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变为本籍在京仕宦俱乐部，大比之年变成本籍来京试子的旅舍了。随着科举之深入人心，自晚明至清末300余年间，全国各省，经济人文繁荣的府、州、县在京师纷纷设立会馆，总数达到400之多。日本学人研究主要对象为北京等地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业缘会馆，资料翔实，得自实地调查，但研究范围专狭，贵在示例。拙著根据各省方志及二战后碑记资料，着眼于京都、各省省会、一般州县以至工商市镇的不同层次的地缘及业缘组织，比较全面。从宫庙之名之见于方志者探索出长江中上游大批客民会馆，尤为前此中外学人闻所未闻者。至于结论方面，前此日本及西方学人皆认为我国行业及地缘性会馆制度的发达，反映民族小群观念特盛，大群观念薄弱，有阻碍延缓社会经济近代化的作用。拙作发现大、中城市以及繁荣市镇的种种业缘、地缘组织，表面上虽企图专利垄断，呈现出支离破琐的分割局面，但实际运作上无时不由竞争进而折中妥协，更进而谋求合作以图共存共荣。一般而言，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清末民初各大商埠"商会"的出现就是明证。至于近300年间，数以千万计，非商业性向长江中上游诸省，尤以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也大有裨于窄狭珍域观念的消融、社会经济文化语言的同化和大群民族意识的勃兴。最后关于拙著书名《中国会馆史论》有略加解说的必要。本书研究的对象明明是重要性仅次于血缘家族的地缘组织制度，而偏偏不用"制度"两字，完全反映当时个人治史的特殊"心理"。二战后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往往先以日本学人著述为"向导"。所以我在1965年初秋本书"卷后语"中解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这类最现成的资料"。这里的"前此学人"指的就是日本的几位中国史家，因此故意省掉"制度"一词，聊泄胸中暗讽之意。刊印后不久即深悔事出唐突，本应备有会馆制度的一章，尽管此章除就现存几种会馆录中选抄组织、经费、规章之外，毫无阐发新义的可能。多年后反思，当初书名如以"地缘组织"一词代替"会馆"两字，全书的学术意义就更凸显了。在1967年年初芝大主办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初度提出此书主要的结论，引起数位与会者的共鸣。会议最后一篇论文的宣读者是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60年代前半已不止一次短访芝大，业已相识。会议结束前晚餐中谈到我会馆这部书，他说欧洲史上虽不乏地缘组织，但远远不如传统及近代中国发达;这是一个社会学上很重要的课题，希望我能以英文写撰，届时他可能贡献比较和理论的专章。2000年1月我主持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学人讲座时，社会系主任并主持中大成人教育的吕大乐教授告我，《会馆史论》一书，是他班上指定的必读之书，使我十分感动。我本有意以英文扩大写撰，但由于种种学术和人事因素，更由于我潜意识中虽然觉得地缘组织在明清及近代社会史上堪称重要课题，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上似尚不能认为是基本性的；而且生也有涯，光阴不应一再耗于双语的写作。此处应顺便一提的是，1966年7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六届院士选举，我以高票当选。一年之内我成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和中研院（其实是傅斯年）间的"不睦"，促成钱先生顺利当选为第七届院士。"北魏洛阳"和《会馆》接踵问世之后，我马上就要和邹谠计划第十八章芝加哥大学（中）召开为期一整年的中国问题讨论月会，和1967年年初为期10天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我必须尽快在1966年6月初撰就，寄予其他论文主讲人和评论人。这种授课之外的写作和活动真可谓是马不停蹄了。细细回想，事实上工作比以上所述还要紧张。值得略提的是，1964年1月下旬曾应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之邀，参加"家庭制度的危机"的多学科研讨会，宣读了"历史家眼中的中国家族制度"。这是唯一无关美国家庭问题的一篇论文，并且讨论时必须能应付哈佛社会系柱石柏森斯（TalcttParsns)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柏是以译介韦伯（MaxWeber)并自行建树宏观社会学理论、铸造专词闻名的。我论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中封建宗法式、中古佃客部曲等依附于士族大地主为核心的非血缘庄园组织（纠正了冯汉骥享名的哈佛博士论文中，中国家族制度以中古为最发达的错误），及北宋范仲淹以降近代型下达平民的父系血缘家族三大类型，对与会者是一"新"的启示。不过最有趣的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电视（听众要付钱的电视），每人限时30分钟，到时幕后钟响，演讲切断。当晚宴会，医学院副院长贺我，说我刚刚读完，幕后立即敲钟，分秒不差，真是"perfecttiming"，真像是"ldpn>"(老手），一笑。再有就是1966年初春，由耶鲁玛丽莱特建议，我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清史专组，以10分钟的时限内读完了"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篇论文。这些都是有用的练习。此期间还有其他学术与职业性的活动使我无暇静坐沉思今后研撰的大对象，只能多方酬应，足踏明清门槛内外。自从1962年6月在柏克莱初识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与我即建立了很不寻常的长期友谊。他聘我为中大历史系第一任校外考试委员兼充校长的历史教研顾问，为期三年。三年之中必须亲访视察一个月。芝大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既已订于1967年1月下旬开始，为期10日，会期间以"主人"地位，工作及酬应必甚繁忙，故特选1966年12月访港四周，借视察而"度假"。中大成立伊始，新亚、崇基、联合三院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和睦。此外，中大国史与西洋史之间因平时不善沟通，关系相当紧张。卓敏先生创校前夕要我推荐大学西洋史讲座教授(按英制，即一系只能有一正教授），我鼎力推荐梅可锵兄。梅梅县人，粤语、英语俱佳，西史自中古而及近代英国及西欧根基坚实，研究英国海外贸易史成就卓越，本应为极理想之人选。当时梅兄未飞函告我，何以自加拿大纽芬兰大学移民入港有困难。中大所聘之西洋史教授为NahEFehl，教会中人，40年代芝加哥博士，其夫人为中大会计。中大国史方面重心当然在新亚，苦在新亚史系诸友英语不佳，系务方面往往不得不采守势。四周之内，我除作两次演讲之外，最多只能缓和中、西史间之"紧张"，提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观点方法之长处，劝勉三院史系同仁推诚合作而已。至今反思，此行对中大并无贡献可言。但此行所获珍闻趣事一则，愿与读者共享。此次访港重要收获之一是初识饶宗颐先生，并被邀品尝铜锣湾暹罗燕窝大酒家上上潮州海鲜筵，主客是中大国史讲座教授牟润孙先生。事缘香港(英文）大学中国文学系林仰山（FSDrake)教授1Ÿ年退休在即，饶兄已知罗香林先生内定承继系主任、两年后亦即退休，故知自己一时无望。牟为之批八字流年，谓不出年底，必获教授之荣。饶谓绝无可能，如真有佳音，当以豪华潮州筵席为报。不期圣诞之前中文系讲座教授礼聘专函竟从新加坡大学飞到！芝大1967年2月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开完不久，就先后接到吴相湘兄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的信，聘我为历史系校外考试委员及校长顾问，并希望我能从速往访视察。我复信中顺便提到，该校地理系教授邹豹君"中国文化起源地"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仅指商周]文化为小河流域农业而非大河流域农业"，甚有见地。不期我1968年1月抵达新岛之后，发现这位出身于北平师范大学的邹先生已被任为文学院院长了。事前实不敢相信我随兴而作的评语竟被该校最髙当局如此重视。此行除得缘初赏热带风光，再度享受海鲜盛筵于潮州会馆，结识古文字家李孝定先生外，两项偶然事件竟对我学术活动及研究方向发生长期的影响。（1)1968年2月初返美之前，被寄寓新岛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单士元先生邀请，在中华会馆作一学术演讲。我讲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明清社会史论》的大量统计，说明传统科举制度确实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公道"：一方面出自平民家庭的进士的比率相当可观，另方面出身于三品以上拥有"荫"的特权家庭的进士仅占全部进士百分之六以下。顺口感慨这种科举时代最低的社会"公道"，与国民政府当政22年期间的政权一党独揽和孔、宋的贪污盗国，适成一鲜明的对照。不料台湾的《新闻天地》把我演讲的重心歪曲为对在台"国民政府"正面的攻击，以致引起蒋介石向中研院院长王世杰的质问。因此，我和台湾中研院的关系中断二十有二年。（2)从赤道北124度的新加坡飞回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我连日伤风，无聊之中在1968年2月8日去图书馆试翻印度考古方面的书册，发现印度史前稻比仰韶村文化遗址中的稻还要晚些，文献记载更晚，于是终夜难眠，决心钻进史前考古资料，探个究竟，不期就此长期跨出明清了。