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如果有人问我何人何事何地何言最能代表清华（当然包括1937—1945的西南联大）精神，我必须重述业已被公认为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清华九级学长林家翘1965年初秋自麻省理工大学来芝加哥大学作一周的学术演讲与对话时，在九级物理系毕业、不久获美国气象学会最高奖的郭晓岚家中和我握手时所讲的话："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①我愿在此注中介绍一部巨著：虞吴、黄延复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本近50万言的书史料丰富、涵盖面极广：表述叶先生长期不懈地探求明悉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尽力提髙清华数理教研的水准，大量培育清华内外的青壮科技家，并诱导他们出国学习国家所最亟需的专业。自清华内部言，叶先生是仅亚于梅校长，影响最大的领导。从全国着眼，叶先生是庞大科技网早期最主要的筹编人。②杨振宁，2001年2月22日致我信中的判断。全文见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82。杨对赵先生研究贡献的英文评估前此已在美国发表。雷海宗先师(一）雷海宗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王敦书(笔者注：王敦书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下文据原文略有删节）雷海宗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历史著称。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人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1922年毕业，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科学习历史，副科学习哲学。撰写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深受导师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为中国留美学生赢得了声誉。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离清华大学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2年逝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雷海宗治学的特色。他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和科技雷海宗先师（1940年代初）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通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基督教史、外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swaldSpengier,TheDeclineftheWest)研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他记忆力极强，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极有条理，深人浅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计时精确，引人入胜，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深受学生欢迎。！在30年代，雷海宗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制度"、"皇帝制度之成立"、"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和"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等论文，后合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此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人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出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写过多篇学术性论文和数量极多的政治性杂文，不赘述。此外，还编印了《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两大套完整的讲授纲要和史料选编。雷海宗的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他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他本人也曾撰写"殷周年代考"、"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等文，考订周灭商和汉武帝建年号的年代，并得到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作审査、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综合为史学的主体，艺术则是装饰。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吸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时他接受的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德国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历史认识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但过去有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和时代精神的表现，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就历史观和整个体系而言，雷海宗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时间以最近5000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髙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与施本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4000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西周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年至383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淝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渗人和侵入与汉族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一个综合的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雷海宗着重由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评价。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衰，汉代又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维持了2000年。大家族似乎与国家不能并立，古今还没有大家族下面国家的基础可以巩固的。