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1931)因测出光的速度，不但为美国赢到第一个诺贝尔奖金，他的其他实验对相对论的完成亦有所贡献。20世纪20年代芝大①初聘教授详见FrederickRudlph,TheAmericanCllegeandUniversity；AHistry(NewYrk,Knpf,1962),pp,350—351。②Gdspeed，上引书，p189。物理系又连出两位诺贝尔奖金得主，RbertAndrewMillikan(1923年，虽然他1921年去加州创办加州理工大学）和ArthurHCmptn(1927)，后者一生最得意的两位弟子之一是七七抗战前清华的吴有训（正之）先生。据近年芝大报道，迄今举世各科门诺贝尔奖金得主超过700之数，其中芝大教授、学生及曾在芝加哥做高深研究者共占73人之多，总数仅仅亚于英国剑桥(77)。自从诺贝尔增设经济奖金以来，获奖总共49人之中，可认为是芝大学人的已占22位。即使用最"狭义"的标准而言，最近11年内有6位诺贝尔经济奖金得主是芝大经济系、社会思想委员会、法、商两学院的"现任"教授。芝大在19世纪交替前后创校是高等教育史上最轰动的事，而且影响相当深远，但当时美国其他主要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努力也不容忽视。最先模拟德国大学体制、倡导基本研究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可惜它的人力、财力长期无法和哈佛芝大比拟。哥伦比亚在国内外知名度极高的巴特勒（NichlasMurrayButler,1862—1947)长校43年（1902—1945)之前，业已建立"政治科学研究院"和"哲学（就是以哲学为主的人文科学）研究院"。巴氏回忆录中特别指出前者人才的集中，课程及研究的规模和水准是举国无双（peerless)的。由于巴氏是这方面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哥大的自我评估应该离事实真相不远。哈佛在它最著名、充任校长40年(1869—1909)的CharlesWilliamElit(1834—1924)主持之下，始终不减低本科的重要，稳健地充实各科门的实力，终于演变成组织平衡、教学研究并重的第一流学府。此外，不能不谈的是，当芝大短期内确已成为世界级专重研究的大学以后，治校政策不幸曾起过大波折。芝大于1929年聘请年仅30、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哈钛斯(RbertMaynaniHutchins)为校长，在长芝大的21年间（1929—①AllenRSandersn,"WealthfNatinsinUniversityfChicagMagazine,Dec-2001,VK94，N2，特别是p,38。②NichlasMurrayButler,AcrsstheBusyYears，Vl丄，chVD，BuildingaUniversity，，，特别是p163。1950)，哈氏成为美国高教最富争论性的人物。他攻击科技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与短见并没有大错，但他极端提倡复古（希腊经典哲学教育），轻视讥讽实用科技与职业高深训练是反潮流，反进步的。据说30年代初有某位巨富愿捐予芝大1500万元作为初步创办工学院之用，竟遭哈氏拒绝。哈氏不懂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互相补益牢不可分，使芝大长期科研教学吃了大亏。①在他当政的21年间，芝大既忽略资产及基金的经营，又不顾校区周遭社会及治安之日趋严重。经过10年的过渡与整理，直到60年代学校在崭新的领导之下，才全部恢复了创校的豪情壮志与尽力拓展知识前沿的决心。我有幸在学校"第二个黄金时代"成为芝大社团的成员，领略到它的特殊精神，做出了本分之内应做的贡献。n学校领导对中史教研的重视(一）增强明清史料我不是芝大校史专家，全凭主观评估，我认为毕都、李维长校时期代表芝大校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毕都（GergeWBeadle)是1958年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金的得主，1961—1968年间充任芝大校长。李维（EdwardHLevi)是第三代芝加哥犹太宗教学术世家三弟兄之一，自青壮即献身于所热爱的芝加哥大学。他是著名的法学家，1962年由芝大法学院长改任全校总教务长（芝大历史上第一位prv。St)。1968年冬继毕都为校长，1974冬应福特总统之召就任联邦司法部长，以拯救水门事件后的司法颓局。这个"黄金时代"为期共仅14年。我第一次与李维见面是1963年9月30晚在历史系同寅、美国①1962年夏6月，以攻治应用数学理论方面基本大课题驰名的MIT林家翘学长告我，不应芝大重金之聘主要理由之一是芝大没有工学院。芝大GeweWBeadle校长芝大EdwardHLevi总教务长、校长史名教授布尔斯廷（DanielBretin)家里。那年芝大10月1日秋季开课，布把庆祝生日的原桶啤酒、大型盘餐的聚会提前一晚举行。李维作了自我介绍和我握手第一句话就是："你去年6月8日结束芝大三日访问的那天早上，我本是非常想和你谈话的，争奈忙于毕业典礼，只好委托GaleJhnSn(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代为致意。"（这第一段话就极有力地证明那天Jhnsn开头对我所说的话，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实情，立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李维没有废话，紧接就问我有什么特殊需要。（"WhatcanIdfryu,Sir?")我也马上坦白地回答："Sir，如果你愿意我栽培出第一流的博士生，那么我们的中文图书还需要加强。"事实上，芝大一向注重古代、中古研究，元代以前（大约公元后1300以前）的典籍及近代学术期刊及专著的收藏已经很好，经学及经学注释堪称全美第一（根据上月过舍小住牟润孙先生亲自视察后的评估）。但是芝大历年并未注意收藏明清两代的典籍，而明清史料（包括地方志）种类及数量都超过前代。问题在目前大批明清原书已很难买到，已收者外，其余未收的重要档案、奏议、文集之类只好影印复制，需要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李维马上问我需要多少钱。我暂时踌躇，他立即催问：请尽管直说。我回答：也许需要10万元。他丝毫不迟疑，马上告我："正巧，校中有一笔特别款额备我不时之需，你和同事们商讨，四星期内给我写一个备忘录。"如此诚恳、信任、慷慨、干脆，终身首遇！我兴高采烈，第二天开课日就告诉了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钱存训博士和政治系的邹谠。大概是第一周的星期五，在系里遇见DnaldLach，他对我说："炳棣，你怎么搞的，刚来到就闯祸，图书馆（总馆长）Fussier对你好不髙兴，说你背着他直接去看Prvst，并且说芝大的中文收藏不好。"我一听非常生气，马上把9月30日晚上初见李维的经过告诉Lach，并请他转达Fussier:首先，我刚到校，开课诸事待理，既没工夫，也没义务去拜会任何同寅。李维先生如此慷慨的承诺是所有关心图书的同寅所应该庆幸的，决不该是导致别扭的缘由。再说，我把这项大好消息第一个通知的对象是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他是Fussier的左右手，所以"技术上"（technically)我怎曾背着总馆长直接向总教务长行事呢？此外，我对李维先生说，芝大中文收藏古代部分和经学及经学注释在全美收藏中名列前茅，所不足的仅是明清两代政府诸多部门的档册等史料，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原书很难买到，所以不得不大批影印复制。"请你跟Fussier说，我不欠他一个道歉（直译）。"Fussier通过Lach很快地向我道了歉。我初到校，芝大最髙当局就有如此重视中史教研的表示，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二）拟聘杨联陞1965年春学校最髙当局对发展中史教研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其经过补述如下。50年代初我最大的愿望是全凭著作，终有一日返回母校哥大长期执教，并满足一生对纽约的情结。从1952年夏初识狄百瑞，我就有这样的预感：他必会继承富路特主持东亚语言文化系。后两三年的夏天有时同他海阔天空地谈论如何戮力同心发展哥大中史教研以与哈佛等校竞争。柏莱柏诺师虽一再因哥大经济困难，中史方面无法扩充而失望，但我对前景并不悲观，因历史系韦慕廷对我具有信心、并抱有很高的希望，狄百瑞如有远见，富路特退休之际应是我返母校服务之年。极大的失望是，1960—1961年间狄百瑞完全没有和我通消息，传统中史方面自澳洲国立大学请了一位欧洲汉学家；这项决定当然是狄百瑞和富路特的共同意见。因此，当1963年韦慕廷请我次夏至哥大授暑期时，我坚持所开的两课仅仅列在政治科学学院历史系课程之中，完全与隔院的东亚语文文化系无关，聊表内心对后者的愤懑。暑期第二周狄百瑞在哥大教员俱乐部请我午餐，空气很不和谐，我坚决预言，今后事实会表明我1960—1961年之不能回哥大，哥大所将蒙受的损失会远远超过我个人情感上所蒙受的损失。未料到两周之后狄百瑞再度和我午餐。