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霍生当时有无正式向其他合伙人提过独力买下星光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知道，有股东说不想卖给霍英东，这是有理由的。你不能买，他有钱买，一眼就看出大家有等级……” 为了证实这位知情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曾问霍英东：“据说当时有些股东不想把‘星光行’卖给你一个人，有没有这回事?”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2)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说：“我以前同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借钱给其他股东，支持他们，不要卖‘星光行’，第二个方案是发行A、B股，起码这块地本身就很有价值。”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继续说：“我历来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总之帮人发达，除了珠城大厦、‘星光行’，西环煤气公司的那块地盘也是一样。那时是1967年，地产萧条得不得了，卖煤气公司那块地，总数是600多万，但其他人只凑了90万就不出钱了，我就自己出钱，找屈洪畴会计师来，发行A、B股，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历来，朋友碰到困难，我都是完全帮他们，其中何鸿燊、汤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事，你不讲，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说。 霍英东不以为然：“不是的，他们都知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言归“星光行”事件，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实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市道。至于后来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绝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英资公司乘人之危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在地产市道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 “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断臂贱卖星光行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它问题也可能接踵而来。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 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却说置地买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道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 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3)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1)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 这里定居至今。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 霍英东于“六七风暴”之后逐渐淡出香港，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异军突起。 1968年初，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带领400多人和一支船队，从香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莱。这支船队由工作船和运输船组成，船上载着汽车、机器设备、填海工具和生 活用品。原来，这是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要到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港口工程。 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面积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极之丰富，石油储量、年产量居东南亚第三位。60年代的文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 1967年，为了加强对外经贸，把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和橡胶等资源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文莱政府决定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文莱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重大工程，故而文莱政府把工程向全世界招标。 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自50年代中期起，一直从事填海造港、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其间曾到荷兰治理港口；而在香港，“有荣”承建的工程则数不胜数。得知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向世界招标，已经对香港地产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跃跃欲试，也下标竞投。当时，参与竞投的外国公司有20多个，竞争激烈，最后霍英东的“有荣”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据称，这是香港建筑公司第一次在国际上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击败对方。 让儿子挑起重担 这次，霍英东除了带领400多人的工程队开往文莱，还把大儿子霍震霆也带上。那时，霍震霆刚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回来。 