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探讨了由罗曼·罗兰不久前向他提出的问题。罗曼·罗兰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体验到一种能使自己与宇宙“同一”的神秘感情。弗洛伊德把罗曼·罗兰的这一感情称为“大海式的感情”。但弗洛伊德认为，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大海式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绝不是最原始的感情，也不是心灵的基本要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回溯到童年时期的最初心理活动——在那时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世界区分开来，因此，无所谓“大海式的感情”。　　接着，弗洛伊德研究了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乃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所谓“幸福”，至多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想在宗教和恋爱中寻找幸福，但“我想，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这一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与宗教不同，“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恋爱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来自三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表明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信心。从弗洛伊德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而言，他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我们不能过多责怪他的失望情绪，而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特殊处境。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只要回顾当时的社会危机——一九二七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及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便不会责备弗洛伊德的悲观情绪。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为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为了奖励弗洛伊德在文艺创作中的贡献，一九三零年七月，德国歌德协会给弗洛伊德颁发了文学奖金。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访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弗洛伊德同他谈得很投机，弗洛伊德说：“他说的一切都是非常明了的、可以理解的，这些谈话使我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托马斯·曼是另一位德国名作家亨利希·曼（1871一1950）的弟弟，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于一九零一年。这个著作奠定了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派别的活动基础。一九三二年托马斯·曼访问弗洛伊德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势力已经蠢蠢欲动。托马斯·曼在一九三零年就完成了一部预言法西斯势力必然灭亡的中篇小说《玛利欧和魔术师》。这篇小说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为素材，当时法西斯已在意大利掌握了政权。托马斯·曼在意大利观看了魔术师奇波拉的表演，这个魔术师会催眠，他的艺术就是虐待他的牺牲品。在他的鞭子的呼啸声中，很多观众在舞台上跳舞，他们按照奇波拉的意志乱蹦乱跳。最后奇波拉把侍者玛利欧唤来，他施展了魔术，玛利欧就把他当做自己的爱人看待，还吻了他。等到玛利欧一清醒过来，就开枪把奇波拉打死了。　　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描写了法西斯分子欺骗人、迷惑人的魔术。他把法西斯分子比作魔术师，让玛利欧代表人民。人民暂时会被法西斯分子迷惑蒙蔽，可是一旦清醒过来，就会致法西斯死命。　　弗洛伊德理解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显明的主题思想。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其实，早在一九二九年，托马斯·曼就已经在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在近代精神科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中，高度地评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及其文学价值。　　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说：“这些研究虽然都由精神分析学出发，但却远远地扩展到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之外；并且比起精神分析学来，也许还唤起更多大众的支持。也许是因为这些研究的关系，使我一度被错认为一个象德国这样大的国家也想见识见识的大作家。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德国人所崇敬的代言人托马斯·曼以友善而隽永的词句把我列入现代思潮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后不久，我的女儿以我的代理人的身分，出席一九三零年为向我颁发歌德奖而召开的大会，在梅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市政府大厅上接受市民的接待，这是我身为公民的巅峰时代。”　　弗洛伊德自二十年代起已经成为西方文学艺术界所极力崇拜的重要人物。自那以后到现在，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直接导出了现代文学艺术界的各种流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及其他国家的美术界先后产生了达达主义（Dadaism。Cada原为法语中的儿语，意为“马”。取之作为一个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毫无意义”、“无所谓”的意思）。达达主义对于文化传统、现实生活均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反对一切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任何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达达派后来转到了法国，在一九二四年以后，其中的不少人都转变成超现实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查拉、苏波、布洛东；造型艺术方面有皮卡比亚、杜尚、阿尔普、爱恩斯特。