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嘴咧开，出现一丝笑影。咣当一声，不一会儿，另一个护士跑了进来。她站在亮得晃眼的白色碎片上，看一眼破碎的镜子，再看我一眼，将那年轻护士一把推出病房。“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听见她说。“我只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略感兴趣地听着。任何人都可能打碎镜子的。我不明白她们干吗这么激动。那个年长的护士回到病房。她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胸前，使劲地瞪着我。“七年背运啊（英语习语，源于迷信，表示运气不好，倒足了霉，却又无计可施。）”“什么？”“我说，”护士提高嗓门，仿佛在跟一个耳背的人说话，“7年背运。”年轻护士拿着簸箕和扫把进来，开始打扫那些亮晶晶的碎玻璃片。“那只是迷信。”我说。“哼！”年长护士冲着跪着收拾的年轻护士说，好像没我这个人在场似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那个地方，他们会收拾她的！”透过救护车的后玻璃窗，我可以看见一条又一条熟悉的街道缩小退后，融入绿树成荫，一片夏日景象的远方。妈妈坐在我的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我假装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将我从家乡的医院迁到城里的医院，我想瞧瞧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希望你去特护病房，”妈妈说，“我们医院没这种设施。”“我喜欢我原先呆的地方。”妈妈蹦起脸来。“那你就该听话。”“什么？”“你不该摔镜子。要不他们也许会让你呆下去的。”但是我当然知道这跟镜子毫无关系。我坐在床上，将被单盖到脖子处。“我干吗不能起床？我又没病。”“查房时间，”护士说，“医生查房以后你就能起床。”她将隔在病床间的帘子往后一推，隔壁病床上一位肥胖，年轻的意大利女人现身出来。这个意大利女人长了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从前额往上梳拢成一座小山似的高卷式发型，然后往后背一泻而下。她每动一动，那巨大的发型就跟着她动，仿佛是由硬邦邦的黑纸板做成的。这女人瞧我一眼，咯咯咯笑了。“你干吗来这儿？”她并不等我回答，又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那加拿大籍法国老婆婆。”她咯咯咯又笑了。“我丈夫明知道我受不了她，还说她可以来看我们，结果她一来，我的舌头就往外伸，我根本控制不了。他们把我送到急诊室，然后就把我放在这儿啦，”她压低嗓门继续说，“跟这些疯子呆在一块儿。”然后她问：“你怎么回事啊？”我将整张脸转向她，让她看我肿胀的紫红色面颊和我发青的眼睛。“我想自杀来着。”这女人瞪着我。然后，她从床头柜上胡乱抓起一本电影杂志，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正对我床的旋转门一下子被推开，一群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有小伙子，也有姑娘，在一位头发灰白的年长男子的带领下，走了进来。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快活的，不自然的微笑。他们全都聚集在我的床脚。“格林伍德小姐，今天上午感觉怎么样？”我竭力找出说这话的人。我讨厌跟一群人说话。当我要跟一群人讲话时，我总是要挑出一个人来，只跟他谈；而在讲话之间，我却感到其他所有人都盯着我看，他们以众敌寡，这不公平。我也讨厌人家明明知道你感觉糟糕透顶，却来兴高采烈地向你问好，并且期待你说一声“好极了”。“糟糕透顶。”“糟糕透顶。哦。”有人说。一个小伙子突然低头窃笑，一个小伙子在记事薄上刷刷记下了点什么，另一个小伙子板起面孔，神情严肃地问道：“那您问什么感觉糟糕透了呢？”我猜这群兴高采烈的小伙子和姑娘当中完全可能有巴迪.威拉德的朋友。他们知道我认识他，怀着好奇心来见我，见过我以后他们就会互相说说关于我的闲话。我希望到没有一个熟人能去的地方。“我睡不着觉......”他们打断我的话：“可是护士说您昨晚上睡着了。”我扫了一眼这些围成半月形的充满朝气的，陌生的脸。