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第一章】家世与父教写撰这部偏重学术性的回忆录必须从先父开始。谈到先父就不得不涉及金华何氏本族和天津的母系亲属了。据说我们何氏源自山西高平，几经辗转迁徙，至晚在南宋初年已植根于金华北乡了。高平就是战国时代的长平，秦国名将白起就是在长平消灭坑埋40万赵国全军的。我们何氏这个渺远的"祖籍"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世代相传我们是南宋理学家何基（1188—1268，谥"文定"）的后裔。文定公于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后来在上海从长我21岁的堂侄德奎得悉，金华北山一带的何姓人氏硬说他们才是文定公的后代，我们是旁支。德奎说不值得同他们争认祖宗，重要的是看我们这支何氏是否争气。记得我大约阴历10岁的那年，有一天父亲在沉思之后对我们说，不知为何昨夜梦见他的父母，可能由于他在外多年，从未按生日、忌日祭祀过父母。父亲决定今后一定要按生日忌日举行祭祀。除了叫家里准备荤素菜肴（内中必须包括以薄薄的豆腐皮裹入黄豆芽、冬笋丝、冬菇丝等极爽口的"豆腐包"）之外，要以锡箔叠元宝，装进印好格式的纸包，纸包要按以下的方式由我以恭楷写：右行："浙江金华北乡瓦窑头巳山亥向"，当中："先考何公讳志远府君、先妣陈夫人"，左行下半："孝男寿权、孝孙炳棣"，等等。由于父亲应酬忙，忙时由我代祭。祭前出门捧香向南揖拜迎接祖父母之灵，请到上房之后，要三度敬酒，三度磕头。第三次磕头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泼在地上以示报恩之诚。然后持香出门，烧纸包，恭恭敬敬地向南揖拜"送别"。自始父亲即强调一点：一切要心"诚"。幼年这种训练使我后来非常容易了解孔子、荀子论祭的要义和"文革"期间亿万群众经常跳"忠字舞"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回到正题：父亲决定恢复祭祖，我才知道祖父的名字。父亲名寿权，字逸清，生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他的生母陈夫人是志远公的继室。猜想中志远公第二次结婚时或年已逾40，大约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我的大伯父寿延公（即德奎的祖父）和二伯父寿铨公（即炳松之父）年纪要比父亲大不少。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父亲曾根据他壮年自习日文科学教本的知识为我讲述遗传及生理大要。他说："你祖父寿至83，祖母寿至87，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命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当我于50年代及60年代初长期攻治明清人口、经济及社会史时，曾再三揣想志远公的起家似与太平天国后浙江（包括金华）的土旷人稀、地价低廉很有关系。祖父如于乱平后最初10年买进相当田产，到1880和1890年代必已大大增值；这应该是全家经济重心自农转移到商的主要原因。果然，1996年刊印的《何炳松年谱》：何氏"世居金华北乡后溪河（今罗店乡）。自祖父志远始创业于邑城"。虽然确切年份无考，但以批发火腿、南枣、锡箔名闻于金华一府八县的"何茂盛"就是在这"繁荣"期间创建的。就全族言，四房分工的模型也日趋显著了。大伯父经管"何茂盛"，二伯父和父亲专心读书应试，四叔少青年时期家境已比较宽裕，不喜欢读诸如书中所说的50年代、60年代，概指20世纪而言父亲何寿权（1870—941)，书，就专管田产。最重要的长房之内又有分工。大伯父老年因患沙眼，"何茂盛"的业务全由长子炳金管理。次子炳森专门读书，而且20岁后中了秀才，不幸36岁时得瘟病不治逝世。幸而他的长子德奎，字中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真正成为何氏全族的中流砥柱之一。炳金好色，多外遇，以店中公款供其私人挥霍。由于"何茂盛"营业规模不小，除夕百忙之中还要按乡俗大铁锅炒米，不慎起火，店铺及附近住房全部焚毁。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并本诸祖上传下的处世原则，所欠的债要尽量毫厘不爽地清偿，于是何家"破产"，四房就不得不分家了。这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了。二伯父是岁贡生，有子二人。长子炳文，子女多，壮年逝世。次子炳松（1890—1946)是何家第一个留学生，介绍"新史学"的历史家，多年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35—1946)他当然是全族另一砥柱。我父亲是廉生，曾在杭州书院晋修，考举人两次"荐卷"而未中。科举废即习日文及法政。初任宁波法院的检察官，因守正不阿得罪巨绅，愤而辞职。回金华即按照日本制度创办了一所高标准的城东小学，学生操练时有洋鼓洋号，县人耳目为之一新。但因主张继续毁庙兴学，不久即为乡里保守人士所不容。于是决心离家北上。后来据同乡前辈传说，启程之前父亲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有去无还，不期竟成谦语。父亲初到天津任法官大概是在民国二三年。房东是同乡前辈东阳"张辑老"（全名和号已无由得知）。老先生是举人出身，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他曾任元氏知县数年,因体弱便血在津休养等候新的任命。据说袁很欣赏他的书法。父亲早年以儒医闻于乡里，他钻研岐黄是与结缡多年的王夫人之不能生育大有关系。父亲为张辑老诊治初期甚见功效。于是张辑老夫妇转而对父亲年逾40而无子息大表关怀，提议以视如己出的养女咏兰嫁给父亲，但必须与王夫人"两头大"不分嫡庶。这项建议得到仍然健在的祖母陈太夫人的热烈赞同，王夫人亦以子嗣为重，毫无异议。事实上，我周岁后王夫人即北上来津，我是在王夫人怀抱之中长大的。我16岁去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王夫人才悄然离津回金华的。当时我心灵创痛之中唯一的慰藉是，王夫人过上海时，德奎安排她看了一场德国海京伯马戏班猛虎跳火圈等极其精彩的表演。我在高小时期才略略知道生母的身世梗概。她出自金华农家。外祖母张老太太是金华人，自己亲生的女儿早已嫁到外县的陈家，生儿育女，自有家业。外祖母中年以后感到有必要收养一个幼女由自己抚育，才不会感到寂寞。于是就向这个农家收养了我的生母。母亲属羊，生于光绪乙未（1895)，小父亲25岁，生我时22岁。主持家政及对外交际。非常有趣的是，外祖母在她嫁给陈家的亲生女50岁左右守孀的时候，她叫陈家四口全部搬到天津，并把陈家唯一的女儿（应该是她的外孙女）硬收为己女，改名张芝鸾，于是与我生母咏兰便成了"亲姐妹"了。姨母出阁以前对我爱抚有加，远嫁到东阳以后仍不时北上重聚，因姨父俞星槎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届（1916)毕业，与白崇禧同班同屋，军职流动性大。姨母连生四子，其中三子生于天津和北京。总之，我童少年时期和陈、俞两家的两代表亲相处融洽，充分感到这种扩大多面的亲属关系的温暖与亲切。除父亲外，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老太太。她至老都一直保持端秀慈祥的面容，非常热情，又富理智。亲友同乡间的大小摩擦，经过她合情合理的仲裁和教训之后，无不人人倾服。我是她最疼爱的对象。父亲明了她这"弱点"，所以对我执行体罚之前先将门内锁，以平时用蜡擦得亮亮的红木戒尺重重地连打我的左手心后，才开门半赔笑着恭候外祖母的责骂。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此章的回忆应回到重点：父亲如何决定我的早期教育。至今仍不时涌现我脑海和"眼帘"的，是商务印书馆精印裱好的一副历史"对联"挂轴。严格说不是对联，因为左联用彩色横贯表明历代王朝国拃的长短，夏、商、周和两汉就上下宽、面积大，秦、隋就上下极窄几乎只有左右横贯的一线了，五胡十六国、辽、金等朝代在左半部另划专区处理，但在上下比例上仍与东晋、南朝、南宋联系。