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寻道(2)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 　　随着内气的启动，我的能量开始增强，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壮大。我愈来愈无法自欺和倚赖，也愈来愈不愿忍受她永无止境的唠叨和负面的精神状态，于是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坚。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钟的路程内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个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权的日子终于结束。 　　三从四德与忠孝之道是威权的一方编织出来的骗局和陷阱，也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双方成长的禁令。权威的一方在这个禁令下可以尽情地停止成长，巩固自己的旧习气，下一代如果对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会被这些腐旧的习气熏染、洗脑，恶性循环地继续活在萎缩、自保和不安的病态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围没几个明白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我曾经涉猎过的心理学、哲学、玄学和各种杂学，在我看来都不够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经大彻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窥见了人性的最深处。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完整的心灵地图，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满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参”［1］的寻道之旅。不可否认的，寻道最便捷的途径还是得透过人这个中介，从遍访名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第七章 　　五十三参 　　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温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阳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令你感觉终于有人无条件地接纳你了。他散发的人性品质是充满着残酷与暴力的世界所罕见的。他的神态中自然流露的理解与浑身散发出的治疗能量，令你觉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语的倾诉，他一眼便完全了然。他告诉我，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师徒或亲属的因缘，如果我对密宗有兴趣，可以护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场。可惜深坑的道场成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圆寂了。近年来听说他已经转世，然而我对转世之说仍抱有存疑的空间，所以没有再涉足于他的道场。 　　在显宗方面，春华引介我参访过圣严法师、证严法师、星云法师和唯觉法师，每一位法师我都皈依，也私下交谈过，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他们的道场太庞大，信众的人数过多，老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私下细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无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于是我决定依法不依人，开始靠自己阅读古老的典籍。 　　阅读各家典籍(1) 　　如同大部分的真理追寻者一样，我一开始读经不外乎就是《心经》、《金刚经》、《圆觉经》、《华严经》，等等，此外还有春华送我的一大沓助印的善书。这些经典里所采用的语言既简练又玄奥，你很难立刻理解。东方人喜欢意会而不强调言传，于是你只好人云亦云地说服自己：也许真的不需要理解，只要每天把经典当早课晚课不断地诵念，有一天自然就领悟了。但是诵念了许久，仍然不见悟的踪影，这时你不禁开始怀疑那些强调意会的人可能没一个真的领悟了什么，他们只是满口佛言佛语似懂非懂地炫耀罢了；至于法师的诠释和注解听起来也都是一些道德常见罢了。难道甚深的真理就仅止于此吗？除了因果、布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道理了呢？不二法门指的究竟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指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善恶、是非、对错，人类又能依恃什么而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的境界？禅宗的参话头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公案和机锋转语把真理引到了玄之又玄的境地，难道古代的智者真的那么残忍吗？生命的苦难有那么多余暇可以拖延、揣摩和猜测吗？我对传统的这套宗教作风逐渐起了反感，我不相信没办法找到一看就懂的真理。 　　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全集》，英译者是James Legge。以前我读老庄虽然能领会，但还不到完全对焦的程度，没想到这本书令我对老庄思想产生了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我阅读铃木大拙以英文著作的《禅与心理分析》、《基督教与佛教的神秘主义》、《开悟第一》以及《禅与生活》等书，也比较能理解禅的精神内涵。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感觉在英文的著作里或许找到我想追寻的究竟真理，于是决定再回纽约索霍区的“小家”住一段时间。 　　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便搭乘飞机直奔纽约。再度回到SOHO，心情非常愉快。我住的那一区离纽约大学附近的西东书局很近，我喜欢散着步到那儿去找书。我饥渴的心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恨不得把整间书局里的智慧之水全部吸光。我从五花八门、九流十家的道书中凭着感觉挑选我觉得有挑战性的著作，譬如《宝瓶同谋》、《拙火经验》、《意识光谱》、《秘密教诲》、《物理之道》，拉马纳尊者的著作，艾丽斯·贝利的自动书写，等等，我都买回去阅读。《宝瓶同谋》使我理解六十年代嬉皮士的蠢动已经逐渐深化成意识范型的转变。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致力于东西研究以及各类知识系统的整合，随着人脉的日渐伸展，西方人的意识变革已经明显地汇成一股趋势；各方的同谋者汇集起来在松散的结构下推动着全球的觉醒。我心底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召唤和誓言，在这个令人振奋的讯息中开始变得如雷贯耳。是的，推动宝瓶时代的心灵解放，就是埋藏在我DNA中的那个古老的召唤。 　　追寻者的日子是最快活的，终极目标在远方遥遥地招着手，真理似乎是唾手可及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瑜伽，替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到超市捧回一大包的新鲜蔬果，泡一杯在中国城买的江南龙井，一边品茗，一边埋首于启蒙的文字里。这种既中既西，又古又今的混沌，令我觉得自由而适切。