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4000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独立，自立为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的私产。秦以下的中国，是静的历史，可称为"无兵的文化"。1935年前，雷海宗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史学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抗日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抗战紧密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当前，欧西文化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抗日战争比淝水战争更重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非常记录，赢得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他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2000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4000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雷海宗在解放前虽没有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他热爱祖国和坚决抗战的立场与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史学体系，在当时我国史学界是很为难得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一些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1952年秋后，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施本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在听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后，他心情激动，用英文写下长诗加以歌颂。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春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100多个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雷海宗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蔼可亲，不仅在讲堂上认真讲课，循循善诱地引导研讨班学习讨论，而且课外悉心尽力地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并热情地关怀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人，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弗，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雷海宗的成就是与贤内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验到了温暖与关怀。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60岁。雷海宗为建设祖国的历史学科和发展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二）雷师母张景II的回忆（1989年7月）我于1930年与雷海宗结婚，1962年他去世。在这30多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我们因等去北京的飞机，在重庆招待所住了约一个多月，但飞北京的飞机，许久才有一架，要按抵重庆先后的日期而排名次；等轮到我们时，直达北京的飞机停航了，我们只好改,乘去南京的飞机，飞往南京。抵南京后，知京浦路尚未恢复通车，要由上海乘海轮到塘沽，再转乘火车去北京。但去塘沽的船何日起航，杳无音信。我们在南京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乘京沪路火车去上海，等海轮北上。在上海又住了两周多，才买到去塘沽的轮船票。当时留在上海要去北方的同学有三四百人之多，都要乘这次去塘沽的海轮。这数百名同学本由一位教授带队，临开船时，那位教授忽对海宗说"雷先生，我不去了，由你带队"。那位教授怕困难，临阵脱逃，把困难推给别人。海宗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想到数百名同学无人带队照管，他就接受了那位教授的嘱托。很不幸，船至途中遇着大风浪，几乎沉没。在这险境下，海宗组织同学分队、分组，井井有条。船抵塘沽后，换乘火车去北京。火车抵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海宗让我乘三轮车先回到他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同学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他才回到他弟弟家中，已是凌晨3点多了。自那时起，我发现他的体力大降。1952年院系调整，海宗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组内有位同事教课不受同学的欢迎，无法教下去。当时海宗授课的时数已满，但他仍勉力接受那位同事的课，该同事随班听课，海宗尽量不让那位同事有丝毫难堪。那位同事随班听课后对海宗大为感佩。"反右"时，系内开小组会讨论如何批判雷海宗，轮到那位同事发言时，他说"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使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大为恼火。海宗写英文稿件时用英文思索，这是少见的。他至美国芝加哥读头一年时，写了一篇文章，大受教师的称赞，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此事他未对我说过，我是在他去世后，在他日记中发现的。他不仅英文好，也懂法文，可以看书。法文，是他考清华留美预备班时自学的。他考清华时，是考插班二年级，因考插班二年级，需考法文。他经常看法文书，故法文未忘掉。海宗在美国学的是西洋史，回国后，他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应兼通中外历史，故他自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即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每当他想到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时，都即时写下来，由此积累了不少资料。1932年，他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时，夜以继日编写中国历史教材，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三四点钟，—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共六册。海宗为培养接班人，抽出时间在家中为他的一位助教，专开一门中国上古史。海宗假如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书看，一边说"今天整天未看过书"。他真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在南开时，除订阅《人民日报》外，还订了十多份外国杂志。他说"不看外国杂志，就不了解人家的科学一日千里"。