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第30军的东侧面，对抗敌军从刻赤方面所作的攻击的责任交给一个机动单位去担负，它叫作克罗地克旅群(Brigade Group Groddek) ，那是由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摩托化单位所混合组成。它的任务就是应迅速向刻赤前进，以攻为守，同时也可以阻止敌军在后方的单位任何溜走的企图。　　　为了便利这种困难的突破工作，第11集团军也准备作一次敌后登陆战，这可能还是过去没有前例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从费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巴尔巴赫阵地的后方。　　　这个军所作的决定性攻击不仅有强大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加上整个的第8 航空军。第八航空军，同时也包括着强大的高射单位，从其组织上看来，要算是用来支援陆军行动的最强大和最适宜的空军部队。其指挥官，李赫多芬伯爵(Baron V. Richthofen)，也的确是我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最杰出空军将领之一。他对于他所指挥的单位常作极严格的要求，但他自己总是亲自去监督他们所应作的重要攻击。此外，在前线上也经常可以遇见他，因为他总是去访问最前线单位，以衡量对于地面作战给予空中支援的可能性。我们之间一向都处得很好，起先是在第11集团军方面，以后又在南面集团军群总部中。我永远记得李赫多芬和他的航空军所有的成就，并深表敬佩和感谢之情。　　　在巴尔巴赫正面的其余部分，第42军和罗马尼亚第7 军奉命实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一旦在南面的突破完成，他们就同时加入主力的攻击。　　　这个作战的成功要靠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应有能力使敌人始终相信我们的决定性攻击会来自北方，一直等到他发觉时就会太迟了，已经无法脱离陷阱和把预备队投入南面地区。第二为第30军——尤其是第22装甲师——向北进攻的速度。　　　第一个要求利用广泛的欺敌手段，终于已经达到了。除了无线电的欺骗以外，我们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也作了虚假的炮兵准备，并在同一地区中把部队调来调去。显然，这些手段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敌方预备队的主力始终留在其北翼的后方，等到想调动时就已经来不及了。　　　当攻势刚刚正要开始之前，我们却失去了那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在前一个冬天的困难日子当中，他给予我以无价的帮助，而在“鸨”作战的准备中，他也负责领导的任务。当我们刚刚可以获得主动之时，我们却要分手了，这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吴勒尔却已经升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所以我当然无法再留他。　　　吴勒尔的后任为夏尔兹将军(Gen. Schalz) ，他也证明是一个优良的顾问和朋友。在1943年冬季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中，以及我们在营救第6 集团军的战斗中，他对于我的帮助都是无法估计的。除了具有伟大的个人勇气以外，他也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并对于战斗部队的饥寒和需要特别关心。当他充任一个军的参谋长时，就早已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赢得了武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以后，他在南面集团军群中任军长时，也表现出来其伟大的能力。　　　5 月8 日，第11集团军开始发动“鸨”作战。第30军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物，并透入了敌军的最前进阵地，而水上的远征，由于获得了奇袭的效力，也使我军右翼沿着海岸前进时，得到了相当的助力。尽管如此，战况却并不轻松。在堑壕那一面所获得的地面还太狭窄，不足以供装甲师运用，而第42军的后续攻击也只获得了极困难的进展。虽然如此，我们却已经与10个师的敌军发生了接触，并击碎了其南翼，可是其预备队仍无从北翼调动的迹象。　　　直到5 月9 日，第22装甲师方有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当他转向北面之前，还得击退一次强大的坦克攻击。接着，下了雨并且整夜不停，使5 月10日的上午空军无法作密切的支援，坦克无法立即前进长驱直入。虽然下午天气晴朗了，但24小时的延迟对于这种时间至上的作战实在是极大的损失。不过可以使人感到欣慰的却是在大雨开始降落之前，格罗地克旅群早已向东迅速挺进了。这个事实打消了敌人在后方再建立正面的一切企图。很明显，这个向敌方交通地区深处所作的果敢挺进，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不幸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格罗地克上校，在作战中受到了重伤，不久以后就光荣殉国了。　　　从5 月11日起，作战的进行就一直都很顺利。第22装甲师一直达到了北面的海岸上，一路切断了8 个师的敌军。于是集团军部可以下令开始追击了。所有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的在内，都倾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5 月16日，刻赤为第170 师和第213 团所攻陷。甚至到此时，激烈的战斗仍继续不停，因为在东海岸上还留着许多敌军的残部需要加以肃清。　　　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我就早已把指挥所移到了前线的后面。现在我就整日忙于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对于一个军人而言，这种舍命穷追将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一路都可以碰着长列的俘虏。我与李赫多芬将军在刻赤附近的一个小山上会晤，所看见的景色叹为观止之。在我们的下面，白光照耀着的是刻赤海峡——这是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前面的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敌方的鱼雷快艇，曾经一再企图救出俄军的人员，但每次都为我们的炮火所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迫使正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提早投降起见，我们集中炮兵的火力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到了5 月18日，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少数的敌军在政委的疯狂压迫之下，在刻赤附近的岩穴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来的统计，我们一共俘获了战俘约17万人，火炮1133门，坦克258 辆。　　　5 个德国步兵师和1 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俄国集团军的全部实力，共为26个单位。只有极少数的残余敌军曾经越过刻赤海峡，逃回塔曼(Taman) 半岛。这是一个真正的歼灭战，获得了光荣的结束！　　　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第11集团军仍然还面临着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4 月间我曾经到希特勒的总部去过一次，并曾将我们的有关这个要塞攻击战的意图，当面报告希特勒。自从1940年2 月间，把有关西线攻势的意见当面向他陈述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再谒见他。甚至于在这第二次会晤中，我所获得的印象还是他不仅对一切的战斗详细情形，都有非常良好的了解，而且对于向他所作的战术性解释，也有彻底的欣赏能力。他很注意地听取我说的一切，并完全同意第11集团军对于刻赤攻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突击战的一切计划，他毫未干涉我们的计划，而且也不像以后所常有的情形，喋喋不休的引述许多生产数字。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不曾加以讨论：即就计划中的乌克兰总攻势而言，把第11集团军的全部兵力用来攻击这个坚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是否能算是一个正确合理的措施。因为成功之期很难作正确的预测，尤其是在刻赤半岛上的胜利已经解除了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威胁。这个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最高统帅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司令部的责任。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相信，现在也还相信，第11集团军先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假使我们仅仅只想围困着该要塞，则我们就会要把三四个师的德军。加上罗马尼亚的部队——即第11集团军的一半继续保留在克里米亚境内，而不能加以抽调。　　　不过当塞瓦斯托波尔如期的陷落之后，最高统帅却把第11集团军从东线的南翼抽回，并拟用在列宁格勒方面，或是用来填补战线上的空洞，这却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之后，这个集团军应依照原定的计划，越过刻赤海峡，进入库班半岛，以拦截面对着A 集团军群的敌军从顿河下游向高加索退却。假使时间的因素不允许采取这样的行动，则无论如何它也应保留在南翼的后方充当总预备队。若能如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在刻赤作战之后，第11集团军就立即开始重组，以便执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第42军负责确保刻赤半岛与克里米亚南岸的安全。为了这个目标只留下了一师德军，即第46步兵师，此外全是罗马尼亚第7 军的部队，它包括第10和第19两个步兵师、第4 山地师( 即以前的第4 山地旅，罗马尼亚当局虽然把所有的山地旅都改名为山地师，但事实上兵力却并未增到一个师的标准) 和第8 骑兵旅。其余所有的兵力都调往塞瓦斯托波尔方面( 注：第22装甲师已经交还给南面集团军群总部) 。　　毫无疑问，现在攻击这个要塞要比去年12月更困难，敌人又有了半年的时间来加强其要塞工事，增强人力使编制足额，并从海上运来了许多补给物资。塞瓦斯托波尔的要塞强度，并不在于其现代化的要塞工事方面( 虽然也有一部分是) ，而是地形特别险恶，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型防御工事。这些据点构成一个厚密的网，掩盖着从贝尔贝克河谷到黑海岸为止的整个地区。尤其是贝尔贝克河谷与席费尔拉亚湾之间的全部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驻垒地区。　　　北面的防线沿着贝尔贝克河的南岸开始，不过在该河的北岸，环绕着林比莫夫卡(Lyubimovka)和它的北面，敌人也设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河谷的本身和它的南岸都受到一个305mm 炮台的纵射，这个炮台叫作“高尔基一号”(Maxim Gorki I) 炮台，有彻底近代化的钢甲保护。河岸斜坡的本身上面掩盖着厚密的工事网，有一英里宽的纵深，其中一部分的工事也是混凝土的。在这个地带后面有一连串坚强的据点，彼此间有地下工事连络着，我们的部队给它们取了一些绰号：“斯大林”、“伏尔加”、“西伯利亚”、“莫洛托夫”、“GPU ”、“赤卡”等等。沿着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又有最后一道障碍线，这也是由许多据点所组成的防御区，包括“邓尼兹”、“顿”、“列宁”等据点，巴尔吞也夫卡(Bartenyevka) 要塞化镇市，旧有的北炮台(North Fort)和海岸炮台等。在俯视海湾的岩山中，俄军也开钻了山洞以储存物资和弹药。　　东面防线与北面防线接头点是在贝尔贝克村落以东一英里半的地方，并受到险陡的卡米希里(Kamyshly)峡谷的保护。这个东线的北段通过维拉(Vaiza) 山地的险峻戟岭，上面都盖满了矮树丛林。在这些丛林之中布满了无数的小型据点——有些就藏在岩洞中——那是攻击者的炮兵所不能触及的。东线的北段以格塔尼(Gaytany)地方南面和东南面的悬岩为终点。　　　再向南去，丛林逐渐稀少，但地形愈向海岸走则愈为险恶，完全像一座岩山一样。在从南海岸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南部要塞地带的前方，首先为一连串的圆拱形山岭所封锁，俄军把这些山顶都已经改变成为强力的要塞。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老兵们一定还能记着“塔糖”(Sugarloaf) 、“北鼻”(North Nose)，“教堂山”(Chapel Mount)，“废墟山”(Ruih Hill) 等等地名。接着就是有坚强防御的卡马里(Kamary)村落，最后才是在巴拉克拉伐(Balaclava) 湾东北面的巨岩。但1941年秋天里，第105 步兵团奋勇攻占了巴拉克拉伐炮台时，敌人就是退守在这里不动。因为这些山岭彼此可以互相掩护其侧面，所以要想透过这一个由山顶和悬岩所组成的防线，就尤其困难了。　　　在这第一道防区之后，在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道路北方，又有费余基尼高地(Feykiny Height) ，它一直向南延展到海岸为止，上面也布满了据点，例如“鹰巢”(Eagle's Perch)和卡地柯夫卡(Kadykovka) 村落等。所有这些据点都是敌方最坚强要塞线的前卫，后者是沿着查本高地(Xapun Height)来建筑。这是一连串东面为险坡的山地，从茵克曼(Inkerman)的悬岩为起点，控制着考尔拉亚(Chornaya)河的河谷，直到格塔尼的南面为止。然后转向西南封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最后经过“风磨山”(Windmill Hill) ——海岸山脉的西部戟岭——与海岸连成一片。这个查本阵地，因为坡度险陡和可以互相侧射，所以使步兵对其极难攻击，站在山上的炮兵观察员，穷目力之所及可以看到整个要塞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兵力在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时，就扼守着这道高地对抗俄军的援兵。　　　攻击者即令达到了这个控制地位，他的困难也没有终了。沿着海岸上还有海岸炮台，其中包括“高尔基二号”在内，它有装甲保护。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城本身，还有一道宽广的半椭圆形连续防线，从席费尔拉亚湾上的茵克尔曼起，再经过斯提里特斯卡亚(Streletskaya)湾而回到海边。它包括着一道反坦克壕、一道有刺铁丝网和许多碉堡，该城东南的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坟场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坚强的炮台。　　　最后，沿着该城边缘还有一道要塞线，同时还有几条纵贯的防线，屏障着东面的克尔森(Khersones) 半岛。俄国人对于野战工事的布置和伪装本来就是以技巧闻名的，现在又更加上地利，使他们可以获得优良的侧射机会。此外地面的岩石性质也使其火炮获得了极好的掩护，除非直接命中就无法将其击毁。又因为我们所应付的是俄国人，所以必须考虑到地雷阵的使用，不仅在防区的前方，连内部也在内。　　当考虑到如何攻击的问题时，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结论还是与前一个冬季中一样。