霍英东虽然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中学没毕业就因战乱而辍学，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故他的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到国外念书。霍震霆幼年时在香港的名校 ——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后到英国的NORMANDALE SCHOOL 和 MILLFIELD SCHOOL两间学校求学，之后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霍英东把震霆带到文莱，是把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交由他承担，希望他从中学到做生意的本事。 “你的第一课在斯里巴加湾上，在你处理港口工程的第一天开始。”霍英东语重心长地对震霆说，“接受现代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必须在实际中才能成熟，其中刻苦耐劳至关紧要。” 一天下午，在香港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和霍震霆交谈时，也谈到他主持文莱开港工程的往事。 霍震霆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抛头露面，除出席一些体育场合外，极少参与社交应酬，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低调，不像一些富豪第二代那样喜欢抛头露面。他梳着大分头，发式几十年保持不变，平时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神情冷峻，深不可测，一副冷酷形象。不怒自威，一股震慑力从眉宇间散发出来，挥之不去，比父亲霍英东更具威严气色。 他平日不苟言笑，但一旦谈起他感兴趣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往往会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文莱一游。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一些文莱留学生，他们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回国后 在政府的什么工程部当官。他们曾多次邀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文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谈起他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显得意兴盎然。 他接着说：“虽然霍生放手让我去负责这个大工程，但他也为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在工程的组织、计划和物资的供应保障等方面，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霍生当时还为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帮我主持这个工程。” 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提到霍英东，作为儿子的震霆并没有称之为“阿爸”或“老豆”，而总是像其他人那样直呼“霍生”。 霍震霆初露锋芒 有荣船队在斯里巴加湾港口靠岸后，立即进入施工现场。文莱毗邻南海，四周为冲积平原，内地有丘陵。而施工现场是一片沼泽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他们就在沼泽地上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2) 工程队的工作，就是修公路，打桩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货柜码头，盖仓库，盖楼房，建各种港口辅助设施。 文莱地近赤道，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月平均气温约摄氏28度以上，年平均降雨量约4000毫米。在这温热多雨的环境下施工，艰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文莱又是伊斯兰教国家，当地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在他们施工现场附近，有的也只是一家穆斯林餐馆。那时，文莱经济还比较落后，生活用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有荣工程队的400多名员工，很多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霍震霆回忆说，他那时经常给工人打气，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香港的华人企业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们不能衰给别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关系到公司的信誉，也关系到中国人的信誉……” 而在香港那边，霍英东的助手、秘书凌汉伟则每月定期将工资发放给赴文莱工程队职员的家属，妥善安排职工的家庭生活，好让他们安心在文莱填海造港。 除了有荣工程队400多号人马外，霍震霆还在文莱招聘、雇用一些劳工，参与工程建设。 霍震霆这是初出茅庐，但一试身手，就不同凡响。除了利用老同学的关系外，他左右逢 源，广交朋友，与文莱政府官员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工程建造得到当局的支持。在文莱 ，霍震霆的社交能力表露无遗，而后他也被人称为霍家的“外交部长”，时常随霍英东周旋 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场合…… 苦干4年，文莱最大的港口和货柜码头——斯里巴加湾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霍震霆意气风发，率领400多人的有荣工程队，凯旋香港。 却说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的建成，大大增加了文莱的货运能力。之后，文莱的石油、天然气、橡胶制品出口量逐渐增加，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霍英东父子和有荣公司，自然也在文莱经济的发展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继文莱开港之后，霍英东又移师马来西亚，在槟城承建填海工程……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1)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填海开港、市政建设工程，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在1970年承建世界第一例的海底水库工程，但这些工程并没有多少钱可赚。