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记得她，只有石头保有着小雨点的秘密。时光流转，那些巨大的云朵消失了，先前那些草木枯死了。只有不死的石头，对那些刚刚发芽的小草、对那些飘过的云朵，讲述着小小的一缕云把自己变成了小雨点的故事。嗒嗒。历史上的爪痕－海马故事集 精神分裂的猪的故事1998年1月6日我很快会说给你听，我给安杜里奥画了个骡子。安杜里奥五岁了，生下来就没有双手，悲惨、常年贫穷的遗传恶果，是他的手臂末端只有两个小残肢。但他仍能用两个残肢灵巧地握着彩色铅笔，在我的画上着色。他时不时地来找我要画，着色之后给我看，悄悄地希望得到一块糖做奖励。好了，骡子来了。安杜里奥选了蓝铅笔。“那，有蓝骡子吗？”我问他。“有啊。”他不紧不慢地答道。既然无法证明不存在蓝骡子（安杜里奥也很清楚，所以他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挺着），我只好选择讲故事，那是在墨西哥东南群山漫长的黎明时分，海马对海低语着的故事之一，尽管他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我还是开始说：从前有一头认定自己是只鸡的小猪。当他还是小家伙的时候，他便和小鸡一起玩，一起吃，一起睡。可是当他越长越大，他的麻烦也就越来越大。他无法爬上鸡群睡觉的栖木。等他再长大些，他踩断了栖木，跌得不轻。但这点挫折无法动摇他身为小鸡——哦，现在是大公鸡了——的信心。他正在学习司晨呢。嗒嗒。安杜里奥瞪着我，好一会儿才说：“就是有蓝骡子。”他拿着本子走了。我望向海想寻找一点理解。海抚慰道：“好蠢的故事。”我把回答留给了自己：“我还以为我们都是马科斯呢。”我还能怎样？再见。副司令，寻找着吃着味道像猪的鸡。历史上的爪痕－海马故事集 酸橙的身份危机1998年1月9日从前，有只酸橙深陷于痛苦之中。“我既不是柠檬，也不是桔子。”它挂在树上忧心如焚地自语着。它看看桔树上的桔子，又看看柠檬枝上的柠檬，它的痛苦更深重了，因为实在难于找到自己的归属。这时来了两个足球明星，把这只酸橙从树上摘下来当球踢了起来。当球星将“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时，前酸橙高叫着：“我给治好了！”那所谓球门，当然了，是一个鸡舍。一声喊：“进了！”惊醒了正睡在鸡舍桁木上的、自认为是鸡的小猪。嗒嗒。道德寓意：秘室之门不止一扇。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安东尼奥老人的嘱托（1）“溪水一旦流淌下山，便不再能回头。除非在地下。”致全国《进程》周刊（Proceso）全国《金融报》（ElFinanciero）全国《日报》（LaJornada）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尔地方《时报》（Tiempo）致国内和国际出版社1994年3月28日先生们：终于，经过磋商，关于最终目标的公报在此。加上目的地各异的若干信件。我们已彻底……遭到封锁。我们“英雄地”对抗着5.15事件后的反响风暴。三天前，直升机加入了侦察机的队列。厨师们在抱怨，要是围剿的军队同时轰炸，会没有足够的瓶瓶罐罐。主管在议论说，既然有足够的木柴来烧烤，我们何不邀请阿根廷记者前来——他们实在是烤肉的行家。我仔细一想，这话不对：最优秀的阿根廷人是游击队员（比如说，切?格瓦拉），或是诗人（比如说，胡安?海尔曼），或是作家（比如说，博尔赫斯），或是艺术家（比如说，马拉多纳），或是小说家（比如说，胡里奥?科塔萨尔）；并没有什么阿根廷烤肉师傅留名青史。有些天真的建议，说我们不如等待大学生自治会（CEU）送来不大可能的汉堡包。昨天我们吃了奥考辛格电台（XEOCH）的“公报”和两只话筒，味道陈腐寡淡。实习医生给病人发纸条，上面写了笑话，用来代替镇痛剂，据说，大笑有同样的疗效。有一天，我碰上塔丘和莫伊泪流满面……笑着。“你们哭什么？”我问。他们没法答话，因为笑得透不过气来。医生带着几分困窘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头痛得要命。”围剿的136天……（叹息）。快写完的时候，托妮塔要我给她讲故事。我把安东尼奥老人告诉我的故事讲给她听。正是安东尼奥老人唤醒了“恰帕斯，置身在两场风、一场暴雨和一部预言中的东南部……”“当世界还长眠不愿醒来的时候，大神们聚在一起召开了会议，他们彼此分工，决定创造世界、男人和女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如何创造世界和人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要把人造得既美丽又结实，所以他们起初用金子造人。诸神大喜，因为他们造的人闪闪发光且十分健壮。但诸神不久便意识到那些金做的人不会动。他们老是坐在那里，不走路也不劳作，因为他们太重了。“所以诸神又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决定另造一些人。他们用木头造人，所以这些人有着木质的肤色。