我们决不能在中部地区内作任何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因我们的两张王牌，炮兵和空军的支援，在这个丛林地带中都不能充分的发挥威力，而我们的损失将会太巨大。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还是只有从北面、东北面和东区的南段进攻。这一次——至少在开始时——主攻还是位置在北面，固然敌人的工事在北部是要远比南部更坚强，但地形较为平坦。尤其是，炮兵和空军在北部要远比南部山地中更能发挥较大的效力。当然在南面还是有必要发动一个攻击。第一，同时从几面进攻分裂敌方防御。第二，敌人丧失了席费尔拉亚湾北面的要塞地区之后，还可能继续死守该城本身和克尔森滩头。我们应记着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所面对的任务不仅是攻克一个要塞，而且还要击毁一个数量与我们相等的集团军，尽管在物质方面居于劣势的。( 注：依照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情报，当时在要塞地区中的俄军战斗序列如下：海岸集团军司令部，司令为皮特罗夫将军(Gen. Petrov) ，下辖第2 、第25、第95、第172 、第345 、第386 、第388 等步兵师，第40骑兵( 徒步) 师，第7 、第8 、第79三个陆战队旅。那些过去被击溃的师现在都已经补充足额了。)　　在上次冬季攻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提早获得海港的控制权，还是同样重要。但只要第11集团军还能获得第8 航空军的支援，则敌人就已经不再能自由的从海上获得补给了。　　　以上所述就是第11集团军拟定其作战计划时的基本考虑，其代字就被定名为: “鳄鱼”(Sturgeon)。　　　我们的意图是攻击北面的防线和东面防线的南段，而在米肯西亚(Mekensia)到费尔克- 恰尔根(Verkh Chorgun) 之间的中段地区，则只以牵制敌军为目的。在北区中的第一批目标为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和格塔尼周围的高地；在南区则希望占领从南海岸和巴拉克拉伐到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公路两侧上的查本阵地中的控制性高地。　　　北面的攻击由第54军负责，下辖第22、第24、第50和第132 四个步兵师，师长分别为吴尔夫、提陶伯爵(Baron V. Tettau) 、希米德(Sehmidt) 、和林德曼(Lindemann)。另加上一个加强的第213 步兵团。该军所奉到的命令是应把兵力绝对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即正对着席费尔拉亚湾东部以北的高地进攻。所有在要塞地区中被绕过的部分都应将其钉住，以便以后尽量从后方加以攻克。该军左翼奉命进占格塔尼高地和其东南方的地面，以便为罗马尼亚山地军尔后向南面的进展开路。　　　在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指挥，包括着第72、第170 两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师长分别为穆勒- 吉布哈尔德(Muller-Gebhard)、桑德尔(Sander)和辛胡伯(Sinnhuber)三人。其第一任务就是为了趋向查本高地的前进，获得出发阵地和炮兵观察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攻占以“北鼻”，“教堂山”，“废墟山”，卡马里，和“高崖”(High Cliff ，在卡马里以南) 等据点基础的敌方前进防御地带，并消灭从南方巴拉克拉伐以东岩质高地中所发射出来的侧面火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72步兵师应沿着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前进，而第28轻型师——依照其特殊编制——应攻占巴拉克拉伐湾以东山脉的最北面诸顶点。第170 师暂时保留作为预备队。因为这个地区中的地形特别的险恶，所以只有用非常小心准备的局部攻击，才能解决这里所说的任务。　　　夹在这两个大突击集团军之间，罗马尼亚山地军的最初任务就只是钉住在其自己正面的敌军。尤其是罗马尼亚第18师应执行一个局部性的攻击和炮兵的轰击，保护第54军的左翼，使其免受敌军从南面发动的侧击。更向南面，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应该攻占“塔糖”山顶，支援第30军的北翼。　　　在作炮兵准备时，第11集团军不用对方所惯用的猛烈弹幕射击。因为地形的特殊和敌军工事数量的如此之大，这种办法既不可能希望其有任何的决定性效力，而我们也没有那样多的弹药来消耗。反之，在步兵突击开始前五天，即已经作准备，最先是空中攻击和炮兵的全面轰击，以敌军的补给线和已知的预备队集中点为目标。在以后的五天中。我方的炮兵就不断以精确观察的火力，击毁敌方的炮位，软化敌方最前进防御地区中的阵地。在这个阶段中，第8 航空军则继续攻击城市港口，补给站和飞机场。　　　现在对于我们的炮兵实力有略加说明之必要。第11集团军自然已经要求凡是可以到手的炮兵都参加攻击，而陆军总部也提供以最重型的火炮。　　第54军的军炮兵指挥官为周克托尔特将军(Gen. Xuckertort) ，他一共指挥了56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41个轻型和18个迫击炮兵连，另外加上两个突击炮兵营。总数为121 个炮兵连，另有两个观察营来供支援之用。重攻城炮兵有口径达190mm 的加农炮；榴弹炮及重榴弹炮，口径分别为305mm 、350mm 、420mm 。此外还有两个特制的600mm 加农炮和著名的800mm 多拉大炮(Big Dora)。这个巨怪的原有设计是为了轰击马奇诺防线中最坚固的部分，但却未能如期完工，赶上西线的作战。从技术成就而言，它要算是一个奇迹。其炮管长达90英尺，炮车高达两层楼。要60辆列车才能使它进入射击阵地，那是位置在特设铁路轨道之上。经常要用两个高射炮兵团去保护它。毫无疑问，这样大的巨炮，其真正的效力是与所花的制造努力和成本不成比例的。尽管如此，它的一颗炮弹却击毁了在席费尔拉亚湾北岸埋在天然岩石之下达90英尺深度的一个巨型弹药库。　　第30军的炮兵由马提尼克将军(Gen. Martinek) 指挥，他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人才，过去是奥国陆军中的将官。很不幸，以后他在升任军长时在东线战死了。这个军一共有25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25个轻型炮兵连和6 个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个突击炮兵营和两个观察营。同时还配属有第300 坦克团，它的坦克是遥控的并装有高爆炸药。　　　罗马尼亚山地军共有12个中型和22个轻型炮兵连，以执行其牵制性的任务。　　　第8 航空军的军长，李赫多芬将军，又把他的高射炮兵团中的一部分，移作地面火炮用，这对于全体突击炮兵而言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德军方面而言，再没有比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所集中的炮兵更多的了——尤其是大口径炮。不过若与俄军在开阔地区中寻求突破时所使用的炮兵数量相比较，则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攻击军在22英里长的正面，攻击军一共展开了208 个炮兵连( 高射炮不在内) 。这就等于是每英里长的正面平均还摊不到10个炮兵连，不过在实际突击地区中，其比例当然是较高。可是1945年的俄国攻势中，其所定标准是每英里突击正面配炮400 门！　　　在攻击前几天，我到南岸去作了一次短期的巡视，对第30军的准备工作作较密切的监督。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黑海岸悬岩上的一个小型离宫，那本是一位大公爵的财产。在最后一天中我乘坐着我们仅有的一艘军舰，一艘意大利的巡逻艇(E-boat)，沿着海岸线作了一次侦察，直到巴拉克拉伐附近为止。我的目的是要看海岸道路上有多少部分，是可以从海上来加以轰击的，因为我们一切的增援和补给都必须经过那条道路。以后事实上，因为害怕我们的空军，俄国的黑海舰队并未曾冒险采取这种行动。　　　当我们回航时，在雅尔达的附近却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事先毫无警告，机关枪弹和炮弹突然像雨点一样从天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两架俄国战斗机背着日光向我们扫射，它们的声音被我们自己船上的强力引擎声所掩盖，因此事先毫未注意到。几秒钟之内船上16个人中死伤了7 个。火焰热力更使船外悬挂着的鱼雷有爆炸的危险。船长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少尉，其行为非常值得赞扬，他用尽了心机拯救我们和船只。我的副官不顾水雷的威胁，跳入水中游向岸上，在那里全身赤裸着拦住一辆卡车，赶回雅尔达城，找到了一艘摩托艇，将我们的船拖回港内。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一个意大利海军士官死了，三个水兵负伤。雅尔达港的港口指挥官，魏德尔上尉(Capt. V. Wedal)也被害了。但是躺在我的脚下却是我最亲信的战友，驾驶兵纳格尔(Fritz Nagel) ，他的胯上受了重伤。那位意大利少尉撕下自己的衬衫做成一个临时的绷带，但仍不能阻止血液从动脉中流出。　　　纳格尔自从1938年起就是我的驾驶兵。我们一向生活在一起，亲密有逾家人。我在第56军时，他已经在我身边受过一次伤。在这些时日中，他是一个忠诚的部下而且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当我们一上岸，我就赶紧送他进医院。虽然动了一次手术，但因他失血过多，在夜间这位青年人就奄然物化了。我们把他与其他所有的战死的战友一样，葬在雅尔达的坟场中。它高悬在海上，也许是这条海岸线风景最佳的地方。我把我在他下葬时所说的哀词，抄了一个副本寄给他的双亲。　　　可是战争却不等待任何人，甚至于连他的思想都在内。几天之后，第11集团军的战术司令部，已经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的人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后方设立了一个指挥所。那个地方叫作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 ，这是一个鞑靼小村，位置在岩山间的狭谷之内。俄国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一个司令部连同其通信部门已经移驻在那里，因为每天夜间，他们的飞机都要来投弹，但却很幸运的从来都不曾命中。在这个村落上面即为齐尔克斯- 克尔门(Cherkess-Kermen) 山脉，哥特人曾经在其绝顶上建立要塞，我们也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6 月6 日的夜间我们到了那里，以便在次日上午可以亲自监视步兵沿着全线发动突击。在紧接着观察壕的一个小掩蔽部中，我带着参谋长、作战与情报两处的处长和副官在那里度过了沉寂的暴风雨前夕。　　　6 月7 日拂晓时，我方的炮兵即开始猛烈射击，作为步兵攻击的前奏。同时，空军也纷纷攻击其指定目标。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近代战争中，一个集团军司令能够一眼看到其整个的战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向西北面看，我们可以看见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地区，向西可以看见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后面就是席费尔拉亚湾。甚至于天气良好时，还可以看到克尔森半岛。往西南方面，可以看到查本高地和海岸上的岩山。夜间，可以看见敌人炮火的闪光，日里可以看见我方重炮弹和炸弹的爆炸烟尘。这正是一幅奇景！　　　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不仅只是一个攻击军面对着一个数量至少与其相等的敌军，也不仅只是近代化炮兵和空军，与钢筋水泥和花岗石的要塞之间的对抗，这更是德国军人的精神胜利——发挥了其一切的勇气、主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俄军不仅占有地利，而且也十分顽强，再加上俄国制度的铁硬压力。这个苦战达一月之久，天气的酷热程度令人受不了，甚至在清晨的温度都高到华氏106 度。我军在这一战中的成就的确是可歌可泣，不过这里受了篇幅的限制，却只能加以简略的叙述而已。　　　在第54军的右翼方面，第132 师奉命越过贝尔贝克河谷，向其南岸的控制性高地进攻，暂时留下敌军在林比莫夫卡的桥头阵地。在其左面，第22步兵师的任务为从东面，经过卡米希里(Kamyshly)沟，攻入贝尔贝克河的南面，为第132 师越过河谷的行动开路。再左面，第50步兵师通过卡米希里前进，然后从西南方向上加入这个攻击。在该军的极左翼，第24步兵师应透过山地丛林地区向格塔尼高地进攻，其左侧面则受到罗马尼亚第18师的掩护。　　　由于强大突击炮兵的压倒性支援和空军的猛烈攻击，在第一天就能越过卡米希里沟和贝尔贝克河谷，并在后者以南的控制性高地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南面的第30军，最先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攻击获得跃出位置，那个在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的攻击预定要迟几日才开始。　　　第二期的攻势直到6 月17日才结束，在两方面的前线上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俄军一再发动反攻，以求赢回其所丧失的东西。无论是大型的据点也好，小型的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虽然战斗的主要责任是由步兵和工兵来担负，可是炮兵的前进观察站却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主要由于他们来指导火力，才能够把个别的据点和碉堡攻击下来。他们与突击炮配合起来，成为步兵的最好助手。　　　6 月13日，第22师中的第16步兵团，攻克了“斯大林”堡垒，前一个冬季中的攻势就停顿在这里。一位伤兵高声喊着说：“现在我们攻下了斯大林，死也瞑目！”由此即可以想见我军士气之一斑。　　　6 月17日，我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北面的要塞地带中造成了一个深入的楔形。第二道防线中的阵地，例如“赤卡”、“GPU ”、和“伏尔加”等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同一天，第30军也已经冲入了查本阵地前方的前进防区中。在苦战之中，第72师攻占了“北鼻”、“教堂山”和“废墟山”，而第170 师则攻下了卡马里。在该军的北面，经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也终于攻克了“塔糖”山。另一方面，第28轻型师在沿海岸的岩山上却进展得极慢，那就是所谓“玫瑰山”(Rose Hill) 和费米仑(Vermilion) 一号和二号等，因为那只能采取蛙跳的形式，由一点到另一点，损失相当重大。　　尽管我们对于这些成功已经付出了如此的高价，可是攻势的前途仍不乐观。我们自己部队的耐力也已经显著的降低。在第54军方面，必须暂时抽回第132 师，而用第24师来代替它。　　　同时第11集团军也受到陆军总部的压迫，认为除非能够有把握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否则就要抽回第8 航空军去支援乌克兰的攻势。我们却坚决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直到最后成功为止，而第8 航空军的保留又是一个必要条件。结果还是我们的意见胜利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眼看着我们步兵实力日益减弱，谁又有把握能够保证这个要塞能够早日陷落呢？因为认清了我们自己的部队有过早消耗完的危险，第11集团军要求再额外给我们3 团步兵——陆军总部这一次照准了。他们至少应能在最后关头上赶到。　　　在现有的环境中，我们在两个军的方面都可以发挥攻击者的唯一优势，即能任意调动其主攻的方向，于是也就能使敌人受到奇袭。　　　第54军向西转，把第213 步兵团和第24师当作主攻兵力。在希兹费德上校(Col. Hitxfeld) 领导之下，第213 团攻克了“高尔基一号”炮台。它的火炮中有一门早已为我方的攻城炮直接命中而丧失了作用。另一门则为工兵所炸毁。可是其中守兵却负隅顽抗，直到我方工兵将要塞炸穿，才出来投降。到了6 月21日，第24师已经能够肃清沿着西海岸的北部地区中其所有的残敌，直到保卫着希费尔拉亚湾出口处的要塞为止。　　　