右联全是纵向安排，和木版书一样自右而左一行一行地接连下去，上始黄帝，下迄宣统，详列了传说及正史中"五"千年的帝王世系。这副历史图表挂在王夫人和我卧室的墙壁。回想起来，我高中和大一时主修化学的意愿，是绝对无力抗衡从6岁起父亲有意无意之间已经代我扎下了的历史情结的。国学方面，父亲督教到我初中毕业为止，前后为时最多七八年。他从不系统地自四书五经入手。他大都是先以最能引起幼童兴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出发，相当自然地也就涉及相关的典章制度方面较专门的问题。这种似乎任意性粗浅的"经"、"史"之间频繁的"穿梭"读书办法有其利亦有其弊。好处是：使我对学习的内容不会感到枯燥难懂，刺激我的好奇心，并且无形之中就初步引导我走向"分析"和"联系"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思维道路。这大概是父亲不止一次称奖我"悟性好"的原因。短处是：所学东鳞西爪没有系统，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完全不涉及文字、训诂、音韵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我一生治学最大的憾事是不能像前辈学人那样熟诵一部又一部经史古籍；以致我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必须郑重声明的是，以上概括性的回忆很容易给读者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先父自始即诱导我成为一个史学家。相反的，父亲对我的希望是在事业（最初绝不是指学术）上多少能有点成就，而不论任何事业都需要一定的文言表达能力。几经考虑之后，他才认为选读古史纪事论议配以《论》、《孟》和《礼记》"植弓"、"王制"、"礼运"、"月令"等篇章句是训练文言表达能力的捷径。我多年后一再反思中才体会出他当时更深的苦心：他与我之间年齡差距既如此之大，时代变迁又如此之速，我童少年的教育必须以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主。他更忧虑我在新式教育方面能否培养出竞争的潜在优势。因此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他叫我下课后去一家孔庙后边的"夜校"学习英文。他虽能读日文，但从未叫我学日文，而总提到英文的重要。父亲1941年去世，我迟迟于1942年初冬才回天津探望母妹，从橱箱里翻出一本毛边纸的寒假作业，封面上父亲题了一首七言诗：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问贵精专；陶公且把分阴惜，今比陶公百倍难！我无法遏制我的泪水。1971年秋重访祖国，1974年夏赴津门扫墓，问及这本冬假作业小册和童稚之年的几张照片，家妹回答，"文革"期间，人人胆寒，所有可以构成海外关系的片纸只字都不得不付之一炬。这是我衰年忆往一大憾事。部分地由于父亲心里明白一个十二三岁少年所能挑起学习负荷的限度，部分地由于南开中学国文课程确能保持相当的水平，他对我的古文督导反而放松了。初中的三年是我最不用功、最贪玩、最耗时于田径和球赛的时期。不过1931年初中毕业的夏天，父亲坚决命令我把特为我买来的一部又旧又破线装的《史记》任意圈点。"项羽本纪"和"太史公自序"必须细读，其余自行选读，以列传为主。内容不懂之处可暂时不管，能懂之处则写"书后"，秋季开课前一二十天"交卷"。他强调声明，人高中以后，他不再管我的古文，一切都要看我自己了。后来回想，1931年夏所作"项羽本纪"、"伯夷列传"等篇的"书后"多半是略加修改的古人滥调，但"货殖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中当时学力所能了解和欣赏的部分却使我终生受益。父亲虽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明白白地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早在1926年冬一个日丽风静的星期天下午，他带我去八里台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那宽敞画出跑道的田径场、秀山堂、思源堂等西式的建筑，真开了小学生的眼界。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长大要不要来这里读大学。我说当然想来读。他面容马上变得很严肃，指出南开之有名是因为中学办得好。办大学很费钱，南开大学是新开办的，底子还不够厚。他紧接着说，他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洋留学；而"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我问父亲怎样才能出洋。他说本来像炳松哥和阿奎（德奎）都是考取浙江省和教育部的官费留美的，现在浙江巳经没有官费留学了；本来清华学堂毕业个个都派出洋，听说清华已准备改成大学，改成大学以后毕业生恐怕不能个个出洋了。出洋是越来越难了。看来还是只有多用功先考进清华大学再说，反正清华的学生考取留学的机会要比别的大学学生多一些。于是我从9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更大的志愿。此外，父亲还有三件事对我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父亲以儒医结交了一些直（隶）系官员。记得阴历6岁的冬天，父亲叫我穿上袍子马褂，说今晚带你出去吃酒席，不是只为吃，而是为让你见见世面。这种一年三两度见世面的"训练"大约8岁以后就结束了，但我一生对学术内外大小场合尚有应付能力是与这种早期训练分不开的。第二件事是高小在家练习作文时父亲一再强调阐发："文章贵能割爱。"意思是文章的主题本身是一个单元，主题之下，章节段落一般是为发挥主题意蕴的，也可能是有关主体的较小单元。尽管作者有天大学问，所论如不贴切主题而强行搀入，必会破坏文章的单元，反成全文之病。父亲这项教导对我日后重要的考试和写作都大有裨益。第三件事有关我一生的治学与立志。由于外祖母格外的宠爱和同乡长辈过分的夸奖，童年的我有时真会翘起尾巴，大概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用粗豪而犀利的语气对我大加教训："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边大的世界去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早岁父亲骂我的话曾作过多度的反思。在我完成英国史博士论文的前后，我已下了决心去实现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学家代表史学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人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汉学"的圏子，以西方史最髙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的期刊——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1932年是我家多事之秋。舂间父亲患了伤寒，中药药力微弱，不得不请天津有名的西医诊治。虽然夏间休养尚好，体力自此衰退。我的生母主持家政，多年的积蓄一向交给能干的金华同乡程湘秋经营生利。程并非狡诈之人，但他1932年夏经营失败宣告破产，他的舅父永康胡老先生是中孚银行主要股东之一，只代程做了象征性些微的偿还。此时父亲又已退休，家中经济日益拘紧。1932年冬我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未读完，已因学潮被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开除。这一年真可谓祸不单行了。本书序言中已经说明，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书中有几章正文之后附加"专忆"。