午餐时刻我到West Broadway的日本料理店叫一客百吃不腻的California roll，或者到附近的素食餐厅用头脑说服自己：淡而无味的生菜沙拉是有益身心和灵魂的；这么做满足了我各种潜藏的洁癖。晚上偶尔和好友Anne到埃塞俄比亚餐厅放任地享受一餐手抓饼夹红烧牛肉的异国烹调。我热爱国外的生活方式，但因缘总是把我拉回到台湾。 　　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时间是个幻觉》（Time is an Illusion），作者是Chris Griscom，她和名演员莎丽麦克琳是死党，在新墨西哥州的Galisteo设立了一间“Light Institute”以针灸术引导患者进入前世回溯。这个领域我从未接触过，既然五十三参，就要参到底，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寄了五百美金的诊疗费，便只身前往这个陌生的小镇。 　　我被“Light Institute”安排住在一位专门设计银饰的艺匠家中。她的室内布置完全是新墨西哥风——印第安人手刻的原木家具，粗朴而厚实，Kilim毛毯上有我最爱的色泽，耀眼的阳光从天窗放肆地洒落下来，温暖了地上酣睡的黑狗；女主人告诉我，它的名字叫Peggy。我这名“猫人”以往只要遇上狗族，一定遭到它们龇牙咧嘴的威胁，Peggy是我遇见最友善的狗。它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或者安详地趴在我的脚边，等着我用手温柔地抚摸那身美丽的皮衣。我觉得Peggy也是我的老师，它解除了我多年以来对狗的恐惧；这份恐惧来自童年时母亲讲过的一则遭遇。 　　母亲当年在四川歌乐山独居时，隔壁有人养了两只大狼狗。有一年母狗怀孕产下一窝的小狗，母狗每天尽忠职守地护着它的狗仔仔，渴望拥有孩子的母亲，寂寞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幅天伦图。某天有位住在附近的太太到隔壁做客，她听说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兴奋地走近前去观赏，没想到母狗以为陌生人来意不善，拼了命地往那位太太的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用尖牙撕咬对方的衣肉。母亲站在窗前目睹那名女子由洁白变成血肉模糊，急得一个人在屋子里又骂又叫。 　　阅读各家典籍(2) 　　我听了也跟着急，我问她为什么不跑去救人，她说：“傻孩子，那母狗已经疯了，跑出去等于送死。” 　　她说这句话时，眼眶里都是泪水。母亲的回忆透过她鲜活的表情和语言，感染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此以后我看到狗，便自动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全身的汗毛好像不听使唤地竖立，恐惧的意象锁在细胞的记忆库中，始终没有机会解除这个密码，眼前的Peggy以它的忠诚和温柔，融化了我的防卫机制，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Galisteo夜晚的繁星，把银河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漂浮着阵阵的骆马味。寂静像是一片黑幕，衬托着此消彼长的虫鸣，我脑中神经里的蝉鸣，也加入了这一场即兴演奏会。这真是一个连污染都不在的偏远小镇。你走的国家愈多，愈是惊叹人类四海为家的迁徙本能。我独自一人以耳根圆通和这片陌生的天地，进行着无言的交流。 　　第二天前世回溯的治疗正式开始，我从住处沿着村里的小径往诊所的方向走，途中经过一幢农舍，里面养了六七只大公狗。Peggy显然是这个村子里最受欢迎的母狗，它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引起公狗强烈的反应。那一群大公狗看到Peggy，立刻摇着尾巴迎上前去，我对狗的防卫机制虽然已经改善，但是在四处无人的野外，面对一群大型的公狗，仍然心跳加速。我慢慢地往前走，故作镇定地回头喊着：“Peggy！Let誷 go.”说也奇怪，那群公狗不知道是感应到了我的恐慌，还是知道我要带走它们的女友，只见其中的两只盯着我的腿追了过来，它们发出攻击前的“呜呜”声，龇着尖牙，眼看就要咬到我的小腿了。这时我想起第一天在“Light Institute”遇见一位老师正在教小朋友驯马，她说动物只有两种反应，一是攻击，二是逃亡；这两种反应的背后都是恐惧，如果人类想解除动物的攻击性（也包括人性中的动物攻击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保持心情的平静。于是我开始深呼吸。很奇妙，那只几乎咬到我小腿的公狗，突然放缓脚步，停了下来。我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不久Peggy尾随而至，我看到前面的某户人家已经在望，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事件让我体会到“禅定能制暴”。 　　那一天为我进行回溯的是一位穿着粉红丝质衣裤，披着白色雪纺围巾的白人女士。我看着她浑身上下的入世气息，信心怎么也提不起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位“粉红女士”可能无法带我进入任何一个前世，我只好忠于自己的感觉，走进Chris的办公室要求换人，刚好Chris本人正推门进入办公室，我敏感的知觉，立刻感应到她所散发的治疗能量，她很快地答应换一位助手为我进行回溯。 　　第二位助手是印度籍的心理治疗师，她引领我进入一间有喷水池和天光的房间，我们席地而坐，透过交谈熟悉彼此。接着她带我走进一间摆着按摩床的宽大房间，她示意我闭上双眼平躺在床上，以深呼吸和观想来放松自己。她要我想象净光从头顶洒进体内，把所有的障碍和浊气从脚底洗刷出去，我发现这个观想的方式和道家的“洗髓功”十分类似。然后她开始为我按摩腹部，她在肋骨的下方以及肚脐的四周施以缓慢的深压，我觉得那些部位都很疼痛，她说这表示我还有许多深埋的情绪需要释放；接下来她以精神暗示导引我沉入幽幽微微的冥想。安静了一阵子，她暗示我已经回溯到入胎状态，她问我有没有任何心理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自我压抑，还是根本“没事”，脑子里空空洞洞，什么反应也没有，但是我求和谐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觉得没有反应会令她失望，于是勉强挤出了一两幅“人工影像”，她说这可能是回溯的第一个也是最近的转世。 　　我告诉她“那一世”我是北京天桥卖艺的少女，我今生的父亲在那一世也是我的父亲，他手上好像拿着一个钵，站在人群前面收银子。我在叙述时心情和以往演戏时一样，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实在太过于拙劣。接下来印度女士又问我还出现了什么画面，我勉为其难地发出呓语：一场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农庄，父亲和我在洪水中各奔东西，从此流离失散，没有再见过面。 　　接下来我又在她的追问下呢喃出第二个转世，但剧情糟得必须患健忘症。两个前世好不容易诌完了，印度女士开始当真分析起我的潜意识。她说从那两世的意象看来，我与父亲的关系都是骤然中断的，因此我今世的亲子和两性关系，必定受到了前世的影响，也有骤然中断的现象。乍听起来这些话都与事实相符，但这些事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无论是Chris自己写的书，或是莎丽麦克琳的著作，强调的都是这间中心所用的独特针灸术。她们声称当金针扎进眉间轮的穴位时，接受治疗的人会自动出现过去世的意象；莎丽在书中还绘声绘影地描述她进入亚特兰提斯那一世的景象。 　　然而眼前这位女士所采用的显然是“自由联想”，既没有针灸，也没有真正的前世画面，只有我缺乏想象力的“胡”诌。我按捺不住开始坦白抗议，我说你们做了不实的广告宣传，基本上已经是欺骗的行为。印度女士辩解了一些护卫己方的说辞，我觉得没有讨论的余地，于是我告诉她，我虽然是个对金钱随兴处置的人，但此刻我要以负责的态度，要求你们退还我已经开出的五百美金支票。印度女士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她在这间中心工作了几年，治疗过从世界各地前来求诊的人，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前几天才有一位来自欧洲的音乐家，就在我躺的这张按摩床上突破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说对一位从未深入过自己的人，“自由联想”可能很有效果，但是对长期向内心探索的人来说，你们的方法是很浮面的。