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房间涂上了布鲁斯特称作“深沉的、压倒一切的蓝色”，当布鲁斯特将一束束橙色的花卉带到他房间时，劳伦斯表示感谢，其中和了那些令人敬畏的蓝色墙壁的光彩，使其变得稍微柔和些。”劳伦斯爱上了自然风景，不管怎样，从他的小平台：他可看到远处的卡涅、微光闪烁的海岸线和地中海。弗丽达住在文斯的尼亚旅馆，天天来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2 月中旬，她返回班多尔的博索莱别墅，把一切收拾停当，并交出别墅的钥匙，巴巴拉呆在那儿。她和巴巴拉迁移到了德·齐亚拉在卡涅刚刚退出的房子，从文斯乘车不到半小时可赶到。劳伦斯开始感到“比较快活”，希望不久可散散步，但他发觉疗养院本身单调乏味，“只有法国人在恢复健康，而我却沾不上边”。他每天走下二层陡的楼梯去吃午饭，而要不然他只得躺在床上，希望不久他能“再次散散步”。法国医生们与莫兰持相反意见，认为劳伦斯应该稍许活动活动，不要整天休息。劳伦斯赞同他新的医生的看法：“有一定量的活动比较好。”他给奥利欧利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听说你还好很高兴——小心些，不要实在搞得精疲力尽，像我一样。——医生们认为他们不久还能使我有所好转——但愿如此，对此我感到那么疲乏。”但他仍能享受南部地区冬末的风采和植物的花香。他对玛丽亚·赫克斯利说：“含羞草属植物与在澳大利亚的一样，都呈云状含苞怒放，杏花非常可爱。”遇到好天，他可以坐在园子中。他写信对玛丽亚·赫克斯利说：“如果你光临的话，或许我们可能有几天快活的日子——如在黛亚布勒列兹一样，仅仅只是快活。”赫克斯利夫妇为《通向天堂之路》的问世而呆在伦敦，坎贝尔·狄史逊将它改编成剧本，取名《针锋相对》。劳伦斯希望剧目能赚一笔钱，但它并没有赚到。丽贝卡·韦斯特在她为劳伦斯所作的《挽歌》中对小说中如此生动形象在舞台上却没有生气作了解释，但她觉得马克·拉姆皮形象还是生动的，她认为，“甚至高出我们的阿尔德斯·赫克斯利都觉得他得尊重劳伦斯”。当帷幕一降下，她向她的同伴作了提示，她同伴说，“你知道，劳伦斯病势危急，”丽贝卡立即回答说，“呵，我不相信，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世界没有劳伦斯就会像赫克斯利剧目中没有拉姆皮：“然后最好的将会是虚弱无力的。”躺在病床期间，劳伦斯读了许多书。对劳伦斯什么都没带而感到吃惊的布鲁斯特在疗养院图书馆寻找起可读的书籍，而找到几本司各特的法文翻译版作品。劳伦斯写信感谢劳伦斯·鲍英吉尔惠寄的“《毒蛇》和中国书”，对此他未作评论。《毒蛇》当然是杜波斯·海沃德的《毒蛇的女儿们》（1929年）劳伦斯关于“海上姑娘的形象是苍白捏造的”的论说暗示着他一眼就看穿了一种文学时间上的骗局，琼·罗威尔在《摇篮深处》中的有目的的海上冒险活动。他对一本书的评述——“我对自我感觉良好、年轻的美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像机前故作姿态的做法感到厌恶”——会同托马斯·沃尔夫的《瞧着回家路，安吉尔》1929 有关吗？劳伦斯对玛丽亚·赫克斯利从伦敦寄来其他书籍也表示感谢：《柯利恩》，对此书他没有作什么评论，而关于“布朗宁书”，可能是奥斯伯特·伯德特的《布朗宁一家》（1929 年），他发觉“有些丢脸——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的最高水准上稍作一点蠕动”。其时布鲁斯特离开文斯而回到了班多尔；他勉强离去，期望再次去印度之前返回再作逗留。而在那最后几星期中，劳伦斯不断地接待来访者。艾达·劳、伊斯门从彭多尔赶来与弗丽达和巴巴拉呆在一起。2 月27 日，艾格·卡恩和他的妻子也来了：“我喜欢他。”劳伦斯写信告诉布鲁斯特，“——有一点儿真正的宗教信仰。”艾格·卡恩又谈到了在巴黎一家私人美术馆展出劳伦斯画品之事。劳伦斯打电报给多萝西·沃伦，叫她保存好警察已归还给她的画品，而不要航运到文斯，而画品卷紧放在玛莎·戈登·克劳奇的农民陶器作坊中——这些画品后来被船运到陶斯。弗丽达去世后，安吉洛·拉伐格里将大部分画卖给了当地拉福恩达旅馆的老板萨基·卡拉维斯，他在那儿将它们展出。住在靠近文斯的格拉斯的H ·G ·威尔斯于2 月24 日来探望劳伦斯，并告诉劳伦斯他高高兴兴地摆好姿势让雕塑家乔·戴维森塑像，又说劳伦斯应该让戴维森“塑”他的头像。威尔斯在他的别墅款待戴维森，建议戴维森马上去文斯为劳伦斯塑像：“我进行款待不是为你，而是为他。你一定会将他塑得令人满意。我敢肯定他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虚弱的样子。你能使他振奋起来。”热诚、长着胡须的戴维森——小奥古斯塔斯·约翰——第二天早晨携同他的妻子来到了文斯，而取消了原先去巴黎的计划。弗丽达迎接他们，送乔·戴维森上楼，那儿他发觉劳伦斯在阳光充足的阳台上用午餐。劳伦斯同戴维森聊了起来，最终他抓过粘土塑了起来。他问劳伦斯是否塑过模型，劳伦斯说他曾试着用代用粘土，但他怕触到这种材料，怕嗅到它的气味。戴维森拿起他用的一些粘土，劳伦斯坐着将粘土抓在手中，他喜欢它的凉快和干净。