in研撰(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事实上，跨出明清、开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绝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30年后反思，深觉这个研撰方向的大转弯是与芝大校风、人事因缘和自我培养治史浩然之气的志向都牢不可分的。转向之后的两部著作，中文的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英文的是77CradleftheEast：AnInquiryinttheIndigenusriginsfTechniquesandIdeasfNelithicandEarlyHistricChina,5000-1000C,(《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后者无可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基本性最大的课题，所以在70年代一出版就成为最富争论性的著作(内中还有极复杂的人事问题）；引起《哈佛亚洲学报》一篇30页的书评长文，尤为罕见。此书的主要资料、内容、论点、赞扬性和毒攻性评论，甚至此书出版所经受的"厄运"，和个人对此书30年后就当时尚未发现的关键性考古资料必须要做的自我检讨，只好留到下章附录。本节限于择要追忆何以毕都、李维时期的芝大，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金得主密尔敦，弗里德曼（MihnFriedman)口中认为是"averyspecialplace"(—个很特殊的社团），何以种种不寻常的同寅交流和良性"压力"，使我半知半觉之中就立志"恶补"以攻中国史上最大最坚的城堡。我想人性一般是这样的：越被人家看得起，自己也就越有自尊心，也就越来越想做得更好。我1963年10月开课后不久，即获得一项密闻。事缘芝大自创校以来历史系扩充最力的一年就是1962—1963年，增聘三位正教授。第一位是耶鲁的LenardKrieger(1918―1990)以TheGermanIdeafFreedm：HistryfaPliticalrmm(《德国的自由理念：一个政治传统的历史》）（1957)被一般史家认为是"卓越"的政治思想史家，由芝大聘为首任大学讲座教授。第二位是我，名义为中国历史及制度教授。第三位是JhnHpeFmnklin，最资深的美国黑人史家，为美国（南部）史教授，在当时美国种族政治激变中红得发紫的人物。1963年10月开学不久，承英国近代史教授JhnClive[哈佛院士会（HarvaidScietyfFellws)书记]面告一项秘闻。由于同时增聘三位资深教授事件之重要，全系约40位同仁不分资历一律参加讨论与投票。结果Krieger和Fmnklin都不免有反对票，唯独我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票。我感谢他的盛意后，他才讲出他是发言人之一，仅仅提醒全系在LrdErnie标准著作《英国农业的过去与现在》（1962年扩大修订版）200页长篇书目论介中，我哥大未经出版的英史博士论文得到高度的赞扬。我从不怀疑麦克尼尔自1962年6月8日至1963年10月开学之前先后两次面谈的绝对诚实——他认为三位新聘资深新同事中，我才是真正使他完全满意的一位。听了Clive的话以后，我益发觉麦为人的严格、正直、诚实。他著述勤奋，以其世界通史《西方的第十八章芝加哥大学（中)兴起》闻名寰宇，终获1995年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奖金——人文方面最高的荣耀。最难得的是直至今春，他仍回忆："我羡慕你能一贯吸引、造就系中最杰出的博士生。"这种受本系同仁的"尊重"，据我多年后的分析，是我良性"压力"的主源。在芝大最初几年我自订的生活原则是教研方面积极主动，交际方面保守被动。最早扩展我的广义交际圈的不是任何历史系的同仁，而是社会系最资深的人口学家PhilipHauser他交游极广，介绍我时习惯的最后一句是："Heisnefurmajrfinds"(他是我们主要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重翻手头芝大旧刊物，才了解当年（1962—1963)芝大人文社科方面其他"主要发现"，包括以研究极权主义而被举世研究的女政治哲学家HannahArendt(每年教秋季及春季之半）和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SaulBellw，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面，略小，因为学生较少。大概是我到芝大的第二年，和我同龄、成名较早的当代政治理论名家伊斯敦（DavidEastern)先自我介绍，请我到教员俱乐部午餐，随即请景洛和我到他西南郊寓所晚餐谈叙。他和出生于温古华的夫人Sylvia都保留加拿大国籍，和我们初面即成莫逆。20余年后我甫自芝大退休，即到南加州充任加州大学鄂宛分校杰出访问教授，是与伊斯敦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我在芝大社交圈扩大过程中，最重要而最未能预料的是1965年春季结束后，骤然来自席奥都舒尔兹（ThedreWilliamSchultz,1902—1998)的邀请。我和他素不相识，被邀请后我才发现，他是经济系资历最深，国际敬仰的农业经济权威（197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可是他本人更珍视1972年所获经济学界最高荣誉每四年颁发一次的Walker奖金）。那晚上我和景洛是主客，陪客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和他夫人R0se(也是经济学家）。弗往往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其实芝大经济及其他院系有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学派）。由于弗氏对经济自由主张最为极端，我原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倾慕者，当时对中共体制相当同情，和他颇不无争执。舒老先生和夫人只坐在主人位上微笑，居然很芝大经济系ThedreWilliamSchultz教授有耐心地听两种不同信念无法接轨的争辩。最后我对弗说不管信仰及历史经验的不同，我很想对资本主义有较深的了解，是否可以到他办公室，请他给我开一张有关资本主义的简要书单。他说当然欢迎。两周之内我果然去他办公室，但他想了又想始终一本书都开不出，再三再四地说："只有精读亚当斯密的《原富》。"但弗和我有一共同点：不佩服哈佛（当然大多根据我们自己的专业着眼)只能说是巧合，他和我都是哥伦比亚的博士。大概又是半年以后，景洛和我被请到弗里德曼的公寓做客那晚是较豪华的盘餐和酒会，被邀请的有20人之多。饭后弗对我大谈哈佛在最近五年之内所增聘的年轻经济学人的质素绝比不上MIT(麻省理工）、芝大、耶鲁等校所选拔的人才。我说这大概是由于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inbreeding(近亲繁殖）的传统。我们的谈话被左近的乔治舒尔兹（GergePShultz，时为芝大商学院院长）听见了，他马上插了进来："YushuldneversellHarvardshrt"(你们决不应该低估哈佛。）他谈话的大意是诚如弗和我所论，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期间某某方面人选并非第一流，但是，哈佛迟迟发现了某些错误之后，往往会下最大的决心，不惜工本尽力延聘相关方面真正杰出的学人恢复优势。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按语使我终身不忘。所以80年代里根（RnaldReagan)任总统期间，有乔治，舒尔兹这样髙度理性稳健的人充任国务卿，我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相当放心。回到席奥都舒尔兹，他于1965年秋请我给他农业经济博士生研究班讲当代中国农业及其相关问题（当然会涉及农业史）。由于这次演讲及讨论相当成功，舒氏一连三四年都请我每年讲一次。按：舒氏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非常有研究（尤其是对印度），并且相信这类国家企图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一步有赖农业的改进，然后应投资于"智力"的培养（教育）。我曾由衷地面誉他的经济学不是使人忧郁（dismal)的科学，而是能给广大人群带来希望和光明的科学。舒氏兴趣广阔，对我50年代中国农作物历史诸论文甚为欣赏，并不止一次劝我多作中国农业史的工作。我1968年初自赤道的新加坡回到冰封的芝加哥，伤风未愈，发现印度稻米考古及文献记载之晚，虽是决定大搞中国农业起源的直接冲击力，但其背后积累的理性思维却是与舒氏的学术交谊颇有关系。由于当时早于仰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震撼世界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大量稻谷尚未发现，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于华北的黄土区域。自1968年春季开始系统地构思，到同年暑期的最后两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全书初稿已经撰就，分别请正于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博士及通识古今的史家劳干。修正稿于1969年1月底寄至香港中文大学，在潘光迥先生督促下，数月即刊印问世。此书出版之前，我巳完成两万多字的英文论要，并且把中文初稿中有些错误加以纠正。我国黄土区域史前农业的本土起源的主要论据将于下章自我检讨《东方的摇篮》时再加析论。本章本节结束之前，只宜择要追忆当时同寅（广义，包括伊州大学）间极不寻常的交流砥砺之乐。最不能忘的是1969年春季行将结束的一天午后，我正准备去讲一点半钟开始的高级中国通史的课，在小方场里ChauncyHarris(著名苏联经济地理专家，我到芝大前曾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一位非常清秀儒雅的资深学人）迎面叫住我，告我午餐时Ted舒尔兹在大圆桌上垄断了谈话，谈话的唯一对象是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当然是英文摘要）。