在第30军方面，也因为攻击焦点突然改变，而在6 月17日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功。该军决定暂停北面的进攻，而集中兵力在大路的南面作一个奇袭。第72师越过了敌军的阵地，其搜索营在巴克(Baake) 少校率领之下，一直冲到了查本战线前方的“鹰巢”为止。6 月18日清晨，该营攻占了“鹰巢”阵地，并坚守到援军赶到时为止。此后，我们就可以向北透入敌方防御的体系了。　　　在以后的第三阶段中，由于攻击焦点的突然移动，再度获得成功，尤其是炮兵部分。在北面已经完全达到第一目标，希费尔拉亚湾；在南面已经占领了向查本战线发动突击的跃出位置。　　　在北区方面，全部的炮兵火力都集中起来，使第24师能够攻占控制希费尔拉亚湾出口的半岛要塞。其中最坚强的为号称“北堡”的古老据点。第22师控制了俯视希费尔拉亚湾的高崖。第22师与第50师分界线上的铁路山洞，曾经发生极惨烈的战斗，敌军曾用一个最近由巡洋舰运来的旅在这里发动一个反攻。最后用炮弹击破其出口，才将这个山洞攻占。其中出来了几百名俄军，但还有更多的平民，包括妇孺在内。要想肃清北岸那些地下仓库是尤其困难。它们都装有钢门，在政委压迫之下，其中的俄军是绝无投降的表示。我们必须逐一将其炸毁。第50师在丛林地带中经过了苦战之后，也已经达到了希费尔拉亚湾的东端，并占领了足以控制卡尔拉亚河谷(Chornaya)口的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左面，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右翼在格塔尼东南山地上的丛林地区中寻路前进。拉斯卡尔将军(Gen. Tascar) 是这次前进中的灵魂——他以后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第30军也突然改变了其攻击的方向而有了新的收获，利用第72师攻占“鹰巢”的有利形势，它把第170 师从南面旋转过来，攻击费达基尼(Fedyukiny) 高地。敌军的眼光正朝着东看，以为我军将攻击查本高地本身，所以受到了完全的奇袭，使该师能够相当迅速攻占该高地。这样遂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基地，以便向查本防线作决定性的攻击。　　　在这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左翼( 第1 山地师) 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　　6 月16日上午，第11集团军发现几乎已经把这个要塞的全部外围地带都攻占了。敌军已经被逐入了要塞内层地区，其北面战线为希费尔拉亚湾的南岸悬岩绝壁处所构成，而其东线则从茵克尔曼高地起，沿着查本山脉直到巴拉克拉伐周围的岩岸为止。第11集团军现在就要决定如何来突破这个要塞的内圈。很明显，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敌人会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绝无准备撤出的表示。另一方面，虽然敌人的预备队可能大部分都已用尽，但德军的攻势能力同时也已成强弩之末。最近几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上下午都在视察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师、团、营部和炮兵观察所等等。我对部队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有些团只剩下了几百人，我还记得有一个连在撤出前线时只剩下了一个军官和8 个兵。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才能结束这个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第54军的前面是希费尔拉亚湾，第30军的前面则为查本高地，那都是易守难攻的。此时的理想解决似乎就是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的第30军方面去。事实上，这却正是不可能的，专门把这些师调动一下，就要好几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敌人也就有机会来恢复他的实力了。在前线地区中，两个地段之间只有一条窄路联系着，这是我们在前一个冬季中花了不少气力，在山地中建筑完成的。无论如何，它是吃不消重炮兵的重量，要想把那样多的火炮和弹药绕道雅尔达送往南段，则至少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应记着，最高统帅部希望能尽量提早把第8 航空军从克里米亚撤回去。　　　当第22师达到了席费尔拉亚湾之后，我就立即往前方视察其每一个团，以便从北岸的一个观察所对于情况作一个概括的鸟瞰。在我的前面是一条狭窄的水面，宽度在半英里到1000码之间，过去俄国有整个舰队投锚在这里。在彼岸上，右端即为塞瓦斯托波尔城。正前方为一道岩石的墙壁。上面的敌军阵地像蜂窝一样密集。照我看来，从这里——换言之，即从侧面——应该可以击毁查本防线的枢纽，因为敌人似乎决难想到我们会越过席费尔拉亚湾进攻。　　　当我第一次与第54军和一些下级指挥官讨论这个计划时，他们大多数都摇头表示怀疑。他们问面对着敌方的要塞和火力，突击船怎样能够渡过这样宽的水面？而且即使渡过了，可是上岸的路径只限于一两条峡谷，那都是在敌方火力封锁之下的。不过正因为它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若能越过席费尔拉亚进攻，则敌人将受到奇袭，正是这也正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不顾一切反对，我坚持我的计划——尤其是我个人因为地位的限制，不能亲自参加这种冒险工作，所以这种决定就更显得困难。不过一旦下了决心之后，所有有关的人员却又都能倾其全力执行这个命令。在这里对于工兵尤应加以赞扬，在以前碉堡之战中，工兵也早已有了优良的表现。　　　对于要塞内层的总攻势是预定在6 月29日清晨开始。第54军越过席费尔拉亚湾，第30军则攻击查本高地。早在6 月28日，第50师即已渡过了卡尔拉亚河的下游，并攻克了英克尔曼。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可以证明共产党的绝灭人性。在岩洞中住着几千名伤兵和难民，当我们进入英克尔曼时，俄军自己加以爆破，所有的人都活埋在岩洞之中。这可证明他们是如何视人命如草芥。　　　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午夜中，我们准备渡过席费尔拉亚湾，所有的人员心里都感到十分紧张。为了掩蔽北岸的一切噪音，第8 航空军持续不断地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实行空袭。所有的炮兵都在屏息以待，只要南岸敌军一有任何火力发出，表示他们已经有发现我方行动的可能性时，马上就应向南岸的岩顶敌方阵地开始作猛烈的轰击。但是对岸上却毫无声息，我们对于突击船下水和装载的工作，都丝毫不曾受到阻扰。上午1 点钟，第22和第24两师的第一波兵力开始向对岸进攻。这一次渡河的工作，明显使敌人受到了绝对的奇袭，结果也就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等到敌人的守军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的步兵也已经在对岸上站稳了脚跟。他们爬上了绝壁，将敌军的武器逐一击毁。于是查本阵地的侧面也就开始脱了铰链。　　　在第54军的左翼方面，第50师与新加入的第132 师( 它已由第46师的步兵团所填补) ，从格塔尼附近和其南面的位置上，突击英克尔曼与其南面某点之间的高地。这个攻击受到席费尔拉亚湾北岸炮兵侧射火力的支援，而罗马尼亚山地军右翼也加入行动。　　　第30军也在拂晓时，开始向查本战线作其决定性的挺进，由第54军的远程炮兵和空军的集中攻击来加以支援。当利用其炮兵造成一种幻像，使敌人以为我们是采取宽广的攻击正面时，第30军却已经集中第170 师在费德贾克尼(Fedjukiny) 高地附近的一个极小地区中，当作一个任务部队。后者在突击炮、第300 坦克团和一个高射炮兵团的支援之下，不久即达到了公路两侧的高地。利用敌方的混乱情况，该师向北、西、南三方面尽量扩张，以便该军可以将其他的师送上高地的顶点。　　　我们渡过了海湾，英克尔曼高地已经陷落，而第30军也已经透入查本阵地，所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命运也就已经注定了。此后的苦战既不能挽救守军的最后失败，而对于俄军的全盘作战情况也毫无补益。甚至于从军事荣誉上来看，也无此必要。因为俄国军人的表现早已够英勇了！但是其政治制度却要求这种无目的的苦战再继续打下去。　　　当他们攻占了海湾南岸的岩壁之后，第54军的各师也就进入了该城的外围。所以当其一部份兵力向南攻击，以肃清这个外围防线时，该军的主力也就能够向西旋转，直接进攻周边要塞和城市的本身。等到著名的马拉柯夫堡(Fort Malakoff) 攻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经为它付出了大量的鲜血代价——第54军也就进入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　　　此时，在6 月29日尚未过去之前，第30军的第28轻型师和第72步兵师本是在宽广正面担负着佯攻的任务，现在也透过第170 师向前挺进。等到他达到了后者已经攻占了的查本阵地之后，就马上以攻占克尔森半岛为目的，成扇形展开。　　　第28轻型师攻克了英军坟场，突破了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面的外围要塞圈。俄军已经把这个坟场发展成其外围防线中的一个主要据点，纪念英军的大理石纪念碑现在早已变成了废物。这一次战斗中的新死者，就卧在被炮弹炸开了的坟墓之上。于是该师向城南挺进，以便从西南攻入该城，制止敌人的突围。　　　第170 师的目标为克尔森半岛西面极端的灯塔。第72师则沿着南海岸前进。它向南卷过查本阵地，首先攻下“风磨山”，然后攻占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道路以供该军之用。跟在它的后面即为罗马尼亚第4 山地师，它从后面包围巴拉克拉伐附近的敌阵，俘获了一万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假定敌人必然会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作最后的苦战。斯大林的命令从无线电中一再传来，要守军打到一人一弹为止，而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平民人口都会被征集参加作战。　　　我们的司令部若不考虑到此种可能性，则对于第11集团军的官兵而言，就要算是有亏职守了。在城内的巷战将会使攻击军受到更重的损失。所以在各师尚未继续进攻之前，我们就命令炮兵和空军先行尽量轰击。其目的是要使敌人认清，他们不要再希望从巷战中使我们流更多的血液。　　　所以从7 月1 日开始，我们对该城周边和城内的敌方据点不断集中轰击。不久侦察机就报告说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严重抵抗了。轰击才停止，各师继续前进。似乎敌人已经在前一夜中，将其主力撤向西方。　　　但是苦战却仍未结束。虽然俄军已放弃了该城，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在克尔森半岛上继续作困兽之斗而已——或者是为了想执行斯大林的死拼到底的命令，或者是希望乘黑夜等海军救出一部分人员。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高级指挥官和政委被鱼雷快艇接出，包括其集团军司令彼特罗夫将军在内。当他的继任者也想用同样的方式逃走时，却为我方的意大利巡逻艇所截获。　　　克尔森半岛的最后战斗直到7 月4 日为止。当第72师攻克了“高尔基二号”炮台之后，其他各师也就把残敌逐渐逐到了半岛的顶点上。俄军曾经一再企图向东突围，希望能加入亚拉山地中的游击队中。他们一再向我方猛冲，其损失非常可怕。最后，敌军的残部都躲在海岸上的大岩洞中，想等候海军的营救，结果却还是落空了。当他们于7 月4 日投降时，仅仅从这一小块地面上就钻出了3 万人。　　　在这个要塞地区中，我们一共收容了9 万多名俘虏，敌军的死亡数字更是几倍于我们。所俘获的战利品是多到了无法计算。一个具有天然形势的坚强要塞，在整个集团军的防御之下，已经终于陷落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把第11集团军用在东线南翼上，以扩张德军的大攻势，正是时候。　　　7 月1 日的夜间，我和几个最接近的僚属，驻在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的指挥所中，那是一个鞑靼人的小村。我们正在回想这几个月来的战斗经过和那些已经不再在我们身边的战友。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所发表的特别公报。不久之后，电动打字机中又传出了下述的命令：　　　收件人：克里米亚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上将　　为了感谢你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奇功，我现在升你为元帅，并对于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种纪念臂章。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你所指挥的部队的英勇成就表示极大的敬意。　　　希特勒 　　　　　　第十章 列宁格勒-费特布斯克　　　　当第11集团军所属各师正在休息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幕僚人员去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南翼上已经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拟加入这个行动。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还是一再与我联络，使我不会与这些准备工脱节。可是很不幸，这一切的计划只是白忙一阵，希特勒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太多的目标，对于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功估计得太高，而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不再把第11集团军加入在这个作战之内。　　　8 月12日，当我回到克里米亚的时候，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在等候着我，不禁使我大感困惑。这个率领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一个作战却只使用第42军的军部、第46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11集团军本身则奉命以攻占列宁格勒为任务，因此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都已开始向北运送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3 个师。第50师仍留在克里米亚。第22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但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中，却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没有用过。最后，当我们已经运动之后，第72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用去对付一个局部性的危机。所以留在第11集团军中的原有部队就只剩下了第54军的军部、第30军的军部、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而已。