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康德像一个小人物一般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死是如此温柔与安详，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人，只见他的呼吸缓缓停了下来。”早在1799年，康德的身心状态便开始恶化，直到他过世。康德在1799年曾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已经老了，而且很衰弱，您必须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合弗纳(scheffner)甚至认为有必要指出，康德死前的几年当中，让他成为一个天才人物的特质都已离他而去，并称2 他早已经是个"去康德化的康德"(1a11gent kanteten Kant)。特别是在最后的两年，已经完全看不出伟大心灵的任何征象。他的尸体是如此干瘪，以致看起来"像一副展览用的骨架"。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康德的尸体成了供大众参观的物品。人们排队等着一睹他的尸体，直到十六天后才下葬。主要问题还是天气。当时哥尼斯堡天气极为寒冷，冰冻的土地坚硬得没有办法挖掘墓穴：仿佛大地拒绝接受这个伟人最后的遗物。但当时由于尸体的状态良好，而哥尼斯堡的居民对于这个死去的名人抱有高度的兴趣，似乎也没有赶时间的必要。葬礼本身则庄严而隆重，观礼的人非常多。许多哥尼斯堡的居民(大部分与康德不熟识或根本不认识他)都凑过来看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如何下葬。为腓特烈二世逝世所写的清唱剧也在葬礼中演出：他们用为普鲁士最伟大的国王所谱写的音乐来歌颂普鲁士最伟大的哲学家。棺木后尾随着蜿蜒的队伍，哥尼斯堡所有的教堂丧钟齐鸣。哥尼斯堡大部分的居民想必认为这是得体的。康德还在世的朋友中年纪最大的含弗纳，与大多数的哥尼斯堡人一样"感到非常满意"。虽然哥尼斯堡自从1701年以后就不再是普鲁士的政治中心了，许多居民却都仍然认为它是普鲁士，甚至是全世界的学术中心。康德是它最重要的市民之一，是他们的"哲学国王"，即使哥尼斯堡之外的哲学家已经在另觅出路。葬礼当天依然严酷寒冷，但像哥尼斯堡寻常的冬日一样，天空亮丽而晴朗，合弗纳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您无法想像在第一块冰冻的泥土落在棺木上的时候，我全身打寒战，那个声响至今还留在我的脑际和心里……让合弗纳战栗的不是寒冷，也不仅仅是冻硬的泥块击落在凡乎空荡荡的棺木上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响唤起了他对自己死亡的恐惧。在他的脑中盘桓数日甚至数周不散的战栗，有更深的原因。康德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片寒冷，不再有希望；对康德而言如此，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又何尝不如此。合弗纳对康德的想法再清楚不过了：康德不相信死后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虽然在他的哲学里面，他高举对于永恒的生命3与彼岸世界的希望，在个人的生命中，他对这些概念的态度却是冷淡的。合弗纳经常听到康德对于祈祷和其他宗教行为不屑的言语。有组织的宗教让他心中充满愤慨，熟识康德的人们都知道他完全不相信位格神的存在。“上帝”与“不朽”等都是理论的假设，他自己却不曾真正相信它们。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只是“个人的需要”。康德自己没有这种需要。然而合弗纳，一个几乎与康德齐名的哥尼斯堡人，却显然有这样的需要。在康德去世时，合弗纳是最有名望、最受尊重的市民，强调自己是个好基督徒，可能事实上也是。合弗纳是基督教区里非常虔诚的教友，虽然他不算是非常正统。他有幸福的婚姻。他的虔诚并没有经常表现在外。早年的他还是个有名(或者说是恶名昭彰)的诗人呢。事实上，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在40年前曾经匿名出版一本法国式的色情诗集而引起骚动。许多人认为那可以说是最荒淫猥亵的德语诗作。而康德被公认为是一个不信仰者，或许这更加给合弗纳的名誉留下阴影。此外，他对康德关于灵魂不朽的说法，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但是他非常重视康德这个朋友。如果说，这样的怀疑在康德的葬礼乃至于合弗纳的生命中下了咒语，会让人感到意外吗?哥尼斯堡有不少清高的基督徒甚至刻意回避这个葬礼。像博罗夫斯基，普鲁士路德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康德最早期的学生之一，在康德晚年偶尔受邀到他家里吃饭，在许多人眼中算是康德的朋友，他就留在家里，这让合弗纳非常不解。但博罗夫斯基还想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他知道那些政府官员确实认为康德的声誉是很成问题的，觉得葬礼还是不参加为妙。他即使不曾怀疑康德的道德人格，对于他的哲学以及政治观点却颇有保留。他最后选择了政治。康德去世后第二天，(《普鲁士皇家政府、战争与和平报》夹在其他消息中间刊登了一则按语道：伊曼纽尔?康德死于器官衰竭，享年八十岁。他在思辨哲学上的创新有目共睹，举世推崇。其忠诚、善良、正直与高雅的美德，更为我们市民所怀念。在这里，对于死者的哀思将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崇高、更长远。这则启事特别突显的“忠诚、善良、正直与高雅”，是康德最没有争议性的品德。不过，还是有人不以为然。哥尼斯堡最早出现的康德传记著作，便质疑康德的善良、正直与高雅，同时对于其宗教与政治的观点也表示异议。《论康德的性格与思想，一个公正的仰慕者的看法》匿名发表于1804年，出版地点不详，但几乎可以确定是出自哥尼斯堡大学医学系(药剂学与解剖学)教授约翰?丹尼尔?梅茨格(Johann Daniel。Metzger)之手。康德与梅茨格似乎经常有一致的看法。由于康德对医学很感兴趣，两人经常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上交换意见；不过两者也在大学的行政事务上有许多分歧。职是之故，梅茨格在康德担任校长的任内曾多次给他制造难题。作者为什么想写这本书，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康德怀有敌意，并且认为有必要纠正一般人对于康德私生活的评价。梅茨格的结论是“康德不好也不坏” “他的心肠既不是特别硬，也不是特别仁慈。梅茨格透露，他似乎除了自己的近亲之外，不曾给任何人金钱上的救济。康德曾经拒绝捐款给一个房子遭火灾的同事，由此，他总结说：“他是个相当自私自利的人。”然而梅茨格接着又解释说，那或许不是他的错。首先，他是个厌恶女人者(misogynist)，因而终身不娶。”其次，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敬畏康德这个著名的作家；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容异己的原因。事实上，梅茨格告诉他的读者们，如果有人胆敢提出不同的看法，康德就会有被侮辱的感觉。梅茨格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因而还揭发康德肆无忌惮地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张，甚至在名门望族的餐桌上为其辩护。他不怕名列哥尼斯堡的黑名单。康德非常无礼，也不关心别人的感受。此外，他还虐待自己的仆人。他没有受过教育的妹妹在他临终前来照顾他，康德都不允许她同桌吃饭。“难道伟大的思想家康德的心胸竟如此狭隘，甚至容不下妹妹坐在一旁用餐吗?”。据说康德在去世之前曾经说过：“他将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从未意图做过不公正的事。”梅茨格的结论是：“这正是所5有自我中心主义者的信条。”梅茨格虽不欲多谈康德对神学的看法，却还是忍不住要说，康德是一个“对宗教态度冷淡的人”——也许真实情况要更糟。他对神学家的看法并不公平，不喜欢有信仰的人。他对法理学所知不多，因而不是很重视它。他对法学系的同仁不太尊重；他对医学虽然评价较高，却在自己没有资格说话的领域里对它品头论足。例如，他根本不懂解剖学，却对以解剖学知识为先决条件的主题大放厥词。他的态度前后不一：虽然他是个厌恶女人者，却又喜爱胡费兰(Hufeland)的《长寿法》，而书中的主张是婚姻可以延长男性的寿命。梅茨格宣称他不想否认康德哲学的重要性。不过，虽然他乐于承认康德的作品对于哥尼斯堡大学的声望有很大的贡献，但认为康德其人却有很多缺点。梅茨格向世人表示：康德的作品固然伟大，但是作为一个人，却实在不敢恭维。他和平常人一样小气，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缺点。总而言之，康德不是德行的典范，而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不算特别好，也不能算特别坏，但学生最好不要把他当作效法的对象。梅茨格写这本小书，是因为其他歌功颂德的书给他的刺激。在康德过世前，市面上已有数种极尽阿谀奉承的康德传记。不过真正引起梅茨格的写作动机的，恐怕是约翰?戈特弗里德?哈塞(Johann Gottfiied Hasse)在不久前发表的(《康德的特殊见解：一个餐桌朋友的见证》(第二版作“康德的最后话语”)。哈塞是东方语言学及神学教授，与康德1786年3月熟识，并且经常参与康德的晚宴，特别是在康德死前三年当中。哈塞的小书不是要成为康德的生平概要或是传记，也不是要取代关于这个伟人更重要且详尽的介绍作品。《见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记录了康德晚年的颟顸无能。哈塞表示，他只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不过康德大部分的朋、友都认为他不这么做还好一点。在"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公开宣言"里，康德自己就曾引用了一句意大利的俗语：如果上帝能替我对付我的朋友，我自己就可以专心对付敌人，并且表示"有些朋友虽然充满好6 意，却老是笨得帮倒忙" 。哈塞的作品笨拙而固执。虽然他想赞美康德的伟大，举例说明其正直的心灵与端正的品格，其结果却是越发启人疑窦。例如，哈塞提到康德晚年撰写的书。老哲学家有时甚至说那会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堪称其整个体系的代表"。然而哈塞接着又表示"后世的出版者必须特别谨慎，因为康德晚年经常把比较好的段落删掉，并代之以差一些的文字，而且还穿插了许多废话(如某天安排的菜肴)"哈塞所留给我们的许多故事，似乎只是让我们对康德的智力产生怀疑。这还不是哈塞的书最坏的部分。它还让人怀疑起康德的人格，尤其他对待亲友的态度更是可议。哈塞指出康德每年都以可观的数字资助其亲人，却又表示他不曾在任何场合向别人"谈起"他们。他告诉读者，康德从来没有回答过与他的亲人有关的问题，而且当他的妹妹在他晚年来照顾他时，他还试图隐瞒她的身份，"虽然让人端桌上的食物去给她吃"。对于妹妹的悉心照顾，他表示感谢的方式是要求朋友"原谅她没有文化"。总而言之，哈塞的《见解》是个奇怪的礼赞。无怪乎合弗纳认为这本书品味低级，并且表示"把这么多琐事、细节与粗鄙的言行塞在寥寥几页里，真是不容易啊"。另一方面，梅茨格却认为在哈塞充满歧义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康德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他自己的《论康德的性格与思想》可以说引申哈塞《见解》的正确的蕴涵。哈塞与梅茨格的作品却不是1804年的哥尼斯堡中仅见的传记文献。它们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快就被康德的出版商尼古洛维乌斯 (Friedrich Nicolovius)的一项计划完全盖了过去。他搜集在康德生命的各个时期里交往的人们留下来的传记性资料而集结成书。尼古洛维乌斯并不人单势孤。其他人如合弗纳等都助他一臂之力，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集体行动的目标在于垄断解释权，并且打击诸如哈塞或梅茨格之类的康德传记。这一点他们做到了，写成的《论伊曼纽尔?康德》(UberImmanuel Kant)被视为关于康德的生平与性格最完整且可靠的7史料。不过它仍然远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可靠与完整。对康德不同的时期知之甚详并各就其所知提供对康德生命的了解的三个人，分别是博罗夫斯基、雅赫曼(Reinhold Bernhard．Jachmann)与瓦西安斯基(Ehregott Christian Wasianski)。三人都是生于斯且长于斯的哥尼斯堡神学家。博罗夫斯基认识康德的时间最长，1755年上过他的课，60年代早期，一直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康德1756年为论文〈物理单子论》答辩时，博罗夫斯基担任提问者。虽然他无法对康德的丧礼提供第一手的报道，却可靠地陈述了从康德初执教鞭直到晚年的事迹。雅赫曼1783-1794年间追随康德，与他关系密切。作为康德的"抄写员"或助手，他在康德发表其最著名作品的年代里对他十分熟悉，是80至90年代的康德权威。瓦西安斯基是个教会执事，康德晚年时受到他的照料。他1772-1780年期间，就学于哥尼斯堡大学，事实上，像雅赫曼一样，他也曾经是康德的助手(amanuensis)。他原本应该可以提供康德在70年代的许多资料，但奇怪的是，他绝口不提那段时间，而只见证了康德的晚年。瓦西安斯基1780年离开大学后，有十年时间与康德没有联系，直到1790年，才又在某个婚礼上与康德碰面。当时，康德似乎立即邀他参加自己定期的宴会，渐渐依赖上了他，在这些年里，康德把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托付给他。到最后，瓦西安斯基得到了康德的全部信任。由于康德把他当作私人秘书、助手以及遗嘱执行者，他对老康德的生活状况知之甚详。这三位神学家想确保记载正确，他们必须告诉社会大众关于康德的真相，并阻止那些兜售小道消息的人们继续伤害他的名誉。这项计划因而具有浓厚的辩护色彩，也受到康德在哥尼斯堡好友们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之下，他们等于是携手“拯救”康德的名望。我们有必要理解《论伊曼纽尔?康德》这本书的功能，因为它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此书特别强调某些事物，淡化另一些事，这项计划的辩护性质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三位作者那里得到的是有些单调的康德印象。他们显然觉得有许多事情“不宜公开”。再者，他们每个人都带有相当的成见和观、点，只能站在对康德的生平与著作提供一个整体的客观叙述的角度上。我们不能期待这三个哥尼斯堡的神学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粉碎一切”的、以全世界为舞台的哲学浪人的鲜明图像，在他们的灰色素描里，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艨胧的线条。他们只是描写一个老人的生活习惯，好像此人碰巧写了几本让他声名大噪的作品。由于他们对康德生命中的前六十年几乎没有什么交代，对最后二十年又着墨过少，基本上他们等于延续了哈塞与梅茨格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对于康德的认识，主要是受他们的影响。康德成为一个“刻板印象”的人，他惟一令我们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曾让人感到意外。康德的许多朋友认为，克劳斯(JohaJln cMstoph Kraus)是惟一真。正有资格为我们介绍康德其人及其思想的人。他是康德从前的学生，长期的友人和哲学系中的同事。但克劳斯谢绝了这个工作。合弗纳说：“克劳斯是惟一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不过要他为发表准备点儿东西比用一把小刀切下一片花岗岩还难。”我们无从得知克劳斯是否碍于自己的完美主义而无法着手撰写康德的传记。不过真正的原因可能不在这里。康德与克劳斯曾经完全决裂。虽然他们在晚年不再刻意回避对方，却也不再有言语上的交流，有人认为两个人是竞争的对手，这的确也可能是事实。极力诋毁康德的梅茨格，对克劳斯颇为赞赏，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与克劳斯对康德态度上的保留有关。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他未曾写下关于康德的只言片语。舍弗纳自己可能是更好的人选，但他也是兴趣索然，甚至迫使博罗夫斯基担负这一工作。另外一个可能为我们打开关于康德的新视野的人，是哥尼斯堡的诗学教授珀尔施克(KarlLudwig Pfrscb_ke)。他是哥尼斯堡最早欣赏费希特的人，1798年写信给费希特，告诉他说康德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也已经不会再出现在公开场合：由于我经常会和他聊天长达四个钟头之久，对于他的身心状况十分清楚；他也毫不掩饰。在私下的谈话里，我知道了他从孩提以来的生平；他让我知道了他成长的每个最微小细节。如果将来有传记作家像兀鹰一样在他的坟上喧闹，这些都可以派上用场。此地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关于康德的传记与诗文，等着康德作古。 令人惋惜的是，珀尔施克也没有留下康德的传记资料。后来，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朋友也陆续发表了他们对他的印象。他们零星提供了一些细节或者小故事，但都已无关宏旨，对于康德先前的形象也不能带来重要的修正。他们都停留在刻板印象之上，以佐证正式的传记为满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林克(Friedrichrheodor ink)的(《对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意见》(Ansichten aus Immanuel and Leben，1805)。林克在1786—1J789年间是康德的学生，1792一1793年以及1795一1801年这两个时期，是康德的常客。他也很少提及早年的康德，还是着重于晚年的境遇，强化了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的观点。跟他们一样，他的兴趣在于为“虔敬派”(Pietis-mus)在哥尼斯堡的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辩护。其他在康德在世时或者死后不久所发表的传记更不可靠，在使用上必须更加审慎。它们大致都是道听途说，并不是以对康德与哥尼斯堡第一手的认识为基础。我们因此必须主要依靠这三位哥尼斯堡神学家的叙述。在其后的传记作品中，最有趣的应属赖克(Rudolph Reicke)于1860年发表的《关于康德的生平与著作》。它刊印了1804年4月举行的康德纪念讲座的资料，其中部分的细节与当时标准的康德传有所出入，虽然与某些正式的传记作者似乎有同样的资料来源。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如此忽视这些细节。三名传记作者当中最不可靠的应属博罗夫斯基，他是个很不情愿的撰稿人，在许多朋友(包括舍弗纳)的催促下才同意执笔，他也不倦于提醒别人他对于发表传记资料的保留态度。如果朋友没有施压的话，他会完全把它搁置下来。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不难理解。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哥尼斯堡及其他各地教堂的主日礼拜乏人问津，都是康德学说的错。更严重的是，有些立场比较前卫的神职人员也是康德的信徒，博罗夫斯基思想保守，是个机会主义者，不加反省地服从国王大臣们的指示。他觉得赞同或拥护康德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好处，虽然不至于因此断送升迁机会，却还是有可能妨碍到他。另一方面，博罗夫斯基至少也暗示自己有充分的资格写作康德的传记。他认为作传者不只要熟悉掌故，而且必须"愿意忠实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他很巧妙地让读者在其"单纯的叙述"的基础上，自行去判断他是否"有能力而且的确作了可靠而真实的叙述"。但是细看之下，博罗夫斯基的叙述一点也不"单纯"。他把互不相干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叙述，不如说是一个大杂烩。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为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来的传记提供的概述"，写于1792年10月，当时博罗夫斯基正在为哥尼斯堡的日耳曼协会准备康德传略。从导论里引述的康德与博罗夫斯基的通信看来，博罗夫斯基曾经把这个略传交给康德过目。