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霍英东在筹建之初，就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派发。 印发售楼说明书，在当时是个创举。 我曾问霍英东：“怎样会想到这个招数?” “其实也很简单，有了地，要盖楼，关键是要有人买，但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板，不同的楼宇，有不同的高低、结构、面积和材料，所以要预先编印一本说明书，让买家了解楼宇的情况。”霍英东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仍然兴致勃勃。 “另外，那时香港的地产经纪不如现在这样活跃，那些带市民去看楼的人，个个都是‘负气卖楼佬’，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带一两百人去参观楼盘，一天来回奔走十几二十次，老公今天看完，第二天老婆又要来看，没完没了的，他们天天带人走来走去，腰酸骨疼，招待不过来，于是就负气对客人说：‘你们自己上去看吧!’客人多问一句，他们都要骂人的。有感于此，我就想到编印一本售楼说明书，向买家推介楼盘，让两公婆可以拿回家好好商量。” 霍氏集团至今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此书为16开本，近20页，上有文字详尽说明楼宇的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除了印刷、装订质量较为粗陋之外，其内容与编排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楼宇宣传广告画册无两样——其实，它就是这种广告画册的前身。 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资深职员介绍，“霍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仔，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效尤，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1) 霍英东奇招屡出，首创“卖楼花”，并制订出大厦的公共契约，妥善解决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招数，如今已成为全世界地产行业通行的惯常做法。 发明“卖楼花” 我曾经问霍英东：“为什么在涉足地产行业之初，你就想出一些促销的好招数?” “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生存问题。”霍英东回忆道，“做生意，一般是不熟不做，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从来没有做过地产，一做，就要画图、盖楼、卖楼。当时竞争很激烈，如果楼盖好了，卖不出去，滞销，那肯定要‘跳楼’。因为那时的利息很高，像内地现在的利息那样高，跟私人借钱，年息1分8厘。所以，要生存，就一定要创新……”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霍英东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 那是1953年年底的一天，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此之前，霍英东刚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大家想想，有无比分层出售楼宇更好的卖楼方法?”霍英东问大家。 在座的人搜肠刮肚，仍然不得要领，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律师说：“分层出售已经是一个大突破，这种方法也已证明对投资者和买家都有好处，难道还不满足?” “我觉得光是分层出售，不能活跃楼市，吸引不了广大市民买楼，因为能够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出来买楼的人毕竟不多。”霍英东说。 “买楼的始终是富裕人家，普罗大众都能买楼当然不可能。”有一位职员说。 “能不能想个新方法，让普通的市民也能买楼做业主?我始终觉得，买楼的人多了，物业市场才能旺起来。另外，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投资不多，就能有高的回报?”霍英东说完，大家面面相觑，无以相答。 过了一会儿，霍英东说：“我想了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在新楼正式动工兴建前，我们公司先收取买家的一部分订金，余款分期支付，像交租那样，到新楼落成时，收齐买家的钱，买家就拥有了自己的物业，做业主。” “就是用买家的订金来盖楼?”律师问。 霍英东胸有成竹地说：“没错，用买家的钱盖楼。” “楼还没建，买家是否愿意先付订金?” “应该不成问题，可以通过律师或银行方面来保障买家利益，给他们信心。” 那律师想了片刻，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是‘好桥’(好主意)，我们可以再构思得完善一些。” 四方街大楼货如轮转 四方街还没动土，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落妥二楼楼面交10%……第六期余款10%于领到入伙纸时清缴。” 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成长龙。 这是分期付款方式第一次推出。之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又不断完善这种售楼方法，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在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之前，买家先交订金预购楼房，就像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后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于是香港人就把正在兴建中或计划兴建还没有动工的楼宇或其中的单元，形象地喻为“楼花”；霍英东提出预购“楼花”，就是“卖楼花”。 “卖楼花”如今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都使用的经营手法，而霍英东则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 “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于买家而言，此方法减轻了他们一次过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许多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即使是那些略有积蓄的女工，只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的钱，就可以预购新楼的单元，等到楼宇建成时补足余款，就可拥有自己的房产。 结果令霍英东也感到惊奇：“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仿佛疯狂似的，普罗大众 卷进了房地产的旋风里；霍英东负责发展、兴建的楼宇的售楼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从港九 各地蜂拥而来，队伍排成长龙，售楼盛况空前。当中，有政府的小职员，有月收入两三百元 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那些终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因而乐此不疲。 对于发展商霍英东而言，“卖楼花”加速了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才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投资风险，万无一失。 由于霍英东创出“卖楼花”和印发“售楼说明书”两个新招，霍英东发展的楼盘货如轮转，新楼盘开售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刊登，往往一天内就订购告罄。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2)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100多栋、共600多层、折合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而霍英东，也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以每层楼赚1万元计，光是四方街地盘，霍英东就赚了600多万——况且，自己的投资甚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小试牛刀，就不同凡响，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卖楼花”，在今天当然已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地产界和社会的反响可以用“石破天惊”四个字来形容。香港是全世界最先推行“卖楼花”的地方，这一方法也早已在世界各地推行使用，成为地产商推销新楼盘的必用方法。 我曾经问霍英东：“卖楼花的灵感从何而来?” 他答道：“其实卖楼花的方法也很简单。办工厂的，不可能自己做齐那么多现货放在那里等买家来买，一般都是接到订单后才生产。有了订单和订金，厂方就可以启动，销路也有保障。而搞地产也是一样，说得好听一些，我们就是将地产工。” 向何东买地建香槟大厦 由于“卖楼花”等新方法的推行，霍英东“四两拨千斤”，赚得钵满盘满；而流动的资金也颇为充裕。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 立信大厦位于九龙弥敦道和佐敦道交汇处，是霍英东与香港牛奶公司合作兴建的。牛奶公司提供地皮，霍英东负责投资兴建，建成后把大厦的底层交由牛奶公司经销牛奶制品，以此作为对牛奶公司提供土地的补偿。 