海宗在美国未完成学业时，他父亲病故了，他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除二弟在邮局工作外，其他弟妹都在读中小学，故家中的经济很困难，他便由国家给他在美学习的生活费中，每月节省五元美金寄回国内家中。他父亲生前是牧师，按教会规章，牧师的子女皆免费读中小学，直到中学毕业为止。因海宗学习成绩优异，教会表示对他的供给不受限制，要用多少，就给多少，直至读完清华为止。但他不愿多花教会的钱，非常节约，每周皆步行进城。他感觉用教会的钱，心中十分不畅，故他回国后，即不再领用教会津贴，他弟妹的学习费用就由他自己负担。他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月薪260元，每月寄回北京老家140元。我们结婚后，每月仍按原数寄回北京家中。1932年他回北京清华母校任教，北京老家及弟妹的学习费用，各人每月的零花钱，均由他一人承担。二弟的工资由二弟自己支配。每年暑假时，我们由清华进城后，带着全家老小去前门最大的绸锻店买衣料；他亲自捧着料子，走到两个妹妹跟前问"大妹你看这块料子做衬绒袍好吗？二妹你看这个料子做夹袍好吗？"料子买妥后，回到家中，叫成衣来，给每人量好尺寸，一切都完毕后，我们才乘车回到清华。照例，一年一度。海宗自己虽已负担很重，但如有青年考取大学，经济有困难者，若向他求援，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1957年夏，在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噩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海宗学习的兴趣比较广，他在美学习时，主系是历史，副系是哲学，对佛学也略有探讨。曾记得1961年冬有一天晚间，南开大学外语系的一位教授来家中问起西王母的来历，海宗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滔滔不绝地将西王母的来龙去脉讲到深夜。1961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他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已三年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毅然乘着三轮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他先后讲授"外国史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开过，据说此门课在北大是由几位教授合开的，而南开只由海宗一人讲授。海宗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1962年12月15日夜，海宗病情加重，次日送往天津总医院，医治无效，于12月25日与世长辞，一代文人，从此离世！他是无私的，他对自己的吃穿从不讲究，我若为他做件衣服时，他总要问"你有没有？"我婚后没有工作，但他对我从未表现过家长作风，或大男子主义，更未对我说过一句不堪人耳的话。他病中，有人送来由香港寄来的饼干，他知我爱吃饼干，他一块都不肯吃，留给我吃。如有人送来电影或戏票时，他总是催促我去看，对我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我如在厨房做饭时，他搬个凳子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我外出购物，若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我回来。邻居的一位老太太说，"我从未见过夫妇的感情这样好"。我自慰选得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终身伴侣，可叹好景不长，他过早地离开我，死者已矣，生者难堪！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雷崇立，她父亲是非常疼爱她，但不溺爱，如遇女儿任性时，他决不依从，并不责罚她，而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崇立后来成为贤妻良母，对公私事都是任劳任怨，不自私、不自傲，有乃父遗风，1952年，海宗调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当时崇立在北大尚未毕业，她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天津北京两地相隔，海宗未能有机会把自己所掌握的英文传授给女儿，这是他的一大遗憾！我现已年近九旬，由童年到现在，我的生活条件，确实起伏不平，但我对生活的甘苦不太介意，只求能度过一个心情舒畅的晚年，于愿足矣！(三）笔者的回忆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唯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1)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2)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剌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4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今夏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里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两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新故老同班，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晗先生表示讥弹之意。"②但可喜者有三。①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香港：龙门书店，1ź影印本），页125—126。②翁同文先生生前面赠打字未刊的"西方学者的4文明异同比较研究评述"，页13。(1)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2)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各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60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ldT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迄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①30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40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30年代他已纠正了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二人二年级读后即去哈佛完成学士及博士学位）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①翁同文先生1962年4月7日自巴黎致我信中语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能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3)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i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20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d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人"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50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人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人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多年后由雷师母信中得悉）。