康德审阅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博罗夫斯基说明了康德修改过哪些地方，但他并不完全相信康德的说法。例如康德删除了他最先学习神学的记录时，博罗夫斯基十分坚持那确有其事，传略后面是另一篇叙事，写作的理由并无二致，差别在于它乃是在1804年应出版商的要求而写的。由于博罗夫斯基在康德晚年与他不是十分亲近，他便以佐默牧师(Georg Michael Sommeil，1754～1826)为资料来源。两篇叙事之后，是康德生平的文献资料以及博罗夫斯基对其他康德传记的评语。书末，博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奇特的警告：“关于死去的人，我们不应该写太多。”博罗夫斯基遵守了自己提出来的忠告。现在我们的确对于康德的生平所知有限，尤其是他的早年，博罗夫斯基留下了不少错误，有些很明显，有些比较不明显。再者，博罗夫斯基保留了许多事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这些虽然是事实，却不宜发表；反过来说，有许多事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真的，却又因为他觉得适合而写了进去。如果把他的做法称为制造烟幕或许过于苛刻，但也不是无的放矢，这一点从书名就可以略知一二：“伊曼纽尔?康德的生活与性格的描述，普鲁士皇家教会会议委员路德维希?恩斯特?博罗夫斯基著，由康德亲自悉心订正。”我们知道，经过康德悉心订正的内容最多不会超过博罗夫斯基发表的三分之一，而且康德是否真的悉心修订过，这部分也不无疑义。就像康德自己在博罗夫斯基所收录的信中所说的，他仅仅“在作者许可的范围内 11作了些许的删改”。因此，康德的修订与其说是悉心的，不如说是漫不经心的。第二，传记中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康德根本没有看过。在这个意义下，博罗夫斯基书中的第二部分叙述便特别值得注意，有必要与第一部分仔细比较，因为在此博罗夫斯基更全面地诠释了康德的生活与性格，而不像康德曾经过目的第一部分那样只是简单记录事实与事件。在第二部分里，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是康德的生活故事的道德意涵，而不是他的生活本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第一部分对于康德的生活有较多的着墨。这里所谓的“道德”透露的是博罗夫斯基“衷心的期待”，亦即康德应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博罗夫斯基希望康德：不只是把现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视为国家的需要，或者因弱势者的存在而必须包容的体制(甚至在教堂的讲道坛上都有人沿袭这种说法)，也希望他能接受并真正认识基督教中恒常不变的、提升人性的与带来幸福的方面……不把圣经看作仅仅是引导和教化一般民众的可以接受的教材……不把耶稣仅仅看作是完美的人格典范，而是真实不妄的使者、上帝之子和人类的救世主……不要因为害怕堕入神秘主义而否认真正虔诚的情感的重要价值；参与公开的膜拜(cultus)，并在圣事里领受主的恩典。……在这一切当中，作为其数以千计的学生光辉的榜样……如果他这么做，他将会有多大的造就啊!"有趣的是，博罗夫斯基最早为康德作传的想法，始自康德的宗教观点受到国王申诫(MaBregelung)或教会审查之前。虽然在当时已经有些对康德不利的迹象，博罗夫斯基似乎直到1792年还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1804年，他对问题又已经太过清楚了，以致经常干扰他所谓的"单纯的叙事"。博罗夫斯基的信仰对于"翔实而正确的记载"构成的障碍，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他的故事比梅茨格的版本还要复杂，但在态度上有类似的保留，因此有不少暖昧之处。事实上，证据显示梅茨格与博罗夫斯基两人是好朋友，因此他可能不愿意批评梅茨格。这十分令人惋惜。博罗夫斯基的记载的重要性在于1783年前的资料，关于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记录了。他漏掉了不少可能很有趣的内容，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它们不重要，也可能他不知道那些事。12无论如何，博罗夫斯基的困扰不难理解：他无法赞同康德的宗教观点。由于对康德的宗教理论与宗教实践都不敢苟同，要他赞扬康德实在非常为难。当然，他虽然称赞康德的道德人格，但那总归是(为防误解而作的)宗教的解释。博罗夫斯基觉得有必要作一番解释，他的传记因此有时颇有辩护的味道：康德与他的追随者有所不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而且他也一点不像他的作品那样。而且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他的作品，就会知道它们对于基督教其实没有什么伤害。只要一有机会，博罗夫斯基便会强调康德虔敬派的成长背景，夸大这个渊源。因此，我们必须以其他文献谨慎比较并加以补充。所幸那样的文献的确存在，虽然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雅赫曼在1804年担任哥尼斯堡附近一所学校的校长，从前也曾经就作传事宜与康德讨论过。他在1800年曾经向康德提出56个与他的生平有关的问题。p副康德始终没有回答，原因如今已不可考。不过有趣的是，虽然雅赫曼自己在传记中表示之所以会动笔介绍康德的生平是受到了康德本人的敦促。但是在比较可信的信件里，我们却看到是他先去找康德的。他说他希望为康德作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想看到您可信的传记，将会万分感激地赞扬您对此的贡献”。与博罗夫斯基不同的是，雅赫曼并没有必要作“反康德”的交代，因此至少就此而言，他比博罗夫斯基可信一点。他的见解是比较“自由派”的，或者说较接近康德派的，例如1800年的《考察康德的宗教哲学与纯粹的神秘主义之间所谓的相似性》就是一个例证，旨在就相关的指控为康德作辩护。然而雅赫曼对康德的忠心，却引起另一方面的问题。他的康德传记只说好话，在立场上简直像是一个毫无批判地崇拜老师的学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完全从某个神学的角度去诠释康德：他对神学的强调使他描绘康德时有个奇怪的偏向。雅赫曼说康德喜欢给神学家们上课，并且盼望“理性宗教的耀眼光芒遍照其祖国”。雅赫曼还认为“康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许多使徒在各地传布了理性王国的‘福音(Evangelium)”。康德是不是有这种传教的热忱，却不无怀疑。撇开这些不谈，雅赫曼的叙述本身，对于了解康德生命的原貌也是价值有限，而且与博罗夫斯基比较起来，我们有许多其他文献可以来考证雅赫曼的说法，因此他的重要性相对的也比13较低。在雅赫曼成为康德的学生时，哥尼斯堡拜访他。在康德成名之后，名之时更注意他的言行。康德已经颇有名气，各地都有人到熟识他的人们也比他年轻而藉藉无至于瓦西安斯基，很可惜却把叙事局限在康德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在70年代教他哲学的康德，只留下寥寥数语。由于康德的晚年对于了解其哲学思想的背景重要性很低，因此就康德的生平与思想而言，瓦西安斯基关于康德的衰老与死亡的记录几乎无关紧要。在那段时间里，瓦西安斯基悉心照料他以前的老师，而他对于康德人生中最后几天的描述也令人动容，不过有时他不那么谨慎，而且描述康德怪异行径的轶事，也不比哈塞好到哪里去。再者，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只是在为一个老人塑造形象，更要"为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反省"提供材料，因而他的目标是另外一群读者。由于他在这样的气氛下写作，康德便成了他的观察对象，一个有趣的"个案"，而不是一个他所关切的人。对于一个濒死老人的"个案研究"，对于康德的哲学以及年轻岁月，不具有任何重要价值。三个作者所描绘的康德，最大的缺点在于几乎局限在康德生命中的最后十五年，亦即从六十五岁到八十岁，对于三十、四十与五十岁的康德鲜少介绍，对于二十岁的康德则几乎只字未提，所谓的康德机械而规律性的生活，他的饮食、他与仆人的关系、他对日常事物的怪异看法以及一般的康德印象，都透露了他已经老迈不堪，体力衰弱，却没有提到一个写了名著的作者的性格。无论是好是坏(虽然不好的部分居多吧)，这三种传记资料是现在了解康德生平的最重要的来源，虽然不一定是最可靠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传记的作者们并不是最有资格的、最可靠的见证者。有时，作者的意图也昭然若揭。例如，如果博罗夫斯基说"康德的道德理论其实14与基督教是殊途同归的"，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而可以忽略不计。"而雅赫曼则强调康德是个普鲁士的好公民，以淡化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显示了他对时政的忧虑多于还原康德本来性格的需要。""即使类似的意向不是那么明显，却也始终存在。舶作者们主要的兴趣在于保护康德(以及哥尼斯堡)的名声，而不在于客观陈述事实，他们留下了一个有意识形态偏向的康德观点，原因是在于时代的成见，而不是康德的品格使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漫画，不是一幅肖像画，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没有经过任何反省，甚至没有丝毫的讽刺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漫画，导致了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相信康德是个只有思想而没有生命的人。海涅概述他对康德的印象如下：描述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住在德国东北边境的一个老城哥尼斯堡城外的一条小巷里，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的、几乎抽象的单身生活。我想，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居民伊曼纽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伊曼纽尔?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这条菩提树道上他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色是否多云或多云预示了即将下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老兰珀腋下挟着雨伞忧心忡忡地跟在他的后面，一个命中注定的画面。帅。这是一个有趣的描绘，却比漫画还要像漫画。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朋友宁愿要一个没有历史的康德，也不要一个历史成问题的康德。海涅像很多浪漫主义者一样不喜欢康德哲学，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不喜欢康德的生活：他的哲学和生活都太过于“普通”与“平凡”。”“后来的齐美尔(Simmel)说“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个人特质”在于里头“完全看不到个人特质”。康德是个“概念的瘸子”，他的思考是“头脑(Kopf)的历史”，与真实的人格无关。而当古留加(Arsenij Gulyga)跟海涅以及其他前人一样，在今日表示“康德的传记无非是其学说的历史”时，他只是在附和浪漫主义者罢了。如果古留加与海涅是对的，那么尼采(Nietzsche)的主张便不能用在康德身上：“至今一切伟大的哲学……都是作者的自我告白，某种不经意的、 15无意识的回忆。”尼采应该把康德看作是惟一的例外。由于康德没有生活，当然也不可能有回忆。就此而论，康德甚至比笛卡尔略胜一筹。根据18世纪流行的说法，笛卡尔在旅行的时候随身都带着“一个真人大小的机械的女性玩偶……以告诫自己，动物也不过是机器而已，没有灵魂的存在……笛卡尔和这个玩偶显然形影不离，据说在他睡觉时，玩偶就睡在他身旁的箱子里”。一“看来康德实际上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部机器。最近至少有一个心理分析的评价，试图以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为基础，对于康德哲学提出严肃的问题。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Hartmut und Gernot Btihme)两人主张："康德传记的伪装无辜以及其理想化，都是某个思想的征兆，这个思想既占据了他的生活，使之显得无害了。"伯梅兄弟主张，康德的生活与思想都不是像外界所想像的那么"无害或无辜"。他的思想特质里有暴力结构、有被压抑的恐惧、焦虑，以及潜抑的策略。他们宣称他的思想特质来自于扭曲的、"机械化"的生命。虽然伯梅兄弟的说法不全然有事实根据，他们的文字却很有说服力。不过，他们可能也是错的。他们所"分析"、的康德的生活，并不是康德真正的生活，而是别人建构出来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有任何价值的话(我不相信它们有多高的价值)，或许更应说是证明了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等人生命里的主宰性力量。这一切与康德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以下我会说明这里头的根本差异。¨副伯梅想把康德变得更有趣的意图，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不管康德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但它并不是现代生活所特有的"合理性结构"的好例子。卡尔?福伦德(Karl Vodander)曾经详尽研究康德的生平，强调上述三种传记的"互补"特点。不过我们最好称之为"同谋"和"赞美"。康德"正式"传记的作者，并不真想要作客观公正的陈述6他们旨在传播康德的某个特定形象：一个正直的好市民，过着一个刻板教授的无聊生活。我们可以确定，有许多被作者认为有碍康德声誉的事16 实，在今天看来完全没有那么严重。某些缺点在后世甚至可能被视为德行，而当时所谓的德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并不那么正面。康德的其他不为人知的性格，或许会让我们对他个人及其思想提出新的、有趣的问题。从这些文本背后去发现历史里的康德，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放手一试。我们面对康德时的处境，有点类似处理苏格拉底或耶稣时的情况，虽然没有那么棘手。毕竟，康德自己也留下了一些文字，而且在哥尼斯堡有大量相关的信件往来，可以让我们了解康德生前别人怎么看他。另外还有哥尼斯堡其他有名的市民提供的资料，可以为康德的生活加入更多色彩。再者，我们还有梅茨格。他经常被斥为“不可靠”，但“不可靠”在这里又能指什么呢?无论如何，虽然他对晚年的康德不如瓦西安斯基熟悉，但总算认识康德本人。他所认识的康德是一个大学环境里的同事，因此熟悉康德不为瓦西安斯基所知的角色。他对康德的印象是负面的，但这当然不能表示他的判断就会打折扣。事实上，博罗夫斯基也不见得比梅茨格可靠，至少我们要同样谨慎地看待博罗夫斯基和梅茨格。由于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汲汲于为康德打造“圣徒传”，他们的材料也必须小心处理。因此，我不认为在撰写康德传时，都必须接受传统文献的观点。马尔特(Rudolf Malter)曾总结说：长久以来所认定的证据等级，至今仍然是有效的：除了康德自己零星透露的讯息，以及对任何康德传都非常重要的信件往来之外，要了解康德的生平、他的人格特质以及他与哥尼斯堡人的来往，还得以那三本[罗夫斯基、雅赫曼和瓦西安斯基所作的]记为基础。博罗夫斯基的传记尽管也重要，但不应与雅赫曼及瓦西安斯基的传记放到同一等级。而哈曼、赫尔德、希佩尔与合弗纳等人的书简，又是比上述三部传记资料更好的文献来源。如果博罗夫斯基的说法和传统传记以外的文献有冲突，那么我们应该采信康德和当时人们的书信。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处理那三部正式传记时，应该不要忘了适当的怀疑精神，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更色彩鲜明、更有趣的康德。自康德辞世至今的两百年里，并没有出现大量完整的有关康德的论述。虽然最近发表的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书目长达23页，列有483种资料，但绝大多数处理的都是琐碎的细节，即使最热中于康德哲学的人，也不见得感兴趣。罗尔夫?乔治(Roll George)在关于康德传记的最新评论里的结论是，实际上重要的只有"半打早期的回想录再加上后来的四部完整的传记"；其他的资料如果不是毫无用处，也只有边际性价值。怕"乔治的评判或许有点苛刻，有意义的传记资料比他所承认的还多了一些(很少一点儿)。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在数量上与合理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更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康德传。卡尔?福伦德于1924年发表的两大卷《伊曼纽尔?康德：其人其作》(Immanuel Kant：Der Mann und das Werk)最接近理想的标准，不过即使是福伦德也没有真正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下，他有更大的抱负。他并不想写一本只对哲学家与学者有价值的论著，而是想向一般的读者"亲切介绍得享天年的康德如何生活和思考"。在这两大卷本出版之前，他在1911年发表的略传(《康德生平》(Immanuel KantsLeben)在特点上也颇为类似。"引马尔特在1977年第四版前言里表示，从1924年以后，关于康德生平的外部描绘，便不再有新资料出现，因而福伦德的作品或许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总结。删。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福伦德的作品是衡量其他康德传记的试金石，而且的确超越了既有的相关文献。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超越福伦德，或者福伦德的作品已经囊括了所有可信的资料。事实上，福伦德所引用的资料，我们在今天大致上仍然可以找到，而且其中有许多资料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施塔韦哈根(Kurt Stavenhagen)于。1949年发表的《康德与哥尼斯堡》(Kant und KOnigsberg)证明了"七年战争"(1756-1763)对于康德的成长过程的影响远超乎福伦德的想像。他还说明，年轻的康德与福伦德努力要重现的年老康德有多么的不同。福伦德的作品并没有太多原创性；他引用的文献虽然现在不容易找18 到，但总算还存在。最后，福伦德也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客观。他笔下的康德其实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文化和政治的观点。虽然他十分细心，但还是忽略了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一些研究侧面。再者，新资料也陆续被发现，勃兰特(Reinhard Brandt)、奥以勒(Wemer Euler)、克列姆(Heiner Klemme)、波措(Riccardo．Pozzo)、施塔克(WemetStark)、瓦施基斯(Hans．Joachim Waschkies)的新作，都提出了关于康德生平的新理解。虽然我们对于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的行政角色无法充分了解，但较诸福伦德所知的或所透露的，已有更好的掌握。最后，对于18世纪普鲁士的历史背景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们不得不修正福伦德及其前辈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研究康德的学者对于康德其人，总会先有个图像(至少是隐含的)。撰写一部康德传记，采用新证据，并且考量到一个世纪以后的读者的兴趣，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英语世界里，情形更是如此。在此，除了斯塔肯伯格(J．w．H．Stuckenberg)在1882年出版的(《康德生平》(The Life of Immanuel Kant)以外，总共只有两种译作，亦即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康德的生平与思想》(译自德文)与古留加的《伊曼纽尔?