不管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怎样，把一个军队中的单位这样加以肢解，总是不妥当的，这些军和师已经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从苦战之中所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决不应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当第11集团军现在已经摆脱了克里米亚的牵挂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上抽出，而用在另一个比较不太重要的任务( 攻克列宁格勒) 上面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1942年夏季中的战局，只有在战线的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对于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决不嫌太强大的，尤其是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希特勒是同时想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更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愈向东走，则其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愈拉愈长。　　　以后的事实证明，若是能够把第11集团军保留在南翼方面，则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以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也好，还是跟着攻击集团军群的后面当作预备队也好，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去上任时，中途曾经到希特勒大本营中去请示，我曾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这个问题。哈尔德明白地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在执行南方的攻势以外，又同时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却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11集团军从南面撤走实际不会出问题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到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于希特勒与其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所以遂造成了一个局部的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来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72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的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高度损失更是一定会产生影响。虽然哈尔德所说的话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有无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着说，在第一次大战时他是一个前线上的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经验，所以他自问比哈尔德绝对有较佳的判断。　　这个场面是如此的难堪，所以我就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了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希孟德将军提出意见，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说，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信其参谋长的意见，至少对他表示其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6 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8 月27日，第11集团军司令部达到了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18集团军地区中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和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18集团军面北的那一部份正面，而后者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Volkhor) 河的东段正面。拨给第11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一、涅瓦(Neva)河地区从拉多加湖(Lake Ladoga) 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二、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三、在芬兰湾南岸阿拉尼包门(Oranienbaum) 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着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 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 ，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在13个师以上，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Blue Division) ，1 个装甲师、1 个山地师和1 个党卫军(SS)旅。不过因为在两个正面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作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9 个半师而已。因为敌军在那里有一个集团军，共为19个步兵旅、1 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若是已经有兵力封锁着列宁格勒北面的卡雷利阿(Carelian)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则对我们自然就会极有帮助了。不过当德国派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艾弗斯将军(GenErfurth)提出这个问题时，却遭到了芬兰当局的拒绝。据艾弗斯将军的报告，芬兰人所持的理由是说自从1918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已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于攻势的贡献遂不在考虑之列。　　第11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的成功是颇有疑问的，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1941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俄国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线，是从拉多加湖起到阿拉尼包门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诚如席勒(Schiller德国诗人) 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的柯尔皮罗(Kolpino) 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普尔柯夫(Pulkovo) 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依沙克大教堂(St. Isaao’s Cathedral)、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清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1940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1931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益增惆怅。那都是俄国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清了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区以内的任何战斗之中，不然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8 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指挥官，李希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空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很不幸，席勒尔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增兵，早在8 月27日，他就对第11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个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达到的第170 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其目的即为打消我们的攻击。　　　9 月4 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势行动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第18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作了一个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担负，对于所有的参谋人员而言都是很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一个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18集团军的正面突破了一个5 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8 英里的距离，达到了姆加(Mga) 以上的某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11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的前进。经过了几度的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了其余部队之后，第11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势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负责指挥，下辖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3 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26军负责指挥，下辖第121 步兵师、第5 山地师和第28轻型师。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到了9 月21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曾一再从东面发动猛烈的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8 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格托罗夫(Galtolovo) 与姆加之间的强大敌军。照惯例一样，尽管其地位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的，他们却一再作突围的打算。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 在这种地区，我们决不会作突破的企图) ，所以假使我们的步兵若企图去消灭敌军，则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11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的正面，调集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24小时不断地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俄国团长的日记中即可以发现我们所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残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去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10月22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2 突击集团军(Shock Army)一共曾把16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和5 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7 个步兵师、6 个步兵旅和4 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的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12,000人，另有300 余门火炮、500 门迫击炮和224 辆坦克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了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18集团军在东线上的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受到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经消耗了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一个新的攻势了。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11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10月就如此的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门外，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到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所以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到第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的战斗。他在克里米亚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10月25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我本人。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种悦耳的笑声。我怎样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的战争中他在我的亲信人员中是第二个丧失生命的。