直到1959年秋我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舂把此书及早巳在《美国人类学家》列为首篇的"美洲作物传华考"（1955年4月号）、1954年7月刊于《哈佛亚洲学报》的"18世纪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及《经济史学报》(英国剑桥，1956年12月号）里的"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等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兹将原信全文抄录如下：炳棣：首先我必须说：Iweyuathusandaplgies，因为我早就应该与你回信。你寄给我的几封信，你在1959年年底寄给我的你那一本精心之作StudiesnthePpulatinfChina和几篇论文，我都已收到；你叫我转交的几篇论文，我也都一并交南开大学图书馆。读了你那本书和论文之后，感到极为兴奋。最近又收到你本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和所附的各种学术刊物对你的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我真是无法形容内心所感到的欣悦和赞叹。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缋。我希望，我最少还有机会能看到你今后一部分的成缋：我眼前正在急切盼望早日读到你那本关于scialmbility的新书。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的时间不能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我过去曾经屡次提笔，想要给你写信，每次都是提起就又搁置，没有能力写下去，以致劳你在万里之外长期惦念，每一忆及，内疾至深。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巳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课为新课，即"外国史学史"，主要是讲西方过去两三千年的史学发展情况。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巿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当然，为特别专门的研究，恐怕仍需借助于东部的几个大图书馆。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内子虽已年逾花甲，大致尚属健康：她叫我向你、向景洛多多致候，并告诉你们的两个孩子，说万里之外有一位老太太常常想到他们。小女现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任讲师；她已自有家庭，也已有一子一女；她工作较忙，不能多来天津，所以经常只是我与内子两人相依度曰。你写信给我，谈你在国外的工作和情况，用英文比较方便，今后尽管仍用英文。我给你写信，瑣琐碎碎地谈我的情况，用中文较为便利。此祝阖府安好。海宗1962915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10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bility,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箅，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为冥冥纪念雷师，当1965年芝加哥当局决定为我设一讲座之时，我建议JamesWestfallThmpsn(芝大已故中古史名家）这一称谓，因为Thmpsn是雷师当年（1922—1927)最重要的老师。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30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l)创刊之庆。此文25年后重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mhard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可憾的是，迄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髙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重刊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7，注5〉里，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BernhardKarlgren，"SmeWeapnsandTlsftheYinDy，nasty"，BulletinftheMuseumfFarEasternAntiquities，N-17，1945，PP101—144，特别是pp116—120)。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fi在电话中十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贏得更大的不朽。【第八章】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早在1935年清华已开始做南迁长沙的准备。七七抗战揭幕之后，个人的读书应试计划虽成泡影，当然还是只有跟着母校走。所以自北平到天津与父母及两妹短聚数日即行告别，搭太古洋行的顺天号客轮赴烟台，渤海中遇台风。翌晨船人港时，级友林从敏即开了自家洋行的小船来接我、黄明信和梁瑞麒三人至他府上做客。承林府款待10天左右，大家决定去长沙等候联合大学开课。过济南时，韩复榘的省政府竟发给我们流亡大学生每周每人2元5角的生活费。在国难生活一切从俭的口号下，我只故犯了一次"清规"：偷偷独跑到沂州小馆吃了一碗片汤和红烧一条斤半重真正的黄河活鲤鱼，因深知这种品尝全国驰名的地方美味的机缘是非常难得的。我和他们几位在徐州分手，原因是我必须先去杭州探望邵景洛，试劝她和她姊妹们也做内迁准备。由于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我不得不大绕其道，自南京乘江轮至九江，自南昌搭浙赣路火车至祖乡金华小住几日再北上杭州。获知景洛一家老少六口计划一时难定之后，只好怏怏一人去上海，再图西转长沙。不期抵沪之后，德奎迅即代我向光华大学缴了学费，一切生活费用由他承当，两学期后我可拿淸华文凭。他热情地希望我能在光华借读期间继续准备将来的留学考试，练习英文写作。光华的师资和图书其实相当不错。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历史系吕思勉等位都是著名学者，教西洋史的耿淡如是翻译名家，政治系也还有一两位好教授。外语系张歆海先生英文演讲之流畅，遣词造句之典雅，令我十分敬佩，我时常旁听他的课。但是，由于环境和学风的不同，更由于个人感到前途茫茫，实在无法安心读书。10月间得悉邵景洛全家巳搬回绍兴陶堰老家，我更感忐忑不安，因为东南战局如何扩展很难预料。12月初我搭轮船去宁波，经慈溪、余姚、上虡，渡曹娥，至陶堰，劝她父亲邵文镕（铭之，1877—1942，早岁在北海道札幌工专习铁路工程，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与鲁迅为生死不渝之交）先生最好全家先搬到上海租界，然后再做长期打算。果然此行不虚，开年景洛全家都迁到上海，住霞飞坊,成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周建人先生的近邻。1938年春季景洛在暨南大学借读，1939年初完成了清华文学士的学位，比我学位的完成仅迟了一个学期。就学习而言，1937年秋至1938年夏这一整年是恍恍惚惚度过的。