他说早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时曾选过土壤学的课程，所以读到我论文对很厚的黄土地层中每个地层植物孢粉分析，便感到所运用的科学资料确实相当到家。恐怕只才配称为"主要"（majr)贡献。……当时我内心的感受是难以形容的。（笔者按：舒尔兹对拙文的重视，2000年1月下旬在香港再度得到证实。我是以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1999一2000年度杰出访问学人的身份访港的。除袁天凡外，香港芝大校友中几位经济和政治系的博士请我晚上便餐，最后赶到的是传奇式人物林毅夫博士。他见了我所谈第一件事就是当他初次谒见主要导师舒尔兹时，舒就给他一篇论文叫他必读，那就是我英文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论文。）(1)两天内忽然接到一位素不相识伊州州立大学科学家哈兰(JackRHarlan)的信，开头第一句非常幽默："TiankyufrntmentiningEmperrShenmmg!"(谢谢你不曾理会神农皇帝！）原来从他的芝大老友，古代近东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的布瑞德武德（RbertBmidwd)处收到，并立即读了我为《美国历史学报》所撰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觉得文章对他很有用，因为前此感到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简直没有值得一读的著述。他正在撰写所有粮食作物及全世界主要农业系统的起源，中国方面有了我这篇之后，他相信"Thingswillbegintfallintplace"(—切可望开始就绪）。他和我同龄，初识即成知己，他对我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方面直接间接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2)两月后我拿起电话就打到未曾相识的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人类系主任芮德（CharlesAReed)的办公室。我们初谈即至少45分钟之久。这位出身耶鲁，于50年代后期参加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Jarm考古发掘和兽骨鉴定的动物学家（事实上，非常渊博，研撰与编辑都极严谨），初谈就给我上了兽骨考古非常有价值的第一课。打电话之前我早已读过中国地质调査所古生物（动物）方面不少专著，电谈中发现芮德对中国资料相当熟悉。他极诚恳而又幽默地对我说，他首先就应尽力减少我思维方面可能的"紧张"，不必忧虑史前近东的猪年代上比仰韶的猪早若干千年，猪理应是各大地区独自驯化的；刻下"盛行"柏克莱加州大学地理学家CarlASauer世界的猪都源于东南亚一个亚种之说是荒谬绝伦的（连我都已发现，日本动物学界所鉴定的旅顺史前的猪就不是东南亚亚种）；除了山羊以外，今日中国版图之内都已具备后来普通家畜，如马、牛、羊、鸡、犬、豕的原始祖型。这种爽直痛快、具有真知灼见的初度谈话是终身难忘的。我曾严肃地问布瑞德武德，从他丰富的考古经验和个人直觉，回答我究竟史前中国文化和两河流域古文化有无关系。他非常坦诚地回答："每次参观一个富于中国文物的博物馆，我个人就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与古代近东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他早在I960年《科学美国人》农业革命的论文里，强调指出新大陆农业无疑义是独立起源的，而旧大陆史前中国的农业很可能也是独立起源的。我对他的直觉非常重视。《东方的摇篮》全书初稿除结论章外，1970年初业已撰就。利用年假我以已撰诸章就正于前任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新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亚当士（RbertMcCrmickAdams,Jr；)。他对我谈了几件启人深思的见解。他说学人应该对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里夏、商诸王世系及两代积年加以"重视"，因为与古代西方比较，中国最古有记载的年代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很高，决不应轻易更动抹杀。关于彩陶，石兴邦的一系列仰韶及其他文化彩陶图案的演化作得很好，很能说明中国彩陶与古代西方彩陶不是同源。因而劝我在《摇篮》中不妨把所有史前西方彩陶图案全部复制问世以备广众学人参考。他进而提出不少考古和人类学家的"剌激性传播"论不易使人信服。即以伊朗著名的Halafian彩陶而论，一两千年之内传播的半径也不过是250英里而已。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古代近东学人会觉得很合理，但是你绝对不能改变麦克尼尔的看法！"真是再巧也没有了，第二天我就收到麦用黄色格纸两面写满粗笔大字，说读了我书稿六章之后，觉得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据很有道理，他将来重版《西方的兴起》时，在序文中应该相机修正旧大陆文化皆源于两河流域之说。我实在无法原谅我平素将信件乱放，此页亲笔信屡寻不获，但是麦克尼尔在为我《东方的摇篮》所撰的"前言"中确实强调说明我书出版之后，文化一元论不能不加以修正了。亚当士还很热心地介绍了古代近东研究所一位年富力强瑞典籍的HansNissen，他对西方考古文献非常熟悉，几月之内成为我史前西方考古文献的义务顾问。我在《东方的摇篮》的"序言"中，虽谦逊地申明我无能力把中西史前文化作一系统的比较，事实上我所引用的西方考古著述是相当可观的，有些是芝大之外很难看到的。不到一年Nissen即被聘为联邦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可见我西方考古书目顾问的卓越。应该顺便一提的是，几年后亚当士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nianInstitutin)院长。我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大课题就是在上述的学术和精神环境之下操作完成的。【第十九章】芝加哥大学(下)I《东方的摇篮》引起的波折前章所述广义考古方面，芝大与伊大僚友那种具有真知灼见、豁达开放、乐于供备不同领域学人咨询，期能拓展知识前沿的风气，与当时一般西方考古学界之藐视东亚适成一鲜明的对照。最能说明二战前后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标志的是以下说明青铜在旧大陆出现先后之序的北极投影图（见下页图）。此图的原制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考古及文化多所论述的毕安祺（CarllBishp)，重印于极受国际重视的李约瑟(J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ninChina,Vl,I，"Intrductryrientati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中国禾斗学技术史》，卷一："导论"，上海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85)。李约瑟对此图联系性的解说无疑义发生更大的影响："在商代似乎就已开始了小麦的种植，这一定是从中东传人的，因为小麦原本生长在中东。毕安祺指出，古代的小麦栽植区和青铜应用区几乎是一致的。著名的农学家沈宗瀚说，早期在中国生长的各小麦品种与在中东交通沿线上所发现的相同。"此图及以上诠释对当时西方考古和广义北极圈投影图，采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页85。图虽只标示古代青铜出现先后之序，但其影响李氏毕生有关中国文化起源总的预设与论断至深且巨。汉学界，尤其是对李氏毕生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预设和论断影响至深且巨。我一向深信，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往往背后还要靠感情的驱力。生平所有著作之中，投人的感情（毋宁说是理智滤过的感情）最多的要数《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TheCradleftheEast:AnInquiryinttheIndigenusriginsfTechniquesandIdeasfNelithicandEarlyHistricChinay5000-1000BC)了。30年前，正副标题如此醒目的一部著作，决不免引起某些西方学人的抨击，但再也无法预期此书初度商洽出版过程中，竟会遭受两位审查人之一的全部否定——出版比不出版还有害。因此，《东方的摇篮》的问世延迟了至少三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1967年全夏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授暑期，结识了加州大学出版社社长AugustFruge,此后三四年内在芝加哥又曾不止一次短叙，彼此的"了解"是：《东方的摇篮》完稿之后，加大出版社考虑"精印"。能否精印是我当时很重要的考虑。一则因为此书需要大量图表和照片，二则因为内心对哥大出版社"吝啬"的不满。事缘1962年我出国后唯一一次用毛笔写的汉译书名《明清社会史论》，该社都不予以专页，而非常小气地把它挤到书名页的右上方。所以《摇篮》书稿撰就初校之后即寄到加大出版社。书稿寄往加大出版社是1970年年底之前或1971年春，已记不清了；出版社答复之迟缓我当时并不太介意，因为1971年7月中旬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尼克松总统行将访华的公报不但震撼世界，更把我立即带进另一感情世界：全心全意地希望能尽快重访阔别26年的祖国。