香槟大厦是霍英东向何东买地兴建的。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何东可算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他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斩获，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 霍英东看中何东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那是1954年，何东当时已是92岁高龄，不再亲自打理家族生意，故霍英东无缘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商家，只是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打交道。 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霍英东又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向何东购下这块地盘后，有一天，有个花农竟然到地盘上去种一些花草树木。公司派人去交涉，他却说什么：“我不想搬，让你们起小楼。”后来交涉很久才把问题解决。霍英东说，因为那时没有租户法庭，几乎每次买地或拆旧楼起新楼，都碰到这类问题。 在出售香槟大厦时，霍英东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在这之前，地产商把楼宇分层出售，只是局限于那些不高于5层的旧式唐楼，因为那些唐楼每层的面积不大，一般是1000英尺左右，且每层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业主，分契比较容易，如四方街大楼那样，楼高5层的，就分成1/5，每层的业主各执一份契。 “但是，到了香槟大厦，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霍英东回忆说，“大厦不同于那些旧式楼，一幢大厦建筑面积很大，每层又有好几个单元，大厦里头还可能有酒楼、写字楼、店铺、停车场、工厂，还有外墙、电梯……户主多了起来，屋契怎样分?另外，还涉及到电梯保养费、公用电灯费、看更费、倒垃圾费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费用怎样摊分?那些购买地下店铺的业主，用不着电梯，用不着楼梯灯，亦不须看更，他们有自己的看更，所以虽然店铺的价钱可能比每一个单元贵2～3倍，但他们却不愿付出2～3倍于别人的管理费。还有，业主有权随意使用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权干涉，但相互间的纠纷却多起来，比如你在大厦里设工厂，开工时噪音骚扰别人；开酒楼的，在门口装个霓虹灯招牌，整夜亮着，搞得住客难以入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法律上不能很好解决。” 制订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公共屋契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划算，因为同样面积的一幅地皮，若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但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碰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霍英东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后发展到分单元、分层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我记得那时，有一些地产商学外国的做法，成立一家公司，由公司拥有一幢楼宇，买楼的人就买这间公司的股份，比如四层楼的，每人就占1/4股权，然后由公司分配一层楼给你居住，但每月还要交租给公司，等到年尾公司赚到钱后，剔除楼宇的一切开支，才分一些红利给买家，买家实际上没有屋契，不算是拥有物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若地产商拥有这间公司51%以上的股份，就控制这幢楼宇的维修权，对小股东不公平；但若股份出售过多，维修权被别人控制着，那自己又怎么办?这些都不是解决分层出售问题的好方法。”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3) “那怎样解决好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呢?”霍英东继续说，“我记得，我们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有一个外籍律师还说我们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会‘祸延子孙’，将来大家怎样合钱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我和一个英国律师商量，结果想到一个大家承认的办法，也就是‘公共契约’，大家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将来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摊分，地下铺位贵一些，占比例大些，但管理费也要支出多一些。买家一买楼，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大厦公共契约一经推行，果然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个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才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 愿意兴建大厦，这为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创造了前提 条件。 其实，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市民纷纷前去认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些单元。这样一来，那些小公司或普通市民也能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厂房、酒楼或住宅，可能还与那些大富豪和大公司共同拥有一幢大厦，成为众多业主中的一个。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一年时间，既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闪电般在四方街建成100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而且都是一销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用“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八个字来形容霍英东初涉地产行业时的卓越表现，实不为过。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1) 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蟾宫大厦。“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 兴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 霍英东之所以一踏足地产行业，便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且业绩斐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 战后头几年，香港的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当时，在湾仔一带，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层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严重和恶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大量内地居民像潮水一样涌来香港，造成香港房屋严重短缺。一时间，在港九各地，到处出现一些简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区的大量存在，火烧木屋的情形因而频频发生。如1951年11月，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两万多人；1953年底，石硖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7000间木屋，灾民6万多人；1954年7月，大坑东木屋区又发生大火，毁屋2000多间，2.4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于木屋区火灾频繁，港府于是设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筑多层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严重短缺，成为当时香港社会最严峻的一个问题。 霍英东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房地产行业，自然大有可为。而港府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筑条例，容许楼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实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层为限的规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条例准许建筑物的高度为街道宽度的1.41倍，每层的高度也由3.66米减至2.74米。