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前言两汉400多年，先后有24位皇帝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贵为一国之君，但也有说不出的悲欢离合和无尽的人生苦楚，本书就是以这24位皇帝为中心，来解读大汉帝国的兴衰演变和坎坷历程。写史是凝重的。凝重的原因在于，历史的风风雨雨，常常让我们唏嘘不已，涕泗长流，以致或摩拳擦掌、或凝噎废食！楚汉战争的硝烟与战火，刘邦用人的明智与愚蠢，文景之世的无为而盛治，汉武大帝的盛极而始衰，光武刘秀的续汉而中兴，外戚宦官的肆虐与祸患，清流党人的不屈与抗争，等等，等等，都时时拨动着我们的神经，触发着我们的感情。写史又是神圣的。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著名散文《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历史的记述，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求索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之理，表达对社会、历史、政治的独到见解。因此，无论是历历在目的人物描写，还是“原始察终”的史事叙述，无论是游观足历的实地考察，还是论载其则的史文撰述，写史的人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所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写史是为了给人读的。于是，读史也便多了一份凝重，同时也便多了一份神圣。让我们感慨的是，汉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太重要了。虽然是“汉承秦制”，但秦祚太短，它所创立的统治模式都是由汉代确立、实施、完善，以致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汉代在亡秦之后，第一次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现了大一统。这时期，生产极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也得到了充分的弘扬。这确实是一个产生了“非常之人”，出现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时代！让我们进一步感慨的是，汉代文化在具有博大气势的同时，其稚拙芜杂也是颇为突出的。在发明了造纸术、浑天地动仪的汉代，谶纬神学也是十分发达的，它在宇宙观、历史观、道德观、文化观、宗教观等许多方面，直接参与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建构，因而汉代文化具有许多迷信的色彩。在雄才大略、豪杰辈出的汉代，孤儿寡母的时代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高祖皇后吕雉一直活到她儿子惠帝死后8年，文帝皇后窦氏在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即位6年后才死去；汉昭帝8岁即位，东汉从和帝开始每个皇帝都是少年甚或幼年登基：桓帝15岁即位，安帝13岁即位，灵帝12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和帝10岁即位，献帝9岁即位，质帝8岁即位，冲帝2岁即位，殇帝甚至1岁即位，2岁就去世。少儿（甚至幼儿）称帝，自然母后当政，母后依靠外戚，儿（或孙）帝依赖宦官，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汉代的灭亡。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可视为“帝”的有30多个，为什么我们只写“二十四帝”？吕后在惠帝后虽擅政8年，《史记》也将她列入“本纪”，但她并未直接称“帝”；惠帝后有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传下来的“少帝”，昭帝后有一个继位仅27天的刘贺，安帝后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懿，灵帝后也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辩，这4个人在位均未跨年度，未及改元；反莽战争中，刘玄虽称帝，也建有年号，但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王莽虽与汉关系紧密，但另立一朝。所以，这七个人均不计算在内，书中仅列“二十四帝”。我们努力“紧紧围绕24位皇帝这根主线，串起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力求展现汉代皇帝的立体人生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愿这种展现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汉代的形象。张庆利2005年7月26日正说汉朝二十四帝高祖刘邦高祖刘邦前206年——前193年第一部分从平民到领袖（图）汉并天下瓦当　　汉族与汉字的得名，都与大汉帝国密切相关联，而大汉帝国却是由一个近似“不务正业的无赖”平民刘邦创建的。汉高祖像平民出身的刘邦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末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然而，与刘邦一起面对这个历史机遇的，何止千人万人，为什么独有刘邦抢得先机脱颖而出呢？他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又是如何发挥其自身的长处在楚汉战争中击败楚霸王的呢？作为平民皇帝第一人，他又是如何成功地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呢？我们将通过对刘邦人生轨迹的描述，逐步解答上述疑问。唐人张锡说：“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在风起波生。”宋人范成大也说：“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他们说得不错。刘邦的人生和创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总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刘邦，字季，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前256），出生在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当时这块地方归楚国管辖。“邦”是“国”的意思，可能在成年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中国古代兄弟排行称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刘邦大哥的确叫刘伯，二哥叫刘仲，但不见刘叔，所以，刘邦可能是“刘小三”或“刘小四”。《史记·高祖本纪》中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这不是体面的称呼。后来，刘邦的父亲才有个名字叫刘执嘉，母亲名叫王含始。刘邦还有个“同母弟”刘交。江西景德镇出土的陈胜、吴广瓷器塑像刘邦长得高鼻龙颜，蓄有漂亮的胡须。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认为刘邦相貌贵不可言，就把女儿吕雉嫁给了他。