我和景洛1971年10月12日重人国门之后，《摇篮》是否能如愿出版暂时已不是我最热衷的关怀。经我函促，Fruge最后不得不给我两位书稿审查人的秘密报告。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生平有些放在小封套特别"珍藏"的文件反而有时屡寻不可再获，例如1971年年初麦克尼尔用黄格纸大字写满两面的"自招"——《西方的兴起》如果再版，需要修正旧大陆诸古文化皆源自两河流域之说——和加州大学出版社第二位审查人的秘密报告。30年后，加大出版社久任的东方部主任及《摇篮》一书真正的"竞争者"张光直教授俱已作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两项决定。一是不宣布"资浅"（指30年前）的中文阅读能力可疑的人类学家（拙稿第二审查人）的姓名。二是全部影印、大部汉译第一审查人的秘密报告。他是柏克莱加州大学古代中国史荣休教授，EarlyChina(《早期中国》）的创办主编，并曾获麦克阿瑟(McArthur)学术荣誉奖金者，DavidNKeightley(祁特立）。我写书前的"观念架构"一向比较周详。《东方的摇篮》涵盖之广为考古学界所罕见。除了麦克尼尔极度坦诚的"前言"——何氏此书行将成为新的典范，不论今后考古资料如何修正它的细节，它的总结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并行将促使史家对旧大陆文化单源于两河流域的看法予以严肃的再反思——全书包括以下诸章：I年代及古自然环境n农业家畜饲养IV陶器V青铜冶铸数字、序数、文字、语言社会、宗教、思想1中国的诞生：小结此外尚有五个附录：检讨中国与东南亚所谓的"农业"和青铜;中国髙粱源流的再反思；古代中国及巴比伦天文的简讨；古代中国文字与语言进一步的商讨；"山羊"问题与早期欧亚通商路线的商讨。兹将祁氏最初秘密审查报告原文及大部中译征引于下，以备读者参考。加州大学出版社书稿秘密审查报告(答者：祁特立教授）书名：《东方的摇篮：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研究》作者：何炳棣知的资料，一般应是最新研究的成果，或能从处理人所熟知的资料做出原创性启人深思的新贡献。[刻下]被审查的书稿是否能满足上述两种要求之一，在其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会不会欢迎它的出版？答：是的，它确能。这本书是塞满了新颖和原创性的理念，第十九章芝加哥大学（下)[这些理念]是得自对大量二手资料广泛屡作精彩的综合。何氏从大量未经消化的数据中求索出秩序与统一。他的结论有些是否正确当然不免会受到挑战，（因为）对如此非凡、翻案的著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即使何氏若干假定需要修正的话，他的著作仍将成为对学术界一项非常宝贵的序论，并将成为对此领域内的学生极为有用[的读物]。难就一定会指定学生必读书中的若干部分。2，问：你认为此书的学术水准是(a)卓越？（b)充实？（c)不充实？答：一般而言卓越。中囯学术研究成果涵盖至佳。我要提醒他不要引用孙海波1934版的《甲骨文编》；这版本已被北京1965年修正版所取代。3问：你知道有没有与它竟争的书？（如有，请略加比较评案。）答：没有。仅有勉强可比的英文著作是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但何氏书稿所涵盖甚广的题目张书仅仅约略一提；何书聚焦于关键性土生起源并绐予明白的答案，而张书只留但祁氏审査报告中两度提及拙著几乎完全根据"二手资料"之语，必须予以简要讨论。按：祁氏分别一手和二手资料的标准是历史学人所惯用的标准。例如研究周代，两周金文、《诗经》、《尚书周诰》不伪诸篇等等当然是一手资料，近人对周代研究的著述都是二手资料，其理至明。对考古资料的性质决不能按照历史学家的原则去分类。例如研究仰韶文化，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数已逾千，各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数量已极可观，撰者都是当代的考古工作者。照祁氏及历史学家的分类标准，这些报告全是"二手资料"。但是对整个相关学术界而言，这种报告中对种种仰韶文化遗存的陈述与描绘等等都是仅仅次于实物的最"直接"资料，其价值绝不亚于史家所谓的"一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月刊就是专为尽早供给研究者各地新近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只有《考古学报》(季刊）和少数专刊才是当代考古及其他专业学人专题研究的论文，形式上近于历史学家所谓的"二手"著作，但它们的有用性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史家所用的一般"二手"资料。石兴邦教授初未具名的《西安半坡》就是极好的例子。再如科学方面，二战后大陆各地区，尤以黄土地带，地层中的植物孢粉分析的撰者都是当代的科学工作者，按祁氏标准都应视为"二手"资料；不知这类资料都是研究古自然环境最直接最可靠的数据。张光直教授对华北黄土区域古自然环境陈述错误之由，就是未曾仔细参读这类最"权威"的"原料"。考古及一些相关专业并无书目按"一手"、"二手"分类的习惯是有其理由的，因为从研究者的观点，所有参考文献全是资料；研究成果的水准取决于研究者的工具、识见、分析、整合、判断、诠释的能力。下[一堆]无答案的疑问。（何似应参看张的论文"远东农业的开始"jnu—,1970年9月号。）4问：你如何评估这书的重要性？答：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之作，综合性质的。这是一部学术上真正有创造性的书。但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几乎完全利用二手资料，专家们定会对何氏所处理的若干细节，甚至主要结论，提出指谪。这不等于说何[肯定]犯了错；但我相信他确有时掩饰或漠视一些专家们未能圆满解答的困惑与难题。这本书将要引起争论，但正因此这本书的若干部分仍然有其价值。虽对其书若干具体论点不无怀疑，我却相信何氏已经证明了他的主要命题：中国文化是本土发展出来的。5问：你对这书稿的文字风格和组织有何评案？答：那种过分武断的语气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何氏过分强调若干结论的趋向也正是[暴露容易]受人攻击[的地方]。最后的结果是给人一种强力动员资源打一场学术闪电战的深刻印象。何氏无疑义是打了胜仗——但他的胜仗是凭借他主要论辩的扫荡和强力而不是对反证作耐心、细致的检讨。减少一点刚硬会使此书成为一部更伟大的著作。稍多一点审慎也会发生同样作用。各章[论证]的进展有时"不连贯"。我建议增加一些节目标题。此书需要详备的索引。6问：你总的建议是什么？（选□)答：K强力推荐出版（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关于此点[强力推荐]应无疑义。此书必须出版，越快越好。审查报告最后第7问题是书稿是否需要大幅度修改与重组。祁氏的回答是不需要。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史籍和专门技术性的问题，由于本章另有"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一文作为附录，祁氏第7答案仅附原文，此节不必译出了。加州大学出版社书稿秘密审査报告经面示，书出版后，他将在植物科学期刊中专论农业起源的长文里，对《摇篮》论中国部分做一有力的评介，特别是因为华裔植物学家的一般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农业起源无所贡献。更料想不到的是，通过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的布瑞德武德，一位物理学家出身、曾任《科学美国人》的编辑之一、能全凭版税收入为生的作家JhnPfeiffer于1970年6月19日信（见附信原文）中，对我书稿大加赞赏。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居然能指出我的"学问"（事实上指思维及其文字表现的水平）的特点：你书稿的篇章使我感到自卑。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工作勤奋和博览群书者，但我无法和你同等而论。……特别是由于你的学问并不"沉重"，就是说它是清楚明白而又简洁确切，正是[真]学问所应该做到，而事实上一般往往并非如此！我已将各章细读了一遍，包括那自成单元统一论辩的陶器和冶金两章。我对"数字、序数、文字、语言"[章特别感到兴奋。……他不久到芝加哥与我两度餐叙面谈，声言出版后，他将尝试着为《科学美国人》写一书评，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正值我于1975年10月下旬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时，《东方的摇篮》始由该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距1970年孟夏初稿完成已五易寒暑。夜长梦多，情势大变。不但有利的条件，如祁特立最初为加大出版社所撰秘密审查报告那种指出小疵而极度真诚、慷慨、赞赏的反应，和哈兰、Pfeiffer等的口头允诺不能实现，而且反对我书观点、立场、结论的中西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已逐步形成一个"反对何炳棣"的阵营。这个阵营的中心人物是张光直。这不仅是根据我步步的分析，也是根据一位第三者面告的事实，确与我自己的观察和揣测完全符合。事实是这样的：张一向在海外以研究介绍中国考古的当然首席自居。60年代末我写撰《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时，虽对华北古自然环境见解有所不同，私谊上还是很不错的。几年后情形很不同了。诚如他对这位第三者当面所言，何炳棣这位历史学家超出本业的《东方的摇篮》，如果真像麦克尼尔在"前言"中所盛赞为新的典范，那么像他自己一直专攻有关中国考古人类的专家应该站在哪里呢！？《摇篮》1975年深秋问世之后不久，想像中张光直就邀请祁特审查报告。结果祁为《哈佛亚洲学报》特撰了一篇30页之长的书评论文(reviewarticle)，名之为"Ping-tiHandtheriginsfChineseCivilizatin"("何炳棣与中国文化的起源"）。