港府颁布此条例，目的是鼓励新建筑物向高空发展，以缓解楼宇供应紧张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兴建高出5层的楼宇， 得报港督和行政局审批核准；加之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问题当时尚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故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超过5层的高楼还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间。 却说霍英东，仅用一年时间，就以其在地产界的卓越成就，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那时，机会、财源像潮水般向霍英东汹涌而来，任他怎么挡也挡不住。 自与利家买下使馆大厦之后，霍英东就与利铭泽时有往来，成为好朋友。1955年初，利铭泽邀霍英东到铜锣湾察看利家拥有的利园山地盘。那时，利铭泽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稍后还获委任晋身行政局。他指着利园酒店(也为利家物业)对面的一幅空旷地对霍英东说：“这幅地盘，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无兴趣?” 当时港府刚刚颁布允许楼宇向高空发展的新建筑条例，霍英东正打算找一幅地皮兴建一座高楼，故对利铭泽推介的这幅地盘颇有兴趣。两人甚为相熟，故寥寥几句就定了下来：地价130万，霍只需预付一成订金，余数逐期支付。 霍英东随即找来图则师，商量如何发展这幅地盘。最后，霍英东决定兴建高17层的商住楼——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各层是住宅。设计图纸一出来，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只看到广告，买家就蜂拥而至，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至今，这幢大厦仍然存在，虽然它的周围已是摩天大楼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 “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蟾宫建成之后，霍英东把公司总部从附近的使馆大厦搬到蟾宫大厦二楼，他则居住在大厦的顶楼。 蟾宫大厦临海而立，傲视香江，气势雄伟。从顶楼俯瞰四周，港岛和对岸九龙的景色尽收眼底。霍英东第一次站在蟾宫顶楼，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曾在50多人挤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厦。每次，伫立蟾宫顶楼，眺望周围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过的坎坷道路，霍英东总是百感交集。 据凌汉伟说，“那段时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楼的办公室，向公司职员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后才回家洗脸、吃早餐……” 我曾问霍英东：“蟾宫大厦赚多少钱?” “整栋蟾宫大厦，包括建筑费在内，总投资约200万港元，但其实我们只动用地价一成的资金10.3万元，其余的费用全靠卖楼花，用买家的钱来交地价、盖楼。楼价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们赚了100多万。”霍英东答道。 “像你这么说，那几年你做地产，几乎不用自己的钱?” “那是的，除了最初买使馆大厦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买家的钱。一登报纸，楼盘一下子就卖光，每一栋楼都赚一两百万。所以，自卖楼花方法推行后，整个香港好像疯狂似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2) 的，人们一拥而上，何鸿燊、杨志云、方润华、郭得胜这些人也从此做地产生意……” “你发明卖楼花时，是否想到效果会这样好?” “真的想不到，我还认为人人都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钱，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不把使馆大厦这些出租的楼宇计算进去，光是出售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一年多时间，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其中，他动用的本钱不足100万。这以小搏大的“空手道”本事，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在1955年，香港坐拥1000多万家财的人应该不算太多。短短一年多时间，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亨。 此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产行业叱咤风云，领尽风骚，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环顾当时香港的各地产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当年在地产界的风头之凌厉，比之当今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李兆基、郭氏三兄弟等，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一句通俗的流行话，霍英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天王巨星。 “卖楼花”影响巨大 “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上面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出头的年青人，而那3个人都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此事当然足以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霍英东从来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始终认为是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革新，他才一跃成为巨富，从而晋身名流社会。 其实，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之革新，既是霍英东人生的一个最重 要的转折点，也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 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中共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3) 20世纪 40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1000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如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动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 发明卖楼花，推行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霍英东也认为是他人生的杰作。他虽然吝于辞令，但却时常在谈话间有意无意、反反复复地提及此事，并引以自豪。 “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那时，香港没有工业，生产那种简单的‘祝君早安’毛巾和‘金钱牌’暖水壶，就是工业，生活用品如原子笔、塑料丝袜、塑料皮带，几乎都是美国货，而且价钱昂贵，原子笔一支就是300多港币；没有旅游业，没有金融体系……” 霍英东总喜欢反复追忆早期香港的落后，然后又特别喜欢强调说：“但是，自卖‘楼花’之后，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一夜之间建起几十栋大厦，工业也被带动起来。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这些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英尺。这些工厂搬到荃湾等地，把市区的原厂址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0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谈完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带动、催化作用，霍英东总是要把香港与日本和亚洲的三个“经济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一番，以证明香港起飞于其它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先——潜意识中是为了说明自己的非凡本事以及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他潜藏于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自然流露。 霍英东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表露无遗。他首创的几种经营地产的新方法，无疑是他几十年商界生涯中最早表露出来的“闪光点”——仅仅是凭这些，在香港几十年沧桑巨变的辉煌史诗中，霍英东也足以占据其中闪光的一页。