她听了当场拂袖而去，我也独自回到住处找Peggy玩耍。那天晚上印度女士拿了一张五百美金的支票，当面交还给我，我告诉她，我很欣赏她的诚实与自重。 　　阅读各家典籍(3) 　　第二天我从一位来自德国的求诊者口中，得知粉红女士和印度女士递了辞呈，不久将离职返回自己的家乡。我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做“踢馆”的无聊事，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实在不宜涉足别人的殿堂。没有人喜欢探索和检验，多数人要的只是臣服罢了；我决定自己只身孤独地自力求济。 　　我找到了！(1) 　　就在我打消所有他力救济的意图时，某天我逛完纽约的Bloomingdales百货公司，正在路上散步，抬头看见前面有间小型的书局，是我一直想探个究竟的探索书屋（Quest Bookstore），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推门而入。这间书屋也是著名的通神学会办公室所在地。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书架上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与玄学著作。当时我并没有戴眼镜，远距离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可我被远方书架上的一张照片莫名地吸引着。我眯着眼睛走上前去，发现那张照片上的人物是一个看似女孩的印度男孩，书名是《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岁月》（Krishnamurti: The Years of Awakening）。此人是谁我那时一无所知，看见那个旋转书架上全是他的著作，显然是位有分量的人物。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他的照片做封面，他的脸从年少到老迈变化大得惊人，好像每个阶段的他都不是同一个人；尤其突出的是普普·贾亚卡（Pupul Jayakar）所写的《克里希那穆提传》的封面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他应该是五十岁左右，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俊美的一张脸——这张脸似乎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含糊与妥协，透彻的眼神像是在遥望着另一个世界；通常这样的眼神里总带点梦幻成分，他的遥望却是警醒的、了知的。我只能说我被那张脸迷住了，旋转架上的书我全买了下来，回到SOHO的家中开始一本本地阅读。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中没有任何媚俗的废话，句句正中核心，一针见血地点穿了人类的自欺与无明，他的洞见已经探照到人类意识的底层。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 　　克氏的教诲看似哲学、禅、中观与佛家的原始观点，但是其涵盖的层面以及微细的程度又似乎超越了以上的范畴；基本上他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老师，他的教诲简化地说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因为究竟真理已经超越自我中心的活动，深入于真空无我之境，所以是不能言传的。传统宗教组织对于无法言传的真理多半以直观的“悟”来下手，但克氏的解说方式却是从反面切入，以现代人易懂的语言工具透过对谈层层揭露意识中的真相。既然无法从正面说明，那么就从反面一一破除各种幻觉、象征、名相、意识形态、价值观、教条、理想、时间感、挣扎与二元对立。当所有的无明之网被解开时，不需要任何刻意的修炼或锻炼，也不需要再建立任何观点与概念，人心自自然然便能安住于解脱的空寂状态。当机缘成熟时，开悟的熏风会不请自来，这便是克氏所谓的“无为之道”。但无为总给人一种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感受，似乎太过于轻松了，习惯于有所作为的人类很难体会只是存在的那种心境，而总想抓住什么、追求些什么，于是能量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耗损。然而凡是能抓得到、追得着的都不是真相，都只是我们认假成真的幻影罢了。克氏的话语促使我反思自己追寻真理的过程，没错，追寻的本身就是在脱离事实的真相，虽然追寻也能带来希望、快感，追寻也能满足自小就有的征服欲，但追寻毕竟投射了时间感和未来的幻觉，故而忽略了当下的真相——真相包括内在与外在的种种情境，亦即内心或意识里的思想、情绪和身体的觉受，以及外在发生的事和各种关系的互动。 　　对于“当下”的体悟，传统的宗教组织通常是透过禅七活动由法师引导学生逐步深入；但是广为一般大众所熟悉和认同的，却是周边的宗教仪式、象征某种美德的善行以及退而求其次的方便法门。克氏以毫不妥协的精神，首先揭开的无明之网就是从古至今流传最广、最久远的“方便”之说。克氏指出，人类心灵演化的终极境界便是证悟实相、真理与至福，而传统的修证和冥想途径最常见的却是持咒、念佛、观想之类的方便法门。克氏认为这类的方便法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在《人类的当务之急》这本书里非常透彻而详尽地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冥想，什么是错误的冥想。他说：“冥想既不是重复诵念，也不是神通经验，更不是刻意止念。咒语和念珠虽然可以使妄念安歇，然而在本质上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形式，还不如服镇定剂算了。” 　　我回想起自己一开始接触宗教时，法师教给我的几乎都是持咒和观想法门，再不然就是透过随息、数息来集中焦点和妄念。一开始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奔驰的思维活动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但不久又恢复了原状，于是我又得重新数息、持咒，就这样重复再三来来回回地角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难道这么做就可以解脱了吗？答案是，它不但无法帮我解脱，还进一步制造了更大的矛盾，因为我和人说话时心里想的是咒语，在进行某件事情时也无法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心里老是挂念着修这件事。克的话完全印证了我的疑惑，于是我继续阅读，看看他还要揭发些什么。他说：“盲信和抱着教条不放的人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冥想的领域，逍遥自在才是冥想的首要条件，而它意味着彻底放下社会的假道德与价值标准。这便是冥想的起步”，“冥想就是当下自发的天真情境，这样的心永远是寂然独立的”，“一旦身为印度教徒你就无法独立了，同样的，其他教徒也都无法独立。一个因承诺而受到束缚的人怎么可能寂然独立呢？寂然独立意味着不受影响、天真、自在与圆满。假如你真的能寂然独立，就能大隐于市，而且永远会做局外人。能够寂然独立，才会有完整的行动及合作的精神；因为爱是完整的”。 　　我找到了！(2) 　　阅读了克氏一长串的见解，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滑溜的面条，我的心至今没有被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所制约，同时我也意识到独立的追寻过程远比加入某个组织要辛苦和不安全得多，然而真理这朵深山中的百合绝非一蹴可及的，没有一点实验和冒险的精神恐怕是很难找到的。接着克氏更进一步地引申自由与暴力的关系。他说：“自由就是一种无限的空间。当空间不够的时候，暴力一定会出现”，“社会文化的范围过于狭窄，里面毫无自由可言，因为缺乏自由，所以才会失序”。这些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确实是没有空间的，父母不尊重你的自主权、成长权和试误的权利。