形式如此隆重的长篇评论，从某种观点看，对我是一种"荣誉"。最堪注意的是，祁氏虽然开头特别声明他是历史学家，对考古资料并不熟悉，而全文底注中各国及各种技术性专题考古文献引用之完备令人惊叹。文章口气与几年前秘密审査报告大不相同，对技术性细节尤其吹毛求疵，责我不直接引用卜辞等更原始的资料。文章对我书内容及主要结论并未驳斥，只一再说明综合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方法上的复杂与困难，要比我想像的为多。祁氏毕竟是气度宽宏的学者，所以在长文的首尾对我开拓性的贡献还不乏赞扬之词。最引起我好奇心的是，全文最后特别表示，不能同意麦克尼尔在《摇篮》的"前言"里对我思辨及论证之高度肯定；并以新近苏联中亚发现可能较"中国"略早的青铜遗址为戒（祁氏对"中国"未说明是殷商、安阳或较早的青铜冶炼遗址，对苏联遗址亦未细说。近年西方，包括俄国，及中国考古充分证明中国长城以外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群，都是发源自中国的北疆，是俄属中亚、西亚、叶尼塞河上游以及欧亚草原动物纹青铜器群的源头。详本章附录）。我初读之后即刻的反应是，削弱麦克尼尔对我书评价的建议一定是出自张光直。祁特立和张光直的学术关系日趋密切，于是二人联合筹划于1978年初夏在柏克莱召集一个规模可观的中国文化起源国际研讨会，所有论文由祁主编，但在筹划、人选、篇目、观点等方面张光直的影响极大。这个论文集终于1983年以TheriginsfChineseCivi-Zw(《中国文化的起源》）巨册问世。最初祁专函请我主撰农业起源，我立即婉谢，为的是保留自己作为一个该书严肃书评撰写者的独立身份。这本论文集的若干部分或明示或暗助张一贯的看法——华北古自然环境是林木茂盛相当湿润的；华北最早的耕作是所谓的游耕制，也就是"砍烧法"。他的看法得到宾州大学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RichardPearen的"大力"支持。后者早于1974年即发表短文说蒿类植物（Artemisia)花粉特多，容易在土壤中长期保存，而如橡树(ak)这类森林树木花粉既少，又不易在土壤中保存，所以我著作中以黄土层中蒿类孢粉之特多而乔木花粉之稀少，不能肯定黄土地区的古自然环境是半干旱的。李惠林在文章中更把我与张多年的歧见加以戏剧性的夸张，以为张说必定全胜。我终于在1984年初应TheJurnalfAsianStudies主编之请对祁书作一书评。我坚持要写一篇书评论文（reviewarticle；)。内中邀请已由芝加哥CharlesReed结识的美国第四纪地质权威HerbertEWright做裁判，究竟蒿类和橡树等的花粉是否真如Pearsn和李惠林所说，不能准确地说明古自然环境。Wright的书面答复说他们的说法与科学事实相反，蒿属孢粉的优势确能说明中国黄土区域半干旱的古自然环境。Wright的看法事实上和李四光、丁文江和当代中国研究黄土的世界权威刘东生等的结论完全符合的。张光直及一般人类及考古学家认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游耕制，张尤其一再相信仰韶人民也是从事于游耕，也就是采用所谓的"砍烧法"。我以严肃的科学、考古、训诂的互相核证，并纳入Harlan和Beadle两位权威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坚强地证明在具有"自我加肥"性能的黄土地带，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从本文所附地图来看，渭水两岸许多小河两岸业经发现的仰韶村落的密集即系明证。为治学方法还应略提的是，张光直60年代初撰《古代中国的考古》时，完全不知利用中国地质方面不少篇华北土壤各层的孢粉分析报告。我有关中国农业起源中、英论文和中文专刊陆续问世之后，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点此类资料以求补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华北黄土地带不少地点的孢粉分析，偏偏只选用了辽东半岛普兰田和台湾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证成他华北湿润多林木古自然环境的立论。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因此我在书评中忍无可忍地作出—句锋利的学术讽刺："如果以北美洲作比喻，张的方法相当于以长岛（LngIsland，在纽约市东北大西洋岸）和佛罗里达（Flrida，美国最南半热带的半岛)的孢粉数据重建堪萨斯西部及科罗拉多东部（都是半干旱区）的古自然环境。"期刊主编要我耐心等待三个月，希望我的书评论文和祁、张二人的书面答复在同一期出版，以备多学科广大读者参考讨论。不料祁、张决定一字不答。我和张光直学术论辩至此虽告一段落，可惜经过几乎10年的拖延和争论，《东方的摇篮》原来的光和热不知已经消失了多少。此中遗憾，只有在本章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中求得部分的补偿。n新中国的号召《东方的摇篮》初洽出版有如噩梦般的经过，和海外中国古史界人事关系与言论方面不利的发展，对我的冲击远远不如想像之甚。原因是1971年7月中旬白宫放出基辛格曾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已决定于1972年初正式访问北京的公报。这公报真有如行将结束长期阴雨的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从书堆中惊醒，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决心和景洛尽速申请重访阔别26年的祖国的签证。那时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关系巳经中断（由于1968年2月第十九章芝加哥大学（下)初在新加坡的演讲），而该院定章在不举行院士选举之年，院长来美与各区院士分别餐叙讨论院务。事前我已接到通知，钱思亮院长将来芝加哥会见所有美中区的院士。我就决定前一天飞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借此机会能和以前UBC的副校长安朱（JeffreyAndrew)重晤是一乐事，更重要的是从他处得到一项有关毛泽东的"秘闻"。安朱离UBC后即来首都任全加大学及学院联合会的主席，他的弟弟Arthur是年前几位负责与中国洽谈建交的外交官之一。Arthur对毛唯一的"失望"是签约后毛对加拿大使团人员握手的被动与"冷漠"。我返芝后即将在加京所闻以书信的方式直接向尼克松总统作一报告，并解释老辈华人没有握手的习惯，而毛与西方人士很少接触，根本不懂握手时礼貌上必须合理地热烈。更郑重地指出值此穷则变、变则通的国际情势之下，希望总统不要介意由于风俗不同可能引起对方小小的"失礼"。尼克松的秘书有信向我致谢。1972年2月间在电视上看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尼特别用力握毛的手，毛手亦"热烈"应之，我才放了心，自知我的信确实发生了预期的效果。1971年签证是很难拿到的。据我所知，由于名望及父病，杨振宁是首位知名华裔学者访问成功的。很奇怪，9月中我刚刚接到香港友人的通知签证业已批准，我在哈佛设计学院读书的长子可约就电话来问，他所听到的一位知名华裔学人已获签证的是不是我。我们一行14人，不是完全相识的。龙云第四子绳文建议，推我做团长，他自荐充副团长。我们10月12日重入国门，住在广州华侨饭店，在羊城逗留8天之久，不得北上，而且"旅游"陪同竞有8人之多。返美后龙绳文才告我，逗留可能因为马里兰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兴之婿薛君度离港赴穗之夕曾与台湾方面通电话。此行并不成功，除能看到至亲外，所访地方有限。新中国一切等级分明，我完全由旅游局代理副局长李光泽接待，他托我办的事，我替他办到：1972年夏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任之恭为团长，林#梓马續(糾請）迎;-小平先生晚上，作者在全美华人协会欢宴会上，介绍中美贵宾-Ililtm月4年，家翘为副团长，唯一一位人文学者刘子健自荐为书记。这时我巳全心全意投入钓鱼台爱国运动，时常被邀各处演讲，而且很受欢迎。集当时演讲和谈话"大成"的是1974年年初所撰的一篇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于香港《七十年代》，并一连五期转载于北京的《参考消息》。据国内亲友函告，此文在国内影响很大（其实在海外影响更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值得一谈的是筹组全美华人协会的经过。1977年春龙绳文觉得爱国人士应该有个正式组织，而组织的第一个关键是会长的人选。他问我有无可能请到杨振宁充任会长。我说可以由我向他试探。这年夏天一到北京就抓住旅游局副局长岳岱衡，请他务必在北京安排我和杨的会见。大概是奈于规章，旅游局就是不予安排。景洛和我在8月上旬某日飞抵乌鲁木齐机场小憩准备进城的时候，有人喧嚷半小时之内杨振宁将由伊宁到达，转机返北京。和杨谈了一二十分钟，他原则上同意主持这个华裔组织。不久就订于9月3日这个周末日在龙绳文华府近郊新建豪华的第二北宫饭店(旧北宫名YenchingPalace，在使馆区是华府最有名的中国餐厅）举行成立大会。杨振宁当选为会长，我为副会长。自始大家都同意协会由会长决定方策。杨觉得会名既是全美华人协会，美国各地华人城内的主要事务应是会务的一部分。不幸纽约市华人城内部派系之争甚烈，杨热情无私的调解久而无功。我最初曾向杨建议，尽管一般华侨权益是协会应该努力促进的，但协会会务的重心在高知。如果每个终身会员缴捐1000美元，1000高知就能筹足百万基金，会务就容易推展。我的长处是去各地演讲劝引高知入会，壮大组织。杨以为一上来不宜如此大搞。1980年任期将满之前，我清楚地记得杨曾对我说了一句："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的建议可能是对的。""可能"两字是杨讲话的风格。工作较成功的是向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全美华人协会于1月30日晚在华府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我以副会长的身份双语介绍两国贵宾，杨以会长身份正式演讲，申说中美两国搭桥梁共谋发展互利的重要。