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1) 正所谓“树大招风”。当霍英东的地产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市井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霍英东无奈，只好登广告予以澄清。 突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当你默默无名、无所作为之时，世人绝对不会留意你、关注你；但一旦在事业上闯出一些名堂来、有所建树时，那自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羡慕也好，欣赏也好，嫉妒也好，总之，一时间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一些流言蜚语也会接踵出现。 霍英东的经历就是这样。正当他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 “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霍英东利用淘沙船做走私生意……” “千万不要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 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 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 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那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规定负责当局可以通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某人为该条例所指的不良分子，即可以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但当事人能证明他是英籍人士或在港居住超过10年以上者例外。” 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他母亲最初也认为只是谣言而已，并不太当一回事，但当传闻传遍全城之时，她也坐卧不安了，甚至相信传闻是真的。她找霍英东问三问四，并叫他想办法处理此事。 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传闻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稿，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声明稿草拟完，又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稿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于是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谣言流传半年，对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一年，霍英东继蟾宫大厦之后，又大兴土木，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厦——交逊大厦。 事隔40年，霍英东向我谈及20世纪50年代初涉足地产行业事业时，突然提起这件已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陈年往事：“……卖楼花，钱来得很快，自己都觉得害怕。这时，香港传我被递解出境。”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所以当时也感到不解，于是连忙抓住机会发问：“递解出境?是不是因为当时赚得太多钱了?” “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肯定害怕。”据说，有一段时间，一听到这些传闻，霍英东就害怕得全身发抖。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是否知道传闻从何而来?” “真的不知道。但我告诉你，香港的谣言真是好厉害，好吓人。好像廖宝珊银行、恒生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有人乱讲几句，整间公司就出现危机。对这种事，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到今天70多岁了，也不知怎样讲。一个谣言，真是可以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连命都没了。”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2)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这很难让人置信。他应该对造谣者有所猜测，但可能不便讲出来就是了。 谣言据说是行家散布 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段往事的情况，那天和霍英东交谈结束后，我又找来霍氏集团的老职员凌汉伟，向他旁敲侧击。以下，就是我与他的谈话内容—— “为什么当时会传霍生被递解出境?” “我猜可能与朝鲜战争生意有关。霍生在朝鲜战争时做的生意，内地和香港的看法并不相同。” “是港府真的有所表示要递解他出境，还是有行家搞鬼?” “霍生都说连他都不知道。” “港府有没有警告之类的话，或者与他打过什么招呼?” “这个问题，那就要霍生本人答复你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还问我：‘你们那间公司稳不稳阵?’” “买家对霍生的公司的信心有否动摇?” “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登报纸澄清此事。这件事还是我经手的，应该还有报纸可查。” “按照你们当时的分析，谣言从何而来?” “这个霍生也搞不清楚……我估是空穴来风，可能是朝鲜战争时候支持内地，给别人这样的联想。” “朝鲜战争时期，或以后，港府有无与霍生就他的朝鲜战争时向内地运送物资的事谈过、接触过?”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凌汉伟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想谈，所以我们的谈话到此便匆匆结束。 后来，我又向一些人了解此事。据说，这些谣言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些地产商人有意散布的。有人说，霍英东当时可能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同行。比如有地产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向霍英东借钱，但霍英东快人快语，说什么：“原来你经济这样困难，欠人那么多钱，付那么多利息，那不等于一日不见一两间楼……”诸如此类的无心快语，可能令一些行家反感，行家因而散布这个谣言，希望霍英东亦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英当局，那可能是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方面有贸易往来有关；那么，港英当局传播这样的传闻又有何动机呢?这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港府又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递解行动，这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虽然，“谣言止于智者”，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半年之后就消除了，但此事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直到今天，霍英东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个阴影。这件事，对霍英东的性格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波及他的事业；某些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霍英东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及，这里暂且不表。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1) 李康节等人拉来港澳两地的一些人搞“大联合”公司，霍英东为了息事宁人，违心地拿出一些本钱入股。不久，地产低潮，陈德泰陷入困境，霍英东每晚陪他上飞鹅岭散心；接着，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廖宝珊请求霍英东出面相救，但他爱莫能助…… 与汤于翰合作地产生意 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只困扰霍英东半年，他的地产生意并没有大受影响，他仍然大战地产行业。经蟾宫大厦之后，1956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这三栋大厦的地盘上原是教会的旧楼，霍英东经别人介绍，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拆掉旧楼，另起新楼宇。 介绍霍英东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的，是汤于翰、陈云裳夫妇。汤于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上海中比镭定医院的院长，是癌症专家。其妻陈云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皇后，曾主演《木兰从军》、《云裳仙子》、《一夜皇后》、《家》、《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电影。