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陷人了无聊和贫穷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空旷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实，当时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创造了“自由联想法”的精神治疗法，但除了弗莱斯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认识“自由联想法”的重要意义。　　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以下五章将集中论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命运。弗洛伊德传--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　　反对弗洛伊德的人的主要论据，往往是说这个学说是从分析变态心理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指责在理论上是很不充分的，也不符合事实。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在研究变态心理时，其结论也不停留在变态心理的范围，而是试图从中找寻一般心理的规律；弗洛伊德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研究一般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他所研究的是人类心理在变态心理活动中的表现。从事实上讲，弗洛伊德并不局限于研究变态心理，他始终都象重视变态心理那样重视常态心理。　　一九零零年，在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写作之后，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常态心理。从这时候起，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作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一九零四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事实证明，就连作梦时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常态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把作梦心理完全看作变态心理是错误的。就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已经作出结论：作梦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常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不管是作梦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为基础；而且，潜意识始终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它们要以曲折的途径表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梦心理也可以算作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作梦心理的特点，仅仅在于在睡梦中，人的意识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潜意识才可以比常规生活以更大的比例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遗忘、外国字遗忘、一般名词与字序的遗忘、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语误、读误和笔误、“印象”及“决心”的遗忘、“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及“偶发行为”、“双重错失行为”和其他各种错误行为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潜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抑”作用的基本功能。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材料，也引用了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过去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恰恰就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人觉得津津有味、一目了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潜意识理论的最好入门书。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特别是和他的老师赫尔姆霍兹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地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到“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一八九八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现象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说：“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作的一次愉快的旅行。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地和毫无迟疑地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即辛诺雷里）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　　为便于读者了解弗洛伊德对此一现象的分析过程，我先把与此有关的德文原文排列如下：　　Signorelli　　Botticelli　　Boltraffio　　（辛诺雷里）　（波提切里）　（波查菲奥）　　Herzegovina　　　Bosnia　　　 Trafoi　　（黑尔兹哥维那）　（波希尼亚）　（特拉伏伊）　　Herr　　（德文“先生”）　　发生这次遗忘现象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Ragusa）经达尔马希亚（Dalmatin）到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去。他们一边坐车，一边谈话，话题转到意大利的旅游生活。这时弗洛伊德问自己的旅伴有否看过《最后的审判》那幅名画？　　经分析，发现遗忘的机制确实遵循一条客观的规律。在转到这个话题以前，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旅伴谈论波希尼亚（Bosnia）和黑尔兹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土耳其人都信天命。弗洛伊德对那位旅伴说道，他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告诉他，当地的土耳其人对医生的诊断绝对服从，并把这些诊断看作是一种无可违抗、难以逃脱的命运。