师长则一味地灌输你各种是非、黑白、对错的观念；他们在上课时你只有听的份，过程里既没有讨论，也不鼓励质疑，若是学生有所质疑，多半被视为叛逆分子。政治在国民党解严前连言论的自由都不完整，更何况设立一个反对党来制衡执政党了。婚姻制度则使得自由恋爱变成了毫无弹性的终身承诺，怪不得家庭、学校、社会，处处都有暴力和失序的现象。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1) 　　克氏的真理显然是以人为本位的，他不像传统的宗教导师总是致力于集体秩序的维护，总劝人忍辱、持戒、行善，臣服于社会认同的美德；他更深一层地洞悉到人心若是没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因压抑和不忠于自己的真相而滋生出暴力及失序，而集体的秩序也会跟着瓦解。毕竟所谓的国家、社会和民族这些宏观名词，不过就是许多被压抑的个人组合而成的。然而从古至今个人对抗集体的战争一直没间断过，世界并没有因反叛和革命而获得改善，人类也没因此而真正转变。在这个宏观的议题上，克氏也有他的洞见，他认为人类的自我感和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社会和宇宙，因此个人就是宇宙。他认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都无法彻底转变这个世界，除非每个人快速地产生突变。他说：“制度永远不能改变人类，制度永远是被人类改变的。”有人问他小我的力量如何能改变社会和宇宙，他回答说：“滔滔的恒河之水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汇聚而成。所有改变人类的重大运动都是从某个小我开始的。” 　　然而小我又要如何开始呢？这“如何”二字一出口，已经暗示了方法与追求之心，克氏敏锐的心智立刻照见这其中的陷阱。他说：“如何二字指的并不是方法，而是一种探索，但改变到底是什么？真有改变这回事吗？还是只有在完全改变之后，你才能问这个问题？……改变意味着从现有的状况转向另一个不同的情况。这个不同的情况到底是现有状况的反面，还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如果它只是现有状况的反面，它就根本没什么不同……譬如冷、热，高、低；正中有反，反中有正；因为有对比，它们才会存在。然而凡属于比较级的东西，即使有程度上的不同，骨子里的本质还是相同的，因此改变成相反的情况其实就是根本没变。即使改变的举动能带给你一种上进的感觉，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幻象。” 　　这一大段话令我开始省思传统修炼的问题。当我们努力在修的时候，心中其实充满着想要变成某种理想状态的欲望，这份欲望的本身就会令我们原地踏步。怪不得我接触过的某些努力打坐或打七的老参，并不给人一种人格成熟、智慧明透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较量和竞争的世俗感，比不修的人还要封闭、狭隘。多年之后台湾开始有人引介上座部的原始佛法，譬如佛使比丘和阿姜查的著作，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佛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观察——人类是颠倒的——指的就是人心中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 　　与佛法印证之下，人们开始明白克氏的教诲与佛家的精神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你甚至发现连老庄的洞见与克氏的全观也是旨趣相通的。接着克氏指出神圣的真谛，他说：“你把人生划分成神圣与凡俗，道德与不道德，这种分别之心才是不幸和暴力的温床。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否则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属性。寺庙里的石头、教堂里的神像，这些象征都不神圣。人们因错综复杂的欲望、恐惧和渴望而称之为圣物，但这样的神圣仍停留在意念的领域里；它们是由意念造成的，但意念是毫无新意，也不神圣的”，“神圣（holy）这个字本来源自于完整（whole），意思是健康，神智清明。……在意念中运作的心智不论如何渴望神圣的事物，仍然是在时间的范畴内活动，在支离破碎的范围内活动着。那么心能不能完整而不破碎呢？” 　　这些话提醒了我，也令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活动总是落入批判、嘲讽和对立，这些瞬间显现、永无止境的微细冲突，如果没有反观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和遗漏就是佛家所指的不知不觉与沉睡不醒。克氏所说的完整而不破碎的心，指的就是不拣择、不谴责、不判断、不比较、不分别、不诠释的觉察或觉知，亦即纯粹的观照；以佛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中道实相观、如实正观，或是禅宗的“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以及“直下觑透”。克氏强调的是万缘放下，这万缘放下在传统宗教组织的错误诠释之下，使人们以为修道就是要弃世、禁欲、离群索居、苦行自虐，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圣凡之分，对尘世经验生起自惭形秽的丑恶感和罪恶感，似乎只有宗教组织和这些组织里的人才是圣洁无罪的。此类思想助长了宗教组织过度膨胀的文化地位，从古至今有五千多场（现在还在激增中）因信仰和宗派的不同而引起的战争，这真是人类的无明和作茧自缚的极致展现，因此克氏大胆地指出：“这个世界一向惯于遵守传统的途径，其实我们内心的不安就是由此开始的。因为我们追寻的总是别人的许诺，我们不假思索地追随别人所担保的无忧无虑的精神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反对暴君式的专断体制，内心却接受了别人的权威或专制，允许他们来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生活，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如果我们开始全盘地拒绝，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动上拒绝所有的宗教权威、所有的礼仪和教条，我们立刻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状态，而且开始与整个社会为敌，而不再是受人敬重的高尚人士了。然而只要一涉及面子问题，就不可能接近那无限的、不可臆测的实相了。” 　　我在阅读这句话时眼泪禁不住地泉涌，这是一个多么无求的心灵啊！如果一个人还有丝毫的顾忌，都无法揭发真相到如此透彻的程度，这样的慈悲是不易被落在面子陷阱里的人了解的。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2) 　　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数千年来最大的包袱就是面子问题，不但向外驰求物质享受和面子有关，就连所有的伦理、道德和教条之中都混杂了面子的成分；愈是争强好胜，愈是完美主义的人，愈是要面子。我回想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的人际纠纷是因面子受损而引起的。奇特的是，面子只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意象或形象，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当真，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护卫它？是不是因为人心之中都有自卑和自我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份自卑必定是从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而来的。