第一部分秦始皇像（图）汉武帝像　　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在陈胜、吴广起义后两个月，隐身芒、砀间的刘邦，率领数百人返回沛县，杀了县令。父老们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称“沛公”，服从张楚王陈胜的领导。秦二世二年（前208）秋，刘邦从今安徽砀山、山东金乡一带转入河南，攻下南阳后，断然拒绝秦王朝的讲和，率军攻入武关。在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两万人马大败秦军。这时，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投降，由此，刘邦亲手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抗秦的过程中，刘邦先行入关灭秦，欲称王关中，实现了从平民到诸侯的转变。取得先机的因素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并先行入秦，灭掉秦王朝，既与刘邦的自身因素相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自身因素。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嫌，但他与人友善，喜欢施舍，善交游，因而在他周围很早就聚集了一帮有才华的人。刘邦曾做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节一类的小吏——泗水亭长，经常和县吏往来，时间一长，和沛县功曹萧何、狱掾（yuàn）曹参（shēn）等结成莫逆之交。加之刘邦为人大度，心胸豁达，素有大志。有一年，刘邦奉命去咸阳出差，遇到始皇帝出游，只见仪仗队员盔明甲亮，旗罗伞盖蔽日遮天秦始皇陵兵马俑，皇帝稳坐在銮舆中显得威风八面，臣民们伫立在道旁个个毕恭毕敬。刘邦不禁叹道：“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有野心，也有大志，这给刘邦争当领袖以精神上的动力。而项羽见到同样的情景，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足显勇夫的强悍，高下之别是比较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刘邦身处那个动乱的时代，能仗义行事，勇于承担责任，显示其领导才能，可以说这是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刘邦解送一批人去咸阳骊山修筑秦始皇陵。半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照这样下去，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就跑光了。刘邦就解开这批人的束缚，与他们围坐在一起饮酒，要与他们一起逃亡。此举让手下明白刘邦是值得信赖和追随的。有十几个壮士佩服刘邦的豪爽大度，情愿跟他一起逃亡。从此，刘邦有了最初的基本力量。在沛县人民的心目中，尽管萧何和曹参的地位都高于刘邦，但刘邦没有怕失败的心理负担，身上具有领袖气质，所以，萧何、曹参等人由衷地拥护刘邦做领袖。历史条件。当然，刘邦能迅速攻占关中，除了战略得当，避实击虚，以抚为主，从而减少了阻力外，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项羽在河北作战，吸引并消灭了秦军的主力，给刘邦的西征军以有力的支持；秦始皇为自己巡游全国而修筑的驰道，变成了起义军前进的捷径；秦灭六国后，拆毁战国时期的关隘要塞、销毁大量兵器，以致秦军大多无险可守，无兵器可用，等等。善于包装。按后世十二生肖的说法，刘邦属蛇，俗称“小龙”，《史记》和《汉书》这样记载他的出生：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汉高祖像（清代版画）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古人信奉天命，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第一部分从诸侯到盟主（图）卫青像　　秦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邦，鸿门宴的发生地——陕西省潼县的项王宫址一个是项羽，他们都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刘、项两个诸侯王集团围绕争夺政权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如下：刘邦先入关中，欲称王，受到项羽的极力打压，发生了鸿门宴事件；逃出项羽控制的刘邦接受项羽的安排作了汉王。经过准备后，刘邦出兵攻楚，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鸿门宴壁画楚汉战争，强者项羽败了，弱者刘邦却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家对此各有见解。其实，项强刘弱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同志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总结刘邦胜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比较了解百姓疾苦和要求，一进关中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罪，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一切法令，作废！并宣称：“我领兵入关，全是为父老除害，绝不是为了侵占或欺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恐慌！”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定三秦后，实行许多取悦于民的措施：把秦朝所建造的苑圃园池，通通改为农田，分给民众耕种；又赐民爵酒肉，安抚流亡，整饬吏治，恢复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的。项羽性残暴，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久攻襄城不下，进城后，项羽就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剩下的人都被活埋。进军咸阳时，项羽下令把20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是继白起坑杀赵国40余万降卒后的另一桩历史大悲剧。项羽不仅杀敌人，杀俘虏，而且杀百姓。人民能支持这样的人吗？所以，民心的向背，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策略正确。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张良像善于用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初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萧何像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第一部分陈仓栈道之一段（图）董仲舒像　　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项羽像（清代版画）善于听取意见。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郦食其（lì yìjī）求见，刘邦的态度很为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虞姬像（清代版画），就下令烹死韩生。