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但总的来说，南开是一所很好的中学，而且可能是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值得钦佩的爱国学校（请参阅"专忆3")。因此，本章回忆的重心是我对南开中学的总印象和总评估，当然也不得不涉及个人求知历程中的得失。为一般读者参考，有必要简述南开创校的特殊动机。南开学校的创建人jjg苓（1876—1951)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三大教育家之另两位是倡导大学自由研究风气的蔡元培（1868—1940)和清华大学最久任最成功的校贻琦（1889—1962)。张伯苓于1889年以第一名考进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人驾驶班。校长严复，教师中如伍光建等都是精通西学之人，所以科学及英语教学都极认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因数月内北洋海军即几乎全军覆灭，张不得不赋闲两年多，至1898年7月始被派舰驶往威海卫，参加自日本收回该港、再将该港移交英国的典礼；两日之内，目睹三易国旗的奇耻大辱，使张伯苓深深感觉到救国之道在图强，而图强之本在教育。时天津巨绅严修，字范孙，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学部侍郎，聘张在私宅设立家馆，以新学授严氏子弟。1904年始扩充外迁公开招生。1908年更在其他邑绅捐赠天津已拆旧城西南角外的开洼野地建成校舍，始更名为南开学堂。在中美两国开始磋商筹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之际，南开中学1908年第一班毕业生中已有像梅贻琦这样的人物。南开中学早期毕业生中成名之人甚多，要以1917年毕业的周恩来最为显赫张伯苓自创校伊始即注重智、德、体、群的全面发展。早期尤能与学生同操练，同生活，所以学生都受到张的精神感召，都能培养爱国爱群的公德与服务社会的能力。民国初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1869—1909)之久的伊利奥（CharlesWElit,1834—1926)博士参观南开中学时，对张氏的办学精神及已有的成果作出高度的赞扬，以致南开的声名不久即远播大洋彼岸，引起美国教育界、教会以及洛氏基金团等的注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等人的言论中，南开经常被认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学。我对70年前的南开中学集中回忆以下几点，并尽可能地试作"客观"的评估。首先应该评估南开的教学水准，先自语文谈起。南中国文教学一向是相当认真的。我没有上过最为同学所廣服的孟志荪先生的国文课，但教我的先生都是北大及清华毕业的，都对古代文学有相当修养。他们在课堂上用相当多的时间在表现他们在大学中所获的小学、训诂方面的专识和追搠章句更古的渊源。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种教法不免好高骛远，太接近大学的教法，不如专心改进我们的文言写作更实用些。今日反思，决不能怪他们教学不好。我最大的不满是南中的英语教学。说起来，学校自始即极度注重英文的，每周6小时，天天有英文课。而且学校订的标准很髙：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这项标准对基本文法的学习无甚影响，因初三全年在刘百高先生国语讲解及督促实习之下，我们对基本文法已相当清楚。回想起来，不但在南中，即使在清华大一，教师对学生动名词（gerund)及语气（md)的班内外实习仍是远远不够。南开髙中英语教学最大不足在读本的讲解和口语的练习。例如我高中一的英文老师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讲解原文较难词句时所用的英语往往比原文生硬得多，远远不能给我们以"英语感"。这显然远远不如早期南开的英语教学，有终身贡献于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1898—1990)为证：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我在南开四年半，只有最后三个月的英文老师才够理想，才能使我从口语和写作方面开始有"跳跃"式的进步，不幸我甫得良师，即因学潮被开除。这位老师是业已两度留美，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女士。从她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包括"dwntwn"(市中心、繁华区）、"uptwn"(离中心较僻远地区）等极通俗的名词和形容词;从她的讲书谈话中，才部分地、极粗浅地领略出进窥奥妙无穷的英语宇宙，必须不断学习应用最基本的几个动词-如cme，d，get，g，have，let，make，take之类说也奇怪，我自第一课就发现了这位理想老师，她差不多同时也发现了我这个学生。她十次口头考问全班，有六七次总是先问"吴彬第"（何炳棣，嘉善音读）。事后得确息，我被开除的第二天上午，柳太太从八里台赶到南中，对中学部主任张彭舂说，开除旁的学生她不心痛，但决不要开除像何炳棣这样的学生。1959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当我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论文，讨论完毕散会时，从台上看见柳太太速步昂然走向我来时，师生内心的欣悦是难以言喻的。数学方面，我一向不喜欢代数，喜欢几何。初中太不用功，不愿经常作习题，初二、初三连年数学不及格，暑假中由同学帮忙补习，补考及格，幸而从未曾留级。学校规定初三起，数学习题及考试全部都用英文，这对我们毫无问题。而对我而言，问题在班上仅注重算题，很少讲到概念，以致高中二上学期开始上混合数学的课，竟对解析几何的性质和功用茫然不解。由于自己不用功，我对南中数学教学的评估可能太主观、有欠公道。科学课程方面，令我真正满意的是化学。老师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郑新亭先生。他在黑板上所写的纲要条理清楚、内容充实，大有助于我对课本[BlackandCnant，《新实用化学》（Practicalern/y)]的啃读与消化。学了物理还不足一学期，但巳感到教学方面不如化学。生物仅在初三学过一学期，南中是比较不注重生物的。我如不被开除，高三一整年会再度学习稍深一级的化学和物理的。近十余年来我与清华老同屋、第一流古藏文专家黄明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严肃回忆比较南开中学和北平师大附中的数学和科学教学（黄初中在师大附中，高中读南开），我们觉得后者的水准高些，可能是全国中学中最髙的。我个人觉得30年代的扬州中学的数理化学教学水准比南开有高无低。事实上，30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我清华1934级入学的状元李整武就是浙江金华省立七中毕业的；榜眼汪篯，"文革"期间含冤而死，北大历史系柱石之一，就是扬州中学毕业的（入学考试数学100分）。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K"数学和理化。以清华1934年人学考试为例，南开和扬中毕业生各占22名，同居首位。师大附中14名，居第三；北平汇文12名，居第四；通州潞河中学8名，居第五。但这统计未包括南开女中（与男中同校异舍）毕业生3人——出自巨富之家的名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已故北大校长张龙翔夫人刘友锵，和曾任东北数市市长和哈尔滨副市长的彭克（原名彭克谨）。