康德的生平与思想》(译自俄文)，施塔肯伯格在撰写他的康德传记时，许多关于康德生平的重要资料都还没有出现，例如完整的康德书信集和演讲录，而且哈曼与赫尔德之间的许多通信，他也都毫无所悉，在他的作品完成后，许多的资料来源相继出现。虽然施塔肯伯格的作品仍然很有可读性，却已经无法符合现在的标准，另一方面，卡西尔的传记“并没有交代康德生平的细节”。副换句话说，它把重点放在康德的思想与著作上，对于康德的生活着墨甚少。那是康德的思想发展历程的一般性介绍，但不是完整的传记。古留加所作的传记可能是目前为止的英文资料中最好的一部，却不是很流行。这一部文笔颇健的康德生平，原先是为俄国的读者所作，对于前述两本英文传记而言，是颇有意义的“解毒剂”。但由于写作的观点对英语读者不免有些陌生，对于了解康德的生平与著作并不是那么有帮助。此外，它也不是完全可靠，而且过度强调康德与俄国思想之间的关联。19最近哲学家的传记少了很多，主要与美国、澳大利亚与英格兰的哲学潮流有关。对于走分析路线的哲学家而言，思想家的传记与哲学完全无关，因为那与立场的真伪无关，也不会使论证更有力。虽然严格说来，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没有了背景知识(或者说空有时空错置的背景知识)，却会使我们难以理解哲学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撰写哲学家的传记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它们必须在表现生活细节与讨论哲学作品之间求取一个平衡。它不能只是很肤浅地叙述哲学家的故事。如果一本传记太强调主角生活里的事件，那么可能显得平庸而无聊(虽然其原因可能是哲学家们通常也的确没有什么精彩的生活可言)；如果太强调哲学作品，那么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令人感到不耐烦。大部分哲学家的著作，都不适合改写成简单的摘要或是一般的讨论。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原著摘述对于哲学讨论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理想的状态是，一部哲学家的传记从哲学与历史的观点来看都言之有物，把哲学家的生活故事以及其作品的哲学意义给整合起来。虽然生活与思想都必须处理，这也不表示这两个侧面在内容上必须作等量的分配。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一部传记必须以某种方式整合两者，清楚解释一个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关联。虽然说明某个哲学家为什么抱持某个观点、创作某些作品，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任务，任何回避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传记，其价值可能都极为有限。康德的传记看起来似乎特别难写，他的生活是18世纪德国大学教授的典型，而他的哲学作品又是那么缜密、深奥而且学院派，以至于很20 难介绍给一个普通的读者。两者加在一起，似乎是最要命的一种组合。康德本身又谨遵"对于我们自己应保持沉默"(de nobis ipsis silemus)的信条；他关心的是哲学的真理，他希望因为发掘哲学真理而流芳百世。这一切对于他的传记也会有所影响，他没有留下日记，关于他的生平细节也少有记录。我们必须从他不经意透露的讯息以及与他关系亲近的人的回忆(大部分都是耆老们对于老康德的回忆)拼凑出完整的画面。康德的确曾经活过。虽然他活在普鲁士偏僻的一隅，虽然他不曾作过惊险的旅行，虽然他没有精彩的探险经历，虽然他的生活很大的部分便是他的工作，但还是有个十分有趣的、甚至刺激的故事可以叙述，这便是康德的“思想”生活。它不仅反映在其作品中，还反映在他的信件、教学以及与哥尼斯堡乃至于日耳曼各地的友人的交游中。即使康德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18世纪德国学者的特征，而其历史重要性就在于这种特征。他与如马堡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其他新教大学的同事在生活方式上的异同，同时可以打开我们了解康德个人与他所处的时代的有趣视野。康德的生命几乎横跨了整个18世纪。在他成年岁月中发生了西方世界里最重要的变化，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世界，便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里成形的。虽然哥尼斯堡并不处于这些历史运动的中心，这些运动仍然很大地确定了哥尼斯堡的知识氛围。康德的哲学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这些变化的表现以及响应。他的思想生活反映了该时期大部分文化、政治与科学的重要发展，他的观点是对于当时的文化气氛的反思。英法的哲学、科学、文学、政治与风俗，形成了他日常交谈的素材。即使像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种比较遥远的事件，对康德其人及其作品，也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必须在这整个世界背景下去了解他的哲学。不过，康德毕竟是在德国甚至是普鲁士的框架里去经验18世纪种种影响深远的发展。有时我们会非常讶异于外在环境的力量对其精神发展的支配。康德早期的哲学作品，是一系列柏林学院的哲学悬赏征答2l(Preisaufgaben)的参赛作品。㈨要了解早期的康德而不讨论当时的“狂飙运动”与“崇尚天才”，是相当困难的，就像要了解晚期的康德就必须考虑所谓“泛神论的论战”(PalltIleismusstreit)的背景争议。再者，康德也属于哥尼斯堡的特殊知识氖围的一部分。在哥尼斯堡，他不是惟一密切注意时代变局并受其影响的人。哈曼(Hamann)、冯?希佩尔(von Hippel)、赫尔德(I~rder)、赫茨(Herz)等人，都因为他们在哥尼斯堡的(至少是部分的)经验而对于德国的文化面貌有许多贡献，我们有必要探讨这些人的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康德如何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被引导。如果我们在"柏林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外，在此宣称"哥尼斯堡启蒙运动"的存在，虽然可能有点夸大，却也不是无稽之谈，而康德的批判哲学正好也必须在这个背景中去了解。因此，在探讨康德的生平与著作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三个背景：世界性的、全国性的与地方性的。这部传记将比既有的传记更加凸显这些视野。换句话说，这将是一部康德的思想传记，旨在呈现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扎根于他的时代。在某些方面，这样的处理方式类似于施利普(Schlipp)、弗莱斯肖韦尔(Vleeschauwer)与瓦德(Ward)等人的康德发展研究，而关于康德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讨论，也见于克朗纳(Kroner)以及贝克(Beck)的作品。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太着眼于康德的标准哲学作品，而专注于康德生活里的重要事件，以及它们和在哥尼斯堡、普鲁士、德国、欧洲乃至北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联。在不忽略康德的生平与著作的代表性细节的前提下，我将以康德的知性之旅为叙述的轴线，从"牛顿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较狭窄的理论兴趣，谈到对于启蒙的"世界公民"的道德目标的哲学辩护。就像福伦德与古留加一样，我的叙述方式会尽量让对于康德研究不甚熟悉的人也可以了解。即使是对于当前康德哲学的讨论或是哲学本身的复杂问题很陌生的读者，也会觉得这是轻松易读的书。康德的生平本身就相当有趣，我不像福伦德或其他人那样，只想重现康德的晚年，我22 想着重于正在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年轻哲学家。我希望因此会浮现一个多面向的康德，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像尼采所说的哥尼斯堡里的"中国人"。我们从康德的生平里，几乎可以看到18世纪所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例如富兰克林(Benjanmin Franklin)、休谟(David Hume)、腓特烈大帝、凯瑟琳女皇等，他们的一生和康德的生活多少都交织在一起，有时候还很错综复杂。的确，我们从康德的传记里学到的至少和从任何知名人物的传记里学到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因为康德的性格是他自己有意识地打造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蒙田(Montaiglle)以及其斯多亚学派的前辈们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康德的生命是否“合宜”，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哲学应该对于认识生命有所贡献，那么康德的生活应该会让你拍案叫绝。我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传记对那么多读者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只是对一个“著名”的人如何生活感到好奇吗?是在满足偷窥大人物肮脏的小秘密的欲望吗?是一种逃避现实，一种精神上的替代，一种有知性偏好的人莫名的浪漫情愫吗?或者是在寻找我们自身生命意义?目前坊间充斥着“自我成长”的书籍，显示追求卓越与成功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通常人们认为有成就的人已经达到了这种捉摸不定的目标；而成功的哲学家大概思考过如何成为成功的人，或许可以带来最多的启示。就如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所说的，撰写传记是一件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人生不是一直线的”。生命没有一条客观存在的轴线，而传记作者正好又必须寻找这样的直线。一本传记有开头、中间与结尾。它必须把可能只是凑巧连续发生的事件串联起来，为它们赋予意义或提出解释。有些人的生命的确是有意义，有些人的人生则似乎是无意义的巧合。某个人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又是在什么意思下有意义，回答这样的问题终究跟回答“我自己的生命有何意义”一样困难。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意义，无疑可以毫不犹豫地审视前人曾经历过的生命。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在研究过某个生命历程后，我们一定会学23到重要且宝贵的一课。我想，以一个历史性人物的生命作为塑造我们自己生命的模板，那是不对的，虽然的确有不少人这样做，最后自己也成为有独立意义的历史角色。我们毕竟不能像选衣服一样选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事实是，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传记似乎可以让我们洞见它们的危机与优势。与许多浪漫主义者、自我标榜的尼采主义者以及其他现代的探险者相比，康德的生活很不相同。这样的生命是否有引人入胜之处，我想留待读者自行判断，我可以确定的是，它实际上比目前仍然普遍流行的平面卡通式的描述有趣得多。本书在序言以下分九章。第一章“童年与青少年时期(1724～1740)”；第二章“大学生与家庭教师(1740一1755)”；第三章“优雅的硕士(1755—1．764)”；第四章“重生及其意含(1764-1769)”；第五章“沉默的岁月(1770—l780)”；第六章“‘粉碎一切的形而上学批判(1780—1784)”；第七章“道德形而上学的创始人(1784—1787)”；第八章“与教会和王室的摩擦(1788—1795)”；第九章“老人(1796—1804)”。我会尽可能将康德的生平与其哲学发展穿插着叙述。内容涉及康德主要作品概述的段落，都会有清楚的标示，因而如果读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康德的生平的话，便可以跳过康德哲学的细节，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一章童年与青少年时期(1724～1740)童年早期(1724～1731)：“从道缈危度面言最佳的教育背景”1824年，在人类史上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在这一年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瓦解波斯的协议，两强并且已在靠前侵入其领土。波斯的国王默罕穆德(Mahmoud)精神失常，下令屠杀伊斯法罕(Isfaan)的所有居民。腓力五世让出了西班牙的王位，由他的儿子路易继承，然而路易在短短的几个月后丧命，于是腓力又重新掌权。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州)的总督发布了“黑色法典”，藉以箝制黑人并驱逐犹太人。与此同时贵格教会(Quakers)与门诺主义者(Mennonites)起草了他们的第一份反奴隶宣言。在费城第二个欧洲式的行会成立；在爱尔兰(当时仍为英格兰的属地，由外来的领主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发表了《布商的信》，鼓吹爱尔兰人抗拒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计划，因为他取得了铸造爱尔兰新币的专利，却意图操作贬值从中取利。以“彼得大帝”闻名的彼得一世创立了俄罗斯科学与艺术学院。保罗?达德利(Paul Dudley)发现了谷类杂交的可能性。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在他的《化学元素》(Elementae chemiae)一书中主张热是一种流体，华伦海特(Gabriel Daniel Fahrenheit)说明了水的过冷现象。韩德尔完成了两部不甚著名的歌剧(《恺撒》(Giulio Cesare)以及《帖木耳》(Tamerlano)。拉莫(Jean Philippe Rameau)完成了三部大键琴作品集的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发表了《罗珊娜》(Roxana)与(《新环游世界》(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勒萨日(AlainRen6Lesage)完成了小说(《吉尔?布拉斯》(Gil Blas)的第二卷。拉法耶特女伯爵(ComtessedeL,afayette)25的遗作《丹德的女伯爵》(砌Comtesse如Tende)在此时问世。贝尔纳?德?丰特奈尔(Bemardde Fontenelle)完成了(《神话的起源》(De l’Origine des fables)，探讨神话的心理学的和知识的起源，破解一般人的迷信。克劳德?比菲埃(ClaudeBuffier)出版了《论第一真理与理智判断的根据》，揭露人类知识的基本原理。大卫?休谟则是爱丁堡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在普鲁士，1713年即位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兢兢业业地进行统一的工作，并凭借微薄的税收，培养出一支优秀的军队。在1713年前几年间，他完成了政府改造的工程的关键准备，统一了政令系统，由总理院涵括一切的政务。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官僚系统，节省了皇室的开支，并进而使岁入加倍，提供了充足的军费来源。1723年威廉一世并且在哈勒(Halle)敬虔会狂热的信徒的压力下，放逐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沃尔夫接受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理论，其中蕴含了宿命论，可能为逃兵提供借口。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因此威廉一世甚至完全禁止了沃尔夫思想的传播。如此一来，反而使沃尔夫成了启蒙运动的焦点人物。由于普鲁士威胁要将沃尔夫处死，于是他辗转在马堡大学落脚，于1724年出版了代表作《论自然界之目的因》。在这部探讨目的因的著作里，沃尔夫剖析了自然世界是如何地理性而井然有序。这些发生在普鲁士及世界各地的事件或早或晚都会在哥尼斯堡留下烙痕。普王的某些措施甚至带来了立即而明显的改变：哥尼斯堡是在1724年间由旧城、勒贝尼赫特与克奈普霍夫三个城镇合并而成的，以利于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例如绞刑台就由原先的三架缩编成一架)。该年，教会领袖罗加尔(Georg Friedrich Rogall)重返哥尼斯堡为普王效力。由于他是沃尔夫在哈勒的死敌所培养出来的敬虔教派信徒，颇能得到同是信徒的普王的信赖。他26履新以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把沃尔夫哲学的支持者逐出哥尼斯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费合尔(Christian Gabriel Fischer，1686一1751)最后也遭遇到了与沃尔夫相同的命运，原因是罗加尔向柏林打小报告。这一年的4月22日，伊曼纽尔?康德诞生于哥尼斯堡。在(《旧普鲁士年鉴》里，那一天称为“埃马努埃尔”(Emanuel)，因此他的教名就叫“埃马努埃尔”。康德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曼纽尔”，因为他认为如此更接近希伯来语字源的发音。“埃马努埃尔”或“伊曼纽尔”的原义是“与上帝同在”。康德认为这是最适合的名字，对它感到相当自豪，甚至在晚年为文阐释它的意义。康德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名字进行批判甚至勘正，或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感到自在且自信。康德自主、独立、自己靠自己的品格，可能预设了一个乐观的信念，亦即这个世界是个有目的的整体，而其中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皆有定所。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是哥尼斯堡的马具师约翰?格奥尔格?康德(Johann Georg Kant，1683—1746)，母亲则是当地另一个马具师的女儿安娜?雷吉娜?康德(Anna Regina Kant，娘家姓罗伊特[Reuter)。约翰原籍蒂尔西特(17ilsit)，后来才移居到哥尼斯堡。他与安娜在1715年11月13日结婚，使他得以在事业上自立门户。当时的工匠若要开业，必须加入行会。由于行会严格限制一个地区店铺的数量，娶老师傅的女儿就成了许多业外人挤进这个职圈的惟一办法。要取得开业的资格，要不然就是生为行会师傅的儿子，要不然就得与某个师傅的女儿结婚。安娜则是卡斯帕尔?罗伊特(Caspar Reuter)与雷吉娜?罗伊特(娘家姓为Felgenhauer或Falkenhauer)的女儿。”卡斯帕尔原来也是外地人。他来自与哥尼斯堡素有密切贸易关系的纽伦堡。取得师傅头衔的条件，是提交一件成熟的作品并且取得执业地点的公民权。公民权通常意味着当事人或者至少其家属有人拥有不动产。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行会中完成注册。从入会的那一刻起，包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都必须遵从行会特殊的规范与习俗。进入行会之前，申请人与他的妻子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传统上，行会不太接受官方的约束，27 习惯于自行仲裁内部纠纷。行会的旧俗支配着商人们的生活，在生意上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自由空间。例如学徒与熟手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技术差的工人不准在业界工作，商品的价格也不是由市场调节。行会的组织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系统，其规则与机制则压抑了自由竞争，并以此提供相当的生活保障。作为业界的师傅，康德的父亲对熟手与学徒享有的支配权，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或许很不合理。举例而言，一个熟手要迁移必须得到他的准许。另外行会还享有惩罚会员的权力。