一九二四年，布洛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称潜意识领域、梦境、幻觉、本能是创作的源泉。　　布洛东说：“这个世界必须由幻想的世界来取代。”艺术就是以一种“非逻辑性”来调剂现实。这种“无意识”、“非理性”、“非逻辑性”是从一种扑朔迷离的境界或梦中“提升”和“升华”而来的。艺术的目的是创造一个“超越的现实”，用一个奇幻的宇宙来取代现实。他们认为超现实的出现是一种“革命”，是“艺术与生活的解放”。他们企图将“诗”的语言推向潜意识的揭露中去，以非理性控制的“自动性”进行创作，玩弄主观的技巧，在作品中抒发出来。这种“抒情的虚幻”，潜意识里“痉挛性的美”之解放，到了杜尚那里，又有更极端的发展。他将一个小便壶送往巴黎独立沙龙展出，题名《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杜尚把反传统艺术又推到了极限，他认为一件实物分离了它的实用价值，便是艺术。小便壶这个实物，放在美术展览大厅，已剥光了它的实用、理性、价值的外壳，就成为了一件“作品”。这种对物体观念的转变，对主题的轻视，对美学的歪曲，对伦理的藐视，是对人类心灵的一种挑战。这种对于习俗惯熟了的艺术观念之断然漠视，则是打着“取得潜意识之和谐”的旗号的。　　与超现实主义相类似，以瑞士的保罗·古利为代表的抽象派画家主张让自己的创作思想畅游在人类精神的“前意识”领域。　　古利等人认为，“前意识”长久埋藏在内心深处，是一种“心理的未决状态”，它是潜伏于内心深处的“意象”或“记忆”的残痕，它是外界事物对于艺术家的印象在头脑中积存的“感知纪录”。这些“意象”与“记忆”的残痕是未经意识加工的，因此，“前意识”中的印象有非常生动的色彩。它好象一双隐藏在深谷里的苍鹰，遇到声波震荡，飞逸出来，在空中振翅翱翔。有些文学家借着“前意识”领域的探寻，使某些幻境与心灵的自我暗示状态得到自由伸展，产生出文学艺术上的童话与神话的幻想世界。它使人进入这个神妙浪漫的世界、流连其间，享受到比“真实”更美的幻境。其中有些富有想象力的画就是在“忘怀”意识的世界之后，将“前意识”这个独特的、奇丽的世界无止境地加以展现的结果。　　这种停留在前意识领域进行创作的“抽象艺术”最初开始于一九一零年，其代表人物有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勒维奇和波洛克等人。一九二一年，德国的达达主义艺术家李斯特和埃格林把“抽象艺术”的原则首次搬上电影银幕，从而产生了“抽象电影”。这一流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中断，战后又再度发展，在巴黎有“新现实沙龙”的组织，在美国更为风行，并波及印度和日本等国家。这些艺术派别否定具体形象和生活内容，主张绘画应以抽象的色彩、点线和画面来表现画家的情感，画面大多以色彩和线条来构成。后来终于发展到利用驴子的尾巴、猩猩的巨掌、公鸡的脚爪等来作画。　　所有这些艺术派别，实际上分割了人类心理生活的各个层面，忘记了艺术家毕竟与精神病人不一样，他们可以找到从潜意识和前意识返回意识的道路，使艺术作品保持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反映客观生活的本质规律。只有经过对自然界与各种事物的正确观察和认识，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的创作主题，才能经过一系列经营、艺术加工以后变成和谐与统一的美术作品。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善于追随哲学、文学和美术界新趋势的法国电影界人士最先着手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电影创作、导演和评论工作中。　　勒耐·克莱，来自巴西的导演阿尔伯德·卡华尔康迪以及印象派画家比尔·奥古斯都·韩诺瓦的儿子若望·韩诺瓦便是这个新奇的艺术运动的先锋。　　勒耐·克莱拍了不少超现实主义的短片。其中一部是描写一匹骆驼拖着一辆丧车穿过林荫大道。他还拍了许多描述梦的世界的片子，他用慢动作拍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滑过无穷无尽的路，或是拍人变成动物，动物又变成人。拍这些镜头，没有别的什么目的，无非是要表现潜意识的活动。　　克莱等人的超现实主义影片，给一般的电影导演方法开辟了许多新路。例如，精神分析学指出了人的头脑的“自由联想”活动。假如我们随便让想象力驰骋，一些似乎不相干的字眼或情景就会从潜意识世界里浮现出来。克莱等人就用“联想溶化”的方法把这些现象搬上银幕。比如说，他们把腋下的毛“溶化”成蚂蚁的土堆。　　自然，在故事片中，联想溶化一定要合乎逻辑性。诸如表现一场战争的爆发，可以使军号口的特写“溶化”成大炮口，使电影更有戏剧性。　　经过一段实验，克莱拍出一部芭蕾舞喜剧片《意大利草帽》。这部电影充满了极不真实的梦的情调，克莱象一个万能的木偶戏大师，把木偶搬过来弄过去，自得其乐，并把电影中的人物变成一八八零年的法国中产阶级人物，让他们戴上有羽毛的帽子，长出可笑的胡子，弄得他们团团转，闹出无数笑料。　　在克莱等人影响下，一九二七年法德两国联合拍成《娜娜》，描写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古板大管家，狂恋着娜娜，爬在地上，跟在娜娜背后象一条狗似的，从她手上吃一块巧克力糖。这部根据左拉小说改编的电影表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近乎于噩梦的镜头。　　到了三十年代初，克莱拍摄的两部片子——《巴黎屋檐下》和《七月十四日》把“联想溶化”的方法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轰动了国际影坛。　　克莱的片子一向重视运用光影；光影的离奇变幻把观众带入迷人的梦境。在上述两部片子中，克莱把光影的变幻应用得更加纯熟，因为光影的对比正好是巴黎生活的特有气氛。灯光可以把巴黎大都市的肮脏化为美景：湿湿的行人道上，灯光闪闪，使人觉得罗曼史和奇遇就发生在街头巷尾。　　一九三二年，克莱又拍成《我们要自由》，这部片子的结局是一场梦。他用一场梦来解决工业上的难题。片里的工厂全部机械化之后，造成数以千计的留声机，让工人们狂欢歌舞，大乐特乐。　　一九三零年以后的十年间，法国导演们在风格和技巧上虽各不相同，但他们有着共通的特色。这种法国风格集中地表现在导演们的强烈的美学观点。他们要求电影故事要有明朗干净的气氛，即所谓“明晰”。他们认为，电影故事的结构必须具有直截了当的、戏剧性的发展线条，让导演的机智可以沿着它尽量施展本领。一部影片要有一种笼罩全片的明确气氛——情调可以变化，气氛却要和谐一致，而灯光、音乐和摄影的和谐则用来传达这种统一的气氛。　　三十年代后，成功地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电影导演和创作的法国电影界人士是儒利安·杜维维和若望·韩诺瓦。　　杜维维在三十年代连续拍摄《捞家传》、《红萝卜须》和《一张舞票》等。　　《一张舞票》的最后一个插曲最恐怖，画面和音响配合得很好，造成一种令人疯狂的紧张气氛，背景是个黯淡的病室，在马赛港码头附近，窗外是一部起重机轧轧地响，震耳欲聋。这一段戏有许多是用很奇特的角度拍成的，表现出一个羊痫疯患者的心目中的景物。这些镜头使人更加感到一个身心交病的人所面临的毫无希望的前景。女主角沉浸在回忆中，想起那个梦似的大舞厅的良辰美景；一时又是微弱的回声，如怨如诉，使她感到旧地重游，而那大舞厅则变成一个凄凉的小舞场。整个影片成功地表现了梦一般的舞海沧桑。　　韩诺瓦在一九三八年拍出了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片子《大幻灭》。接着，他又拍出《人间禽兽》和《马赛曲》等。他到美国后，拍出了名片《南方人》。　　继法国导演之后，英、美两国的导演们也开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指导电影导演工作，其中最成功的有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希治阁（他后来到美国去）、罗兰士·奥利花、贝西尔·莱特、汉弗莱·珍宁斯和美国的刘易士·迈尔斯东、罗兰·布劳恩、墨文·李洛依、法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普列斯顿·史特吉斯、弗里兹·朗、霍华特·霍克斯等人。　　