所以，每当医生诊断完了以后，土耳其人都会说：“先生（德文是Herr），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听天由命吧！”　　弗洛伊德发现，在Bosnia，Herzegovina和Herr这几个字之间有一种偶然的字面联系。但如果仅仅有这些联系，还不能使弗洛伊德只想起Botticelli和Boltraffio，而想不起Signorel li这个字。　　弗洛伊德还回想起，在他谈论土耳其人的习惯时，当他的话还没说完以前，就已在脑中迫不及待地想说另一件事，但由于这件事与“性”有关，弗洛伊德不好意思露骨地同一个陌生人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他不由得暂时地缩回这个念头。弗洛伊德内心深处的这一潜伏的思路变化，又使他内心不由自主地勾引出数周前在特拉伏伊（Trafoi）遇到的一件事，即他听到自己所诊治的一位病人因“性不调”症而死亡。弗洛伊德在分析中认为，在这次旅途谈话中，他的思路只联想到波希尼亚土耳其人有关“性”的习俗，并没有有意地联想特拉伏伊（Trafoi）所遇到的事，但由于冒出的Boltraffio同tr afoi有相似的字面结构（指前一个字的字尾结构——traffio 和Trafoi之间的近似），所以，弗洛伊德断定：在他同那位旅伴谈话时，当他内心想说土耳其人“性”习俗而又没敢说出时，他的潜意识中储藏着的、数周前在Trafoi遇到的“性”病病例又暗自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要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冒出了一位在平时并不很熟悉的Boltraffio这个名字来。　　弗洛伊德认为，这里不仅反映了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也表明“潜抑”的存在。　　上面所提到的那件发生于Trafoi的“性”病例，是弗洛伊德数周来一直不愿提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费尽心力为那位患“性不调”的病人作过治疗，但结果那位病人还是不治而亡。这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引起了很不愉快的感情，所以，在这次赴黑尔兹哥维那的途中，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想回忆Traf oi遇到的事。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有意要加以遗忘的事（在traf oi听到的那件不愉快的“性不调”病例）突然冒出来了，而他不想忘掉的事（《最后的审判》的作者出Signorelli）却偏偏遗忘了。　　弗洛伊德认为，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遗忘是一种“偶发的事件”。这一偶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次谈话中，弗洛伊德心中的一种动机（即不愿与陌生人谈“性”事）切断了他的思路（即谈论土耳其人的风俗）中各个观念的联系，接着，他又有意地想把与“性”有关的观念统统赶出“意识界”。他的这些思路变化使潜意识中一向受到潜抑的东西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也使它们暗自活跃起来。因此，当弗洛伊德要谈论Signorelli的时候，这些早已暗自活动的潜意识就借着意识界中出现过的Bosnia、Herzegovina、Herr、Trafoi等字眼，化装成Botticelli和Boltraffio的字面形式而强行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Signorelli这个字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德文Herr的英译字Sir（因为在同他的旅伴谈话时，弗洛伊德是把自己的思维中的德语译成英语后表达出来的）有关，后一部分和Botticelli的后半部结构相近。　　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关于波希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溜了出来，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的欢乐视为最宝贵的事情，因此，每遇性不调时……往往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先生（Herr），性那个东西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我当时忍住了，没能把这个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样露骨的话题……我把注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的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　　弗洛伊德认为，在谈话中，一直被潜抑的主题——死亡与性可以联带地控制住我们所要说的名字，因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而被潜抑的因素又“在不断地努力着找出口”，因而它可能会借助意识界中曾经活跃的因素而“转移”出去，冒了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类遗忘现象简单地称为“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　　当然，弗洛伊德说，在谈话中，那些被潜抑的因素不一定都会成功地借助意识中的某些有关联的因素而冒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潜抑往往是成功的。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否有借着意识中的代用名字而表现出来，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注意力；第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　　在分析了专有名词的遗忘之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外国字的遗忘。这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外文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有一年夏天，弗洛伊德在出发旅游途中遇到一位老朋友。这两位犹太人很自然地谈论起犹太人的遭遇，这位朋友深感怀才不遇。他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来结束这席颇有感触的谈话：“Exoriare……”。这是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一句话。　　维吉尔生于农民家庭，很善于仿希腊忒俄克里托斯诗体作《牧歌集》，描写田园生活。后来，他又写《农事诗集》，继继以农业生产为题材，论述节令对农业生产的关系，介绍了相当多的农业知识。但他的代表作，是弗洛伊德经常提到的《伊尼特》史诗。这首诗歌颂了罗马历史，赞扬帝国制度，企图以此鼓舞人民，巩固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这首史诗描述了特洛伊城王子阿伊尼阿斯的故事。阿伊尼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于特洛伊城沦陷后漂泊海上，后来在意大利建国，遂成罗马人的祖先。在阿伊尼阿斯漂落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同迦太基女王黛朵相恋。