格(Kremenchag)的两侧，也就可以顺利渡过第聂伯河，以后即能封锁到克里米亚的进路，以及在刻松(Kherson)的第聂伯河渡口。结果即为包围了德军的整个南翼。尽管泥泞季节的来临通常大约在2月底，对于这个远大的作战是可以发生阻碍作用，但是在这个阶段一过之后，敌人还是可以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　　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我在2月12日，又把一个新的情况研判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其转呈希特勒。以上述的作战性考虑为基础，我又特别的强调下列两点：　　第一是兵力的比例，我指出，尽管在过去3个月中，敌人很明显一直都在设法毁灭或切断我们的南翼，但是从我方的兵力分配上来看，却似乎我们是一点都不重视这个事实。即使把最近几个月中所有送往顿河集团军群的援兵都加起来计算，在顿河和B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还至少是1:8，而在中央和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其比例反而高达1:4。陆军总部害怕若从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调兵力，即足以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始终犹疑不决，这种想法固然是可以谅解的。此外，陆军总部在以前答复我的要求时，所说的话也不无理由，它说几乎所有一切的补充兵员和兵器，都是送往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结果已经使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的战争潜力远不如我们了。不过我们却应说明，在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各师在几个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不停，但是在那两个集团军群的地区中部并无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外，我们的部队必须野战，而中央和北面两方集团军群却早已建立好了良好的防线。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敌人的决定性努力，不是指向德军的中央或北面地区，而是指向其南翼，所以我们是决不可以再继续居于这种不利的数量劣势。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解除第聂伯河渡口被切断的危险，敌人还是不会放弃其较远大的目标，把德军围歼在海岸之上。因为这个原因，应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南翼中的兵力比例获得彻底的改善，即使在其他战场上或东线其他方面略作让步亦在所不惜。　　　除了提到这个兵力全盘分配的基本问题以外，我也向陆军总部提出我对于今后德军南翼方面作战指导的意见。这个且留待下一章(卫城作战)中再详述。　　2月12日的夜间，本集团军群(现在已经改名为南面集团军群)把总部移至查波罗齐，因为不久这里将变成一个决定点，所以总部移到这里，对于战斗也就可以便于作最好的控制。　　　2月13日的夜间，我们收到了陆军总部的一个指令，这明显是对于我在2月9日所提建议的答复。它依照这个建议，决定在波尔塔瓦(Poltava)-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展开一个新的集团军，而在第2集团军南翼的后方又另外配置一个集团军。不过事实上，这却都是空话。准备展开在第2集团军后方的那个集团军根本就不曾来到。第2集团军虽然曾经获得了少许的增援，但那却是以牺牲了对我们的诺言为代价的。准备展开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的那个集团军，实际上也就是南兹集团军，那是早已被用在哈尔科夫了。这个集团军，连同包括贝尔果罗德(Belgorod)在内的B集团军群地区，以后都拨交给南面集团军群指挥。第2集团军则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总部则终被撤消了。　　第四阶段：德军的反攻　　于是在1943年2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危机遂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敌军正在其北面邻近地区中，准备作一个大迂回运动，以围歼我军的整个南翼。可是非常矛盾的，恰好在这个危机达到最高顶点之时，反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了。　　不过，当前的情况却还是显得益形黯淡。毫无疑问，在此时撤消B集团军群，要算是一个危险的措施。虽然除了第2集团军以外，它现在所有的不过仅仅是一些残余的单位，但它在整个东线的指挥体系中，却又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撤消使中央和南面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正面，现出了一个大缺口。　　此外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对于现在拨交给它指挥的哈尔科夫地区(即南兹集团军所扼守的地区)也无法立即接管，因为通信联系还不曾建立起来。在我们接管以前，哈尔科夫也就会丢定了。事实上，因为本集团军群通信团的努力和我们的通信指挥官穆勒将军(Gen. Muller)的指导有方，所以这种接管的工作还要算是最快的。此外，我的朋友，通信署长费吉贝尔将军(Gen. Fellgiebel)，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援助。　　B集团总部的撤消，固然使作战的指挥变得更为复杂困难，但却也还有一个好处。使南兹集团军受到了南面集团军群的指挥以后，于是也就使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地点和时机上，可以执行绝对指挥权。这对于这个冬季战役的最后成功是颇有贡献的。　　此时，哈尔科夫地区已经变成了本集团军群的一个新的焦急来源，尽管B集团军群，也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还能继续在那里指挥达几天之久。南兹集团军曾奉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它现在很可能又像斯大林格勒一样，而会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了。此外，为了解除敌人对南面集团军群左侧面的压力，这个集团军又要以党卫军装甲军为其核心，而向罗索伐亚(Losovaya)的方向上发动一个突击。后者的3个装甲师，现在还只到了两个。　　很明显，以这个集团军现有的兵力，在这两个任务中，最多只能希望达到其中的一个。它或者是专在哈尔科夫的附近作战，或者是去救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议，这个南兹集团军应暂时放弃哈尔科夫，而先尝试攻击在该城南面的敌军。这样就可以使集团军群为在克里门巧格两侧越过第聂伯河的敌军所包围的威胁暂时解除一下。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第4装甲集团军投入了之后，那么我们对于向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攻的敌人，也就可以专凭已力来加以击退。一旦南兹集团军把哈尔科夫城南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他又可以回转头来夺回该城。　　