只精读了英国19世纪中叶天才政论家白芝浩（WalterBageht,1826—1877)的《英国宪法》和崔维林（GMTrevelyan)的《英国史》各主要分期的序论。英文写作可能有些微的进步。这一年主要的收获是巩固了我与邵景洛之间的爱情。就在1938年的8月，仍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以哈佛燕京社500被录取，9月北上报到，为历史系研;生。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人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后在美国他曾面告40年代后半在哈佛东亚语文系博士论文口试时，日本史资深教授而又与费正清合撰东亚史的雷晓尔（EdwinReischauer,1910—1990)不时做笔记，足见哈佛教授中国史知识有限。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第八章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125邵景洛（1938年春，上海）作者（1937年秋，上海）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我们三人都以邓之诚(文如）先生为导师，锺翰学长与我修清史，伊同学长修魏晋南北朝史。主要的工作是各自去摸索史料再选研究专题。洪业（煨莲，1893—1980)先生主持哈佛燕京社引得编纂的大工作，已出版的几种引得引起举世汉学界的重视。引得编纂所收容了不少专才，间接地增强了历史系的教研资源。最重要实例之一是美国哈佛柯睿格（EdwardKracke，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他在1936—1940年访问燕京研究宋史的"真正"的导师，是引得处的聂崇岐学长。洪先生所开之课，据记忆所及是初高级的史学方法和远东近代史。研究生不必上方法的课，有专门问题时可与洪师讨论研究。我只曾旁听过远东史的几个演讲，注重故事与趣味，如乾隆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LrdMacartney)是否始终未向乾隆下跪等，英文流利，笑话连篇，引起全班（尤其女生）兴趣，但内容多无关宏旨，与蒋廷黻师严肃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适成对比。由于燕京图书远较光华为富，我恢复了清华自修西史长期准备留学考试的习惯。不但尽量利用燕京的西文藏书，并不时进城去北池子一个小型精致、外交史书籍及档案收藏可观的图书馆。按:30年代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国唯一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英文期刊是《中国社会及政治科学学报》（77ChineseScialandPliticalScience，北池子这所图书馆就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教授们所主办的。据主持该馆的陈先生讲，当时对此馆最热心的是蒋廷黻先生。就我记忆所及，30年代该学报中不时有蒋先生精选、嗨邦福先生英译的帝俄《赤档》文件，以备不懂俄文的外交史家参考。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已经发表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也在该学报另以英文发表。我特别记得丁文江先生一篇批驳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Gianet)的《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所描述的，郁郁葱葱、池沼密布的黄土高原与平原。黄土高原是在长期半干旱的状况下累成的，一般而言树林仅生长于较低近水处和山坡上。这篇极重要的书评影响我日后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甚为深巨。1938—1939这一学年，我利用燕京和北池子图书馆的藏书，对欧洲战前外交史及近代国际关系方面巳具有比清华期间更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恢复自修西史，对清代史料几乎完全忽略。学年结束之前有中西史初步综考（cmprehensive)的考试。西洋史方面由齐思和先生出题，我们三人都通过，王伊同和我成绩相等，王锺翰兄略低。国史皆由邓文如先生出题，题目因人而异。二王皆高分通过。我的考题全部皆有关清代史料，尤其是要较系统地说出清三通编纂的经过；问题之较专狭者，甚至仅涉及某晚清学人的笔记。我几乎完全无法作答，久久不能动笔。邓先生对有些知名学者甚为严厉，而为人实际上非常慈蔼。他好像比我还难为情，对我用极温厚的西南官话说："随便写一点。"我仍是交了白卷。一周后他另出了些明清史实制度方面的题目，如明代内阁和宦官，清代康、雍、乾之治等，我总箅过了关，但自觉赧然，非另作他计不可了。1938年秋冬之间我利用中、英、美的外交和传记资料撰就"英第八章两年枋徨：光华与燕京127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刊于1938年度的燕京《史学年报》。当时外交史是国际上最热门最拥挤的领域之一，拙文观点和分析能略有新（决不敢云"创"）见，至少堪充外交史上一个有用的底注，这是60多年后回想起来还不脸红的。1952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晤罗孝超学长时，他坚持要请我吃饭，提醒我他1939年的燕京政治系硕士论文"张伯伦（JsephChamberlain，1830—1914)的外交政策"的序论章是我代撰的（因他那时忙于网球比赛）。1939年春夏间，我曾与哈燕社赵丰田学长几度谈论晚清人物和史料。他首先问我对清季外交人才的看法。我告他翻检中西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总理衙门大臣之中真正了解国际情势、真心倡议维新、最受光绪信任的是南海张荫桓(】838—1900)。张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帝俄财相维特伯爵(CuntWitte)流亡期间所述的回忆里提到，旅大交涉时他曾令北京俄使向李鸿章和张荫桓行贿；而《赤档》中却只讲李受贿、张坚拒受贿。张反对李的亲俄政策，主张联英以制俄，理由是英国志在推广商利，而俄则志在鲸吞我国的东北。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赖英使援救，张未与六君子同时受戮，流戍新疆；但拳乱发生，卒为后党所害。我觉得这位国内毁多于誉，而受到西方外交家一致赞扬的悲剧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赵学长深以为然，并告我北平图书馆有抄本《驿舍探幽录》言及张流戍经过。我第二篇"习作"论文"张荫桓事迹"之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号（1940)是受赵学长鼓励的结果。另篇受益于赵学长启示的"习作"论文是"翁同解与戊戌百曰维新"（英文），刊于FarEastern(?Warte々（不久即改名为77ieJurnalfAsian&uw,《亚洲研究季刊》），1951年2月号。"张荫桓事迹"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对我报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考试（1943年8月下旬）的成功不无小补。因为留美考试除语文及五门专课外，还有一项"服务研究成绩"，占全部分数的百分之五。这一项我之得到满分，无疑是靠燕京这一年巳刊及待撰的两篇论文。虽然报考时还另缴有"意大利统一的思想背景"，主要根据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马志尼（GiuseppeMazzini,1805—1872)英译文集（刊于《清华月刊》，1937年第1号），但此文原系二年级时欧洲19世纪史半研究性的读书报告，事实上是最初步的论文习作。1939年夏燕京历史系虽不停止我的哈佛燕京社奖金，我已自觉难以久留。正巧刘崇铉师暑假自昆来平探望师母，问我是否有意回母校任助教。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所以8月下旬即赴上海，经香港、海防、滇越路去昆明了。