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Div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当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挥，因为他正在兼任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直到现在，我才亲自有机会看到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又怎样去尝试执行一个战争中最高统帅的任务，在过去我一直都感觉到他对于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只不过是间接的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严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难作任何确实的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不感觉到希特勒对于陆军领导权的干涉。当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他对于我们的情况解释，都很同情的加以听取，并且也同意我们的意图而毫无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于这个计划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希特勒对于西线攻势的态度在以前早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了陆军总部，这固然很令人感到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观念，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攻势的，若从军事观点来看却是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诚然，他所拟定的计划大纲不可能产生完全解决，理由我早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中，他可能并不曾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战果。不过当A 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能有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着了这个观念，并且自己去适应它——尽管因为害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装甲兵的前进，固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但是在当时，局外认却很难认清这一点，因为从滩头上所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来，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难认清英国人撤运其部队过海的工作会有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认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部署，却的确使人很感到触目惊心。　　　站在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上，我对于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所具有的影响作用都殊少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我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我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 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我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 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 ，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俄国的斗争中看来，即可以了解当军事上胜负未决时，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的保持则更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都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只有在确保了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于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他对于这种意志力却是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了其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计算时，是很少考虑到敌人的可能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任何的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会不愿意采纳，即使后者要比他强过了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地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于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很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合。直到1938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节节胜利，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不敢冒险。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就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其原始计划也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又要命令撤出该城，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上文中也曾说道，希特勒不敢作军事冒险。归根结底，攻击俄国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的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一是他在1943年以后的情况中，拒绝采取弹性的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地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的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以应付主要的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即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一、他可能暗自觉察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二、他也像所有一切的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正足以造成军事上的错误，而更足以丧失其威望。三、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当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阶段中，我与陆军参谋长兹勒尔上将(Col-Gen. Xcitxler) 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却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即不愿意面对又无法避免的决定时，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总参谋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性较低的地区中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的地点。在大多数的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了的时候，他才肯给予太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的数量超过了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位置，例如1943年的顿涅茨地区和1944年的第聂伯河湾，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时，结果也是一样的难免一场争论。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下他所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于他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性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于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所具有的影响力量也就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的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于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1941年，这种政策几乎使俄国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其1942年的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观念。　　　因为在1941年的冬天里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遭受拿破仑大军团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于他的歌功颂德，足以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当1942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了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着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个观念。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比较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阵地时，流血过多而受到致命打击，才能讲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是不合适的。德军的数量根本上就不够组织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了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的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遂难于避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的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或许才能抵消俄国大军的数量优势。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代价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中叙述1943-1944年的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原因，也许要在本性深处去发掘。他对于战斗的看法，只注意到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能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力即足以保证其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达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和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之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数量的增加是极合理想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了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单位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率特别重大，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明显的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虽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并且欢喜追求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是不合普鲁士传统的。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毫无疑问具有清楚的了解。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清楚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即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够困难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灵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是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软弱的，他过份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上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是非常奇怪的，很难于了解。假使说他内心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于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那就是对于战功的勋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点，即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作一个军事领袖。不过假使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则这些缺点也就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中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中( 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 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则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 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 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自己的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于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实上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对于军事领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是与他不同的。