这些木头人勤劳能干，健步如飞，诸神再次大喜过望，因为这一次造的人能干能走。就在他们准备大事庆祝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些金人让木头人到处背着他们并为他们劳作。诸神看到，这事实在是太糟了，所以他们想找一种好办法来补救。他们决定再造一些玉米人，一些好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诸神接着睡去了，留下了玉米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留下他们来修订世界，因为诸神已睡去。玉米人们以真实的语言达成了一致，他们进入了群山，为所有人寻找一条美好的道路。”安东尼奥老人告诉我，那些金人是白皮肤的富人，木头人是深肤色的穷人，他们为富人劳作，到处背负着他们。金人和木头人都在等待着玉米人，前者充满了恐惧，后者饱含着希望。我问安东尼奥老人：玉米人有着怎样的肤色？他给我看有着不同色彩、不同种类的玉米，他告诉我说，没人真的知道玉米人到底有多少种肤色，因为玉米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遮起了面庞……安东尼奥老人去世了。在我于丛林深处与他相遇的十年之后。他的烟抽得好凶，纸烟抽光了的时候，他会跟我要点烟叶，用玉米叶卷“大炮”；他曾好奇地盯着我的烟斗看，我给他装上一袋时，他只是扬了扬手里的“大炮”，无言地表示他更中意自己的方式。大约两年前，1992年，当我走访各个社区，召集会议，请大家讨论是否开战时，我来到了安东尼奥老人的小镇。小安东尼奥追上了我，我们一起穿过了牧场和咖啡林。当社区开会讨论是否开战的时候，安东尼奥老人拉着我手臂，带我来到了离镇中心约100米开外的河边。时值五月，河上一片葱茏，风平浪静。老人静静地坐在一段圆木上，好一会儿之后，他开口道：“瞧，一切都是那么安静明澈，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我嗯了一声，知道他并不需要我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尔后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山顶，灰色的云层罩住了山巅，隐隐的闪电撕裂了群山间柔和的淡蓝色。一场真正的风暴，但望去如此遥远而无害。老人卷了根烟，徒劳地到处找火，这给了我充分的时间递上我的打火机。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安东尼奥老人的嘱托（2）“当下面一片宁静，山中则是一场暴风雨；小溪在山间峡谷中集聚着力量，”他吐了一口烟后说到。“雨季，这条河是狂暴的，像一条棕色的鞭子，一场地震，不可驾驭；那是纯粹的力量。它的力量并非来自落在河岸间的雨水，而是来自喂养着它的、那些自山间淌下来的小溪。是它们冲毁河床，重写大地，那水将是丛林间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大豆和红糖。和我们的斗争一样，”安东尼奥老人对我、也是对他自己说道。“那力量诞生于山间，但直到它们流淌下山之前，人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力量。”在回答了我关于他是否认为现在是开始的时机之后，他补充道：“到了河水变颜色的时候了……”安东尼奥老人陷入了沉默，我搀扶着他站起身来，一起慢慢走回村去。他对我说：“你们都是小溪，我们是大河……现在是淌下山来的时候了……”，直到我们回到村里的集会地点，老人没有再开口，此时天色已黑了下来。小安东尼奥带着行动决议回来了，他告诉我那决议，大意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聚在村小学里，扪心自问：现在是否是为自由而宣战的好时机，大家分为三组，分别是女人、孩子和男人，经过小组讨论之后，我们又聚在小学校中，多数人表示，他们认为应该宣战了，因为有人正把墨西哥出卖给外国人，饥饿正在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墨西哥人，12个男人，23个女人，8个孩子一致同意，他们已经想好了，那些识字的签了名，不认字的按了手印。”我于黎明前离去。安东尼奥老人不在，他早早地去了河边。但几个月之前，我又见到了老人。当他看到我时，没说什么，我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剥玉米。“河水涨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是啊。”我应道。就是这次，我随后向小安东尼奥解释了磋商的情况，交给他记载着我们的要求和政府回应的文件。我们谈到了他如何从奥考辛格脱身。再一次，我和大家一起在黎明前踏上归程。安东尼奥老人在一条弯道旁等着我，我在他身边停下来，解下背包，要找些烟叶递给他。“不用了。”他推开了我递给他的烟荷包说。老人把我从队列中领开，来到一棵木棉树下。“你还记着我跟你说过的那些关于山中小溪和大河的话吗？”他低声问。