霍英东热衷于此，似乎另有内情，那就是希望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使港英当局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参与竞投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文莱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和货柜码头几近竣工之时，霍英东的有荣公司，还参与了竞投香港当时最大的土建工程——船湾淡水湖的第三期工程。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用水问题是令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由于储水设施不足，香港的用水相当紧张，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和徙置区的居民，每天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一到大旱季节，更实行4日供水一次制度，街上排起长长的铁桶阵队，候水的景况苦不堪言。而一桶水，往往洗完澡之后，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那时，争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61年，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可以供给香港。”而周恩来总理对此也非常关心。他知悉香港用水紧张的情况后，积极支持广东省政府的决定。直到1963年12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专程绕道广东，亲自了解香港供水问题，并强调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单独进行(引自《瞭望》杂志)。于是决定由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但香港的储水设施严重不足。香港政府乃在1963年11月建成石壁水塘，可储水55亿加仑。之后，又兴建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海湾建设淡水湖，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一例，工程十分艰巨。船湾淡水湖总设计容量为300亿加仑，是港府进行的最庞大的供水计划工程。 船湾淡水湖的第一二期工程都是由法国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自1961年至1963年，共建筑16个接引溪水入口处，目的是使各溪涧依设计改造进入隧道系统；第二期工程自1964年至1967年，包括兴建一条直径30英尺、长6海里，由大埔头直贯船湾淡水湖的巨型输水隧道，以及淡水湖的主坝工程。1967年年中，淡水湖开始储水。最初，因湖水略带咸味，要混和其它水塘淡水才能供作饮用。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主要是为主坝和副坝加高。这是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霍英东的有荣公司长年从事开港填海、市政设施等工程建设，当时正在斯里巴加湾承建 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霍英东相信“有荣”有能力承建这个重大工程，于是下标 参与竞投。 击败法国和日本公司 “过去，香港的大型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建的，比如香港建机场，是法国公司中标承建；40年代后期兴建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英国公司负责的。事实上，当时的香港，外资公司独霸建筑工程市场，华资建筑公司实力、经验有限，很难与外资公司竞争。要竞投淡水湖工程，就先要估算工程的造价。”霍英东开始向我谈起这段并不为太多港人知道的经历。 “由于淡水湖工程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国际性工程，造价高，故要准确估算成本可真不容易。有一家参与竞投的法国公司，出动10多个工程师和会计师，租用当时香港最高级的酒店半岛酒店几个房间，关起门来，从早到晚用计算机算个不停，3个月之后才把成本逐项计算出来。 “我们除了动用自己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高薪请了外国的一名总工程师参与匡算造价，起草投标书。日本有十几间公司合组一个财团下标，他们不敢单独做这个工程。他们的报价比有荣高出一倍，当然没得做。法国公司的报价与我们相差很少，我们的报价比他们高 出10%左右。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报价也较低，但开工以后，借口工程设计方案上的修改 ，一再要求加价，但加价以后，仍然蚀本。 “见到法国公司报价低，我只好据理力争。我跟港府说，这家法国公司虽然报价稍低，但可能会不断要求加价，明低实高，对港府不利。港府考虑之后，不打算把工程给法国公司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以往替政府做过很多工程，过往的记录很好，没有要求加价这回事。 “但想不到，这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法国公司通过法国政府，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说英国人在香港招标，法国公司出最低价但却不被采纳，处事不公；另外，当时英国正在申请加入欧共体，法国方面警告说，他们会采取对英国不利的立场，请英国慎重考虑。后来，港英政府拿出法国公司以往的业务记录，并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国公司这才知难而退，由我们承建……” “有荣”竞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华资建筑公司在香港参与竞投重大工程的第一次；而且是旗开得胜，一矢中的，开华资建筑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河，故而引人瞩目，轰动一时。 以承包方式兴建工程 霍英东继续说：“外国公司前来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亏蚀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职员开支过大，建筑工人过多、薪金过高，以致成本上升，影响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首脑部门要雇用70个法国人。整个工程1.2亿元。但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同住宿等各项费用需耗去1.5万元，70个人便花费100多万元。