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站在他的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他却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 第七章) ，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的问题提出顾问性的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Wehrmachtfuhrungsstab) ，理论上来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观念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我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我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 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 ，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诚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早已明确认识到，即使发动一个政变也不能改变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据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尚未达到那样一点，要把这种行动当作唯一的出路。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上）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 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 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 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 ，则第6 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 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 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 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 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 第16摩托化师) 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 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 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 装甲集团军和第6 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 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 。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 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 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 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 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 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 个之多，其中包括4 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 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 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挥，也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 集团军群对于第6 集团军的控制力也就更形减低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来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的司令部却始终不曾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陷。不曾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检验过，不过却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假使他能出面，则我们要求多增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获得较大的重视。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奈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程度。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明他对一般的危险情况，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了警告。不过因为他对于前线军事并未负有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 集团军群和第6 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个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了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即对于第6 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的地位，都同样具有严重的影响。整个A 集团军群、以及第4 装甲集团军、第6 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唯一一个第聂伯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伯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查波罗齐(Zaporozhye)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可拉也夫(Nikolayev) 和克尔森(Kherson) 、进入克里米亚、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亦未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时，或是把兵力从这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的指挥官要想成功，都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的冒险，在1942年的秋季中，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 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 装甲、第6 和罗马尼亚第3 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 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 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 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 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 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 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 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 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 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何立德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何立德集团军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动攻势的兵力。不过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曾齐尔斯卡亚桥，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相合作。　　12月9日，在激战之后，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了。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齐尔正面，敌军仍不断加强压力，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面，敌军于其柯特尼可夫作战失败之后，似乎已具有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用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连络。柴兹勒尔将军对于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完全表示同意，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的行动，那却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即使第6集团军能够获救，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本人却仍然想吊在那个城市上不放手，正好像前一个冬天里对地门扬斯克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能用一条地面走廊以使该集团军补给不断。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旦大难幸免之后，这个集团军在作战上必须立即恢复其机动性。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不曾停止，直到失去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后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的增援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7个师中，我们现在最多还有希望可以动用第48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显而易见，第4装甲集团军专凭第6和第23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决不可能达到斯大林格勒。　　要想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3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除非准它撤回深入高加索地区中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个措施却又是希特勒所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这方面的努力也同样未获成功。第十六摩托化师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任何的作为时，都已经太迟了，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已经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陆军总部提供新的兵力来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17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306步兵师，也正在顺次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57装甲军在柯特尼可夫的集中已经延迟了，所以第17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很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其自己的预备队，将它配置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后方。这固然不无理由，因为它害怕敌人会在那里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清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于这个危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若是发生这个危机，则又非第17装甲师所能控制。当我们期盼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为了安全理由，要保留第17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306步兵师已经深陷战斗不能脱身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却已经太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增强我打给柴兹勒尔的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其天天要与希特勒争论时的力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于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1942年12月9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会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何等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作战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兵力——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集团军群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的真象。