更未包括像我这样基本受的是南开教育，而混的是北平弘达中学的文凭的人。和我情况相似，还有两位女中同班同时被开除的——为中共尽瘁的毛掬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夫人孔祥瑛（不幸于2000年病故）。此外，在南中受教育，最后一两年才转学他校考入清华的尚无法估计。这只能反映狭义的南开教学水平是合理的高，却远远不能反映南开中学在其他方面的卓越。南开创校的主要目的既在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的能力，所以自始即提倡学生组织团体、发展各种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中最有名的是话剧和运动。张彭春对发展话剧贡献甚大。众所周知，南开早期话剧中周恩来扮演女性角色。万家宝（即曹禺）戏剧创作的基础在南开中学时期已经奠定。1931年校中演出英国高尔斯华绥（JhnGalswrthy,1867—1933)的《争强》（Strike)，水平极高、令人赞叹；据说曹禺还未升学清华时，已协助张彭春把高氏的剧本译成国语了。南幵注重体育是尽人皆晓的。在运动方面最脍炎人口的是远征日本、菲律宾全胜而归的南开篮球"五虎将"：唐宝M、魏蓬云（两前锋）、刘建常（中锋）、王锡良、李国琛（两后卫）。在不久前中国田径队在远东运动会曾造成吃零蛋的奇耻大辱，而这五位南中尚未毕业的学生（都比我高两班，1932年夏才毕业的），竟能威震远东，为中国扬眉吐气，实在不能不认为是南开中学无上的光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南中作总评之前，必须回到必要的叙事：我是怎样在1932年底大考之前被南中开除的。1932年秋高中二年级上学期确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这学期开课不久即举行全校运动会，我终于满足了我初中的心愿，获得乙组百米赛跑的第一名，所以坚决地挂起所有的钉鞋和足球鞋，专心致志准备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了。当时高中最后两年不分科，但实际上是文、理有别的。由于上学年即须向学校表明将来拟习人文或理工，所以我被分到髙二年级最后一组，比较偏向人文的第六组。但因我高一下学期化学考试几乎100分，所以秋季开学时我要求和理科班一样选两门数学——由大代数、解析几何组成的混合数学和立体几何。出我意料之外，两次月考两门数学和物理都得90分以上，于是增强了我进大学主修化学的意愿。这学期不但得到柳太太那样极理想的英文教师，西洋史的老师也能引起我对西史的格外用功。他是文学家端木蕻良（曹京平）的长兄曹京实先生。曹又是我组的辅导老师。不知何故，刚刚开课即指定我作为全级（六组大约200人）军训三个"班长"之一，全级另有一学生"排长"。责任是：教官事先教我们具体的操练，我们四人在全级军训班再分组教同学。我们在足球和田径场围墙外的棒球场操练，每次从海光寺兵营出发练习打靶的日本兵所搭的卡车经过时，车都有意开得极慢。此情此景，70年后犹如昨日。西洋史班采用美国的标准高中课本，Hayes和Mn合著的上古及中古史和近世史简易的一册本。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这教科书与柳太太英文班所选读物配合得非常理想。历史教科书中的字汇、专词、文句、史实都极有用，促进我英文加速的进步。参照抽读《论》、《孟》、《左》、《史》的经验，我当时已有初步信念：为习作说理文章，历史方面的著作较纯文学、哲学等著作要有用得多。就在1932年的秋天，我偶尔披阅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大体已通顺无阻了。本来英文及其他课程都这样按部就班读下去，相信1934年夏毕业后考进清华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幸的是我在学年之初被选为全高二级的出版委员。我虽已下坚强决心集中全力准备清华的人学考试，一切杂事置之不顾，但名义上既是髙二的总出版委员，照理也就是《南开双周》的第二资深编辑了（总编辑当然是高三的总出版委员）。这年秋天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朱启銮同学自动向我谈世界及国家大势，并不时供给我有关辩证法、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这类读物。我对这类读物毫无兴趣，既不懂内中所提的理论，读来又不似中文也不似英文，不过不愿拂朱的好意，只表示书深难懂。记得西洋史季中考试中有一问题，究竟是科学家抑或政治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认为是前者，而朱说政治家既可以利用并控制科学家，当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当时远无能力立即反问：如果政治家不受道义和制度的约制，对人类的福利将有何影响。迟到90年代，才有南中老同班孙乾方供我大陆上多年前的剪报，朱在五六十年代以中、髙干的身份相当活跃于宁、沪之间。1932年秋我完全不过问的《南开双周》文章内容越来越左，有些言论确实过于偏激，引起我内心的不满。最糟糕的是张伯苓校长不在天津，中学部主任张彭舂召集《双周》的编辑谈话，勒令停刊。这才激起同学的公愤，于是同学召开大会，对校方的命令表示强烈的抗议。那天大会的主席正是几月前扮演《争强》中工人领袖极成功的高三级的吴博，他演说到慷慨激昂之时，右手用力扯下中山装上一排铜扣，立时露出胸膛，同时两个锃亮的铜扣子猛猛滚向台下。事后有些同学分析，一切细节似乎都是事前熟思精虑过的，中山装里必须不着白色的"T恤"，新的铜扣一定要松松地缝在中山装上，才能由声、色、血、肉配合演说引致义愤填膺情绪的髙峰。当时南中同学人才之济济多样于斯可见！70年间多度反思，深觉这次学潮自心理学的观点确是无可避免的。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往往需要一个"憎恨"反抗的对象才能维持心理和行为的平衡。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却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拟西方某派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态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大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这次学潮开除了几十人之多，至今也未能得到可靠的统计，不过我是属于"罪魁"之类，学潮中即行开除，而不少同学是学期考试后才被革离校的。最"缺德"的是张彭春连转学证书都不发，逼得我在1933年初在北平不得不假造一张转学证书，盖的是"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大方木制的假图章。反正跳了一班，不出几月就在弘达中学毕业了，北平市社会局不可能（似乎也明知不问）调查真伪。1933年在北平西单附近住了七八个月的公寓，与南开接踵开除的同班同住。此期间结识了北洋大学预科开除的黄诚、吴承明等未来的清华级友、学运的领袖人物。朋友中数学根基好的，1933年夏即考进清华和唐山交大。我数学底子不好，更因为南开高二上学期混合数学之中每样都学了一点，什么也没有学全。文史科目可凭自修，数学是靠按部就班不断做习题的，绝不是数学根基本来就差的我所能自修补上的。因此，1933年夏我投考清华失败，只好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去主修一年化学，补做数学习题，用功于英文，以期一年以后能成功地考进清华一年级。回想起来，这16岁时所做的决定是生平第一次真正明智的决定——唯有在清华重读一年级，才能开始培养未来学术上的竞争能力。