管理人员的开支如此庞大，如何不亏蚀?其实，也不需这么多人的，我们只需几个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2) 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何以几个人就能管理?霍英东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下来以后，就用承包的办法再分散包给其它公司和工程队；至于管理人员，则只是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监管，以及协调其它公司和工程队的工作。 霍英东认为，把工程再分包给别人，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及其开支，而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各项成本，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从而确保盈利。 何以兴建重大工程一定要承包给别人?霍英东解释说：“承包给别人当然好，道理很简单，以挖泥来说，山上挖1立方米的泥送入运输车，山泥是整块的，但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立方米，要加3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加3，也可能加到5。一斗原为1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1.5立方米了，送三车就是4.5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立方米就不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糊。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5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 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亿加仑的水塘，大大舒缓了香港用水 紧张的问题。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高质量圆满完工，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年完成。 大搞工程乃迫于无奈 在香港，霍英东的生意主要有三方面：地产、海沙供应和工程建筑。这三种生意都是在50年代开始经营的，当中以工程承建稍晚一些，始于50年代后期。其中，地产和淘沙生意广为人知，而工程生意，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 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都是填海造港、疏通河道、挖深海床、排水排污、街道隧道等市政设施工程，与香港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船湾淡水湖，“有荣”在香港承建的大大小小工程，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1962年之前，“有荣”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在第16章中已有所述及：之后所承建的工程，则主要有—— 1963年 红石勘第二期填海海石勘工程 油塘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秀茂坪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1964年 中环填海第二、四期挖泥、海〓和泵房工程 柴湾第一期填海海〓工程 通往沙田隧道道路工程 狮子山隧道通理工程 1965年 坚尼地城海〓工程 油麻地政府船坞码头及排路建造工程 湾仔填海区第一期海〓、码头和泵房工程 1966年 湾仔第二期填海工程 宝马山水库水坝及贮水池工程 1967年 铜锣湾道路及天桥工程 红山贮水库及滤水工程 1969年 大角咀渡轮码头工程 官塘渡海小轮码头工程 青山水厂和青山供水站工程 1970年 荔枝角食水处理站工程 ……之后，在1972年和1977年，“有荣”还承建其它一些市政工程。在香港，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可能是兴建最多填海开港之类工程的公司。 当我在采访中得知“有荣”承建那么多市政工程时，最初有些不理解：港府长期歧视霍英东，在海军船坞和星光行事件中曾表现出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那为何又把这么多工程给他做? 就此事，我问过与霍英东私交甚深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他解释说：“港府只是在地产方面卡他，因地产能赚大钱。但工程就未必赚钱，很多是亏本的，尤其是那些大工程，谁敢做?淡水湖其实是没人敢做的。” 此后，我又问过霍英东：“淡水湖工程是否有钱赚?其它工程是否有钱赚?” 他答道：“淡水湖工程，其实是没钱赚的。做工程的，怎么能有钱赚呢?” “没钱赚，为什么做了一宗又一宗?”我又问。 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3)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 “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怎么办?’一提起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1)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人帮我做生意?”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后，恒生指数自17000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 “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时开始关注霍生?”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2)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3)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 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 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 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路。