这次他对我说出真心话，1960—1961年他的观察和判断是错误的，但对内中最重要"技术性"（technical)事项的决定，自始即是明智而且"公道"的：他虽抡序应该承继（而且学校最高当局确曾一再明示）丁龙讲座，但他一直婉拒，考虑有二。（1)1902年全美这第一座汉学讲座创置之初，条件是专为发展中国研究而设，而狄本人所授思想史不限于中国，包括日本和印度，他不是全时从事于中国教研。（2)当他发觉1960—1961年决策错误之后，确曾极力设法将此丁龙讲座保留下来，希望迟早总有一天我会接受此项聘任。狄百瑞正式邀请的信终于1965年3月上旬寄出了。事后据哥大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先生面告，事情的经过并不简单。为了克服系内极大的阻力，狄百瑞事先不得不以丁龙讲座，分别函询剑桥DenisTwitchett教授与德国慕尼黑大学HerbertFranke教授是否有意接受。两度遭拒之后，才能在系中发动聘我的运动。那位欧洲汉学家向系中每位同仁面恳投反对票。艺术家蒋彝（仲雅）兄被他纠缠不过，最后投了一票反对。接狄信后，即与总教务长办公室订好次日上午9时半与李维芝大历史系WilliamHMcNeill教授先生晤谈。一到就发现毕都校长也在座。我开始立即表明无意他就,但因狄百瑞把我的访问及演讲日程已向系中宣布，礼貌上似乎还有一访纽约的必要。毕都校长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作风一向民主，但今天不民主，要严格执行校长的权力，命令我取消纽约之行。他紧接着说，无论经济如何充裕的大学，也只能选择有限的若干领域作为建树真正优越（excellence)的对象；李维先生和他觉得传统中国历史已经是这些领域之一，所以更要紧的是由我建议，怎样才能把芝大中史教研真正做到举世无匹（指质不指量）。我说此事并不难，只需要从哈佛刳出杨联陞（LSYang)—人。毕都和李维同时问杨是怎样一位历史家。我说他不是一般所谓的历史家，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汉学家，虽然他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二人联合的拳击力（ne-twpunch)，绝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学校最高领导既已下此决心，历史系主任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胸襟又是海阔天空，所以在系中推动聘杨所遇阻力不大。杨学历上列有"论文"104篇，内约四分之三实系书评，这点曾引起几位同仁对杨"史学"的质疑。最后长期攻治十六七世纪英国法律史的CharlesGray(其妻Hanna时为助教授，后任芝大校长）发言，回忆博士后被选为哈佛学院资浅院士junirfellw岁月，在哈佛大院内外盛传这种说法：LSYang确是哈佛燕京传统中史柱石;并谓我的评估十分公正，杨如来芝，哈佛传统中史行将垮台。就在这种气氛之下，提案（全校讲座教授universityprfessr，年薪25000元以9个月计）通过。兹将史料价值极高的杨兄三信全部照抄，内中涉及之哈佛秘闻，若非全部附于本章之末，恐难为今世及未来学人目为实录。(信一）炳棣吾兄：多谢四月五日、六日两信。McNeill教授五日信亦收到。其中badhealth,prhealth字样既出误会，自然不当介意。唯弟之血压虽undercntrl，不欲过劳，亦是实情。芝大方面能有此种谅解，对出版（尤其是写书）方面，不加压力，具见教授关怀之至意，殊为可感！（实则若真要写书，三五年写一本，亦非难事）教书写文章，皆弟之本等，自然不会惜力。McNeill教授信极诚挚，请先代致谢忱！所说芝大种种优点倶是实情，弟对此事自当加以极慎重之考虑。唯McNeill教授信中虽提及salaryandtitle，不及我兄函电之详（Univprf年薪二万五）。又一年只教两quartere，每季一演讲一研究班，共五小时，在弟亦甚合意。此外是否尚有休假办法亦所欲知。关于此数点，最好能请McNeill教授再来一信，或吾兄写一英文信，声明巳得校长或Prvst之同意亦可。此外husing,healthservice,healthandlifeinsurance,retirement,childrenseducatin乃至mvingallwances等，虽是小节，便中亦望---函示，此是重大决定，一切必须详作比较也。我兄即任JWThmpsnPmf至为可贺。中国人在历史系得讲座者当是第一人，尤为可喜也。弟事芝大校方肯如此积极进行，不但可见最高当局之魄力，更足见对我兄之信任，弟之感激，自不待言。若照我兄之dreambig，则"四大名旦"(笔者按：除杨与我外，芝大之Creel及Kracke亦在内）合写四大本ChicagHistryfChina亦非不可能也。[丁龙讲座在富教授未退休时，已有人向弟非正式提过，弟未进行。又荷兰来顿大学戴文达（笔者按：JJDuyvendak)故去后，亦有人来问，弟辞谢而推荐何四维（笔者按：AFPHulsew,何现任教授兼汉学研究院长。]匆复即请俪安弟联陞196448(笔者按：应为1965，误作1964)(信二)炳棣兄：史系通过，又承电告，极感！能得prfessinalhistrians之承认，弟亦以为荣脊，盖弟之学位，只MA为史系，PhD则两系合授。至今虽为历史系member，但不投票（史系人太多，颇不愿系预算以外之人有投票权，但弟亦不在乎，否则此亦是改正之机会）。今有芝大史系诸公许为同行，自甚欣慰也。哈燕社下星期二三开会，至迟星期四可有消息，当即电告。可能是一专为中国（或中日两国）学人特设之讲座，如能办成，自是好事。薪水则无法争。第一哈佛目下最高只二万四（只Langer数人晚年到此数，普通讲座数年仍在二万二或以下）。第二须顾及其他同事，不可一技独秀，招人妒忌。另外则芝大方面麦主任函只提及salaryandtitle，未明言数目，正式聘函未到，亦不能讲价也。此外可能向学校要求者，一两年内囯史方面（早期）另加一年轻人（助教授至副教授级），此事弟在今年二月曾与海陶玮（笔者按：JamesRHightwer，哈燕中国文学史教授）、费正清谈过，写过mem，此时推动，当然希望较大。今曰费公来谈，谓弟若去则对哈佛为disaster，此亦实情，但渠亦谓此是请求学校当局对中国历史多加注意之良好机会，盖非有外间之重金礼聘，无crisis，各系俱要发展，校长教务长不易决定先后也。先再布谢，即请俪安弟联陞1965422{信三）炳棣吾兄：-昨晚得哈燕社长PrfJhnPelzel电话，即向尊府通电，适我兄外出散步，即将通过讲座事告知景洛嫂。弟不惯打长途电话，措辞简短，对我兄感激之意，恐未充分表达，殊觉抱歉！星期一deBaiy亦有信来，措辞委婉，谓初以为弟绝不会考虑，故丁龙讲座事未早提出，今又经富教授、房氏夫妇及委员会中人催促，特写此信问明究竟有无考虑可能，如有意请打电话等等。信中有一句云Asamatterffact，wednthaveanytherimmediateprspectfastaturetmakehimwrthyfthischair。实则弟意论学问兆楹先生可以当之而有余，只是目下为《明代名人传》编辑事务所羁绊，不能教书而巳（房先生虽有教授名义，似只为三年聘约）。附上致Baiy信稿一份，亦请转示Pn>fMcNeill，兼表谢忱！此信中未便提及其他candidate(有余英时前车之鉴），我兄有意放此一炮否（自然时机亦甚重要）？此次海陶玮于得见麦教授信后，即去找DeanFni,大家反应甚快，对弟之心理上负担大为减轻（兄可想像，如果哈佛以冷淡出之，非等芝加哥正式信来不肯有所动作，对弟心理上会有多大影响）。是以既得特别创设讲座之名，即不能再争薪水(教务长答应慢慢加）（丁龙讲座仍是18500亦非太高）。在此驾轻就熟，对弟懒人比较相宜。至于我兄此次特别帮忙，则知者已多（杨绍震先生亦有信来）。外边若无重金礼聘，哈佛反应决不如此之速（如果反正不肯走，他们乐得不动），此亦人人所知，此一段因缘，即此已成佳话，我兄亦可自慰矣！匆请俪安弟联陞1965428本人这部长篇学术回忆书名中"读史"既与"阅世"并列，原则上两部分的分量应该相应。但因"阅世"往往发现人性不尽淳良的一面，所以事实上尽力少谈。三思之后我觉得杨信中对房兆楹过分的推重似有加以评估之必要。按：笔者自1952年夏即与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经常接触，而且研究两淮盐商的动机是与杜的"商籍"短稿有关。我对他们清代史料之熟悉是一向钦佩的。但久而久之发现房兆楹一向是专捧"洋人"，对华裔学人评按照例非常刻薄。他对20岁毕业于燕京数学系一事十分自豪。华人中他只捧两个人，前辈中的胡适和同辈中的杨联陞。这本无可厚非。1965年8月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开一小型明史研讨会，大家轮流做主席。房充主席时对邓嗣禹论明太祖一文极尽挖苦之能事。在15分钟饮茶时我对房说，何以对魏特夫（Wittfgel)及其他西人汉学家从来一贯恭维，而对燕京老同学却如此刻薄地讥刺？不料茶后开场白中房把我的话全部加重地讲出。午餐前狄百瑞把我拉到墙边耳语，说房茶后致开场白时，他（狄）觉得羞到无可藏身，房虽熟于明清传记拟聘杨联陞事，外界知者极少。杨绍展当时在伊州大学访问，春假来芝，在舍间做客一周，才得与闻的。史料，但毫无观念化"cnceptualize"的能力。狄氏评语对杨予房的过誉至少应有"制衡"的力量。房在ArthurWHummel的EminentChineseftheCh，ingPerid里雍正传结论谓雍正确系夺嫡，是因他一生研究中最引以自豪论文之一，是中共胜利前夕、1948年北大最后一期人文学报中的满洲"分家子与未分家子"一文。按照满洲入关前的旧惯俗，财产及其他都由幼子，即仍与父母同居的儿子，"未分家子"承继。雍正业已封为雍亲王、自建雍邸就已是"分家子"了，而康熙钟爱的第十四子是"未分家子"，这是雍正夺嫡的最主要论据。