不过这个方案却与希特勒的所见不合。因为哈尔科夫为俄国的第四大城，在他的心目中是早已变成了一个威望的象征了。所以在2月13日，他又透过B集团军群，再下了一道严令给南兹集团军，要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　　于是我就要求陆军总部告诉我们，在南兹集团军拨归我们指挥之后，这个命令是否仍继续生效，又或者是若党卫军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有被围的威胁时，这个命令是否仍应遵守。我同时更要求我前一天送往罗曾(Lotzen)的一般情况研判也应有一个答复。在回答我的时候，柴兹勒尔将军告诉我说，希特勒认为我的看法是未免言之过早。我回答他说，我认为一个集团军群的思想，至少应考虑到4个星期到8个星期以后的形势——不像我们现有的最高统帅部，似乎连3天以后的事情都不考虑。　　专就哈尔科夫的情况而吉，环境终于还是胜过了希特勒的意志。党卫军装甲军在那里是的确有被围的危险，遂于2月15日，违反了南兹将军的命令，自动撤出了该城。B集团军群把这个既成事实转告我们，而它本身也就在这个时候，终于移交了其最后的指挥权。假使这个撤出哈尔科夫的行动，是奉到一位陆军将领的命令而执行的，则希特勒毫无疑问就会将其交付军法审判。但因为这是党卫军装甲军的行动(的确也并不错)，所以结果却毫未受到处分。不过，几天之后，南兹将军却还是免职了，代替他的人是肯夫将军(Gen. Kempf)，其理由是说南兹为一个山地战专家，而肯夫却是一位坦克专家。　　在B集团军群把其管区交给南面集团军群的阶段中，哈尔科夫周围的情况也正在迅速恶化，而南面集团军群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也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性。2月16日，我们接获报告说敌军果不出我们过去所预料的正在以强大兵力从依苏门以西的地区，向巴甫洛夫格勒和聂伯罗皮托夫斯克前进。假使他们能够达到了罗索伐亚或巴甫洛夫格勒，那么通过波尔塔瓦的铁路联系也就会被切断了。　　同时，陆军总部所允许的增援，其到达的速度又再度减缓了。预定是一天37列车，结果在2月14日那一天，只到了6列车。　　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又宣称在目前它缺乏必要的兵力，沿着我们之间的分界线，对南面集团军群作任何认真的合作。此时若能制止第2集团军的撤退，则对于我们是真正有利的。　　情况已经变得是如此的危急，所以希特勒决定亲自到我的总部中来作一次访问。很明显，我过去所作的若干批评已经对于他的思想发生了相当的刺激作用。我固然很欢迎他的御驾亲征，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直谈到天明，而且也可以让他来亲眼看看我们处境的困难；不过在像查波罗齐这样一个相当巨大的工业城市中(敌人也正在向它进攻)，要想保障他的安全却自然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他已经宣布有准备多住几天的意图。他和他的随从，包括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及其私人的厨师等都在内，被招待住在我们的总部中，整个的周围地区都已加以严密的封锁。即使如此，安全还是不太有保障，因为希特勒的驾临还是有人知道的。当他驱车从机场前往查波罗齐时，在街道上立即为士兵和党员们所认清了。我们所能用来担负警卫任务的兵力就只有我们总部的警卫连和少许高射炮单位；而不久以后，敌军的坦克就如此的接近该城，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向在第聂伯河东岸的机场开火了。　　希特勒于2月17日正午时达到我的总部。我就开始把下述的情况当面报告给他听：何立德集团军已经于本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但敌军在后面穷追不舍。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在格里希罗阻止了敌军的前进，但却仍未能击毁它。同样，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于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战斗也是仍未决定。南兹集团军正在撤出哈尔科夫，并已向西南撤往莫希河(Mosh)地区。　　我于是向希特勒报告我的意图，准备命令党卫军装甲军安全撤出哈尔科夫，而只留下南兹集团军中的残余部分去继续占领该地区。党卫军装甲军准备从克拉斯罗格勒(Krasnograd)地区，向西南大致朝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作一个突击，并与正向那里进攻的第4装甲集团军相会合。这些兵力的任务将是击毁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的宽广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何立德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遂可以再无被切断的危险，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进行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攻击了。　　希特勒首先拒绝讨论我所建议的作战程序。他甚至于根本上不承认已经有强大的敌军，正在从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的地区中通过前进。他同时又害怕我所想像的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作战会深陷在泥泞之中。因为时间已经是隆冬了，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希特勒反对的主因却可能还是他希望能立即收复哈尔科夫，他希望等到党卫军装甲军的各师都已经集中之后，就立即采取这个行动。事实上的情况却是要想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任何的攻击，则其先决条件即为应解除敌军对第聂伯河渡口的威胁。除非越过这条河川的交通线仍能畅通无阻，否则第4装甲集团军或何立德集团军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此外，要想对哈尔科夫发动一个打击，则至少也需要与第4装甲集团军中一部分兵力相合作。而且当最后地面解冻足以迫使作战暂行结束时，也是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先受到影响，至于在哈尔科夫附近和以北的地区中，影响就比较迟一步。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希望在击败了现在正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前进的敌军之后，还能来得及向哈尔科夫攻击。相反的，假使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则这两个作战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则不免大有疑问了。　　因为希特勒总是固执已见，所以又引发了一场激辩。我最后设法结束了这一次的争论，指出无论如何，党卫军装甲军必须首先集结在哈尔科夫-克拉斯罗格勒公路之上，但这却至早在2月19日以前还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到底是向南或向北进攻，最后的决定留到那时再确定也不迟。我之所以取这种拖延政策，是因为我知道在2月19日以前，第4装甲集团军也是不能参加作战的。同时我也认为以后实际情况的演变，将足以迫使希特勒自己也会明白。　　1月18日，我又谒见希特勒。