1972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号”停靠在观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卸完4000多吨煤油。 那时香港市面洋油充斥，蚬壳、美孚、半岛、德士古等洋油争霸，“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能在香港打开市场，主要是当时的石油危机令港府对中国石油不甚抗拒。 到了1974年6月，“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改由油龙(列车)运载，从陆路运送到香港。湖南长岭炼油厂开出的36节油龙，每节装50吨柴油，在深圳分成两列，每列18卡，分批驶入香港。 由于那时石油奇缺，市面掀起抢购煤油狂潮，因此港府不仅破例允许油龙在晚上9点钟以后进关，且安排警车、救伤车在现场待命。当电视台播出中国油龙抵港的新闻之后，市面上的煤油抢购潮即告平息。 到了1975年，“东方石油”每年经销的中国石油产品已达40万吨，其下有40家分销商。 时到今日，中国石油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比率，已上升到40%以上。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1) 霍英东酷爱体育，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0年代后期，霍英东出资创办足球队，每年打球300多场；而后又天天到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更于1971年至1976年，连续6年蝉联香港网球双打冠军。1974年，远赴英国参赛，成为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赛的中国第一人。 每天做运动6小时以上 “六七”之后，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工商界。但与此同时，他却异乎寻常地活跃于体坛。那时，在地皮拍卖会上，在建筑地盘，已绝少见到霍英东出现，但在一些体育场合，却时常见到他的身影。 1971年，霍英东与网球健将杜路第一次合作，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击败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那年，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只是20岁出头，又是香港网坛的冠军级人马，故而那场比赛，曾在圈内传为一时美谈。 处于“半退休”、“半冬眠”状态的霍英东，有充裕的时间享受人生，过着有规律、相当豪华的生活。那时，他养了8条名犬，拥有7辆名贵房车。有时外出，兴致一来，他干脆不用司机，而是由自己开车满街跑。但他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有好几次，他开着车过海底隧道，要缴费时才发觉自己身上没有钱。 凌汉伟先生介绍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每天的生活可以概括为“游水、打网球、工作、按摩、睡觉”这循环反复的五部曲：每天上午七八点钟起床在家里的泳池游水，并打电话到公司安排工作，简单吃点东西后，便倒头再睡；睡到中午醒来，又再游水，然后到公司上班，埋头苦干两三个小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左右，他就到中华游乐会，打三四个小时网球，接着在那里按摩、桑拿浴；除了打网球时喝点饮料外，他白天一般不进食，而直到午夜，他才坐在家里大饭厅的16英尺长台前，饱餐一顿，菜肴都用精致的高脚瓷碟盛着；吃完，便呼呼大睡。 每天，霍英东用在做运动方面的时间至少有6个小时，强身健体成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自小喜欢体育 霍英东是体育“发烧友”，他对体育的酷爱，在香港几乎是人人皆知。 “我从不否认是个体育运动迷。我觉得，体育之于人类，不只是一种爱好，而且是人体所必需。也只有运动才能使身体强健起来。”霍英东曾经撰文述及他对体育的热爱，在一篇题为《我与体育运动》的文章中，他说：“我喜欢体育运动，是从小开始的。当时的环境，使我少年时代就深知体育是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在敦梅小学读书时，霍英东就时常与同学在校内、校外踢足球；到皇仁念中学后，他对体育的爱好尤甚，一有空就与同学拉开“阵仗”，踢它一场。据霍英东回忆，小时候，有一次踢球，全身发热，他就干脆把羊毛衫脱下，但回家时却忘了带上，结果被母亲打了一顿。 “孩童时，我便迷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向往和崇拜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霍英东曾兴致勃勃地向别人讲述他的童年梦想。 霍英东崇拜球星，确实不假。1971年，霍英东与名扬世界的“球王”比利见面。那时霍英东已是年近50的人，但见到比利时，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笑容堆满脸上，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兴奋莫名。后来，他穿着比利签名赠给他的球衣，与另一位世界级足球名将、有“黑豹”之称的尤比西奥，在缘茵场上拍肩搂腰合影留念。这两张与世界足坛名将的合照，上面分别有他们两人的签名。霍英东极为珍惜这两张合照，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成为香港的新富豪之后，他对体育的爱好程度丝毫不减。当时，他正是地产界的大忙人，但却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有一段时间，他曾练习举重。 有一天，在中华游乐会，谈起自己早年在体育方面的往事，霍英东显得神采飞扬，两眼发光。他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朝鲜战争以后，由于几年的海上运输生意很辛苦，身体变得很差，体重才40多公斤，102磅。为了把身体搞好，我就去练举重。举重要跟师傅，当时的健身院大都在五六楼，而楼宇都没有电梯，我连登楼也不够气力，找来找去，在坚道找到李剑琴健身院，因为在低层，所以决定跟李剑琴学举重。 “每日到李剑琴健身院做一个钟头举重，都是上、下举动这个动作，很单调，于是练了几个月就不练了，转去踢足球。当时是1954年，我已经31岁，开始不敢在正式球场打，只在赤柱等一些偏僻的地盘打，球员都是自己公司的职员。慢慢兴趣大了，就去修顿球场打，越打越有兴趣，后来在1959年，干脆自组足球队。” 出资创办足球队 “那时，香港还没有电视，足球运动很受市民欢迎，是市民最喜欢的运动。最初，我们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球，后来一个礼拜打三次，一次两场，一年打了300多场，除了8号风球外，风雨不改，这300多场还不包括我们去长洲、大澳、平洲、大屿山和澳门的场数。 “球队最初叫有荣，但觉得好像是个人的球队，后来为了吸引多一些球员参与，吸引多一些球迷支持，又以香港足球名将姚卓然的名字，改为卓然队。再后来，又改名为东升队。”