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满屋子都是哭声。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做大哥的人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第二辑：理想，将同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信仰与活动“你的美丽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一些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是在南京接到的。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语：“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来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是被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这“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小小的经验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话就有点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认识，大约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写了一封信到那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又亲自来找我，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以后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后就做了一个编辑。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发生了冲突，结果自然学生吃亏。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这时候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去刻字铺刻了一个长条的图记，用朱红印泥盖在那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架上，畅销着，没有人干涉。读者痛快地读毕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辞句感动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惊奇的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的，用在这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我们大家不住地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是这样容易的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着大规模的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除非像官厅那样发命令，否则你如果公然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侯尔希非尔特很有研究），就会骂你没有脑筋。但是在我们的那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和“滑头”同意），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发表时，也不曾引起过任何的麻烦，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现在发表也会成为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却平安的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那时候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发辫，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有过两三篇这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写的。这一来警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和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倡这种事情，并且要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是预备来和我们妥协的。不幸是我们这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不会拐弯，更不知道妥协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我们逼着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的记载着这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会沸腾起来。这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了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再没机会和他见面。听说他四五年前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下面断送了性命。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很能畅销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容易，所以期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我对于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我许久没有和他通信息了。但让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那时候另一些人正要创办一份月刊，听见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几个人加入他们里面。给他们帮忙。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会和人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自己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却坚持着非登在创刊号里不成。他也就承认了。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了。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翘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不要紧，有我负责。”我强硬地说。“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会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也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在造房子，我为了方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穿过了好几次，校长没有说话，他却跑来干涉我，我望他那拘挛着的脸，不由得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第一期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结果反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地跑到警厅去告发，警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是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这刊物停了。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名称是《平民之声》。这一次是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面守着那印机转动，还带了绝大的注意看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的从印机上飞下来。那种激动，那种热心使得我们每个人甚至忘了晚饭。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再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老头儿看见我跨进门限，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显，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主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烦来。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若干年”字样，人家却把这当做了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被人看见。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卖着。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第四期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后发了回来，才肯开印，本来我从第四期起开始发表题作《托尔斯太的生平和学说》一篇长文，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登着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被印出来，但却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人的性情本来是这样，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了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杂志上选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来转载，这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颇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一次是煞费了苦心的。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它比耗子还胆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留心，付印时稍微去迟了一点，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病者的谵语。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我们起初很生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着报纸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却没有实行。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起来。我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如我们出“师复纪念号”便专门登载解释心社规约之类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骗过了。我想，今天假若我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分析事实，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话，这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起来的。纪念我的哥哥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意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苏州）或者燕京（北平），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埃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吴就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小说里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就跟她分别了。分别的时候，吴把手里的小皮箱交还给亚丽安娜，我也把手里提的递还给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三个人望着，大家微微一笑，不说aurevoir，却说了adieu。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我觉得热情在我的身体里满溢，要奔放出来，要把我的全身胀破。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吹起了我心里的波涛。那激动，那惊讶，我找不出话来形容。亚丽安娜有了下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样活泼的少女会患肺病，我不相信。“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个死了的学生，他是我最初的爱人，也是我最后的爱人了。’……”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苦涩了。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搅乱了他的心。那个波兰女郎的灵魂的一隅曾经为他开过，现今又因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她了。“她的回信里还说：‘我爱你的诗，不爱你这个人。’我后来写过好几封长信给她，她回信都说：‘我谢谢你的信，我真爱你的信。’她永远不说爱我这个人的话。后来我不写信了。她却常常来信叫我不要对她残酷。我临走时，她说不到车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车站，她已经先到了那里等我了。她对我说‘成，我不爱你。我不能够为你打开爱的门。’然而我却用一颗炸弹把那扇门给她炸开了……”成不能够再说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这一次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却在心里哭了。我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扮演过这样的悲剧么？我们不是都为了某种原因就把爱的门关闭了么？牺牲是不会完结的。我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献到那个祭坛上去。亚丽安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她一生已经给人留下不少“含泪的回忆”了。这眼泪是感激的眼泪，这是灌溉灵魂的春雨。“回国以后我就没有跟她通过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吗？”过了一会儿，成忽然怀着希望地问我。“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回答不仅赶走了成的希望，同时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毁灭了。像一股电光，亚丽安娜的面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马上又消灭了。肺并医院、学生、爱的门，这些字眼轮流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的脑子开始痛起来。我无意间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来一股风，灰尘就迷住了我的眼睛。“你还记得她的姓吗？……渥柏尔格，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成的充满怀念的声音依旧在我的耳边温和地响着。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读了他为亚丽安娜写的诗，回来在寄寓里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份法文杂志上看见了亚丽安娜在华沙受绞刑的消息，杂志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札，就是那封给成的长信。在信里果然有这样的话：我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于是我醒过来了。时间是在半夜。房里静得跟坟墓里一样，暗得看不见墙壁，外面只有风声。风吹得树叶响，就像在落雨。寂寞和凄凉的滋味捣着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铺盖压住我，使我不能够动弹，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我绝望地念着亚丽安娜的信上的话。我绝望地问：“她果然还活在人间吗？她果然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吗？”没有人回答我。我知道梦里所见的只是幻象。但是这一刻我却不能不祈祷着她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假苦她还活着的话，我愿风把我的祈祷带到她的梦里去，让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激的眼泪在怀念她。我底眼泪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