敌军已经用强大的兵力向米斯河进攻，对于尚未巩固的何立德集团军正面，已经透入了好几处。此外，我们对于围困在这条正面后方地区巴尔特希夫之点上的敌方骑兵军，也还未能加以歼灭。我告诉希特勒说，尽管如此还是有从这里抽调摩托化单位送往西翼的迫切需要。敌人的机械化兵力在格里希罗也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所以在那里的兵力却被牵制住了。　　另一方面，现在又已经有了确证表示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方兵力，正在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渡口进攻。在克拉斯罗格勒以南已经发现了其第267步兵师的番号，其第35近卫师，包括一个坦克营在内，也已经攻克了巴甫洛夫格勒。位置在那里的一个意大利师(为前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当敌军接近时，仓皇的退走了。　　南兹集团军已经报告着说，党卫军“骷髅”师的轮式车辆单位已经在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完全深陷在泥泞中不能动弹。这样也就使希特勒想立即向北进攻，夺回哈尔科夫的希望完全毁灭了。假使说党卫军装甲师没有这个师的兵力时，连守住这个城都不可能，那么现在想要夺回这个城，则更是毫无希望了。而这个师何时可以达到，在目前却无法预测。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采取的路线，就是向东南方攻击，以毁灭通过南兹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因为在那个地区中马上就会解冻了，所以不可以再多损失一点时间。在这种环境之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我的见解，把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可以立即动用的师，“帝国”师，立即用在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至于“元首卫队”师则对抗从哈尔科夫向南压迫的敌军，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作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第4装甲集团军，在获得了“帝国”师的增援之后，能够获得成功。　　接着在这个决定之后，我又把我对于一般情况的意见再向希特勒申述一次。我指出，即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利的发展，直到泥泞季节来临时为止——这也还是并无太多把握的——但是我却仍然需要再向前面想。这个泥泞最多只能使作战中断几个星期而已。在此以后，本集团军群就会有一个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需要防守，而包括南兹集团军在内，所有的全部兵力却不过32个师。相反，一旦泥泞季节过去之后，敌军一定还是会集中主力来对付德军的南翼，准备将其围歼在黑海岸上。　　我告诉希特勒，仅仅用30多个师的兵力来防守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那么一个较强大的敌人是可以随意在任何点上透入的。此外，更没有任何兵力足以阻止他们继续从北面迂回本集团军，一直达到亚速海或黑海岸为止。所以一旦泥泞季节结束之后，这个集团军群决不可以坐待敌人的突破或迂回。除非陆军总部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之下，发动一个攻势以解除这个向东突出过远的正面所感受的压力，否则它也就绝对无法久留。　　我提出这种观念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一劳永逸的就长期的观点来寻求一个总解决。不过很明显，他却绝无意图作如此的承诺。尽管他也承认集团军群的兵力是太弱了。在明年不足以防御那一条正面，但他却并不接受我告诉他的兵力比例。我们曾经证实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兵力是一共有341个大单位，希特勒对于这个数字并不否认，但他却认为这些单位是已经没有太多价值了。当我反驳他说，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同时已经筋疲力竭了，他却回答着说，在泥泞季节中，我们可以使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的兵器——事实上当然是应该如此的，不过他却不承认，在这同一时间当中，敌人也可以把其1926年度的新兵力150万人送上前线。同时他也不承认在两个月之内(即大约为泥泞季节的长度)，敌人所生产的坦克数量是足够他们补充60个装甲旅的。反之，希特勒却拼命强调说，顿涅茨地区若是容许它再度落入敌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的坦克生产具有决定重要性。至于说到他自己在1943年对东线德军的作战指导，他却无法从任何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来发动一个大攻势，他也无处可以找到新征召的大量人员。不过反过来说，他却认为有了新兵器的帮助，他至少还可以作有限的和局部的行动。这样遂使希特勒又回到了兵器和兵器生产的问题上面，于是我们也就不可能捉摸其对于有关未来夏季战役的意图了。我们似乎是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2月19日，又举行了另外一次会议，这一次克莱斯特元帅也被要求参加。很明显，由于希特勒驻跸在我的司令部中，遂终于已经使他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危险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他现在宣称A集团军群今后应尽量把可以抽调的兵力，转送给南面集团军群。换言之，A集团军群应该当作是南面集团军群的一个“邻近兵力储蓄库”来看待，所以希特勒预备以后再利用库班桥头阵地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暂时搁置了。不过不幸的是，未来的事实却又证明，由于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这个“储蓄库”却未能发挥它的作用。库班桥头阵地还是继续处于孤立的状况中。过去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一支兵力若是被牵制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上之后，也就会非常的难于调动它了。　　那一天，当具有相当实力的敌人达到了辛辛罗柯夫(Sinsinokovo)火车站之后，情况就变得更为紧张了。敌军现在不仅已经暂时切断了本集团军群中央与右翼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离德国元首所驻跸的地点也只在35英里到40英里之间了！因为在附近已经无部队可供调动，所以当希特勒于那一天下午飞返他的大本营，的确使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次一日中，敌方的坦克能够阻止我们使用在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实在是意料中事。　　我向希特勒所作的最后一点要求，那就是说在准备要在西翼上所作的打击中，我将需要动用所有一切的装甲师，换言之，它们又必须要从米斯河阵地中去抽调。米斯河阵地之所以尚能不被攻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敌军的主力必须经过罗斯托夫瓶颈，所以才尚未能到达。