在1939年的中国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名列首位，第二名是胡蝶，第六名是周璇。40年代后期，汤、陈夫妇离开上海到香港后，汤于翰继续执业当医生，而陈云裳则在家相夫教子，绝少涉足影坛。 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曾找汤于翰看病，霍和汤因而结识，并时有往来，成为朋友。以致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后，两人还合作搞地产生意。据霍英东说，“最早是在1954、1955年，我和汤医生第一次合作。那时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厘道买一幅地，地价是180万，先交一成订金，即18万元，我出一半，汤医生出一半，剩下的160多万港元就全部由我一个人支付。我们在那里合作兴建了一些小楼房，赚了不少钱。” 之后，霍、汤两人还多次合作经营地产生意，而汤于翰也因此成为香港医学界首屈一指的富豪。但是，正所谓“合久必分”，由于在地产生意方面的利益有冲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兴建半山嘉慧园时，霍、汤两人相互间产生误解，友情大不如前，合作关系亦告终。 霍英东与汤于翰因合作做生意而产生误解，反目成仇，其中谁是谁非，外人无从知道，但霍英东每次对自己的过去自我评价时，总是提及汤于翰。有几次，他这样说：“对自己的过去，我问心无愧。所以，你那次问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说不止100分，因为我总是帮人发达，每一个与我合作过的都发达，何鸿燊、汤医生……个个我都帮过，其中汤医生只出了9万元，但最后他赚到上千上亿元。但是，从来没有人帮过我，只是我帮别人发达……” 却说霍英东，他一鼓作气，在1957年，又建成东庐大厦、礼加大厦和礼希大厦。这些楼宇，都是采用卖楼花方式推销，结果都被买家抢购一空。 “我卖了四方街、香槟大厦和蟾宫大厦之后，震动香港。起初，关启明他们发展的侨丰大厦，开始学我们卖楼花，接着又用同样方法发展尖沙咀的海景大厦。”谈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仍然意兴盎然，“从此，香港地产界变得疯狂起来，个个不要本钱，登报纸卖楼花，就收买家的钱，利园山、九龙仓、渣甸货仓、尖沙咀、土瓜湾等地盘被人抢购，陈德泰买了不少纱厂地盘，廖宝珊大量购入西环一带的地皮，张谨记买百乐新街……个个争着抢地盘。” 为了鼓励地产商兴建楼宇，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困局，港府在20世纪50年代也拍卖不少官地，供地产商竞投。霍英东是地盘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经常是一个人独立竞投。 地产界盛行“食饼仔” 随着地盘拍卖会频繁举行，地产界出现了一种俗称“食饼仔”的现象。所谓“食饼仔”，其实就是地盘拍卖过程中的一种投机行为。一个曾经多次参与“食饼仔”的地产商对此这样解释：“比如港府要拍卖一幅地，A可能是独力竞投，B可能也是独立竞投，C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竞投，有实力的就独资，没实力的就几个公司合伙叫价，D根本无心买地，却也来凑热闹参与竞投。这幅地本来1000万才可以投得，没有这1000万的人，一般不敢叫价，因为若真的投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于是，有人就找后援，姨妈、姑姐也叫出来。 “ 好啦，开投了，假如A、B、C、D四方竞投，从500万开始叫价，600、700万，叫到差不多的时候，当中就会有人即场商量：‘不如我们投回来再投过啦!’于是大家来了妥协，某方叫到750万时，另外三方就不叫价了，750万成交。” “之后，A、B、C、D四方随即找个地方坐下来，重新把这幅地拿出来竞投。好了，再次叫价，叫到900万时，C、D不叫价了，只剩下A和B。900万和750万之间的差价150万，四方平分，每方分得30多万；接着，A和B再竞投，A叫价950万，B可能就放手了，这幅地最终由A以950万投得，而950万与900万之间的差价50万，再由A和B平分，每方分得25万。” “整个过程，就是大饼分小饼，你吃一块，他吃一块，大家都有好处。A以较便宜的价钱投得地盘，其余三方也得到利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A、B、C、D是一伙的，但突然有个E出来，E老是去顶，叫高价，把地价顶高，结果最后投得地盘的人就要出高价钱了。”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2) 既然“食饼仔”对每一个竞投者都有好处，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霍英东说：“那时， 几乎每一个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参与‘食饼仔’，此风极之盛行。连廖宝珊，最初不参加‘ 食饼仔’集团，老是叫价，顶那些人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也加入。” 但是，此举却使地盘的拥有者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港府的不少官地在拍卖时也被地产商联手“食饼仔”，而使得成交价偏低，政府库房收入因此大为减少。 “这种事，最初没人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政府发现不对头，说这是不合法的，要加以限制，竞投时，不允许台下的地产商讲话、商量，并且搞到几乎要抓人……”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还就此事对港府讲：‘其实很简单，政府可以不公开拍卖，不给喊价，用暗标竞投，就不会有饼仔食。’但政府可能认为用暗标竞投，地价投不到这样高，结果还是喊价，还是‘食饼仔’。” 霍英东把地产界搞得沸沸扬扬，地产因而成为香港一种新兴的行业，不少人因此也跃跃欲试，以期像霍英东一样在短时间内赚得钵满盘满。一些人甚至想与霍英东“埋堆”(粤语合伙之意)，与他在地产行业分一杯羹。 不赞成搞“大联合” 大约是1956年，即霍英东卖完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加路连山大厦的时候，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霍英东说：“霍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齐玩啦!” 据一些知情者说，李康节当时与霍英东并不相熟。他是上海人，原是搞建筑的。他看到霍英东经营地产赚大钱，于是想与霍英东“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但苦于与霍英东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了霍英东的一些朋友，包括朝鲜战争时曾与霍英东做过运输生意的那些人，一起找霍英东，希望与霍英东合作。 霍英东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宛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入。霍英东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霍英东虽然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题，但最后 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霍英东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实，霍英东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一点面子，二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纵观霍英东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在地产界冒起，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确立自己在地产界、工商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因为他顺应社会需要，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以一个个“创举”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另外，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人杰”的重要原因。 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经营朝鲜战争生意“爆发”之后，他随即与那帮与他一起合作经营海上贸易生意的朋友和伙计分道扬镳，不再往来，不再与他们合群。那些人在朝鲜战争中发了一笔财之后，不是经营冒险的生意，就是花天酒地，随意挥霍，或者沉溺于赌场，结果最后都无法出人头地；而霍英东的聪明之处，就是见好就收，并且转做正行生意，因而成为一代枭雄。 另一方面，当霍英东在地产行业大有斩获之后，不少朝鲜战争时与霍英东一起出没于海上的朋友和旧伙计都找上门来，希望与霍英东合伙搞地产，或在霍英东的公司打工；霍英东虽然不答应他们与自己“埋堆”，但也并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而是友好地或多或少地给他们一些钱，劝他们自行发展，另谋高就。不管他这是打发他们还是支持他们，总之，这样做，既不伤大家的和气，也让自己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逐渐让自己与他们成为两个不同世界、不同阶级之中的人。 不知道霍英东当时是认为自己已与那些旧朋友、旧伙计分属不同世界、不同阶级，而与他们各奔前程、不相往来呢?还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人会拖累自己、甚至可能毁了自己，而拒绝与他们再“埋堆”？