#总结以上，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髙，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我个人对南开既感恩，又含怨。正因为在南中的四年半大体上是半糊里糊涂度过的，所以进了清华之后没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那种过早开花的后果。事实上，南中半鬼混的四年半可能暗中种下了入清华后的"福因"。如果就广义的智、德、体、群四育的立场论，南开中学在全国，甚至在国际的知名度最高不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读者读了"专忆3"以后，会同意我的看法：南开中学在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上已赢得光辉不朽的一页。以下对南开中学非学术性的杂忆，希望不无可供今后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学人参考之处。(―)南开学生的社会成分据统计，我在南开最后的一年（1932)，南幵五部——大学、研究院、男中、女中、小学——学生总数巳达3000。内中男中占2000以上。男中极大多数的学生源于当时的中产之家。我在校的四年半中根本没听说任何同学出于真正贫寒之家。相反的，由于南开创校即受天津巨绅的鼎力支助，学校很早就获得国际声誉，南中同学中的"贵族"成分远较他校为高。除了严、范、卢等校董巨绅的子弟姻戚外，举凡王、周、叶、卞、查等天津望族，住在英租界的安徽寿县孙家、福建海军名门王、刘两姓，以及驻津广东、宁波、山、陕诸帮富商巨贾子女，几无不以南开为上选。但这些名门富室大多数的子弟衣着言行一如常人，毫无骄气，内中颇不乏学术、事业、科学方面的成名者。即使西化极深、唱男中音、上课回家驾驶摩托车的孙乾方（晚清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与我同级），不但从未荒废学业，并且对英语非常用功，为人诚恳，彬彬有礼。出于巨富企业之家女中同级的魏蓁一，衣着朴素，视金钱如土芥，人清华后不久即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南开中学绝少纨绔，固与家教有关，主要还应归功于南开优良的学风和传统。(二)30年代的南中与"歧克""歧克"（chic)是法文字，可用为名词或形容词，越来越流行于全球时装广告和报道电影及体育明星类的文章。它具有时髦、漂亮、潇洒、高雅等义。这个反映素质的抽象字，却必寄之于具体的人身人面，才能发挥它的意涵。它不等同审美观念，但与审美观念牢不可分。当今西方女性及中年男性的"歧克"问题本文无须讨论。事实上，20世纪男性的"歧克"一般是由健美的体格和时髦的衣着（尤其是运动便装）结合而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涵之下，30年代的南开中学是全国"歧克"的先驱和标准。这与南中学生的社会成分、地理和文化因素都有关系。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商埠，租界区广人稠，英、美驻军与南中（稍后南开大、中混合队）有长期密切的体育竞赛关系。运动服装用具等通常都首先由南中引进；此外，南中学生的"歧克"是长期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消化吸收的结果。这些因素合拢起来才能说明何以上海租界区域、人口、财富远胜天津，而富家子弟即使容貌清秀服装入时，总还不免给人以"小开"、"海派"的印象，总不如南中体育健将"够味"。在"歧克"的发展过程中，清华比南中似乎仅仅后半步，因为南中毕竟与英、美驻军有经常体育关系，而且不少运动健将毕业后考进清华。北平的燕京、汇文、育英和通州潞河诸校也紧紧跟上，所以30年代"歧克"的客观观察者一般都认为平、津较上海为"成熟"、"够味"。南中体育与"歧克"的密切关系最直接地反映于一项现已罕为人知的商业史实：自30年代初越来越被全国、华北等大规模运动会认可为合乎国际精确规格的运动用具，特别是篮、足、排球之类的制造者（当然是全国驰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其祖型就是南中校门对面仅有五间门面的"千祥鞋店"——我初中时买钉鞋、足球鞋、乒乓和网球拍、运动衣着的店铺。附带一提的是，30年代南中对俚语也可能有所贡献。例如形容风度潇洒的"帅"，可能源自南中，也可能源自北平的某些学校。形容人某方面真行、真出色，或身体特别强健的"棒"，特别是当时南中通行双音"berbang"的表达方式，很带天津味，极可能是发源于南中，才逐渐通行于全国学生和受教育的成人的。但这类20世纪并综括而言，南开中学的课程教学可能不是各方面都是最髙、最严格；但是，如果中学教育另一重要目的是供给靑年人"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的话，我虽是南中开除的，决不后悔我的"南开经验"。气专忆3爱国记录的创造者记得1980年夏天津方面的朋友们要我写篇对南开中学的回忆时，我心中即刻的反应是准备集中只讲一点：南开的爱国精神和实文聿巳极丰富多彩，再写也很难道出前人之所未及了。短文的重点决定之后，内心既充满信心，又不免具有一大"隐忧"。信心是根据一项定会引起炎黄子孙永远敬佩的史实。按：张伯苓校长一向注意日本对"满"蒙的野心，尤其是对东北资源的垂涎。所以在九一八事件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恩龄)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査统计资料中，选精撮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一个多月，日本特务土肥原在天津制造了"津变"、武装骚扰天津市的南郊。南开四部被逼停课。1932年初复课时，学生每人马上就拿到一本十几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而且这学期所有南中的学生都必修此课（南开小学情形不详，可能仅由老师讲纲要）。南满铁路的统计资料是国际驰名的，这部南开独有的讲义，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试想：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四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经济地理》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的爱国教材呢？！但在1980年夏写南开回忆时心中确有一大"隐忧"，因我从结束西史训练转攻国史一系列大课题半世纪以来，往往暗中要先做一番中西粗略对比的工作，否则会感到对国史某些有关质和量的问题很难概括评断。近代爱国学校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国之广，打动亿万学童心弦之深的，莫过于源自法国的《最后的一课》。这故事的年份是普法战争结束的1871年，地点是条约中业已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州的一个市镇，故事的陈述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学童。他由于昨天文法班上答错，晨间因怕再受申斥，所以沿途东瞭西望慢吞吞地走到学校。他果然迟到了，奇怪的是老师不但不责骂，反而叫他好好人座。他不明白何以平日半空的教室今晨坐满了人，内中有前任的市长、邮局局长等多人都盛装危坐，面容严肃。老师在接着讲何以法国语文是人间最完美可爱的语文，特别是今天中午12点钟声响了之后，普鲁士军队就开进市区，从此学校只能教德文了。学童听了内心深深自疚，后悔平日对自己的语文不知用功。片刻沉静之中，身穿礼服的老师，瞧着窗外咕咕低语的鸽子群惨笑地问："难道他们会有通天本领使你们都以德语咕咕歌唱吗？！"