“我看不进书，”我提高嗓门说，“我吃不下饭。”我突然想起，自从恢复神志以来我一直在狼吞虎咽。这群人已经不再看我，他们嘀嘀咕咕地交换着什么意见。最后，那个灰白头发的男子走上前来。“谢谢您，格林伍德小姐。很快有医生来给您看病的。”这群人接着移向意大利女人的床铺。“您今天感觉怎么样，某某某某夫人......”有一个人说。这姓听上去长极了，有好几个L的音，像是托姆利洛夫人。托姆利洛夫人咯咯咯笑了。“哦，我感觉挺好的，大夫，挺好的。”然后她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见。有一两个人往我这边瞟了一眼。有人说：“好吧，托姆利洛夫人。”有人走上前来，拉上我们之间的帘子，像是竖起了一堵白墙。第十四章（3）2009-11-21 15:22 医院的四面围墙中间有一个绿草如茵的广场，我坐在广场上一张长凳一端，妈妈穿着她那身印有车轮图案的紫色裙子坐在另一端。她单手支着脑袋，食指顶在脸颊上，大拇指放在下巴下面。托姆利洛夫人和一些嘻嘻哈哈的黑发意大利人坐在我们隔壁的那条长凳上。妈妈每动一动，托姆利洛夫人就模仿她的样子动一动。这会儿托姆利洛夫人坐着，食指顶在脸颊上，大拇指支在下巴下面，愁眉苦脸地把脑袋偏向一边。“别动，”我低声对妈妈说：“那女人在学你样呢。”妈妈转身扫了四周一眼，可是托姆利洛夫人倏（shu，一声，形容极快。）地将她肥腴的手抽回放到膝头上，跟朋友们大侃起来。“啊不，她没学啊，”妈妈说，“她压根儿没注意我们。”但是，妈妈一回身对着我，托姆利洛夫人就像妈妈刚才做过的那样，将手指尖搭在一块儿，邪恶地，嘲弄地望着我。草坪上到处是医生穿白大褂的身影。当妈妈和我坐在那里，坐在从高高的砖墙上方照射下来的尖锥形的光束下的时候，不断有医生走到我跟前作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大夫，我是某某大夫。”他们中有些人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是正式行医的大夫。有个人的名字很古怪，听上去像是梅毒大夫，我便开始对那些令人生疑的假姓名有所警觉。果然，一个黑头发的家伙——他瞧上去太像戈登大夫了，只是他皮肤黝黑，而戈登大夫肤色白皙——走上前来，说：“我是胰腺大夫。”然后跟我握手。在自我介绍之后，这些医生都站在能听见我们谈话的地方，可惜我没法告诉妈妈他们正记下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而不被他们听见，所以我凑过去，附在她耳朵边把这话告诉了她。妈妈猛地将身子往后一缩。“哦，埃斯特，我希望你能合作。他们说你不合作。他们说你不愿跟任何大夫说话，在接受工作疗法（一种使患者从事某种工作以转移心思或矫正某种身体缺陷的疗法）时什么也不肯干......”“我得离开这儿，”我别有用心地对她说，“一出去我就会好。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我说：“你得把我弄出去。”我想，只要我能劝说妈妈让我离开这家医院，我就可以在她的同情心上下功夫，就像话剧里那个患有脑疾的小伙子，使他相信怎样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出乎我的意料，妈妈说：“好吧，我设法把你弄出去，就算只是为了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要是我把你转出去，你能保证会听话吗？”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转个身，瞪眼看着梅毒大夫，他正贴近我站着，往一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小本子上记东西。“我保证。”我响亮地应道，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黑鬼推着装食品的小推车走进病员餐厅。这家医院的精神病科病房规模很小，只有2个交叉成L形的走道，靠走道一边是一溜病房，然后是工作治疗室。我曾在那里呆过；后面还有一个堆放病床的凹室，在走道交汇的拐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空间，窗户边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的休息室兼餐厅。平时给我们送饭的总是一个干瘪的白人老头，今天却换了个黑鬼。黑鬼是跟一个穿蓝色细高跟鞋的女人一起来的，她跟他解释这活儿该怎么干。