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对于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我们把如下问题包括在这个研判之内，即假定一旦走廊打通之后，第6集团军仍留守斯大林格勒，则应使用何种手段继续作战。对此，必须认清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理解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时所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然后也许才能希望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以后由于面子问题，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惊异。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不过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6集团军的袍泽有获救的机会，则即使冒最大的风险，我们也是毫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目标。至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再加以分析。　　生死的竞赛　　我们与敌人之间，现在开始要作生死的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6集团军，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却不惜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来作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是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这个作战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能够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的东岸会合呢？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齐尔河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的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上。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的危险却日益增加，所以现在冒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不能够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清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果断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是事实上，却诚如柴兹勒尔所云，“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毫无建树。”我们可以举例如下：他把第17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点上，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中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16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迟时才肯放手。希特勒时常批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一次的事实对于他个人的说法却是一个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从12月12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在那一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加以概括的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投入生力军——特别是坦克。　　在这个阶段中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车辆和坦克人员的优秀素质，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单位的技巧。第6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Gen. Rauss)和坦克专家胡勒尔多夫上校(Col. V. Hunersdorff)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23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它仅有20辆可用的坦克！该师长弗尔曼将军(Gen. V. Vormann)为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大战时曾经负伤五次。　　现在至少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这都是与其结果具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57军在顿河之东柯特尼可夫附近完成了集中之后，自12月10日起，强大的敌军已经再度攻击我们在下齐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48装甲军用来从齐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突出，与第57装甲军合作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于是第57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之必要。当该军还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此项企图之后，该军遂能于12月12日越过出发阵地。在它的侧面，东面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7军负责掩护，西面为顿河，由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想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的战术，他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来生力军，一再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所占领的阵地，并且企图用其数量占优的装甲兵力来包围我们的小单位。虽然累次击毁强敌，但直到12月17日为止，第57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了这一天，第17装甲师也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经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陆军总部终于下放了这个师的支配权。可是这个师的位置是在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所以必须要经过很远的行军，并从波特门金斯卡亚(Potemkinskaya)的桥梁上渡过顿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57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齐尔河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桥梁在内)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自12月12日起，这里已经成为俄军累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了12月14日，我们被迫必须放弃并爆破该桥。到了12月15日，齐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就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危险。12月15日就有明显迹象，足以表示敌人企图向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发动攻击。次日敌人就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敌人的意图，因为他可能是像过去的老办法一样，先到处试探，然后再作决定的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的战场上增援。不过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3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作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作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负责那一方向的何立德集团军，奉命使用必要的预备队迟滞敌军，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注意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连续的关系。　　12月18日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17装甲师已经赶上了，但是第57装甲军却仍然不能够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的附近，形成便于第6集团军突围的条件。相反，该军却有被迫采取守势的可能，因为敌人正在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向它反攻。　　在齐尔河下游方面。苦战仍在进行中，尽管敌人尚未透入我军的防线。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却有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形成中，敌人已经开始向何立德集团军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　　就何立德集团军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如果同盟国的部队全线溃退，只靠几个德国师也很难站住脚跟。更糟糕的是敌人经过第一次突击，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到第17装甲师完全发挥威力，第57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的方向上再进一步。换言之，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的希望。不过假使当第4装甲集团军一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17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现在还被牵制在依里斯塔)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会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必要立即允许第6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兵力都已经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中，虽仍然拒绝让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如此的准备。12月18日，我派了我的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Maj. Eismann)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于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6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就毫无疑问会变得具有必要性的。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齐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出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只能继续一个极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上的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在不断投入生力军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第6集团军在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好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而定。当它一开始向西南突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抽调其包围兵力，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又可以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6集团军于12月1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所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如下：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为止，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为止。“冬季风暴”命令中还表面上规定第6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它应该分区撤退以便持续向西南突围。　　艾斯曼少校同时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的情况会改善，使得第6集团军能长期坚守斯大林格勒。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下）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4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突出位置上，以求使第6集团军仍能获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终于到了时限，到12月25日，第57装甲军已无法继续留在米希柯伐河畔。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如下：　　其起点是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左侧面。我们不清楚意大利集团军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只有一个轻型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值得一提的抵抗。12月20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的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遂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完全暴露。