正午的钟声终于打破了沉默，面色苍白的老师哽咽地说："我，我……"已泣不成声，只好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面向学生说："现在下班了，你们可以走啦。"从小学读此故事的60多年里，我内心一直不敢绝对地以南开中学作为世界上第一爱国的学校，原因就是《最后的一课》故事的简单而动人，叙述手法的高妙，实在令人感动倾服。迟迟到六七年前我才感到这个故事及其背景有稍事研究的必要。首先一查作者都德（AlphnseDaudet，1840—1897)的传记就既惊又喜，因他生于1840年，普法战争结束时他已31岁，绝不可能是故事中作第一人称的学童！事实上他从16岁起即长期定居巴黎，壮中年在教育部工作之外从事于文学创作。仅仅在英译的都德短篇小说选里，就有四篇背景不同的有关普法战争的故事，内中最成功的就是《最后的一课》。《最后的一课》既是艺术水准极高的虚构故事，南开中学笃笃实实的爱国业绩之居举世学校的前茅，应是不辩的事实了。《最后的一课》见于SelectedStriesfAlphnseDaudet,1951,Emraans,Pennsylvania;关于都德的生平，曾翻阅他的英译全集，特别是英译都德自撰的ThirtyrYearsinParisandfMyLiteraryLife,Lndn：GergeRutJedge,18880【第四章】年插曲：山东大学我在1932年冬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1933年秋人学，1934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在山大仅仅读了一年，可是这一年使我终身难忘。在山大我主修化学，抵校后才知道化学系可能是当时全校最坚强的一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优等药物化学师执照。30年代德国的化学无疑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汤先生非常诚恳，不时到一年级定性分析实验室亲切"视察"，回答实验上较难的问题。记得最后几周学习如何化验矿石。从磨粉、溶解以至如何分析无法溶解的渣子，工序和难度都超过清华的大一定性分析。普通化学由傅鹰教授主授。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理论物理造诣很深，尤精胶体化学。他的课要比清华张子高先生所教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幸而那时有髙班学长指教私下加读美国大二化学教本，才能在傅先生班上取得高分。傅先生一看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使一般学生不易和他接近。事实上他很幽默，喜欢和同学们谈科学水准和掌故。除了化学之外，我在山大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英文上，那时外语系主任是梁实秋先生。他决定将一年级新生（工学院的除外）先做一甄别笔试，然后分组上课。笔试第一名是主修化学的张孝侯，他得力于留美回国的哥哥的多年家中教导。张口语和写作都好，免修大学英文。我考第二名，不免修，分到甲组，教授是泰勒女士(MissLillianTayl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但三番五次地謇告我们决不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尤其不准读出"滚转的R"(所谓的rilingr)，一定要学牛津人的"a"。她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真幸运，这一年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地道的英文口语，改进英文写作。记得全班刚刚读完爱尔兰当代第一作家JamesJyce的Eve-lir这短篇小说之后，她出了作文题目，叫我们写一篇中国的Eve-Zine。原著中这女孩大概十八九岁，住在首都都柏林，母已丧，父亲是不时发酒疯的工人。她结识了一个跑远洋的水手，两人已有默契，迟早结婚。这次水手回来，坚持两人乘船私奔成婚卜居澳洲。事实上，他已把她说服了，因为无论如何海外两夫妻小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比她目前的生活好得多。可是，直到就要开船了，她仍是半麻痹似的凝望窗外，始终不忍摒弃衰病潦倒的父亲。最后船和汽笛之声都在沉沉暮簿之中消逝了，她才被熟悉的手风琴奏出的凄凉的爱尔兰民歌惊"醒"过来。作文时我只需把都柏林换成胶州湾，把Eveline换成一个髙密海滨的村姑，其余几乎可以照抄，只是完全用自己的词句。一星期后，泰女士在班上大声地叫着说，怎么全班都把题目做错了，全作成社会伦理的评论了，只有MrH写出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背景是胶州湾，情调却又有点像JyCe。总之，山大这一年，仅就英文训练和进步而言，已是一生难忘的一年了。大一国文是游国恩教授主讲，他是江西人，国语很好，学问渊博，讲解深刻动听。可惜我那时精力都放在化学和英文里。由于对游先生印象很深，我离开山大之后一直注意他的行踪。知道他不久转到武汉，最后转到北大。在美国迟迟地才知道游先生与1946年被杀害的闻一多先生原来是两位《楚辞》的世界权威，我小小年纪在山大时虽然有眼，但还不能体会出这位老师是座"泰山"。难怪牛津大学郝克斯（DavidHawkes)教授英语的《楚辞》名满天下，因为郝是牛津古典文学（希腊、拉丁）杰出的学生，1948—1951年被选派到北大跟游先生长期研读《楚辞》的。30年代山大中文系还有出名的古文学家丁山教授，国学方面相当有名的张煦教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萧涤非教授，萧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此夕卜，赵太侔校长和前校长杨振声先生都是蜚声文艺界颇负时望的。总之，30年代山大的中文系是有声有色的。可惜我在山大的一年，闻一多先生已去清华，抗战期间我和他同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成为邻居，偶尔从谈话中发现他对青岛和山大具有美好的印象。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住了杰出的王淦昌教授，并抢到由美刚刚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王涂昌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大学深造获博士的。五六十年代知道他曾任苏联都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是祖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及氢气弹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成功也是山大的光荣。任先生未回国前数年，已经是哈佛大学物理和无线电的专任讲师，那时华人在世界第一流大学任教之后才回国的实在罕见。任先生常和傅鹰先生打网球，我们在旁观看闲谈，无不钦羡，引为山大之荣。由于年少识浅，那时对其他学系缺乏了解，只知道学校既设在青岛，山大海洋生物方面在国内领先，此外相信其他学系都具有相当水平。短短一年之中的总印象是：山大是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已具基础、规规矩矩、认真教研、正在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之所以一年之后即转清华重读一年级，完全是为了长期准备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考试的便利。亲老家衰更增强了我力求尽速争取出国深造机会的决心。30年代前半的青岛和山大生活值得回忆之处甚多。