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戴维·博姆（David Bohm）与克氏进行了一场完整而细微的讨论，后来结集成《超越时空》这本书。博姆认为人类一旦有能力制造更精良的器具，便推而广之地认为自己也需要变得更好；人类的思想很自然地总是投射出更高的目标。接着克氏提出了时间感的问题，也就是佛家所说的过去心、现在心与未来心；人一开始瞻前思后，就会产生期望与懊悔，于是内心的交战、挣扎、冲突与困惑便接二连三地涌出。追踪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自我中心或我便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这个我要如何脱落呢？ 　　“如何”二字一出现，我们又回到了方法的问题。从古至今的宗教人士都企图透过某些方法来打破自我的牢笼，体悟宇宙无限的大能，他们尝试苦行禁欲、离群索居、禅定冥想，所有能努力的都努力了，但没有任何努力真正达到了目的。博姆接着问道：“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努力仍然局限在变成的范围之内？”克氏回答：“没错，不过人们始终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把这一切都放下。”这里指的就是放下心中的时间感，只进行每一个当下纯粹的观察和聆听。因为克氏不强调刻意修炼（刚才提过刻意修炼之中一定有变成的欲望，所以仍然陷在自我中心的活动里），他指出只有在日常生活自然进行的活动中维持开放而纯粹的看与听，才有可能无为地领悟当下。他说：“聆听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声音，还是完全没有任何噪音或妄念？假设你想表达某种超越文字的东西，但如果我不能完全安静地聆听，我就无法了解你说话的深层意涵。现在就是当下这一刻，里面尽是一些时间感和思想。思想一旦止息，当下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当下就是空无，空无就像零这个数字，它包含了所有的数字在内，因此空无就是万有。但是我们非常害怕进入空无状态。” 　　“空无包含了整个宇宙，里面不再有我的琐碎渺小的恐惧、痛苦和焦虑。空无意味着整个宇宙的慈悲，而慈悲即是空无，因此空无就是无上的智慧。” 　　克氏所指的空无和佛道两家的究竟真理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大智若愚、化繁为简的状态，因此克氏又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简单，他就能了解错综复杂的人生。但我们的起步就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简单。我们的脑子受到的训练就是去认识复杂的东西，并且还想得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认清单纯的事实是什么。”这些话使我联想起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并无罪，但是在人尚未认识自己的真相之时，这些知识只会使事情复杂化，然而一旦体悟到损之又损的空无及无为，知识就成了可以活用的工具；换言之，是人在运用知识而非被知识所役用。 　　克氏对人类的性欲、贪、嗔、痴、恐惧等自然展现的能量，抱持的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既不排斥，也不压抑，更不耽溺，只是随顺这些能量的示现，佐以纯然的观察或看。如果当下看破排斥、压抑或耽溺都是自我中心的活动，当下立即转成空无或无我，此乃转识成智、烦恼即菩提的风味，而空无之中自有至真、至善、至美与大爱。 　　克氏如同一位慈悲而激进的智者，在上提下拉、节节逼近的揭发中，帮助读者顿悟和产生突变，进入他已经置身其中的无路之国和不可思议之境。我的心被他的赤诚震撼得颤抖，多年来我对人性的疑惑和观察，终于在他的字里行间获得了澄清与印证。我对这个世界彻头彻尾的不满如同火山灰一般开始尘埃落定。千年老妇终于觅得了归途。 　　然而，这萧伯纳口中最卓越的宗教人物、亨利·米勒最想结识的人物、赫胥黎心目中的佛陀再现以及纪伯伦心目中的基督化身，在台湾人的意识里却是个不存在的或无人知晓的陌生人物。我决定回台湾后，一定要和曹又方、简志忠与王季庆商量如何有计划地译介克氏的教诲。 　　第八章 　　生态与环保意识的觉醒 　　一九八九年的一月二日，我买了一本新出刊的《时代》杂志，发现封面依惯例选出的“风云人物”竟然被“风云星球”取代了。那张照片上的地球吸引了我宏观的双眼；怀着好奇我翻开了第一张彩色跨页。赫然出现眼前的竟然是在漫天浓烟里燃烧的巴西热带雨林，紧接着是孟加拉的水患，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 State）旱裂的地表，空气污染的北京城，干瘪的莫桑比克饥民，免疫系统被污染的海水破坏而孤独陈尸于沙滩上的一只海豹，西德某座看似乱葬岗的玻璃瓶废置场，二十年后可能因不良灌溉计划和水坝工程而消失踪影的白令海……这一连串精彩的摄影杰作呈现出的竟然是人类文明的愚昧和无望。我心底深处的那股莫名的救赎激情再度被点燃，于是开始仔细地阅读《时代》花了三十三页篇幅深入报道的地球浩劫。一个月后全球同步播出了电视专辑《跨越疆界》，其他的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核能电场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各种文明发展的报应。 　　那段时期我一边和曹又方、王季庆进行新时代出版品的翻译和引介计划，一边接触林俊义、杨宪宏、方俭等致力于生态环保运动的友人。克氏的教诲开始在我心中发酵，但最重要的是我终于脱离了对母亲的依赖，搬到四维路的采庐，过起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对于居家的室内设计与布置有份天生的敏感度，新房子里的色调一律采取冷色系，白墙、浅灰色的地板、蓝灰的沙发椅，一张超长的黑色写字桌上铺了一块印尼的手织布，开放式的榻榻米间以两片透明纱作为隔屏，五十坪的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一间更衣室、两套卫浴和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设计师庄展华先生是稀有的诚直之人，我此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是在他的紧缩预算下完成的。 　　独居生活 　　搬进这幢极简主义的新家，我的感官每天都充盈着美与祥和。演艺工作已经完全停止，平日里的活动大多是演讲、参与环保运动，以及撰写方智新时代系列的第一本著作《古老的未来》。 　　接触从事环保运动的几位友人是人生经验中崭新的一页。我发现林俊义教授、宪宏和方俭的心智对我有强大的启蒙作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欣赏那份科学的求真精神。虽然我发现自己已经逐渐走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向内探索，但精确不苟且的微观、宏大的视野和超越小我的生态精神，仍然能启动我的脑细胞，扩展我的关怀层面。在方俭的发难下，一九九○年我们成立了“地球日”组织的台湾分会，我们抢救森林，抗议核能电厂的废料处理，关注氟氯碳化物是否该禁用，推动垃圾回收，勘察污染废水排放的情况。九月中旬我随同一群环保运动者到高雄后劲溪和楠梓区观察当地遭受污染的实况。莎拉台风过境后溪水夹带着大量的水草和垃圾，形成了罕见的污染奇观。台塑厂排放的废水在黄浊的溪流里汇成一道鲜明的棕红，但厂方仍矢口否认设有暗管。此外我们还得知中油公司的地下油管漏油，附近的居民却不知情。一九八三年五月的某个傍晚，十三邻的一位老太太点蚊香不幸引起石油爆炸，屋内器物全毁，老太太的手脚也被炸伤了。无辜受害的老太太后来连一点医药费也没拿到，而十三邻的地下水在六年后仍旧是点火即燃。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同地区的一名工程师林英杰在宿舍里点烟，再度引发爆炸，全身百分之八十被炸伤，一年后身心仍然无法复原。 　　投入环保运动满三年时我已经深深察觉到，如果政府和企业团体不采取积极行动，环保运动最终只能制造一些媒体上的噪音，发挥不了正面的作用。而且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士并不是个个具有深层生态意识，某些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他们所反对的“旧人类”如出一辙——同样地热衷于权力，也同样充满着愤怒。