我在芝大明清史课中不时谈及史学方法，无不言及房氏之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决不可取法。因康熙早在1675年即立第二子胤扔为皇太子，就已经放弃部落旧俗，不得不适应多民族统一帝国的皇位承继传统。1965年夏充任"学生记录员"的吴秀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无怀疑，直到70年代他完成对雍正的重要研究时，才充分了解房兆楹夺嫡结论的谬误。多年后反思，我1965年夏对房的直言，心中并无遗憾，但对60年代另一次在哥大附近午餐时，因同类事对房当面声色倶厉的指责，就深觉未免太过分了。这类事都出于我个性上最大的缺陷，也是我一生遭人嫉恨最大的根由。但在此书中除自咎外，我深觉仍有赍任为读者留下一点对二战前后华人学术"买办"的观察与感想。1965年春之后，杨联陞和我之间的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虽本有清华的旧谊，但前此关系上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例如I960年夏，正在哈佛访问，声誉鹊起的音韵学家董同龢学长，一天晚上在康桥告我："今天老杨在办公室很不对劲，把你的人口史大作翻来翻去，始终读不下去，很烦躁。"杨兄素以书评闻名于西方及日本汉学界，又往往私下自责某某友好近著迟迟未暇撰评为憾。一般都认为杨应是我人口史书的理想权威撰评人，而这篇书评终学报》刊出。联陞已获哈燕讲座头衔后致我信中所云："朋友之间亦有缘分，谁能帮谁多少忙，可能亦有前定。"主要似即反省此事。1965年春之后我们二人关系与前大不相同。他本是极好强之人，即使在围棋和麻将桌上亦无不如此。可是1965年初夏在他家里出乎意料坦白地对我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立即响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故意用此形容词）的历史家有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我这几句话确实给了他相当的安慰。他又向我提出两项"劝告"：不应该专搞明清，一定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避免系务和委员会的工作，专心搞自己的学问。这两项建议我不但都接受了，而且都付诸实践。实践第一建议，几十年间可谓结实累累；实践第二建议，却最终导致出芝大中史教研方面的失望和"灾难"。后者将于下章略述其要。聘杨之议虽未能实现，但芝大的胸襟和气魄却在哈佛相关部门起了震撼的作用。in国际规模的中国研讨会毕都、李维长校的14年之所以在我心目中成为芝大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绝不限于他们对中国史的重视与支持。学校很多方面都呈现勃勃的生气。这种生气部分地表现于几位"副校长"职位的创设。其中一位负责宣传、协助募款的副校长CharlesUDaly，年富力强，原是肯尼迪竞选总统得力助手之一，办事讲效率、有魄力。学校决定创建"CenterfrPlicyStudy"(政策研究中心），以他为主任，负责行政，任命我与邹谠为创业成员，草拟全年研讨中国的具体计划。我们决定于1966年3月举行第一次中国研讨月会，以后平均每月一次研讨会，多由校外专家主持，然后于1967年初举行长达10天的大型国际中国问题研讨会。研讨会重心有二：《前编》专论中共的政治体制及中国的历史传统，主要论文13篇，连同每篇论文评论者的评语，最后以两册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于1968年刊印问世;《后编》专论中共的国际问题，另刊成册，三册合名a/mn(《危机中的中国》）。此书问世之后，引起国际读者广泛注意，不久即由芝大出版社重印供应。我与邹谠主编《前编》，《后编》由邹一人任主编，全书的"成功"是与我们慎重考虑撰文人选分不开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投人充足的经费，使我们筹划时能聘请最佳的论文撰稿人及每篇论文的评论者（人数有时多至三四人）。专文撰者稿酬1000美元，这是前此罕见的高酬，即使评论者每人亦有300元的稿酬。所有与会者的往返机票、住宿、膳食均由芝大供给，会期间每日下午5时，芝大的学术活动中心的酒吧间就巳开放，晚餐或在中心，或两三辆大专车载满客人驶往芝市南郊上好下江口味的"龙园"举行宴会。膳食之佳远胜哈佛及耶鲁的教员俱乐部，只有已经停业私营的普林斯顿旅舍可以比拟。空前大雪之后全市冰封的会期10日之中，居然有几位论文及专评撰者夫人自费来芝大做客，不仅使会议增辉，也使我对芝大待客标准感到自全部论文由我开头，撰写一篇整合古今，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富现实意义的遗产，既可自成单位，又可充大会参考。晚清部分当然要请费正清主撰，不料他很快就回信婉谢邀请，这使邹谠和我不得不马上改请刘广京负责。更不料三几天内费正清又有信来，表示愿意参加芝大的中国会议，但因人选已定，无法改回。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哈佛对芝大如此规模的中国会议及其出版计划似乎不无嫉妒。第三篇由哥大韦慕廷主撰民国军阀内战及北伐这段历史(结果是一篇非常精彩、井井有序的长篇分析），继之以邹谠承上启册13篇论文的写撰人皆一时之选，诸篇论文的评论者也是严格甄选的。例如为讨论韦文，会议从万里之外请马来西亚"国宝"级史家王赓武教授为评论人之一，果然他能从伦敦大学博士论文（"五代割据到北宋一统"）的基础上，撰出一篇有关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千年）政治军事分合主要动力的精彩分析，与韦文可谓相得益彰。为讨论我论中国历史遗产一文，会议也不吝旅费从德国慕尼黑大学请来HerbertFmnke教授。计为期10日的两组会议，与会学人不下70，来自美国各地和四大洲，这是研讨近现代中国前此未有的盛况。我从五个观点分析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一）疆域及民族历朝历代的中国是大体仅指所谓的内地18省。汉、唐盛世疆域虽西向延伸到中亚，蒙元帝国幅员之辽阔虽为世界史上所仅见，但皆不能维持长久。事实上，中国的北疆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夕卜，东北（满洲）、内蒙、外蒙、青海、宁夏、新疆、西康、西藏与内地18省连结成为行政上整体的多民族国家，是有清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不懈努力经营的结果。不久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为帝俄所鲸吞，外蒙1946年宣布独立，但今日中国仍是次于俄国、略次于加拿大、拥有世界第三最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说是"满清"盛世之赐。另一不可忽视的是清代，尤以雍正朝，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否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难以川、滇、黔、桂诸省作为抗日战争的西南大后方。(二）人口传统中国官方的人口总数，即使在汉唐盛世也未超过6000万。据个人20世纪50年代的长期研究，近千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实较欧洲为优越。北宋初叶起，早熟较耐旱的占城稻种的传播和占城与土生稻种不断的交配，把水稻种植的前沿自水源充足的平原谷地持续地向丘陵地带拓展。稻的早熟大有裨于单位田地的复种。稻作面积的扩大与稻米生产的激增，再结合北宋末期官方登记的户数，使我敢于推断公元1100年左右，全部中国的人口在人类史上首度超过1亿。如果我们称自北宋初叶以降主要由早稻的传播和增产，构成我国近千年来第一个长期农业生产革命的话，那么自16世纪前半新大陆农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马铃薯——400余年来对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干旱高寒的山区的开发和利用，便构成了本文著者所谓的第二个农业生产革命（中国年产番薯1亿吨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80%,近十余年花生生产遥遥领先世界，玉蜀黍生产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马铃薯生产仅次于昔日的苏联，与今日的俄国不相伯仲）。较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清代康、雍、乾初是"轻徭薄赋"、鸡犬相闻的太平盛世，全国人口开始"爆炸"，大约1750年已达25亿，1800年已逾3亿，道光末年(1850)更达43亿的高峰。经过一个世纪的内战和外患，1953年中共普査人口总数为583亿（台湾未计在内），增加355%，年均增加率仅为03%。然而中共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迅速，本文撰写时估计的人口已迫近7亿。