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2) “我们东升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最好的球队，球星众多，早期有于灼强、莫振华、尹志强、何祥友，以后有仇志强、张志伟、黄文伟。这些球星原本是有归属的，有些属南华队，有些属愉园队。但一登报纸，说要打球了，最好的球星都踊跃参加，记得那时我们是在《商报》登广告特约球队。有时球星来得太多，个个都想下场打。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全是出于兴趣，打完球，大家吃餐饭就算数。市民也很支持，我们到哪里打，他们就跟到哪里……” 每年，用于球队上的资金有几十万，全由霍英东一人承担。他除了是球队的老板，还是绿茵场上的一名骁将。1966年，43岁的霍英东正式成为甲组成员。第一场赛事，是对甲组足球队杰志，在香港会所举行。一上场，霍英东英姿飒爽，脚底生风，雄风凛凛，一连射中 三个球，获得满场喝彩。如今，霍英东还珍藏着在这场比赛中，他正切入准备起脚射门的照 片，从此，他对足球兴趣更浓，时常率队大战杰志、东方等甲组队。在圈中，不少人都称他为“好波老板”、“波王东”。 在香港足球圈，霍英东地位超卓，大家都拥戴他为“大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他还出任香港足协会长，此职务一直担任20多年。直到前几年，霍英东才主动卸任。 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在绿茵场上驰骋近20年后，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逐渐减少打足球，转而天天在网球场上挥拍而战，这也使得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成为霍英东一生之中，除了位于沙宣道的私邸之外，他居留时间最多的地方。 中华游乐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霍英东这类的香港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香港开埠初期，所有的会所都是洋人创办的，并且只吸收洋人会员。后 来，香港逐渐出现一些有钱和体面的华人，他们有感于华人不能进洋会所，于是投资创办中 华游乐会，供华人享用。如今，中华游乐会已有3000多名会员。在近二三十年间，霍英东、何鸿燊等一些华人资本家，都曾经给予中华游乐会不少经济上的支持、赞助。 自喜欢上网球后，几十年间，除了出差在外，几乎每天，霍英东都前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每天呆在那里的时间，平均超过4个小时。有一些网球好手，每天都守候在中华游乐会，陪霍英东打球，与他对打，其中大多数球手都是香港网球界冠军级的人马，如杜路、叶冠雄等人。据说，霍英东为报答他们花那么多时间陪自己打球，时常给他们酬劳。身为超级富豪，相信霍英东出手会相当阔绰。 其实，除了霍英东外，他家族有不少人，包括太太，还有儿子霍震霆、霍震寰，以及小舅子林锡鎏，也是中华游乐会的常客。霍英东及其家族成员在这里消费，都是签单，统统入霍英东的数。不算入会费和给陪打球员的酬劳，光是吃吃饮饮之类的消费，霍氏家族在这里的支出，每月应有三四万港元，成为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很多次，霍英东就是在中华游乐会，接受我的采访，与我做海阔天空式的交谈。 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在更衣室，他把外衣、外裤和鞋袜脱掉后，总习惯蹲在秤盘上秤自己的体重，然后自己穿上球鞋，挥拍上阵。 穿着短袖运动衣和短裤的霍英东，平凡得像一个市井坊间的老伯；但他动作敏捷、灵活，尤其是一进球场，更变得虎虎生风，前后左右奔跑自如，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可以连打一两个小时不需休息——这非凡的体力、耐力和跑步速度，应该是早年天天驰骋绿茵场和每日坚持游泳所练就。 霍英东抓球拍的手势与众不同，他抓起球拍，像是一个手腕弯曲的人抓拍一样，很不自 然；但他出手有力，球球落地砰砰作响，令对方不好招架。若自己打了一个好球，比如打到对方的空档，对方接不上，或者把球打到边界上，令对方无所适从，他往往会面露微笑--虽然笑得不算烂漫，也没笑出声，但笑容很稚气、很可爱，活像一个害羞的少年。那应该是他最开心、最感满足的时刻。霍英东平日一脸严肃，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惟独在球场上，他才有那样的笑容，人性的天真无邪才在那一刻于他的笑容中浮现。 球场上的霍英东，没有任何掩饰，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时的霍英东，可能才算是一个真实的霍英东。 连续6年获得网球双打冠军 一天，我在中华游乐会看霍英东打球。一位身体健硕的球员与霍英东对打一轮后，下场休息，正好坐在我身边。原来他就是与霍英东结对，在“南华”杯双打网球赛中击败叶冠雄、麦天伦的网坛好手杜路。杜路自我介绍说，他是越南人，原是越南国家网球队的冠军。既是越南国家队队员，为何会到香港来，并且成为霍英东的球友呢?我一问，想不到居然问出霍英东一段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故事——他和杜路的一段情缘。 “ 1970年，我代表越南国家网球队在南朝鲜比赛，打赢南朝鲜队。回越南时途经香港，球队在香港逗留几日，后来其他队员都返越南，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属非法居留。当时，美国支持南越和北越打仗，我是南越的士兵，偷偷留在香港，就是一个逃兵。”杜路以不太标准的广州话，娓娓向我道来，一点都不忌讳他当“逃兵”的历史。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3) “后来又怎样认识霍生?” “是在一次打球时认识的。我有一个朋友帮霍生做事，那天，我和朋友打网球，我戴着墨镜，怕别人认出来。因为，我在香港是非法居留，越南政府要求港府抓我回去，因为我是 国家人才。香港的报纸上还登出我的照片，叫市民举报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打球了，那天是 第一次出来打球，霍生那天也在场。我朋友向霍生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接着，我和霍生 打了一场，他发现我是一个会打球的人。他当时还认出我来，知道我就是报纸上登出照片的 那个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 “那时，你用什么话与霍生交谈?” “用英语，霍生的英语讲得很好，那时我还不会讲广州话。我曾经托人找个律师，向移民局申请在港合法居留，但行不通；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叫霍生出面写信给移民局，担保我在香港居留。我跟霍生一说，他愿意帮我，即时有效，我变成合法居留，霍生救了我一命! 从此，我在他的公司做事，并且天天陪他打球。1971年，我们两人开始合伙打球，第一次出赛就打赢叶冠雄他们。