在哥尼斯堡，每个行会在各个行政区都设有代表处，每个代表处都设有项目账户，用以济助会员处理丧葬与贫病等境况。一个师傅过世之后，商会通常有责任照顾他的遗孀。的确，对一个会员而言，"行会有如教会，包办了人生当中的一切"。手工业的匠人(Halldwerker)自视甚高，对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非常在意，并刻意突显自己与下层阶级的不同。"荣誉感"(Ehre)不仅在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与身份背景有密切的关联。一个行会的会员属于"尊崇"的族群,于18世纪的一篇记述苏黎士行会情境的文字或许可以让我们窥探哥尼斯堡的状况：那些所谓的绅士因为过于趾高气昂而被社会的中层阶级的老老少少所憎恶，可说是其来有自。类似“我是一个绅士也是公民”的言辞是很霸道的声明，在他们与被视为低阶层的入或者乡下佬、外国入的争吵中屡见不鲜。……我的父母日常光顾的面包师傅伊明格是一个精明老练的生意人。在我成为公民的那个时期．他是隶属于行会的师傅，因而受到尊崇，他同时也是议会的成员，享有很高的声望。像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不少工匠的地位等同于高等议会的议员。高等议会议员严格的筛选方式(他们乃是由议会的成员与行会的长老推举)将无可避免地造成遗族派阀的权力垄断——如果不是行会合作争取到两个高级干部的位置的话……行会系统最大的党团是由肉商所组成，接下来是面包师与磨坊主人，至于鞋匠与裁缝师在高级议会里则仅仅各有一个代表。…马具师在职业上与鞋匠以及鞍辔师有密切的关联。马具师(Rerner或courroiers)生产运输马的配件、马车、雪橇以及其他相关的交通用具， 28在普鲁士，建造车棚也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皮革，需要的工具与鞍辔师大致相似。康德的父亲和大部分的技匠一样，在自己的家里辟工作室。虽然马具师的行会阶层不高，但他们毕竟是行会系统的一部分。作为这个族群的一分子，康德一家或许不甚富裕，但他们必然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他人所尊重，并且保有高度的荣誉感。康德既是一个师傅的儿子，当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特殊待遇。康德一家原来住在市郊，房子原先属于康德的外祖母雷吉娜?罗伊特的继父。0房子的继承人似乎是康德的外祖父母，康德的父母并未成为其持有人。它的建地狭窄但颇有纵深，像哥尼斯堡其他典型的建筑一样有三层楼高，另外附有一间库房，一个小花园，甚至还有一块草皮，虽然谈不上豪华，但以18世纪的标准而言，至少堪称舒适。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显然赚取了很好的生活条件。虽然马具师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与肉商或面包师不能相比拟，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埃马努埃尔的父亲可能偶尔雇用学徒或熟手，但如果他大部分的时间独力作业在当时亦属平常。可以断定的是，康德的家里至少有一个寄宿的女仆。另外康德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与父亲的工作时有接触。埃马努埃尔排行第四，但在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五岁的姐姐存活下来。在领洗的那天，安娜为他填写以下的祷文：“愿上帝以耶稣基督之名依其恩宠的圣约摄护，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阿门。”对于已经失去两个孩子的她而言，新生儿的名字自然不外是一个幸运的象征。它反映了深切的忧虑，怜眷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康德顺利活到老年的几率并不算高。在康德之后出生的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三个活下来(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弟弟)。换言之，康德家出生的九个小孩当中有四个夭折。虽然在18世纪这不是少见的命运，对于埃马努埃尔的母亲而言，想必也是不易承受的打击。29虽然在埃马努埃尔的童年当中家境宽裕，但情况在他稍微年长之后迅速地恶化。1729年3月1日，他的外祖父去世。约翰似乎同时也负责照顾岳父的事业。岳父死后，他顿时成了岳母惟一的经济来源，两边照应让他顿感左支右绌，四年之后(1733年)他们举家迁出了当时的住所，搬到外祖母的家里，或许是为了方便就近照料。新居是一幢较小、较不起眼的平房建筑，坐落在市郊，对成长中的家庭而言，空间颇为局促。开放式的厨房，一个大客厅，两三间小卧室，里头的陈设稀稀落落，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房子位于"鞍辔匠街"(sattlerStraDe)上。根据溯自中世纪的传统，那是一条当地的鞍辔师与马具师群居的街道。这个新的营业场所生意不如以往。虽然埃马努埃尔的父亲过去也不怎么飞黄腾达，但现下他的收入一日不如一日，原因之一是竞争的对手增多，其二则是父亲的年岁渐大。第一个原因并不完全是搬家所致。它也是18世纪早期行会系统危机深化的自然结果。虽然当时行会系统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也累积了不少弊端。从1731年8月14日发表的《皇家议会关于行会滥用职权的意见书》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各个行会互扯后腿，师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也已生变，王室从而下令收回或削减其部分权力，并彻底加以改组，以促使会员检点自己的行为并服从官方的指令。然而，我们过去宽容的态度难免也得加以检讨，技师与熟手们必须充分了解，如果他们不改变不负责任、恶劣以及一意孤行的作风，皇室与议会将循其他国家的先例，断然压制并解散一切行会组织，以维护因其违法的私斗受损的会众利益。行会的争端当然也波及康德一家。但约翰与安娜在他们的儿子眼中始终保有良好的形象：我仍然记得……马具师与鞍辔师有一次一起(Gemeinsame)激烈争夺一笔生意，我的父亲为此深受困扰。尽管如此，父母始终以最大的尊重与爱对待他们的敌手，并且相信天意(Votsehung)。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这个事件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两个行业如何彼此冲突，我们不难理解。它们的客源基本上是重叠30的，提供的商品也类似。马具师与鞍辔师做的是雷同的买卖，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具师仅有两年的学徒生涯，鞍辔师则要三年。鞍辔师可以兼做马具，马具师则不许做马鞍。为了争取有限的订单，鞍辔师常常侵入马具师的市场。在巩固地盘的防御战中，马具师大致上处于下风，在康德出生时的许多日耳曼地区里，马具师这个行业已告消失。约翰刚好处在马具师这个行业在哥尼斯堡渐趋式微的年代。他的收入不断缩水，在1730—1740年间，越来越难以维持生活。约翰想必已经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场没有希望的仗。即使他改变不了事实，但至少他已明白鞍辔师的入侵有欠公平。尽管如此，他也极力避免让这些困扰破坏家中的气氛，虽然家庭与工作有紧密的关联。一位曾滞留当地的制革工人(Weissgerbet。)克伦纳(Samuel Klenner)曾留下一篇以一个平凡的熟手的角度观察20年代早期哥尼斯堡的记录：哥尼斯堡：普鲁士布兰登堡州的首府……那是个很开阔的地方。我在立户于罗斯加敦区的海因里希?加勒特(Heinrich Galle-rt)的门下当学徒有九个月之久。每个牧师都必须缴纳一块钱的杜卡币(Dukaten)给路德教会的主教。因为必须评论(revidieren)圣经之故，主教拥有圣经学的博士学位。此外，无论他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讲道。普鲁士王在此设了一家孤儿院，由哈勒的弗兰克(Francke)教授设计建造。孤儿院里有一座小礼拜堂。虽然教员们都是敬虔教派的，却也颇会讲道……这里的食物像普鲁士的其他地方一样非常简单。一个星期当中有三四天是相同的食物，亦即腌猪肉与鱼肉．一而再再而三地加热；面包虽是黑麦制成，还相当可口，面粉磨得不细，与谷皮一起烤，面包里时常有麦梗，倒是啤酒相当出色。普鲁士的佐餐啤酒常常比施勒西恩区(Schlesien)有品牌的啤酒更好。因为有士兵的关系．熟手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必须呆在旅馆里，因此以赌博打发时间，这在哥尼斯堡不足为怪。不过．若有人胆敢在教堂作礼拜的时候在酒吧里喝酒，则有遭拘捕之虞。由于此地征调新兵的动作加大，而且他们竭尽所能要让我入伍，于是我又回到了但泽市。”副康德家的菜单可能与前述的文字所记载的一样单调，并且大部分的时候更加节省。但这并不表示康德的家是贫困户，因为当时普通的工匠生活水准大致如此，至少在母亲仍健在的时日里，他们的家境不差。约翰与安娜是尽职的父母，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们的儿女。事实上我们对康德年轻时期惟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童年生活备受呵护。有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同学后来证实说：康德告诉我，他仔细观察哥尼斯堡附近一位伯爵的家庭教育……时常觉得父母亲对他的教育实在是高尚许多。他非常感激他的父母，并且说他在家里从未看过或听过不得体的事物。引博罗夫斯基也佐证说：他不厌其烦地跟我重复说：“我不曾从我的父母亲那里听到不得体的言辞或看到低下的行径。”他同时承认，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子女可以像他一样以充满感激的心情回顾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他们这一辈人当中。的确，康德对他的父母只有正面的评价。在他的晚年，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当约翰于1746年辞世之时，最年长的儿子埃马努埃尔(时年将近二十二岁)在家里圣经中写了以下的文字：“3月24日，我亲爱的父亲安详离开了人间……上帝虽然没有赐予他喜乐的一生，愿它从此让他分享永恒的喜乐。” “我们可以肯定康德的确敬爱他的父亲。他个人严肃的道德观点，或许是来自这个努力不懈、在困苦的环境中养活一家人的工匠。他的母亲对他的重要性或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提及母亲时更加充满孺慕之情。据称，他曾经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我的心灵中植入了第一颗善的胚芽，并加以灌溉；她引导我感受自然现象；她唤醒了并且助长了我的观念，她的教导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无间断的、美好的影响。”安娜是一个“心胸开阔且善解人意的女性……有一颗高贵的心，她的宗教信仰真诚却不狂热”。康德认为自己不但长得很像母亲，对于他最早的性格养成，以及后来康32德发展的基础，他的母亲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安娜非常疼他，甚至很偏爱他。在“关于人类学的讲义”里，他说：通常把女儿宠坏的是父亲，把儿子宠坏的是母亲。母亲通常较喜欢有活力并且勇敢的儿子。同时他认为儿子通常较爱慕父亲，因为：倘若没有被宠坏的话．小孩子真正喜欢的是必须付出辛劳才能得到的乐趣。……一般而言，母亲……比较宠小孩。然而我们发现小孩子(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爱慕甚于母亲，原因是母亲会为了避免小孩受伤而不让他们跑跳。父亲虽然在小孩子逾越分寸的时候对他们吼叫，甚至出手惩罚。但他也时时带他们到原野上去，让他们都可以像个男孩子，允许他们奔跑、游戏，尽情玩乐。[引虽然这段文字不必然反映康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爱他们两人，即使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埃马努埃尔的母亲有高于18世纪一般女性的教育程度。她的文字素养很好，可能家中所有书写的任务都是由她承担。她时而带康德出去散步，“要他注意自然景物及其种种现象，甚至把她所知道的天文学知识灌输给他，并对他聪敏的理解能力与突飞猛进的悟力相当赞赏。”康德的祖母死于1735年。这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可能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转机。家计的负担略有减少，母亲不如以前忙碌，小孩子的空间也较大。同年的11月，安娜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约翰?海因里希。两年之后(1737年12月18日)，她年仅四十便离开了人间。九次的怀孕与照顾家庭的沉重负担，最后让她油尽灯枯。康德失去母亲时年仅十三岁，对他而言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康德据说在晚年留下了以下这一段关于母亲的死的回忆：[她]前有一个挚友，与钟爱的男友已有婚约，但仍未失去贞操。虽然该男子允诺要娶她为妻，最后却背信与他人结婚。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之下，这个被欺骗感情的女子发了一场致命的高烧病倒下来，并拒绝服用医生开给她的药物。康德的母亲在病榻旁服侍她，试着劝她喝一匙药。生病的女友还是拒绝了她，抱怨药的味道令人作呕，康德的母亲认为要说服她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喝一匙。她吃下了药以后才想到那根汤匙她的朋友已经用过。在那一刻她立即感到恶心和一阵寒栗，不安的想像又不断使状况更加恶化。当她注意到朋友身上的斑点．并认出那就是天花以后，她就告诉大家或许她的死期已到。她在那一天就病倒下来了，之后不久旋即死去，因友谊而牺牲了生命。汹瓦西安斯基告诉了我们这段往事，并且提到康德在言谈之中透露了一个“感恩图报的好儿子内心深处的感怀与温柔的哀痛”。这个故事是否有其他的涵意?它只是围绕着寻常的爱与感恩，或者背后隐藏了不寻常的内情?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康德甚至在年届七十之际仍然暗中爱恋自己的母亲吗?康德是否怪罪他的母亲及其女友离开了他，并且在这个意义之下背叛了他?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认为，小康德坚信安娜的死是罪有应得的惩罚，因为她是个“坏”母亲。康德终其一生内心都为此挣扎不已。他们并且推断康德后来认为道德是脱离情感与欲望，便是根源于此：康德责怪母亲不该死去，因而有罪恶感，也很难感到悲伤。他同时“压抑”了悲伤与罪恶感，因此始终无法领会到人类的非理性面向。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如此的说法没有说服力。不管我们对于前述的故事作怎样的深层心理学分析，我们的结论与其说适用于解读康德，不如说是在解读瓦西安斯基。毕竟我们引用的不是康德自己的文字。即便是母亲的早逝使康德为混乱的情绪所苦，直到晚年还纠缠着他(或者说再度纠缠他)，我们还是无法据此得出与康德的整个人生有关的结论。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来说，母亲的死当然很难承受，但是并无法解释他后来的哲学发展。安娜“悄然而寒怆”地下葬，意思是说没有送葬的行列，费用在低收入者的负担范围之内。康德一家在l740年已被税捐机关列为“贫困户”。从前约翰缴交的税额是38塔勒(taler)，如今陡降到9格罗申(Groschen)。由于家道中落，我们不难想像这一家人必须接受其他家族成员以及朋友的济助。所以他们从某些善心人士那里得到柴火，而埃马努埃尔的教育经费则由一个手头较父亲宽裕的舅舅(职业是鞋匠)提供。”“康德成了有名的哲学家以后，有些人夸大说他的家34里一贫如洗，其实与事实有相当的出入，瓦西安斯基因而特地纠正这个看法。他说康德的"父母固然不算富有，但也不至于穷到物质匮乏。他们的收入足以维持家计并负担子女的教育经费"。他同时指出康德家虽然时而接受别人的资助，但都是零零星星的事项。尽管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会福利网"，这个成员众多的家庭还是可以自力更生并且自给自足。康德与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什么共同点，与他们的关系也不密切。在他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日，他的妹妹卡塔琳娜?芭芭拉(KatharinaBarbara)来看护他。他虽然感激她，但也因为她的"没有文化"而觉得没有面子。惟一存活下来的弟弟约翰?海因里希(JohannHeimich)出生时，康德已经就读于腓特烈中学(Collegium Fridericianum)，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络。康德几乎找不到时间回他的信。但这并不表示康德没有善尽他的义务。确实，在他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显然都予以支持。虽然他只身在外，对于自己的责任从未忘记。康德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两者都深受敬虔教派的影响，尤其是妈妈对于当时流行于哥尼斯堡商人与低层平民之间的敬虔教派信仰与教条信守不渝。敬虔教派是德意志境内新教系统下的一个旁支，是对新教正统的形式主义的反动。正统派的新教神学家与牧师特别强调所谓的信经，并且恪守其字面上的教义，对于传统教条有异议者，则遭到其压迫与惩罚。另一方面，正统派对于会众精神与物质上的需求不甚关切，大多乐于迎合地方的上流人士，却鄙弃纯朴的、教育水准较差的市民。相反的，敬虔教派强调自发性的圣经研究、个人的虔诚、平信徒司祭职的必要性，以及表现于善行当中的信仰实践。敬虔教派是福音运动的一支，一般的印象是坚持彻底皈依(Bekehrung)或者重生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世俗功利的扬弃。m。敬虔派信徒认为一个人要得到救赎必须35通过赎罪历程的考验，以此达到真实的"皈依"与"觉醒"(Erweck-ung)。在这个历程中，"新自我"必须藉神的恩宠克服"旧自我"。由此，"世俗的子民"即成为"上帝的子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必须有重生的经历以及可以明确记下日期的皈依体验。然而这个重生只是漫长旅程的第一步。一个皈依者的活生生的信仰，必须日日重新印证，亦即“服从上帝的诫命，其内容包括祷告、读经、放弃不当的消遣以及以善行服务邻人”。敬虔教派传达的是“心灵的宗教”，反对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其特征是近乎神秘主义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us)。一旦在某地生根，立刻就会形成一个“核心成员”的小圈子。事实上，敬虔教派的一个教条规定，每一个信徒必须在其居住地成立一个“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或即“真基督徒”(Kernchristen)的教会组织，并与当地可能已悖离基督教原旨的教堂有所区隔。它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是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于1675年所写的《敬虔之愿》(Piadesideria)，其副题为“依上帝的旨意改进真福音教会之真切热望以及若干达此目标之建议方案”。敬虔教派在普鲁士的大本营位于哈勒的新大学。在此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宣扬敬虔教派的理念大为成功。敬虔会并且由此散播到整个普鲁士。敬虔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最重要的因素。腓特烈?威廉一世发现敬虔教派有助于达成他的目标。有强大军队支持的专政制度、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坚实的经济结构，或者统一有效的教育系统，为完成诸如此类的目标，他相当倚赖敬虔教派众多的知名人士去推动改革。由于这些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拥有土地的普鲁士贵族，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又与路德教会的主流过从甚密，所以专制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最后也演变成教会正统派与敬虔派的斗争。政治与宗教因素的搀杂，形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柏林王室为了伸张中央集权，而削减地方诸侯的诸多特权。