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16足岁的我，在9月初暧而不威的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得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和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泥墙、红瓦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蓝的海，形状和色彩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1985年夏重访青岛，海天依旧，大部建筑都已陈旧了不少，原来楼丛中出现了一些解放后所建灰暗的大砖楼，正如北京北海五龙亭外大而无当的灰楼群一样，部分地、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原有色调的和谐。30年代山大膳食的物美价廉，至今令人艳羡。我包了教职员的伙食，好像是每月8元，每日三餐，午晚两餐比一般饭桌多一个大菜。肉类充足，常有海鲜对虾。早晨可以另自出去吃豆浆、烧饼、油条。胶州的大白菜和大葱是驰名全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饭后无法去阅览室看报，因为那里照例是蒜味熏天。男生宿舍是8人一大间，同屋有廷荣懋（改名廷懋，内蒙政军首长之一）、郭学钧（改名郭林军，80年代初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同班有王广义（改名王路宾，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袁乃康（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巳荣休）。女同学中郑柏林最诚恳、最用功，难怪她自新加坡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中曾刊过专文介绍赞扬她的教研成果。其余有成就的校友还不少，不能一一列举。1981年10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宴会坐在湖北省省长韩宁夫的右手边，才发现他是1935年秋入学的山大校友。郭学钧在京面告：七七事变以前，凡是山西到山大"留学"的，每人每年都得到阎锡山200元的支助。根据这一重要史实，再参照以上我所做的欠系统的、主观的、但绝非无据的杂忆和评述，不难想见解放前山大在全国高级学府中应占的地位。1933-1934年我在山大的一年，是我一生英文进步很猛的一年，是我身高达到极限的第一年，是广义教育行万里路的第一年;由于青岛大自然的号召，又是我一生"美育"开始的一年。谨以此文"代替庆祝母校建校九十周年纪念的祝词。如此关键性的一年，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本文写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1990年12月18日一气呵成；1991年1月24II删就。原载《山东大学"青岛"人物志》（山大"青岛"校友会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页201—208。原文名"难忘的山大一年"。【第五章】清华大学(上)I考试与入学经过山东大学一年的格外准备，我于1934年夏季终于考进清华，完成了童年的第一志愿。我们这级称为十级，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应于1938年毕业。这年8月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报考者共4000余人，正取317人，我名列第二十一。此外尚有不少人总平均高于历届大一人学考试的最低录取标准的，于是清华当局决定增收备取60名。事后统计我级报到入学者共287人。自始我级即受空前国难沉重的精神压迫，隆重的开学典礼就是在九一八国难三周年前一日举行的。梅贻琦校长致词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忍痛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遇即满足自乐。尚有一事须大家极力注意者，即严守团体纪律，养成团体纪律化之美德，非但有利于己身，即异日服务社会亦受益莫大云云。清华大礼堂（1930年代)清华图书馆（1930年代）上引《天津大公报》的报道既反映清华校风的笃实严肃，又预示政治风暴迟早势必来临。几十年来国内既已积累了相当大量资料忆述30年代清华领导学生抗日救国的事迹，本文自应一本初衷集中回忆个人的学习和自修的途径，并较全面地讨论一般不无误解的"清华历史学派"。清华一向不公布入学考试分数。人学后注册课却公布了物理、髙级数学（大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和初等数学的分数，这是-二=-一梅贻琦校长（1930年代)为与理工方面选课有关。我的物理得77分，初级数学仅得55分，这两门都是我的弱门。既志愿主修化学，一年级必须选高级数学。为备今后教育史家参考，我在此应略追忆30年代国内主要大学入学数学考题的水准和难易。记忆犹新，在我被南开开除后的两年内，同学朋友间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本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大代数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较前者要繁难不少。当时一般的观察是交通（上海和唐山）、中央、浙大、武汉等大学的数学人学试题都比清华的繁难。我是数学方面终身的跛足者，不敢评估各大学间的髙下。但生平至友之一，已故天资颖异、多才多艺、第一流工程数学家易家训（1918—1997)教授，生前和我谈此问题不止一次。他说当时一般的观察是对的，这些大学入学数学试题是比清华的要"繁"不少，但他们的题目有些是"繁"而"笨"（stupid)，只有清华的题目出得似"轻"而实"巧"。最有意思的是易先生不是清华的校友，他是中央大学1939年毕业的。易先生对30年代的回忆，与杨振宁先生对八九十年代国内理工学科课程之过专、过繁、过难，是否可做历史的联系，尚有待专家们的考证。这问题的意义恐怕不仅限于数学教学，可能涉及全部高等教育设计的襟怀和取向。n"发现"自己，磨炼意志清华人学最初两三月内我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相当快即决定放弃化学改修历史。决意放弃化学原因有三。一是化学系自始即宣布大一化学成缋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人系。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当时化学系给一般同学的印象是太冷漠傲慢。二是张子高老教授的教学作风使我不满。他所采用的普通化学课本太浅，而试题一般都深过课本的涵盖，以致月考难倒了不少用功的学生。我在山大已自修过美国大二化学的标准课本：Chapin的SecndYearCllegeaem/y,没有被他难倒。但我对他不主动指示同学参读较高一级读物，心中极不满意。第一学年终了，很有几位同学转入生物或地学系，就是由于化学课本太浅。第三原因是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自始即表现化学根基的异常坚实。其中来自上中的刘维勤一两月内即贏得"BBNyes"的绰号（定性分析课本的作者是麻省理工教授AANyes)以我数学根基之差，如坚持主修化学怎能保证不落人后？内心开始辩论的同时，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给我带来无限的欢欣。西洋通史是全年8学分的奠基重课。