总之，霍英东这样处理与旧朋友、旧伙计的关系，是绝顶聪明和非常明智的，不然的话，霍英东就不可能是今天的霍英东，霍英东后来就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商界领袖、体育社会活动家，更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霍英东的历史将要重新改写。 对于我的这个说法，霍英东的助手凌汉伟先生也深有同感。他对我说：“我认识霍老板以前一块做朝鲜战争生意的那些旧朋友、老伙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没有什么作为，有些还好赌；若霍老板再跟他们‘埋堆’，那就惨了!”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3) 却说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仅在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北角的“大地主”。别的地产商见到他在北角大抢地皮、大展拳脚，气势咄咄逼人，也就无意到那里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但有一个地产商，却偏偏不顾这些，也杀进北角来，在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霍英东的朋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在1956、1957年间，他买了很多地，也兴建了一些楼宇。当时，他仿效霍英东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几百万元，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因而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晚陪陈德泰上飞鹅岭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约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霍英东早已在地产市场大有斩获，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为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1.7-2.8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初时也很想帮他，但一了解，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在是太大，无法帮他的忙……”霍英东回忆说。 据霍英东所述，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消愁。霍英东见状，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白天陪，晚上也陪。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霍英东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居然走到了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或聊天、或静坐；而陈德泰，却不时对着星空低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会到飞鹅岭去?”对于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两人谈起怎样摆脱陈德泰的困境。霍英东对他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所以，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可能倒过来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霍英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陈德泰被霍英东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就干脆斩仓……”霍英东谈起这段往事，感叹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 霍英东说：“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想方法帮何贤度过难关。” 对廖宝珊爱莫能助 1958年的地产危机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危机一过，楼市再度活跃和疯狂起来。 在地产危机期间，霍英东曾以低价大量吸纳空置楼宇和地盘，资产剧增。1960年，他再次与汤于翰医生合作，在半山购入嘉慧园和普乐道2号等地盘。 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主要有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广生行、陆海通等，他们在地产界各显所能，平分秋色。50年代中期和后期，霍英东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大胆创新，业绩斐然，可以说是独领地产之风骚；至于被人称为“铁三角”的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他们在香港地产市场大展宏图，却是60年代的事；而如今在地产界有卓越表现的李嘉诚、郑裕彤等华商，他们踏足地产行业则比霍英东更晚了好些年。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4) 正因为霍英东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地产界的中流砥柱，所以，那时香港地产界发生的一些事，往往会把霍英东牵扯进去。1961年6月，霍英东就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香港闯荡，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元。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并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3000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其实，我自己也曾像廖宝珊一样，深受谣言所害，1954年传我被递解出境，说我的沙船走私，一点根据都没有。”提起廖宝珊事件，霍英东愤愤不平地说。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7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渡过难关。”霍英东回忆说。 “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答道：“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 廖宝珊与霍英东尚算熟稔，他知道霍英东除了财力雄厚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领袖人物，地产界人士都尊重他，他的话在地产界有相当分量。于是，一天，他亲自去找霍英东。看到廖宝珊神情恍惚，脸容憔悴，霍英东甚为同情。 据霍英东所述，他们两人坐下，廖宝珊就悲从中来，眼眶带泪，哽咽着对霍英东说：“霍生，汇丰、渣打有意吃掉廖创兴。他们要拍卖我的物业，这不等于割我的肉，要我卖仔卖女……” 霍英东见他把自己的物业看得这么重要，放不下，已经预感到他可能出事。他关切地问：“廖生，你不卖地，哪还能有什么办法?” “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渡过这一关。” “你要我怎样帮你?” “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一来，汇丰、渣打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廖宝珊转而向霍英东说明，“霍生，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霍英东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于是，他委婉地对廖宝珊说：“廖生，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听霍英东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霍英东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廖生，能帮，我一定帮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两三天之后，廖宝珊又去找霍英东。 霍英东安慰说：“廖生，你想想，陈德泰前几年碰到地产低潮时，也能渡过难关。现在地产市道这么好，你的情形并不是很坏。不管怎么样，你的物业拍卖后也值一亿多港元，汇丰、渣打吃不了你的。” “那很难讲，拍卖物业时，如果有人‘食饼仔’，压我的价，那就惨了!”廖宝珊还是患 得患失。 霍英东态度极其认真地说：“廖生，你不用担心，如果汇丰、渣打一定要卖你的地，我们绝不会食饼仔，压你的价，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汇丰一定要拍卖我的地，我也毫无办法了。只望霍生你到时跟那些行家打个招呼，不要落井下石，拜托你了!”廖宝珊情绪低落，说话有气无力。 霍英东接着又劝他：“廖生，你最好将物业交给哈利敏卖，因为哈利敏是洋人的，洋人卖物业，个个都相信是真的；若交由中国人卖，有人不一定相信。” 几天之后，廖宝珊百般无奈地将自己拥有的物业拍卖，以顶汇丰、渣打的数。 “那天，我也参加拍卖，我记得，我们公司还买下了他的‘恒景楼’。”霍英东回忆说。 