“记得。”我同样低声回答。“还有些事我应该告诉你，”他望着自己赤裸的脚趾说道。我默默地等待着。“溪水……”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让他说不下去了，稍稍透过一口气来，他接着说到：“溪水……一旦自山中淌下来……”又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我连忙招来随队医生，但他推开了肩上饰有红十字的同志，那战士看着我，我示意他回去。安东尼奥老人等到那背着药箱的战士走远了，他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继续说到：“溪水……一旦自山中淌下来……就不能再回头……除非在地下。”他拥抱了我，快步走开了。我站在那儿，目送他的身影远去，点上烟斗背上背包。当我重新骑上马时，我忆起了这一场景，不知为什么，天色是那样黑暗，而安东尼奥老人……好像在哭……此刻，我收到了小安东尼奥的来信，信上告知我村里人对政府提议的回应。小安东尼奥告诉我，安东尼奥老人很快便进入了弥留之际，他不让他们告诉我，就在那天夜里，他去了。小安东尼奥说，老人只是说：“不，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让他静静吧，现在他有太多的事要做……”故事讲完了，托妮塔，这个六岁大的、露着几个小豁牙的小姑娘，极为严肃地对我说：她爱我，可她再也不会亲我了，因为“那太痒痒了”。罗兰多说，托妮塔得去医务所的时候，她问副司令是不是会在那儿。要是他在，那她就不去。“因为副司令老是想让人家亲亲他，可那太痒痒了。”在封锁线的这一边，以六岁的、露着几个小豁牙的无情逻辑、做如是说的，是一个名叫托妮塔的小姑娘。这里，第一场雨开始宣示自己的登场。这就好了，我们还以为得等到防暴车的高压水龙来为我们浇水。安娜-玛丽娅说，雨来自于群山之中作战的云；它们隐身于群山中，所以男人和女人们看不到他们的论战。云以我们所谓的霹雳、闪电展开激烈的战役；在群山之巅，它们以无限的原创力，为死而化雨的权利而战。那正像我们，和云一样，我们没有面庞；和云一样，我们没有姓名；和云一样，我们没有任何报酬……和云一样，我们在为播种于大地的权利而战。再见，祝你健康，带上件雨衣（防雨和高压水龙）。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起义军副司令马科斯1994年3月多数将自己化装为遭排斥的少数。又及：关于马科斯是否是同性恋者：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西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利斯托瓦尔街上的原住民，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城市大学中的摇滚青年，德国的犹太人，墨西哥国防部里的廉政调查员，政党中的女性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人，西拉拉巴的囚犯，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安第斯山中的马布切人，国家教师工会中的教师，没有画廊或画册的艺术家，墨西哥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条街区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妇，20世纪末墨西哥的游击队员，独立工会中的罢工者，被迫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女权运动中的性歧视者，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于墨西哥城宪政广场上静坐的退休老人，无地的农民，待业的编辑，失业的工人，没有病人的医生，反叛的学生，新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没有书或没有读者的作家，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的萨帕塔人。总之，马科斯是人，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发出呼唤：“受够了”的少数群体。所有少数群体开口说话之日，便是强势群体陷入沉默与忍受之时。我们，正是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语词，自己的语词，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马科斯，就是所有那些令权力和良知不适之人。欢迎你们，司法部的先生们，我在此恭候……提供铅弹。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值得的（1）1994年12月敬启者：我是个流亡者，我出生在这世上便被囚禁在躯壳之中但我逃离了囚牢。