这样的人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斗智不斗勇。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巩固的后方。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安徽省和州东北，长江北岸的乌江安徽省泗县西部的垓下古战场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第一部分从汉王到皇帝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西汉长安城城垣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汉并天下”瓦当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西汉彩绘步兵俑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陆贾的《新语》，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让盟友、功臣成为阶下囚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韩信像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韩信墓？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第一部分《汉书·高帝纪》书影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迁徙豪强。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10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安定环境。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刘邦的八大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和战匈奴匈奴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乘中原大乱之机，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冒顿（mò dú）单于杀父自立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平城之战。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这时，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冻死者十之二三”。冒顿单于用以强示弱之计，故意隐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汉军。刘邦果然中计被围。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围七天，粮饷供应断绝，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只得用陈平的奇计：陈平画了一幅美女图像，送给冒顿阏氏（yān zhì，相当于皇后）。阏氏怕汉家美女夺去她的宠爱，便劝丈夫解围，放走了刘邦。制订和亲政策。平城大败，刘邦撤兵南归，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刘邦认识到汉王朝暂时无力同匈奴较量，从而同意娄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高祖九年(前198)，订立了和亲之约，主要内容为：汉朝以宗室公主（实为“家人子”冒充）嫁给冒顿单于，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互不侵扰；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往来贸易。有人说，和亲政策是一个拙劣的谋略，如唐德宗时诗人戎昱就在《咏史》诗中说：“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这无疑是狭隘的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亲政策是被迫采取的妥协性的措施。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使汉王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汉匈两族人民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和交换，加强了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预立太子早在高祖五年（前205）六月，刘邦已经立吕后子刘盈为太子，时年仅10岁。然而到了晚年，刘邦却急于更换太子，常想废嫡立少，以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戚姬的宠爱。这看法颇为肤浅，在看似妻妾嫡庶争风纠缠的表象下，实际上蕴涵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刘邦担心刘盈“仁柔”和皇权旁落，而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性格上都像自己，适于继承帝业。同时，刘邦发现吕后已经擅权，而戚姬无过问朝政的能力，于是刘邦就有了废易太子的念头。此事涉及皇位继承问题，吕后竭力利用老臣为之谏诤，并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废太子的活动。在一次廷议上，御史大夫周昌曾为刘盈争辩，使刘邦暂时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吕后仍不放心，又伙同其兄吕泽，逼张良为之谏阻。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即刘邦景仰的四位隐士，吕后依计而行。黥布叛乱时，刘邦抱病率军征剿，作战中又受了箭伤。平叛后回到长安，伤势日益严重，更易太子更加迫切。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臣僚以死谏诤。刘邦又发现刘盈身后有“商山四皓”环伺。刘邦认识到，倘若执意废太子，势必使如意更加孤立，不仅无法继承皇位，还可能遭遇不测。刘邦更易太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预立太子却从此成为汉代一项定制。这一制度，后来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甲辰（前195年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附近）。