爱仍然是人类最艰难的课题。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投注于一项敌对的运动，不如致力于唤醒自己和他人心中的真爱，于是我决定专注于灵修和翻译克氏的著作。 　　十年后的今日，林俊义教授、宪宏、方俭与我虽各自发展出大异其趣的创造性，但是对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永远是我们志同道合的议题。 　　第九章 　　丧父(1)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与他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内心并没有难以承担的挂碍；母亲对这位第三者始终无法释怀，她不愿意我经常探望父亲，如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她也有微词。我对这位第三者抱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业多年的江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双鱼族牺牲奉献的倾向。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实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养、呵护与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没获得满足，他是很难在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华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与再生母亲。每次我看到他们互动的模式，都会暗自生起对人类心理创伤的感叹。父亲和华阿姨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便瘫痪在床上不愿意动弹。我用“不愿意”这几个字，是因为你不难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阶段被命运剥夺的母爱。他拒绝下床走动，他不肯好好地吃饭、上厕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华阿姨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喂父亲素食，规定父亲念《金刚经》和《地藏经》回向［1］给冤死的祖母。父亲一不高兴就像恃宠而骄的逆子，用他的断掌打华阿姨或是拧她的大腿。华阿姨全盘承受了，因为她了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这样的一位第三者，我还能有意见吗？ 　　一九八八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健康数度危急。我去医院看他，华阿姨在一旁落泪，她告诉我父亲在危急时嘴里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虚弱无语的他，直觉仍然相当敏锐，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满头的银发和光滑的皮肤，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阴历三月初十是父亲虚岁八十五岁的生日，三月初八则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们的生日还未来临之前，某一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她要我赶紧到她们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赶到她的住所，进入卧室，坐在父亲的床边，握着他余温犹存的双手，在泪眼模糊中安静地端详着他的宝相。感觉上他的神识还没离开那个空间，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现吧！我心里暗自思忖：他早就准备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沉重的情债终于还完了。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我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压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我从床上爬起来有点不安地走进她的卧房。她矮小的身躯在超大的床上缩成了胎儿形状，整个人不能控制地颤抖着，僵硬干涩的嘴里不停地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交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党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党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党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丧父(2)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第十章 　　闭关与反观内照(1) 　　不久我的生活又忙碌起来，善门大开便很难再关上了；我不会拒绝人的那份天性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我马不停蹄地演讲、发功、从事环保运动、替人解惑，两年下来，我有限的能量已经快用光了。即使自己天生是个导体，内气起来之后随时可以替人发功，但自己的身体还是得妥当地照顾才行。我在时间和能量的分配上一直过于轻率，对自己有一股莫名的信心，以为凭着正向思考就能创造正向的情境。但现实并不全是唯心所造的，生活中需要觉察和注意的细节太多了，譬如环境、饮食、起居作息、睡眠、姿势和运动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品质。人一旦陷入利他的理想主义里面，这些重要的利己细节很容易就会轻忽掉；和群众接触是件令人亢奋的事，也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怪不得克氏一再提醒，救赎者终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噩梦。就在这个阶段，我应卫理同学之邀到三藩市湾区演讲，刚好嘉楚仁波切也在湾区，于是我们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有关我转世的梦，他建议我务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闭关，否则小命可能不保。他的提醒令我意识到事态有点严重，于是决定在四维路的家中进行非正式的闭关。我预定一年之中不接电话、不看电视、不见任何访客，但是我需要一位护关的帮手。这时我想起高雄有位护士小姐曾经北上来见过我，她似乎有意当我的私人秘书。母亲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是一个能干、忠诚，又具有服务精神的女孩，于是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一年自囚的生活；她一口答应了。不久她就带着一个大皮箱北上准备和我一起闭关。 　　许多人听说我第二天要闭关了，于是纷纷打电话来，要求我在入关前的最后一天为他们发功。结果那天总共来了一百多人，把个榻榻米间挤得水泄不通。我认为内气的觉醒虽然可以使人知觉敏锐，但也可能过早引发一些特异功能或是让强烈的情绪集中曝光，若是没有长期的追踪和引导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心里暗自决定出关后不再随意替人做这件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看见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容易产生权威欲；这是我最不愿意落入的上一辈人的陷阱。 　　