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仁宇全集》简介黄仁宇先生被中国知识界称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学家，近日，为纪念黄仁宇先生九十诞辰，由黄仁宇先生之子黄培乐先生（JeffersonHuang）授权，《黄仁宇全集》近日由九州出版社首次出版。全集由十四卷组成，涵盖学术专著、历史随笔和小说，包括在内地首次面世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黄仁宇先生的胞弟黄竞存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黄培乐先生为全集的每一卷都提供了珍藏的黄仁宇照片，其中的一些照片属于首次公开。全集十四卷，分别为第一卷《明代漕运》、第二卷《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之财政与税收》、第三卷《万历十五年》、第四卷《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五卷《中国大历史》、第六卷《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第七卷《放宽历史的视界》、第八卷《地北天南叙古今》、第九卷《关系千万重》、第十卷《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十一卷《大历史不会萎缩》、第十二卷《缅北之战》、第十三卷《汴京残梦》、第十四卷《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仁宇简介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河青山：目录编者说明林载爵本书和作者第一部自己的浴室中国内陆印度与缅甸上海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安亚堡，密西根密西根：更多的回忆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剑桥，麻省剑桥，英国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新港，康涅狄格纽约，纽约译后记《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1)周红斌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Updike）在New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而黄仁宇的死，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2000年1月8日他在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而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话的主题就是身后事。黄仁宇含笑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更理性、更客观地去品读《黄仁宇全集》。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朱学勤那部被人很称赞，至今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还列为普通读者评定为“五星级”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英文名字就叫“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葛兆光《续思想史的写法》《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2)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刘志琴《黄仁宇现象》“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庄周《齐人物论》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卫建民《读〈关系千万重〉》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邝海炎《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吴思、甘琦《“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3)《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淡淡一句话，就将黄先生的公正至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吗？》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黄仁宇对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却有失一个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力求客观、以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本文无意在此声讨蒋介石的罪过，旨在说明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黄仁宇的确失之偏颇，有失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风格。历史进退，黄仁宇自有心得；黄仁宇的得失，也自有后人评说。——王春瑜《琐忆黄仁宇》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4)——笔公《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欲“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DavidLattimore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JohnUpdike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GreatWallof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5)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台湾）邱澎生《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台湾）刘季伦《“大历史”下的个人》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台湾）王烦森“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台湾）龚鹏程教授《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1)——写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张海焘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为什么重要？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来知兴替，不光是可以为执政者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提供参照和借鉴，更为一个国家民族传承自己的精神命脉，提升国民的思想素养、精神动力，提供发掘不尽的宝贵资粮。如果离开历史，无知于历史，或者说，一个成为“史盲”的民族，是无法承接历史经验教训、智慧精神的力量而振作复兴的。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近些年这样，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关注热情是如此的高涨。而“百家讲坛”的出现，把历史文化研读解说的普及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应当是民族精神复兴中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和他的一些书，先已成为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黄仁宇，以及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黄仁宇其人其书成为中国人读史热中一道闪亮的光彩。当我们想到，懂得历史对于民族是多么重要；民众渴求读史是多么可贵；专业学界理应提供许多有见解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但却多么难见；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黄仁宇作品对于中国的历史研读普及化而言，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为发端，黄仁宇的著述在中国陆续问世。此后20多年来，它们为中国大众的历史研读作出了独占鳌头、无人取代的积极贡献，为提升人们的历史研读质量，产生着广泛深远的有益影响。众多的读者因喜爱黄氏作品而爱戴黄氏其人。并且，在民间自发产生了所谓“黄学研究”，又把黄氏作品昵称为“黄书”。从“黄书”的持续销售量以及众多读者的感言、讨论等等，可以看出黄仁宇在中国的读者群中拥有着广大的“粉丝”。一个历史学专家及其著作，能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欢迎，一边是众多渴望研读历史，而不愿做“史盲”的人们，一边是一位能够为他们提供阅读良品，传播历史智识的专家，两者之间达到如此相应的契合，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一个时候所未曾见过的。这也是中国阅读史上一种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现象吧。在2007年即将过去，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90诞辰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将他的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想，这当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笔者还有另外一些话想说一说。先说《黄仁宇全集》的构成及阅读意义。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黄氏作品至少有着这样两大特点，一个是它形式上的超越专业的广泛传播性，使得比较专业的内容能够让非专业读者喜闻乐见；另一个就是它内容上的丰富广阔性，所有的文字涉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大历史的画卷，并体现着富有特点的见解与思考，而这也正是诸多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收获的价值所在。再说说关于舆论对黄仁宇的评价。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这也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义问题。而作为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2)有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1年的1月6日，黄仁宇先生逝世1周年之际，在台湾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会上有8位学者作了长篇深入的评论发言，可以说，这场研讨会开得别具特色，质量也是比较高的。研讨从上午9点到下午将近6点，是一场持续整天的开放性会议，现场由各界人士自由入内参与讨论。8篇论文对“黄仁宇现象”的分析评价，既有肯定的，也有批评的，显示了评论者认真细致审慎的探讨精神和学理观点上相当的水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对各篇观点展开介绍，但可以把题目罗列于下，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些许研讨指向和学术味道。