本章末所附"专忆1"主要是谈有关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迹，因为他两位是20世纪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专忆1"中有关何炳松的部分包括业经刊印在暨南大学所编《何炳松纪念文集》中"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有关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专撰的。"专忆1"与本章正文有不少处是交织互补的；内中还有我对何氏家族运作的分析。作为一个个案，我希望"专忆1"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家族制度演变的中外学人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何家的两根砥柱何炳松（1890—1946)及何德奎（1896—1983)何氏一家（族）四房，炳松兄，字柏丞，属第二房，我属远迁到天津的第三房，出生和读书都在北方。柏丞兄长我27岁，一直是我少青年时期模拟攀登的对象。这是由于自孩提时即时常从父亲和王夫人口中得悉柏丞兄的早慧：早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还不满13足岁时，已经中了秀才。王夫人记得发榜的那天正是立夏，金华乡俗立夏之日吃耳朵那样大的馄饨，一定由长工先吃。这位未满13足岁的孩子饿了，吵闹着要先吃。正在吵着，打锣报喜讨红纸包的人到了，柏丞兄不得不立即结束具有部分嬉游半淘气特权的儿童时代，硬是提前跨进了成人阶段。试想：明清时代，社会上一般都称举人为老爷，如果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不是两年以内（1905)永久罢废，柏丞兄很可能十五六岁就变成老爷了。他一生老成持重固然是由于修养，恐怕也未尝不是早慧的副产物。j我在髙小和初中时对柏丞兄的学历就知道得相当清楚。他是以浙江省官费出洋，先取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父亲告我柏丞兄在此二大学读书成绩优异，若非父母一再催他回国，他完成博士学位应该没有问题的。父亲并且知道他的硕士论文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史料而撰成的《中国古代国际法》。这些都在《何炳松年谱》中得到证实。对他履历如此清楚是因为先父壮年无儿女，多年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大多寄望于柏丞兄。记得我天津私立第一小学毕业，准备投考南开中学的那个夏天（1928)，父亲曾广泛地和我谈"志"。他说当柏丞兄留美前夕叔侄话别的时候，他对柏丞兄说："虽然家里替你老早早地就结了婚，你到美国之后，不要儿女情长，急急忙忙地就想回国。你最好要设法读到两个最高学位，一个文学博士，一个法学博士。回国后要在上堂兄何炳松（1890—1946)海大地方立足，结交金融实业界巨子，劝他们出钱办个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报纸，不妨把它取名为《太平洋时报》，由你做总主笔。中不民主则已，如民主政治开端，你可能扮演类似美国威尔逊这样的人物，由名教授而竞选成为总统，再进而成为一位有抱负有远见的政治家。"我猜想，柏丞兄在美国主修政治，而不主修历史，或与这场叔侄谈话不无关系。事实上，先父虽在他同辈人中是非常具有世界头脑的，可是他不明白文学博士（LHD或英国的IittD)和法学博士（LLD)不是可以攻读而获的，是要等待学问事功已被社会公认，以后由个别大学赠授的名誉学位。先父的话虽未免有点天真，但充分反映叔叔对侄子期望之高而且殷。由于先父长我47足岁，而我又是独子，所以我自幼就了解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柏丞兄既是何氏全家第一个留美学成归国，先后在杭州、北京、上海成为知名人物，所以这位"阿松-哥哥"（金华话哥哥读成gagci)，一直是我少青年时代家族中的"英雄"。天南地北，我和柏丞兄要迟迟到1936年春才首次见面。那时我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已是第二年下学期+。我照例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广泛地自修，总选一个靠近《大英百科全书》的桌子靠中间宽大走廊的角落座位。一天下午，看见教务长潘仲昂（光旦）先生陪着一位修长、秦洒、平头，身着灰呢长袍，手持髙级烟嘴而不吸的"绅士型"的中年学者，慢慢地走向我的面前。潘先生说："你哥哥来了，你还不知道！"当时柏丞兄暨南大学校长上任尚未满周年，为了提高教学素质，组织了一个"北平教育考察团"北上考察。虽然清华是他视察重点之一,他当天下午必须回北平城里，我虽得缘初瞻风采，却无缘作一深谈。七七抗战揭幕之后，我才有机会两度和柏丞兄接触。1937年夏秋之际，我自北平经天津、烟台、潍县、济南、南京、九江、南昌、金华、杭州到上海，本想一两周内即由上海去长沙临时大学的。不料何家第二位留美学成归国的成名者何德奎（字中流，长房，论辈分箅是我的"侄子"，而年纪长我21岁），替我作了决定。他那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会办，国人称之为华总办，非常热诚地对我说："三叔祖只有你一个儿子，现在兵荒马乱，你既一向有志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不如在光华大学借读一年，既可拿清华文凭，又可多读些西文书。我十几年前曾做过光华商学院院长，我已经替你缴了学费，你在上海的生活所需全由我供给，只是我家人多，房子不够住，你先在松叔那里住些时。"于是我就在柏丞兄辣斐坊的寓所住了几个月。柏丞兄很忙，不久就离沪筹备暨南迁校事。我和他长谈的机会很少，因他几乎从来不主动问我个人和学校的事。我观察到他日常生活很有纪律，平易近人，既不过度节俭，也不奢侈靡费，而待人极为宽厚。记忆中，他每月领薪之后总是出去买足一个月的香烟，照例是嬢装美国白吉士（Chesterfield)，笑着对我说："这是我最大的享受。"他有时喜欢从外边叫些点心。有一次他为我多叫了一碗火腿汤面，是由吕班路云南饭店做的。他同我边吃边谈地说："我们金华人不应该说只有金华火腿才好；宣威腿也自有它的特长。"此事虽然琐碎，但反映柏丞兄是一位没有成见，事事力求客观公正的人。第二度和柏丞兄接触是1942年4月。我迟至此年年初才决定去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2月底离昆明，经贵阳、柳州、桂林、韶关、大庾岭、赣州、鹰潭，沿浙赣铁路于3月底抵金华，住在卫生设备齐全的柏丞兄文昌巷的寓所。园宅相当大，几乎一半临时已作为金兰卫戍司令宣铁吾的办公处。柏丞兄除忙于酬酢外，还要负责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的计划，并须主持筹办东南联合大学。我趁他少有的休息吸烟的时刻面呈我的三篇文章："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刊于燕京《史学年报》2卷5期（1938);"张荫桓事迹"，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1940);和一篇英文习作文稿"TheHaldaneMissinf1912"。英文这篇是练习利用第一次大战前英、德两国的外交档案及若干传记，分析何以受德国大学教育、一向倾慕德国文化的英国陆军部部长RBHaldane,1912年获英内阁同意，访问柏林，虽具髙度诚意，亦无法缓和改善两国关系，以致不出两年大战终于爆发。柏丞兄当然没有时间评阅，但稍事翻检沉思之后，以极诚挚的目光对我凝视，只说出："在这样战乱的情况下，你居然能写出研究性的文章！"4月最后一周，我离金华去杭州、上海前一日的下午，柏丞兄叫我同他吃茶。我知道他极忙，一杯饮后，我谢他的款待，起立正想与他握手告别，他面容变得严肃，对他的"三叔"，也就是我的父亲，做了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做出的综判："我们上一辈兄弟四人之中，以三叔为最有才，性格也以他为最倔强。"