虽然拍卖所得的价钱并不算低，但眼巴巴看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物业落到别人手里，廖宝珊耿耿于怀，心里极度伤心和失落。几天后，他的高血压病就发作，送进医院后没几天，就脑溢血死亡。廖宝珊出殡那天，霍英东还送了花圈，并亲临丧礼，为廖宝珊送行。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5) “廖宝珊很叻(能干)，很有本事。”霍英东谈起廖宝珊时，感慨地说，“但他把财产看得太重，想不开，放不下!”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1) 霍英东的立信叱咤地产行业，有荣公司却在香港大搞市政和海港工程，并独霸香港的海沙采集和供应权，霍英东也因此被人称为“海沙大王”。但由于种种原因，淘沙业最终成为失败的生意。 一百多万元购大挖沙船 1961年11月，也就是“廖宝珊事件”之后几个月，霍英东应邀前往英国3个星期，考察英国的教育和建筑事务。 那时，霍英东听说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有意出售一艘巨型挖沙船。这艘船名曼哈顿号，原是美国政府用以援助泰国挖湄公河河床，以利黄金半岛海面交通畅顺的。这是一艘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船只，因为当初泰国政府接收曼哈顿号时，适逢泰国发生政变，披汶总理及旧政府高级官员多人，曾被海军将领扣留于此船多日，后来总理及随员等逃离此船。 结束英国的考察行程，霍英东专程从英国飞往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洽谈购买曼哈顿号挖沙船事宜。此船长288英尺，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其性能之优良、生产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罕有。霍英东有意购进此船，提高有荣船务的挖沙机械化程度和淘沙产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霍英东最后以泰币400万铢(约港币120万元)购得此船。当时，一个八九百英尺的楼宇单元也不过是几万港元，故120万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款额。重金购买此船，可见霍英东对淘沙业雄心勃勃。 196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曼哈顿号挖沙船驶抵香港，霍英东将之改编为“有荣二号”。由于此船乃当时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故当它抵达香港时，引起港人的关注，不少报章还刊文报道此事。 霍英东是在朝鲜战争生意结束后，从事淘沙生意的。“有荣”是他用以经营淘沙业的旗舰。 据霍英东回忆，初时他们招请大量的驳运工人当铲沙工。挖海沙相当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产量不高。这些铲沙工是临时招请的，每逢煤炭船一到，他们就转去运煤，淘沙工作就得暂停下来。 有感于此，霍英东就改临时招请工人为招标挖沙，与几十个驳船的船主签订挖沙合同，一立方米海沙约支付3元多港币，霍英东则先支付一年工钱给船主。但船主大多都不能按量完成挖沙指标，霍英东支付的工钱扣不完，尚有余欠；而船主却要求再借第二年的工钱，霍英东又不能不再承包给他们，故预支款总还不清，这样一来，霍英东获利甚少。 霍英东意识到只有减少挖沙工，提高挖沙产量，淘沙生意才能大有可为。他从海军船坞买来一台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之后，他又进一步改用机船挖沙，并派人到欧洲重金购进一批先进的挖沙机船，并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岛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 霍英东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购太平岛造船厂的。据说，这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例。 至于后来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淘沙的生意额少之又少 由于霍英东独霸淘沙生意，在这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故曾被人誉为“海沙大王”、“淘沙巨擘”。这盘生意看起来规模虽然很大，但涉及的生意额却少之又少。据霍英东说，这盘生意每年的营业额只有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也不足100万元港币。 “营业额这样少，即使有赚，也是极之有限，那你为什么要经营这盘生意?”我曾经问霍 英东。 他说：“本来不是我做的。我有个堂兄弟，较早前就搞海沙生意，但一直很困难，没什么赚，我就帮他，这样才介入的。这种生意很难做，问题很多，比如一些工人很恶，他们不喜欢你用机械挖沙，一定要用人工铲，而且霸住地盘，不让你用机械挖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他年纪大了，铲不了沙了，他就坐在那里收你的钱。” “外界一直说你有海沙的专营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不是专卖，我们也没有什么专营权，政府每年都划定采沙地点，公开招标，只是因为我们有荣公司有优越的条件，才连连中标。也就是说海沙由政府专卖，我们公司只是负责采沙和收购海沙，然后统一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卖给用户，管理很严格。我们与政府是有合同约束的。” “为什么港府对海沙的管理如此严格，一定要实行专卖?” “我想，一来，因为政府要保护海滩；二来，海沙是矿产，里面可能还含有黄金，故政府在放开煤炭、粮食之后，仍然不放开海沙，实行专卖经营。” 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兴建楼宇需要大量海沙，填海造地也需要大量海沙，几乎全部由有荣公司采集、运输和供应。港府在新界和离岛为有荣公司提供多处堆沙场所，而有荣公司还专门在新界设立一家公司负责海沙的采集、运输和供应。那时，霍英东时常驱车或坐船前往各堆沙点和淘沙处巡视。 由于大量采挖，香港地区沙源减少，有些居民还说挖沙“破坏风水”，反对在沙滩挖沙。有荣到离沙滩较远的海上挖沙，但成本增加很多。于是，霍英东又转移阵地，到内地找沙源。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2) 1962年，霍英东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到内地。那次，他去了广州，找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和中国五矿公司广东分公司洽谈海沙生意。最后，广东五矿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并指定深圳的大鹏湾、小梅沙、盐田等地为有荣公司的采沙区，广东方面安排工人采沙，而有荣公司则负责把沙运到香港，专卖给港府。 淘沙最终成亏本生意 “香港每天都离不了沙，一天没沙，建筑、修路、填海造地等等都得停下来，损失很大。”霍英东接着说，“但是，海沙是一盘失败的投资。” “为什么说淘沙是失败的生意呢?”我问。 霍英东解释说：“做淘沙，花费大量的时间，假如我做地产只需要10%的时间，做海沙则占了90%。我们把沙卖给政府，一吨才几块钱，不要工人、不要船、不要成本，都赚不到钱。” “既然是亏本生意，那为什么要做?” “其实，做海沙也是一种挑战，一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二来，香港的标志那时是驶风船，我们就是用驶风船淘沙的，后来，高楼大厦取代驶风船成为香港的标志，而没有我们供应的海沙，香港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所以搞海沙有一种满足感和责任感。” “你们公司什么时候放弃淘沙生意的?” “也就是几年前才放弃的。淘沙生意已无法做下去，因为香港越来越多地采用合金钢、塑料、钢化玻璃等新的建筑材料代替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并用岩石粉碎后代替海沙。除了填海造地需要海沙外，香港对海沙的需求已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彻底交给中国的五矿公司经营，由他们负责给香港供应海沙。” 其实，自霍英东放弃海沙供应权之后不久，港府就提出并实施在大屿山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大面积填海，香港的海沙需求量又再次剧增。据香港的一些传媒所言，新机场工程所需要的海沙，总值至少在20亿港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海沙是由广东方面供应；传媒又报道，近两三年来，不少不法分子大量走私海沙到香港，令广东省方面减少了两三亿港元的收益。 我把这情况告诉霍英东后，问他：“本来这几年海沙生意大有可为，但你在20世纪80年代 放弃了这门生意，是否觉得可惜?” 霍英东只是淡然一句：“没什么可惜的。” 当然，就“在商言商”而言，淘沙可以说是霍英东失败的生意。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霍英东重金投资淘沙业，一来满足了建筑业的需求，有助于香港建筑业之发展；二来挖深海床，有利于海上交通；三来淘沙用以填海造地，为香港增加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就此而言，霍英东专事淘沙事业，虽然亏在自己，但利在社会，功不可没。 由于霍英东旗下的“有荣”拥有大批挖沙、挖泥船只，故在大举淘沙以供应各建筑商之时，霍英东又实行物尽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兴建一些市政设施，比如在铜锣湾兴建香港第一条行人天桥。另外，还与港府签订长年合同，专责修理港岛海面的各处码头、港口，或清除海底淤泥，或挖深海床。 在1962年之前，有荣公司承建的市政设施和海港工程，就有二三十个。