从东面攻占顿涅茨地区的可能性是决不可以忽视的。除非我们首先解除集团军群后方交通线将被切断的危险，否则也就会一筹莫展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似乎也能了解。　　无论如何，我所获得的印象是感觉到希特勒的访问我的总部，足以帮助他了解东线南翼将被包围的危险是何等迫切严重。尽管如此，不久以后，陆军总部或希孟德将军却传来一个故事，说希特勒之所以要作这一次旅行的主因，却是为了要振作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的精神。我从来不曾感觉到我的总部是需要这种振作，即使我们并不准备完全遵守希特勒的理想，实行寸土必争而不计及任何后果的办法，但是我敢说要想找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像我们这样的确保必胜的意志者，也似乎并不太容易。就这一方面而言，我自己与我的幕僚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歧见的。　　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战斗　　2月19日，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沿着皮里希齐皮罗(Pereshchepino)-巴甫洛夫格勒-格里希罗一线前进，企图切断本集团军群与第聂伯河之间交通线的敌军发动一个反攻。2月20日，敌军的作战意图已经完全显示了出来，而且证明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在我们的东方正面，敌人已经攻击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的阵地，已经在3个主要的点上达到了突破的目的。为了想切断我方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敌人已经用上了一个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一些骑兵——而原先被我们控制在格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兵力尚不在内。　　同时，敌军也企图在哈尔科夫的西面和西南面，突破肯夫集团军的脆弱正面——南兹将军现在已经换下肯夫将军。此外，敌人又企图从北面迂回包围这整个集团军。　　面对着这些发展，本集团军群有两件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点，它应尽量设法守住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不过专凭那一点有限的兵力，而且又无任何的预备队，所以实在是大有疑问。　　第二点，它必须使用第4装甲集团军迅速击败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军，以便阻止敌人切断其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的交通线。若是这一个行动失败了，则集团军群的多数兵力不久就都会因为燃料的缺乏而将丧失了其机动性。　　一旦能将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于是就又要看那时的情况发展来决定进一步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立即使用一切的机动兵力向北突击，以便恢复肯夫集团军的地位。或者，假使后者还不能凭其己力肃清在路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则第4装甲集团军可能还得要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再打一仗。　　　无论如何，我们在目前却必须要守住我们的北翼，即为肯夫集团军的地区。后者现在所应做的工作，就是要作最顽强的抵抗，以封锁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或者是经过克拉斯罗格勒以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者是经过波尔塔瓦以达克里门巧格。假使敌人还想企图达到基辅(有许多象征已经使希特勒很感到忧惧)，则我们也就可以预祝他旅途快乐。这样一个远距离的大迂回运动，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效果的。　　2月21日，在本集团军群现在所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段正面，首先显出了一线新希望。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已经守住了。在那道防线后方地巴尔特希夫车站上久被我军围困着的敌方骑兵军残部也终于被迫投降。敌方另一个坦克军在马特费也夫库尔刚(Matveyekurgan)突破了米斯河正面之后，不久即被我军所围困，现在同时也已被消灭。　　　在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方面，敌人与正在对费里特-皮可群施加压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进一步毁灭米斯河阵地的侧翼依托，或迂回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面对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一切还平静无事。从无线电窃听中所获得的情报，显示在格里希罗和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第1装甲集团军西面作战的俄军已经受到重大损失。在后述地区中的德军兵力为“波普夫群”(Popov group)。很明显，俄军的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攻下了巴甫洛夫格勒，而且也有理由可以希望其最后的单位在路面软化之前，仍然还来得及与其主力会合在一起。事实上，一支并不太强大的敌方坦克兵力虽已挺进到了查波罗齐的附近，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在距离该城约12英里远的地方，它把燃料用光了，结果全被我军歼灭。不幸，本来有一个新的师(第322)预定向巴甫洛夫格勒增援，并已在行军的途中，现在却又被陆军总部调往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去了。尽管第2集团军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但南面集团军群却应有优先的要求权，因为我们终于正在要夺回主动权了。至于敌人向基辅方面能否作任何的进展，在此时都是无关大局的。　　敌人是的确有此项意图，可以从下述事实证明，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从贝尔果罗德向艾赫提卡(Akhtyrka)挺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迂回肯夫集团军北侧面。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反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成功。于是在这个战役中的主动权终于重新回到了德军的手中。　　最开始时，这个集团军击溃了正在向第聂伯河渡口前进的敌军——即在巴甫洛夫格勒周围和南面地区中的兵力。希特勒所拒绝承认的观念现在已经兑现了，敌军一共证明有两个装甲军、1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以后又与第1装甲集团军合作，再击败了面对着其西面的4个敌军坦克及机械化军。　　