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结婚日子快到了。我和内子不晓得要送你们什么东西才好。日子定了，请告诉我吧！专复敬颂撰安雷震敬启宋英附笔一九七一年二月第四封信华苓小姐：日前奉上一函，谅已收到，兹托人带上一个鼎，作为贺。你结婚的末仪，大概要到四月底可由洛杉矶寄上。小女住在洛杉矶，托人由船带至那里，该船四月五、六日由基隆出发。因鼎甚重，航空太贵。这种东西外国人很喜欢，内子特别物色此物奉赠。鼎者重也、盛也。祝你们白头偕老也。敬颂撰安并贺结婚佳礼雷震宋英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第五封信安格尔先生聂华苓夫人结婚卡和收到鼎的信均已收悉。今日是你俩大婚之日，我和内子在这里祝你俩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美满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现在医院检查身体及割治摄护腺，一切经过良好，希释远念。监委陶百川是人民所信仰，人民甚至要建庙奉祀，如潮州人对韩文公一样，可是国民党有人认为他是叛逆，盖曾和费正清来往（在美时），现已交到纪律委员会议处矣。所以大家说台湾只有歌颂的自由，而没有说老实话、批评时政的自由。至盼您俩为人类争取自由而多多努力。本周二、三我大概可以出院，此间特务机关不希望我写有关政治的回忆，所以打算写一部中国宪法释义，藉以打发时间，兼述制宪历史。这部宪法来龙去脉，我一人知之最切。医院无桌，此函系躺在床上写的。字太潦草，敬希亮察。颂肃俪安《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5)雷震敬启宋英附笔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第六封信（写在“万龙呈祥”的贺年片上）安格尔先生华苓夫人顷接贺片，附示收悉。承邀赴美盘桓，至感。此生不敢作此奢望也。今年小女德全返台给母亲祝寿，她今年七十整寿。小女常到香港，因劝内子去游香港，一切由她支付。不料在发给出入境之时，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委员酆景福告诉内子说：“我是负有责任的，奉国民党之命，叫你去时不要带文件，回来时少带东西！”内子觉此语侮辱人格，故未去，小女一人去了。《大英百科全书》修正版中国部分内有关台湾部分，请您找来看看。我们身体均好，谢谢。敬颂俪安雷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七封信华苓夫人：英文大作昨日收到。中文拼成英文，非常难读。盖有几种拼法，如蒋廷黻把蒋字拼成Giang，以示他不是Chiang也。大作书名读了好半天，才想到可能是沈从文。但我对近代文艺很生疏，所以读下去吃力得很。现在我忙于写中山文化学术基金会的专题研究，以补家用，这是王云五帮忙的，每月可有一百美金。台北物价比两年前，有的东西要贵一半，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我现在不能对外写稿的。今日道平来此。他说收到你的书。他读了一些，说你文章写得好，又说沈从文了不得，现在做考古工作了。我脑力衰退，记忆力尤差，每天不能多写。日前有人来说：《中国时报》有一文骂你，说你给共产党作宣传，我未看到原文。你们都好吧？我们很好。在美小女小儿，多年未返，去年都回来过。专此复谢，敬颂俪安雷震内子附候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今晨在登山时遇到胡学古（坐牢七年），他说殷海光说，沈从文常常一个月不洗澡，这是典型的中国名士派的作风。第八封信（写在“五福禧春”的贺年片上）华苓夫人：示悉。小女儿已结婚，你今后负担轻了。我们都很好。身体日趋衰弱，以老年人来说，还算是好的。我想请你把《自由中国》的回忆，拨冗用中文写下一文。我将编写《自由中国》的始末。震敬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九封信华苓夫人：上月你和安格尔先生来访问，我和内子连地主之谊都未尽到，甚感歉然。您走后我们始发觉厚赠一万台币，尤感之有愧。顷接到孟戈先生自香港来信，中有读到您在香港发表的大文，文中提到您们来看我时,雷震说：“我看不清了，眼镜呢？眼镜呢？”可否给我一看，只剪下大作。据友人两次告诉我：“余光中说香港对聂华苓有不少报道，我们这里对她新闻封锁了。”友人感喟说：“余光中现已接近官方，不像个诗人了。”余又说你们申请入大陆而未核准，台湾他们这些人气度太小了。我打算写一点《自由中国》始末，您是首先参加《自由中国》的人，至盼您写一篇在《自由中国》的回忆录，目前暂不发表。您们的工作计划如何？念念。我身体尚好，只是两腿无力，登山又跌了一跤，有一个多月还有些痛，现在服药中。敬颂俪安雷震内子同上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一日宋英的信华苓：谢谢你和安格尔先生一再照顾，真是使我感激莫名。儆寰的病已无法挽救，目前已不能说话，更不能道出他的痛苦了。除了寒心呼天，对他毫无补助。我是每天在他的身边。我在儆寰未病以前即已住院动手术，在空军总医院，后转至荣民总医院，在他隔壁一间。因我腿骨尚未复元，任何事不能为他服劳，难过之情，亦非笔墨所能表示。住院将已两月，一切费用浩大，政府虽有一部分补助，但为数差额太大，尤其一日三班特别护士费，即可想而知。最近我打算出院，如此可减少部分开销。因离家太远，只有常来看他了。心烦意乱，不知从何说起，请谅。匆匆祝福圣诞快乐并祝你们健康幸福宋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母与子我的弟弟汉仲，是母亲的长子，温顺敦厚，对母亲特别孝顺。1944年，抗日战争炙烈，他高中毕业，瞒着母亲，考取空军。母亲发现了，日夜哭泣。他在四川铜梁空军训练营中，终于接到母亲同意的信，那也是母亲爱子心切绞心断肠的决定。汉仲于1948年随空军调到台湾嘉义，和徐文郁结了婚。三个弟妹跟他们以及文郁的家人住在嘉义。母亲和我们住在台北。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母亲就对我说：华苓，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她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1951年，刚过了阴历年，汉仲特地从嘉义到台北来看母亲。自从1944年我去了中央大学，他突然去铜梁参加空军，我们姐弟还没见过面。他到台北来重聚，对母亲和我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最重要的事：藕汤、蒸肉、藕夹、珍珠丸子那些湖北菜。总得来点新鲜口味吧，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要做葱油饼。厨子杨宝三的葱油饼倒是吃了不少。母亲想象着怎么做法，试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父亲突然丧生，我从没看见她那么快乐。那年汉仲正好二十五岁。他在台北三天，片刻不离母亲。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母亲到厨房做饭，他也站在身边和她聊天，仿佛他要弥补失去的过去，歉疚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一身笔挺的军装，浓眉大眼，真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离开台北的头天晚上，我那深沉含蓄的弟弟，还拖着我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舞：魂断蓝桥。