他让一般贫民的小孩接受教育的政策，也遭到贵族的抗拒，因为小孩子去上课就不能到他们的田里工作，造成他们经济的损失。就因为这样，柏林的中央势力与诸侯的冲突日益36白热化，而敬虔教派始终是王室理所当然的盟友。事实上，腓特烈?威廉一世“逐渐把敬虔教派纳入他的御用编制，既改变它，同时也被它改变”。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政治与宗教不健康的联盟。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来看，这个联盟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贵族的利益。哈勒的敬虔会与德意志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弗兰克比其他的敬虔会先驱更重视基督教的生活实践；他甚至鼓吹社会运动。他认为善行不只是个别基督徒私人范围的任务，同时也是普鲁士敬虔教派的集体使命。弗兰克在哈勒建立了不少收容且教育孤儿与贫童的机构，同时献身一项影响远及哈勒之外的不凡的教育计划。“弗兰克机构”(Francke-schen Anstalten)的成立，旨在“为其他国家与地区起示范作用，以利慈善事业的推展”。一个敬虔会教徒必须履行的日日行善的义务，通常是在类似孤儿院或贫民学校这样的机构里做义工。而在哥尼斯堡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勒的敬虔教派。事实上，在18世纪的前半叶哈勒与哥尼斯堡有密切而直接的关联，而普王也积极部署哈勒的敬虔会员在哥尼斯堡接掌官方职位。康德的父母也是受到这个流派的敬虔会影响。虽然敬虔教派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任内才在哥尼斯堡取得主宰性的地位，其影响却是更加源远流长。哥尼斯堡的早期敬虔会员中最重要的是格尔(Theodor Gehr)与利西乌斯(Johann Heinrich Lysius)。在哈勒有皈依敬虔教派经历的格尔在哥尼斯堡创立了”敬虔学院“(collegium pietatis)，之后又为穷人盖了一所学校。格尔的学校在多年的努力下成了高等学校，并在1701年纳入王室的保护，在1703年改名“腓特烈中学”。这个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同时在大学兼任神学”特聘教授“(extra ordinarius)的利西乌斯，敬虔教派对哥尼斯堡在文化上的影响因而水涨船高。利西乌斯在哥尼斯堡的社会声望高过于以前所有的敬虔会员，为敬虔会带来空前的胜利。事实上，敬虔教徒一开始在哥尼斯堡是受到迫害的“无神召的街头37 传教土”(unberuffene Winckelprediger)。他们被指控设立违法的“街角学校”(Winckelschulen)，与合法的学校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另外他们传道的内容也被斥为异端。直到腓特烈中学正式被承认，校长同时被派任大学教授之后，敬虔会才对哥尼斯堡的传统势力真正构成威胁。当该学校的一部分转型成教堂，而敬虔会的礼拜也“吸引众多听众”之后，公开的抵抗行动开始出现。哥尼斯堡的正统派神职人员、大学的神学系与该市的行政部门，竭尽所能地遏止敬虔教派的扩展。利西乌斯被指控传布“千年至福说”(Chiliasmus)‘的思想与“捏造美好的未来”，同时造成了信徒的堕落并败坏了上帝的教诲。他的追随者乃“头脑简单的一般市民与工匠”，“像时下的贵格教徒与门诺教派、狂热分子以及其他的精神失常者(Irrgeister)一样，可以在他们的集会中肆无忌惮地打开圣经，挑一段经文或者其中的一个短箴，根据自己的概念加以说明、批注或诠释。他(利西乌斯)贱卖上帝的话语，任意嫁接经文。”在很久以前，大学里大部分的学生与教授就开始讪笑敬虔教徒，市政人员与贵族也清一色地反对他们。甚至在舒尔茨(Franz AlbertSchulz)于1731年进驻的时候，敬虔教派仍处境艰难。虽然舒尔茨在哥尼斯堡的人文圈与社交圈已经是核心人物，仍然必须面对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不能说哥尼斯堡在文化上完全被敬虔教派垄断，虽然这个新思潮的确普遍为像康德的父母一样的普通市民所接受。康德的父母，特别是他母亲，似乎与舒尔茨站在同一边，并且对他非常感激。康德的母亲时常带较年长的子女去参加舒尔茨的圣经研读课程，舒尔茨也时而造访康德一家，甚至为他们提供薪材。除了家中的熏陶之外，康德早期的宗教知识基本上来自舒尔茨本人，而他所代表的敬虔会流派则形成了康德正式的宗教训练最早的背景基础。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因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缘故，康德成了哥尼斯堡敬虔教派运动的一部分，而敬虔教派与哥尼斯堡正统派势力的冲突，也造成了他内心的冲突。当敬虔教派遭到诬蔑的时候，他的父母甚至他自己都会感觉受到歧视。舒尔茨的性格错综复杂，尤其是野心勃勃，以及蛰伏的暴烈脾气38(geheime Cholera)。尽管他在敬虔教派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之间的神学冲突上可能愿意采取妥协的立场，但是在哈勒敬虔教派与柏林集权政府的共同目标上面，则不曾有丝毫的松懈。他不仅在哈勒攻读神学并且深受弗兰克的影响，也曾随沃尔夫深造，所以他的神学思想是敬虔教派+千年至福说的追随者相信耶稣再临后将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译者注观念与沃尔夫理论的综合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试图藉由沃尔夫的术语与方法来传播敬虔教派的观念。事实上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沃尔夫的哲学尽管在普鲁士仍遭到官方箝制，在大学却日益受到肯定。钧舒尔茨与柏林的中央政府交好，也造成了王室对沃尔夫态度的改变。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开始赏识他的哲学。在读过沃尔夫的一些著作以后，他不再认为沃尔夫哲学与敬虔教派有矛盾之处。因此他设法让沃尔夫重返普鲁士，甚至下令所有的神学系学生必须研究沃尔夫的著作：“他们必须效法沃尔夫教授，精研哲学以及逻辑的思考方式。”舒尔茨的出现可谓天时地利，其政治嗅觉与神学本能不相上下。这个新发展为哥尼斯堡的敬虔教派带来不小的改变，也为康德的父母和他自己带来冲击。哥尼斯堡的敬虔会来自于哈勒，但较不”激进“，披上了沃尔夫式的、理性主义的外衣。”“舒尔茨反对过度的宗教狂热。”就如同弗兰克为了掌握普鲁士的新局所带来的机会而大幅修正了施佩纳的教旨一样，舒尔茨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修正了弗兰克的观点。哥尼斯堡的敬虔会与哈勒的敬虔会毕竟不能混为一谈，那是个独特的变种。虽然它与正统派教会唱反调，精神上却在许多方面与它有点接近：他们的哲学宗师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沃尔夫。在行事风格上，舒尔茨经常是在柏林王室的政治需要与哥尼斯堡市民的精神需要之间求平衡点。对于他和追随者而言，这两种需要似乎无法清楚划分。在舒尔茨的领导下，路德教派的牧师比较像个教师，而不像牧师。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传授，逐渐与阅读、写作以及算术等课程紧密结合。于是很自然的，舒尔茨树敌日多，而且反对他的人不全是来自39 反敬虔会的阵营。腓特烈?威廉一世推动的改革工程，与正统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官员、贵族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他推波助澜的舒尔茨，也就引起许多人的嫉愤。他与普王成了亲密的战友，以致当普王在1734年重病时，他忧心忡忡，写信告诉朋友他有多么恐慌，并预测自己“将在国王驾崩后的三天内人头落地”。后来他回忆说：“这里的喧嚣与日俱增，甚至乌合之众也来凑热闹，因此有几个星期街道不甚安全，入夜之后我根本不能离开自己的住所。”他的反对者打破他的窗户，在他的家门口和其他敬虔教派教授的住处大声抗议，并且在街头举标语加以羞辱。敬虔会员也毫不退让，把他们的对手视为上帝的敌人，并一本初衷进行他们眼中的神圣使命。虽然别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傀儡，他们却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在30年代早期，敬虔教派在与正统派势力的斗争当中占了上风，而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在与哥尼斯堡的地方势力的较量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康德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成长，当然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即使影响的程度很难断定。埃马努埃尔的宗教背景充满了重重暖昧，里面有些元素，在别的脉络里甚至可以解释为完全背离真实信仰的基本教义。如果说敬虔教派的观念对康德自始就有影响，那也是舒尔茨的路线。年轻的康德接触的是哥尼斯堡的敬虔会，不是其他的教派。如同前述康德形容母亲的宗教情感，“忠实但绝不狂热”，而这样的面貌正是舒尔茨路线的表征。尽管如此，敬虔教派似乎没有在康德的哲学里留下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有关其父母所信仰的敬虔教在其思路留下痕迹的证据，虽然早期的康德传记作者们在这一点上言之凿凿，他们所能掌握的论证并没有比现在的我们更齐全。博罗夫斯基宣称：“康德的父亲要求的是勤勉与正直的儿子，母亲则要一个虔诚的儿子，根据她对虔诚的想像(Schema)。父亲强调的是劳动与诚实，尤其是不可说谎，母亲则加上了宗教的面向。博罗夫斯基还指称，康德“受父母照顾的时日甚久，因而足以掌握他们思考模式(Denkart)的全貌”，其《第二批判》里的“宗教诉求”，甚至与母40亲早年的教诲如出一辙。在类似的诠释角度之下，林克(Rink)引述了以下康德对父母的评语：即使当时人们没有清晰的宗教概念……诸如“德行”与“虔诚”等用语也不够清楚或充分，但是人们事实上都是有德行且虔诚的人。当然一直有入对敬虔教派指指点点。够了!那些真正严肃的敬虔教徒散发尊贵的气质，并拥有作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品德，即静穆、喜悦与不为激情所扰动的内在平安。没有任何困境或压迫可以令他们不悦，没有任何争端可以激怒他们或让他们产生敌意。这段据称出自康德口中的描述，显示康德很尊重他的父母以及其他忠实的敬虔教徒，同时也显示康德认为他的母亲对他的道德观有正面的影响。但这完全不能证明康德成熟后的观点与敬虔教派有任何相近之处。康德“受父母照顾的时日甚久，因而足以掌握他们思考模式的全貌”，可能是一个事实，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康德把他们的想法当作经过整理的、学说加以吸收。如果这段文字为我们带来什么讯息的话，那最多只是让我们知道，康德并不认为那些有德且虔诚的人们行为的背后有任何学理的支撑。他赞许的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他们的神学思想。在如此薄弱的证据之下断定“其父母均为敬虔教派成员的事实，是理解康德思想的关键”，因此是一种误导。事实上，前述的文字显示康德在其早期与敬虔教派的接触之中并没得到多大的思想助益。他之称许“严肃”的敬虔教徒甚至也可以看作是两面刃，因为毕竟关于敬虔会也是流言不断。康德在此作了一个划分，一边是严肃的敬虔教徒，虽然恪守教义，却无法厘清其概念；一边是浮夸的教徒，虽然行为举止与教义不一致，但说辞漂亮。最后一点是，博罗夫斯基自己是普鲁士路德会的主教，显然有心淡化路德会里的派系差异。他会把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敬虔教派联系在一起，本来就带有部分的政治动机。他不仅想办法要缩短敬虔教派与正统派教会的距离，并一厢情愿地撮合康德的宗教观点与教会本身的阐释。康德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不是宗教学说的训练，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体贴的、可依靠的环境，帮助他建立自信和自我价值。像他的其他兄弟姊妹一样，被母亲呢称为“小曼纽”的康德为父母的爱所滋润。事实上，他们给予子女的不仅仅是爱，还有尊重。他们善于机会教育，为小孩子提供一个虽然简朴、但和谐而雅致的居家环境。另外他们也在每个阶段全力支持求上进的大儿子。关于父母的赐予，康德曾为我们留下一些信息。成年之后，他说父母让他得到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并且终其一生都对早期理想的道德教育十分感念。因此，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康德认识中最佳的儿童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再据此推测他的父母对他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在《论教育》《1ber Pddagogik)的讲义里，康德区分了以纪律为基础的体能教育，以及以准则(Maxime)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前者并不允许儿童自由思考，只是予以锻练。就道德教育而言，“若其方法以模仿、威吓、惩罚为基础，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父母必须引导小孩子体验行为的准则，而不是让他们盲从习惯。小孩子不是仅仅要做好事，而是：他们做好事，因为那是善行。“因为道德行为的一切价值出自于其准则。” “更重要的是，为了让道德感往下扎根，“我们必须尽量以身教及言教来让小孩子明白他们的道德义务。毕竟小孩子只需面对一般性的义务，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在这个阶段义务的主要内容为清洁卫生以及节约，其基础则在于：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就在于不去否认在其人格当中的人性尊严。酗酒、悖于常理的罪行，以及一切的放纵无度(15nm~ipigkeit)，都是康德眼中让人丧失人性尊严而禽兽不如的例子。较特别的是，康德认为“阿谀奉承”也是对人性尊严的戕害。对小孩子而言，说谎则是最大的忌讳，因为“谎言使人类成为轻蔑的对象，并且使孩子失去对自己的尊重和信赖”，而那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的。 我们对别人也有义务，而一个小孩必须及早学习： 42对别人的敬畏(Ehrfurcht)与尊重。……孩子在这方面的练习不可忽视。例如当孩子对某个穷人的孩子感到不屑，因而回避他或者无情地把他推开，甚至殴打他等等，则大入不应该跟他说“不可以打人，因为他会痛”，或说“你应该有同情心，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相反的，我们必须让小孩明白如此的行径与人权相抵触。基本上，康德不认为孩子必须学习同情别人，而是应该培养责任感、自我价值感与自信。康德认为，这就是他的父母给他的教育。康德同时也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一个人格发展尚未成型的人而言，模仿是第一个意志规定(Willensbestimmung)，以让孩子接受后来他自己也会定立的准则"。康德对其父母的评论显示他认为两者都足堪为人表率。康德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感，极有可能是模仿自父母。他同时认为孩子必须接触某些宗教概念，"只是不应以正面的方式，而是以负面的方式。让小孩念诵空洞的祷词不仅毫无益处，甚至会误解'虔诚'的概念。作为神真正的仆人，意味着言行举止不逾越神的旨意，这一点小孩子们必须学习。"换句话说，宗教概念必须能巩固道德价值，而不是反过来由后者支撑前者。在《道德形而上学》(Metaph声腑der'Sitten)里，他更明白区分了道德与宗教。他建议以道德的教理问答(Katechismus)代替宗教的教理问答，作为学童启蒙课程，并且主张："在儿童教育里最重要的是，道德的教理问答不可以和宗教的教理问答掺杂在一起……尤其要避免把道德的教理问答摆在宗教的教理问答之后。"如果康德的父母给他的教育，如博罗夫斯基所言，充满宗教色彩，那么他是否会在晚年称之为"从道德角度而言最佳教育背景"，我们不无疑问。然而这并不排除康德的道德哲学确实植根于早期的童年经验。康德一家人不仅仅是敬虔会信徒。既然康德的父亲是一个师傅，父母又都隶属于行会，他势必也耳濡目染了源自工匠(Handwerk)风气的道德特性。这个风气的特色是：以不受皇家及贵族支配为豪，自决与自足的精神(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而不是对在上位者的臣服与屈43从。18世纪早期行会的势力诚然容易被高估，但是同样的，其会员的社会地位也容易被低估。不容忽视的是，康德终其一生都以自己的出身为荣。行会系统最核心的道德命令是"名誉"(Ehre)。行会会员如果失去名誉，等于是失去了一切。康德对自己的父母及姊妹们的评述，也必须在这个脉络里了解。当他说自己在童年不曾见到不得体的事物、或者其父母的血液从未为恶行所玷污时，他想到的便是行会特有的荣誉感所支撑的道德观念。当瓦西安斯基强调，舒尔茨帮助康德父母的方式“与康德及其父母的荣誉感一致”时，所指的便是这点。他们绝对不会接受金钱的施合，但提供薪材则另当别论。然而对进入成熟期之后的康德而言，荣誉感只是道德的很不完整的表现。荣誉(Ehrbarkeit)只是外在的，因此不可能把握道德的真正本质。他明白指出，不仅“道德修养必须建立在准则上而非纪律上”(因为纪律只涉及外在的面向，只是用来防堵坏习惯，而准则则形塑具体的道德气质)，而且这些准则不可能是名誉(Ehre)的准则，而必然是法(Re—cht)的准则。前者与低劣的品德可以并行不悖，后者则否。再．者，荣誉感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习得的、经验性的。如此，人格的形成时间必定是后来的事，或者说要有相当的年纪才可能。相反的，法的观念深植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甚至稚龄的儿童也不例外。因此与其向孩子申斥“你这样做很丢脸”，不如问他说“你这样做合理吗”?。“因此，主张康德的道德理论根植于行会以荣誉感为出发点的道德观点，那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正如以其父母纯朴的敬虔会信仰去解释康德的成熟期思想一样。虽然埃马努埃尔早年作为“师傅的儿子”(Meistersohn)的经验不足以解释其日后的哲学进展，对于理解其背景却还是有重要的意义：欲解其一必知其二。敬虔教派在行会系统出现危机之际，帮助教友渡过了难关。它因为强调平信徒司祭职、个人的圣经研究以及教友团契，而与44行会成员的价值观相当契合。虽然敬虔教徒有“软骨头”(Muckel)的绰号，他们的宗教实践却也强化了他们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确，敬虔会为正统派教士难以接受的主张之一，便是认为人人有同等的圣经解释权，如此一来，牧师与平信徒之间明显的界线便渐趋模糊。从行会会员的独立自主、坚持不接受官方权威(以及更加民主的社会组织观念)，到康德由道德自律的个人构成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当然有一段距离，但是显然没有从信守圣言与遵主圣范到定言命令(derkategorische Imperative)所规范的完全自律性(Autonomie)的距离来得远。无论如何，前者至少有个连续性，后者则是绝对不连续的。独立的工匠之所以认为敬虔会所传的福音可以接受，部分是因为它承诺人们可以脱离18世纪普鲁士既有的阶级关系。埃马努埃尔的父母在这上面有什么样的发挥，当然与其成长环境的风气不无关联。最重要的是，他们处于有地位的工匠(ehrbare}landwel"ker)阶层，其道德标准大致上就这样跟着确定下来。换言之，康德从父母那边继承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了解勤奋、诚实、整洁以及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同时也很有金钱的概念。在他仅有的描述其父母的文字里，康德特地指出他们没有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债务，但为他在社会立足作好充分的准备。倘若他是出生在博．世纪的帕多瓦、爱丁堡、阿姆斯特丹或者波士顿的任何一个工匠家庭里，他的价值观想必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就如同康德在哥尼斯堡的家里一样，宗教有一定的分量。但宗教的活动不会是惟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关切对象。他们所在意的是勤奋工作以服务顾客、挣得生活基本所需而不必妥协、有尊严的生活、与社会地位相称的外表、把家照顾好、不欠过度的人情也不依赖他人。在这些人性特质上，康德得自父母的影响不下于某些宗教教义或生活方式。