到了3月1日，很明显，因为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敌军已经被击败了，所以其在第1装甲集团军北面正面的压力也同时减弱了，于是后者也就能够重占这个地区中的顿涅茨河一线。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使我们想越过正在封冻着的河面追击敌军，并在哈尔科夫以西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为了使我们可以自由的越过顿涅茨中游前进起见，则实应首先击毁敌方哈尔科夫集团的南翼，后者还正集中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Berestovaya)河。因为解冻即将来到，这个行动能否采取殊有疑问。所以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步目标是只以击败在顿涅茨河以西的哈尔科夫敌军为满足。　　在本集团军群作战地区的南端，接近海岸的部分，早已开始解冻了。2月底，在米斯河的敌军放弃了使用装甲兵力以及他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企图，改派步兵师来接防。很明显，他们希望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在该河两岸上至少能保有几处桥头阵地。不过当这个宽广的攻击失败之后，他们的攻势最后也就退化成为无结果的局部攻击。　　到了3月2日，集团军群才能看到其第一个反击的效果，这是由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来执行的，以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在这个攻击过程中，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曾作成功的防御，敌方“西南方面军”中的各集团均已受到了相当的打击，使他们暂时不能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行动。尤其是向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前进的和钻入了后者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人所受到的打击更为惨重——俄国第6集团军、在格里希罗战斗的波普夫集团，以及第1近卫集团军。敌方的第25坦克军和3个步兵师可以算是全军覆没，此外第3、第10、第4近卫坦克军，还有1个独立装甲旅、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师和1个滑雪旅也都已经打垮了。而第1近卫坦克军、第18坦克军，加上6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旅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人在顿涅茨-第聂伯河战场上一共遗尸23,000具，所获战利品共有坦克615辆、野炮354门、高射炮69门，和大量的机关枪与迫击炮。俘虏9,000人的数字在比例上来看却未免嫌小。其原因有三点：一、我们自己的兵力，多数都是装甲部队，不能对于敌人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包围圈。二、因为天气奇寒，尤其是夜间，部队有向村落集中的趋势，所以放弃了武器和车辆的俄国兵很容易溜走。三、无法封锁在敌军后方的顿涅茨河，轻装的部队可以徒步通过这个尚在封冻中的河川。　　　除了上述的敌军损失以外，其第4近卫机械化军(在米斯河正面后方被围)和第7近卫骑兵军也同时已被肃清。　　　哈尔科夫会战　　在顿涅茨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中一战而胜，重获主动权之后，南面集团军群就进一步依照在2月28日早已颁发的一个命令，向“沃罗涅什方面军”(即位置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敌军)发动攻击。我们的意图是攻击这支兵力的南侧面，以迂回后者，若可能的话，还想从东面直入敌军的后方。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占领哈尔科夫，而且更希望击毁在那里的敌军。　　所以第一优先就是要击溃敌军的南翼，它是由俄国第3坦克集团军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河构成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3月5日达到了这个目标。在敌方这个集团军中的第12和第4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3个步兵师，一部分被切成了碎片，一部分则在克拉斯罗格勒的一个小包围圈中被俘了。虽然俘虏的数字还是相当少，但是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军死亡数字为12,000人，我方俘获了坦克61辆、火炮225门、车辆600辆。　　天气的突变使本集团军群未能从背面进攻正在艾赫提卡(Akhtyrka)和波尔塔瓦困扰肯夫集团军的敌军，迫使他们用反正面来进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第4装甲军必须从哈尔科夫的下游渡过顿涅茨河，但是河的冰面随时都可以破裂，而任何的浮桥都抵抗不了这些浮冰的碰撞。即令渡过莫希河(Mosh)作一个较小型的侧击行动，以夺取哈尔科夫城(敌军的后方交通线都通过该城)，也都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地面现在已经开始解冻了。所以我们只好企图从侧面把敌军卷起，并顺便迫使他们退出哈尔科夫城。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军装甲军在内(其最后的单位，“骷髅”师也已经完全到达了)，于3月7日，从克拉斯罗格勒地区向北面发动了一个攻击。当敌人在其正面的压力减轻了之后，肯夫集团军马上也加入了这个攻击。　　在以后几天当中，攻击的进展颇为良好。不过到了此时，敌军已经认清了沃罗涅什方面军所感受的危险。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发现敌人正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抽调几个坦克及机械化军前往依苏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乘第4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哈尔科夫时，打击它的侧面。不过这些行动却已经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的效果，其原因为：一、敌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和米斯河的战斗中已经把攻击能力消磨殆尽了；二、顿涅茨河已经开始解冻，足以阻止他们的行动。敌人所能做到的就只限于在该河南岸，依苏门的西北面赢得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而已。此外他们也从东面把第2近卫坦克军撤回到了哈尔科夫，以及把正在面对着肯夫集团军北翼和第2集团军的兵力撤回到波哥达何夫(Bogodukhov)。因为第2集团军的兵力太单簿了，所以我们能否阻止敌军逃走颇有疑问。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却想尝试迫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敌军离开哈尔科夫城向南移动，或是切断其在顿涅茨河的渡口。若能如此，则哈尔科夫城即可以一鼓而下。