黛朵保护了他，但他却驾船而去，抛弃黛朵。黛朵含忿自焚，临死前就说了上面那句话：“Exoriare……”　　但是，弗洛伊德的那位老朋友没有准确地记起黛朵说的整个句子，他说：“Exoriar （e） ex nostris ossibus ultor!”（必有复仇者来自朕之骨肉！）弗洛伊德加以矫正说：“Exori ar （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　　显然，弗洛伊德的那位朋友漏掉了“aliquis”（“有人”）这个词，这是不是因为那位朋友不熟悉这句话呢？经弗洛伊德了解，并不是这样。他的遗忘是有心理上的原因的。　　弗洛伊德抓住了这个难得的例子进行分析。他请这位朋友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在说出上面那句话以前的全部思路讲出来。他发现，他所以遗忘“aliquis”这个词是同他在最近的一些经历有密切联系。　　在这以前，这位朋友曾到意大利旅行，在意大利旅游时，他与陪同他游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女郎发生了性关系。因此，他最近以来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关于那位女郎的月经情况的消息。所以，一切与妇女月经有关的词都可能会引起他的神经过敏。根据弗洛伊德以往建立的潜意识理论，一切“痛苦的”、“不幸的”经验，往往是被人们“潜抑”着，压在心里底层。但它越是被压抑，越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表现出来。　　这些潜意识冲破“潜抑”的普遍途径，是乘意识不备时，借助意识中出现的有关联的因素，把自己“化装”成类似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潜能”转移出去，从而达到潜意识自我表现的目的和愿望。　　由于借助“转移”、“化装”的手法，所以，潜意识因素的“溜”出，必然会连带阻止意识界中其他有关因素，致使那些熟悉的，甚至到了舌尖上的事情被挡了回去——也就是说，迫使意识反而把不该被压抑的因素压制下去。这种心理机制同上面说的Signorelli的遗忘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同这位旧友的谈话中，由于他有一段不愿想起的不愉快事情——与意大利女人的来往，使他也时时把这段丑闻和自己的顾虑压抑着。但是，当他谈到这一代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时，由于他想起维吉尔的那首《伊尼特》史诗，使他触及到了他的上述“心病”。他要说出的那句话：“Exoriare……］，很明白地表示那位黛朵女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下一代——“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有人”（原文为aliquis）二字直接与那位朋友多日来思虑的“孩子”问题有关——他最怕那位意大利女郎不来月经而怀孕。此外，“aliq uis”这个字，从字面上可以分割成“a”（无）和“liquis”（液体）两部分，而“液体”一词与“月经”的“血”有关。上面“复仇”一事又与那位朋友记忆中的特连特（Trent）教堂上摆设的圣者西蒙的遗物相关。他说：由圣者遗物，使他“想到往昔的迫害如今复施于犹太人身上……”。但是，“圣者”又使这位朋友想起最近一本意大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圣奥古斯丁论女人》以及另一位圣者——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液”的事迹。在这里，有几个因素已经与这位朋友的性丑闻发生了关联：①圣詹努阿里斯和圣奥古斯丁的名字与“一月”和“八月”有关，即与“月份”有关，因而也与“月经”有关。②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放在一个小瓶子里，每到一个节日，神迹显灵，血就会“液化”，这又与“月经”有关。弗洛伊德在分析中指出，这位朋友在谈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时，由于在他的潜意识中潜抑着自己的性丑闻，很怕提到与此有关的“月经”、“孩子”、“月份”、“液化”，也怕与此间接有关的“圣者”等字眼，才使他遗忘掉“a—liquis”（无——液体）这个字。　　那位朋友在听了弗洛伊德的分析后，一方面佩服弗洛伊德在分析过程中的认真作风，另一方面则说一切联系不过是“巧合”而已。他的这种看法恰恰很典型地反映了一般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一般人往往认为，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甚至带有相当严重的“牵强附会”。　　弗洛伊德怎样回答这类怀疑和反驳呢？弗洛伊德说：“究竟你能不能用巧合来解释所有这些关联，只有留待你自己决定了。然而我却可以告诉你，每一个类似的例于，只要你着手去分析它，都会得到这样一些奇特的‘巧合’！”　　这就是说，这些“巧合”恰恰证明每一个心理现象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可循。弗洛伊德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的：“经由潜抑作用，放散出来的内在矛盾，导致思想的干扰。”　　弗洛伊德所总结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上述场合，也适用于本国文字的遗忘。　　弗洛伊德想起他的同事布里尔谈到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布里尔同一位才气横溢的女郎谈天，她不时引用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的诗句，这首诗的题目是《阿波罗颂》。她背诵道：　　在你家乡所居的西厢金殿里，诗人们曾高雅地讲述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　　这首诗的英语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ouse of gold　　Where thou lives in thy state,　　Bards,that once sublimely told　　Prosaic truths that came too late.　　这位女郎在朗诵这首诗时，踌躇再三，总觉得最后一行诗句有问题。当她查书的时候，令她惊奇的是，不仅最后一行有差错，而且其他地方也错了很多。　　正确的原文应该是：　　当你闲坐在家乡的　　西厢金殿里，　　诗人开始高雅地谈论着　　英雄的事迹和命运的颂歌。　　在英语里，这段诗的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alls of gold　　When thou sittest in thy state,　　Bards,that erst sublimely told　　Heroic deeds and song of fate．　　文中画了黑线的词，都是背错了的地方。错误有这么多，究竟从何而来？那位女郎归咎于自己记忆不好。但布里尔说她的记忆力是比较强的，平时背诵诗句很少出差错。　　布里尔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把这些差错孤立起来看。　　布里尔记起在背诵这首诗以前，他们一起讨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问题。她记得雨果（1802”1885）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它可以使一位女店员成为天使或仙女。她又说：“只有在恋爱中的人，才会对人性投予盲目的信心。