虽然他的父母不仅只是表面性地，而是发自内心地相信，除了过上帝眼中的"好生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可45 言，对于这个事实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驯无论如何，康德没过多久之后就要见到敬虔教派的另一面了。学童生涯(1732一l740)：“在狂热者的严格管教之下”每当康德忆及在家中得自父母的教育，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心情”，但他在“腓特烈中学”的岁月则是充满恐怖的回忆。康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希佩尔(Hippel)，有如下记载：康德虽然与父母同住，就读的也是公立学校，即当时人称“敬虔会馆”的腓特烈中学，仍然尝遍了年轻人的各种苦头。他常说，他只要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就不由得感到恐惧与害怕。康德的一个同学鲁恩肯(I)avid Ruhnken)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在1771年3月10日写给康德的信中，开头第一行便说：“30年了。30年前我们一同在狂热分子们严厉而有益的、而且不算过分的管教下苟延残喘。”康德的说法则不像鲁恩肯这么客气，对于“敬虔会馆”的道德教育，他实在是不敢恭维。在《论教育》讲义里，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许多人认为少年时期是黄金岁月，但是或许是个错觉。那是最难受的时期，有令人喘不过气的纪律，朋友寥寥无几，自由则更难得。”H“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语带保留地藉此总结自己的少年时代。他认为他经历过的那种纪律会导致特别严酷的奴役方式，不仅“无甚”益处，而且相当有害。“学校里弥漫着压抑(Zwang)而机械刻板的气氛，以及一箩筐的规定(Gangelwagen)。经常会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勇气，并且断伤天才。”显然，他后来对教育改革的热情，特别是对于在巴塞多夫(Basedow)主持下的德绍(Dessau)研究所的全力支持，证明他有多么厌恶腓特烈中学的教育方式。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他首先在郊外的一所所谓的“医院附属学校”(Hospitalschule)入学。这所学校与圣格奥尔格救济院相连，有教师一员，通常是未领圣秩的执事，其任务包括每周探访一次市属监狱。康德的老师是路德维希?伯姆(Ludvig Boehm)，一位任46 此职相当久的神学学位候选人。康德与邻近的小孩一同跟随伯姆学习基本的“阅读、写作与算术课”，但留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不久。1732年夏季，时年八岁的他进人了腓特烈中学。据传舒尔茨是第一个发现康德天赋的人，并说服其父母把他送人腓特烈中学，以便为将来攻读神学作准备。虽然舒尔茨当时还不是校长，但与该校已有紧密的关系。再者，舒尔茨很有兴趣吸收能力强的学生。所以如果他确实注意到康德很有天分的话，他当然会希望康德尽快走上正确的道路，亦即成为为教堂服务的神职人员。前面提到腓特烈中学是敬虔会附属的机构，以哈勒的弗兰克机构为原型，目标有二。一方面要防止“精神的颓废”，在其牧民年轻时，便“将正确的基督宗教植入其心中”。另一方面要透过人文学科的训练，增进学生在现实世界的成就。H叫该校兼收贵族与平民的小孩，并为他们将来在政府或教会任高级职务做准备。对于像埃马努埃尔一样的平民小孩而言，该校的入学许可意味着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腓特烈中学大部分的学生在学校里寄宿，但也有些学生允许与父母同住，康德便是一例，虽然他必须长途跋涉徒步往返。学校里的课程排得很紧，所以康德整天都在应付学校的功课。第一堂课在早上七点开始，放学时间是下午四点，午餐的休息则是从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每周固定上课六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假日相当少，包括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与圣诞节，再加上公定考试的次日。因此，埃马努埃尔每个礼拜有六天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家，回家后还得花很长的时间写功课。即使在星期日，他也不会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因为他必须上教堂，然后还得上主日课。直到他在十七岁到哥尼斯堡大学就读后，这个长期的束缚才获解除。课程的安排也与当时一般的学校不同。上课的班别完全是根据学生47 的各科程度来编定，以至于同一个小孩可能上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宗教课，三年级的希伯来文。在这样的安排下要交朋友十分不易。每一门课程有固定的教室，上下课都有铃响。正式上课之前老师会念一段“简短而有启发性的祷词”，好让课堂“圣灵充满并为上帝所降福，却不损失分秒的上课时间”。午餐与放学之前各唱一段圣歌。虽然不是一直都清楚形诸文字，但每一门课的“主要目的”都是把学生引向“上帝及其荣耀”，教师则必须时时谨记自己是在“全在的上帝”的监督下上课。学生每一个小时上不同的课。七点到八点有五个神学的班级；八点到十点有六个拉丁文的班级，十点到十一点，有三个最高年级上希腊文，其他人则继续上拉丁文(字形变化练习)。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学生在指定场地用餐，同时有一个教师为他们朗读“有益的东西”。接下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在大天井中游戏。一点到两点之间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上逻辑，有人上哲学史、地理、教会史或者书法。两点到三点有希伯来文与数学课。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下午的头两个小时学习数学(mathesis)与声乐。宗教课的第一年里，学生必须背诵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删。另外他们也接触经过改编以适应其程度的圣经故事。第二年则复习小教理问答，辅以部分路德大教理问答的内容以及更多的圣经故事。在第三年里，“教过的所有内容重复一次，并不时作重要的补充”。第四年的宗教课主要的根据是克里斯托弗?施塔克(Christoph Starcke)的《救恩次序图表》。此外，每个礼拜还有两个小时的新约圣经课。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里，则进一步“深入新约圣经”，再加上两个小时的旧约圣经导读。学校给教师的指示是必须让学生明白“一切都可以成为祈祷的主题，并且应用于基督徒的生活与转变”。¨纠最后两年则完全用来准备大学神学系的学业。这48一点该校的老师皆能愉快胜任，因为他们大多是哥尼斯堡大学神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对埃马努埃尔而言，神学似乎不太容易。在1735年复活节，也就是他人学后的第三年开始时，他参加三年级的拉丁文与希腊文课，算术课与宗教课则是二年级。懈尽管如此，他离开学校时已有意无意地作好了攻读神学的准备。因为他到晚年都保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们可以相信早年被灌输的神学思想从来没有被遗忘。其他的课程也是神学教育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一个学生上过希伯来文三年的课程之后，应该有能力阅读摩西五书、历史书以及大卫诗篇。四、五年级的希腊文课程不仅是为文法的复习而设计，更是为了要能够阅读新约圣经。学生得先读完“整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然后才有机会欣赏其他的古典希腊文著作。他们使用的教本是盖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l)的《选集》《?hrestomathia，初版于1731年)，收录有亚里士多德(～istoteles)、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希罗多德(Herodot)、修昔底德(xhukydides)、色诺芬(Xenophon)、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普鲁塔克(Plutarch)、琉善与希罗狄安(Herodian)的文选。另外学生还可以读到荷马(Ho-mer)、品达(Pindar)与赫西俄德(Hesiod)的作品。虽然他们可以藉此得到一些古典希腊时期的概念，真正的重点仍是在为神学研究打基础。拉丁文乃腓特烈中学的教育重点。不仅学生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拉丁文上，而且就其重要性而言，拉丁文远高于其他的科目，拉丁文的课程有六个年级，所占的钟点从低年级的每周18个小时到高年级的6小时，大部分用在训练字汇、动词变化、字形变化以及文法的规则上。上过三年级的课程，学生应能阅读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四年级的拉丁文是奈波斯的复习、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m)文选以及诗选。五年级的内容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以及更多的西塞罗，六年级则为西塞罗《(论义务》以及其他文选)、穆瑞图斯(Muretus)、库尔提乌斯(Curtius)与普林尼(Pliny)的作品。课程的重点是拉丁文的说与写。在最高的两个年级里，上课时甚至以拉丁语交谈。埃马努埃尔的拉丁文很杰出。与他熟识的人甚至认为他会选择主修古典语言学。鲁恩肯说在1739年复活节到1740年9月之间，他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哲学，而埃马努埃尔则最热中于古典语言。埃马努埃49尔、大卫以及另一个密友库德(Johannes Cunde)一起阅读课外的古典作品，以补学校贫血的书单之不足，书本则由较为有钱的鲁恩肯购买。由于他们有自己著书的野心，所以决定使用拉丁文的名字：康蒂乌斯(Kantius)、鲁恩肯尼乌斯(Ruhnkenius)与库德乌斯(Cun-deus)。康德一直很重视古典文学，终身阅读不辍。塞内加(Seneca)、(或许令人有点意外)卢克莱修(Lucretius)以及贺拉斯(Hor-ace)是他长期的最爱，不过他对其他的拉丁文作家也知之甚详。博罗夫斯基等人都提到，康德即使在晚年都能背诵他特别喜好的著作里的大段文字。他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则稍淡。在他的著作里甚少出现希腊字，他也从未引用希腊文句子作为书里的题词。这并不表示他不读希腊文，也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希腊哲学。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将发现，在他的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里，他对古希腊哲学的再发掘帮助他厘清自己的观点。难怪康德最喜欢的老师，就是他的拉丁文教师海登赖希(Heyden-reich)。康德虽然对其他的老师一般不予置评，直到晚年却还是非常敬重海登赖希。这个“好”人不仅培养了康德对古典拉丁文作家的爱好，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古典时期的知识。康德尤其感谢他教导自己学习清晰的思考。例。当康德后来抱怨学校应该着重作者的“精神”而非“辞藻”时，他的批评对象当然不是海登赖希。这个老师相当接近康德心目中的理想，影响所及，康德与他的朋友们甚至在课外阅读拉丁文著作。学校里另有地理课与历史课，但不特别重要。再者，既然历史课以旧约与新约圣经里的历史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学生多半把它看作是宗教课的延长。书法课似乎不获康德的青睐，这是惟一让康德遭到降级的科目。法文不是必修课，它是总共三个年级的选修课，排在星期三与星期六，而康德也的确选修了法文。法文课的目标不是让学生说一口流畅的法语，而是让他们大致能够阅读一切法文著作。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康德50能够阅听法文，即使口语能力可能不是很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登记了法文课，而且这门课有额外的收费。”英文没有出现在课表上。事实上，它甚至在哥尼斯堡大学也不是一个专门科目，这个情形到康德在那里任教以后，都迟迟没有改变，所以康德似乎没有受过正式的英语训练。他或许可以猜测出某些段落的大意，但没有完整的理解能力。算术一般也认为不如拉丁文重要，总共也只有三个年级上，并没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围。较为高等的数学也只是选修课(因此也必须额外缴费)，其课程目标为介绍算术、几何与三角里的数学基本原理，所用的教材则为沃尔夫的《一切数学科学的根本原理摘要》。在这门课程里，学生也不可能有深刻的钻研，因为老师的责任只是让他们掌握、证明与题解该学科中“最重要的部分”，教学的目标是传导学生“对于数学训练的认识，以使他们具备学习其他自然科目的基础与能力”。但即使是这样的基本目标仍然远超过一个一般神学系学生的能力范围。上过这样的课以后埃马努埃尔的数学程度或许略高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准，但以后来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早年在这个学科上的所学反而是捉襟见肘。在哲学方面也是相同的情形。虽然那是正规课程而非选修，但似乎只有一年的课程。如果从教师的图书馆可以推测教学的情形的话，那哲学课完全走的是沃尔夫的路线。哲学是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互相“辩论”的科目之一。康德后来曾向他当时的同学库德表示，他认为“那些先生(Helen)没有办法点燃我们内心里的任何哲学火苗或数学火苗”。据传当时库德回答说：“他们倒是有把火苗吹熄的本领。”该校的教育精神可以用校长席费尔特(Schiffe~)的话一言以蔽之：“复习为学习的灵魂，以便学过的不再忘记。”他们每周都有固定时数的复习课，而每堂课一开始都是复习上过的内容。考试前的三周，还会复习一次半年来所学的内容。席费尔特相信同样的事物重复三次之后，“将牢牢地印在脑中”。或许他的说法没错，但这个方法显然很难为教室带来蓬勃的生气。康德本人在他的晚年则赞同这样的做法，认为“记忆力的培养是必要的，而我们所知的便是我们的记忆的全部”。此外，针对字汇或类似的学习内容，他也不反对死记。然而他同时相信“理解能力也应该重视”，同时“知其然”应该渐次地与“知其所以然”接轨，而数学在这方面便是最好的训练。然而腓特烈中学的数学教学不尽理想，可以确定的是，康德并不认为它在理解能力的提升上有杰出的表现。敬虔会并不反对体罚，但也不认为这是约束学生最好的办法。如梅尔顿(Melton)所言，纪律“在弗兰克的学校里反映了敬虔教派的精神方向，亦即将管制主观化，由个人的外在移往内在”。的确，敬虔教派十分强调“内省作为加强自制的工具”。在腓特烈中学里，每个领圣体的学生必须事先“撰文报告其灵魂的状况”。报告必须交给一个训导人员，由他来审核当事人是否有资格领圣体。有时这样还不够，学生另外还必须交一封由教师所封笺的报告给训导人员，其中列举可能令当事人不适合领圣体的种种问题。若学生本身的报告与老师的报告出入过大的话，学生将会遭到训斥。成年的康德非常厌恶对于学生的内省要求。他认为这种“自我观察”或者“自我观察者用以作为日记簿素材的内在知觉方法，可能导致狂热思想甚或精神异常”。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内省的敬谢不敏，源自于少年时期密集的“灵魂状况”的报告。虽然该校以学生的自制为其教育理想，实际的作为很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早期的康德传记作者默特兹菲尔德(Mortzfeld)谈到了充满整个52校园的“被管死的沉滞气氛”。”康德自己也证实这点。他告诉雅赫曼(Jachmann)说，他所有的老师虽然都很严格(只有一个例外)，但达不到管教的效果。因为康德十分用功上进，并且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拿第一名(Primus)，所以想必很少接受处罚。但他曾经因为缴不出作业簿而受罚：他在下课游戏时弄丢了。康德在晚年时讲过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曾有一个无礼的小孩闯入了训导员席费尔特的办公室并问道：‘这里是敬虔会的学校吗?’训导员一听之下，立即给他一顿痛打，接着告诉他：‘现在你知道敬虔会的学校在哪里了吧!’虽然康德没有接受体罚的亲身经历，却早已经看惯了。康德便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他的母亲。她在他毕业的三年前过世，从此以后，他与兄弟姊妹们只有父亲可以依靠。除了学校的“沉滞气氛”以外，现在又加上家中忧伤的色调，在中学的日子。无怪乎康德不太愿意回想他在腓特毕业时，埃马努埃尔以优秀的成绩取得就读神学系、法律系、哲学系与古典学系的资格。虽然他也不排斥医学或自然科学，但他在这方面的基础不够，同时校方也不会支持他走这个路线。另一方面，腓特烈中学为他做好了踏人18世纪普鲁士社会的准备。不管他将来在路德教会发展或是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任公职，都已奠立良好的基础。那不是一个鼓励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的教育。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大致如此，但与当时日耳曼各地性质相同的学校比较起来，腓特烈中学可能更加强调服从与纪律。敬虔会教育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是自制能力的养成。敬虔会教友不仅想要控制一个人的身体，他们也希望藉由宗教及道德原则的移植来控制一个人的心。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把学生从“世俗的子女”转化成“上帝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教育不仅及于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深入道德意志。事实上，为哥尼斯堡敬虔会的教育带来启发的弗兰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克服学生们自然的任性。老师教学的目的倘若只是知识的灌输，则他只能注意到知性的层面。这固然不坏，但仍不够，因为他忘了最重要的任务，亦即让意志顺服。要人们自愿地皈依，就得先使自然的意志屈服，这对一般人而言，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对敬虔会教友而言，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屈服只是通往突破(Durchbmch)的所谓“赎罪历程”(Bupkanlpf)的第一步。同样的，学校要灌输给学生的宗教观念，当然也会很不寻常。虽然这个时期的其他学校也非常重视一般的宗教教育，但并不追求哥尼斯堡敬虔会教徒所想望的敬虔教派的信念。可以预见的是，康德很明白敬虔教派的这个面向，同时也彻头彻尾地鄙弃它。康德认为以下的见解纯属“假设”：善与恶的区分(此乃人性当中不可抽离的要件)来自于超自然的干涉，换句话说，在忏悔时，心灵必须充满悔恨，甚而彻底瓦解；这样的痛苦会把入带到绝望的边缘，却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可能到达所需要的强度。而一个人只能祈祷得到足够的痛苦，并且时时以不够痛苦为苦。”康德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方式太虚伪了，因为对于皈依的人而言，他无法自己决定是否要痛苦与悔恨。那藉以区分真正的基督徒和虚有其名的教徒的彻底皈依，对康德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根据那种假设，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皈依，因为那预设我们可以窥见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再者，敬虔会教徒与其他人的差别，将会是所有事情都绝对依赖神，而且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道德自律性。同时，敬虔会教徒还因自认是少数的“上帝的选民”而沾沾自喜，仿佛他们已经得救，并且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层阶级似的。成年的康德拒绝敬虔教徒两个层面的生活方式。其一是他们的“奴性”(Knechtische Gemiitsart)表现，”叫其二则是经常与“敬虔会”的标志联想在一起的“不可理喻的傲慢”。”