越过高山峡谷我的灵魂搜索着我，我企盼那灵魂永不能发现我的所在——费尔南多?佩索亚在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手边是同伴们送来的下一步行动准备的报告，另一边是最后一摞未复的来信在炉火中熊熊燃烧。这便是我此刻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回复我收到的每一封来信，你们费心写下书信，冒险暴露自己的姓名地址，期待得到回应，回复这些信，是我们起码该做的事。战争又一次逼近。我绝对无法保留这些信，应该将其销毁。如果这些信件落到政府手中，会给许多好人和若干坏人招惹事端。此刻，焚烧信件的火焰腾起，火舌变换着色彩。火焰不时闪出的艳蓝，总是会惊诧着充满虫声和朦胧闪电的夜晚，负载着预言和未清算的账目，寒冷的12月已然临近。我收到了不少信件，我曾设法回复了其中大半，但常常是我尚未处理完一摞，新的一批已到。“西西弗。”我对自己说。“也许是吞食普罗米修斯内脏的秃鹫。”我另一个自我补充道，他从不错过怀疑论的一击。我应该坦诚地说，近来，来信渐渐少了。开始，我归咎于多管闲事的政府爪牙，其后我意识到，好人们累了，……他们不再写信……有时，他们不再抗争。对，我知道，写封信当然不是占领冬宫。但是书信令我们远行。这天，我们在蒂华纳，那天在梅里达，有时在米却肯、或在蒙特雷、韦拉克鲁斯或瓜纳华托、奇瓦瓦、纳亚里特、克雷塔罗或墨西哥城。有时，我们走得更远，去智利、巴拉圭、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此刻，信件不再了，这些旅行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唇边的微笑，而且温暖着那些无眠的寒夜，振奋起那些疲惫炎热的长日。总之，我说过，我决定回复所有的来信，而我们——游侠骑士，懂得如何信守诺言（爱情诺言不在此例）。如果你们大家都能接受这封公开信并感到自己是惟一的收信人，我将感谢你们的慷慨，那将极大地减轻我沉重的负疚感。再见，既然你们无法抗议或表示异议（你们当然能，只是我听不到，因为邮件等等的问题），我将让疯狂的专制执掌着我灵活的手，信笔写完这封信。我想，佩索亚那几行充满诅咒和预言的诗句，也许是最好的开头……那凝视移转，望向无法看到的所在，我们都言说着不曾保有的一切。是开端还是终结？不该说出的1994年，如此这般月敬启者：我想说说自1月以来发生的几件事。你们中许多人写信来说“谢谢你们”。当我们在信中读到你们因我们的存在而满怀感激时，想象一下我们的惊异吧。比如说，我便如此惊异地发现了我的惊异，事实上，每当我到达我们的一个收信点时，我的部队给我最亲切的姿态，便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然而，一旦我大感惊异，便会发生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会狠狠地咬着我的烟斗，咬断了烟嘴。又比如说，我再找一只烟斗的时候，可能发现了一些糖果，令我铸成大错。糖果那只裹着一层玻璃纸的糖果发出的悉悉嗦嗦的声音召唤着一种名叫“孩子们”的灾难，他们会从几十米外听见那召唤，要是风帮忙，几里地开外也能听到。一旦这种灾难发生，我，比如说，便会调大小录音机的音量，以歌声淹没糖纸的喧嚣——他有歌便会唤起风暴，他有伙伴便会陷入孤独，他走上正路便会遭遇种种险境令其止步。但是，为那歌值得忍受酣畅的风暴为那陪伴值得忍受绝望的孤独，那步履匆匆间的剧痛永远值得置身险境拥抱真理。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值得的（2）——赫里伯托走进小屋（所有这类故事永远发生在那些有着铁皮、纸板、茅草或尼龙屋顶的小屋中），满脸“我可找着你了”的神情。我装作对他视而不见，轻松地打着口哨，吹着一首我忘了片名的电影插曲。反正，在电影里，这只口哨响起的时候，一个姑娘——好看极了的姑娘正微笑着走向我们的男主角。但是，我立刻意识到，不是什么姑娘，而是赫里伯托走了过来，他后头跟着抱个玉米芯娃娃的托妮塔。托妮塔——每当亲我一下便会抱怨“痒痒”，长着一口尖尖的小牙，快满五岁然后进军六岁的小姑娘，是副司令的小宝贝。赫里伯托，是拉坎顿丛林中鼻涕孩儿的头儿，率领着一支“反副司令水上纵队”的鸭群，身为大红蚂蚁和圣诞巧克力的天敌，安娜-玛丽娅的小心肝，简直是某些充满报复心的神灵降给副司令的天谴，以惩戒他僭越暴力和精通法律。什么？不对？行了，别太较真儿……“听着！我有事儿跟你说！”赫里伯托走上前来，告诉我埃娃在哭呢，因为她想看看那匹会唱歌的马，可少校不让她看，因为他自己在看帕索里尼的《十日谈》。当然了，赫里伯托并未提到这个片名，而是我根据他的描述猜出来的，他说的是：“少校在看裸体老女人的电影。”对赫里伯托来说，所有裙子在膝盖以上的女人，都是“裸体”，所有年龄4岁以上的，像埃娃，都是“老太太”。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赫里伯托为得到包着花玻璃纸的糖之系列诡计中的一步，对他，那糖果的呼唤简直像雾中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警笛。