汉高祖的长陵同年五月，太子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第一部分刘邦个人小档案姓名：刘邦，字季出生：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属相：蛇卒年：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二十五日享年：62岁谥号：高皇帝庙号：高祖陵寝：长陵父亲：刘执嘉（刘太公）母亲：王含始（刘媪）初婚：30岁配偶：5人，皇后吕雉子女：8子，1女继位人：刘盈（恵帝）最得意：垓下之战获胜最失意：被困平城白登山最不幸：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地最痛心：未能更易太子最擅长：用人第一部分惠帝刘盈惠帝刘盈前194年——前186年刘邦共有8个儿子，刘盈是其次子，生于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属虎，其母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17岁的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这个谥号可谓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原故。惠帝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地死去。惠帝死后，吕后又执政八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基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饮为淫乐”的“仁弱”皇帝高祖刘邦一死，吕后拖延四天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加强皇宫戒备。她还与审食其（shěn yìqī）密谋，磨刀霍霍，准备将朝中的功臣宿将斩尽杀绝。汉长安城宫殿遗址平面示意图皇上驾崩的消息还是传出了宫外，满城飞传皇后要诛除老臣。当时在长安军阶最高的老将是郦商，曾佩右丞相印绶，正在家病休。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见审食其，说：“听说皇上已死去，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果真有这回事，天下危矣！陈平、灌婴率10万人驻守荥阳，周勃率20万大军在燕、代，假如听说皇上驾崩，诸将皆诛，他们肯定会联合发兵，你我就踮起脚来等着看看汉家灭亡吧！”吕后迫于形势不利，只好罢手。刘邦的葬礼遂得顺利举办。五月，刘盈即位，尊母亲吕氏为皇太后。惠帝即位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纵饮淫乐。纵饮淫乐惠帝在继位之初，也曾想有所作为，但很快就消沉下去，以纵酒为寄托，以致过早地死去，而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些行为恰恰远离权力中心，不事正业，也就是“仁弱”的表现。其原因如下：不满母亲暴虐。吕后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她首先将魔掌伸向了她最痛恨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她召回年仅10岁的赵王刘如意，图谋加害。刘盈知道母亲的用心后，亲自将刘如意接到未央宫中，同吃同睡，百般护卫。有一天，惠帝清晨出猎，赵王年纪小，早晨起不来，没有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害死了。随后，吕后又命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当做“人彘”（zhì，古时候叫猪作彘），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惠帝来看“人彘”，惠帝一见，大惊失色，痛哭失声，因而生病，一年多不能起身。他在病中派人给吕后送信说：“把人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以后，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东朝”专权的必然结果。刘盈登基后，每隔三天两日要去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朝见，如果有大事，则必须立即去汇报请示。相对于未央宫“大朝”而言，长乐宫有“东朝”之称。因为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所以实为“东朝”主政。做为儿子，惠帝无未央宫遗址法反抗，也不敢反抗，服从“东朝”的所有指示，只能以纵情沉缅于美酒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东朝”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溯源，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相国曹参的影响。原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后，日夜饮酒，不理国政。惠帝十分焦急，便令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kū）回家劝说。结果曹参大怒，将曹窋打了200板子，还骂了一通。事后，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说：“陛下不如先帝，臣也不如萧何，所以陛下与臣只要守住他们的既定方略就行了，还用干什么？”懦弱的惠帝终于懂得了无为而治的奥妙，也便放心地去饮酒作乐了。这奥妙是什么呢？就是“黄老政治”。第一部分惠帝一朝与黄老政治刘邦死后不久，萧何患病，惠帝前往探视，问他：“相国百岁后，谁可以代之？”萧何心中有数，却反问：“皇上比我更了解臣下。”汉长安城宣平门遗址惠帝又问：“曹参怎样？”萧何说：“皇上能用他，我死而无恨！”隔月，萧何就去世了，由曹参继任相国。萧、曹的关系曾有一个由近到疏的变化，但萧何却推荐关系早已疏远的曹参继承自己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国思想一致。那就是黄老政治。黄老之学先秦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到了秦汉之际，老子思想曾经风行一时，这时又有人托名黄帝为道家的鼻祖，鼓吹“帝道”，从而出现了“黄帝学派”，并且“黄老”得以并称，即把“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流派。汉初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的原本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融为一体的。但道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然是黄老之学的主干。老子主张使民自正、自富、自朴的有利于小农生产的理想被保留下来。正是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适应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指导思想。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体现这种思想的哲学家是陆贾，而开始实行“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首推曹参。推行黄老政治曹参在齐国丞相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时，告诉舍人：“赶快收拾行李！”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使者来召曹参。曹参临行之前，嘱托接替他的丞相说：“齐的狱市之事托付给你了，千万不要制造困扰！”接任的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吗？”曹参说：“狱市，是善恶同时被容纳的地方。现在困扰他们，那么叫那些奸诈之人何处存身呢？”