闭关的第一个月我想试试禁语的滋味，因此把生活里的琐碎需求都写在小纸条上，交给翠英过目；她负责出外采买，我则只管打坐和练自律动功。我每天一上座就是四十分钟，然后下座活动一下筋骨，再上座四十分钟；一个早上要静坐两三个回合。吃完中饭后休息一会儿，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下午三点以后和翠英一起去“猫空”爬山。大约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晚饭前才回到家中。 　　我发现禁语能使妄念快速安静下来。第一个礼拜还是有些心猿意马，一会儿想到老朋友，一会儿又计划出关后到某某国家旅行，平日里不联络的友人这时也变得情谊深厚起来，似乎即将告别人世，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一个礼拜后妄念完全安歇了下来，打坐时心里很空，偶尔冒出一两个单字，但照妖镜一照，它们便现了原形。我后来发现大休息式的静躺对我比较适合，我总是愈躺愈清醒，打坐久了反而昏沉。通常我喜欢采用耳根圆通的倾听——试着把所有声音都听进去，而不刻意分辨声音的类别及属性，这也是一种无拣择的觉察方式。真的进入情况时你会发现分别心会制造大小声的错觉，分别心一旦停止运作，雷声竟然和楼上的水滴声一样大小。这段期间我开始有能力洞悉每一个念头的本质而不再被念头欺骗。 　　爬山对身体是极好的一项运动。第一天我和翠英顺着猫空茶区的山路勇往直前地行进，走到坡度较陡的那一段时，两个人的小身体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只见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浑身的衣服都汗透了。十一月天能出一身大汗，实在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湿寒体质，两个小时的大量运动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两个多月下来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注意到人的能量在饱和状态时内心的冲突很容易就统一了，好像每个念头、每个举动、每份情绪都是妥当的，适切的。那种感受非常自在，有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味道。然而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距离无我的境界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我记得过年期间翠英回高雄和家人团聚，我则到世界大厦和老母过年；我高昂的能量很快地影响了母亲，她满脸笑容地看着我随乐起舞。自从我搬出世界大厦开始过起独居生活，母亲的心态也有了改变，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来访的友人：时代到底不同了，孩子毕竟有自己的意见，上一代得学着尊重下一代的独立需求；不过背地里她和翠英聊天时还是嘴硬，认为我学佛修道这一生就算完了。她说她最怕我将来变成布道家宋能尔这类人或者被冠上“胡居士”的名号。其实你如果不是她的女儿，你会非常喜欢甚至激赏这位说话一针见血性情痛快淋漓的老人，我有许多朋友后来都成了她的密友，但是身为她的女儿，同时还热爱自由的话，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闭关两个月后我的能量已经恢复正常。克氏的教诲虽然已经有两本翻成了中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和《从已知中解脱》，但对照原文后发现还需要重新细润。在重译的过程中我决定干脆自己着手翻译算了。 　　第一本我想翻译的就是《般若之旅》，英文原名为Exploration into Insight。这本书的内容我仔细读完之后，感觉完全与佛家的智慧不谋而合。以往我接触过的老师和经典都无法释清楚的般若智慧——譬如“五毒即五智”、“烦恼即菩提”——此书都有周详而细腻的心理动力上的探讨。为了提供数百万佛教徒接触现代化究竟真理的机缘，我决定采取佛家用语来译出此书（克氏基金会在此书出版后曾经和我讨论过译文佛化的问题，最后大家还是认同了这个做法的妥当性。此书是目前方智出版社发行的克氏二十三本著作中相当畅销的一本）。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半生以来涉猎过的心理学和宗教知识，以及从小到大体会过的人性深处的恐惧、暴力、冲突、绝望等等的苦难，为的就是让我能理解究竟真理。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黑色书桌旁安静地进行翻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该坐的位置，所有的矛盾似乎都统一了；我和翠英两人戏称自己是藏经阁上译经的出家人。说真的，我觉得这项工作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感觉上是那么得心应手，毫无怀疑。情况最好的时候我的翻译有如自动书记一般，看一句原文，不需要动念，便自然书写出译文。当我们内心的波动彻底静止时，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停止了活动。偶尔我抬头看一眼翠英，很狐疑地问她：“你觉不觉得外面的人好像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俩？”翠英说她也有同感。这位与我有深厚宿缘的年轻女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步上了道途，人生真是自有安排，自有奥秘啊！ 　　闭关与反观内照(2) 　　《般若之旅》第一章探讨的是没有观察者的观察（无我的观察），参与者透过逐步的揭露来了解自我这个观察者的结构——它不外乎是一些意念的组合，内容大多是自责和辩解等等。传统的修行方式都是以充满道德谴责的方式来对治当下这一刻的烦恼，于是产生了具有自我感的观察者而非纯然无念的观察。譬如我说：“我想开悟。”如果以纯然的观察来照见这句话的真相，你会发现它的背后就是贪；理想主义就是被我们合理化的一种贪念，愈是合理的贪念愈不容易被察觉。然而我们为什么会贪？贪是什么？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变得伟大？当我翻译到此处时，已经清楚地照见自己那股巨大的救赎欲望其实包含着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贪欲，一种想要做伟人的企图，还夹杂着未解决未转化的哀伤。我发现这样无情的观照既能带给你发现真相的感动，又会使你坠入什么都抓不着也摸不着的空虚。原来人类向往的终极解脱——空无，竟然也是人类终其一生努力逃避的一种“无所造作”的恐怖情境。这“不执著”三个字被一般人朗朗上口地滥用成一句轻松的口号，孰不知这不执著是生命中多么不可承受之轻啊！我能完全放下这股巨大无边的救赎欲望吗？我真的能面对那撼动自我的孤独吗？我能把所有戏剧化的情绪归于平静吗？我能真的没事吗？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低潮了好几个星期，突然有一天答案不问自明地浮现了——只有深入于自己的内心，才能晓得真相是什么。 　　就在那一阵子，我一连做了两天非常清楚的梦。第一个梦境中克氏穿着一件白色长袍，拉着我的右手往山上走。他的脸孔就是五十出头时拍摄的那张照片的模样，我们的关系好像是一个过来人领着一个还在学习中的人，一同往上走。快要走到山顶时，左边有条岔路，岔路上有团树丛，树丛后面有一群女人正在叽叽咕咕地讲着话；只听得到她们的声音，但看不见人影。克氏示意我朝那个岔路的方向走，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往山顶走，顷刻间便消失了。第二个梦境，克氏、普普与我坐在一个客厅里，三个人很认真地讨论着一些有关教诲的问题，其他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但画面非常清晰。那段时间我对屋子里唯一的另一个人——翠英——的心念，几乎到达了若指掌的地步，我给她写了一封八张纸的信，剖析她的心理状态给她听，帮助她克服心中的不安和恐惧。她看了信之后泪流满面，从此对我的防卫机制减轻了不少。