在恋爱中，什么都是完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而且……每一样东西都象诗一样虚幻。但是那毕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尽管随之而来经常是一种可怕的失望，但也值得去体验，爱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与诸神等同的地位，引导我们走向各种艺术活动，使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们不但可以记诵诗歌，引用其中的诗句，甚至都可以变为诗神阿波罗呢！”说完，她就引述了上面提到的济慈的那段诗。　　为了分析这些差错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布里尔还进一步让她回想自己记诵那段诗的背景。布里尔说：“这首诗大概和情人眼里出西施有关，也许你就是在那种心境下背诵下来的吧？”这就使她回想起十二年前的一段情史：十二年前，当她还只有十八岁的时候，她就爱上了一位在业余舞台活动中邂逅的男青年。但是好景不长，她为之背诵诗歌的这位“阿波罗”，竟和一位有钱的女子私奔结婚了。几年之后，她听人家说他住在西城，在那儿照管他岳父的资产。　　分析到此，布里尔作出结论说：　　背错的那些诗句，至此已经相当明白。关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话题，下意识地使她联想到她自己的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她高估自己所爱的男人，奉之为神，结果却比普通人还不如。由于这件事对她是一服苦汁，她不能让它浮到意识的表面上来，只好经由在背诵诗句中潜意识的错误，明白地表现出她的目前的心理状态。这样一来，不但原诗的意识变得平淡无奇，而且还明白地提示了过去那段往事。　　读者可以看到，这位女郎把诗的最后一句话全部改貌——从原来的富有诗意的一句话，变成为“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这句暗自被篡改的话，表达了这位女郎长久以来想要说的话，现在，借着上述诗句顺口冒了出来。　　自此以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许多实例，发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每一个情形都和被分析的人的痛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涉及的材料怎样，诸实例所共通的事实，就是被遗忘或被歪曲了的材料都经由某些相关的途径同潜意识中的思绪之流相衔接。所以，这潜意识的思绪的影响便造成了遗忘。”　　弗洛伊德还说：“遗忘的机制，尤其是想不起名字，或名字的暂时遗忘，都是当时出现的潜意识的一股怪思潮，阻挠了名字的有意再现。在被阻挠的名字和阻挠该名字的症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始就有的关联，或者是一种经由表面关系而形成的（也许是经过人为的方法）关联。避免唤醒记忆中的痛苦，是这类阻挠的动机之一。”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歇斯底里病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视。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早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那本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理的底层，但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以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冒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出现在意识层面上（那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冒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冒现出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冒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的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四十三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三十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场童年情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二十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面。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面的实际意义。“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面，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面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那天，他发现心爱的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解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弗洛伊德说：“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联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四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邻近的。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性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止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他说：“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惟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五岁时的情景：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弗洛伊德说：“就象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根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波浪前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0）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乃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宿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之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宿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有一次，弗洛伊德看到自己的女儿贪婪地咬着一个苹果，于是他想引用一段诗来嘲笑她：　　好可笑的猿猴啊，　　当他咬一口苹果的时候。　　