当时叶冠雄说有信心赢我们，有不少人还打赌，买我们输，霍生说我们好好打，结果打赢了。那场球，霍生打得很好。他跟很多人合作，包括叶冠雄，但都拿不到冠军，我和他合作之后，就得到冠军。” “你那时教他打球，他是你老板，他认不认你这个师傅的?” “他认的，在球场上他认的。到今天，只有我和他合作最默契。” “霍生打球有什么特点?” “他很稳阵……他手抓球拍的姿势，到现在一直没变过。” “你觉得霍生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印象中，他最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好的人。他对人好，能理解人，又愿意帮人。他捐钱建网球场，总是叫我去做，把网球场的生意交给我，很多网球场都是我负责兴建的……” 谈到这里时，霍英东正好退场休息。他一边用大毛巾擦汗，一边向我们这边走来。知道我们在谈他和杜路合作打球的情况，他显得有些兴奋，和杜路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忆起当年联手击败对手的往事…… 原来，自1971年，霍英东和杜路首次联手击败对手之后，两人继续合作，连续6年在“中华游乐会杯”公开赛、香港公开赛等赛事中，击败香港的顶尖级球手，获得冠军。最后一次是打赢王维和高雄茂。 连续6年蝉联网球双打冠军，至今仍在圈中传为佳话。霍英东的球艺甚精，由此可见一斑。 1974年，霍英东更雄心勃勃，远赴英国温布顿，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虽然因高手太多而未获得名次，但霍英东是第一个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其勇气和胆量令人称许，故说得上是“虽败犹荣”。球赛结束后，霍英东还兴致勃勃拉上儿子震霆、女儿丽娜，一起与冠军得主纽甘壁合影留念。 由于有霍英东的影响，他的家人很多都喜欢体育运动，长子震霆现为香港足总副会长，二子震寰担任香港武术联会会长。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1)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兰克福之后，又以香港足协会长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年会，大力斡旋，连闯三关，终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开了突破口。 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 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两个中国。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 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2)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 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其入会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紧急的。经过我和几个代表的极力申辩，最后东姑拉曼勉强同意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入会问题。 “其实，能否获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并不是很有底。当时，台湾也有一个代表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大会。按照章程，台湾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驱逐出会场，于是和震霆想了一个办法。我和震霆即刻问伊朗的代表：‘为什么有个台湾代表在这里?’因为那时伊朗已和中国建交，我觉得伊朗签证给台湾代表，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伊朗代表一听，也很紧张，连忙问台湾代表是怎样来的?台湾代表说，他是从香港来的；伊朗代表又问他签什么证，对方答是旅游签证。伊朗代表查看他的护照，果然是旅游签证，于是对他说：‘你来旅游，那我们带你旅游好了!’说完，就拉他出去。台湾代表一走，就进行投票，结果28票对7票，刚刚有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第一关通过了，接下来可以讨论中国问题。这时，东姑拉曼又站出来反对，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亚足协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联成员，才能成为亚洲足协会员，而中国那时还不是国际足联成员。我一听，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醒我，只要获3/4以上的代表支持，就可以修改大会章程。于是，我和几个代表又向大会提出修改章程，把原条款改为：亚洲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东姑拉曼迫于无奈，最后也同意表决是否修章，但这次不是投票表决，而是举手表决。我心里有些紧张，因为第一次只差一票。我连忙叫震霆：‘你到台上去照相，台下一举手你就拍下来，知道谁支持，谁反对!’结果举手表决，还是通过了。其实，这次修章是很勉强的。”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3) “当时，我们已拟好中国入会的报名书，但入会书生效一定要在‘驱蒋’之后，这一关最难。大会再次以举手形式表决，结果也有3/4代表举手通过临时决议。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进入亚洲足协。” “决定一通过，大会马上要请中国代表进场，但中国没人知，一时找不到中国代表。当时中国有一个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在参加亚运会，后来找到了一位中国代表进场。到那时， 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回事……” 21年过去了，霍英东向我回忆起一天之内三次表决，三次均以刚及3/4人数支持险胜的经历，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那一天的焦虑、急切、担忧、亢奋，以及成功之后的狂喜，又一次涌上心头…… 中国加入亚足协事件余波未了 一连三次以3/4的大比数通过议案，创下了世界体育史上的先例。 连闯三关成功，既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比台湾强大，在国际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致，也是因为霍英东凭着个人的关系和影响力，积极斡旋的结果。 所以，中国得以顺利加入亚洲足协，霍英东当居首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