其余评估的大意是父亲身历"五朝"（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目睹旷世巨变，事业虽不能发展，但直到生命最后的几年一贯顽强地与时代奋斗，不甘落伍。他那种远远超过同辈人们的眼光识见最好的反映就是为儿子所拟定的教育政策。七七抗战开始以后，国难、家难、经济、年事、健康等等结合的压力，终于使他不得不向时代低头。总之，父亲一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他未讲完，我内心已在极力挣扎，勉强控制住我的泪水。这是柏丞兄和我最后一次话别。我下一年即回到昆明报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考试，1945年秋出国。柏丞兄于1946年7月病逝，享年仅57岁。何家另一砥柱是取号中流的何德奎。他属于长房第二支，是德字辈中最年长的，生于光绪丙申（1896)，长我21岁，较我生母仅小1岁。所以我自清华读书期间开始和他通信，一直称他为"中流大哥"。他是读了北大预科两年之后，1917年考取教育部的公费留美的。多年后他告我出国之前特别过天津向三叔祖告别时，向在襁褓中的我伸手笑着说："叔叔，请赏给我个红纸包！"那时我出生才几个月。德奎也仿效柏丞兄，先去威斯康星完成学士，然后去哈佛读商科，1921年完成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这是当时商科方面最髙的学位。与德奎同时在哈佛的有吴宓、陈寅恪两师和汤用彤先生等。德奎热心公务，又富办事能力，被选为哈佛中国同学会会长。华盛顿九国会议期间（1921—1922)，德奎与哥伦比亚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蒋廷黻师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德奎回国后，最初在上海大同、南洋等校任教，不久即任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因他在美所习专业及各方办事经验，很快即受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即上海重心所在的公共租界的"市政府"）英、美领导方面的重视。国人民族意识随北伐而激增，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既一向有纳税的义务，1928年遂成立华人纳税会以争取应有的权益，德奎被聘为英文秘书。他同时也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金融及外交方面几种委员会的顾问。一向在英、美两国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终于在1931年不得不增添一席永久性的"会办"，国人称之为"华总办"；这位首任的华总办就是何德奎。不久升为堂侄何德奎（1896—1983)副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是他事业的顶峰。难得的是1934年夏秋我考进清华之后，他主动地每年资助我200元。这额外的资助使我"宽裕"地在清华度了三年。1936年8月中旬我才有机会与德奎在清华几度会谈。由于中国科学社一年前已选定"水木清华"为年会会址，德奎主持该会财务，必须早到北平。在冠盖尚未云集的前一天下午，他已包了一部汽车，由我陪同，闪电式一游西山八大处。另一傍晚我已代他预订与一位哈佛老友餐聚话旧。《吴宓日记，1936—1938》："八月十七日，星舅4—5寝息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在宓处晚饭（西餐)9：00何君等去。"德奎性格相当外向而非常诚恳，主动问我在清华的学习经验和志趣。1938年春我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时，他曾主动要看我的英文写作。他认为我的英文肯定在一般大学生之上，但不如他的连襟钱锺书(事实上，德奎太客气了一点，应该说"远不如"才符合当时的实况）。同年舂他带我到上海银行公会俱乐部午餐（5元一客中菜西吃，而当时法、德、俄式第一等晚餐不过25元一客），为的是给我见见场面的机会。不消说，席间的谈话一半是英语。因仓促口头介绍，我只记得内中一位客人是清华刘崇铉老师的本家，当时是邮政储金局局长，另一位忘其姓名，不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就是该局在沪的主持人。德奎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皮肤白皙，虽内在髙度西化，而平头长衫，非常注意传统礼貌。事母至孝，对族人姻亲尽力提携，从不摆身架。1996年刊行的《何炳松年谱》记1946年夏谱主病情严重，上海中美医院疗治不当，有以下纪事：七月"二十日：下午，何德奎偕携夫人杨闰康（其妹季康即钱锺书夫人杨绛）来探望，出资请德籍医生来寓所诊治。夜，杨氏陪侍"。柏丞兄生命最后四夜全由养尊处优的侄媳陪侍这一事实，最足反映德奎为人的可敬。"专忆1"即志在供给一个个案，以下分析的重心是何氏一族在20世纪前半的实际运作。很明显，此期间对全族发挥力量最大的非德奎莫属。他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会办和副总办时的薪金是按海关两箅的，是远远高过国内高级官员的。就我所知他曾承担或资助过以下的族人和亲戚：胞弟德柽夫妇长期的全部生活费用(德柽银行职员的收入，德奎坚持全部作为弟弟的私蓄）；伯父炳金(旧族产的破耗者，老年忏悔信佛）长子德华，自小学至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赴美实习的费用，全部由德奎承担；把妹夫宋文炳及何家第四房的炳镁叔都安插在待遇优厚的工部局小学；自1934至1938年秋总共对我的资助不下1500元之巨（由于种种原因，我1937—1938年在上海借读的一年用费很大）。德奎真不愧是何家的中流砥柱！此外，1931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德奎邀请岳父全家（除了钱锺书夫人杨绛)来沪和他同居共馔。超越长房，主动支持较困难的三房和四房的族人是很难能可贵的。柏丞兄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期间，当然是何家另一砥柱。他主要扶持的对象是胞兄炳文的子女。炳文早逝，子女多人的生活及教育皆由柏丞兄负担。炳文的长子德心1939年秋与我同住在上海柏丞兄家，他任职于暨南大学，对我并不隐讳他的贪酒与好色。炳文第二儿子德明规矩得多，长我几岁。当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曾北至天津在南开大学读了一年，即返上海，毕业于大夏大学外语系。他一直在外教书自成家业，与族人几乎没有来往。据柏丞兄至孝的次女淑馨（《何炳松年谱》中作"三女"，因长女夭逝）回忆，1933年炳文长女"阿芝"出嫁时，不但嫁妆非常体面，而且柏丞兄亲自回金华选择字画古玩等陈设，婚礼铺张的程度远远超过后来胞姐淑涟和她自己的婚礼。这种亡兄之女与亲生之女婚礼上的偏差是完全符合传统家族的理想规范的。除了何家第二房外，柏丞兄提携的主要对象是两位曹姓的内侄：曹增美、曹增炜。30年代后半和40年代前半，他们都在暨南大学任职。前者掌出纳，为人精细负责，战时一直留沪，对暨南内迁、教育部委托桕丞兄主持东南联大，以及地下资助上海学人内迁诸项款额的支付与保管都做得井井有条。柏丞兄长暨大前后8年，得保令名，财务方面无后顾之忧，是要归功于内侄增美的。我从此中体会到何以传统官员不得不部分地任用"私"人的主要道理。1943年3月初离沪返昆明之前，曹增美特别请我过重庆时，当面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代暨南报告处理留在上海的各项公款的概要，并代说明何以在日本侦察压力日增的情况下，由暨南经手的资助上海学人内迁一事非零散地、特别谨慎地进行不可。受曹秘托时，我马上就感到柏丞兄身处浙江两个派系之间的不易。家族之中柏丞兄所扶持的虽限于他本房长支及最近的姻戚，但他在超家族、文化教育网络中影响之深广，是南宋以降何氏一族中首屈一指的。我所属的第三房是全族中离群的"黑羊"。