由于外语系必修，其他文、理、法学院诸系选者亦多，班上同学超过百人，只能在星期-、三、五晚上在科学馆（已为物理系专用）三楼戏院式大教室上课。此课由刘崇镓（寿民）教授主讲。他出自福州世家，国学根基相当深厚，英文亦好，与夫人两江总督沈葆桢（1820—1879〉之孙女，书法俱甚俊秀。刘师教学的特色是笃实。课本不过是美国高中最通行的Hayes和Mn合著的上下两册的通史。他认为这两册细读消化之后应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实。他另精选不少较高层次，但并非必读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抽读品尝。这些书都放在西文阅览室参考书专架上，由学生签字借阅，限时归架，违者罚款。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人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例如我最初抽读芝加哥大学近东考古和埃及学宗师jamesHBreasted(1865—1935)人门性的《上古世界》和耶鲁大学MichaelIRstvteff的《古代近东》两书后，即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内心已在考虑是否应改修历史了。恰巧此时一个小小的"挫折"更增强了我改修历史的决心。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这次月考得分最高的是张韵芝（上海中西女学毕业，英文极好，不久即加人中共，长期作研究和翻译工作）。姚的话是完全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我如果和他对调，也会如此脱口而出的。分数并不太重要，最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炼意志的对象。此后务必先求彻底牢记消化基本教科书中的大问题和细节，然后抽读较髙层次参考书中的精华，以期在考卷中能相机表现对问题了解的"深度"。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iem，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记录。追忆这项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无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宛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大一英文读本是陈福田先生选编的。陈是夏威夷的华侨，获哈佛教育学硕士后很早就来清华教英文，课余指导运动，尤其是棒球。读本内容极大部分皆选自美国作家及早期演说家。全书以美国散文及哲学家艾默生（RalphWaldEmersn，1803—1882)的"自信心"（sdf-reliance)和英国牛津散文及宗教辩论家牛曼（JhnHenryNewman,1801—1890)论大学教育的性质与范畴二文为最精深。这两篇的不少词句是我清晨常在气象台前空旷的草地上朗诵的。读本还有几位美国小品文家富有敏锐人性观察、幽默深刻、至今仍觉趣味隽永的文章。当时外语系的政策是促使学生速读、速解、速习，所以读本读得极快。课堂上教授不停地抽点同学口答较难词句意义。工学院同学往往对此课叫苦连天，因此不敢不头一晚拼命捧字典查生字。每两星期作文一次，由助教或教员评改，教授抽阅。这门大一英文和西洋通史给我英文双管齐下用功的机会。大一国文我班是由俞平伯先生主讲。除课本外，我们必须课外加读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中预选的不少篇，月考时由俞先生指定默写或重述其中的某篇。这题大约占总分的四分之一，目的在使我们能写出清通流畅的文言文章。俞先生虽兼重章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记忆所及，俞先生诠释《论语微子》荷荼丈人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时，引证了不少古籍（巳完全忘记），以期说明"不勤"就是"勤"，"不分"就是"分"；意思是人人四体都勤，人人都能分辨五谷，谁能被认为是夫子呢？至今思之，我对他这种诠释还很怀疑。俞先生风雅自赏，对学生要求不苛。大一国文最负责、最严格的要数朱自清先生了，我没有被排在他的班上。回想大一这年，西史及英文投入时间虽多而仍自觉不足；化学和数学连最低必要的实验和习题都想逃避。年终化学虽因时常不做实验大大扣分，成绩仍相当高于人系的最低标准。但数学大考之后自知万难及格了。难道下学年一定要选逻辑以补足数学的6个学分吗？越想越不甘心，三十六策，"诚"为上策，决定去西院求见主授我这班高等数学的教务长郑桐荪先生。我首先向郑先生扼要说明全学年读书及志趣改变的过程和磨炼意志的决心。为了磨炼意志，我情不自禁地走向全心全力自修文史的极端，不幸丧失了自我控制，同时走向完全忽略数学的另一极端。自知数学不能及格是责无旁贷的，但如果下学年非以逻辑来补上数学的6个学分不可，我自修文史的计划将会受到相当大的挫折；如果我不是真用功有大志的学生，也决无颜面来请求教务长予以破格考虑。郑先生问我几个问题之后，说因高等数学考期晚，卷子还没有看，等看完卷子再行定夺。在西洋通史全年总分公布后一日，高等数学的分数才公布。我的学号是2356，怎样我也找不到，直数到2700以下，最低一行我的学号才出现，结果是"I-"(Inferir下等之下），总算极勉强地过关了。1990年春接到郑士宁学长（桐荪先生长女公子，世纪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夫人）邮赠的、政协吴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郑桐荪先生纪念册》的次日，谢函中首次有机会表达蕴藏心中半个多世纪的一点挚情——追称桐荪先生为"恩师"。永不能忘，与读书方面"扎硬寨、打死仗"平行的磨炼意志的办法是"自我诅咒"：今后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城去听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这个预设的自我诅咒乍看非常幼稚可笑，特别是自幼最爱看武戏，杨小楼这位空前绝后的武生泰斗是在天津梦寐以求多年也看不到的；名净郝寿臣等也是慕名已久，而且在北平很容易买票。那时如周末进城看夜戏可以住在竹马之交诗人朱仁健(英诞）报子街家里，不必住客栈。此外，我当时非常明白，不是每个周末都能有效地吸收新知，有时会白白消耗于青春多维的烦恼，反不如偶或以"美"的享受妤解长期困读的疲乏。可是，看一次杨小楼就想看第二次，就想看郝寿臣……一件事"屈服"就会引起第二件事的"屈服"。预设自咒明明是"傻瓜"，傻瓜就傻瓜吧！70年后，我还可以把这-种"傻瓜"的根苗追溯到13至14岁之间庚午的农历除夕（1930年2月16日）。照例，我家除夕之夜，全家老幼，包括用人，都去东天仙剧院包厢里看戏，只有厨子留在家中包素饺子以备次日元旦食用。我平素也极喜欢这个票廉戏美的剧院的戏。不知何以临时忽然冲动，决定不去，开了庭院所有电灯，戴上皮帽，围上围巾，踱来踱去，几十遍地朗诵那篇意义远远尚未全懂的、林肯一生最著名的盖茨堡（Gettysburg)战役后的演说(1863)。这个除夕半莫名其妙的怪癖和1934年秋冬间傻瓜式的意志磨炼，是我青少年挣扎成长期间两个终身难忘的里程碑。in培养自修习惯所谓自修是指课程以外有用知识和写作能力自我培训的工作。第一学年终结之时，我已深深了解应付课程不难，而自我学识奠基工作却是无止无休的。1935年暑期回天津小住半月，父亲对我主修历史的决定和西史及英文的成绩感到相当满意，随兴问我："你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曾翻点过《史记》一二十篇列传，今后是不是也应该读点英国的4太史公？英国有没有类似太史公的大史学家？"