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作者：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第一辑：童年生活印象最初的回忆“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她高兴地微笑了。“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我们快来拾桑果。”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好香呀。”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我们也吃了几颗。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看你们的嘴。”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手也是。”她又给我们揩了手。“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我们快去拾鸡蛋。”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我们追过去。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去吧，好好地去玩。”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我便走进书房去了。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香儿望着我窃笑。“杀掉了？”“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四少爷，我正在等你。”“什么事情？”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哪一只鸡？快说。”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就是那只大花鸡。”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母亲坐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压在她的膝头。“妈妈，你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我说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巾给我揩额上的汗。“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我不吃，妈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我急得哭了出来。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儿陪着你去厨房里去，叫何厨子把那只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了一只鸡出来杀。”“那些鸡都是我喜欢的。随便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用哭声说话。“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掉了。”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完了，杀掉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慢慢地移动。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摩着。颈项上现了一个大的伤口，血正从那里面滴出来。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幕死的挣扎。我不敢伸手去摸它，我只顾恐怖地看着。别人在旁边笑起来。“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他这凶手。他亲手杀了我的大花鸡。我气得身子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我一回头就拔步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靠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劝慰我，她称我做痴儿。为了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这天午饭时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我看着那一个盘子和那一个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我始终不曾在那盘子和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她告诉过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我并不相信这个女佣的话，因为那是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