（The ape he ia a funy slght，　　When in t5e apple he take a bite。）　　但是，弗洛伊德一张口就说走了嘴，他不念“The aPe ……”，却念成“The apel……”。这似乎是“猿猴“ape”与“苹果aPPle”的混淆——两个字发生冲突而妥协形成为“aPel”，也似乎是心中拟用的aPPIe“提早前移”。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分析只停留在表面上。弗洛伊德说：“事情的真相是：起初我已经念了一遍，并没有念错。但是我的女儿被旁边的事分了心，没有听到，于是我不得不再念一次，这一来错误就出现了。我想，在重复时的不耐烦，希望快点念完它，便是这次语误的动机，而它遂表现为凝缩作用。”　　通过这些分析，弗洛伊德再次强调：造成语误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语音上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言词的含义之外的思想。弗洛伊德说：“我并不否认，有某些定律支配着字音的互换。但是在我看来，单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绝不足以造成言语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更深入更逼近地去研究、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只是某种更不相关的动机临时借用的现成机转罢了。这个真正的动机，根本与这些声音的近似毫不相干。因此，以替代的方式所表现的语误，绝大多数并不遵循这种发音方面的定律。”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分析饶有兴味，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经常引用文学名著的有关段落进行说明。任何一个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后都将会感到，自己所得到的知识不仅不局限于心理学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学知识方面。在这本书中，不仅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表现了他擅长于把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在分析语误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语误例子。　　那是《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里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及其前后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父亲的遗嘱规定波西亚必须通过摸彩盒的方法来选丈夫。很幸运地，她逃过了所有令她讨厌的求婚者，后来她终于发现巴珊尼欧很合她的心意，但是她更怕他摸不中彩。在戏里，她很想告诉他，即使他选错了盒子，他也还可以得到她的爱，但是她又不愿违背誓言。在这一场内心矛盾冲突中，莎士比亚让她向自己的心上人说出这一席话：　　（虽然不一定就是爱），但我心里总好象有点什么。　　使我舍不得失去你；你自己也明白，　　若我无情，哪里会这样依依。　　如果不是怕你误会我，　　（待嫁女儿心，怎好说出口〕，　　我真愿留你住上一两个月，　　才让你为我冒险一试。　　我原可指点你怎么选，　　可是这岂不违背了我自己的誓言；　　故而我也许要终生遗憾，也许你失去了我；　　如果真的这样，你恐怕要逼得我懊悔，　　愿当初还是背盟的好。　　你那双可恶的明眸，　　竟迷惑了我，把我裂成了两半；　　一半是你的了，还有一半也是你的——　　不，我该说还是我自己的，　　（One half of me is yours,the other　　baIf yourss”’mine own，I would say；）　　然而我的也都是你的，所以整个都是你的了。　　波西亚很想悄悄地暗示他，就在摸彩之前，她已全然是他的了——因为她已爱上了他；但是，她又不能让他知道。莎士比亚以其敏锐的心理分析能力，洞察出她的内心活动，遂使之浮现于语误里。莎士比亚使用这种技巧，以缓解爱人心中无可忍受的悬宕不安，同时也稍微减轻了看戏的观众期等后果时的紧张心情。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多的引用自己的或亲友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已经遭受到各种攻击，其中最重要的攻击是说他的理论取自精神病人的材料，是依据变态心理，因此，不适用于常态心理的活动规律。正是为了反驳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才决定撰写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对常态心理，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所以，他有意地尽可能少使用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　　在分析遗忘现象时，弗洛伊德引用了自己的大量经历。我们不妨也引用其中数段，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作风和品质。　　一九零零年夏天，有一次，为了一件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太太惹起了弗伊洛德的恼怒。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餐馆吃饭。有两个不识趣的人坐到他们的对面；其中有一个是维也纳人，而且同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交往，但后来关系决裂，弗洛伊德很讨厌这个人。弗洛伊德太太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人的声名狼藉也毫无所闻，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太太还不时地询问有关的问题，对那个人的谈话表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　　几星期后，弗洛伊德偶然地向一位亲戚抱怨他太太不懂事，但一谈起饭馆里他太太同那个人的谈话，他却连半句话也回忆不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须知弗洛伊德并非健忘的人。弗洛伊德说：“我原是个常陷于自我烦恼的人，不轻易忘记那些令我困惑的经历。所以，这次健忘症，显然是尊重我妻不愿失她面子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又举了一次类似的经验。那时，弗洛伊德太太偶然地说了一句蠢话，不由得使弗洛伊德发笑。几小时后，弗洛伊德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访，彼此畅谈甚欢。弗洛伊德想重述太太讲过的蠢话，不料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倒是他太太大方，主动说了出来，才解了弗洛伊德之窘。这又一次说明，弗洛伊德的遗忘是他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太太的结果。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则表现在：弗洛伊德每当来到他的亲密朋友的家门口，就不由自主地掏兜拿钥匙，就象他到自己的家门口所作的那个动作那样。　　