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何立德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的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团军，奉命守住齐尔河游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7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1军的军部在恐怖之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了12月20日黄昏时，何立德集团军的纵深侧面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或在什么地方抵抗。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于深入到了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Kamensk-Shakhtinsky)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内，何立德集团军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对于敌人的装甲兵力也完全无力抵抗。敌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原先由意大利集团军防卫的地区中自由运动。要不了多久，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注定会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何立德集团军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道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后者的侧面和莫罗索夫斯基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弗尔赫斯塔德(Forchstadt)和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的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12月20日，集团军群即曾致电陆军总部，明确指出假使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进一步扩张，则他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然后企图一网打尽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又恰好碰着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12月22日所收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命令，指定何立德集团军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却早已失守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团军的薄弱兵力，能否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都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指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稳定局势。它甚至于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也都已经拒绝了。所以我们就只有抽调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就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换言之，即为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兵力。可是现在已无犹疑之余地，因为在12月24日那一天，何立德集团军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最高潮。3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3师的正面缺口上冲入。其中两个军(第25坦克军和第50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8坦克军)则迂回到了这个集团军的后方，而我们的援兵却还正在齐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尤其是其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在希望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的愿意冒险一试。　　第4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在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12月19日抵达米希柯伐河以后，这个救援集团军次日即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57装甲军还是在北岸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空受损失而并未能撼动我军的地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火光了！假使第6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至少牵制着敌军不让他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早已说过的理由，第6集团军的攻击却始终不曾实现。　　到了12月23日的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而必须向该地区调动兵力。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奉命抽出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的地位，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4装甲集团军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若是没有这一个师的抵补，则齐尔河下游的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何等迫切。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了，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而丧失了一个。直到12月28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6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了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甚至于到现在，也是因为第16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12月20日，陆军总部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Viking Division)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这个师，但很不幸，换防需要10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16摩托化师的时候算起，中间整整耽搁了10天的时间！假使能够一要求就获得批准，则该师在12月23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齐尔河的战斗，于是第57装甲军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与已往相同，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7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展开的救援作战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参加，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Tiger)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事实上，虎式坦克不但制造过程费尽周折，而且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的问题极多，使这种新式坦克一时还不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希特勒对于新兵器的威力总是未免估计过高，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的手中去了。　　12月27日，第57装甲军在米希柯伐地区中，遭到了强大的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塞河。在以后几天之内，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51和第2近卫两个集团军，共辖3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上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却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现在所集结的强大兵力也开始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柯特尼可夫，这也正是它在12月12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由于当第57装甲军在阿克塞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东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6和第7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司令面对着这种崩溃现象也感到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送回罗马尼亚整补。　　从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如此。从最近的发展上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变化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当时没有料到，在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1月底以前，顿河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又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尽管存在各种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设想。所以在12月26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敌人正在威胁从集团军群左翼向罗斯托夫突破，为了维持左翼的地位，我们要求陆军总部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立即把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斗群”(Armeegruppe)投入战斗。它早已在米里罗夫(Millerovo)地区开始集结，恰好在B集团的右翼后方。此外，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占领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的保护。此外，那个已经暂时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7装甲师，固然太迟了无法赶上顿河以东的战斗，可是对于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一线。此外，齐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里也略为缓解，因为敌人已经显明将兵力集中在靠西的位置，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素夫斯基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再次试图解围，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的兵力，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遂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3装甲军和1个步兵师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早在12月18日，甚至于更早的时候，我们即已一再提出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16摩托化师(它也应尽速抵达)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即足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6天之内，即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空运进包围圈燃料1000吨和粮食500吨，以满足第6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同意提供更多的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索夫斯基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毋庸赘言，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6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后者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认为除此更无其他的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被包围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总体情况和第6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突围的时间最迟应在新年前后，到那个时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了——当然，其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6集团军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有机会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个时候抽出上述的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7日，曾经把一个兵力对照表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3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