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1]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于生于伦敦南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4岁的李约瑟被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W.F.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如“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通过李约瑟的自述，可以看出，爱尔兰当是他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发源地（参见《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2]《三松堂学术论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3、5、11、12]《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4]所谓“李约瑟难题”，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技史家江晓原说：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晓原之说有他的道理，但要说是一个“伪问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大凡问题应以是与不是界定，如这是个问题，或不是个问题，不能以真伪界定——这是常识。至于李约瑟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6]《〈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7]陈立夫《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前言》，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刘景旭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9]《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10]《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13]《李约瑟画传》。李约瑟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据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博士说，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入会者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汉代张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胜于道家。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14]JosephNeedham，“ScienceandChina’sInfluenceontheWorl”inRaymondDawsonTheLeagacyofChina（Oxford,1964，p.302）.[15]《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熊明宣主编，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16]周均时离开李庄到重庆大学任职后，对蒋介石施政方针大为不满，遂于1949年夏加入〖txt456电子书txt456。Ｃom电子书下载〗“民革”组织，并出任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同时进行秘密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杨杰将军等人的工作。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告密，周于8月20日被保密局特务逮捕，次日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关押。1949年11月，国民党撤离重庆前对白公馆与渣滓洞等几十名政治犯执行枪杀，周均时亦在其列。朱家骅闻讯，亲自驱车到保密局找局长毛人凤，请求刀下留人，未果。周被如期枪杀。同时遭到枪杀的还有曾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黎剑霜夫妇，以及小说《红岩》中“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原型500余人。[17、18]《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科学（1943）》，李约瑟著，原载《自然》杂志，第152卷，1943年。转引《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19]《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20、21、22、23、24、26]《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25]《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7、28]《1943年2月—12月的书信摘录》，载《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9]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送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30、31、32、33]《李约瑟游记》。李氏说傅送他善本《天工开物》之事，怕是李约瑟本人的误解。按照常理，傅不可能、也不敢把国家如此贵重的珍品私赠外国人，或许是一复制本或通行本。[34]沈刚伯《追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台北《大学新闻》，1963年12月26日。[35、36]黄然伟《关于王铃》，转自《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37]《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38]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5月1期。[39]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2年11月。[40、41]《钱昌照回忆录》，161页，钱昌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42]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在邀请者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引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说了“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模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尔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模版。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象，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泄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43]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ＣＣ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不满。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观察》第2卷第1期刊发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就曾公开提及“国家资本”这一被歪曲的社会痼疾，除了铁路、航业、银行业等豪门资本外，傅还特地指出：“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曾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对此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对钱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评，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钱为此很不高兴。就钱昌照政治命运而言，尽管与翁同在资源委员会任主要职务，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逐渐恶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ＣＣ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会副主任职务。1949年8、9月间，钱怀着对蒋介石、翁文灏、CC系等各派系的强烈不满，准备赴英国讲学。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云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他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中共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回返大陆。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44]剧本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6期，1918年12月；第六卷，1、3期，1919年1、3月。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45]《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46]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47]《胡适日记》（内部发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48]《朱自清全集•日记编》，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二版。第三章小镇故事多◎此情可待成追忆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2]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3]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4]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5]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6]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7]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9]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10]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由决裂到言和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13]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14]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15]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16]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17]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19]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20]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21]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2]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4]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25]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26]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进军西北”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27]云云。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28]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30]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32]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33]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李约瑟难题的症结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许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谨以本书献给已故的傅斯年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俞大维物理学家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注释[1、8、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2、3]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学者——对金岳霖先生的点滴回忆》，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5、7、21]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6、11]《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9]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据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生前对其外甥殷力欣说，梁、刘在李庄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刘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2007年冬，殷力欣与作者谈话记录）。[10、31、32]《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12、24]程沧波《再记傅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转载《鄂鄂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风格》，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14、15]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兼热心的社会主义者。除了政治观念上对萧氏大加反感，傅斯年还认为萧伯纳的戏剧充斥着虚伪与陈词滥调。这个滥调是“莎士比亚戏中的丑角（Fool），或应云‘戏子’，因与中国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子是这样的：用极傻的姿态，和表面极傻的语言，说极幽默，极其富于批评意义的话。萧伯纳自命不凡，他说‘也许莎士比亚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这话的道理，假如文艺进步如科学一般，后来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亚确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亚袋中的人物‘戏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戏剧气象万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尔斯泰批评莎氏，谓他的艺术无人生热诚，仿佛‘性命无安顿处’，这话自有道理，奈何萧伯纳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树’”？萧伯纳自称他在思想上受巴特尔（Samuelburler）的影响，但傅斯年认为萧对于巴特尔只是一味地剽窃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趋，“即如巴特尔发了奇想，‘考证’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女人，萧伯纳也就是‘考证’莎士比亚短诗的暗色女人是谁。（但）二人有个大不同。巴特尔文字隽美，思想深入，生前几乎无人读他的书”，而萧伯纳却正相反（《我对萧伯纳的看法》）。[16]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北《新闻天地》，第156期。[17]原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转引《傅斯年传》，304页，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18]李约瑟来李庄之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载《传记文学》，1963年第二卷第五、六期，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原载台湾《傅斯年文集》第5册，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19]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20、33]金岳霖《陶孟和为当时的人所钦佩》，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23]《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25]《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26]蔡鼎《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载《军事与政治》杂志，1943年5月。[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34]1944年，李约瑟一行来到广东坪石镇，拜访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亚南。在坪石镇一家小旅馆里，李氏两度提出了他的“难题”，并请教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王亚南听罢，因平素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一时无以作答。李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技的关系。因了这一启发，王亚南开始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后来，王氏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7篇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作为对李约瑟的答复。1948年，上海时与文出版社将王亚南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李约瑟难题”算是作了一个初步解析。此书出版曾轰动一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奠定了王亚南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35]《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3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据李约瑟的中国助手黄兴宗博士（后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资源应用组主任）说：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在重庆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了4次长途考察旅行，整个行程达二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中国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共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至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位中国科学家及学者（《李约瑟画传》）。1945年年初，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是年秋，再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职，返剑桥在中国学者王铃协助下开始了浩瀚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工作。在李约瑟离渝返英时，中国学术界专门为其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道：李约瑟“来到中国不久就开始在《自然》上写了若干篇短文，报告他观察的结果，描述着中国科学的动态。像这样由一位公认的权威，在一个著名的杂志上表现中国的科学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科学200周年纪念典礼，在那里他又详细而明白地报告了中国的科学工作。因此他已经做了一年以上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实的代表了”。又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倪约瑟现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国。他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迎词》，载《战时中国的科学》（二），倪约瑟（JosephNeedham）原著，张仪尊编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说：“这3年内，他在交通困难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国，自西北的敦煌到东南的福州。中国的学术和工业机构他看得极多。他十分了解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当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说的话之外。他对于我们的实际帮助是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永远不忘的。”又说：“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在民国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中国帮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国两个月，现在他也将离开重庆启程回国，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7日）1990年9月4日，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说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又说：“我原配妻子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尼达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1981年9月23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静宁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3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李约瑟著，王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38]在中国，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因“文革”爆发，此项工作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为七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方面在陈立夫主持下也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一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拟。所出各卷书目如下：第一卷导论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第二分册机械工程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第三分册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作；1971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钱存训著；1985第二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74第三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协作；1976第四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席文部分贡献；1978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