希治阁原来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学的是工程绘图。他在英国一个制片厂工作，最初被派导演一部叫《勃索》的片子。希治阁在这部片子中采用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来制造紧张气氛。他的这种特有的技巧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使希治阁被誉为“紧张大师”。他在三十年代一连拍摄了三部以时事作背景的间谍惊险片：《三十九梯》、《夫人失踪》和《外国记者》。在这些片子中，希治阁很熟练地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高度地施展想象力。在《三十九梯》中，有一个女人发现男人尸体的镜头。银幕上现出那女人张开口大声惊呼，但是我们却听见火车头的吼声，接着又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一个山洞。希治阁用这种方法加强了恐怖的印象，同时又把观众一直带到下一景去，加快了戏的速度。　　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死了，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政局和美国人的道德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荷里活的情形也大变了。　　荷里活的“新救主”爱利克·庄士敦一上台就发表他的“施政方针”：要荷里活把美国的活动“实际地”反映在电影里，“就象这个活动是真事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善行或丑行都不用删改。”　　于是，荷里活就如法炮制起来。　　首先表现的是心理片，更恰当说，是恐怖心理片。　　这些影片描写的都是催眠者、酒徒、精神病者或心理变态的人的冒险和经历。崩溃中的意识，现实的丧失，幻觉的状态——这些都变成了荷里活的作家和导演们的宝贵材料，让他们拍出数不清的“心理分析片”来，风靡一时。这时影片的故事大都取自那些轰动一时的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　　奇奇怪怪的种种圆梦的说法，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作用，以及弗洛伊德教授的大名，靠了报刊和影片的传播，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些“新”玩意就仿佛是巫术，是“精神哲学”，十分迷人。　　谈到荷里活在这方面的经验，人们会想到一九三六年阿尔弗莱·桑特尔所导演的《穷巷之冬》。原作是玛克斯威尔·安德生的舞台名剧，描写美国开明人士萨柯和范沙蒂两人被迫害处死的事件。这不是一般的“恐怖片”，但对非法迫害的罪行描写得极有戏剧性，可说是心理片的前驱。　　至于一九三九年查尔斯·魏德所导演的《走投无路》，就几乎完完全全地把精神分析学用电影形象直接表达出来。这部片的基本情节是：一个暴徒被警察追赶，他躲进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家中，宣称要开枪杀出去。心理分析学家看出他是被噩梦迷住了，马上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让他想起那使他成为杀人者的一段童年经历。等警察最后赶到时，这暴徒明白了一切，已经没气力拉动枪掣了。　　一九四五年前后，恐怖心理片纷纷出笼：弗里兹·朗拍出了《窗中妇人》和《猩红街》；从奥地利到荷里活的作家兼导演威廉·韦尔德拍出了《双重保险》；奥托·卜利明格拍出了《劳拉》；希治阁拍出了《疑云》和《蛊惑》；罗拔·西奥德马拍出了《哑女劫》；迈尔斯东拍出了《古怪的爱情》。　　在希治阁所导演的《蛊惑》里，一位疯子管理疯人院。疯子本人是主角，片里的梦境是所谓超现实派的——并且是大名鼎鼎的超现实派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设计的。　　一九四六年，希治阁又在荷里活拍出《谍网情鸳》，也是一部以精神病为题材的片子。接着，希治阁又拍出《电话情杀案》等恐怖片，使恐怖片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影坛的主要片类。　　美国作家海明威也写了一些以杀人、恐吓为题材的电影故事。他的《杀人者》一片，剧情发生在一个小城里，牺牲者们就象给迷住了心窍的小兔似的，乖乖地等待杀人者来杀死自己。最后，那个杀人者以非人的残暴结果了片里的主角。　　所有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恐怖片，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紧张、恐怖、绝望的社会中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一种麻醉剂。无论是荷里活的老板、导演或观众本人，都想要逃避现实，忘记生活的真相。制片家们想把生活的现实问题都归罪于心理，要观众相信，这些暴力现象都不是社会出了毛病之后造成的，而仅仅是心理有毛病的人们干出来的。他们把精神分析加以歪曲的结果，使观众以为科学乃是神话，世界无非是神秘的天地，生活是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法则毫无关系的。既然一切都是“原始的心理”和“远古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因此，影片里所描写的“社会悲剧”并不是社会的“悲剧”，只是心理的“悲剧’而已。杀人、放火、强奸、迫害，都被说成为“原始意识”或“压抑情欲”的爆发，“死亡本能”的体现。　　四十年代末，法国导演们在时装家克里斯蒂安·迪奥的启示下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创立所谓“新潮派”。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发展成为“新浪漫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名导演弗兰斯·德鲁浮德、艾利克·罗末尔、珍勒克·哥达、克劳德·沙伯乐和雅克·李维德等人。　　目前，许多美国电影都更深入地接触到社会与人性的冲突问题。如表现越南战争的电影《猎鹿者》和《荣归》、反对核污染的《中国并发症》、接触人权问题的《午夜快车》等，都被看成是战争后遗症与人性冲突的结果。但正是这些影片，也同样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投影的影响。《午夜快车》中的男主角终于抑制不住潜意识的爆发，疯狂地亲口咬下他所切齿痛恨的土耳其狱吏的喉咙；同时，影片还表现了牢狱中犯人的同性恋等性变态的情景。　　这些影片经三千多名“美国影艺学院”会员的投票而获得一九七九年奥斯卡金像奖。虽不能完全反映美国人的心理状况，但也反映一部分人对战争创伤、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人权问题的关注。美国的电影导演们巧妙地用心理分析方法表现出一般美国人的心理动向，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发生了广泛的感染力。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医学以外的广阔领域的进展和渗透，弗洛伊德的确已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引起的波动，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息过，一直在发展着。