开头是社会学家高承恕的专题演讲：《从万历十五年到二OO一年》，回忆了自己阅读黄史著作的震撼感受，以及治学中所受的长久的获益。然后是8篇论文宣读讨论：《遥远的现在——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全球变迁有何意义》、《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历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黄仁宇史学的性格与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里的位置》、《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的个人——黄仁宇史学中的紧张性》、《从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当东方遇上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者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第一，这场有规模和有水准的研讨会，应该是比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两岸舆论的多种看法。人们是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及学术文化承接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真中肯地探讨“黄仁宇现象”的重要意义，由于立意的切当，因此研讨就显出了特别的学术价值。第二，这样的探讨和收获，已经印证了黄仁宇作品所拥有的不凡地位。对于那种因批评而至于认为黄氏作品“不值一读”的太过高明的极端意见，我想，一位评论者的话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认为黄仁宇治学中存在的疏漏之后说：“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黄仁宇）在世纪末……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像之外。”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结论。关于“黄仁宇现象”的各种评说，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黄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阅读震撼和热潮，使人们公认他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的写作楷模。这一点，已经得到评价中不同意见各方普遍的认同。而这也正是本人作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谈谈的一个方面。评论者中对于黄氏的写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乏高度赞赏者。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在台湾，有学者将黄仁宇放入中国古代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史学书写方式的变迁中去比较考察，从中探索黄氏写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将黄氏著作与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经典作品，如休谟的《英国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这些史学家恪守“以史事阐明哲理”的信条，“让史书充满叙述之美”，《万历十五年》虽然在卷帙上不能与这两书相比，但“其铺陈布局、娓娓道来的的本事却不遑多让”。有人慨叹：“黄仁宇说故事的本领，仍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学家无法望其项背。而这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大陆，有史学专家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认为史学界远离大众的阅读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强的著述，一方面是随意编纂的低水平的历史书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学界本来应担当责任，把优质的历史读物提供给大众的，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并更进一步深入检讨了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政策体制原因，忧虑地指出：“在学术界认可的，不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长此以往，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呼吁：“‘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3)我想，有识之士所说“黄仁宇现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启示，应该不只是对于历史学界才有意义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学界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要为整个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诸学识的普及推广上做好文章，而这正是学界与出版界所面对的一个迫切的任务。这正如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撰写的名联所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们面对社会，以铁肩担当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传播各种知识。专业学术的研究形成成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学者突破专业话语体系的屏障，把学问知识普及社会大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之一。否则，其使命、其责任就很难充分地落实。“铁肩”与“妙手”、“道义”与“文章”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编者注编者说明本文为台湾联经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1月）的编者说明。——编者注黄仁宇先生以三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撰写，1983年9月底完成，其间经过不断修改与重写，最后的定稿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定稿之后，即束诸高阁，未做任何增删，因此，本书所述人事，仅止于1983年。1996年8月，黄仁宇先生向我提及这本自传，但言明必须在他逝世后才能翻译出版。2000年元月8日黄先生去世后，黄夫人格尔(GayleHuang)女士随即寄下书稿，我们委请张逸安女士开始进行翻译。在作最后校订时，格尔女士不幸于11月20日逝世，终未及见本书之见世。黄仁宇先生在1980年离开教职后，戮力撰述本书，追忆个人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并阐明历史观点之形成与演进。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读者当可借由这本回忆录，进入黄先生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林载爵谨志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本书和作者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人海战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送礼：象征长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敬重。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ArmyStaffCollegeatFortLeavenworth，Kansas)，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Arbor)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他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度提名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s)，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人可能要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止自认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统”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利落只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象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区(PlimothPlantationin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Act)，甚至在纽普兹(New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settlers)，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了趣闻轶事。黄仁宇的文字有时接近于自白。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后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问的是，作者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作者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约翰·厄卜代克(John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1)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2)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也死于狱中。《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3)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4)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5)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6)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7)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8)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9)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