更堪告慰的是景洛已决定和四妹景渭，连同杭高老同学数人秋间同赴昆明。自课业观点看，燕京研究院的一年成绩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课外与洪煨莲、邓文如、齐思和系中三师，以及政治系主任吴其玉博士多度谈话，都增广见识，获益匪浅。由于教授并不终日坐守办公室，研究生可趋教授寓所就教，不时且承留饭。可憾的是，当时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意愿去了解洪师"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等篇考据之犀利周至，以及邓师对历代典制之博洽精深。从观点、方法、论断上我获益最多的，是与齐思和师几度对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因为这是齐先生哈佛博士论文的题目。据说国内自1949年迄今半世纪内对"封建"有五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我相信最合理、最正确的是齐先生的看法，大体上也是国内西史大师雷海宗和吴于廑们的看法。1938—1939年在燕京与清华借读同学辈中，如陈国庆、姚念庆、程明洲、南开中学的林镜东、"小弟弟"黄宗江等人相处的欢洽，也是一生难忘的。谨以生平难度最高的一篇论文——"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献给近年复刊的《燕京学报》，聊表对当年未名湖畔师友的怀念，并以匡早岁史识与考据能力之不逮。【第九章】南联大(上)I留美初试失败我于1939年9月底抵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主要工作是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1939—1940年以后先修班取消）。外界不知，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仅两月，清华校务会已接教育部命令筹办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双方一再磋商后决定了22个科门。文法方面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除医学（外科）、制药学、农学、纺织外，其余16门尽属工程。考试日期定为1940年8月下旬，考试地点定为重庆、昆明、香港。除党义（不计分）、国文、英文外，每门要考五个专门科目。经济史门的五科目是：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学原理、西洋通史和经济地理。五科目中我仅仅读过西洋通史。经济史和经济地理不难准备，而苦在本科时未曾选习经济学原理，遑论经济思想史。当时西文图书相当缺乏，幸而联大经济系名教授伍启元学长自英国带回不少经济名著，供我自由借阅。伍学长是沪江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生，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其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要》回国前已在伦敦大学出版；此种成就当时留学生中甚为罕见。我本科时一向弱于理论，1940年春夏经济学原理与经济思想史多种专著双管齐下，互相补益、反复消化。数周之后特向陈岱孙先生请教。陈师说经济学原理以纯理论部分（供、求、价格）最能鉴别考生高下，建议我进一步精读马歇尔(AlfredMarehall)较深的《经济学原理》中的若干章。8月下旬考试，使我最震惊的是经济学原理三个试题无一涉及供、求、价值原理，其一是关于欧战末期及战后俄国卢布和德国马克贬值的历史。这类题目我几乎一个字也答不出来。至今此科目之命题者仍不清楚，只听说他是中央大学教授。其他科目答案差强人意，但自知经济学原理是全军覆灭了。考试结果1941年3月15曰公布，经济史的胜利者是东吴大学毕业、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吴保安（后改名吴于廑）。一两日后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先生对我说："这次可惜极啦，事实上你考得很不错，尤其是英文分数是全榜（考中与不中）最髙的，87分，但经济学原理只得了n分。就这样，总平均还是72分，这是历届留美考试从未有的现象。历届录取者最低的总平均是48分。这真太可惜了。"朱先生顺便告诉我，吴保安82分多的总平均是历届最高的。又告诉我经济思想史我得了85分，是北大赵乃抟先生命题，西洋通史得94分，是钱端升先生出题，经济地理得80分，是中央大学胡焕庸先生出的题。这次考试失败给我最大的安慰是：强度自修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之后，自觉以后不会太怕理论性的科目了，对西方抽象而又系统思维的了解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将来历史研究攻坚有需理论之处，应有获取最低必要知识的能力。同时我对自己也做一瞀告:这次英文成缋全榜最高，决不能因此而翘尾巴，因我深信与考者中必有英文胜我之人。吴保安国文得90分(想系全榜最高者），而西洋史以英文答卷竟得95分，比我多1分，足征他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我平心静气地反思，何以我英文得87分，较吴多12分的可能原因。按：英文与其他科目一样时限是三小时，分三部，汉译英、英译汉、作文。作文英文题目的措辞已记不清，意思相当于"论学以致用"。猜想中我之所以能得高分，十九可能是因我胆敢大作反面文章，力驳（当然避免过激语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短视与功利，只知注重理工，尤其是工程。我的作文相当长，主要是以19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例，说明其成功大都有赖德、意两民族的精神复兴运动，并举了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史实。因此，为了民族复兴，文、史、哲之为"用"较理工有过而无不及。阅卷人既必系人文学者，我的论调可能正合他的心理。事实上，从这次考试我自觉英文是无止境的，我更应该继续自修以求增强英文思维和写作能力。不过这次英文考试的结果，少数联大同仁也有所闻。1986年秋重访昆明时，云南大学历史系砥柱李埏(幼舟)教授对我谈到一项回忆："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我听了大笑，马上对李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库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rr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1980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教授请我开一海外华裔史家名单，以备该所邀请参加次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于10月1日国庆前完成北京节目后即到武汉参加正式的研讨会。事先该会为我在武汉大学安排了一个晚会，以便与吴于廑、唐长孺、姚薇元诸位名史家会话。这是我与吴仅有的一次晤谈。当我与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握手时，不由脱口即说："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他茫然大窘，等我解说后他才明白。当晚与几位武汉史家谈话甚有收获，特别是事先已知吴先生在联大时曾听过雷海宗师的中国通史，解放后与雷师也有联系，对世界史的看法与雷师及丁则良等也大致符合。这是国内世界史基本教学上的大幸，因为主持者全是精通西洋史的学者。n"尽人事"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正式公布不久，清华评议会就于1941年4月10日公布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初拟"二字是我半世纪后反思而加的。