这个居东亚大陆中心，东向太平洋，拥有960万方公里（380万方英里）和几乎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生"泱泱大国，无疑是世界政治上最被注意的对象之一。(三）传统政治文化从意识和实践方面着眼，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有以下主要特征。(1)政治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成形于秦，自西汉始曰趋稳定，影响后代至深且巨。西汉自武帝（前140—前87)登基以后，正式宣布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政治意识，施行儒家"德化"的政治和社会教育的原则。然而实际上西汉的政治及法律体系是完全承袭秦代的，而秦之所以能用武力征服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累世实行法家商鞅（主持变法，前356—前338)的政策。西汉开国最初60年间之所以能实践黄老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政策，武帝登基之后之所以能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德化"的原则，正是因为政治法律体系始终是上承商、韩，重刑寡恩、职守严明的法家传统。关于西汉政治意识及运作中，儒法两家的相对重要性，从汉宣帝（前73—前49)对崇信儒家的太子的对话中可以得到最权威的论断。《汉书元帝纪》有以下的记事记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从宣帝深刻坦切的思辨中，我们可以确知西汉政制是内法外儒的，儒家部分的作用是缘饰法家的严酷。汉元帝朝开始，儒臣当政者越来越多，法律亦逐步"儒家化"。儒臣的既得利益既然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当然随之增加。南北朝、隋唐佛教与道教对政治及社会虽有巨大影响，但在基本政治意识上并无新的贡献，儒家仍居正统地位。先秦儒家如孔子和孟子阐发君臣（包括大多数的平民）之间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孟子甚至主张人君如行暴政不体恤人民，人民可以"革命"。两宋理学家如二程和朱熹及史家、政论家如司马光等致力于加强单向"尊君"的理论，几乎否定了人民因正义而抗上起事的权利。难怪自元代起程、朱的新儒学成了儒学的正统，更受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推崇。雍正是历代帝王中最坦白宣扬孔子（事实上是通过程朱诠释后的孔子）对专制皇朝的功用的。试读他1727年7月的上谕：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页20下至21上。）足见儒家思想虽对专制的政治意识多少有些缘饰和纾弛的作用，它究竟是帝王大有用的工具，不是帝王真正有效的师傅。(2)皇权源自军力，尽管传统中国以"偃武修文"为治国之本，汗国后-俟秩序安定，例以文官治国，军队仅尽其内地和边疆驻防的责任；但是最后分析起来，朝代的盛衰与中央是否能长期有效地控制兵力有密切关系；每次朝代的更替更是取决于军权重心的转移或内战的胜负,：自部分理想化的上古三代，尤其自秦汉帝国的建立，直到上世纪中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并无任何例外」毛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反映他对中国历史极其深刻的了解。国家政权既与军权牢不可分，政治体制的形式和运作自然是倾向威权主义（authritarianism)或专制主义的。(3)皇帝与国家。中国"国家"的词源最好的诠释是《孟子，离娄下》："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宗子）。"孟子（前371—前289)生值宗法社会临近崩溃之际，但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观点看，上引之语是超时代的，既渊源于西周封建宗法全盛的时代，又适用于大一统专制帝国形成之后的两千余年，因为从宗法制度800余年演变的全部过程看，秦汉的皇帝可以认为是全华夏世界里硕果仅存的超特级"宗子"了。中国历史上的"国"是与"家"分不开的（西方则大大不然〉。中国历代之"国"，在一定意义之下，是皇"家"所有的。汉高祖大朝群臣为太上皇祝寿时戏言以天下为产业，大臣们不但不以为异，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迟至明太祖（1368—1398)，祭祖时以天下《赋役黄册》与鱼肉谷蔬并陈。难怪历代人民心目中都以汉、唐、宋、明为刘、李、赵、朱私家的天下:>即使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西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创立之后，皇帝制度有进一步向专制集权演化的需要二因为周代封建社会中与周王共享天下的很多阶层的贵族都已消灭，皇帝之下，只有平民；平民之中虽可产生文武官吏，但官吏已不具封建时代卿、大夫、士的尊严，已完全是皇帝的臣仆。"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或"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不过是专制深刻化的表现之一。此外，自高祖起，皇帝的"神化"工作即开始进行；皇帝以至后妃都立庙祭祀;文、景、武、昭、宣、元诸帝生时即为自己立庙。至元帝"毁庙"以前，首都长安及郡国皇帝、后妃、太子庙数目远逾300，"总计每岁的祭祀，上食24455份，用卫士45129人，祝宰乐人12147人。皇帝皇室的神化可谓达于极点！"（雷海宗，"中国的元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香港：龙门书店，1968，影印1940商务版，页115)汉元帝以降，皇帝庙制虽大事简化，但皇帝的半神性已深植于庶民深层意识之中，近千年来平民俗称皇帝为"万岁爷"、"真龙天子"、"真命天子"等等就是这种意识的反映。20世纪风云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用尽各种方法培植个人崇拜确是渊源有自的。(4)皇权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裁。传统中国向以高度发展的文官制度治理国家，经常情况之下，政府事务遵循成例，深受儒家教育的皇帝也能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但问题在历史上不时出现才具非凡、欲望多、野心大、意志强的皇帝，正是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全部政制的理论与运作才暴露出最基本的缺陷——皇帝缺乏任何有效的制度和法律的制裁。如汉武帝任命一系列"酷吏"，屡兴大狱，其中杜周之言，坦率道出皇帝高于法律之已成惯例。《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集解》：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杜周之言之所以重要，不仅限于汉武一朝的情形，更在反映所有以后朝代皇权与法制的关系：平时中央及地方政府虽遵循法律原则和行政成规，但皇帝拥有颁布新法令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的约限。:(5)专制政制与内阁。不消说，专制的君主很少能长期容忍有效决策的内阁的。这正说明何以汉武帝晚年指派少数宠臣非正式组成"内廷"，以绕过并削弱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为辅的内阁。西汉以后，"内廷"照例由外戚，尤其是宦官所把持，祸害以东汉、唐、明为最烈。此外，自东汉开国起，另一削弱内阁权力的办法是把丞相一职分由司徒、司空、司马"三公"分掌，于是化首相制为委员会制。唐代组成庞大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宰相衙门"本身就是相互制衡的机构。清代最上轨道，无内廷之设。皇帝决策的最高顾问是由四至六位大学士所组成的"委员会"。雍正（1723—1735)创置军机处以处理机要之后，大学士经常处理一般政务。分析起来二者都不是决策的内阁，而是皇帝最高的"顾问"委员会。中共的意识形态及空前组织的能力虽是新酒，但这新酒却是装在两千多年的威权主义的旧瓶之中的。(四）社会及教育虽然在政治方面，儒家与法家结合之后一贯充任专制帝王的仆从和工具，可是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孔子一向是"王者师"。他社会理论的重心是"礼"，其功用在维护当时金字塔式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礼"的本质和功用尽管如此保守，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伟大思想家原因之一是：在维护封建秩序的同时，提出了长期有效的改革方案"有教无类"。换言之，不论生在贵族或平民的家庭，原则上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如此，则才智操守俱备之人理应充当统治阶级的成员，知行平庸之辈，无论其原来家世如何高贵，皆应属于被统治阶级。