黑鬼一个劲儿咧嘴傻笑，发出吃吃的笑声。然后他把一个大托盘端到我们桌上，托盘上放着3个锡制盖碗，他将盖碗一个个咚咚咚放到桌上。那女人离开了房间，随手锁上了门。黑鬼在将盖碗，遍体凹痕的餐具，厚厚的白磁餐盘重重地往桌上端时，一直睁着一双老大的眼睛呆头呆脑地瞪着我们，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我看得出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疯子。坐在桌边的人们没一个伸手去掀盖碗，护士往后退了退，看看在她来取走盖儿之前会不会有人那样做。平时总是托姆利洛夫人打开碗盖，像个小妈妈似的给大家分菜。可是后来她被送回家了，似乎谁也不想接替她的位子。我饿极了，所以我掀开第一只盖碗。“你真好，埃斯特，”护士高兴地说，“你能给大家分分豆荚吗？”我给自己舀了一份绿豆荚，然后把碗盖递给我右手边上的一个身材魁伟的红发女人。这是红发女人第一次同我吃饭。我有一次看见她站在L形走道顶端一间房门口，房门敞开着，方方正正的镶边窗户上着铁条。当时她一直粗鲁地嚷嚷着，放声大笑，对着路过的大夫拍大腿，负责那部分病区的穿白大褂的护理员倚在暖气管上，笑得喘不过起来。红发女人从我手中一把抓过碗盖，扣在她的餐盘上。豆荚在她面前堆成了山，滑到她的膝盖上和地板上，仿佛硬邦邦的绿色稻草。“哦，摩尔夫人！”护士悲叹道，“我想你今天还是回房间吃饭吧。”护士将大部分豆荚盛回盖碗，传给坐在摩尔夫人身旁的那一个人，领着摩尔夫人走了。在从餐厅去她房间的一路上，摩尔夫人不断地回过头来，斜睨着眼对我们做鬼脸，发出令人恶心的猪一般的哼哼声。黑鬼回来了，大家还没往餐盘里舀豆荚呢，他却收拾起空餐盘来。“我们还没吃玩呢，”我对他说，“你等着吧。”“什么？什么？”黑鬼做出惊讶的神情瞪大了眼睛。他往四周瞟了一眼。护士去禁闭摩尔夫人还没回来。黑鬼辱慢地向我鞠了一躬。“臭大粪小姐！”他压低嗓门说。我将第二个盖碗掀开，是意大利通心面，面糊糊似的粘成楔形的一团，石头一般冰凉。第三碗，也就是最后一碗，盛满了烤豆荚。我很清楚，没人会一餐饭送2碗不同做法的豆荚的。要么是豆荚和胡萝卜，要么是豆荚配豌豆，从来没有豆荚配豆荚的。这黑鬼是想试试我们的忍耐程度。护士回来了，黑鬼退到远处。我尽量吃了些烤豆荚。然后我从餐桌边站起身，绕到边上去，在那儿护士只能瞧见我腰部以上的部分。我走到黑鬼背后，他正在洗脏餐盘呢。我抬起脚，对准他的小腿肚，狠狠地踹了一脚。黑鬼哇地尖叫一声，跳到一边，对我滴溜溜转着他的大眼珠。“哦，小姐，小姐，”他一边呻吟一边摩挲腿部，“你不该这样，你真不该这样。”“这是你的报应！”我瞪着他的眼睛说。“今天你不想起床吗？”“不想。”我把身子往床里蜷缩，拉过被单蒙在脑袋上，然后掀开一角被单，往外窥视。护士正在甩刚刚从我嘴里取出的体温计。（怪事，为何不咬碎体温计自杀呢？）“你看见了，正常。”她来取走体温计之前我已经看过了，每次我都看的。“你看见了，正常，你们干吗老要量体温呢？”我想告诉她，要是我身上有什么毛病，那倒好了。我宁可身子有毛病，而不愿脑袋出什么问题。然而这种想法太复杂太累人，我懒得说出来。我只是更深地往床铺里缩，埋在里面。透过被单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我的腿上。我往外瞄了一眼。护士转身去给邻床睡在托姆利洛夫人位置上的那人把脉，将着在体温计的托盘搁在我床上了。一种强烈的，想使坏的欲望刺透了我的血管，像一颗摇摇欲坠的牙齿所造成的疼痛，既叫人烦躁不安，又使人没法转移注意力。我打了一个哈欠，将身子挪了挪，像是要翻身的样子，慢慢将脚移到托盘底下。“哦！”护士的惊叫声犹如一声呼救，另一个护士飞奔而入。“瞧你干的！”我将脑袋探出被单，往床沿下看去。在打翻的搪瓷托盘周围，体温计的碎片像星星一样熠熠闪光，一粒粒水银球如天国的露珠一般悠悠颤动。“对不起啊，”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后来的那护士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故意的。我看见你了。”然后她匆匆走开，转眼间来了2个护理员，把我连同我的床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推到原先禁闭摩尔夫人的房间，在他们还没推走我之前，我捞起了一粒水银球。门一上锁，我就瞧见黑鬼的脸，像一轮糖浆色的月亮，升起在窗户的铁栅栏间，但我佯装没注意。我像个怀揣秘密的孩子，将手指打开一条缝，对我手心上的那粒水银球微微笑了。