从一份统计资 料中，我们可清楚看到有荣早期所承建的一些工程项目—— 1958年 修理湾仔海底渠 1959年 修理荃湾大埔道盒式地底渠 1960年 维修及保养一些排污和排洪系统工程 1961年 建造北角新渡车船码头 清理北角海底渠 建造观塘海〓基础 兴建中环浚海工程一、二、四期 建造佐敦道填海工程之海〓泵房 深井明渠重建 吐露港淡水湖大型试验海坝工程 1962年 西区咸水泵房建筑 九龙湾第一期海〓基础工程 东区排污计划马头角海〓工程 土瓜湾填海之海〓工程 九龙区海底排污工程 长沙湾临日沙仓工程 大鹏湾坪洲码头工程 吉澳挖沙工程 梅窝第二期海〓工程 慈云山徙置区第一期道路及排水工程 慈云山徙置第二期 佐敦道渡船街与西贡街排水工程 在此之后，霍英东的有荣公司从来没有停止过香港市政和海港工程的承建，当中还承建了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等巨大工程；另外，还一度开赴国外，去荷兰、文莱治港建码头。 霍英东为何热衷于承建这些工程?而承建这些工程的经济效益又如何?这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提到。但是，霍英东以其在地产的卓越业绩以及在淘沙行业和市政、海港工程上的突出表现，早在60年代初期，香港的传媒已把他誉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1) 50年代末60年代初，霍英东和何鸿燊每晚都开车到叶北海家，接在那里打麻将的太太。一天，他们到太平馆吃夜宵，何鸿燊、叶北海提议霍英东到澳门下标投赌场，以此“食饼仔”。霍听完，连忙叫他们不要乱用他的名字去“食饼仔”。 跻身超级富豪之列 主要得益于地产，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财产已数以千万港元计，跻身于香港的超级富豪之列。霍英东出身贫寒，自小就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即使成为超级富豪后，朴素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最初做地产生意时，霍生一般是去帮衬横街窄巷的小店铺，花十来二十元叫师傅做一双皮鞋。但他不喜欢皮鞋的后沿太硬，所以平时总喜欢用脚踩着后沿，把皮鞋当拖鞋穿。在家这样，在公司亦是这样，只是出街时才乖乖把脚套进鞋里。我还记得他那时喜欢买香港制造的伊人牌衬衫，那是很普通的一种衬衫，不是什么名牌。”一次，谈起霍英东50年代的生活，霍氏集团一位老职员这样说。“至于饮食，他特别偏爱粟米和芋头，这种饮食习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据一些知情者透露，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霍英东偶尔亦到酒吧、夜总会等一些风月场所消遣。霍英东跳舞跳得很好，他跳舞的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直到后来，孩子长大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他才与那些风月场所绝迹，而转到另外一种场所——私人性质的男人俱乐部活动，在那里与一些商界朋友打麻将、打“十三张”玩乐；饿了，俱乐部雇请的那些“自梳女”就为他们做饭。既是男人俱乐部，故很多时候，男人是不带自己的太太去的。 那时，霍英东的生活习惯虽然没有改变，但家庭生活却有了很大的变化。1951年，霍英东与吕燕妮所生的第四个孩子——女儿丽娜出生，3年后，霍家又添了一个儿子——震宇。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霍英东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冯坚妮，并与她结成夫妇。1968年，冯坚妮为霍家生下一个儿子——霍文逊。那年，霍英东正好有一栋大厦落成，为纪念文逊的出生，他还特别把这栋新大厦命名为文逊大厦。 大约是在1968年，霍英东又与另一位女子林淑端结合，并于1969年生下霍显扬。1960年、1962年和1966年，林淑端又分别为霍家生下显旋、显光、显强三个男丁。 在20世纪50年代，一夫多妻制的大清律例尚未在香港废除，故一夫多妻的情况当时在香港甚为普遍，尤其是与霍英东同辈的那些大商家，很多都是一夫多妻的。 20世纪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太太与香港一些商界朋友的太太，组成“太太团”，时常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打麻将、消遣。几乎每天晚上，霍英东都开车去接太太。正是这个“太太团”，引出了霍英东到澳门开赌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到澳门开赌，是霍英东一生中最重要、最具传奇性的经历之一。对于这段历史，霍英东一向守口如瓶，从不向外界披露一点情况；而这段历史的另外一些当事人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却曾经或多或少地向外界讲过他们经历的澳门赌业的风风雨雨，但他们所讲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所以真实的情况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富神秘色彩和争议性。 霍英东到澳门开赌这段历史，是我采访的重点之一。一开始采访时，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历史：“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很少有人知，我们不讲，无人知。有些事情，我也很想交待清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当然，你不一定要写，但要写就一定要写事实。” 后来，到了8月11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办公室和中华游乐会，整整一个下午，霍英东向我详尽地讲述了他到澳门开赌的来龙去脉，以及澳门娱乐公司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 每晚都与何鸿燊去接太太 霍英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买卖战时剩余物资、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搞海上贸易、踏足地产行业、重金购船淘沙……所有这些，都是霍英东的主意，虽然有时也遭到母亲等人的反对，但他认准了的事，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霍英东也可以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他母亲刘氏时常抱怨他爱冒险，总是干出一些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来。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险”。而霍英东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与内地做生意，这更是险象环生，并非常人所能干得出来的。 霍英东虽爱冒险，什么能赚钱的生意都想尝试，时常有一些惊人骇世之举，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经营赌博行业。而且，1961年正是霍英东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既叱咤地产市场 ，是香港最为活跃的地产商，同时又是香港最大的海沙供应商，正斥巨资购船大举淘沙。这个时候的霍英东，更没有想到要从事另一种在常人看来比“行船跑马”更为冒险的赌博行业。 那霍英东后来如何介入澳门博彩业的呢? “整件事应该从‘太太团’讲起。那时，我们那些女人，经常到叶北海家打麻将，就是‘ 太太团’。其中，有我的太太，也有何鸿燊的太太。每天晚上11点钟，我们就到叶北海家接老婆，大家见面，聊聊天，或者一起去吃宵夜。”霍英东开始回忆到澳门开赌的经历。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2) 叶北海的名字现在已不为太多人所知。他原籍广东，后到香港发展。据闻，叶北海好赌，时常周旋于赌场；另外，他人缘广，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至于何鸿燊，则是当今港澳两地人人皆知的名流富豪。他出生于香港的一个豪门望族，祖父何福是大名鼎鼎的何东爵士的胞弟。在20世纪初期，何东在香港的地位无人能比，他富甲一方，荣华之极，傲视香江。何福虽没有何东那样的名望，但在二三十年代也是香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当过沙宣洋行的买办，又曾出任港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也曾在香港政坛和商界叱咤一时，他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又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还当过东华三院、二十四行商会、华商会所主席等职。 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何鸿燊的父亲因炒股票破产，家道从此衰落。父亲负债逃亡越南，何鸿燊跟着母亲留在香港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凭着坚强的毅力，何鸿燊在皇仁书院读完了中学，后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大学停课，何鸿燊只好孤身到澳门谋生。 在澳门，何鸿燊最初干的是“押船”工作，就是负责把载满货物的电动船押送到海上，与生意伙伴在海上交易。在“押船”时，何鸿燊曾遇过海盗械劫，幸而死里逃生。战后，何鸿燊加入澳门政府贸易局任职，其间还从事买卖战时剩余物资生意，还开办过煤油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才重返香港，经营地产和建筑业(请参阅冷夏著的《一代赌王——何鸿燊传》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