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毫无暖身的状态下突然关在一个只有五十坪大的空间里，一关就是一年，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幸好我们因缘深厚，在日后多年的相处过程中虽然也有许多摩擦，但因为我们真的在致力于恐惧的转化，所以关系愈转愈祥和。 　　《般若之旅》的第二章探讨的是觉知、意识与脑细胞的关系，参与者提出了佛家的“无始无明”之说。人类的愚昧和无明是找不到起点的，我们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有了设限的自我感，这个自我感一旦被打破，我们就从牢笼中解放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为、思想及本能都在保护这份自我感，并且还致力于牢墙的增厚，使它成为一堵连兰博的重型机枪都轰不破的铜墙铁壁。克氏指出，寻找无明的起点是没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无明只是想获得更多经验的需求罢了，而只有无目的、无拣择的单纯观察才能止息那些永无止境的需求。需求止息了，截然不同的境界才会出现。最后参与者开始探讨宇宙大能的问题，克氏指出这大能是无所不在，而且随时都存在的，只因为我们的需求无法停止、念头无法静止，因此接不上这个能源。如果行、住、坐、卧都能安详地观照自己，心中的冲突就会停止；冲突一旦消失，便能随时处在无限的能量中。 　　在第六章里克氏指出了人类趋乐避苦的倾向，这个观点和佛陀的观察是完全相同的。克氏说：“我们可以用苦难这两个字来概括所有的孤独、执著、依赖和冲突。”只要我们在生命中一遇到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苦难全都会曝光，但为什么只有当自己遇到打击时才觉得痛苦，别人的痛苦或集体的痛苦为什么打动不了我们？原因是我们的心太不敏感了，它已经沉睡多年。其实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打击来唤醒我们，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苦难。这个观点和佛陀指出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中的苦谛又不谋而合。佛陀和克氏都是极度敏锐的生命，他们天生灵敏的知觉令他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其他生命的苦难，那是一种同体大悲，一种无法度量的深刻体受以及对生命真相的洞见；当你看到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男孩时，你立刻能洞悉到真正的杀手就是国家主义，然而这孩子的母亲竟然认不清这个真相。如果你替她认清了这个真相，你一定会受苦，那么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看到苦行禁欲和经典中的教条就是那个想求解脱的出家人的牢笼，你该怎么办？大部分的人都会采取外在的行动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但克氏很快地指出，外在的改革、社会慈善工作、奉献及牺牲，都是使人退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连我们自己都退化了，还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因此人类的当务之急就是止息自己的痛苦。如果自己的痛苦不止息，所有理想主义的行为基本上都只是一种逃避而已。接下来要参的问题就是：痛苦该如何止息？答案是你只能回过头来彻底面对它，若是能毫不逃避地面对它，如实地观察它，那个由念头组成的自我或观察者就会停止活动，然后自我的实存感就会消失，剩下的便只有被我们称为痛苦的那股巨大的能量了。既然念头都停止了，“痛苦”这二字也就跟着止息了，于是这股能量在没有任何标示和名相的情况下便自动转成解脱的热情，此乃禅宗所说的破名相障、转烦恼为菩提的真谛。 　　闭关与反观内照(3) 　　我一边翻译，一边消化、整理、做笔记。这些惊人的洞见，让我完全领会了百无禁忌与了了分明的解脱滋味是什么。 　　在第十一章《绝望的本质》中，克氏提到基督徒所称的“灵魂的暗夜”或“灵魂的神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也就是当所有的希望和期望都结束时一种极度绝望、极度痛苦而又孤立无援的状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克氏竟然称这种状态为一种灵修上的境界，似乎人必须跌入谷底方能重生，如同黄檗禅师的述道诗：“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换言之，当寒彻骨之境现前时，能不能安住其中，不试图逃脱；如果能够维持在那种状态里，便可能产生爆发性的突破。我在翻译这个章节时万万没料到未来竟然真的跌入了谷底。 　　当《般若之旅》译好（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母亲主动要求帮我誊稿，她一笔娟秀的字迹到了八十二高龄仍然工整如昔。誊稿的过程中她对我的寻道之旅开始刮目相看。以往她总认为宗教组织是敛财的单位，里面并没有什么真理；她犀利的双眼通常能立判真伪。有一天她很慎重地对我说：“这个克氏讲的都是老实话。”我很高兴她终于赞同了一件我所做的事。其实我衷心希望她不但能面对外在的现实，同时也能面对她自己内心的真相。在她的余年中，真理如果能发挥一点作用，她痛苦的一生也就没有白过了。 　　第二本我想翻译的书是《超越时空》。这本书里与克氏对谈的伙伴，是物理学界举足轻重的科学家，戴维·博姆。他是二十世纪主要的哲人之一，也是奥本海默的弟子，爱因斯坦的同事。他的代表作分别是：《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的因果法则与或然率》、《相对论的特殊理论》、《秩序与创造力》、《整体性、隐含的秩序及科学》。我看过克氏与博姆对谈的录影带，博姆谦谦君子的气质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想知道科学心与宗教心的交会能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里我的身体又开始产生不稳定的变化，通常是两天瘫在床上起不来，第三天却亢奋得睡不着觉。我只好躺在床上口述，由翠英速写下来，经过我修改之后，再由翠英誊一次稿。 　　我们的爬山活动照样进行，通常是一个星期两天。猫空茶园那时的游客还不算多，经常只有我和翠英在山上独行，两旁巨大而茂盛的蕨类和热带植物，呈现出深深浅浅的墨绿、翠绿与嫩绿。猫空还是有许多户人家养猫、养狗。沿路茶棚林立，走累了进去品茗，补充一点食物再继续上路。有几回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还在山上健行，一路走下来竟然没碰到任何游客。整座山除了风声、叶子的沙沙价响、此起彼落的虫鸣和偶尔传来的狗吠，几乎听不到文明的噪音。山下的万家灯火令我意识到长年以来的感官记忆已不复存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出头时，只要一听到屋外传来的某种叫卖声，飞机划过晴空的音爆声，或是北风扑袭时从门窗传进来的咻咻声，我的意识里总会生起一些微细的反应、回忆及联想，里面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哀伤与不安。几个月的闭关清除了许多微细的障碍；我脸上的肌肤、额头的光泽，显示出心泉已经逐渐明彻。 　　从大自然走进真理的话语中，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种时空转换。回到家我和翠英再度潜入《超越时空》的世纪对谈里。翻译到第二章《清除心中的陈迹》时，克氏和博姆探讨到空无就是宇宙心，亦即当一个人的心念活动完全止息之后，便逐渐融入于无始无终的宇宙意识，也就是真正的创造力开始运作了；然而这开始又不具有任何时间性。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以观察现象世界为志业的科学家，竟然会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无法度量的境界存在，于是我重新找出《宝瓶同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