弗洛伊德传--第二十章　对下颚癌进行顽强搏斗第二十章　对下颚癌进行顽强搏斗　　由于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论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及这些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扩散和渗透，弗洛伊德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十年间的胜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请维也纳雕刻家保罗·柯尼斯贝格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员会”的成员为庆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寿辰，决定把塑像原型买来，送给弗洛伊德作纪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现，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对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外交大臣巴尔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建校典礼上说：“对人类现代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柏格森、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巴尔佛的这段评论显然并不全面。但是，不管巴尔佛怎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岁之后享有越来越高的盛誉时，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岁以后，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并非平坦和舒适。他除了受到社会危机的压力和理论上反对派的攻击以外，身体越来越衰老，而更严重的是，从一九二三年起，潜伏多年的下颚癌开始恶化，使他忍受了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须在克服内外困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六十七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颚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并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颚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四个月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因此，他计划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的建设重点是论证潜意识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学、文化史、人类学等广阔领域；在实践上，他则着重革新精神治疗法，使精神治疗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在组织上，他计划进一步扩大原有“委员会”的范围，并使已经活动多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苏菲的第二个儿子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　　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诉钟斯说，他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说，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纳勒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但是，他又说，海纳勒之死给他的沉重打击转化成为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说自己已对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可。　　为了更有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很重视组织上的建设。　　在组织上，他一方面扩大“委员会”的名额，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分析学会的规模。　　他首先建议由钟斯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代理会长，同时建议艾丁根加入“委员会”。接着，弗洛伊德又让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员会”。象安娜那样，获得这样高的荣誉而加入“委员会”的妇女，还有洛·沙洛姆、玛丽·波拿巴特和钟斯的妻子卡德林。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正式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对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该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书，并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发行了五种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杂志。这个出版社得到了冯·佛伦德的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捐款。　　自从一九二二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按例行规定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柏林召开第七次大会。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学会会员。　　在这段时间内，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兰克和费伦齐，背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撰写了一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这本书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特别震动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使弗洛伊德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且全书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轻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形成潜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阿伯拉罕被选为会长。本来，弗洛伊德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讨论，以便在内部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团结。