两汉的荐举和雏形的考试制，太学和郡国学校，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和地方学校制度，无一不代表孔子"有教无类"主张的逐步实现。我在1962年问世的TheLadderfS匿ssinImperialChina,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书中，以尽可能大量多样的资料证明自有宋建国以降的1000年内，至少在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之中，从科举的阶梯登进的平民的百分比之高，是工业革命以前的任何国家和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根据中共建国初期的报道，在极度艰苦的状况下，农村大规模兴办小学，不少工农子女已能考进大学等等，本文本节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测——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并大跨步地实践"有教无类"的ft良传统；在探索中共全国规模的学习与自我检讨运动，与儒家通过教育以改善社会环境理论的历史联系时，情感上也极力避免把中共的动机往坏的方面想。(五）经济本节讨论中共所承受的经济遗产仅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1)人口"过剩"与贫穷。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主因，是近千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有长足的进展和清代康、雍、乾期间有利民生的财政和赋役的改革，造成了人口的爆炸。在生产技术停滞的状况下，空前的人口压力，加上地方官吏的勒索，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叛乱和内战，使得一般人民生活水准持续下降。(2)全国逐渐成为经济实体。有利于中共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在明清五个半世纪之中，自然及经济条件迥异的几大区域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实体（entity；)。主要的成因是商业长期的发展和大规模超省际的移民。这方面最佳的"指数"（index)是我从3000多种方志梳理出来的大量有关地缘组织的资料。例如汉口，至"满清"开国时即已有不少来自外省诸郡邑商人来汉口长期营业，建立会馆或公所。至晚清民初，此类会馆及公所有记载可凭者已接近200之数，失记载者尚不知凡几。方志综述汉口五方杂处，"居民半属客籍"；各省邑客商在汉口长期经营势必与汉口当地社会及经济发生密切的关系，大有助于畛域小群观念的消融。再如四川的重庆，早期原有的"八省会馆"，自始即与土著的公所行会既竞争，又不得不求共存共荣之道，以致七七抗战期间，根据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实地调查，"八省同乡早已与四川土著同化，通婚结好，共营商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居然土著了"。（以上俱根据拙著《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版，页112—113)明清两代通都大邑之中源自各省邑商人的活动，和总数超逾千万非商业性的超省际移民与各地土著的长期接触，无不有助于大群（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兴和社会经济的整合。虽然经过百年空前的内忧外患，中共所承袭的中国至少已可认为是一个大的经济和意识的实体。(3)由官僚资本到集体经济。最直接有利于中共经济政策之形成的是，国民政府北伐后官僚资本力量的迅速增强。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中央银行，通过管理货币、发行公债等手段，未数年即对私人银行及江南新式轻工业取得有效的控制。七七抗战前后国民政府更建立了一系列金融、交通、运输、工矿企业。这个具有近代知识的雏形官僚资本主义，正好为中共计划中的集体经济体制奠下一定的基础。我为这篇文章事先聘请了三位评论人：耶鲁大学的莱特（Au-thurWright)，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佛朗克（HerbertFranke)和美国宾州大学以精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闻名于世的卜德（DerkBdde)教授。卜氏目睹中共解放北京，其《北京日记》尤为中国学界人士所重视。不知何以1966年6月我的文稿撰就之后，竟平添了第四位评论人：芝大文学院东亚语文文化系资深教授顾雅里，而Daly事前并未与我商讨。猜想中顾雅里倚老卖老，强力向Daly施压，坚决要对我的论文严加批判。照章会议每篇主要论文之后所有评论员的文字都称为"cmments"(评案），唯顾文自称"SupplementaiyNtes"(补充札记）。"补充"既已暗示在他心目中我的论文的"不足"或"不当"，否则何必特别标示"补充"。顾氏为人傲慢，辞色之间不时有鲁莽令人难堪之处，这是我未到芝大之前早巳有所耳闻的。他的著作我大体都曾披读过，觉得他为文往往喋喋不休而思路大皆有欠平衡。到芝大后最使我不平的是，他对美国博士生的劝告是，读了第二年文言中文之后，即可不再读中文，可以不重视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著述了，只要学习认读两周金文就够了。而事实上他每年都自研究费中取出一小部分，让华籍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如许倬云、陶天翼、赵林等等替他把《古史辨》中若干篇论文作英文（或中、英文混）的提要。使我更诧异的是，他在系会之中（我名义上也是东亚语文系的成员，有权投票），竟不止一次地自招虽"通"两周金文，但读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论著，甚至速读中文报纸，尚不无困难。自招的原因是为"保护"专攻宋代经济史的RbertHartwell；Hartwell所授课程之一是第二年中文，他的国语很差，引起学生的不满，终于因此在芝大未能取得永久聘约，转到宾州大学去教中国史了。几年来我表面上力求与顾做到互不侵犯，这次他既先挑辟，我就不得不准备反击了。顾雅里大肆表现他对西周政治思想中心的天命论的专识之后，对我文章主要有四点指摘，分述如下。(1)他说我的论文很大部分只讲"militarism"(军事主义）和"au-tcmcy"(专制），这就失去研讨中国历史的轻重比例。我指出我全文论军事因素只限于一段（paragraph)，而且在这短短的一段中已不止一次地说明，较成功的朝代无不以军队控制于文官体制之中，因此传统中国是以文治闻名于世的。我进而细查顾氏拒绝承认军力是决定朝代更替的根本因素的学术根据，原来是杨联陞兄论国史上朝代更替外形或模式（cnflgumtin)的文章。大意是自汉至宋这I100年间朝代更替的形式都是禅位（abdicatin);照例新朝第一皇帝之父业已权倾前朝，以致前朝末帝只好禅位于这位权臣之子或孙。如汉献帝因曹操久已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不得不禅位于魏文帝曹丕。曹魏军权转移到司马懿之手以后，曹氏末帝遂不得不禅位于司马懿之孙，晋武帝司马炎了。杨文研究朝代更替的表面形式是说得通的，而顾氏把表面现象认作历史真实是太轻心而极错误的。我在"附录"（Addendum)回答四位评论人时，重新肯定自两汉至毛泽东，朝代更替，无一不是取决于军权重心的转移或内战的胜负。(2)顾氏对我文第二个指摘是忽略"publicpinin"(公众舆论）在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他征引了好几位学人，包括李约瑟，公众舆论往往使皇帝不得不考虑民意，皇权于是受到相当的约制。很明显，这种看法只是根据对传统儒家影响过分理想化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东汉察举孝廉、魏晋以降九品中正之类制度所根据的舆论，是既得利益阶级、士族之间的舆论，绝不是一般平民的舆论。佛朗克评案中强调指出，从传统中国大量多样史料之中，简直无法发现什么是人民大众真实的意愿和舆论。顾氏又引李约瑟为助，提出传统中国自古即以其独特的御史谏官制度闻名于世，甚至相信这种制度是皇权的相当有效的约制。关于此点，佛朗克再度与我同意，御史制度的实际功能无疑义是被书生夸大的。Charles0Huck-er芝大博士论文明代御史制度的研究中，具体举出数例说明御史制度往往成为权臣攻击政敌的有用"工具"。部分地由于当时所知实例数量不足，部分地由于对中共不愿遽下推断，我文中没有提出毛泽东"言者不罪"的承诺实际上是为"引蛇出洞"的，古今国史上哪曾有过对专制政体真有制约功用的"公众舆论"！？(3)与以上息息相关的指摘，是我论文中忽视了传统中国"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长期享有"independence"(独立），意思是独立的尊严和风骨。