赫里伯托和它的鸭群赶来营救，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竟没有孩子前来将一块糖从玻璃纸的监牢中营救出来！另一边，托妮塔发现了一只“防泥”兔，换句话说，是只黑兔。于是，她决定把它泡在小水坑里，以便通过所有必须的品质测试，评估其“防泥”性能的质量。眼看着这场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大举入侵，我只能装聋作哑，假装我极极极极其专注于写作。意识到这一点，赫里伯托画了一只鸭，大不敬地称之为：“副头”。我做出大受冒犯的样子，因为赫里伯托争辩说：我的鼻子和鸭的扁嘴一模一样。与此同时，托妮塔把泥兔放到石头上、她的玉米芯旁边，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它们。这让我明白了她何其不满于“防泥”质量的检测结果，因为她正以拒绝让我亲一下的固执摇着她的小脑袋。赫里伯托，面对着我的漠然，似乎终于放弃走开了。我为自己的全胜而得意洋洋。尔后，我意识到糖块不见了，这时我才回忆起我盯着那幅画的时候，赫里伯托怪里怪气的动作。他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拿走了糖！就是我这个知名度如此高的鼻子底下！我真是郁闷，还要加上有消息说萨利纳斯打点行装去出席世贸大会了。对我说来，这似乎不公平，萨利纳斯称我们为“不法之徒”，要是他认识赫里伯托，就会知道，和赫里伯托相比，我们实在比革命制度党的领袖们更遵纪守法。总之，我是在说，我在你们大家的来信中读到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时的惊异。信有时寄给安娜-玛丽娅，寄给拉莫娜，或是给塔丘，莫伊，马里奥，劳拉，或给任何一个蒙面以显身，露面以藏身的男人和女人们。我以我最虔诚的语调感谢你们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此时安娜-玛丽娅出现在门口。赫里伯托哭着，牵着她的手。她问我为什么不给赫里伯托一块糖吃。“不给他糖吃？”我盯着赫里伯托的小脸，可那块糖的证据此刻全掩盖在鼻涕眼泪下头。正是这副哭相赢得了安娜-玛丽娅。“对，”她说，“赫里伯托说他拿画跟你换糖，可你说了不算。”我感到我成了不公正指控的牺牲品，因此摆出了一幅革命制度党前总统摇身一变为另一个位高权重的角色、爬上讲坛去发表其最佳演讲的嘴脸。安娜-玛丽娅一言不发地拿过糖口袋——让我们瞧瞧糖在哪儿吧——全给了赫里伯托！“拿着，”她说，“萨帕塔人永远说话算数。”他们双双离去。我真是哀伤莫名，那糖可是为埃娃的生日准备的。我其实不知道埃娃几岁了。我问过她妈妈，她说是六岁。“可是你上次说她快四岁了。”我埋怨道。“对呀，她一满四岁，就开始算五岁了，也就是说，她就要到六岁了。”她笃定地解释道。我一边掰着手指头算着，一边怀疑那个教给我们1+1=2、6x8=48、以及所有莫测高深知识的教育系统。显然，在墨西哥东南群山里，那可不真实，在这里大行其道的是另一种数学逻辑。“我们萨帕塔人是特殊的‘异类’。”莫纳卡曾经观察道，他告诉我说，要是他的刹车油跑光了，他就代之小便。再比如说，有一天，举行了一次生日晚会。“青年团”聚在一起组织了一场“萨帕塔奥运会”。主持人宣布跳远比赛开始，那其实是比谁跳得高。接着是跳高比赛，可那是比谁跳得远。我正忙着掰手指头，里卡多中尉跑来告诉我说，大家都去了要在黎明时分唱生日快乐歌。“上哪儿去唱小夜曲？”我问道。我十分高兴一切都上了正轨，在黎明时分唱“清晨”相当合乎逻辑。“在墓地。”里卡多答道。“墓地？”我又开始掰手指头了。“对呀，是这样的，是一月战死的哥们儿的生日。”里卡多说着走了出去（下一个项目是拉力赛。）“好啊，”我自言自语，“给死人开生日晚会。墨西哥东南山里的……完美的逻辑。”我叹了口气。我满心怀旧地叹息着，回忆着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候，坏人是坏人，好人是好人。那时候，牛顿的苹果从不抗拒地心引力，直接从枝头落在孩子们手中。那时候的世界闻上去就像是开学第一天的教室：恐惧、神秘、新鲜迷人。我正不遗余力地叹息感慨着，未经任何预警，贝托走进来问有没有气球。不等我回答，他便动手在地图、行动命令、战报、烟灰、干鼻涕、钢笔染的红花、子弹带和一顶臭哄哄的滑雪帽中翻捡起来。贝托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一袋气球和一张小朋友的照片——相当老了（是照片，不是小朋友）。贝托站了一分钟，要在气球和照片做出抉择，最后和所有孩子一样做出决定：两样全要。我一直在说，这哪是军事指挥部，根本是幼儿园。昨天我告诉莫伊，他应该在附近埋些有杀伤力的地雷。“你认为当兵的会摸到这儿来？”他忧心忡忡地问道。我哆哆嗦嗦地答道：“当兵的我说不准，可小家伙们怎么办？”莫伊深有同感地点点头，然后跟我说起一个捕鸟的精巧设计：一个假洞，里面是树桩和毒药。我喜欢这个主意，可既然小家伙们不是鸟，我建议把所有的东西都通上电，门口架挺机关枪。