曹参的“勿扰狱市”是汉初黄老政治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政策，它对于恢复和发展汉初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那么，“勿扰狱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注家诠释不一，最常见的是将“狱市”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而，勿扰刑狱、都市，于情理上不太通，所以始终未能成为定论。解放后，经陈直先生研究考证，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字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宋人程大昌《雍录》中的汉长安城图《汉书新证》）。此说较符合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大市”，实际上同今天集市交易的市场很相似。“勿扰狱市”的含义，指政府对集市交易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即施行市场开放。曹参此举，颇有超前意识。这一经济政策，保证了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这样就必然刺激生产发展，进而使汉初社会经济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放任自流，不加限制，到文帝时，社会上背本趋末、两极分化的现象业已十分严重。萧何死后20天，曹参从齐国回到长安，继任相国，将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一方面，“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一方面，他任用“忠厚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曹参就请他喝酒，甚至把他灌醉，使他没有说话的机会。为什么“一遵何之约束”？曹参向惠帝陈述的话，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的一切法令都明明白白。现在只须陛下垂衣拱手而治，臣参等恪守职责，遵守成规，谨防疏漏，不就行了吗？”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这便是惠帝从曹参那里得到的奥秘。无为与保身吕后专政时，异姓王的问题解决了，代之而起的是刘、吕两姓的权力斗争。齐王刘肥差点被吕后毒死，吓得刘肥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又请奉公主为齐国王太后，才免遭杀身之祸。对刘邦的其他诸子，吕后也频下毒手：幽死赵幽王刘友，逼赵共王刘恢自杀，派人杀害燕灵王刘建的独子，使其绝后。与此同时，吕后也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忠于刘姓的大臣。在如此激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大臣们首先须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避祸保身的问题。它们的内在关系是：既然饮酒是为了保身避祸，那么崇尚黄老与饮酒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就是崇尚黄老与避祸保身的问题。第一部分西汉灰陶刻纹双耳罐基于此，曹参任相国后就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以，在他死后，老百姓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曹参死后，王陵继任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他们把无为而治的原则继续推行下去，使汉初黄老之学得以勃兴未辍。不过，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吕后手中。惠帝身后：女主专政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是吕后。吕后名雉，小字娥姁（xú），生于秦王政六年（前241），比刘邦小15岁，砀郡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她有两个哥哥，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是樊哙的妻子。高后时代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儿子惠帝死去，吕后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只有15岁，对陈平说：“你们知道太后不流泪的原因吗？”陈平摇摇头，说：“不知道。”张辟强神秘地说：“太后死了儿子，怕大臣们另有打算，所以虽然伤心却哭不出来。太后怀疑你们，能轻易放过你们吗？”陈平一听，着急地问：“那可怎么办呢？”张辟强献计说：“不如请太后拜她的两个侄儿吕台、吕产（吕泽之子）、吕禄（吕释之之子）等人为将，分掌南汉长安城礼制建筑遗址、北军，再让吕氏子弟分据长乐、未央两宫的职务，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其实，南、北军权和中朝机要本来就已经全在吕后手中。张辟强的建议，不过是要让一大批吕姓子弟，有正式的名义登上政坛的前台而已。陈平听从了他的建议，与同僚一起向太后奏请，于是“太后悦”，这才掉下泪来，痛哭死去的儿子。惠帝死后，太子刘恭继位。一般认为刘恭并非惠帝“真正”的子嗣，而是“养子”。这是为什么呢？问题还是出在惠帝的母亲太后吕雉身上。在惠帝四年（前191），吕后竟然要儿子娶他的外甥女张氏为皇后。张氏是张敖的女儿，而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只不过张氏并非鲁元公主亲生，但仍然算是刘盈的外甥女。吕后作此乱伦的婚事，究竟作何想？无人得知。但惠帝不满这个包办婚姻是极为明显的，与张氏只是挂名夫妻而已。此外，惠帝再没册立别的妃子。正因为如此，惠帝没有嫡传嗣子。但惠帝刘盈还有6个“养子”，在《史记》、《汉书》中都记载是“后宫子”，即后宫美人生的孩子，分别叫刘强、刘不疑、刘义、刘朝、刘武、刘太等。惠帝死后，吕后立刘强为帝，改名刘恭，史称前少帝，并处死其生母。其他人相继封王，国号有淮阳王、常山王、济川王、梁王等。说是“养子”，应该是惠帝的亲生，只不过是宫女生的而已。少帝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开始了汉朝的高后时代。临朝称制吕雉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行天子之权，比后世的太后垂帘听政而仍得借皇帝名义颁诏，大不相同。从这玉“皇后之玺”个意义上讲，吕后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皇帝”，甚至纪年都用“高后”名义。所以，《史记》和《汉书》分别把她列为《吕后本纪第九》和《高后纪第三》，是有道理的。吕后称制伊始，首先排挤王陵等老臣，再以吕氏控制南北军，又实际掌握了丞相、御史大夫等行政权力。至此一切朝政大权，事实上由吕后独揽。吕后之所以能专权，决不是偶然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原因：自身条件。吕雉精明强干，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同丈夫共同经历过困苦危难，又熟悉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妹夫樊哙和兄长吕泽、吕释之都是当年沛县举事的起义骨干，建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她具有比较深厚的根基和威望，刘邦过世后，唯有她一人才能威服得住诸王和功臣悍将。