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参加大会，兰克和费伦齐根本拒绝在会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兰克自己在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大会前往美国。　　在这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建立起来。　　一九二五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洪堡召开第九次大会。安娜代表她父亲宣读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虽然在最后几年内，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发生争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阿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这是对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评价。弗洛伊德写信给钟斯说：“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阿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传》。这本书系统地、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在学术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同时，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后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会上宣读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的抽烟。为了治疗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坚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很多人来祝贺他。维也纳各报和德国著名报刊都写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这些专文中，最好的两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写的文章。　　与此相反，维也纳的官方学术和研究机关——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和奥地利医学会却对弗洛伊德的七十岁寿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丧，反而感到光荣。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祝贺是真诚的。”因此，他们如此坦诚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兴。这件事集中地表现了奥地利和德国境内排犹势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几个学生捐献给他四千二百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献给“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献给维也纳精神分析诊疗所。在感谢词中，弗洛伊德表示了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引退的愿望。他说：“从今以后，必须全靠年轻一代来发展精神分析的科学事业。”他还警告说：“未来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碍（包括人为的困难在内）之后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柏林。这是自一九二三年动手术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是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两小时。谈话之后，弗洛伊德对别人说：“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象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从这一年起，他在诊疗所治疗病人的人数大大减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加上年迈力衰，他应该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养。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不够充裕。他不得不坚持给别人看病；因为看病的患者人数减少，弗洛伊德相应地将诊疗费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第十届大会后，原“委员会”人员同时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显然，由于兰克、费伦齐等人相继脱离，“委员会”已经减少了人数，因此，“委员会”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投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玛丽·波拿巴特劝弗洛伊德加紧治疗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荐维也纳名医马克斯·舒尔，建议弗洛伊德定期到舒尔教授那里检查身体。从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护人。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无疑地延长了弗洛伊德的寿命。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十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伦敦大学每年举办一次“赫胥黎讲座”。一八九八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魏尔啸（1821一1902）曾应邀参加该年度的赫胥黎讲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十三年间，由于英德关系恶化，再也没有一个德国学者应邀参加赫胥黎讲座。这次邀请弗洛伊德讲学，是给予弗洛伊德的荣誉。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弗洛伊德显然还没有估计到如果这些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满足于焚书，而必定是要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一九三四年，当弗洛伊德的学说遭受法西斯势力摧残的时候，在瑞士琉森召开第十三次大会。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写的《自传·后记》中说：“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三四年在琉森举行，我无法参加大会。