我觉得这问题无须详答，《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中国祖型的"士"既然非靠官职俸禄才能赡养身家，真正的"独立"何从谈起！两千年后像《儒林外史》那样深刻现实的社会小说，还不依然反映各W类型的"知识分子"仍不得不以科举仕进为晋身之阶和养命之源吗？(4)最使我吃惊的是顾在文章里一再提及，中国古今社会一贯富于社会各阶层间上、下向纵的流动（verticalmbility)；因为这不啻反映他自己对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及南北朝和隋唐间社会门第制度的全然不晓。因此我在"附录"中较详地总结当代中、日学人对魏、晋、南北朝社会阶层秩序半"凝结"状态研究的成果和数据，并强调指出宋代建国以来的千年的社会流动量，是与建国以前的千年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根据自己和其他学人大量多样统计数字的严肃，与顾氏按语的过猛轻心，适成一鲜明的对照。但我更有力的拳击留到最后。结束谈话时，我说作为这次中国研讨会主筹者之一，我虽无能力规劝顾教授稍稍修正一下他把汉髙祖和曾国藩作为"peasant"农民出身之欠妥，但有义务替顾教授纠正引用书目中一个1000年的错误：《西汉会要》的编辑者是北宋初年的王溥，不是健在的、为台北世界书局大批翻印古代史籍而坚持自居"主编"名义的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家骆。这个结束语引起全部与会者和旁听者的震撼。[近年校读书稿才迟迟发现我1967年初记忆有误:《西汉会要》的编纂者是南宋晚年的徐天麟。顾雅里年代上的错误，不是1000年，而是700年。]当晚深雪仍半封路，大家驶车赴西南郊龙园晚宴。我上车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忽然顾雅里上来马上就坐在我右边，嬉皮笑脸地告我，30年前有一金发女郎上他中国上古史的班，他一见就下决心，非娶她为妻不可。她果然就是清秀文雅的LrraineCreel夫人。人生方面，我又上了一课: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作为一个华籍学人是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筹划期间，邹谠和我决定请王赓武和徐道邻为韦慕廷军阀与北伐论文的评论人。徐的父亲徐树铮（1880—1930)是安福系的怪杰。徐本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政务处长。会后于1967年2月11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信（见下）致我，内中"先生辩才无碍，游刃群雄间"就是指这次会议上我对四位评论人，尤其是对顾雅里的答辩。【第十八章】芝加哥大学(中)前章略述芝大创校精神，特别凸现毕都、李维长校期间发展中史教研的气魄，本章的回忆就可仍以研撰的时序为经，其他相关学术和人事等等为纬了。I课程的设计1963年10月开课时，除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以外，我是在舒畅的心情下精心设计所授的课程的。麦克尼尔长系，作出毅然决然的决定：为促进系中同仁研究写作的便利，每人每年只讲课两季，每季只开两课，一门是演讲的课，一门是专为研究生设的断代或专题的研究班（seminarh演讲课每周3小时，研究班2小时，每周教书不过5个小时而已。我在UBC教书15年，最自认为满意的课是中国通史；可是初到芝加哥不便"侵犯"顾、柯两位上、中古断代的课，只好开讲明清两代的历史。此课除开头必要的叙事外，分别从政治制度、疆域变迁、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试作"专刊"式（mngraphk的分析讨论。随时对学生（极大多数都是研究生）评介主要史料和近人著述，尤其是介绍我自己的见解和论断；但鼓励学生发问、自由讨论。研究班是相当精心设计的。主要目的在训练学生阅读和运用丰富多样的明清史料。开头就对学生强调声明：研究明清史决不能以《明史》、王圻《续文献通考》、《清史稿》为原始史料，必须随时与更原始的史料相核对。姑举一例：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对明洪武间《鱼鳞图册》的综述是《明史食货志》之所本，影响极大，但必须与黄佐的《南靡志》和《明太祖实录》核对，才能判断前者是错误的，才能正确了解明初全国土地从未曾由南京国子监生"履亩丈量"过。即使《明史》的传记，明代嘉靖（1522—1566)以前的传记必须与焦竑的《[国朝]献征录》里的碑传校对；清代人物必须先査阅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及其他传记大系如《碑传集》、《碑传集补》等。明代的《进士登科录》、晚明及清初的《进士三代履历》和晚清的《进士同年齿录》这类最原始、精确，表明统治阶级家世背景、社会成分的大量史料，其质和量是远非西欧任何国家和社会现存类似史料之所能比拟。这类齿录的格式、各种专词，以及中式进士祖上三代所受各种"封"、"赠"、"授"的荣衔如何解读，三代祖先本来身份如何复原，无一不需在班上实习。此外，我在研究班上还特别训练学生如何使用地方志和家谱。这个研究班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除在芝大外，1967年全夏我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开过一次，受益学生之一是每周自史丹福开车来参加的SusanMannJnes，即后来的史金诺夫人，1999一2000年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此外，我必须讲授为本科学生原设已经多年的"中国文化导论"的第三部分。此课每年秋季由文学院的顾雅里讲授上古，冬季由柯睿格讲授自汉至宋末部分，我每年春季负责明清及现代部分。为了稍稍弥补蒙元这段，制度上的基本专词我事先已作了准备，请教过哈佛的柯立夫（FrancisWCleaves)，70年代初又受益于萧启庆。明初至中共这六个世纪，讲材与为研究生所开的明清史类似，较简略，但更勇于作宏观的论析。聪敏的学生从此课中能领略出三位教授讲课重点和风格的不同。一方面由于个人研究兴趣越来越趋向古代，一方面由于顾雅里几年之内行将退休，我从60年代末即开始准备，把为研究生所设的明清史扩大为两学期讲完的中国通史。这门较高水平的中国通史自哪年开始讲授，课程名称是否正式改过已记不清了。所能记得的是70年代有几位香港来芝大本科及研究院专攻经济的学生选过此课，不但成缋很好，而且和我结下长期学术和私人交谊。内中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博士、港大经济系的陆炎辉教授和近年来芝大最重要的校董之一，袁天凡博士。当2000年1月16日晚以香港中大逸夫书院杰出访问学人身份，受袁在丽晶轩豪华款待、回忆芝大往事时，我半严肃、半开玩笑地问他：Fmncis,我实在记不清当年分数上我是否有对你不公平之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我拿了"A"，很自豪，总记得你讲书有你自己的系统。正是由于袁在饭桌上的敦劝，我决定写撰芝大回忆之部时应自毕都、李维办学的非凡气魄谈起。n研撰(上）：一再出入明清史的门槛在芝大的头四五年里，研撰的大方向很难决定。原因很多，主要是一时无心也无法脱离明清。早在1958年还在UBC，明清人口史论尚未问世的时候，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普立本（EdwinGPulley-blank)函告荷兰莱顿著名出版公司Brill，准备仿照其原有的"东方"(rient)分期多册社会经济史之例，筹划出版一系列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邀请我主撰明清专册，普本人将负责隋唐专册，我立即应允。1960年夏赴莫斯科之前过访剑桥时当面重行"肯定"。但不久普的研究兴趣由唐史转到语言，此事从此就无下文了。今日反思，芝大最初几年的写作动机多半是"被动"的。例如巴黎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白乐日（EBalazs)教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之后，我被邀请撰写一篇有关宋史的文章以备白氏宋史纪念论文集之用。1964年一个月内很快就撰就宋金总人口的估计一文寄往巴黎。此文与一般宋史专家的研究方法不同，是从研究女真人侵华北以前部族原有的人口普査制度入手的。女真开始强大侵宋前夕，全部族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由300户构成的"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每一谋克不仅包括服兵役的壮丁，而且包括所有男女老幼和本户的产业。忆及1937年七七战事爆发前夕，在北平清华读了孟森（心史）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八旗制度考实"长文，获益良多，深佩心史先生的卓识：八旗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满洲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不期1964年我很快就得到类似的结论：金代女真的"猛安谋克"不单是军事组织，实际上是女真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而且是满洲八旗制度的祖型。