要是我将水银球摔在地上，它会碎成一百万个一模一样的小球，要是我将它们撮合在一起，它们就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天衣无缝。我对着那细小的银球笑呀笑呀。我想象不出他们把摩尔夫人怎么了。第十五章（1）2009-11-22 14:29 菲洛梅娜.吉尼亚黑色的卡迪拉克在下午5点拥塞不堪的车流中缓缓行驶，好像一辆礼宾车。车很快就要通过查尔斯河上一条不长的桥梁。我会不假思索地打开车门，穿过车流往大桥的栏杆方向冲去。只需纵身一跳，河水就会漫过我的头顶。我懒洋洋地将纸巾用手指搓成药片大小的弹丸，一边观察时机。我坐在卡迪拉克后座中间的位置上，妈妈坐在我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2人都略微前倾，像2跟斜钉的铁条，守在2边的车门。在我前面，我可以瞧见司机脖颈上一块颜色好似午餐肉一般的皮肤，夹在一顶蓝帽子和蓝色夹克的2个肩头之间；在他身边是著名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银色发丝和插着翠绿色羽毛的帽子，好像一只娇弱的异国禽鸟。我不太明白吉尼亚夫人怎么会冒了出来。我只知道她对我的情形感兴趣，还有，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也在精神病院呆过。妈妈说，吉尼亚夫人从巴哈马群岛给她拍了一份电报，她是在那里从一份波士顿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的。吉尼亚夫人在电报中问：“此事是否与一位小伙子有关？”当然啦，要是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小伙子，吉尼亚夫人就不会插手了。妈妈回电说：“没有，是埃斯特写作受挫。她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再事写作。”于是，吉尼亚夫人飞抵波士顿，将我从拥挤的市立医院病房中接出来，眼下正用车送我到一家私立医院，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她将支付我的一切费用，就像付我奖学金一样，直到她在那儿认识的大夫将我治愈为止。妈妈说，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感恩戴德。她说我已经差不多耗尽了她所有的积蓄，要不是吉尼亚夫人，她真不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可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会流落到乡下，到规模较大的州立医院，就和这家私立医院紧挨着。我知道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心存感激，不过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就算吉尼亚夫人给了我一张去欧洲的机票，或者让我乘豪华邮轮环游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不管我坐在哪里——在船甲板上也好，或巴黎呀，曼谷呀的某个临街咖啡馆里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钟形玻璃罩底，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蔚蓝的天穹罩在河面上，河中帆影点点。我准备行动，但妈妈和弟弟几乎立即将手放在车把上。车轮哧哧响着，车子很快就驶过了烤肉架一般的桥梁。河水，帆影，蓝天和翱翔的海鸥一掠而过，宛若一张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明信片。我们过了桥。我瘫倒在灰色的豪华座椅里，闭上了眼睛。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不得动弹。我又有了自己的房间。它叫我想起我在戈登大夫医院住过的那个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壁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上有百叶窗，却没有铁条。我的房间在一楼，窗户高出铺满松针的地面没多少距离，从窗户望去，是一个林荫遮蔽的院子，院子有红砖墙围着。