这些条件，其他任何宠姬都不具备。形势的需要。刘邦死前封了9个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对皇权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更何况还发生过废易太子之争。同时，在功臣集团中，也难保不再发生陈豨 （ｘī）一类的叛乱。而惠帝刘盈在性格上又不像他的父亲，懦弱、寡断，难以稳定大局。于是，这便促使有野心、有魄力、有权谋的太后吕雉起而越俎代庖，替儿子登上汉初权力之巅，臣服百官，使功臣宿将俯首听命，以谋求局面的安定和汉帝国的发展。社会的背景。汉代时还不像后来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汉代重女权，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能西汉豆形陶熏炉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汉代女性有许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封侯，并且拥有封邑。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刘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时，封萧何夫人为酂（ｚàｎ）侯，樊哙妻吕须为临光侯，等等。秦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不以“私生子”、“私通”、离婚再嫁为极大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汉书·地理志下》就记载在民间有“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现象，在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妇人尊贵”就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唐朝与汉代重女权颇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吕后的功过是非吕后统治前期，她着力于迫害“诸刘”，汉高祖刘邦的8个皇子，大多被吕后杀害，只剩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还活在世间。自称制以后，吕雉一面破坏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王”的原则，一面又加强和扩大刘氏和吕氏的联姻关系，以加强和扩张吕氏的权势，并进而控制刘氏诸侯王。但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吕后又是一位有功于史的杰出政治家。她的贡献主要表现如下：重用老臣。在人事安排方面，吕后遵守刘邦临终前的嘱托，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维护和延续了汉朝的统治。继续推行黄老政治。在统治政策方面，放手让曹参等人奉行“清静无为”的方针，一些政令比高祖时期相对放宽，以求稳定政局。它主要表现在：不仅废“族刑”、“连坐法”和“挟书律”，还废除“妖言令”；不仅贯彻了刘邦所制定和推行的轻徭、薄赋、勉农、抑商等一系列政策，还有所修改、补充和发展。第一部分西汉四联陶罐继续实行和亲政策。除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正面对抗之外，并再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这样，总算换回了北疆的安全。高后四年（前184），那个在未央宫做小皇帝的刘恭，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所生，而生母已被杀害后，小孩子口无遮拦，竟口出狂言，宣称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吕后得知，先把他关进永巷，对外佯称皇帝生病。随后宣布废去前少帝刘恭的帝号，然后将他秘密杀害，接着立已封常山王的刘义为皇帝，更名为刘弘，这就是后少帝。吕后又给这个孩子指定了婚姻，立她侄儿吕禄的女儿为皇后。皇帝都可以随便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怎么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呢？因为对吕后的所作所为和诸吕擅权用事的不满，朝中大臣正酝酿着一场翦灭吕氏集团的斗争。在高后八年（前180）七月，吕后死去。陈平、周勃定计，联合刘襄、刘章，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产、吕禄、吕须等诸吕势力，拥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刘盈个人小档案姓名：刘盈出生：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属相：虎卒年：惠帝七年（前188）享年：24岁谥号：孝惠皇帝庙号：无陵寝：安陵父亲：刘邦母亲：吕雉，后尊为高后初婚：21岁配偶：1人，张氏子女：6子继位人：刘恒（文帝）最得意：预立太子最失意：婚姻乱伦最不幸：亲子被指为养子最痛心：观看“人彘”最擅长：日饮为乐第一部分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景帝刘启是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一部分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第一部分对政治：清静恭俭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第一部分对储位：明争暗斗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第一部分西汉金缕玉衣争储位的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文君听琴图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景帝四年（前153），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争储的余波后来，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汉景帝陵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第一部分刘启个人小档案姓名：刘启出生：惠帝七年（前188）属相：牛卒年：景帝后三年（前141）享年：48岁谥号：孝景皇帝庙号：无陵寝：阳陵父亲：刘恒母亲：窦氏初婚：为太子时，年龄不详配偶：7人，皇后薄氏、王娡子女：14子，3女继位人：刘彻最得意：平定七国之乱最失意：梁王刘武争储最不幸：长子刘荣自杀最痛心：冤杀晁错最擅长：寡恩忍杀第二部分汉武帝刘彻（图）班超像　　建元元年（前140）——后元二年（前89）汉武帝刘彻，初名彘，字通，为汉景帝第九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七月七日，属鸡。景帝后三年（前141），他16岁登基继位，在位54年，卒于后元二年（前87），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谥号孝武皇帝，《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汉武帝像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思想上：独尊儒术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要求定儒家思想于一尊，这是为什么呢？