二者唯一的不同是：谋克以"户"为单位，八旗以"壮丁"为单位，但事实上300壮丁与300户几乎是一事之两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使我诧异的是，日本学人研究女真及满洲制度者颇不乏人，而竟无人先心史先生和我这样明白地指出"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的真正性质。此处我有必要插入一项珍贵的回忆。1968年初赴新加坡过台北与核穆先生生平仅有的一次学术谈话中，涉及女真"猛安，谋克"实系满洲八旗之祖型，但有上述技术性的单位区别时，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指出："这点很重要，你是第一个明白讲出来的。"从这个看来近似专狭的按语，我立即体会到宾四先生一生读书治学的特殊用心、一丝不苟的积习和远超常人的悟性。按：自日本老辈史家加藤繁以降，日本及中、西宋史专家无不认为两宋户口数字之中，户数大致可备参考，而口数大大偏低，不可凭信。拙文自不同思路提出金代三次普査治下全区人口皆遵循猛安，谋克旧制，包括每户男女老幼。普査结果如下：年份户数口数1187,678949944705086,11957223400484900001207、：841316453532151华北既有比较具体的人口总数可资利用，于是根据北宋、南宋历届全国户数及经济文化重心数世纪以来之逐步南移等因素，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12世纪宋、金版图之内，人口总数无疑义超过1亿的结论。聊堪告慰的是，拙文撰就于1964年，30年后在《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中仍被征用。但此文不足代表个人研究兴趣开始自明清上溯，因为它不过是严肃的"应酬"文章而已。事实上，决定研究方向，更不要提选择基本性大课题，不是简单的事。虽然早在40年代留美考试前后，郑天挺先生和我已不止一次谈到雍正一朝的特殊意义，如摊丁人地等财政改革和军机处的创置。但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系即组织了长期集体专攻雍正的研究班；不久少壮华裔及美国学人也开始研究雍正。我也曾尝试着研究满人汉化的过程，对康熙朝满人采用汉姓问题已搜集了不少至今丝毫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但我自始即不免踌躇，因为这类课题研究结果水平之高下，并不取决于方法与思路，而大部取决于资料搜集的多寡。尚未刊印的军机处档案在北京，想像中未见著录的满洲精英的文集、传记、笔记等等也只有到北京才能发掘。从史料看，海外是居于劣势的。所以满人汉化的问题暂时只好零星尝试着进行。此时纽约JhnWiley出版公司一位编辑，不但已从哥大出版社获得出版《明清社会史论》纸面普及本的权利，而且仔细地读过我扬州盐商的论文。他告我Wiley正想出版一系列城市历史的丛书，很希望我能写一部18世纪的扬州。稍事考虑之后，表示愿意一试，因我觉得对扬州的财富和盐商们的家世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名胜街巷等等大体都可利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所最需要的是可靠的扬州地图。不久我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一幅彩绘的盛清扬州城垣内外名胜示意图（不精确，无比例尺）和一张美国陆军部所藏二战后江都县城郭街巷图，虽有比例尺，但街巷不够清楚。我治学勇中有慎，慎的方面在警告我未去过扬州，写起来总不免会有错误之处的，应该持重。为了筹撰扬州一书，我几乎把所有中、日文有关古代中国都巿的著作都翻遍了，仍都不能使我满意。一半由于自己的好奇心，一半由于喜作历时性比较的习惯，深觉有先择一较早期中国都市作一详细研究以资与盛清扬州比较的必要。恰好南开、清华老同学徐高阮兄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邮赠、经其精校并分别正文子注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上下两册。北魏杨銜之这部名著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是中古极为珍贵的专著，史料价值极高，值得仔细研究。W60年代前半写作往往"被动"另一原因是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有关。事缘1962年6月初访李卓敏先生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之后，我即赴纽约看望蒋廷黻师。蒋师虽负蒋政权外交重任，仍对学术非常关心。由南京迁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1958年春决计举行第二届院士选举，蒋先生和姚从吾先生俱被选为人文组院士。1964年年初蒋、姚发起把我提名为第五届院士候选人。当时选举规章甚严，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三组院士总票数的五分之四才能中选。第一次投票，三组没有任何人能得到35票的五分之四，即28票。连台大校长钱思亮都是第二次投票(26/29)才当选的。我第一次投票得25票，与35票的五分之四仅差3票，是人文组得票最多的。而第二、三、四次投票，所得票数递减而落选。这年春天史丹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到台湾访问搜集史料。据台大一位朋友事后函告，刘在中院选举前夕对台湾院士们表示意见：何炳棣还年轻，院士之荣应该先给国内（台湾）的前辈。刘是景洛的表弟，我后来曾当面问他，他并不否认。他可能影响了三四票，不过我更相信姚先生的报告，台湾的院士确有几位对他明讲，何某没有中文专刊或论文，不能轻易地投他一票。姚先生于是劝我一定要写几篇中文的论文。事实上，在1964年9月初，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选举之前，我早因与Wiley口头书约动手研究北魏的洛阳。重读此文抽印本文尾"一九六四年圣诞前夕，芝加哥"，即可说明此文写撰的动机原与中院选举无关。杨銜之《洛阳伽蓝记》书中人名、地名、第宅、宫观、寺院、官署、里巷、风俗以及制度上的专词，无一不需细读、消化、考订。若非手头仍存有杨联陞兄相关的信，我巳不能清楚回忆当时此文稿写撰的特别审慎了。由于中、日学人对此课题巳有不少论著，更由于文章涉及汉、晋洛阳旧城、官署、制度、掌故之处甚多，除联陞兄外，我还寄给劳干和严耕望两兄请加评正。这篇两万多字的"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是由耕望兄送到《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刊出的（台北，1965，由新竹《清华学报》负责出版费用，而不作为《学报》的专卷）。该文从比较的历史观点所作的序言，似仍有征引以为读者参考的价值：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囯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是传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十三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该文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北魏帝国最后40年间（495—534)划出面积约30方英里的"大洛阳"全部城郭，即被隋、唐都城设计者采为城垣所圈的总面积。该文所解决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北魏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按：东汉、魏、晋、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与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原址扩大重建而成的。汉、晋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保存于《续汉书，郡国志》的刘昭注所引的《帝王世纪》和已佚失的《晋元康地道记》。此外，根据1954年的实地勘査，阁文儒在1955年的《考古学报》刊出"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并附地图。本文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将所有文献上的城垣尺度都先照汉尺和晋尺互相核对，再与阎图核对；指出阎文中计箅的错误，但肯定了阎图的可靠性；最后纠正了一个传世1700年之久的数字错误:《晋元康地道记》所载洛城面积"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内中最大的单位"三百顷"实系"二百顷"传抄之误。