我一知半解地回答："英国王室从来没有像先秦郝样的史官，但英国最有名的历史家恐怕是18世纪的吉朋（EdwardGibbn,】737—】794)，他的不朽巨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我本曾想过迟早应该试尝传统英文史学名著的滋味，经过父亲一问，索性就决定在大二这年自修吉朋了。好在北平东安市场很容易买到MdemLibraryGiants新印的三巨册吉朋，而且价钱极公道。秋季开课前两三周，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先生巳自苏联及西欧休假返校，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秋间选他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不料开学前向他请教选课时，他极坦诚地对我说，（刘）寿民先生巳经把我读西洋通史的经过和他谈过，他觉得我在二年级应该继续集中攻读刘先生欧洲19世纪史这门非常重要的课。不但要读大量的参考书，还要写专题报告，这样用功一年之后，才能对欧洲近代史打下坚实的基础。蒋先生告我，下学年，也就是我三年级（1936—1937)这学年，他将开一门大战前欧洲外交史的新课，届时我除了选他年年都开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之外，还应同时选这门新课。欧洲和东亚同时攻读当较易收融会贯通之效。他的指示和决定使我感佩欣幸不已，因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对中美及中英庚款考试历史及政治等学门都很重要，他为我下学年课程的设计将大有裨于培育将来考试竞争的潜力。二年级既未选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自然能挖出时间自修吉朋。若干年后反思，自修吉朋，谈何容易；当时不但史实知识不够，英文程度有时亦感不足。吉朋那种对人性具有深刻了解、富于哲理的观察论断，绚丽堂皇、铿锵典雅而又略含讽刺的词章短语，偶或不易真懂；可是，凡能真懂的卓思妙句却对我七年后的中美庚款考试发生出乎意料的积极作用。1935年12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就求学而言，对我更大的打击是在此同月10个月后改任驻苏联大使。他为我精心拟定的三年级选课计划全成泡影。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三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上述自修计划是在异常沉重的课程担负和煞费苦心"偷取"时间的情况下实现的。因为蒋先生从政之后，我把三年级课程的重心转移到国史方面两门高水平的重课——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想法是：不管将来专攻哪些历史部门，决不能错过品尝体会这两位大师治学方法和风范的机缘。陈师这门功课的起码自习的读物是《资治通鉴》的"唐纪"。班上学生可以自选一题练习考证，学年终了交卷，也可以不选题撰文，期终笔试。我选了唐代皇位继承问题，每星期至少要用两个半天在中文阅览室反复翻检《旧唐书》、《新唐书》及参考书架上唐代政典之类的资料，这是耗时最多的一门功课，所投人的时间大约相当于用在欧洲外交史的自修。冯先生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可是回答学生问题时，他往往能用日常事物比喻乍看之下艰深的哲理，或把原文的意蕴层次分析得停当人微；而且有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他的口吃更增加他的幽默。我的政策是：事先把下周所讲的对象先速翻读一通，有问题即在星期一下午班上提出，星期三、五下午的班往往不上，偷出的时间投入隋唐史专题资料的勾稽和分析。这学年（1936—1937)系中新开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孔繁露先生担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雷海宗先生担任当时轰动世界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swald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fTheWest德文英译）；刘崇铳先生担任SidneyBFay的《世界大战之起源》（TheriginsftheWrldWar)和刚刚出版的WilliamLLanger的《帝国主义的外交》（77ieDiplmacyfImperialism)0我选了吉朋是因为二年级时我已课外读了他这巨著中最精彩的部分，以此课余出的时间"自修"而不正式选修刘先生的欧洲外交史名著选读。此学年我还读习陈铨先生的第二年德文。为加强阅读德文的能力及外交史知识，我结交了避难来华犹太籍德文教员雷夏（EricReicher)先生，请他指导我攻读我自己选自德国外交密档DieGrssePlitik第九及十四册中几篇有关胶州湾交涉的电文，以作为利用外交档案的初步练习。三年级不是平静度过的，中间经过西安事变的狂飙和校内的政治斗争，我不但卷人，而且受到校方严惩。但从求知的观点反思，这学年选课和自修的对象是古今兼顾，中西并包，收获差强人意，意志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磨炼。隋唐史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原系国史考证分析初次练习之作，事实上，挖掘出不少前人未曾论及的史实细节，似尚不无参考价值。但因时间紧迫，事先未暇细检《全唐文》，以致将德宗贞元元年（公元后785)以后的神策军使都认为是宦官。陈师法眼，封页仅批12字："神策军使，非必宦官，尚需详考。"分数：80。我对此文投入不少时间，对结果并不失望;因陈师评语反映另一更重要事实：我在"处女作"中处理有唐300年间一个关键政治及制度问题并无大错。此课班上有高我一级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篯等，和旁听生周一良先生的未婚妻、燕京的邓懿。据所知，杨联陞得最高分（87)，他的班上论文"中唐以后的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不久就在《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刊出。据清华同屋黄明信老友回忆，当时隋唐史班上选作论文者得分一般在70—87之间，而不作论文仅参加大考者一般在65—75之间。那年大考只有一题：武则天在唐史上的地位。北平清华三年之中，各课考试结果最令我"自豪"的不是西洋通史创记录的"超上"，而是中国哲学史的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40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里的错误；但不知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我之所以"自豪"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此课并未投人很多时间，事实上是不时"旷课"的。二是我前此的读习大都在力求掌握基本史实，很怕理论性的书，即使当时略翻经济、政治、社会等学原理和一两种欧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即对西方抽象而又极有系统的思维方式感到陌生可畏；不期"勇"读冯师名课竟能获得意外的高分。三是冯师最注重古今思想家体系之大小和体系中步步推理是否完全圆通；他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能得到他的"嘉许"（仅反映于分数）大有助于增强我以后处理较抽象问题的信心。