要是我从窗户跳下去，膝盖上青都不会青一块。高墙的内墙表面像玻璃一般光滑。我们经过大桥时我突然间丧失了勇气。我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河水从我身边流逝，仿佛从未有人动过的琼浆玉液。我怀疑即使妈妈和弟弟没在车里，我也不会当真跳下去。刚才，当我在医院主楼办完登记以后，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道：“我是诺兰大夫，埃斯特的主治医生。”由一位女医生负责我的治疗，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有女精神病医生。这女人的模样集米勒那.劳伊和妈妈于一体，她身穿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长裙，腰间系一条宽皮带，戴一副时髦的月牙形眼镜。但是当护士带我穿过草坪来到我要住的这幢称做开普兰楼的阴沉的砖楼之后，诺兰大夫没来看我，倒是来了一大群陌生的男子。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白毯子，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我的房间，轮番向我做自我介绍。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干吗要来自我介绍。我开始怀疑他们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会不会发觉访客多的不太正常，于是我警惕起来。最后，一位白发皤然的英俊大夫走进来，说他是医院的主任。然后他聊起清教徒和印第安人来，在清教徒和印第安人之后谁来占了这片土地，什么河流流经附近，谁在这儿建了第一家医院，医院怎么被烧毁，又是谁建了第二家医院。他聊啊聊啊，直到我想他准是等着瞧我会在什么时候打断他，告诉他那些河流，清教徒啊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我继而一想，有些也许真有其事，于是我试着分析哪些可能是真实历史，哪些可能是虚构的，可还没等我理清线索，他确道声再见走了。我一直等到所有大夫的声音消失殆尽，然后我掀开白毯子，穿上鞋，走到大厅里。没人拦住我，于是我绕过我所在的这一边楼的走廊，拐到一条更长的走廊上去，路上我经过一间餐厅，门敞着。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佣在摆放晚餐用的餐具，有雪白的亚麻桌布，玻璃杯子，纸餐巾。那是真正的玻璃杯子——我将这一信息贮存在大脑某个角落，就像松鼠贮存坚果一样。在市立医院我们是用纸杯喝水的，也不给切肉的刀子。肉总是煨得烂烂的，用叉子就可以切开。最后我来到一间很大的娱乐室，家具低劣蹩脚，地毯露出了线头。一个姑娘，圆滚滚的馅饼脸，短短的黑发，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看杂志。她使我想起我从前的一位女童子军领袖。我瞥一眼她的脚，果然，她穿着那种据说能显出运动员风度的棕色平底皮鞋，镶边的鞋袢扣在鞋的前部，鞋带头挂着2只橡果样的小球。姑娘抬起头，微微一笑：“我是瓦莱丽。你是谁？”我佯装没听见，走出娱乐室，往另一楼翼的尽头走去，经过一扇齐腰高的门，门后有几个护士。“人呢？”“出去了。”护士在一张张胶带纸片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我将身子探过门去瞧她到底在写什么，写的是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到哪儿去了？”“哦，去工作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打羽毛球啦。”我注意到护士身边椅子上有一摞衣服。是在第一家医院我杂碎镜子时护士正往漆皮箱子里塞的那些衣服。几个护士开始将胶带纸片儿贴在一件件衣服上。我又回到娱乐室。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在这儿干吗呢，又玩羽毛球又打高尔夫的。既然能干这些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病了。我在瓦莱丽的身边坐下，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想，没错，她完全可以呆在女童子军营地。