弗洛伊德分析，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密切，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那些原来积自家人关系的因素突然冒现出来，表现出“如同到家一样”的错觉。　　与此相反的例子则是那些关系恶劣、感情疏远的人，常常使弗洛伊德在遇到他们时，不由自主地作出一些表示疏远的行为，以致使自己发生“遗忘”、“误置”、“误判”等言行。　　有一次，一位公司主管请弗洛伊德去看病。一路上弗洛伊德总觉得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似乎常去那幢建筑物的楼上应诊，而那家公司的招牌就在那幢楼的楼下。但是，关于这些事情弗洛伊德却想不起更多的具体内容，也忘记了那所建筑物的模样。　　一般人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弃之一边，不加注意。弗洛伊德却不然，他时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想方设法去寻找与这些小事有关的心理活动规律。　　弗洛伊德对上述小事也抓住不放。他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索，点点滴滴，收集一切有关的材料，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那家公司就是他过去常去探望病人的费希尔公寓。一想起这件事，原来模糊的那些事情顿时清晰明白起来。　　弗洛伊德回忆，费希尔公寓的病人，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造成上述遗忘的，是另一件事。不久前，当弗洛伊德到这个公寓探访病人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泛泛之交。此人曾在几个月前被弗洛伊德诊断为患泛发性麻痹症，但没几个月他的病症就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这种表面的和缓恰恰表明他很可能患上了更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种晚期梅毒。但这个病人却自以为病症好转了，所以，在街上遇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表现了自鸣得意和嘲笑弗洛伊德的姿态，弗洛伊德对此大为不满。大概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弗洛伊德才忘掉那幢房子。　　这个被遗忘的事情是怎样被回忆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遗忘较难重新忆起。因为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照例已被压至潜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发现，它所以能被忆起，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意识层的某些因素有联系：第一，那个人患的麻痹性痴呆，由于属于性病一类，所以，往往会引起潜意识的兴趣。第二，那个病人的身分与弗洛伊德这次要探望的病人一样，都是公司的老板。第三，同弗洛伊德一块给那个病人诊断为麻痹症的医生恰恰是姓费希尔，与费希尔公寓同名。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有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弗洛伊德很重视尼采的这句话，因为它表明，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至潜意识而被忘得一干二净。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那些能去除痛苦经历的事情，都自然地成为最牢固、最可信的记忆。居歌、传说、民族传统等等，具有着振奋民族精神、扫除民族耻辱的“净化作用”，因此，它们往往传播得很广，为人们所记忆和传颂。　　关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其内容之丰富、生动，并不亚于《梦的解析》。在这里不可能—一引述。我们从引用的极少数材料中，已经足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科学所特有的品质。而且，由此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潜意识理论及整个精神分析学，不仅适用于变态心理，也同样适用于常态心理；它是以研究整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理论。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作了简要的结论。这一段结论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把握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密切关系。摘录如下：　　“我们应用精神分析学了解到错失和偶发行为的机制，发现它们基本上与梦的形成机制相一致……两者都有‘浓缩现象’与‘妥协形成’或‘混淆’。潜意识思想，用种种奇特的方式，借着肤现的联想，并依附于或转化成他种思想，而成为梦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错失……梦和日常生活的错失所以会产生黑白不分和是非颠倒，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意义的行为奇特地干扰的结果。　　“由两者（指日常错失与梦）的一致，得到了如下的结沦：在人心深处，有一股潜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触及到了它们的惊人力量。如今，我们已拥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它并不是只在睡梦中才大肆活动；它在人们清醒的状况下，也不时地表现在错失行为中。这种一致性，更使我们相信，这些看来奇特反常的心理活动——错失现象，恐怕并不是精神活力败坏或官能病态的结果。　　“除了错失行为和梦之外，要正确地了解这个奇特的心理力量，还必须从心理症方面下功夫，特别是歇斯底里与强迫性精神病。它们的机转基本上与前述运作方式相同。……　　“总而言之，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通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到那些最可厌的和被压抑了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虽然已远离意识，却永远都在伺机而动，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现象的研究，他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征候，而且各种错失也和梦一样有共通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代用品的形成、妥协形成以及使意识和潜意识分成不同心理系统，那么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应是一个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况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遂的精神科学的根基。”弗洛伊德传--第十章　少女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