这是全美华人协会工作成绩的髙峰。HI衰象：东亚教研的暗斗就成分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能有些夸张，但此语确有相当道理。非常可惜，我所谓的芝大第二黄金时代，即毕都和李维长校期间，过于短促。事实上，早在1974年李维即牺牲个人的将来（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他芝大校长任满之后必会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加入福特（GeraldFrd)内阁以拯救和整顿水门事件后的司法部。因此芝大失去了卓越的领袖。三四年后我就观察到中、曰历史及远东语文文化系聘任及教研等标准的逐步下降。在"芝加哥大学（上）"章内我曾提到60年代中我完全接受了杨联陞的劝告：研究方面积极向博大精深的大路走；切不可多加人委员会参与系中的"政治"活动。对实行他第二个建议，我非常后悔，因为一向不管系务，像聘任等委员会中的重要位置都被一些有行政野心的同事占据了。东亚方面，历史系的同仁，也是远东语文文化系的成员，一起开会决策。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早有口碑，日本方面，当然以出身外交世家，曾在欧洲留学的AkiraIriye学问最好，口碑最为可靠。他和我的办公室同在五楼，某天在厕所中秘密告我，教日本近代思想史的TatsuNsjita的日文程度可打90分，但他所推荐的福柯(Fmicault)信徒HarryHartunian的日文根本不行，是"卖膏药"者流。但是后者不久充任了语文系的主任，与Najita拼命要把中国史教研的重心移到思想史，而且人选方面越来越趋向空诞派。此外还有一系列提议中国传统历史方面增添新人，而新人名单多半都是Najita和Hartunian草拟的。由于我坚强的抗御，他们的议案未能通过，可是我所提的最佳人选也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对这种年复一年的学术政治斗争极感厌倦，到了80年代我索性有时连系会都不参加了，由他们去破坏吧。李维前校长的信箱之一在社会科学学院的一楼，一天遇见了他，我问他可以不可以陪他走几步，借机说几句真心话。他说当然欢迎。我话的大意是：近年来大学校长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向，有些大学以为善教本科导论课、表面能干、年富力强者（尤其是女性），就能成功地领导有名望的大学。殊不知第一流大学的校长必须自身是第一流的学者，否则没有真正的能力去判断谁是第一流学者。就我个人而言，毕都、李维的黄金时代不幸已经过去了。李维当然懂得我话的用意，不好意思说什么，仅仅答我："衷心感谢你的这番话。"-除了远东系明争暗斗以外，同期间还有另外的苦闷。首先是爱国运动使我的心变"野"了，不能像往昔那样持续地专心于国史的研撰。再则我虽不太重视《东方的摇篮》所引起学术圈内"反何"的暗潮，我却相当注意国内新的考古发现。70年代末迟迟发表的有关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稻作发现的报告非常重要，但新资料尚远不能使我全部加强《东方的摇篮》的结论。最大的烦恼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是国史上的超级课题，选择另外一个具有相同基本性的新课题实在是不容易。Najita和Hartunian的动机和手段引起我对某些思想史家学问和操守的怀疑。多年对一二代当代新儒家及其信徒著作的不满，迟早必须有一个发泄的机会。清华一年级时既已养成扎硬寨打死仗的脾气，快要退休的几年里，不但必须开始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分析方法，而且在先秦思想史方面也必须扎起硬寨。不过为扎新的硬寨，我决定在芝大退休之前从旧的硬寨再打一次死仗，以测验自己还有没有以往那种研撰的精神和毅力。这仗打出"南宋至今土地数字考实"长文，连着两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发表。此文考证之缜密与原创性之高，弓I起以考证精详闻于当世的谭其骧教授的回应：心仪积岁，缘悭一面。屡赐鸿文，受益良殷，顷又奉到大著论南宋以来土地数字。覃思卓识，远逾前修，钦佩无量。然后希望我指导他治人口史的第一位博士生葛剑雄副教授。出自谭先生笔下的"远逾前修"四宇是我终身珍视的。IV师生关系学生选校、学校选学生是双轨的。我在芝大共24年之久，最令人难忘的是师生互选的例子——李政道先生长子中清（JamesLee)0芝大选学生有一良好传统：学生被取后一定再由一位资深望髙的教授把所有申请者都再检査一遍。我照例冬季不教课。1970年一天午后1时左右，正在地室书房工作，忽有电话来自地球科学系主任JulianGldschmklt，开头第一句就是你认识TDLee(李政道）吗。我说认识。他马上告我李的长子James在申请本科的信里说已经读过你的两部书，决定要来芝加哥跟你读书。你能不能写信或示意鼓励他来。大概考虑了半分钟后，我对Gldschmidt说，他愿来芝加哥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一定非常用功、成绩超群，在本科即尽量听研究班的课，这点倒不是主要的考虑，因为他本科毕业，我可以教他比一般研究班还深的课，可以为他一人开班。问题在芝大及其周遭有似一座寺院，生活和文物远非曼哈顿比。年轻的人在这寺院般环境中熬了四年之后可能感到厌倦。我愿意保留他为一博士生，不必急着鼓励他来读本科。我将设法劝他四年后再来跟我读习。Gldschmidt同意了我的建议。当晚我老老实实地和李政道电话中谈及此事，建议中清去耶鲁读本科，最好能从RbertSLpez(他利用Gena的档案，对欧洲中古晚期经济史做出重要的贡献。他有一篇论文和我讲中国的早熟稻在英国的EcnmicHistryReview同期发表）学到些专识和方法。知道我不久会路经纽约，李政道预约请我在他家吃饭，当面详谈一切。李政道开头就证明我的揣想完全正确。他先读了我的《明清社会史论》(即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tility,1368-1911)后，即向哈佛购买了我1959年秋出版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读完后让中清读。又告我中清幼时曾在日内瓦住了一年，所以法文尚有基础。同意我的建议，先去耶鲁读本科。李的公寓是向哥大租的，房间宽敞、地点幽静。夫人秦蕙箬女士的父亲是画家又是收藏家。公寓走廊所挂四幅傅抱石的大山水册页是巿上见不到的精品，是李太太从家里带出来的。吴作人绘赠李政道的大横幅骆驼队一看就是精心之作。难得的是一幅李可染水墨山水，颇有创意，墨色深浅层次有序，不像一般李可染的画给人一种墨色压人的感觉，是我所见李可染的最精品。此外还挂了书画同帧的赵之谦。卧房有仇英大型山水册页，李说拍卖时他只买了夏和秋的两页，因为有题款和印章的春与冬两页的价钱要髙出几倍。此外，专橱内的宋瓷、汉代青铜的虎符和印玺，两个足堪与故宫比美的明代白玉蕭，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应顺便一提的是，据我多年的观察，李政道夫妇能把传统中国家庭的好处移到美国，中清中汉兄弟读书出色，及两媳都孝顺父母，每年除夕前后全家一定团聚。兄弟二人读本科时都是向学校贷款，几年后各自偿还，很早就养成自立的习惯。三年后，1973年，李中清已申请芝大研究院。大概是初秋一天午后1：20分,我将要下楼去讲1：30分开始的研究班中国通史的课。电梯一开，不料走出李政道夫妇和中清。李政道是应芝大之邀请来给一个五天的seminar，并特别说明"今天早晨特别早一点从Cleveland开车，希望中清能赶得上听你一点半的课"。进了课室，我临时宣布改讲中国古代的年代问题，尤以武王伐纣之年为中心。在没有带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原原本本地批判了董作宾的主观错误及考订年代的任意性，证明"武成篇"伐纣之日之内在矛盾，根本是两千年来无法利用的史料。进而说明《国语》周景王时伶州鸠说武王伐纣之年"岁在鹑火"的无稽，因为十二分野中的鹑火是东周的洛阳，绝不会是几百年前西周在陕西的丰镐两京。最后详阐《古本竹书纪年》伐纣是公元前1027年最为可信；司马迁获于鲁都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史料价值极高，因除去一世鲁公伯禽之外，自二世鲁公以降都有具体年代和年份。积年到二世鲁公元年是公元前998年，距前1027仅29年，与成王元年伯禽被封为鲁公的年份很相符合。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是东周魏国的史书，西晋时始于墓中发现，是汉代史家所完全不知的，是独立于《史记鲁周公世家》以魏为主的周代纪年之书，而与鲁国纪年竟能如此合理的互相补益。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27年应该认为是绝对的年代。坊间论伐纣之年之作不下数10篇，其共同错误是把若干根本无法考订的记载强不可知以为知（近年在香港谈起，著名经济学者雷鼎鸣那天就在班上）。讲完之后，李中清走向前来，说："何先生，你讲的比耶鲁深多啦！"芝大最多只能给李中清三年资助，每年5500元。事后中清告我，耶鲁方面亚瑟莱特（ArthurWright)苦留他在耶鲁读博士，答应他如果有必要去中国大陆、日本或任何地方研究或搜集资料，以及去英国剑桥短期与Twitchett教授研究，所有费用都可由耶鲁负担，更不必提耶鲁本身助学金的宽裕了。结果中清还是决定来芝加哥跟我读博士。ArthurWright气得说出一句警告："Yuaregingtthetigerpit!"(你竟情愿人虎穴！）至于博士论文选题，学生当然可以自选之后和我商榷，但我也不时量材建议。例如两位语文、历史及社科根基都好，都要先去哈佛读完法学博士，再回芝大完成中史博士论文。一位是PrestnTr-bert，在普林斯顿四年级时已曾留学苏联，现在芝加哥任律师。他在哈佛出版的清代内务府研究，就是我建议的。另位宋格文（HughScgin)，我很早就建议他研究汉代的"孝"。重心是孝在制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可惜他获得哈佛法学博士之后，既有律师的业务，又不忘从事中国古代法律的教研，始终没有完成他芝大历史系的博士论文。攻读图书馆学博士的马泰来请我做他博士论文的导师，他想作明代书院与东林运动。