她正兴致盎然地阅读那份破烂不堪的《时装》杂志。她到底在这干吗？我想，她一点没病嘛。“我抽烟你会介意吗？”诺兰大夫往我床边那把扶手椅里靠靠，问我。我说不会，我喜欢闻香烟的味儿。我想要是诺兰大夫抽上烟，她会多呆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来跟我谈话。她一走，我又会陷入原来的茫然之中。“跟我谈谈戈登大夫，”诺兰大夫突然说，“你喜欢他吗？”我警惕地瞅了诺兰大夫一眼。我想这些医生准是串通一气的，在这医院的什么地方，一个隐蔽的角落，一定安放着一部跟戈登大夫的器械完全一样的玩意儿，随时准备把我震得魂飞天外。第十五章（2）2009-11-24 13:24 “不喜欢，”我说，“一点儿也不喜欢。”“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我不喜欢他对我做过的事。”“对你做过的事？”我给诺兰大夫描述了那架器械，那种蓝色的闪电，那种震颤，那种怪声。在我述说的时候，她整个人呆住了。“操作错误，”她听完之后说，“不该是那样的。”我瞪着眼看她。“要是操作得当，”诺兰大夫说，“那就跟睡觉一样。”“要是再有人用那玩意儿给我治疗，我就自杀。”诺兰大夫斩钉截铁。“在这儿，我们不会给你施行休克疗法。就算我们要的话，”她纠正道，“我会预先通知你的。我保证你绝不会受到以前的那种折磨。”“告诉你吧，”她结束道，“有些人还挺喜欢这种疗法呢。”诺兰大夫走后，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火柴。火柴盒的大小跟常见的不同，特别特别小。我推开盒子，一排纤细的粉红顶白木杆儿露出来。我试着划着一根，火柴在我手里折弯了。我不明白诺兰大夫为什么要给我留下这么个愚蠢的东西。或许她想瞧瞧我是否会把火柴还给她。我小心翼翼地将玩具火柴藏在我新买的纯毛浴衣的褶边里。要是诺兰大夫来要火柴，我就说我以为是糖果做的，吞下肚了。我隔壁的病房里住进来一位新来的病人。我琢磨她一定是这楼里唯一一个比我迟来的病人，所以她不像其余的人那样知道我的病情有多糟糕。我想也许我可以进房去跟她交个朋友。这女人躺在床上，穿着一条紫红色的裙子，领口别着一枚彩色萤石饰针，裙子长及鞋子和膝盖的中间位置，一头铁锈红色的发丝盘成女教师式的发髻，胸前口袋上用黑色橡皮筋系着薄薄的银边眼镜。“你好，”我在她的床沿坐下，搭腔道，“我叫埃斯特，你叫什么名字？”这女人纹丝不动，只呆呆地盯住天花板。我感受到了怠慢。我想也许瓦莱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她刚进来时就告诉了她我有多么愚蠢。一个护士的脑袋探进门里。“哦，你在这儿呢，”她说，“在问候诺里斯小姐呢。真好！”她又消失了。我不记得我在那儿坐了多久，瞧着这穿着紫红衣服的女人，一个劲儿地琢磨那撅起的樱唇会不会开启，琢磨它要是张开的话会说出什么话来。终于，诺里斯小姐一声不吭，连瞧都没有瞧我一眼，将她那穿着系扣高帮黑靴子的脚一下子甩到床的另一侧，走出了房间。我想她也许想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拜托我。我蹑手蹑脚地从远处跟着她穿过大厅。诺里斯小姐走到餐厅门口，停下脚步。在去餐厅的一路上，她的步子非常精确，每一步都踩在地毯图案中交织盘绕的百叶蔷薇的花心上。她顿了一顿，然后，像跨过一道隐形的齐胫高的栅栏，她举起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越过门槛。她在一张铺着亚麻桌布的圆桌旁坐下，打开一张餐巾，铺在大腿上。“吃晚饭还有一个小时呢。”厨娘从厨房里喊道。诺里斯小姐没有回答。她只是有礼貌地盯着前方。我拉过一张椅子，正对着她坐在桌边，打开一张餐巾。在洋溢着亲密的姐妹情谊的寂静中，我们相对而坐，直到厅里响起晚餐的铃声。“趴下，”护士说，“我要给你再打一针。”我翻过身子趴在床上，撩起裙子，然后拉下丝绸睡裤。“天，下面都穿着什么呀？”“睡裤。免得老是一会儿穿，一会儿脱的。”护士发出轻轻的笑声，然后问我：“哪一边？”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了。我昂起头，回身瞧一眼我光着的屁股。由于打针，屁股青一块紫一块的。左边屁股瞧上去比右边更深一些。“右边吧。”“就按你说的。”护士将针啪的一下扎进去，我缩了一下身子，体验到那轻微的疼痛。护士一天给我打3次针，每次打针之后一小时，给我一小杯甜甜的果汁，瞧着我喝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