父亲40岁以后才在天津第二次成家，但还谈不到"立业"。他扶持的大都限于巳故四叔寿龄公的长子炳益。炳益大约长我20多岁，青年丧偶，遗有一女淑瑚，小我3岁。父亲为他在相当庞大的直系僚属中谋得一中级文书的职位。他足迹南及两湖、北至热河，最后在热河再度结婚生子。在他1931年底携眷过津小住之后，父亲对我强调指出我将来对何氏全族所应尽的最低"责任"。长大如有出息，一定要大力资助四叔的后代。礼节上，访问金华祖乡时一定要向大伯母（德奎祖父寿延公最后一位继室)磕头。1937年夏秋之际，我自平津舟车辗转数千里，搭浙輓路车赴金华，晨间车抵衢州西南20多公里的后溪街站时，因前边有车辆出轨不得前进。幸而如此，否则我们所乘列车抵达衢站，换车头加煤加水的几十分钟正好作为日本飞机轰炸的对象。晨间日机不伹炸了无列车停留的衢站，并且也首次炸了金华的车站。当列车午夜开进金华车站后，发现站上陈列了多口棺材，不得进城。进城后一曰，由德华的弟弟德祥陪同，乘人力车找到了疏散到北山深处的大伯母，向她毕恭毕敬地磕了头，了结了父亲的一项心愿。万分激动之中不无慰藉的是四年未见的王夫人健康如昔。在金华城内短暂的逗留之中，我特别去探访炳益兄的女儿淑瑚，她娉婷端秀，举止大方，问及她远在北方的父亲，也谈她已与中央军校学员本地人陈如平订婚，陈毕业后即准备结婚。我在国外教书最初15年（1948—1963)是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10月我应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先生邀请，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并充任英语分组会议的主席。会后"教育部"对我颁赠奖章，会议期间记者访问，台北报纸有些报道。淑瑚在我匆返北美之前，居然能在台北同我作一次恳谈。我才知道如平早已脱离军职，在台北小规模经营房地产，苦于押金利率太髙。淑瑚要求我借予他们相当数目的美金，先解除支付高利之苦，再谋求发展。当时这事在我们双方看都是毫不唐突、理所当然的，十余年后如平经营颇有成果，可惜淑瑚不禄，未能多享比较充裕的日子。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我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和学术演讲。秋间在上海与热情的四房诸侄及侄女们再ft欢叙。我随即赴杭州小游，正值浙江师范大学（校址在金华）校长蒋风先生在杭，他坚请我去他的学校作一学术演讲。我提出唯一的条件：他必须事先代我约好金华市市长，我抵金之夕要和他谈四房原来的房产问题和拯济四房某支生计之方。果然，籍贯东阳的金华巿市长郭懋阳先生盛筵之后立即和相关僚属专谈何家事（开头介绍我的履历，只讲了一句："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同志接见。"；)。四房原有府上街宽敞的房子，因多年已被好几家分住了，一时很难归还原主。但四房里住处最差的，保证可以迁居到新造的宿舍。我提出四房中最不幸的是年已62岁的德清；由于他青年时代与国民党略有瓜葛，多年来既无工作也无福利，只有依靠女儿为生。郭市长答应立即解决他的生计问题。我返美不久就得悉，市政府给了他工作，待遇和女儿相同；换言之，他们父女间的收入和福利因我此行加了一倍。台北的陈如平最能了解我金华之行的意义是在力求实现父亲生前一项未竟的意愿。除了四房之外，我长期在北美和长房也还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1956年春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将将晋级到副教授，刚刚在海滨买了房子，忽然接到德奎发自巴西圣保罗市的电报，只说两天之内即将飞抵温古华，其余面详。我当然早就知道战后他被命为上海市副巿长，与首任巿长钱大钧相处甚好，与吴国桢不无龃龉；1949年随一批上海民族资本家逃到香港。我曾不时疑虑，像他那样廉正自守，不置产业，乐于助人，而两袖空空的人，是否能在海外老辈华侨音译Vancuver为温哥华是错误的，译UBC为"卑诗大学"最为可笑。近年学人已改称大学为加拿大（或英厲）哥伦比亚大学，我个人一贯耻于接受温哥华，坚决称之为温古华。长期解决生计问题。见面后才知道他早已山穷水尽，从胡适之先生信中得知我的地址之后，只有马上到加拿大再想办法。第二天我就电汇巴西代还他所借的机票款额。我和内子景洛以兄长之礼待他，我每月另以百元供他零用消遣。半年之后，德奎同意先回香港就任苏浙中学校长，再缓图回国与家人重聚，落叶是终须归根的。1962年夏我已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书，1963年才全家迁美。几年之后，长房一向由德奎资助，上海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德华和我发生了联系。我1937—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期间曾两三度见过他的未婚妻，李姓福建人，中西女学毕业，英文好，笃信基督教。在芝加哥重见时，德华已是密歇根州公路局资深工程师，子女四人或已成人或已人大学。七八年中，德华夫妇曾几度来芝餐叙，但他不愿谈何家旧事，专喜谈上帝。1971年10月和11月间我重访祖国返美之后不久，德华当面表示惊讶与失望："像叔叔这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竟会公开赞扬毛泽东那魔鬼般的人物！"为了保持叔侄关系，我要求他此后永远不要和我谈上帝和政治。因此，不久通过上海族人传出了讯息，90髙龄的大伯母（即德华的继祖母），在金华生活及医药等费用没有着落。我略事考虑即决定不必通知德华，由我承当下来。不久金华方面又传出大伯母极希望生前知道她的"棺材本"能有保障。我致函淑涟（炳松哥长女）请她老人家放心，我自幼秉承父教，深深明了什么是我分内之事。直到1974年春，得悉德奎准备自港返沪接受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职位，我才"命令"德华按照我一他二的比例汇美金给德奎，以备他在上海贴补【附录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我之所以据实无隐，叙述何家一门四房的内情，特别列举堂哥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资助提携族人的事迹及其限度，是为了纠正近十余年来美国有些中国史界中人对两宋以降家族功能的误解。误解最甚者是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中国史教授海姆斯（RbertPHymes)的StatesmenandGentlemen：TheElitefFu-chu,Chiang-hsi，inNrthernandSuthernSung(《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首先，海氏对"家"、"族"的定义即者都可认为是同"族"，根本不顾官方及世俗之以"族"为一五服之内的血缘组织。此外，海氏对抚州一区"精英"的界说也非常广泛：举凡官员，乡贡，一切寺庙的主要施主，创建或扩充书院、修桥补路、倡修沟渠水道、组织地方自卫者，皆属于"精英"。甚至与以上任何一类人士有婚姻或师生关系者，也一同视为"精英"。在无法判断同姓同乡里的人是否都属于同族，在无法推出同姓集团中所产生新的进士与前辈（两三世代，甚至百年以前）进士亲疏关系的情况下，海氏书中有一趋势：先假定同姓同乡里都是"族人"，再进而假设"族人"中前辈的进士（两三世代，甚至百年以前）必会长期泽及后辈族人的，因此新进士向上流动的社会及制度意义就为之大减。同样的，如果邑中倡导扩修书院或出资修桥补路者考中进士，也不能认为是鲤鱼跃龙门式关键性的向上流动，因为在海氏含混的界说下，这类极重要的向上流动，仍然可以硬行解释为同一大集团或阶层内部的流动。因此，海氏最后对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促进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血液循环"表示怀疑。海书攻击对象主要有二：一是芝大已故宋史专家柯睿格（EdwardKracke,jr)以仅存的《宋元科举三录》中南宋二录为统计骨干对社会流动的几篇论文。一是我根据一万四五千明清进士，两万多晚清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以及大量多样史料而构成的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bility，1368-1911(中文简化书名为《明清社会史论》，哥大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1967年第二版，意大利及日文译本）。我生性对一些史料有限而见解偏颇的著述往往多年置之不理。幸而近年东亚学人，尤以台湾的宋史专家们，从事于集体研究宋代文集中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传记资料，作出一系列富有参考价值的例案。其中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001)的结论最有代表性：由于士大夫社会地位的维持并不容易，就造成相当大的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同时，基于士大夫的迁调、贬逐，以及他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軎好等原因，就形成了他们在地理方面士大夫与庶人间的流动性值得特别注意。也就是当士大夫家族两三代无人中第为官，而也没有财产作为维持其地位的后盾时，就必须转而从事其他的生计如务农或经商。士大夫家族的流动性，过去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本书著者并没有在这方面做i化研究。不过应该指出，著者不认为过去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方法有严重的问题。研究社会流动以一个人的祖先三代有否为官作为标准，其实就是宋代政府判定一个人是否厲于士族的标准。宋皇族子女的婚姻对象是士族，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皇族做这样的选择时，并不考虑一个士人的外家和妻家。（陶，页315—316)陶氏所论宋代家族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大体上仍能应用于20第一幸家世与父教世纪我们金华何氏一门四房的情况。宋代也好，20世纪也好，一个家族能否维持或改进它的社会地位，最主要还是要看族中有没有杰ifiT何炳松在"ilR业里地位声誉之高，他只能负担的生计，最多只能安插一侄和两位曹姓内侄于暨南大学会计及出纳两组。对自己两个女儿并未能留下多少遗产。解放前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以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但他主要支持的还是长房堂弟德华。没有德奎长期全部的资助，德华不可能读完交通大学，赴美实习，充任密歇根州公路局的高级工程师。至今令我不解的是，何以德华唯一的弟弟德祥几十年来一贯只是金华的小学教员？最使父亲和我惊喜的是，我1934年夏末考取清华之后，德奎立即主动越房资助我每年200元；光华借读的一年，上海生活费用大增，亦全部由德奎负担，毫无愠色。20世纪50年代夏我在纽约有多度与何廉先生论学忆往的机会，他特别指出湖南宝庆族中亦有类似现象：越是自己本房或本支经济或文化条件较好，越是本人读书上进，越易受到族内的重视与资助。族的主要目的在成功者"，在这点上传统和现代家族政策上并无二致。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才能顾及族务：试图报答流亡海外的德奎，担负德奎继祖母老年生活及医药费和保证她的"棺材本"，协助四房的淑瑚侄女及其夫婿陈如平，1986年当面请求金华市长救济第四房的最不幸者等等，或出自至情，或皆因不敢有违父亲遗教。但是多年来扪心自问，经济上支持族人的能在#限的、"边缘1。两宋以降，族对族人向上流动的功能是绝对不会大到海姆斯未明言、而几乎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程度的。抗战期间我在上海先后两年，也曾两度到祖乡金华亲自观察体会，深感炳松和德奎"全盛之局"很难延续。最后分析起来，全族能否有新的"成功者"几乎完全要靠个人的天资、教育、意志和奋斗。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而延续其成功（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能的），又怎能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内外的同姓者们呢？海姆斯看法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艾尔曼（BenjaminAElman)教授。有异于西方多数中国史专家，艾氏著作以史料坚实、大量多样见称。12年前在一篇"翻案"性长文["Plitical,Scial,andCulturalReprductinviaCivilServiceExaminatinsinLateImperialChina"(帝制中国晚期通过科举[制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生产），77/ur-nalfAsianStudies,Feb,1991]里，指出拙著《明清社会史论》里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进士的比例——宋53%，明495%,清376%——失之过高，gjfcfeZ、婚戚对向卜针会流动ii。艾氏进而认为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reprductin"(重生产）而已。由于我研究兴趣已转入先秦思想，所以仍然未立即答辩。直到2001年8月初，艾氏以其加州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新版-大本头800页的皇皇巨著4CulturalHistryfCivilExaminu-tiruinLateImperialai/m(《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惠赠，而且题款非常客气，我才尽快披读之后一两日内即电话中谢他盛意。电谈中首先坦诚地肯定其书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史料最多样美备之作，必能有长期参考价值。接着我就告他40多年前，他目前巨著中所征引的如明清殿、会试录和各省的乡试录，以及大量词林掌故这类专书和笔记，我确曾匆匆抽样翻检过不少种，终因内中没有试子祖上三代履历而未征用。换言之，我对他巨著的主要史料是不生疏的。结束电谈我说："唯一不幸是你过于相信海姆斯，认为拙著数以万计的统计中平民出身的中第者的百分比失之过关于歧以及其他相，只有在不久的进行文字讨论。"因累年致力于先秦思想，在此回忆何氏一门四房的"附录"中才有机会作较系统的答辩艾氏近著与拙著《明清社会史论》所根据的主要史料有重要的不同：前者所用的大量殿试、会试和各省乡试录等只有姓名、籍贯、本人简历和全榜中试者的总数，而没有最能反映社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艾书所用词林掌故、状元考等类册籍只供给有趣的轶事和掌故，亦无助于研究科举制度是否真能促进统治阶层和平民之间的上下流动。换言之，以上这些史料是有助于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的，但都是"无机"的。相反的，拙著成万的中第者的统计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试者的祖上三代履历的，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全部是"有机"的。二者基本上是无法谨严比较的。可喜的是，艾氏搜集史料之勤是西方罕见的，曾自日本获得极为罕见的明代及清初顺治期间，具有三代履历的进士录11种，共2643人；明代零散的顺天、浙江、山东具有举人三代履历的乡试录6种，共667人。