我说论东林之作已经不少，而专作书院制度者不多，而且二战前所谓的"标准作"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谓全国书院见于记载者300有余。我明明记得刘伯骥专门研究清代广东的书院，总数就在400以上。我建议马泰来第一步从所有的明、清、民国的各省府州县方志里有关明代书院、社学、义学的记载都梳理出来，按年代和地区制成纵横两表；统计有经有纬，即有望发展为第一流的专刊。果然，不足两个月，马泰来就制就书院纵横统计表。再加上他书目之熟，利用了芝大所藏全部北京图书馆和日本明代文集的胶片，以致对有关书院发起人身世资料搜集之完备，引起普林斯顿牟复礼（FritzMte)教授的赞叹。马为人非常谦和，虽经我屡劝，还是不肯将他的博士论文印成专刊。但前此他早已在欧洲著名的《通报》发表了重要的考证：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是南宋人依托伪作的。至今海外论东方图书馆界人士之真有学问的，众口同推马泰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讲到长期师生关系，我以MarkEdwardLewis(现任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可能兼他系——李国鼎讲座教授；今舂荣获InstitutdeFrance,AcademicdesInscriptinsetBelles-lettres奖金)应我学术回忆之需所写的长信，请人译出，以供读者参考。我觉得这种出于至诚的回忆应该有其史料价值的（我的回忆仅有一点与Lewis所言不符。我未曾主动建议他习梵文。他去台北之前来看我，说想专攻中国中古史，我劝他不要，因为要成第一流的中国中古史家必须要通梵文。不料他说既需要梵文就去学梵文。再有一点补充：经我函介，北京任继愈先生对他也帮了忙。那时任先生职务之一是宗教研究所所长。任先生曾派所中一位专家教Lewis读佛教典繪。据我所知，目前西方汉学界学人工具之多、研撰志向之大无过Lewis者）。Lewis(2002年7月25日）的原信中译如下（原稿附后）：敬爱的何教授：数曰前我已把刚完成的书稿（《早期中国的空间建构》）寄出，目前搬运工人正在帮我把藏书装箱，准备运往加州。趁这个机会正好给您写封信，就如您曾要求的，忆述一下我如何与|中国研究结缘，以及你我之间的一段师生缘。当初我是因为Hutchins重视旧经典著作的传统，而决定入读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对乔姆斯基（NamChmsky)的语言学很感兴趣，故选修了语言学学士/硕士同步的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要选修一科非西方语言，并要修读两年。当时我想阿拉伯文和中文一样重要，所以唯有掷钱决定，结果选了中文，想不到当时随意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很快就给精彩的中国字体迷住，同时我选读KarlWein-tmub的西方文化导论也令我意识到我对历史的兴趣比理论语言学浓厚，于是我设法集两者于一身。大学最后一年，我转为主修中囯历史，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您、MichaelDalby和PhilipKuhn,你们非常详细地把古代中国到民囯时期（除了宋元时期）的历史详细地教了一遍。我选了您的古代史（《东方的摇篮》由此引申）和明清史；Dalby的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以及Kuhn的近代史。此外我还选修了Ry教授的文学课程和旁听了Ginsburg教授的东亚地理课。那是我读了西方文化导论后首次较深广地接#历史。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您已成了我的心目中的楷模。其后的一年，我去了台北的史丹福中心学习现代汉语（白话文），并在台大修习文言文。之后到了柏克莱。蒙您的指引，在柏克莱我跟张琨学习语言学，并修读了一些Keightley、Strickmann和Wakeman的课。也全靠您的帮忙，那个署假我才能到香港中文大学跟严耕望先生学习汉朝的碑文，这两方面的学习对我整体的学术训练弥足珍贵。返回芝加哥，我选了两门中国历史课程及一门您所提议的印度史，包括跟VanBuitenen学习梵文，这甚有助我对中国佛教的了解。您这次的提议又一次令我掌握到甚为有用的知识，有助拓阔我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后来我决定要专修中囯早期的历史，并撰写关于战国时代和汉代的论文。最初我选了MichaelDalby指导我写论文，但当他不被大学留任时，我顿时陷入极大困境，学术研究前景也可能因而大受影响。幸而在这时，您及时解救了我。虽然当初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您并没参与，您仍答允当我的导师；虽然您较后才加入我的论文工作，但您全情投入，细阅我的每个章节并在每个研究细节给予宝贵意见。假若少了您的帮忙，我的论文绝不可能那样快完成。即使在论文口试顺利完结之后，您仍继续给予我无尽的支持。您建议WilliamMcNeill推荐我为哈佛"院士会"资浅院士(JunirFellwfHarvardScietyfFellws)，这是我从学生生涯过渡到教研生涯一个重要基石。除此之外，您又尽心尽力推荐我得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席，虽然由于Hartunian和Najita在历史系的把持影响，以及负面的聘任教员记录，使我没有申请这个教席，但我仍十分感激您知遇之恩。回想起来，或许当时我留在芝大任教可能会较在剑桥为好。我在剑桥期间，出版了两本书并完成了第三本的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俩仍保持联络，我对您有关早期中国的论文非常感兴趣。虽然您对明清的社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早成经典，您早已是在国际上享有应得崇高声誉的学者，但您对新知识的追求，即使在您事业的后期仍一如以往般狂热，就算在退休后也十分积极及著述良多。这足以成为后之学者一个绝佳的典范。我真的希望将来我可以像您一样。在剑桥这么久，我觉得我应在教学和研究上寻求一个新突破，而您对我的支持从未间断。在我申请柏克莱和史丹福的教席时，您的推荐是极为权威的。很多历史学者都尊崇您作为这方面的权威，并认为无人可与您媲美，而您对我的高度评价，令不少人对我另眼相看。虽然我一再强调我一直得到您思想上的引领和学术上的指导，您更是我进行教研工作的典范；您只要求学生尽力去达到学术上的精确和创新，但很多人对您给我的极高评语仍惊讶不已。我相信您的帮助绝对是我得到史丹福讲座的关鍵。由于这个讲座的基金来自台湾，因此很多人相信这一讲座必属华人，我相信只有像您这位备受东西方人士高度尊敬的学者才能为我廒得这一讲座。同样，您的帮忙对香港中文大学给予我教授一职极为重要。因为您的推荐使中大对我感到兴趣，而您对我的称许才使他们决定予我教授一职。虽然后来我考虑到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决定留在美国执教，但中文大学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荥誉。我会继续与中大历史系保持联络，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大去半时教学。您看看，这样妤的机遇也是全靠您一力促成。由我最初读大学时选择研习中国历史，到研究生、哈佛时代，再到现时执教于史丹福大学，及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任，我学术生涯的每一步都得着您的扶持。作为学习榜样、导师和学术上的推荐人，自我选了中国研究开始，您就像守护神一样照顾着我。我相信这些对您来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您对我的引领和帮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学生对老师、学者所能期望的。我在面对学生时，常以您为榜样，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学生Mark敬上SWdlakRadCambridgeCB30HT25July2002PrfeawrPing-tiH5471SienaVerdeRad92612-3842DearPnribnrH,【sentffnnacrxfmynewbde(7%tCniimtfiRccf細ti)acqplefdiyaaglliemwnareatthismawntiMckiag19atfQrbbfiirthemvetCaKfariaIamtridagadvnttgeftfafawindwerfppurtuuiiytrftetheletterthatIdecidedtstd|yattfieUnivenityfChicagbecausefthevtiflBsftheldHntirfpgBegewitftilawnphwfanffiegreatbfaandawefrwundedwhnrimtWhenIfintanivtdlwasveryintaatdiaUDgaistksaspncticedbyNamCfaDmyAspntf1aiiiuihaDeuiBATlLAprgnminlinguisticsIwasreqbedttaketwyeanfan>WeAnlangiageDecidingtfatArabicandChineseweretfaetwmatinipitMit,Iflippedacinttettteteissuendwund19withUncse:ItivasnefftacsUtrnydediiiDatfatftianaffmi0068li&IaQiicamaunderthespellfwritteaCfamesecfaanctchIfinmdedtessiyfaarinrttngAtthesametimeItktfaeWesternCiviliatiaDsurveywithKarlWtintnub,ndIfbimdticlinftnedtfaestiKfyfhistiytdMtfthe(aedcalllagiiiAicsaDeddinglyearImdnmdyfixiMtebecameifatyear700KfichadDaQ|y,andKidmwefferingadetailedaeiimeuifaQinaddhinttakingcuneawitttfcrigjittey,SftininiMWiidWafcemaaThrughyuraadsiaiiceIwastenabletapewUsanuxrCUnneUnhwaiiyfHgKigstudyingHninsaiptiaswhhYaaaigwHigliketfaestDdyfphillgyftiswaaanextremelyvaluableadditintmyveralltratniagUnreturningtCUcgD，ItktwefieldsfChiiMsehistry,phis雪ttainlfiddatyurmggeatkninbidSnihistmy，Wh,riigstudyingSanskritwithVanBitancD,90thatIwldhaveftbetterbackgrundfirtfaestudyfCbineaeBaddhisDLweagainyradviceledmetacquirensefltedmicalskillstfaradimystud|yfChinexfaiftryintanmchwidernmgeffiddsAsIbaddecidedtprlrrintfaeearlyperid,andwiswritiiigailiMiiWiiiideitiiwiththeWnriiwSMesWtheHmwIi°itiysekctedK&faKlDalbymyMdvimtWfanhedkbtreceivetenureIwwithasituitkntfMtculdtavebeentdiastaribraixcneerYnreacaedmefayvygnckRnfyagredngtundefbteAegndMeeftbstfaesiaeventhughyuhidplayedvpartiawdeetmftfaetpicDeiptteyarCertiiiilytfaecklneverhavebanfiaiibHlmxtftytiftfalUhadyannatlikeachwyf4msprajsct,AfttcwaplrtinnerftfasdiwerttdnmdttuccifttfdefencfiyucntfiMfldtprvideinvibiaUesaipputRnitMityuraugyattfaeadnnfiAfficuhpaintbnernhaeqbrnntIbr4firattimemvebeyndbdnfastudenttbemieadbhrndthenteatemnSwnrightYuabgeaeruilywdcedttecnefrmetbeaflfarf&ipniUmcBtinttchfatwydeptuiiartatflricagAMhuIdeckbdacttptybeewjt(tftfacinfluniccflbxtuDintdNittintiicdMntmctattinttimcandtiiedpnflfamlecadfaqftivederisinsptcnwfiitwasstillverygBpcrustctnyarptbdnditmightwdlhvebeenbeltercnegmvettwanydedritttgtCnhridgeItennatmyextended―ttCambridgevAfleIhavepabttahedmylinttwbb>dnytlBdtfiiidwehwefKmriwiBdtrtytIucIlIfacvciwlyarwearfyCUnavrithgmtInterestYurwUBgast{101iaianewfiddinttielitarhtefapditartalhiniymidemjgphfcifMttHnpiwyanliaThirinwlfipmvftlM>mddttichbn<tfthemmwrmrfikfaneenfeniainvMketatSfyandt,IhpetbitlwiUbeabletiiLaaaemnaerliveilDl&ischmcetdmwlpmyteacfamgudnrtrllcctiwleBtaaamnewdfaniayawesdtprvidetcaaenitstirthimyqdkatknsitBcrinleyandnfixdyureatfltkunmnDdedcnidenbleadiafiiy,eapcdaysicemrtpepfeintheAddprltawqafaflhwntwpecttftfaesttyfChintfnwwrriamiirjuwittfatfytnwuldcreativityIbdievcliiatyursupprtwasparticulaiiycruciaitStanjKnd,becausethechairwfimedbyTahvancacmneyTbcreiandubttiitmanypepleinvlvedintfaecreatinfdiecfasirbelievedthatittfattgtaChineseschlar,andIamsurethatnlytheenthusiasticsupprtfaschlarfyurQXU06DCCbthintfaeWestandinChiiiareassredtbcmthatIwasguiinelyqualifiedfrtheappintmentYursupprtwualscrucialfcuneinsecuringthefiferftfaept&saarahipatTheChineseVemaityfHagKngItwasyvinitialrecamnKsadatiaathitfintkdttfadrinteestinmeatcUamcertainthatyurhiipniaewssacuciftifinctarinkadiagtfaaatfinallyfmethepsitiiLAhhughIdedefedthatultimitefyIneededtictnmttheftfaepsitiACUHKwaaagreathnrIhavectinuedtmajnlBiaregularcntectswitbbistydqpvtmcnttherCfandhpetbeabletansngemansathatIcaa_apmdaanestertfaeedlfagnaregularfaaaiarfitquetintervalsBveatfaepaibffiQrfaucfaadevelpmentisentiicdydetyarscqiprtSfrmmyfirstdecisintmveinttheChinafieldmmylastyearaaaaandergraduate,thrughmyyearsasagradaatestudent,ttfatapptiuUiiifinfttheScietyfFellws,andfinallyintherecentappintmentatSttnfisdwithtbepanbiBSyfperidicvisitstTheCUaeUnivmhyfIigKngatevysMgefmycareeryuhwpcvidedexemplatysupprtasaamfrJlccfTwlmdel,asasupervisr,dasanacairirmin"pflba11thrughyariqwtfedrecmmendatinsTtfaeextitAatIhaveachievedntfaingintheChinafieldsitfatestimnytyurcapacitiesasateadr,aacfatac;adaaacackaricprtiiLWhileIdntthinkthatitntesanyplaceinyurmemirs,Icertainlybdievethatyargtidneandapprtfmycneerfaasbeenmrethananyeculdexpectf&teacherandaadicdarfthasbecpemymddindealbgwithicywnstudentsIremainfixewrinyurdebtYurssincerely,"丄PSMyaddreasatStanfiarifreiB1Augustwiflbe:iBgtatyDrpartmgtfStanfindUwvcmtfStan&sd,Califixma943052024MarieEdwaixlLewis给作者的信结束本章，有三件事应该顺便一提。(1)美国研究亚洲规模最大的组织是亚洲学会（TlieAssciatinfrAsianStudies)，近30年来无疑义是世界性的学术团体。其前身(美国）远东学会（TheFarEasternAssciatin，1941一1956)，经过1956年的扩大改组后，更名为亚洲学会。按照新规章，学会内分四组：中国、东北亚（日本、髙丽、俄属西伯利亚海滨省）、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四组轮流，每年选出副会长一人，一年后为当然会长。1974年春我当选为副会长，于是在1975—1976年度充任该会首位亚裔会长。当时绝料不到的是，二十七八年后我仍是亚洲学会唯一的华裔会长。(2)1975年春接到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的亲笔信，告我该校订于10月下旬授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要我在典礼结束之前作一简要的双语学术演讲。这箱演讲，扩充之后，即作为我1976年春亚洲学会会长卸任时宣读的论文："TheChineseCivilizatin：ASearchfrtheRtsfitsLngevity"(中国文化长寿的根源）(3)1976—1981这6年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NatinalEndwmentfrtheHumanities)曾邀请我四次主持美国大学及学院中国史教师的暑期培训班，每次为期6星期，学员12人。历届申请人的专门学科背景颇有不同。有几位不但已获有中国语文、中国近代史、中国艺术史等方面的博士学位，而且有志继续作专题研究；有少数南学人已获哈佛等校东亚语文文化系博士之后，借此机会扩展教学范畴；但大多数是来自公私较小大学，前此讲授"传统式"以西方为主的人文社科课，而学校并无财力增设东方人文课程。所以我自始即决定，每次每班12人中至少6人选自这类大学的教师。培训班每周由我演讲三次，每次至少两小时半，演讲大部根据我自己的"系统"。我在班上特别鼓励自由发问。最能反映讨论水平的是，1976年第一班里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某分校美国史副教授，原籍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第一等荣誉学士，美国Vander-bilt大学博士，提出的问题：《史记》对战国期间大规模战争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