我们不知道康德在1740年是否对于敬虔教派有这样的感觉，但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朋友鲁恩肯说过他们两人于1732一1740年间在狂热分子严酷的纪律之下“痛苦呻吟”。如果敬虔54教派对康德有任何影响，那也只有负面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领教过了敬虔教派，所以他后来几乎把情感因素完全排除在道德以外，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康德的道德观与宗教观透露了明确的反敬虔会的倾向。康德强调自律性是道德的关键，也是在驳斥敬虔会强调超自然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影响的说法。康德成熟期的哲学观点，至少就部分而言，其基本方向在于合理化那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自律性，因此也可以视为抵抗那些征服他人意志的奴役行径。他在年轻时便有了这种抵抗心态，尽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以论证驳斥那些鼓吹奴性态度并贬抑人性的说法。把敬虔教派思想看作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根据，那是很荒谬的。"埃马努埃尔的意志没有向腓特烈中学的老师们屈服，但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埃马努埃尔承受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像许多其他的同学一样公开反抗或作战。他之所以"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便"不由地恐惧与害怕"，主要与宗教皈依的压力有关，不是因为沉重的课业。若我们想了解康德为什么对祈祷与唱赞美诗始终表示反感，而且抗拒以情感为基础的任何宗教，则答案必须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去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教育与腓特烈二世无异，同样可以称为"受难的历史"。腓特烈的虔诚而残酷的父亲，竭尽所能要让在他的眼中有点娘娘腔的儿子变成一个大丈夫，因而借用了一些敬虔教派的管束办法。虽然康德的年轻时代在外观上平静无波，但迹象显示，他一样也始终在抗拒着宗教的皈依。就像年长他十二岁的王子一样，康德扬弃了敬虔教派的"灵魂告白"与"自我谴责"，找到了其他的模式。对埃马努埃尔而言，其出路在于古典拉丁文学；年轻的腓特烈则在当代的法国文学里找到了替代品。两者都拒绝其父母的宗教色彩。这便是为什么康德对腓特烈颇为崇敬，不仅把他的时代称为"启蒙时期"，甚至称为"腓特烈的世纪"的原因之一。像腓特烈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但他也像腓特烈一样没有屈服。屈服于老师们的奴役管教，无疑意味着一辈子过"作茧自缚的蒙昧生55 活"。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晚年深思熟虑过的看法。…纠就像他所说的：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要挣脱几乎已经成为本性的蒙昧(unm廿ndigkeit)难上加难……法规与定则等机械性的工具，与其说是理性的利用，不如说是天赋的戕害．为人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蒙昧，有如脚镣一般。而卸下脚镣的人，即使只是跨过最窄的沟壑，也都是踉踉跄跄的，因为他一时习惯不了自由的步伐。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至于1740年的康德，则根本还谈不上踉踉跄跄地“跨过最窄的沟壑”，甚至那条沟也不像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看起来那么窄。必须一提的是，在康德年轻的时候，可谓男女受授不亲，社会风气相当拘谨。因此，年轻女性甚至不可说出“怀孕”这样的字眼，不管是脖子的前面或后面，都严格禁止(verboten)暴露太多。只有男孩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对工匠阶层而言。事实上，当时的女孩除了基本的阅读、书写与算术能力之外很少得到什么教育。三K(Kinder，Kiiche，Kirche，小孩、厨房、教堂)包括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一切。因此康德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与异性交往的机会。哥尼斯堡：“拓展世界视野的好地方”?康德的童年生活的特色，是家庭和学校的尖锐对比：温暖的家庭，在其中，他得到鼓励和接受；严格而阴沉的学校，在其中，他的自然倾向几乎遭到无情的打压。虽然他的家与学校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两者同属敬虔会，但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更尖锐的对比。康德已经比他的朋友来得幸运。他不必寄宿在学校里，可以在傍晚逃回家里。由于他必须走很长的路上学，穿过哥尼斯堡大大小小的街道，因而甚至有机会见识到世间的另一面。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人。 56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都还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连接了整个东欧与日耳曼及欧洲的其他海港，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来自东欧的货物主要是谷物、麻、亚麻、成灰、木材、焦油、蜡、皮革与毛皮；来自西方的主要货物则为盐、鱼类、亚麻布、锌、铅、黄铜、香料与南方水果。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撤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在整个18世纪当中，哥尼斯堡不断地成长。在1706年，其人口约四万，1770年则达到五万，到1786年则将近五万六千人，并且仍旧是普鲁士中心城市之一。哥尼斯堡甚至比其他的城市更有普鲁士精神。普鲁士的国家还很弱小，大部分的人民并没有普鲁士人的自我认同，依旧把自己看作"柏林人"、"西伐利亚人"(Westfalen)或者克莱韦(Cleve)或明登(Minden)的市民。哥尼斯堡是个例外，确切地说，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普鲁士人"的，只有哥尼斯堡及其外围的居民。因为普王住在柏林，所以哥尼斯堡与柏林的关系比其他的城市来得密切。普王的势力确实远及各地。在敬虔会教徒与正统派教会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哥尼斯堡与哈勒以及柏林都有密切的联络。其次，它是普鲁士许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而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威廉一世虽然信教，但是个严厉的君王。除了他的将领以外，人人都可能吃到他的棍子，对于他认为怠忽职守的人，他会狠狠给一顿痛打。虽然哥尼斯堡对于这样的躬亲指导太远了一些，他的政令、敕令或者法令，还是有风行草偃的效果。他所订的规则巨细靡遗，从学校的教57 育、大学的考试以至于"园丁、磨坊师傅、路灯工人"与牧师的训练，无所不包。他所订定的罚条有时过苛，有时显得古怪。例如说，牧师讲道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必须缴纳两塔勒的罚款；如果有人出口生羊毛的话，则处以绞刑(因为只有出口加工过的羊毛对普鲁士才有利可图)。有个侵吞小额公款的公务员，在1731年于哥尼斯堡被吊死，虽然财政厅为他求赦。绞刑台就直接设立在市政大厦的正对面，所有的职员都必须出席观看。死者的尸体吊了一整天才取下，然后弃置在城门外，直到被乌鸦啃噬一空。另外一个官员也得到了重罚，因为他不愿依国王的命令调职到他地。征兵也是年轻人挥之不去的威胁，特别是长得高大的年轻人。18世纪普鲁士的士兵由于不是住在军营里，而是散居在各个角落的民宅，所以相当引人侧目，也时常引起纠纷。新兵的需求时时存在，而一般的居民则时而被强征人伍。偶尔拉夫者甚至会在主日礼拜时冲进教会，掳走最高大壮硕的男人。大学生虽然免除兵役，却也不表示可以高枕无忧。“要绕过掳掠大学生的禁令十分容易。哥尼斯堡大学法律系学生科恩(Kom)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1729年4月29日，这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在哥尼斯堡的街道上被掳，被强灌烈酒及至烂醉如泥，并在众人的“见证”下口出秽言，接着便以操行低劣为由征调入伍。大部分的哥尼斯堡居民都讨厌军旅生涯，部队的纪律十分可怖，只要一个士兵稍有违反规定，便会招致一顿毒打。若有士兵“口头抗命或抱怨”，则处以夹笞刑30趟，是最普通不过的惩罚。携械反抗则罪至由士兵列队枪决。但除非是在勤务中，酒醉却不必接受处罚。虽然既不高大也不健壮的康德没有被征召之虞，但是据信他与军人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验。康德对军人无甚好感，而其原因可能必须追溯到年轻时代。在康德的童年与青春期，哥尼斯堡很难说是个自由开明的城市。政府的态度跋扈、高压，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封建的。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心一意要照顾其臣民的福祉，其实际的成绩却不理想。但哥尼斯堡并非仅是普鲁士的卫戍地；它是个国际贸易港，也是普58?犯者跑过两排人之间受鞭刑。——译者注鲁士的首都。它仍是许多普鲁士重要国家机关的所在地。这里住着商贾与官僚，富人与穷人。康德本人认为它是一个大城市，是帝国的中心点，为政府许多的中央机构所在。它拥有一所(文化与科学的)大学，而且占有海上贸易的地利，一方面有连接内陆的河川，一方面则毗邻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的国家。像滨临普雷格尔河(Pregel)的哥尼斯堡这样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与许多评论家的看法相反，哥尼斯堡并不只是一个后院。埃马努埃尔并非在这个城市当中，而是在“近郊”长大。纯以户政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隶属于名叫“克奈普霍夫”(Kneiphof)的市区，是住宅区同时也是繁忙的商业中心，谷类及其他商品的仓库林立，酒吧与餐馆无数。康德一家在1733年以后落户的鞍辔街，确实名副其实，马具师与鞍辔师的商店与工作坊绵延不绝，是个忙碌、喧闹、地势有点不平的地带，有几块毗邻下水道的泥泞的草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父母亲密切注意孩子们的行踪，自然不在话下。埃马努埃尔最早的玩伴便来自附近，而他们游戏的地方便是这个地带。他孩提时代的朋友，大部分住在同一个区里，大致上都是门户相当的工匠家庭的后代。但这些玩伴没有任何人成为康德到晚年仍然记得的朋友。他很少提到他儿童时代的游戏，但他曾经讲故事提到小时候如何横踏着一块浮木保持平衡而没有掉到水里。我们可以推测他大概玩过所有哥尼斯堡小孩子的游戏。因为到处都有水池，所以夏天他们在水里或水池旁玩，冬天则可以滑冰。康德住过的地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是个危险的生活环境。火灾、水灾与风灾不时来访。”在康德的一生当中，哥尼斯堡，特别是“近郊”，发生了多次大火。1769年一场“摧毁市区边缘76栋平房与134间仓库”的火灾，也烧毁了康德出生的老家。这场大火在3月初发生，十个星期之后，火苗还不时窜起。不过根据记载，59哥尼斯堡本身是个美丽的、典型的中世纪日耳曼城市，因为有无数的桥梁，而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城市的主要桥梁因欧拉(I．eonhard Euler，1707—1783)而更加闻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称为“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的难题(K6nigsberger。Brtikenaufgabe)。”18世纪的哥尼斯堡可以说是“多元文化”，至少它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组成的，除了很大比例的立陶宛人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外，还有16世纪来自荷兰的门诺教徒，以及从法国到此避难的胡格诺教徒(Hugenotten)。胡格诺教徒彼此仍以法语交谈，上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组织及经济圈。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一些俄罗斯人，再加上一个可观的犹太社区，一批来自荷兰与英格兰的商人。这些社群大致上保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互动，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毗邻而居，至少有商业上的往来。因此，康德不必行万里路，便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其成长的环境便足以让他认识许多有别于18世纪日耳曼工匠阶层的生活方式。哥尼斯堡虽然在地理上形如孤岛，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个世界性的都市。从许多方面来看，它远不如哥廷根或马堡这样的城市那么闭塞，也远大于当时日耳曼大部分的大学城。这个城市以及小孩子在城里学习和游戏的机会，是否足以弥补苦涩的学校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学校并没有给他许多课余的时间。对他以及他的朋友而言，最好的休闲恐怕是一周当中挤出几个小时阅读喜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康德毕业的时候，他的拉丁文说、写的能力都已经相当杰出。就像当时的许多日耳曼人一样，古典文学可以让他们逃避不愉快的现实生活、学校与教堂。腓特烈?威廉一世死于1740年5月31日，在康德离开学校的那一年，由腓特烈二世继位。一般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宗教态度比较开明，对哲学与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背负着许多人的变革期望。公元1740年7月16日，他到哥尼斯堡宣誓就职(Huldigung)。在一辈子惟60一到访哥尼斯堡的机会里，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好恶。当时有个学生向他表示自己要到哈勒去求学一年，年轻的国王答道：“为什么?”他说哈勒的大学没什么好，“都是软骨头”(Sein alle Mucker。)，换言之，都是敬虔会教徒!敬虔教派在哥尼斯堡的宿敌马上抓住机会抹黑舒尔茨，在国王面前指控他到平民家里没收纸牌，威胁说除非他们戒赌，否则就不让他们告解或领圣体。”舒尔茨声称“这是上帝的国度的敌人抬头的时代”，但他自己并没有被砍头，这让正统派教会扼腕不已。他的父亲做不到的，新国王做到了，也就是让沃尔夫回到哈勒担任法学教授及大学副校长。因此，人们期望一方面哥尼斯堡会有些改变，另一方面得到较多的宗教自由。不过敬虔会的影响力高出对手的预期。它的力量已开始衰退，但仍牢牢抓住特权，比任何人想像的还久。由于新国王的主要兴趣在于普鲁士领土与个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张，在行政事务上大致上是克绍箕裘。他要为普鲁士扬威立万，而他的抱负就是如他所说的：“让整个欧洲陷入火海。”第二章 大学生与家庭教师(1740一1755)阿尔贝蒂娜：“一所振兴科学的大学”?进入哥尼斯堡大学以后，埃马努埃尔的生活彻底改观。在以前的学校生活里，他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进了大学之后，他第一次体验到可以钻研任何感兴趣主题的自由，并且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的时间，再也没有人规定他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再也没有人可以强迫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索罪恶。现在他完全自立了。他离开了父亲，但没有住进为穷学生所设的供膳食的宿合。他为自己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成了大学的成员或称为“学院公民”(akademischer Btirger)之后，他不再接受哥尼斯堡行政单位的管辖，而是直属大学的行政系统。像行会一样，大学也是相当独立的组织，而埃马努埃尔的大学生身份，也为他带来了许多特权。一个学院公民不仅有听课与使用大学设施的权利，同时也不必接受城市或国家的直接命令。举例来说，他可以受到免征入伍的保护。得到哥尼斯堡大学的入学许可后，埃马努埃尔一生的命运便始终与它紧密相连，因此对他而言，1740年9月24日，大学校长将“埃马努埃尔?康德”这个名字填入注册名单的那一刻，影响至为深远。这表示这个工匠的儿子其实就等于从一个行会转入了另一个行会。然而这个“知识”(1iterati)的行会有自己独特的位阶(Stand)，在许多方面，它的地位较接近贵族，不似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或靠买卖营生的层62级，从一般"市民"到一个"大学生"的转变，因此不容小觑。在18世纪的普鲁士与其他各地，对年轻人而言，成为学院公民乃是将来成为名人的第一步，对当时的埃马努埃尔而言，这也是很重要的跃升。即将注册的新生，通常必须宣誓对大学与国家的忠诚，以及对真正的基督教的热爱。这表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天主教、犹太教或改革教会(Reformiercer)的学生是无法宣誓入学的。他们相信只有路德教徒才有"能力"去爱真正的基督教。在1740年以后，改革教会的信徒也可以宣誓入学，而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则继续受到歧视。但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埃马努埃尔获准参加宣誓仪式，只需承诺对宗教的顺从。大部分的学生在注册前得先通过系主任的考试并取得入学证书(testi-moniuminitiationis)。舒尔茨本人正好就是审核入学资格的人，他的要求标准摘要如下：欲获准入学者，至少必须有能力解释诸如库尔提鸟斯《；urti-us)这样有些难度的作者，或者《西塞罗演说选集》，并作一小段没有文法错误的口头演讲。他必须略具拉丁语言之听力，在逻辑方面则必须掌握基本的三段论，此外必须拥有地理、历史与信函书写的基本常识，并至少能解释和分析《马太福音》及《约翰福音》两部希腊文福音书以及希伯来文的摩西五书的前3l章。由于康德毕业于腓特烈中学，想必轻而易举就通过了考试，因为学校的教育不外是入学的准备。另外对于数学与自然科学在考试的规定里“明显”的缺席，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异。康德当然也可以选择比较好走的路，踏着大部分学长及同学的足迹前进。他大可以在修过哲学的必修课以后攻读神学，并且在五个学期后顺利成为腓特烈中学的教师，或者得到为神学学科设的许多奖学金之一。最后他可能被任命为牧师，分配到某个教区，或者成为大学的神学教授(甚至两者得兼，则其收入将更优厚而稳定)。然而康德既没有奖学金也没有补助，后来也没有在腓特烈中学授课。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康德刚进大学时决定读什么科系，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63时的校长并没有为1740年注册的学生登记其志愿科系。但很有可能的是，康德一开始便听哲学课，虽然或许只是因为哲学本来就是所有学生的第一门课。即使想修神学、法律或医学的学生，也必须先修哲学课，作为其他“较高”科系的准备。所以康德一开始先上哲学课，并不等于表示他打算把哲学当作主修。因为他在腓特烈中学的最后一年里，最感兴趣的是古典语言学，可能是他的第一志愿。不过他不久便改变了主意，专注于哲学课程。海尔斯伯格(Christoph Friedrich Heilsberg，1726—1806)比康德晚一年入学。康德最早认识的同学是弗勒默(Johann Heinrich WlSmer，1J728一1797)。他成了“康德的密友”，两人甚至有时住在同一个寝室里。在弗勒默的鼓励下，康德收海尔斯伯格为学弟。