莫伊想了一会儿，说他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便弃我而去。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赫里伯托拿了埃娃的糖。所以我赶快打开通讯装置呼叫各营地搜索糖果，以便替补埃娃的那袋，正在这时，埃娃端着一小罐汤出现了。“我妈让我送来的，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脸上那神情，要是再过十来年，肯定会挑起不止一场战争。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值得的（3）我以丰富的措辞谢过她，然后——我又能如何？——说我有礼物给她。“在哪儿呢？”她说—问—要求着，而我开始冒汗：再没有什么比那恼怒的表情更可怕的东西了。埃娃的脸开始歪扭，简直像那部名为《萨托遇狼人》的电影，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儿前言不搭后语。让事态更加严重了的，是赫里伯托跑来看看“副司令是不是还让他气得发疯”。我露出了微笑，争取时间盘算着在赫里伯托的屁股上踢上一脚，这时埃娃注意到赫里伯托拿着一个几乎空了的糖果袋。她问他从哪儿得的，他说，用的是带糖味儿的含糊声音：“呼头。”我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是“副头”，直到埃娃转过身来提醒我：“那，我的礼物呢？”听到“礼物”二字，赫里伯托的眼睛圆了，他扔掉那此时已空空如也的糖袋，凑到埃娃身边，用粘乎乎的犬儒的腔调说道：“对呀，我们的礼物呐？”“我们的？”我重复道，又盘算起踢那一脚，可这时我留意到安娜-玛丽娅正朝这儿走来。我立刻说：“藏起来了。”“在哪儿？”埃娃说，显然已烦透了故弄玄虚。可赫里伯托将其视作挑战，打开了我的背包。他掏出了毯子、测高仪、罗盘、烟叶、子弹匣、一只袜子。我喊着：“不在那儿！”他停下来接着要翻莫伊的背包，他就要解背包时，我说：“你们得先猜个谜，然后才能知道礼物在哪儿。”此时，赫里伯托让莫伊背包上那紧紧扣住的皮带弄烦了，便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埃娃也坐下了。贝托和托妮塔也凑过来。我点上烟斗，给自己点时间来度量一下我所陷入的这个谜题的尺寸。安东尼奥老人来到我身边，他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那尊银色的萨帕塔的塑像，提示着……发问的故事寒冷围困着群山。十年前一月的黎明时分，安娜?玛丽娅和马里奥跟着我在山中远行。他们两个刚刚参加游击队，而我是一名中尉，这次轮到我把我从别人那儿学到的东西——深山中的生存术——教给新来的人。昨天我第一次偶遇了安东尼奥老人。我们都撒了谎。他说他要去侍弄他林中的庄稼，我说我在打猎。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撒谎，也知道对方心知肚明。我让安娜?玛丽娅继续远行，而我沿着通往河边的小路，尝试借一把标尺在地图上定位面前的高山，心想也许会撞见安东尼奥老人。他肯定和我想的一样，因为他就出现在昨天我们相遇的地方。和昨天一样，安东尼奥老人坐在地上，靠着瓦帕克树绿色的苔藓，手里卷着烟。我坐在他面前，点上烟斗。安东尼奥老人开口了：“你不是打猎的。”“您也不是去侍弄庄稼。”我回答。不知为什么面对眼前这个看不出年龄、如雪松般一脸皱纹的老人，尽管平生第二次见面，却让我用词谨慎，语带敬意。他笑了，补充道：“我听说过你们。那边山上的人说你们是强盗。我们村也因为你们来了而人心惶惶。”“那您，您也认为我们是强盗？”我问。安东尼奥老人慢慢地吐了一口烟，咳了一阵，摇了摇头。我受到了鼓舞，又问：“那，你认为我们是什么人？”“我倒是想让你告诉我。”他望着我的眼睛说道。“说来话长了。”我说。接着我说起了萨帕塔和维拉的时代，说到了革命、土地、正义和饥饿，说到了无知、疾病和镇压，说了许多许多。最后我说：“我们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我等待着安东尼奥老人的反应，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再跟我说说萨帕塔。”又抽了几口烟，咳了一声之后，他说。我从阿内内奎罗说起，说到阿亚拉计划，军事行动、村落组织，发生在奇纳梅卡的出卖。当我说完的时候，安东尼奥老人仍凝视着我。“不是那样的。”他说。我呆住了，只能嘟囔着：“不是？”“不是。我给你说说萨帕塔的真的故事。”捏了撮烟丝卷上烟，安东尼奥老人说开了故事，其中交错混杂着过往和现在，如同我的烟斗和他的卷烟喷出的烟雾彼此缠绕、融合。很多故事发生之前，那些原初之神，创世之神还在黑夜中漫游，人们说其中有两位一体的神：埃卡尔和沃坦。他们俩要一个转过身，另一个才能被看到；另一个转过去，这一个才露出来。两个截然相反。一个像光，像五月河上的清晨；一个像幽暗，像寒冷，像洞穴中的黑夜。他们两个一般无二，因为他们是两位一体。但是他们无法走动，老是定在那里，这两位一体的神。“我们怎么办哪？