统治思想变化的根据中国2000多年社会基本矛盾是：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第二部分大司马印（图）地动仪模型　　新政受挫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16岁登基后，开始实施“新政”：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又任精通《诗》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还任命另一儒生王臧为郎中令（相当于皇宫侍卫长），成为武帝的近臣。汉武帝又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的反对。她怒斥武帝，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帝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后就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新政，暂时受到了挫折。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22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经学家，专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第二部分政治上：变革制度（图）蔡邕像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西汉错金铭文铜虎节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第二部分司隶校尉印（图）汉高祖像　　设置司隶校尉。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尊经兴学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前124）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第二部分军事上：反击匈奴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达15次之多，关键性的最大战役有3次。马邑之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30万大军无功而返。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汉武帝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任大将军；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的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卫青像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诸部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河套地区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初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地区，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河西争夺战元朔六年（前123），武帝又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像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与霍去病有因缘的焉支山军马牧场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行动勇健轻捷的样子。大将军卫青还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去病率800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军事才能。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杀敌8000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县西北），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3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东北）、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漠北之战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司马迁像（清代版画）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漠北之战图》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第二部分霍去病墓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去病24岁那年不幸得病死了。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经济上：调整政策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代田轮耕，兴修水利汉武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与准备。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耕作方式、技术。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以便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新的播种农具应用于生产，称作耧车或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汉武帝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设置田官，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武帝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边10万户；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725万人。屯田制度是武帝朝的一大发明，此后历代统治者颇有人仿效。抑制豪强，稳定编户。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迁徙豪富。元朔二年（前127），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应用，汉代的农业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采用“轻重”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元狩四年（前119）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