但我一生治学"镡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IV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19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教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①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20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6月1日的"向导专号"里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①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一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十章"清华国学研究所"；停办经过，页368—376。中外史各占一半。"①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囯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噱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②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1)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系内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的。③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卷（上），1991，页336②引自何炳捸，《中国历代土地数宇考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虔，，③详"专忆4:雷海宗先师"。(2)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皆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教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兹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题目排列见下表。年份姓名1933193419361940正1933朱延丰1934王信忠马奉琛姚糠元王栻课程成绩11)1080(上-）1140(上+)1934张德昌,1143(上+)1130(上+)(成绩不详）(成绩不详）1942吴乾就（成绩不详)论文题目及成绩"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10，上）突厥事迹考"（110，上）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175，超-）"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海舶贸易之研究"（110，上）八旗兵制考"（成绩不详)北朝胡姓考"（成绩不详)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成绩不详）"清代云南回民叛乱"(成绩不详）①At按：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皆分别资送至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教。朱延丰毕业时虽不免失望，两年后考取中英庚款。姚薇元先生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与唐长孺教授同为武大中国中古史之砥柱(3)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教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年秋我人学时，吴晗巳先此升为教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髙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我人学时谷霁光已是教员，唯尚无机会参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页593—594;页644—664面的授课。杨凤岐任助教及教员满五年后，利用清华休假的待遇去罗马大学专攻意大利史。(4)蒋廷觫和刘崇铉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教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教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铉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潲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1985)—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此处必须提到的史实是：夏鼐本是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他1934年的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几月后即在《清华学报》刊出了。为培植俄国史专家，清华第四届（1936年）留美公费考试中设有一门"东欧史"（因明称俄国史太显眼），奖金获得者是清华第五级（1933年夏毕业）的朱庆永。经过蒋先生几年的整顿，我人学以后历史系专任的七位教授、两位讲师（相当后来的副教授）和一位教员所开的课程巳具相当规模（见下页71)。此外，一些有关中国的专史，例请外校学者充任兼任讲师分别开课。1934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等，唯此等课程历年都有更动，但后起之秀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已开始博得好评，与张星烺的旧课中西交通史都成为经常开设的专史了。蒋廷黻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数月中，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曾以口述方式对改革清华历史学系作了以下的评估：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刘崇铉西洋通史西洋19世纪史(英国史，暂不开班)陈寅恪（中国文学系合聘)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轮流开班孔繁雾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轮流开班嘴邦福(JJGapanvich)3"轮流开班俄国通史：}轮流开班俄国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暂不开班)张荫麟（哲学系合聘）|宋史（暂不开班）教育部委托研撰《中国史纲》邵循正I蒙古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研究王信忠I曰本通史近代中日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