这样的生活多么悲哀。”他们哀恸着，这两位一体的神。“夜不肯离去。”埃卡尔说，“日也不肯离去。”沃坦说。“我们走走看。”两位一体的神说。“怎么走？”那个问。“往那儿走？”这个说。先是问“为什么？”后是问：“去哪儿？”他们发现自己移动了一点点。两位一体的神高兴极了。他们共同决定要动起来，可是办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一个先显露出自己，然后是另一个。为了动起来，他们同意分头动作。谁也不记得是谁先动的，他们只是快乐于自己动起来了，他们说：“只要我们能行动，谁先动起来有什么关系？”这一般无二的两位神笑了，他们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跳舞。他们跳着，一个跟着另一个的脚步，他们跳了好久，因为他们如此快乐找到了对方。他们跳呀跳，直到跳累了，便问我们还能做什么，他们看到早先的问题还在那里：“我们是怎么动起来的？”问题带出的答案是：“一同出发，分别行动，协同一心。”他们不太在意答案，因为他们在走动，这把他们带到了下一个问题面前。他们发现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很短，一眼看得到头，他们决定不走这条短路；他们如此快乐于自己在走动，所以他们选了那条长路，这便带来又一个问题：“这条路通向哪里？”讨论这个问题花去了不少时间，但这两位一体的神最后决定，除非接着走下去，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这条长路将他们带向何方。所以他们向对方说：“那我们走吧。”于是，他们开始走，先是一个，然后是另一个。他们走了好远好远，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究竟要走多久？”埃卡尔表白说，他不知如何走过白日；沃坦承认说，他害怕黑夜。所以他们哭了好久好久，等他们哭够了，他们一致决定并弄明白了埃卡尔可以走过黑夜，沃坦可以走过白天，而埃卡尔可以带着沃坦穿过黑夜。就这样，他们回答了如何走下去的问题，继续走。从那以后，神在发问中行走，他们从未停步。他们从未到达，也从未离去。这便是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所学到的东西：以发问带动前进的脚步，而决不原地不动。从那以后，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边问边走，而且他们来的时候说“再见”，走的时候说“你好”。他们从不休止。我咬着犹有余烬的烟斗，等着安东尼奥老人说下去，可他却不做声了。生怕打断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我问道：“那，萨帕塔……？”安东尼奥老人笑了。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值得的（4）“现在你学会了：为了知和行，你必须发问。”他咳着点上了另一支卷烟，语词从他的嘴里吐出，犹如种子播撒在大地。“萨帕塔就出现在这群山中。他们说，他并不是生在这里，他就是这么出现了。他们说，他就是埃卡尔和沃坦，他们在漫漫旅途上走了很远很远来到这里，为了不吓着好人，他们合二为一。因为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们深知两人一般无二，可以化身为萨帕塔。萨帕塔说，在走过长路之后，他终于懂了：征途上有时阳光灿烂，有时风雨如晦，但那并没有什么不同。沃坦?萨帕塔和埃卡尔?萨帕塔，黑萨帕塔或白萨帕塔，他们都一般无二，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样的道路。”安东尼奥老人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尼龙袋，里面有一张萨帕塔1910年的老照片。他的左手抚着腰间配剑，右手握着一把枪。两条子弹带在胸前交叉，一排自左而右，一排自右而左。他双脚的位置像是站立不动，又像是在行走之中。他的凝视仿佛在告知：“我来了”或“我去了”。照片有两道楼梯。一道在黑暗中隐现，就像同样的肤色黝黑的萨帕塔人，正从黑暗的深处走来，另一道楼梯在亮处，空无一人，不知从哪里延伸出来，也不知朝哪里伸展而去。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注意到的细节，那我是在撒谎。是安东尼奥老人一一指给我看。在照片背后以三种语言写着：萨帕塔将军，南军总司令。奥古斯丁?V?卡萨索拉，摄于1910年。安东尼奥老人告诉我：“我曾问过许多有关这张照片的问题。所以我到了这儿。”他咳着，扔掉烟头，将照片递给我：“拿着，”他说。“这会教你如何发问，如何前行。最好在来的时候说再见，这样走的时候就不会太难过，”他朝我伸出手，告诉我他来了之后，离去了。从那以后，安东尼奥老人总是用“再见”表示见面的问候，用“你好”表示告别。安东尼奥老人离去了。贝托、托妮塔、埃娃、赫里伯托仍坐在我身旁。我从背包里拿出了萨帕塔的照片给他们看。“他是要上楼还是下楼？”贝托问。