这次大会以各会员的共同兴趣为中心，把他们的工作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推展开去——有些着重于心理学知识之澄清与深入，有些则着重于同医学和精神病学有关的问题。从实用的观点看来，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着重于在医学领域内的应用，则有些在医学之外，在教育学等领域内开拓新的园地。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当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强调某一方面的精神分析现象或观点时，好象牺牲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精神分析学给人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个保持高水平标准的严正的科学工作。”　　到一九三三年年底，钟斯是原有的“委员会”中最后一个留在欧洲的成员。阿伯拉罕和费伦齐已相继逝世，兰克离开了。查赫到美国波士顿，艾丁根则刚刚前往巴勒斯坦——艾丁根在那里建立了精神分析学会，并一直坚持活动。　　一九三四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以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一九三三年六月，纳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原学会主席克列兹美被迫辞职。容格取代了他的职位而成为主席。许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都谴责纳粹的这些野蛮行为，也谴责容格的作为。　　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国法西斯当局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没收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该出版社仍能坚持工作，直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维也纳。　　自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转向了“摩西”和一神教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些著作中抨击了宗教的虚幻性及非真实性。他认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于真实的真理，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考虑到书本上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性质，加上当时纳粹势力已表示出对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决定不立即出版这些书籍。他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强烈的反宗教书籍的发表必将引起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报复，并将累及他的同事们和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工作。他坚信，宗教的历史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给玛丽·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认识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在这封信中他不仅痛斥了宗教，还揭露了法西斯势力支持宗教的阴谋。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下面是爱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的信的部分内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他要象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离乡背井、流离颠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作为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德军入侵后不到五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接触，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人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　　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他俩亲切地交谈，正如钟斯所担心的那样，弗洛伊德决心留在维也纳。钟斯怀着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关怀，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一个人罢了。啊，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的话，我老早就报销了。”钟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　　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同时，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例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所有的学会成员离开维也纳。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安娜和玛丽·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没有价值的文件都烧毁了。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路过巴黎时，弗洛伊德一家人在玛丽·波拿巴特的家中度过了六小时最难忘和最美好的时刻。玛丽·波拿巴特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全部被保护下来。玛丽·波拿巴特把弗洛伊德的存金转到希腊驻维也纳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寄给希腊国王，再由国王转运到希腊驻英国大使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乘车上指手划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启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由于他过于兴奋，他禁不住在车上就活跃起未了。显然，弗洛伊德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从一个法西斯统治地区中解放出来，终于使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归宿地。周围的朋友都很热情地帮助他。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八十二岁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礼贺他。