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因为人文社科方面科门比往届都多了不少，计有：英文（文字学）、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人口问题、政治制度、刑法学、会计学和工业经济等8个科门。近年读到《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册3(上），页320，才发现早在1940年1月9日，在向教育部提出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科门时，清华评议会在梅校长领导下已做出以下的决议："下届（指第六届）招考留美公费生时，应将植物形态学、语言学、人口问题暨文法方面科目特予注意。"这项决议反映梅校长及评议会一向在响应教育部"提倡理工"的同时，无时不在极力暗中设法发展文法。因为清华精神之可贵正在它一向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清华放出招考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的可喜消息之后，很多联大三校文、史、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教员助教、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马上就开始用功全力准备了。不料不到一个月，消息已自教育部传到联大，丁则良首先听到，随即对我说教育部巳把文法方面科门大加砍除，西洋史确实已被取消了。在极度懊丧之中，我没有完全丧失冷静：正如清华考试委员会所拟科门必须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改拟的科目似乎也必须经行政院例会通过。在漫长失眠之夜反复慎重考虑之后，次晨等景洛出去办公的时刻，我给蒋廷黻师写信，报告西洋史科门日前被教育部撤掉，下届行政院例会之中蒋师如据理力争，西史科门抢救成功可望，于公于私似皆无不当。蒋先生那时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当然不会回我信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大约是6月间，清华正式公布业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之中，首门即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此外清华原拟的人文社科八科目中，"人口问题"改为"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会计学"保留，另加"师范教育"一门，其余如"英文（文字学）"、"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政治制度"、"刑法学"、"工业经济"等五门都被砍除。西洋史报载证实之后，我才对景洛一人说，如果这次我考取，十九应归功于"尽人事、听天命"的华夏古训。in再"尽人事"1941年初夏西洋史这一科门既经行政院月会予以保留，联大历史方面如本人、丁则良、北大宋泽生，研究生中如清华级友欧阳琛等当然立即重整旗鼓，全力准备考试了。由于自孩提起我心灵深处即由外祖母和父亲灌输了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所以年届青壮一向都是一个多愁而并不善病者。这时考试科门虽经公布，届五证第考年报者华作清-1一：堆isr五！《2；公費生9期"中奉：年八月拾、：d_______J大意而每个科门所考的五个专门科目尚未决定，命题者亦待延聘。我臆测西洋史方面可能有两个科目：西洋通史和一个注重近古（16、17、18世纪）的大断代史。西史一切有客观标准，事先不必作杞人之忧。可能有一门世界地理，亦无大问题。国史方面最可忧者在中国通史，而且我的忧虑绝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事缘两年前（1939年春）在燕京为研究生时，一天下午陈鳘来访。他是清华历史系七级学长，清宫太子太傅陈宝琛之孙，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的堂弟，字壬孙，书法秀劲颇类乃祖，古文根基在同学辈中亦较深厚。他又是邵循正的妹夫。其近作"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已被接受，即将刊于《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号。陈蓥面容戚戚，对我说："炳棣，对不起今天要你破费请我吃晚饭，让我喝几杯闷酒，因中英庚款考试揭晓，我没考取。"随即告我中国通史命题之"奇"为其致败主因。命题者事后知道是陈寅恪师。通史三题为（措辞不失原意义）：（1)评估近人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之成绩。（2)评估近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绩。（3)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乍看之下，第一、二题至公至允，毫无可非。但事实上当时全国资望之可为中国通史命题者除陈师外，有傅斯年、柳诒徵、钱穆、邓之诚、雷海宗、缪凤林、吕思勉等七八家之多二由于命题人学术修养和观点之不同，同一答卷结果可能有数十分的差距。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的①"白直"有二义。（1)南朝自刘宋起，以白直充仪仗，有时亦充侍卫军士。（2)北朝自北齐始，以白直充品官的力役。至唐代，凡州县官员流外九品以上，皆给白直，以供役使。天宝（741—756)初全国白直总数达10万以上。不久废。"白籍"是东晋及南朝时，北方侨居江南地区的临时户籍，因以白纸书写，故名白籍，以别于江南土著民户之"黄籍"。白籍民户可免税，可免服役。"白贼"是南朝对身无官爵的庶民或白民造反者的诬称。南齐485年唐寓之于富阳起事后，被称为白贼。（以上摘自《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上，页807—810)t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正在思虑中国通史可能命题人选的一两天内，在文林街上遇见陈岱孙先生，即以陈鳘的不幸经验面告。岱孙先生叫我几天之内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中国通史命题人。大约半月之内清华注册课正式公布所有22门的专门科目，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门所考五项专门科目是：（1)西洋通史、（2)西洋近代史、（3)明清史、(4)史学方法、（5)世界地理。以明清史代替了中国通史完全出我意料，但三思之后觉得非常合理，心中一大隐忧总箅解除了。但史学方法这一科目引起丁则良和我的新忧虑，事缘姚从吾先生多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以德国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历史学方法教科书》为蓝本，内容远较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ChVLanglisandChSeignbs)合著的《史学序论》为翔实。丁则良聪明绝顶，没几天就笑着对我说，他不过向姚先生请教如何准备此一科目，而姚竟立即讲出不应讲的实话：清华考试委员会确曾请他为史学方法科目的命题人，但他马上辞掉了，理由有二：（1)他本人英文有欠精通；（2)他建议清华考试委员会应改聘我国史学造诣至高、方法至通的大学者。他并且对丁说，谁是史学宗师是尽人皆知的，不必道出他的大名。几天后姚先生对我也说了同样的话。因此，丁和我都相信史学方法的命题人定是陈寅恪师无疑了。当时我心中在想，陈寅恪师命题是无法猜中的；但这样也好，因为这力就不需要多准备，要靠平日所读所见所领悟的第一流考证文章。至于所谓的"纯方法"方面，如版本、校雠、史料评价等一般原则，在陈师眼里都极浅显，不会受到他的重视。即使他题中涉及这方面，我从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相关几篇专文的卡片摘录似较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及近人几种目录学、伪书考诸书所论要更周详、系统、科学。