“他是站在那儿还是在走路？”埃娃问。“他是要把剑拔出来，还是要插回去？”托妮塔问。“他是刚开过枪还是要开枪？”赫里伯托问。1984年，安东尼奥老人送给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想知道这张84岁的老照片究竟能引出多少问题。在我决定把它交给安娜-玛丽娅之前，我最后一次注视着它，照片再次引发的问题是：这是我们的昨天还是明天？在这充满了好奇的氛围中，埃娃，就其四岁，差不多五岁或六岁的年龄而言，表现出了惊人的连贯性，她问道：“我的礼物呢？”礼物一词一出，引发了贝托、托妮塔、赫里伯托的强烈共鸣，他们一起大叫起来：“我的礼物在哪儿？！”我完了，到了献身祭坛的当口。可安娜-玛丽娅到了，就像将近一年前，圣克利斯托瓦尔一样，（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她救了我的命。安娜-玛丽娅拿出一大袋糖。“这是副司令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她说，同时瞥了我一眼，如同在说：我真不知道你们男人没女人能干成什么。在孩子们决定、或者说是打做一团分糖果的时候，安娜-玛丽娅向我行了军礼后说：“报告，首长，队伍已整装待发。”“好。”我说着将短枪挂在腰间。“和往常一样，我们黎明出发。”安娜-玛丽娅转身离去。“等等。”我叫住她，交给她那张照片。“做什么？”她凝视着照片问道。“我们会用得上的。”我答道。“为了什么？”她追问道。“为我们能知道该走向何方。”我边检查着武器边答道。头顶上，军用飞机在与天空谈判。哦，别烦。我就要写完这封信中之信。当然，我先得把小家伙们从这儿弄出去……作为结尾，我要回答几个你们肯定在问的问题：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是的。我们是否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是的。是否值得？是的。有谁能以肯定的答案回答上述三个问题而伫立不动、无所作为，不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撕裂开来？再见，祝你健康，送上一朵花给温柔的狂怒。我想那是它应得的慰藉。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又及：致作者、分析家和公众：一些精彩绝伦的作者已然在萨帕塔运动中发现了某些有价值的部分。然而，他们否认我们作为民族斗争的本质。对他们说来，我们只是某一省份的居民，可能具有对自己的源初及相关一切的意识，但没有“外力”的推动，便不可理解和确认诸如“民族”、“祖国”、“墨西哥”一类的观念。他们会在灰暗的时刻插上几句风凉话。对他们说来，我们为物质需求所做的斗争合情入理，但为精神需求而斗争便过份了。此时摇唇鼓舌地抨击我们，实在堪称恶劣。什么有人该负责任，有人该出来说：“不！”，有人该说：“够了！”，有人该摒弃审慎、将尊严与耻辱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有人该……好吧，面对这些发出宏论的唇舌，我们说，我们懂得那些自你们口中涌出的谴责字句。我所能说出的全部答辩是，我们曾做过的一切没有一件是为了取悦你们。我们说过、做过的一切只是为了以斗争、生活、言说、行走……的快乐愉悦我们自己。全社会、各阶级、所有种族和代际的好人们帮助过我们。一些帮助是为了救赎自己的良知，另一些则是时尚之举。但大多数帮助是由于他们的信念他们可以肯定他们发现了某些好的和新的东西。我们是好人，因此我们令所有人知晓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应有所准备。你们不该大感意外。预先警告对我们不利，但总比让你们感到意外要好些。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值得的（5）我想对好人们说：我盼望你们继续做好人，盼望你们继续相信，别让怀疑论将你们捆绑在妥协于主流的甜蜜囚牢之中，盼望你们继续探索，去寻找你可以相信的东西，某种你愿为之斗争的东西。我们也曾拥有一些精彩绝伦的敌人——那些作者们不满足于简单地谴责，而是要找出有力、坚实而一贯的论点来打击我们。我们读到过一些精妙的文章，攻击萨帕塔运动，为政权辩护——为了保全面子，为了找人为之辩护，政权想必花费不菲。长远地看，你们最终不过是为虚妄而愚蠢的政权去辩护，那辩护的角色是可耻的。为正在崩塌的大厦殉葬是可耻的……再及：……马背上，伴着玛利阿契琴，唱起在一位老妇人窗下的歌，那是佩德罗?因方特的曲子，叫做：“他们说我是个登徒子”，最后一段唱道——在我甜蜜的爱人中你胜过所有爱我，从不怨恨我小小的艳遇……美丽的我配不上的老妇人你以心给我爱的神圣在奶奶面前，你永远是孩子，离别是伤痛的……再见，奶奶，我来了。我完成了，我正开始……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图书馆（1）致全国《进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