他回到嘉义。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去嘉义看他和另外三个弟妹。她回到台北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夜校教课，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叫我下课后到他家去。你弟弟完了！我进门劈头听到的第一句话。你弟弟在例行飞行中失事了。我在悲痛中首先想到：如何告诉我那年轻守寡指望长子成龙成凤的母亲？我必须瞒着母亲，她心脏有毛病。骑车回家已是午夜了。母亲还站在窗口等我。母亲长长哦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我担心，怕你出了事。怎么会出事？我忍着泪，勉强笑着说：下了课和几个同事聊天，聊晚了。你还没有吃饭，菜都凉了，我来热一下吧。吃过了，姆妈。我撒了个谎。我极力避免面对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胡乱吃点什么就钻进卧房了。她常常借故来找我讲话。姆妈，我太累了。我一面说，倒在床上。她叹口气走开了。汉仲在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后来又不能供养母亲，只能常常给她写信。过了一阵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汉仲好久不来信了。他调到外岛去了，有任务嘛，不能和外界通信。啊。又过了一阵子。汉仲还没有信。母亲又说。不能通信嘛，没办法。我脸转到一边，不敢看母亲。我照常从早工作到晚上十点，母亲照常做饭照顾薇薇，日子仿佛是老样子。殷海光那时还没结婚，和我家一起住在松江路《自由中国》的房子。每天傍晚，他必到母亲房门口说：聂伯母，散散步吧。那时的松江路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和母亲一直散步到天黑，他们边走边谈。母亲回到家，脸色也不那么沉重了。我知道殷海光在用他的爱心，诱导母亲接受那椎心刺骨的丧子之痛。那时妹妹月珍已到碧潭工作。华蓉和华桐在嘉义读书，暑假我才把他们接到台北。他们到后清理行李。这是你哥哥的靴子嘛。母亲对华桐说。哥哥不要了，给我穿。母亲拿起靴子看了又看，靴子沾了泥。我一手把靴子抢过来，用一块破布使劲擦上面的泥土，那样子我就可以低头忍住眼泪。母亲说：自己的皮鞋从来不擦，擦弟弟的旧靴子！你哥哥好几个月不来信了。母亲对华桐说。华桐，你自己擦擦吧。我转头对他说，只为不忍面对母亲。华桐嗯了一声。我连忙接着说：我说过嘛，他驻在外岛，秘密任务，不准和外界通信，家信也不能写。你们在嘉义晓得他的消息吗？母亲问华桐。哥哥很好，没有别的消息。哦。他很好，我就放心了。母亲不露声色。儿子绝不能死，天经地义，不能表示怀疑，不能让人怀疑她怀疑。我们就那样子瞒了母亲六个月。每个人都戴上太平无事的面具。一天晚上，我教完课回家。母亲躺在床上，见我劈头斩钉截铁地说：汉仲完了！我哇的一下失声痛哭，忍了六个月的眼泪全涌出来了。我做了个梦。母亲对我说，没有眼泪：我梦见汉仲来了，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说：姆妈，我对不起你，丢下你走了。我就醒了。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你们的脸色，你们躲躲藏藏不和我讲话，汉仲的靴子，华桐华蓉到台北来了，现在都明白了。汉仲完了。你们不要骗我了。母亲断断续续哭了一夜，第二天，她把父亲死后多年供奉的佛像、金刚经、大悲咒、心经、长长的檀香念珠，一把全扔了。《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1)爱情，鲜花，梦想的庄园——殷海光松江路124巷3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母亲说：我才不怕他！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喀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2)他也常常感时伤事：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你批评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大陆时已订婚，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镇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睑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3)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时也邀我们雨天赏花。否则，非请莫入。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绝不借人的。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过来，笑咪咪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4)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我把旧笔还给他。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的爷爷的宝贝。母亲从唯一的一口樟木箱子里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镶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母亲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好不好？那要看是什么事。有一幅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化吧。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请问。殷海光冷静地说：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哎呀，喏！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甲子岁暮以事玉燕。购于张文传先生，如获连城，题后数言，秘之荚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见也。这最后几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喀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5)聂伯母：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分动人的感情。1951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那双沉思的眼睛仍然遮掩不住他忧国忧民的心情。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注销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盯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