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 “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4)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5)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第七章 犯罪浪潮(1)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第七章 犯罪浪潮(2)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第七章 犯罪浪潮(3)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第七章 犯罪浪潮(4)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睾丸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睾丸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第七章 犯罪浪潮(5)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第八章 骗与爱(1)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迎合着他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我们能在身体韵律中找到共鸣，这是和其他女人之间不曾有过的体验。　　悠悠的柔软肢体与我的热情阳刚相碰撞，简直就是那对“天生一对”的最完美的注解。身体上的和谐让我对悠悠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收工后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恐怖，紧皱双眉，两眼充满仇恨般地盯着手里拿着的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进了什么，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摔打着，嗵—嗵—嗵—，地板发出沉重的响声。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　　突然听到问话，悠悠一惊，回过头看见是我，随即绽开了笑容，扑进我怀里，白皙的小脸上和尖尖的鼻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你终于回来了！我非常想吃这个。”　　她说着打开了手里的塑料袋。里面一只满是血污的甲鱼正痛苦地挣扎着。　　“啊！是甲鱼呀！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不会杀甲鱼嘛！我怕被咬了手指，所以想把它摔死。可怎么也摔不死它。”　　杀甲鱼从来都是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向文静的悠悠当时那种发狠的神情还是让我很担心。　　“你不会哪天也把我当甲鱼给摔成这样吧？”　　我嘴里虽然开着玩笑，但心里却真的有些担忧。　　“神经病！胡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哎！你是不是打算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不然怎么会这样问我？”　　说着，她扑哧一笑，就是这一笑最可怕，这笑容里面藏着诱惑男人、让男人屈服的“毒药”。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已经深度中毒男人，如果早一点认清她的本质的话，我的1992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个在夜晚的歌舞伎町都没有被打败的男人，却被眼前的上海小女人轻易地就给俘获了。　　中野的公寓下面二楼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出于方便，总是喜欢去那儿理发。　　成为久美子常客的重要原因是，她也作为留学生去过澳大利亚两年，与当年的华裔谈过恋爱，她还对辣味的中国菜特别钟爱。　　那家美发院的女店长名叫久美子，年龄比我小三岁，却总是像个大姐那样关照我，听我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还跟一个中国男孩谈过恋爱，所以非常能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处境。我也带悠悠一起去过，久美子的技术不错，我们成了她的常客。第八章 骗与爱(2)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看到一个比真武还要胖出几圈的男人在里面和女孩子们聊兴正浓，那些平时略显矜持的女孩子像接待她们所崇拜的影星那样热情甚至谦恭地围着他，听他神侃。那男人身穿和服，头上还扎着一个发髻，打扮的那些相扑运动员们差不多。见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们，久美子走过来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若乃花大关。”　　我说难怪这张脸会这么熟悉，他就是电视上常出现、报纸上也常登出大幅照片的那个日本相扑明星，那段时间他正与这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第八章 骗与爱(3)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第八章 骗与爱(4)　　那么，被悠悠欺骗后，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是不是就因此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呢？我可绝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当时她也是我真心想要结婚的女人，被骗后是有些接受不了，感情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要在夜晚的歌舞伎町生存下去，不被别人打垮，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换句话说，脸皮不厚一些是不行的。不管心里有多痛苦，即使心在抽泣，外表还必须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只有这样，“对手”才不至于乘虚而入并打垮你。如果有人看出“李这个家伙最近好像心思不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