本集团军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哈尔科夫变成第2个斯大林格勒城，若是那样则我们就必须顿兵坚城之下了。　　不过，哈尔科夫城的大名，却又应用来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号召，以刺激部队和下级军官的奋勇作战。尤其是党卫军装甲军想要重夺该城，当作一个献给其领袖的礼品，所以它只想抄近路走，于是集团军群只好一再加以制止，不准它向该城发动一个正面攻击。因为假使如此，则该军的兵力就会被牵制在那里，而放任尚在该城以西作战的敌军逃走了。最后，我们终于使党卫军装甲军绕到了该城的东面。该城毫无困难的陷落了，我们在顿涅茨河也截获了敌方相当数量的逃兵。　　上文已经说过，由于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和其南面的情况发展，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兵力不能不抽回，他们早达到了波尔塔瓦的附近，并攻占了艾赫提卡。现在他们必须向哈尔科夫和贝尔果罗德撤退，而肯夫集团军则乘胜穷追。　　3月10日，希特勒又御驾亲临我们的总部。我除了把当前的敌情向他提出一个简报以外，并特别把我对于泥泞季节结束以后，作战应如何继续进行的意见也向他申述了。这且留待下章中去分析。　　3月14日，党卫军装甲军进入了哈尔科夫城。同时，肯夫集团军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迅速进到了贝尔果罗德。敌人一再用强大的装甲兵力来对抗它，但却均被击败。　　哈尔科夫与贝尔果罗德的被攻占，也就是本集团军群第二次反击的结束，因为地面正在加速的泥泞化，所以不能再作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当然，本集团军群很想乘此机会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作，肃清在库尔斯克西面的突出地带，以便缩短德国的防线。但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宣布它无法合作，这个计划遂不得不放弃。结果这个突出地在我们的战线上遂成为一个讨厌的漏洞，障碍了我们的作战。虽然如此，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现在却已经守住了整个顿涅茨河的正面，从贝尔果罗德起到米斯河交流出口处为止。这个顿涅茨河加上米斯河的防线也就是德军在1941-1942年间冬季中所守住的同一防线。　　结论　　假使我们对于1942-1943年南俄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作一个总检讨，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俄国方面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俄国人已经围歼了德国的第6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一个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4个同盟国集团军也都已被击溃了。其中有许多勇士都已丧命疆场，而更有相当的人数做了俘虏。所剩下来的同盟国部队也都已溃不成军，迟早都得撤出战场。即使从残部中又把第6集团军的原有各师番号恢复了起来，而何立德集团军于1943年3月间也改称为第6集团军，可是20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相当大量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却始终是一个难以补起的损失。同盟国部队的战斗效率固然很有限，但是他们的丧失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无事的地区中缺少了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5个完整的集团军，但专凭这一点，任何人也还是不能断定它对于战争的结果即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所已经赢得的巨大土地，连同其天然资源在内。高加索油田的夺取也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也终于未能达到——我们在这里又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所强烈要求的，但对于攻势力量的分散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他们追求这个经济性目标时，却完全忘记了必须先击败敌军的主力，然后这种目标才有达到和守住的机会。不过总结言之，德军还是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之一部分，那却是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必要关系的。　　尽管俄军毫无疑问已经有了极大的收获，但他们对于德军的南翼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这个南翼被毁了，那我方也就会一蹶不振了。到了这个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又再度回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而俄国人也已经遭到了两次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可以有使东线战争发展成为相持局势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们却决不应希望在1943年夏季再发动一个攻势改变战局的趋势。我们的战斗力损失已经够大了，所以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能性。　　德国统帅部所应该获得的结论，就是应尽一切努力，以求能至少与其敌国中的一个先行签订和约。同时，它也应该认清，今后在东线的战争指导是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一个整集团军)，同时更应设法消磨敌人的攻势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的愿望，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中作严重打击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线。　　　假使我们现在再回头说到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我们所应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俄国指挥当局，在这个战役中既已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却仍然未能对德军的整个南翼完成决定性的歼灭成功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起也就握有作战性的优势，所以本来是应有全胜的机会。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国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其目标，是完全不顾虑其兵力的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的素质却还是具有弱点，而在1941-1942年之间所损失的炮兵，到现在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的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兵团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1941年，敌人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来加以运用。