海尔斯伯格叙述说康德“给我有关新哲学的书籍，并为我复习了阿蒙(Ammon)、克努岑(Knutzen)与特斯科(17eske)的课里面最困难的部分。一切出自于友谊”，换句话说，康德并没有向他收家教费。康德还另外为其他学生作课后辅导，但收取金钱不是惟一的模式。接受他的帮助的人也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回报，例如回赠像咖啡或白面包之类的奢侈品。弗勒默搬到柏林后，另一个名叫卡伦贝格(Christoph Bernhard Kallenberg)的学生，为康德提供免费的住宿与其他可观的协助。另外康德还接受舅舅里希特(Richter)的扶持。他是个鞋匠，在康德的父亲1746年过世后，收养了康德的弟弟。海尔斯伯格写道：康德十分节省，但他不曾真正缺什么，虽然有时候想要外出，衣服却还等着裁缝师修补。当时换作是别的学生遇到这个情形可能就留在家里，但康德则穿上借来的衣服、裤子或鞋子出门。如果衣服实在已经再也不能修补了，兄弟会便一起凑钱帮他买一件新的，没有人会去记这笔账，而钱也是有去无回。康德不喝酒也不打架，两者对18世纪的德国大学生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似乎不太热衷学生的取闹方式，例如他就不曾参加所谓"拖鞋游行"(Pantoffelparade)：学生们围在哥尼斯堡各教堂的大门口，在64年轻的小姐们做完礼拜走出来时，对她们品头论足一番。对他而言，课业比其他的一切都来得重要。成了高年级的学生以后，康德甚至有了低年级的追随者。他不仅在学术上给他们辅导，而且在其他方面影响他们，据海尔斯伯格的说法，"康德不好戏谑，甚至很少‘外出狂欢作乐'，而与他接触的人都在言谈之间受到了潜移默化，有了同样的脾气"。在他结束学业并开始执教以前，康德便早已成了许多人生命中的道德动力。康德外表严肃，不苟言笑。他虽然有幽默感，但不是其他学生所习惯的那一种。他至少十分欣赏哲学作品里的幽默，他的笑话对大部分的同学来说都过于难以捉摸，而且他性格木讷，突然的大笑与意外的促狭都不符合他的天性。这或许是敬虔会教育的影响，他或许因此有压抑情绪的倾向；上帝在哥尼斯堡的这个孩子不会有失控或放肆的行为。甚至到了晚年，他的幽默依然是"干"的，他的玩笑很难懂，而且是板着脸孔贡献出来的。在当学生的时候，康德似乎已把自制看作最高的德行。有人批评他笑得不够的时候，"他会承认那是个缺点，然后补充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家的贡献大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著名的蒙田(Montaigne)"，并推荐他的朋友们把后者的著作当作"经常性的读物"。许多蒙田的片段他可以倒背如流。蒙田对于学生时代的康德的确很有分量，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许多同侪如哈曼(Hamann)或合弗纳(Scheffner)也都非常景仰蒙田。康德甚至终其一生都对蒙田赞赏有加；这点其实不足为怪，虽然他认为蒙田太喜欢谈论自己--这是康德自己所没有的缺点。康德也不是一个只懂工作而不懂得娱乐的人。以下是海尔斯伯格的另一段见证：台球是他惟一的娱乐，弗勒默跟我是他经常性的球伴。我们自己练出精湛的球技，很少空手而返，像我的法文家教几乎都是用赢球的钱支付的。后来因为我们老是赢球，渐渐没有人愿意再跟我们比赛，于是我们放弃了这方面的收入，改成打翁布尔牌(1hombre)。康德打了一手好牌。即使在休闲时，康德也不忘功利的考量。娱乐同时也是赚钱的方式。敬虔会教徒，特别是舒尔茨，相信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副对一个严肃65的敬虔教徒而言，扑克牌无异是“魔鬼的祈祷书”，是直接到地狱的道路。康德对此倒是不以为意，而这些游戏也不影响他的课业或家教工作，相反的，在他的一次人类学讲课中，他主张说，打牌“可以修身养性，让人情绪稳定，习于容忍克制，因此对道德修养有所影响”。康德似乎有成为扑克牌名家的潜力。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的学院生活如何呢?在1700年，日耳曼总计有28所大学散布各地，其中有许多是小型大学，所有日耳曼大学注册的学生共有9000人。到了1760年，降到7000人，虽然有5所新成立的大学(布雷斯劳[Breslau]、比佐夫[Btitzow]、富尔达[Fulda]、哥廷根与埃尔兰根[Ellangen])。海德堡只有80名学生，另外20所大学人数加起来不足300。哈勒与莱比锡的大学比较大，各有超过500个学生。18世纪的哥尼斯堡大学最多的学期大约有300—500名学生。它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阿尔贝蒂娜大学(Albertina)是东普鲁士惟一的大学，甚至是整个普鲁士两所最主要的大学之一。当地人若要上别的大学必须到很远的地方，而哥尼斯堡甚至吸引了附近邻国的学生。它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有为数可观的波兰、立陶宛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学生。另一个诱因是，至少在1737年以后，只有哥尼斯堡大学毕业的神学系学生，才可以在哈勒大学免修两年的课。事实上，当地的神学系，甚至整个大学，都已先完成改革，以符合哈勒大学的规章。哥尼斯堡大学在地理上的隔绝，确实也带来一些不便。诗学与修辞学的教授博克(JohannGeorgBock，1698-1761)就曾抱怨不断。1736年，他在寄给他的朋友戈特合德(JohannChristophGoRsched，1700-1766，著名的沃尔夫体系哲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1714一1723年就读于哥尼斯堡)的信里写道："如你所知，在我栖身的地方，新的外文书籍和著作像彗星一般，好几年以后才会出现。甚至到了1781年，巴齐克(1756一1823)还如此描写整个东普鲁士："在德意志里，普鲁士人几乎是被讥为受过教育的西66伯利亚人，原因是我们距离出版业的重镇莱比锡太远了，以至于总是太晚才得到新书；另一方面，因为书店很少，使得著书的风气低迷。1739年，腓特烈大帝到访哥尼斯堡时，曾讽刺说这个城市较适合养熊，不适作为科学的基地。因为哥尼斯堡地处偏僻，可想而知，大学各科系的水平也就参差不齐。来东普鲁士的大学教书的学者少有出于自愿，而在哥尼斯堡教书的人，甚至有某些资格不足。在部分课程里，老师并没有完全掌握他的科目，因而一边讲课(docendo)一边学习。许多优秀的人才都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在当地出生、在别的地方求学。大学里课程的安排不很均衡，有些科目甚至无人开课。诸如化学、自然史，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系，并不很完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数学与物理的教授素质低下。实验物理虽然有开课，但从大学的设备来看，可做的实验明显不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哥尼斯堡在当时的欧洲，甚至在德意志里，都不在顶尖大学之列。在1744年，该大学有44名正教授(Ordinarien)，待遇都很差。正教授的薪水微薄，副教授(auBerordentlicheProfessoren)和编外讲师(Privatdozenten)则完全没有薪资，必须靠学生缴的钟点费过活，所以他们都必须兼差。事实上全体教员，除非本身家庭富裕，否则都必须有第二份收入才能糊口。于是他们得兼任公职(Nebenamt)，做生意或者兼营其他的事业。有的教师为学生开设宿合，有的提供膳食，有的人开店甚至开酒吧。在哥廷根甚至有许多教授还自己种菜，虽然他们的待遇已经优厚许多。神学家通常同时是路德会的牧师或者高级执事，待遇比教法律、医学或哲学的教授来得好(虽然神学家时而兼授这些课程)。哲学家的待遇最差，但因为每个学生都必须修固定的哲学课程，所以听课的学生不会短缺。阿尔贝蒂娜大学有四个学科：哲学、神学、法律与医学。汹哲学系一般称为“基础科系”，有别于其他的“高级科67系”。其中神学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它的学生最多，教师收入最稳定，其学科组织也最有影响力，而比起法律系与医学系，哲学系更加受神学的支配，不仅有许多神学家在哲学系开课，同时有不少非神学家的哲学教授，自己也有宗教信仰。在整个18世纪的前三分之二，哥尼斯堡的哲学系不外是神学之婢。神学的发展对哲学系的影响如何深刻，只要看看这两个科系在18世纪初的历史，便可一目了然。一开始，哲学几乎完全以亚里士多德为导向，旧。笛卡尔与其他当代哲学家，对大学的哲学课程影响至微。如果他们有任何重要性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被当作主要的驳斥对象。事实上，当时大部分的哲学教授都在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辩护。因为神学系里教授的路德宗正统派教义(orthodoxProtestant doctrine)，相当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正统派新教的影响力式微后，亚里士多德跟着也乏人问津。在30年代晚期，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大致已告消失。不过在康德进大学的时候，系里还在教亚里士多德，而亚氏思想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在1715年，就有许多哲学家试图调和正统派新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哲学新思潮，辩称并非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是洪水猛兽。戈特合德说，在1714—1715年间，他所学到的哲学是根据笛卡尔的原理，自然?谢文郁教授指出，历史上，路德本人极力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称天主教教会为"亚里士多德教会"。但是，路德的学生梅兰希通(Melanchthon，路德宗正统派创始人)在坚持"唯独圣经"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梅兰希通并没有"相当依赖"亚里士多德学说。正统派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但"唯独圣经"这一点从未被放弃。因此，即使在康德时期，正统派也不过是使用了亚里士多德学说而已。这里的"相当依赖"在用词上值得商榷。--编者注法则是根据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的思想。戈特合德接着说，当时他也有机会接触其他思想家的作品，如洛克(Locke)与勒克莱尔(Levclerc)；在那个时期里，整个大学弥漫着自由开放的讨论气氛。这至少是戈特合德晚年的看法；他强调说："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哥尼斯堡大学哲学思想的解放，让我免于像在其他大学哲学系一样，在思想与教学上受到箝制。"沃尔夫哲学在哥尼斯堡受到重视，也是在这个时期。克罗伊施纳(J．H．Kreus-chner)时为克奈普霍夫的牧师，曾在沃尔夫门下求学，并成了他的第68一个著名的门徒。鲍姆加登(ChristophFriedrichBaumgarten)是哥尼斯堡的当地人，也是沃尔夫的第一批学生。传说他也是第一个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沃尔夫哲学的教授。在1720年取得莱比锡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后，他回到家乡讲学，宣扬他心目中更好的哲学体系，并得到了其他人的响应。塔特(1he．odor'Reinhold'Fhat，1698-1735)在1724年出版了一本书，介绍沃尔夫哲学方法的优越性，而弗罗姆(N．E．Fromm)也倡言要亦步亦趋地跟随沃尔夫的路线。拉斯特(GeorgHeinrichRast)曾在1719年为莱布尼茨对于"气压计的水银为什么在雷雨前会收缩"的解释作辩解，其立场也与沃尔夫相近。同时他也是把年轻的戈特合德变成沃尔夫的信徒的关键人物。另一个提倡沃尔夫主义的年轻教授，则是马夸特(Conrad Theophil Marquardt)。马夸特也是哥尼斯堡人，在哥尼斯堡攻读神学，并在哈勒攻读哲学。在哈勒求学的阶段里，他成了沃尔夫的忠实信徒。1722年，他在哥尼斯堡完成了关于莱布尼茨"预定和谐论"的博士论文口试，在康德进大学时，他仍在教授神学、哲学与数学。不过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并非哥尼斯堡哲学系的一切。学生仍然有机会接触其他的理论，一面倒向沃尔夫的情形应属例外。尽管戈特合德在"混合极不兼容的观念与原理"的折中主义里彷徨多时后，在沃尔夫身上看到了一盏明灯，但是他仍然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思考。他的第一部哲学作品是《莱布尼茨单子论疑点》(Dubiacircamona des Leibnizianas)，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上帝的全在的真正概念》(De genuina notione omn日vraesentiae divinae)，两者都显示了他虽然关心沃尔夫所处理的问题，但并非盲目接受其观点。此地自由的哲学风气却得不到长久的维持。早已主宰哥尼斯堡市民阶层的敬虔教会，逐渐也在大学里占了上风。在国王一连串策略性的提名后，利西乌斯(Lysius)及其敬虔会教友，终于在1725年掌控了神学系，并立即对于教学主题作了重大的变革。他们不仅排除教父哲学的所有课程，并且和哈勒的同事唱和，猛烈抨击沃尔夫哲学。他们在1724年就已经把费合尔赶出大学，赶出哥尼斯堡和普鲁士，但是仍然不断宣称沃尔夫的主张最终将导致无神论。当然，这是对其他沃尔夫追随者最严厉的警告。敬虔会教徒还有其他箝制自由的方式。利西乌斯本人对于所谓的69“可行可不行的事”(adiaphora)或者说无伤大雅的事，抱持相当开明的态度，例如，他并不坚决反对跳舞。而罗加尔(Rogall)则毫无妥协的余地，认为类似的事物都是魔鬼在作怪。而他的风格也跟着改变，一个更趋于苦行主义的敬虔会在城市和大学里扩散。没有多久，哥尼斯堡的既有势力对罗加尔的愤恨，远超过对于以前的敬虔会的不满。正统派和沃尔夫学派自然群起反抗，而敬虔会也无法笼络神职人员、学术界和政界的精英，尤其在学院里，真正的胜利始终没有到手。罗加尔说：“各行各业的工匠与许多士兵，都以纯朴的方式敞开心房。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对学生与公职人员(Honoratioren)完全无效……大部分的学生都在看敬虔会的笑话，不过局势没有多久就完全逆转。国王持续干涉。例如在1726年，他就颁布一道敕令，规定神学必须完全以哈勒的方式教授。1728年，他进行了最后的整顿，下令所有东普鲁士教会的候选牧师，必须取得哥尼斯堡敬虔会的亚伯拉罕?沃尔夫(Abraham Wolff)颁发的“诚智证书”，然后才能任职。如此，敬虔会得到空前的权力，而且他们也老实不客气地予以发+指某些宗教和道德的要理或实践，在《圣经*里并没有绝对的命令或禁止。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里，发生过两次关于“可行可不行的事”的争论。——译者注挥。在敕令颁布前，敬虔会便常以"告御状"威胁敌人屈服。m。在新办法生效以后，所有神学系学生未来的饭碗便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一"其直接的后果是，在1730年以后确定垄断神学系的地位。神学系学生如果还在乎自己前途的话，就没有本钱公开与敬虔会的教授唱反调，或是和非敬虔会的人走得太近。结果是敬虔会教授所开的课座无虚席，而正统派教授的课则门可罗雀。学生们再也笑不出来了。这些在神学系的发展，对哲学系也不无冲击。哲学的言论自由销声匿迹。在1727年的哥尼斯堡，沃尔夫哲学的课被明令禁止，而沃尔夫的著作也不许贩售。因此，博克(J．G．Bock)在1729年埋怨道："大学的状况是如此可悲，简直就与私立小学(Klippschule)没有什么两样；哲学系像发了高烧一样，而其他的科系也是惨不忍睹。70"敬虔热"的高烧几乎要了整个哲学系的命；在某些人的眼中，哲学已经死了。沃尔夫学派的人至少表面上屈服了，但他们还是暗中继续辩护和讲授沃尔夫哲学。从结果来看，在哥尼斯堡及其他各地敬虔教会的动作"几乎没有影响到沃尔夫思想的传播"。不过确实有不少优秀的年轻人因此而断送了前程，如马夸特便是其中之一。沃尔夫路线或正统派教会的年轻讲师，可以说完全没有晋升的机会，在康德入大学时坚守教学岗位者，只能干一辈子的讲师。他们之所以不能晋升，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是敬虔会系统的。敬虔会最重要的正统派敌人，是神学家匡特(JohannJakobQuan-dt，1686一1772)。在利西乌斯在位时，匡特便是个很有势力的反对者，据说他是个博学且才华洋溢的神学家。他是"东方"语言的专家，也懂英、法、荷兰语，那些语言方面的藏书甚丰。他是全普鲁士最好的传教士，提倡理性的(vemiinftig)正统信仰，H纠虽不属于沃尔夫学派，却与许多受沃尔夫影响的年轻讲师过从甚密。他在大学里日益孤立，在哥尼斯堡却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地方上的显要关系良好，如贵族、官员以及神职人员。尽管如此，正统派的势力最后还是被边缘化。敬虔教会与正统派教会之间的冲突，只是柏林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贵族势力的大对抗的一部分，而国王在这场斗争中则渐渐占了上风。然而匡特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敬虔教会的权力直到1740年都不断增长，但始终无法大获全胜，其中匡特便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哥尼斯堡大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在1732年。那一年的8月，博克在给戈特合德的信里写道："如果你的兄弟告诉您，沃尔夫哲学已经从哈勒传到这里，并且歌颂不辍……相信您吃惊不小吧。……前一阵子，谁能想像这样的转变?如果一年前有个先知作此预言，一定会令人瞠目结舌。发生了什么事呢?舒尔茨出现了。舒尔茨的一个学生说："这个博学多闻的老师，让我认识了神学的另一面。他把大量的哲学带入神学，以至于你不得不相信，基督与他的门徒都曾在哈勒当过沃尔夫的学生。"㈤。如此，在舒尔茨取得哥尼斯71堡敬虔教会的领导地位后，沃尔夫的哲学再度被重视。哥尼斯堡的沃尔夫学派终于又可以喘息了。的确，只要沃尔夫学派的支持者接受舒尔茨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解释，舒尔茨也可以赞同沃尔夫的哲学，而且沃尔夫学派本来就不是什么无神论，与敬虔教很快便达成停火协议。这并不表示戈特合德在他的学生时代所经历的哲学讨论风气再现，信徒们或许可以给人沃尔夫学派的印象，但他们毕竟是敬虔会的信徒。博克在1736年写信给戈特合德说："我的兄弟当年所离开的哥尼斯堡大学，早已今非昔比。我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是凑不足人数去开诗学讨论课(collegiumpoeticum)。诗、戏剧以及其他非宗教性的消遣，被视为轻浮的、世俗的、"魔鬼"的，因此被打压得很厉害。一切的努力应以敬虔教会主张的灵魂提升为目标，而沃尔夫的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用的，因此只要它支持敬虔教会的信念，也会得到宽容的对待。戈特合德在哥尼斯堡的另一个朋友，德语修辞学教授弗洛特韦尔(1711-1759)在1739年4月2日的信里提到："神学系里一片狂热，这时连西班牙的宗教审判似乎都比它温和。哥尼斯堡的正统教派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们也极尽能事地诋毁敬虔会。在一个荒诞的事件里，正统教派为诬蔑敬虔会的领袖扎尔特尼乌斯(salthemus)，指控他与魔鬼结盟，使人觉得仿佛从启蒙时代掉回中世纪，然而这项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来自瑞典的扎尔特尼乌斯，年轻时曾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封信给魔鬼，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与肉体献给他，以换取一个无底的钱包。他把血书放在橡树下投递，但信并没有被送到收信人手里，反而被一个农夫捡走，送到官府。扎尔特尼乌斯被定罪并判处死刑，后来改判徒刑一个月。扎尔特尼乌斯认为自己必须离开瑞典，于是来到了日耳曼。在哈勒读完大学并皈依敬虔会后，他首先成了哥尼斯堡孤儿院的督察，接下来成了腓特烈中学的督察，最后在1732年成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副教授。正统派的传教士不觉得揭发扎72尔特尼乌斯年轻时的罪有损他们的面子，在1737年向国王举报他与魔鬼的盟约。虽然他们让他丢掉工作的计划没有得逞，但这个事件在哥尼斯堡引起的骚动可想而知。偏向正统派的沃尔夫主义者弗洛特韦尔对戈特合德表示了厌恶："我们的神学系里充斥着偏见很深的人，如舒尔兹博士或是像基普克博士那样的蠢蛋，或像阿诺尔特博士那样自负并善妒的人，或是和魔鬼为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