这两批"有机"性统计所构成艾书中的表51和表52，值得向读者介绍。艾著表51中的明清举人家世省份。：：：箱1举人总-，民職人！数目百分比嘉靖1552顺天1356750万历1591浙江1107366万历1600顺天153,8757万历1618浙江984445崇祯1639山东824656顺治1648山东8945151总数及总平均6673625427注：此表较艾表51稍事简化艾著表52中的明代及清初进士家世雇頻身纖:嚇总議数目分比永乐1411847083正统14361007676弘治149930016555正德150834919656嘉靖154129817759嘉靖154730018160万历159829218664万历160430818861天启162241224559顺治164914311480顺治1651573561总数及总平均264316336178注：此表较艾表52稍事简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氏以上根据全书仅有的"有机"性的明代及清初进士及举人的祖上三代履历所构成的两个专表中，平民出身的中试者的百分比与拙著同期间的统计大都符合，甚或稍高艾之所以在全书中对此两个仅有的"有机"性统计表的意义一字不提，或因自知其中平民出身中试者百分比如此之高是对他书主要结论有力的反证。艾氏既与海姆斯采取同样观点，当然不愿接受，也无法以坚实统计抨击拙著中陈列的约38万"有机"性统计所反映的重要史实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MM之内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十余年前MM对两宋江西抚州一隅的"族"和"精英"界说的松散含混，对"族"的功能的夸大，引起西方一些人对两宋以降社会一些不成熟的宏观"理论，，科举并未曾有效发挥其促进社会各阶层间血液循环的功能。从纯方法论的观点，纠正此类无坚实统计根据、多凭主观揣想的宏观"理论"最佳的办法，是大量多面地从事家族、生活方式、婚姻网络方面的微观研究。这类在方法论上很有意义的微观研究近年已在台湾宋史界集体出现。我希望本章附录"中金华何氏一族四房情况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于正确了解近现代中国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结束这个论辩性的"附录"，我不得不迟迟才指出一项举世中国学界很少知道的史实：在"儒家化"甚深的李朝朝鲜，类似中国科举的文官考试也确能促进统治与被统治各阶层间的上下流动。类似明、清进士三代履历的"司马榜目"等专录，也是传统西方史料中所无法比拟的。请参阅在我指导下，1971年通过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Y6ng-hChe崔永浩，TheCivilExaminatinsandtheScialStructureinEarlyYiDynastyKrea，1392-1600(《早期李朝高丽的文官考试与社会结构》），publishedbyKreanResearchCenter,Seul,Krea：1987【第二章】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由于先父48岁（阴历算）才生我这个独子，我童稚之年除在家识字读书之外，也曾入过邻近的一家私塾。迟至8整岁（1925)父亲才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所小学的创立是与南开中学最主要的校董严范孙（修）有关系的。严是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和清季学部侍郎，是天津有名的巨绅。南开中学就是从张伯苓先生所教的严氏家馆扩充建立的。我插班三年级。级任老师刘逸民是河北省东光县人，圆脸，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因童稚在家不时听父亲讲古代故事，所以时常能答老师所问历史上的问题。记得一天刘老师讲《论语季氏》，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时大声问全班："谁是友多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全班小孩子高声喊出："何炳棣！"当时我既感到自豪又觉得很难为情，那时和事后感受最深的是同班同学那样纯真宽厚，内心里没有一粒尘垢。私立第一小学三年级每星期都有作文，白话和文言隔周对调。学校和学生对白话作文都不注意，都认为文言才是正式的作文。校董中有一位晚清举人赵元礼先生，他是天津两大书法家之一，字体结构工整，笔力秀劲。另位书家是精于颜体的华世奎先生，他的匾额几遍全市。赵老先生关切学生们的文言作文，坚持每次亲自选评级任老师的"荐卷"。每次最好的一篇老先生都亲写评语加盖图章以示奖励。同学们都以获得他的评语和图章为荣。这一学年我大概得到他盖章发还的作文共八九篇，这大概是我下一年跳班的主要原因。三年级终了，刘逸民先生有对家长的总报告和评语。他对我的总评开首几句已不记得，最后一句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70多年来每一念及，不禁懔然叹息，这第一位级任老师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古人"三岁看到老"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跳到五年级后，除了上学期算术（包括珠算）感到相当吃力之外，其余功课都不落后。国文的进步较快，因级任老师董凤衔是前清静海县的秀才，对文言作文的批改极为认真，书法也极工整。有一次他在黑板上解答了算术上一个较难的问题之后，问全班是否都会作了，大家齐声回答："会作啦。"不知何故他独独认为我热烈大声的回答是轻佻犯规，以讲书用的藤杆狠狠地打了我左手心三下，我大哭失声。直至70多年后的今天内心还是觉得委屈。此后董老师似颇有悔意，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附带说一句，我小学时代体罚还是相当普遍的。学校中午12点全体学生按班次排队走向校门即解散各自就餐，拥向校门时如有嬉笑抢先的，往往会挨刘胡子（副校长，京腔，已忘其名）的巴掌。五年级终结，我的总平均成缋由三年级时的第一跌到全班第七。六年级的级任老师姓郭，名字巳不记得，说的是一口极纯的北京话。国文课上学期多半用在读《孟子》。多年回想都以为当时读了不少《孟子》，读了近乎半部。近年开卷核对反思才发现六年级上学期大概所读的《孟子》最多只有十分之一。可喜的是《孟子》里有名的章句（当然不包括"告子"和专讲心性的部分），全班几乎都能背诵。那时已开始发现，背诵方面我远不及有些小级友，我已有不时以自己熟悉的字代替原文难认难读的字的极坏习惯。由于盛传学年终结后全市各小学将举行会考，所以六年级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温习各种课程。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郭老师在历$班卜提出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之+11当时两三秒内无人回答，我举手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老师点头，紧接又提其他问题了。我多年后反思，觉得史实因果要比我童年的回答复杂得多。但照实追忆出来应有助于衡量20世纪20年代髙小国史教学的内容和水准。小学期间社会风气方面有不少处是值得追忆的，但此处仅提一件最富象征意义的史实。天津旧城庚子（1900)乱后拆除，租界以外最热闹的地段是东北城角，俗称"官银号"。这是每天上学必经之地，也是上南开中学时每天搭乘比利时经营的有轨电车的地点。军阀内战期间城乡不靖，不时有"土匪"被捕杀头。最不能忘的是那斩下的人头，照例是放置在髙髙挂在电线杆上的木笼里；由于人头是从脖子后面猛砍的，所以笼里人头下排的牙齿突出于上排牙齿之外。凡是早晨看了这种人头，晚间总不免做疆梦。这种传统的"野蛮"，北伐成功（1928)以后就不再见了。