现在他们也已经学会了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也已经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技术。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击败(毁)了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在德军的前进地区中，透入达相当的深度——只有1942年11月的情况为例外。自从围歼了第6集团军之后，俄军就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成功了，他们想要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不曾达到。除了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造机会以外，俄军统帅部也就从来不曾再作第二个大包围战，像我们在1941年所作的，那一次俘虏就是好几十万人。尽管在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的进入德军的后方，结果还是如此。反之，我们在1941年，所打的却是以正面为主的战斗。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从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作战情况上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突破同盟集团军正面的观念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动。换言之，在1942年晚秋时节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时，俄国方面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下打击，即包围第6集团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假使这一击成功了——德军统帅部也倾全力来促其实现——则德军的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随之而消灭了。　　假使这第一下打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则似乎就会更好，俄军在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企图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以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上达到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备有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俄军才延缓了其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到俄军的运输情形，不能容许其全部兵力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的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国出乎意料的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的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上和第聂伯河，没有能够切断德军的整个南翼，实在是表示他们自己的无能。从近代战争的标准上来看，俄国攻击兵力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能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的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相反，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俄国的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是从来不曾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中，俄国当局为了确实不让第6集团军这个头奖溜走，毫无疑问曾经不必要的牵制住了太多的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齐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很强大，但是他在行动上却并不能一致。　　　在突破了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又还是未能不顾一切的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求直捣罗斯托夫。当然在作此种行动时，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所发动的攻击，也可以提供相当的保护。若说这是不免要冒险，我是承认的。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甚至于在对匈牙利集团军获得了成功的突破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什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俄国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的方面上(即趋向第聂伯河的渡口)挺进。俄军不知道集中其强大兵力于一点上，反而分散其兵力作了一连串的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性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里芬曾经说道，在一个会战或一个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于最后的结果同样具有页献。德国统帅部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究竟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着数量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几乎作了超人的努力，则这种失败也就会是无可避免的了。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是缺乏适当反坦克装备的——面对着敌方装甲兵力的攻击，能够挺立不动，而当敌方坦克突破防线之后，又能立即封锁起来，并终于对其歼灭，否则这个冬季战役也就不要打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出了无比的活力，东奔西跑，使他们的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的战斗部队深信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而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英勇的第6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而歼灭整个的德军南翼兵力。