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　　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想念着维也纳。他写信给艾丁根说：“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每当他想起维也纳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回忆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时也使他又一次留恋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伦之乐，想起与同事们一起钻研人类精神领域的奥秘的情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可恶的法西斯！它不仅夺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的家庭，也夺去他们的自由生活，夺去了他们的事业。　　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新人们。　　不久，弗洛伊德迁人更美丽的新寓所——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的一所房子，他对这间新房子非常满意。他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安静的花园里散步，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这时候，他的疾病又恶化，他在伦敦作了一次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最大的手术。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在这舒适的环境中养病，使他手术后能很快地恢复精力。　　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高贵的客人：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和犹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愉快地告诉他说：“英国社会科学院在六月七日做出了一项决议，对弗洛伊德的来到表示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自一六六零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七月十九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访。达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画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别是很爱读他写的那本《梦的解析》。达利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以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构思线索。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残痕》表现了活生生的原始记忆原料在心理深处的状态，使人感到记忆残痕的新鲜性和生动性。这次访问弗洛伊德，是达利多年前的宿愿。达利为弗洛伊德画了一幅素描画。这幅画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一只蜗牛壳的残痕！达利曾把这次难忘的会见写进他的《自传》中，并附上两幅他自己绘制的画面。　　第二天，弗洛伊德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说：“我的确感谢你为我带来了昨天的访问者。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崇拜偶像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纯粹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象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画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月一日，国家精神分析学会第十五届大会（也是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剧烈地争论了关于非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问题，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谈，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忠实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欧美两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他还很谦虚地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为自己没有创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观点而惭愧。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钟斯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结果，一九三九年三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九月十九日，钟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钟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斯表示告别和致意。　　九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佯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肉体的痛苦己使他无法忍受，他祈望能安详地死去。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九月二十二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弗洛伊德的漫长的、充满着斗争的一生结束了，一个伟人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却留给了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弗洛伊德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火化仪式，钟斯致悼词，斯蒂凡·茨威格同时也在德国发表悼文。　　一九四零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十八卷伦敦版开始出版发行。这一版本的《弗洛伊德全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齐。接着，自一九五三年起，由詹姆士·斯特拉奇等人主编的二十四卷本《弗洛伊德全集》陆续出版。这就是弗洛伊德给全人类留下的唯一可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