最有趣的是，本文考证充分证明1934年加拿大联合教会驻河南区主教怀履光（WilliamCharlesWhite)出版的《洛阳古城古墓考》里的洛阳城垣图，一小部分是根据实测，大部分都是根据《晋元康地道记》错误的"三百顷"而虚拟的。另一重要数字的考订是关于洛阳内城外郭的"里"的总数。《洛阳伽蓝记》全书最后有以下的综述："京师东西三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二百二十里。"《魏书》纪传两则和《资治通鉴》皆作"三百二十三坊"（笔者按：总的里数包括已建和计划中尚未建置的坊"里"）。两位当代《洛阳伽蓝记》的校注者怀疑此书中最大单位数字"二百"系"三百"之误。我不厌其烦地认真步步推箅，证明杨銜之所指出的北魏洛阳附郭东西南北的极限都是相当准确的，全境之内，如果除去"庙社宫室府曹"、湖、泊、陂、池、沟、竭、渠、堰及巳开与待开的街道，只能容下220左右的坊"里"。本文再度肯定了这部中古名著的高素质和可靠性0时贤所作北魏洛阳图类皆注重伽蓝、宫苑、建筑、名胜诸"点"，而不甚注意内城外郭及坊里的面积比例。该文初稿寄出之后，始有志步步跟随杨銜之的叙事，严格遵守他所说的规格，按每"里"300步（里正方，每边300步、每步6魏尺）试绘一粗具比例尺的洛阳城郭规划图。在杨联陞兄鼓励之下，1965年夏始以英文写撰全文，完成制图心愿。但因原书叙事不可能详尽，千五百年后我的考订诠释不当之处自所难免。谨将此英文为主的地图在本节复制，以备读者参考。：--,作者自行重制之洛阳地图（公元528年）1A1Sm-Luhjf-gangbx528ADSCALJNliWtl。。Il=3A9su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决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这一点当代学人一般都不甚注意，而《伽蓝记》对坊里间的区域性和阶级性的社会经济描述最详又最精彩。希望以下征引的拙文结束语，能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都市功能及设计长期演变的荦荦大端：北魏洛阳城内坊里既全部保留为统治阶级之用，四郭坊里之间区域之划分又大致根据社会阶级身份，则北魏洛都坊里之制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之混杂交错者大有不同。这两种不同的都邑规划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汉初长安营建之际，六囯冑裔早已式微，贩夫狗屠竟成将相，一般社会阶级身份观念本甚模糊。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地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甚至不赞成孝文帝这种将社会阶层全部凝结的汉人韩显忠，在他建议洛都规制的奏章里，都认为"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是"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唐两京坊制，无论就地理空间利用或都城社会经济设计而论，大体皆遵照北魏洛都规制遗意。……[但]李唐享国垂三百年之久。其间均田、府兵、租庸调之弛废，土地私有、募兵、两税诸制之代兴，工商诸业发展因而促成举国上下之交相逐利，关中、齐、赵阀阅之渐次削弱，胡汉寒门之借戎伍科举而致身通显——凡此诸端，无一不对原有定制发生长期的侵蚀作用。降至赵宋，农商经济续有发展，社会门第业经消融，阶级身份已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巿毗邻，仕宦与庶万肩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至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关于该文，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虽然即以陈寅恪师的衡量标准而言，北魏洛阳是中古史上称得起第一等重要的课题，但对我一生治学而言，它只能代表我长期摸索国史上真正基本性大课题过程中，偶然超出明清的练习写作而已。部分由于玛丽莱特与我在清史上已建立了较深的交谊，大部由于自身对隋史、佛教及唐代长安等问题长期的注意，耶鲁的亚瑟，莱特有信致我，称赞拙文考证细密，叙事有条有理，描写洛都社会生活文笔生动。这大概与四年后邀请我为第十三位学人，主讲耶鲁亚洲方面每年一度的EdwardHHume纪念讲座不无关系。1964—1965年是"被动"写作非常忙而效率很高的一年。原来以为北魏洛阳一文可应新竹《清华学报》稿件之需，不期严耕望兄读后未与我和杨联陞兄函商，立即代投《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所以杨兄仍然催稿。我保证短期必可撰就明清会馆制度一文应急。大概1965年春，洛阳一文英译初就，立即动手写会馆。由于50年代从近4000种方志中已梳理出几种"成套"的大量资料（如有关土地、作物、超省际移民、会馆等等），所以的确很快就完成了会馆的文稿。不料资料太多，文章太长，《清华学报》容纳不下，我就不得不通过台大吴相湘兄寻找印成专册最快途径。正巧他是台北学生书局的出版顾问，而我手头还有芝大社科学院每年几乎经常都有的研究费以资贴补。吴兄和该局经理刘国瑞先生特别细心之处是书尾印出出版的年和月份："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初版。"据此回推，全书完稿当早至1965年秋季开课之前。但前此数周，联陞兄又有信来，云会馆一文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资料充实完备，如此44大鱼"，《清华学报》不能完全令它"漏网"；于是请我特撰一篇英文摘要。我不愿将序论章"籍贯观念之形成"及"会馆起源详考"等章进行英译，决定以英文专讲前此中、日、西方学人所完全未注意的长江中、上游超省际移民的"客民"会馆。这篇大概1965年秋季授课之余信手写就之作,"TheGegraphicDistributinfHui-kuan[Landsmannschaften]inUpperandLwerYangtsePrvinces-WithSpecialReferencetInterreginalMigratins"，终于出现于《清华学报》，1966年12月号在扼要解释《中国会馆史论》书名及主要内容及立论之前，应该略述我在60年代中期"特殊"的治史心理。学人之间，无论交谊如何深厚，偶或不免有史料"独揽"不与人共之""。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杨联陞兄治史诀窍之一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EHTJ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声誉。50年代我自己和1956年夏秋王德昭兄两次梳理成千种方志经济社会史料掉的一小项目，是南宋科举各路府州县试子赴京考试旅费津贴问我写撰《明清社会史论》第五章"论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时1度函杨请示南宋最早的地方记录，当然说明引用时一定申谢，而杨兄屡度婉拒。直到杨兄"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在新竹《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61年6月号）发表之后，才知道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东京，1954)发现赴考旅费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在荆湖北路18个州县最初筹办的。此事虽小，却使我生治史，史料上务求超过日本学人的志愿更加坚决此，我对会馆的起源讨论最详。按：日本早辈史家和田清及加藤繁皆采取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云京师会馆"始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间"。杨联陞尾随仁井田升，根据道光（1834)《重续歙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国际上几成定论。而我从50年代大方志札记中找出民国1919年版《芜湖县志》，内有可以互相印证的记录两则，确切地证明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后，即有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购置房地产，随即捐为芜湖会馆。可见会馆的起源要比一般中、日学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芜湖并不是唯一的实例，清初周亮工《闽小纪》"林佥宪"条讲到至晚在明武宗（1506—1521)时，京师已有福州会馆了。就性质与功能而言，京师最早的会馆属于本籍京官俱乐部性质应无可疑。明中叶后有全由商人创建之例，如嘉靖1560年创置歙县会馆之36人之中尽皆商人，无一仕宦。但自晚明起，歙县会馆的主要功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