假使它不一直抵抗到2月初为止，而在其情况已经绝望时，就立即放弃这个斗争，那么敌军在各要点上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于是整个德军南翼的被围歼也就会成为定局了。这是第6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6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对整个大局并无补益，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上的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大责任——为了他的同胞，在绝望的情况中仍能奋斗到底。 　　　　　　第十四章 “卫城”作战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1942-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是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的顿河和伏尔加河的突破为起点，而最后却终于不曾使俄国最高统帅部获得其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军在一个夏季中应如何继续作战。很明显，在丧失了许多主要的部队之后，德军已经不再有力量来发动另一次像1941年和1942年那样巨大的攻势。不过德军方面若能有适当的领导，则下述的可能性却还是有的，即设法消耗敌军的实力，使他感到吃不消，而终于愿意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还决不是一种幻想。不过改用纯粹防御性的静态战争，却又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德军并无足够的师数来防守这个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第二点，俄军也许会等到西方盟军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由于北非的战局逆转，这个危机也已经日益迫切。　　德军要想在东线上造成一个僵持的和局，是已经感觉到时间不多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种战略的守势，用局部性的强烈打击来消耗敌军兵力达到决定性程度——最重要的俘虏其大量的兵员。其先决条件就是应具有作战的弹性，因为德军指挥组织和战斗部队仍具有优越的素质，所以我们还是占了上风。　　我们自然已经考虑到一旦泥泞季节终止后，俄国统帅部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斯大林是否会等到其西方盟友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呢？虽然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它。因为去年秋季战役中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也增加了俄国人的自信力。还有从心理的观点来说，俄国领袖们已经把“解放俄国神圣领土”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他们是否好意思中途停止呢？还有俄国人是否想赶在其同盟国的前面先把巴尔干抢到手，这本是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传统目标。　　假定敌人在损失补充完毕之后，即将重整攻势，那么似乎又可以断定它的主力方面还是会指向德军南翼方面——即向南面集团军群进攻。　　德军正面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涅茨河与米斯河的交点起，一直到哈尔科夫附近为止，其中包括着在该城以南的重要工矿地区在内，似乎是正在等候敌人去加以切断。假使敌人在哈尔科夫附近达到了突破的目的，甚或只是渡过了顿涅茨中游，则他也就仍能达到上个冬季中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在黑海岸上围歼德军的整个南翼。(此时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库班半岛之内！)这同一个打击也能使他重获宝贵的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的谷仓，并且打通达到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而对于土耳其也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在东线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区，能够比这里使俄国获得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俄国的决定性攻势是一定会指向南面集团军群方面，不过因为俄国拥有数量优势，所以在其他的地区中自然也会有作较小规模攻势以张声势的可能性。　　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几次提醒陆军总部和希特勒应该注意此种趋势。后者所应作的最后决定就是要从全面情况上来判断，我们是否应等候俄军发动攻势，然后再加以沉重的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的结构之内，作一个有限的打击呢？　　集团军群总部是主张采取前一种方案。因为它就作战而言是比较有希望，并已在2月间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它的构想是假定俄军果如我们所预料的，从南北两方向顿涅茨地区发动一个钳形攻击——在哈尔科夫附近迟早也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发动——那么我们沿着顿涅茨河和米斯河的弧形防线就应该依照预定时间表加以放弃，以便把敌军向西引诱使其趋向顿河的下游。同时，所有一切能动用的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兵的主力，则应集中在哈尔科夫以西的地区中，首先击碎在那里附近所能找到的敌军攻击兵力，然后再直趋正在向顿河下游前进的敌军侧面。这样敌军不但不能在黑海岸上围歼我军，其本身反而在亚速海岸上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却不曾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他仍然偏重顿涅茨盆地的经济价值，并且害怕即使只是暂时的撤退，也都足以影响到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态度。但是其最大的偏见还是认为我们对于其在1941年冬季中从斯大林手中所赢得的土地是应该寸土必争的，他对他自己的成就是一向很自负的，认为只有那样才使德军免于作一个拿破仑式的撤退。不过此外，他毫无疑问也会感觉到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也许他内心里是不相信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尽管对于战术有时的确也十分敏觉，但他究竟缺乏一个名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