我10岁以前，与清末还能连接得上的一些民间礼俗、社交称谓等等也随着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类口号歌曲很快地消逝了。专忆2少年时代的朱英诞的地位。他有如一只春蚕，一生呕心吐尽的丝已织成3000首以上别具风格的诗，这是值得庆幸的。在他生命最后几周应妻女敦促所赶撰的自传之中，对童少年的追忆，既失之过简，对年代记忆略有出入。作为他唯一的总角之交，我有义务，也有特权对他的童少年作点弥补和校正的工作。仁健于1913年（癸丑）四月初十（农历）生于天津，长我整整4岁。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是附近仅有的"南方人"。他祖母程太夫人是我外祖母的亲密麻将牌友，她每周来我家两三次，很喜欢我家的晚饭。我究竟几岁才开始和仁健玩已追忆不出了，只记得最初外祖母曾嘱咐过我："小牛哥（仁健属牛，小名小牛）一定会跟你玩得很好的，不过他有时会发牛性，你不去顶他就没事了。"说也奇怪，自始他从不对我发"牛性"。我恐怕至早要到七八岁才勉强跟他玩得上，因为我俩之间体力、智力的差距实在太大，虽然我的身材远较同龄男童高大。朱家所有的大人对我都极好，原因之一是有了我，仁健就不再跑出去和"野孩子"们玩了。回想起来，在我整个童少年时代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是不均衡的：总是他给的多，得的少；我得的多，能给的少。妙在我俩从未有过得失的想法cf1入、"由于先父47岁才有了我这个独子，所以我正式人学校较晚。1925年我已8岁，不能再不入小学了。仁健力劝我进他的学校——直指庵小学。他说校规严、教师好、学生水平高，又在河北公署区，离家不算远，来回更可彼此做伴。几天之后先父对我一人_朱英诞著、陈萃芬选编（冬叶冬花集》,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页317—322。严肃地说："男孩子不可以有依赖性。"因此先父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学校最初也是严范孙（南开中学最初的校董）办的，校址在天津已毁旧城东门之南的经司胡同，我插班三年级。先父为我包了一部人力车，每天一接一送，中午另外送饭。先父的决定最足反映最初我对仁健依赖的程度。一年之后我跳到五年级。仁健由于颈部淋巴腺结核曾一再休学，因此我们同时进入六年级。1928年初盛传天津市要举行小学毕业会考，因此整个春季级主任老师天天领导准备会考。国文方面，将五年级已读过十分之一的《孟子》和《古文观止》几篇里较难的词句都相当彻底地温习了一遍。这年春天，仁健每次见我都说直指庵一定会第一，私立第一一定是第二名亚军。我不服气，一再地说到时候再看吧。记忆所及，这是我童少年时代和仁健唯一的"争辩"，是为了热爱学校而争，不是个人之间之争。妙在这时奉军就要人关，似将引起内战，天津市临时取消了会考，仁健和我夏间一同投考南开中学。由于我们同时报名，考场里我坐在仁健的前头。考试一切都相当顺利，最后考的是箅术。我还有一题会箅而尚未箅，时间也还相当充足。仁健忽然捅了我后腰一下，轻轻地问我某题怎样做。我半回头叫他小心不要出声，不料恰恰被监考人看见，他抓了我的卷。这一下我就哭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这位监考人是斋务股主任，问我："看你个头很大，脸却显得年纪很小，你究竟几岁了？"我说："12岁。"（照老习惯阴历多一岁）他说："既然这样小，卷子就不作废了，可是你得马上出去，题目不能再做了。"在场外等候仁健的时候，我已恢复了镇静。他出场正要提起抓卷，我说不必再提了，对任何人也不要提；卷子如果不作废，应该会考取。一周之后，结果是皆大欢喜，投考1000多人中，仁健考中第九名，我第十三名，同被分配到一年级的第一组。从人小学到初中这一段，我对仁健的回忆比较清楚。这期间我们两家像有点默契似的，在假期和学年中的周末，仁健祖母在我家打牌的日子，我十九必去朱家大玩大耍，特别是跟仁健学习京剧舞台上的对打，包括"打出手"。最使我不解的是仁健唱、打、胡琴等等似乎件件无师自通。在初中时他自拉自唱，嗓音清亮之中略带一两分"沙哑"，那十分够味的谭派腔调，至今音犹在耳。他从不强迫我学唱，只在不知不觉之中引我刀枪练到勉强能与他对打的程度为止。我家的厨子非常能干，（河北省）武清县人，他无穷无尽的梨园掌故引起仁健极大的兴趣。他曾提到富连成最初以金钱豹出名的是裴云亭，裴的绝技是"怀中抱月"：赤膊把又响又亮的钢叉抱在双臂之中，不断地做垂直圆周旋转而不落地。继裴长期叫座的武戏之一是何连涛（饰豹），骆连翔（饰猴）的金钱豹。特点之一：猴先上场，豹紧随之，猴跑向台中，豹把钢叉在台上猛跺两下，声惊四座之际，立即将叉向台中心投掷，猴高高跳起，空中双手接叉的同时，以背平摔在台板之上，全部动作十分紧凑。没几天仁健一定要练，主动扮难度大的孙悟空。当他从正房中间的厅跑向右室右上角祖母的床，接枪（代替叉）在手，同时摔在床上"啪嚓"作响之时，正值管家张妈来上房取东西。她不禁大叫一声："牛少爷，瞧你这个坏呀，诚……坏啦！"（纯沧州音）三人马上检査床的底屉居然没断。没有少年时代自练的基本功，仁健怎能在40年代末与开滦煤矿工会职工合演《芦花荡》，扮演张飞，唱、做、武打，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呢？仁健童少年时代虽患淋巴腺结核，但身手非常灵敏，各种运动都很出色。南幵中学体育水准极高。田径方面按年龄、身高、体重分甲、乙、丙组，仁健和我都是丙组。甲组各项的成绩很接近全国记录，事实上高班同学中有几位是全国记录的创造者。即使丙组记录也相当可观。仁健的短跑在丙组中平时是遥遥领先的，可惜决赛时因不习惯穿钉鞋，未及终场绊倒在地，并震破颈部淋巴创口，鲜血淋漓。体育老师湖南人文大胡子竟以碘酒涂伤口，烧得仁健叫痛不止。文反而责他："谁让你跌跤的呢？"仁健不但因此休学，而且自此"弃武就文"了。他和我同校同班还不满一年，这是1929年春天的事。他休学在家自修大约两年，1931年夏以髙分考进天津汇文高中一年级，翌年U932)朱家就搬到北平去了。文学方面，仁健自幼即才华不凡。他为人内向，极其含蓄，从不夸耀；他在直指庵小学，文言和白话的作文经常被选，贴校墙上陈列示范。我家老少都知道朱家累世仕宦，祖籍婺源，寄籍如皋，确是朱熹的后代，可是无人知道仁健父亲绍谷先生早岁诗才洋溢，有神童之誉。仁健经常到我家陪听古史，但从未曾约我去听他们父子解诵诗词。这或许是由于先父曾当仁健面谈到我的长期课业计划：当亲老家衰不久即将成为事实的情势下，我只有竭尽全力准备两个考试，先求考进清华，再进而争取庚款留美。这正说明何以仁健对"先天注定"投身于新科举的我，从不卑视为庸俗功利；相反的，他是唯一能洞悉，即使童少年的我一时会玩得昏天昏地，连数学习题都不肯做，我的心灵深处仍然永存着一种阴霾。从南开一年级下学期尚未结束即"分手"后，仁健和我过从不如以前亲密了。但这反而增强了我俩之间终身不渝的友情。他知道我非走他不屑一走的途径不可，我知道他必然会逐步走向文学创造的道路。尽管我在30年代一再坦白地向他招供我根本不懂新诗，他也从不以为怪。因为一方面他懂得诗的教育是我课业异常繁重的童少年时代所无法享受的"奢侈品"；一方面相信我从不怀疑他对纯文学和诗的天賦与潜力。1939年8月下旬，我赴昆明就任母校清华历史系助教前夕与他话别之时，他肯定明了我必会把他此后积累的新诗创作认为是我的骄傲；我也坚信我此后在学术上如真能有点成就，也将是他生平引以为快的事。不期这次竟是他和我最后一次的话别！最后我要向读者一提的是仁健自幼即非常含蓄。这或与他7岁即丧失母爱不无关系。诗的语言本来就是最浓缩的语言，再加上仁健含蓄的性格，这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何以有些读者对他的若干首诗不免有"晦涩"之感了。但我深信，总的来说，仁健的诗是符合诗的普遍和永恒的要求的："真"与"美"。只有"真"与"美"的东西才会传世。1993年4月5日撰就，4月7日寄出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第三章】南开中学我1928年夏秋之际考进南开中学时年11岁半，1932年底前因学潮被开除时年15岁半。这一段是我一生中最糊里糊涂无可奈何的岁月。究竟是否青少年大都要经过的类似阶段，还是我个人独有的发育期间无可避免的"痛苦"（grwingpain)阶段，我至今不能明确作答。就个人这期间所受教育而言，略有所得，也有不少失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