再则答卷时多以陈师考证结果为例总不致有大偏差。无论是何科目，陈师命题总有一定比例的"不可知数"，①陈鍪，中英庚款考试失败后赴东北教书，不数年即病死但史学方法的"不可知数"总比中国通史要少得多。五项专门科目之中竟无中国通史，而有明清史，是我意想不到的，似乎可认为是我"再尽人事"的报酬。W否不单临1940年夏准备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期间已接到天津二妹莲生的信，知道大妹又星（1919一1940)已因肺病逝世。又星小我两岁，自小学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毕业一直是校中首席"歌星"。她的夭逝无疑加速父亲的衰老。留美初试失败之后，一再"尽人事"准备东山再起之际，再接莲妹的信，父亲果然在1941年春夏之间去世了。事实上我几月前胃部即感不适，十余年后在加拿大才证实自少年时期（尤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时1929—1930年）即患十二指肠溃疡；1933年第一次考清华照X光时发现左肺左下角曾经传染，幸而不知不觉之中已经钙化。回想起来，"旧中国"的公共卫生、体格检査等实在太落伍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继续准备考试。珍珠港事件打破了沉闷，清华校务会议终于1941年12月26日正式议决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延期举办。在这种情势之下，连系主任雷海宗师也看不出我的前途，所以才不得不试问我是否有意暂去他校独当一面讲授西洋史。各方面考虑之后，只有暂离昆明，先回故乡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了。在沦陷区从事"经营"的15个月（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底返抵昆明）是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最可叹的是明明从景洛一系列信中得悉，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初定于1943年3月举办、又延到同年5月举办，我是干着急，自问绝赶不上，因为预计5月上旬只能赶到重庆，恐怕连报名期限都要错过，遑论考试。如期赶到重庆之后，住在两路口中央社宿舍世交赵漠野兄（清华经济系教授赵人镌之弟）处。恰巧叶企孙先生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经常到两路口办公。我问他第六届留美考试是否日内即要举行。他说："你来得将好，由于四处（重庆、昆明、成都、桂林）招考，筹备来不及，考期已延至8月下旬。"喜出望外，但我也确有隐忧，不觉脱口："可惜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无法好好地准备。"叶先生说："这也难说，考试主要要靠平时的用功。"我终于5月中旬赶回春城昆明。V东山再起回到昆明并不能立即集中全力准备考试。过去的15个月所受的精神打击实在很大，又自知荒废巳久，两个多月之内主要只能从事温习反思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8月16日正式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是十天后8月25日星期四开始的，共考8门，为时4日。当时由于防日本空袭，上午一场7—10时，下午一场3—6时，每场3个小时。非常出我意料的是，头一天头一场党义等候试场开门的时候，22科门百余位试子之中独独不见丁则良。党义完卷之后仍不见他的踪迹。到晚上才得悉他因患病便血不能参加考试。我这才暗中忖度是否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两年多笼罩着心灵深处的阴霾似乎显出了一线曙光。这次考试，国、英文及两门西洋史的试题都已不大记得了，因为答案平平无奇，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明清史五题都记得，但答得好的不过两题，自以为得分也不会很髙。世界地理因自初中即特别有兴趣，答得还可以。最令我惊喜的是史学方法。我通常总是把全部考题过目之后立即动手逐题作答，因为人文科目必须争分夺秒才能尽量言所欲言。可是这次我却足足用了两分钟在忖度：如此内容合理、中西均衡的四大题目的命题人，绝不可能是丁则良和我臆测中的陈寅恪师，十之八九会是雷海宗师。兹将记忆所及的四题内容列述如下。-第一题问：何谓"外证"（externalcriticism)；何谓"内证"（internalcriticism)?试申述外证与内证的方法和原则。作者，1943年第六届清华留美报考证第二题列出西洋史学中的三大名著，至今只记得三中之二：HenryThmas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化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三部中任选一部加以评估。我从未读过Buckle，但我可能是西洋史门真正精读过吉朋巨著最初十几章的唯一考生。吉朋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开头的十几章；尤其是头三章综合描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军事、政制、首都和地方的关系、民族政策、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其他造成百数十年和平康乐的种种因素和现象。再则长逾3万字的第十五章，详述早期基督教屡受压制而终能胜利成为国教的种种原因，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令我最满意的是在我周详的答案中，居然能把吉朋全书中最令举世史家拍案叫绝的一句，一字不错地全部默出：Thevariusmdesfwrship,whichprevailedintheRmanwrld,wereallcnsideredbythepeple,asequallytrue;bythephilspher,asequallyfalse;andbythemagistrate,asequallyuseful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这句名言全部默出对阅卷人打分数的可能影响，似可从本人另一亲身经验中体会出来:60年代末（确切年份已记不清），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神学院主办的演讲及讨论，我随兴背诵吉朋这句名言以讥讽基督教胸襟之窄狭，并马上借此机会指出，吉朋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永恒至高理性之句，正是因为18世纪西欧顶尖哲士深受古代中国人本主义哲人的影响。事实上吉朋的名句虽是以英文表达的，而其精神却可认为是"中国的"，非西方基督教的。我这短短的发言竟引起校长毕都（GergeWBeadle,195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生物学家）和历史系同仁布尔斯廷（DanielBretin，不久即荣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异口同声的喝彩。史学方法第三试题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任选其一，加以评估。最后一题是《史通》、《文史通义》任选其一，加以评估。我想天下后世都会同意，这门史学方法的试题真可谓是极公允之能事。四题涵盖中西古今，重本弃末，从人人皆有所知的基本课题中，甄别答卷中所表现的知识的深浅和洞悉能力的强弱——与第六届中英庚款考试陈寅恪师中国通史"三白"命题之偏颇，适成一有趣的对照。1944年夏考试结果揭晓，我考取了。据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先生面告，我的总平均785分是全体22科门公费生中最髙的。当然，理工科门与人文社科科门性质迥异，不可类比，但师友间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