戴维森答应寄给他一些，因为劳伦斯说他喜欢塑小动物。1 小时后，劳伦斯在送戴维森下楼用一些午餐的当儿打了一个盹。接着劳伦斯穿着他的蓝色的睡衣端坐在床上，雕塑家完成了工作。几天后在巴黎，戴维森对哈里·佩恩·惠特尼夫人谈起了劳伦斯病情的严重性，这位富裕的美国妇女说：“你不能打电话给劳伦斯夫人或什么人、叫他们不惜代价吗？——她将介入此事。戴维森打电话给在格拉斯的威尔斯，但在那时就是连好心的赞赏者的钱也帮助不了劳伦斯。因为对一位经常对人类的愚笨进行挑剔。而不是对生活本身进行挑剔的人来说生命到达了终点；一位没有自我怜悯之心、写生活和它的崇高及悲哀、并且用无可匹敌的活力来进行写作的男人。病情看上去稍有好转后，病魔再度向他袭来。他厌恶起疗养院来了，至2 月20日感到他已“在这里相当糟糕——觉得我有点‘感冒’——太难受了。这地方什么也没有——我还是呆在博索莱好”。第二天他说：“我这里情况很糟很凄惨，如此糟糕的夜晚、咳嗽、心脏、明显地愈加严重的难受。似乎得了流行性感冒，但他们说没有。这地方不好——不会久留——我还是住在旅舍里好——惨啊。”显然于同一天，“星期五”（2 月21 日〕，他最后一次写信给奥利欧利：听说你好转，感到高兴。我不行——相当糟。这地方不适合于我——不会久留，或许再一星期。感到沮丧。也许我们会租一所房子呆上一小段时间。你能寄我一本初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吗——我要将它送给我的英国医生——他不收费。天气糟糕——我又整天躺在床上——感到悲哀。至2 月27 日他能写信给埃达·克拉克和厄尔·布鲁斯特，说他“还是老样子”，不管怎样“没有恶化”。又说3 月1 日将迁入文斯的一所住舍中，并且有一位从尼斯出来的英国护士：“我将会受到更好的照护。”突然准备同穆克基一起去印度的布鲁斯特在离开班多尔启程之际收到了他的信。他希望两个月内回来，然后希望去看望劳伦斯。作为一名作家劳伦斯于动身前不久在疗养院作了最后的努力进行写作。他支撑在床上，勾勒着已寄过来的埃利克·吉尔的《艺术刍言和其它随笔》的书评。弗丽达说过：“劳伦斯去世前几天写作这篇未完的书评。这本书使他发生了兴趣，在许多方面他赞同它的观点。接着他对写作感到疲乏，我劝他别干了。那是他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劳伦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所思想的和所感觉到的东西。正如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所指出的：“尽管（劳伦斯）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病入膏盲，但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阅读而理解它。思路稳定，行文还是那么委婉、整齐、流畅”。的确，它有一种人们认为濒临死亡的人力所不及的幽默和生动感——不是一位显然是健康者而即刻死于猝不及防的心脏病意义上的濒临死亡者，而是一位受到病魔长期折磨而消瘦下去者意义上的濒临死亡者。这儿我们发觉为了将“坏事”从原先的方面摆脱开来，他说吉尔不是一位天生的思想家或天生的作家，而是“一位不成熟和粗鲁的业余活动者：粗鲁是唯一之词：令人发狂，就像一位使人讨厌而没有教养的工人在小酒店中大吵大嚷——‘大发雷庭’一词也许更加贴切——并且猛击着他的拳头”。吉尔甚至也不是一位艺术家，劳伦斯说，而恰恰是一位工匠。但劳伦斯感到吉尔许多所说的是有价值的：他的断言，举个例子说，当他在业余时间干他所喜欢的工作而在工作时间做要求他做的工作，人处于奴役之中；当他在工作时间做他喜欢做的工作而在业余时间做要求他做的工作时，人处于自由之中。这些观察比起他“在所有卡尔·马克思或怀特黑德或一打其他统统加起来的哲学家身上”发现的包含着更多的智慧。吉尔将他的真理抛向“现代产业主义的牙齿”，即使表达这样的真理是徒劳的——这就是“机灵的讨厌鬼们”从未将它们表达出来的原因所在。但它才是无用而货真价实的真理。”劳伦斯讨厌吉尔的天主教，尤其是因为他是位皈依宗教者：因此愿意“承受着所有的老上帝，看都不看一眼而忍受着苦难，称那叫正统的宗教。大的苦难是上帝，小的苦难诸如博爱、贞洁、顺从和谦卑。将它们整个地吞咽下去，这样你就是一位道地的天主教徒；将它们舔一舔，看看什么味道，这样你就是位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新教徒。”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对闸释劳伦斯恰好在他辞世前那些天中的内心世界显得如此重要，所以必须将它完整地援引出来：吉尔先生有两种主题：“干得不错”和“漂亮”——或相当“漂亮”。他几乎总是诚实、坦率和深刻的，名副其实的预言家，当他讲到干得不错之时。他几乎总是厌恶漂亮。为什么，啊，为什么，人们会继续给诸如艺术、漂亮、上帝和代表着我们当中深奥的感情状态的词下定义而因此对定义无能为力了吗？为何对此费尽心机？“漂亮是绝对的，可爱是相对的”，吉尔先生说。是，是的，但实际上怎么样呢？漂亮归漂亮，可爱归可爱，并且假如吉尔先生认为漂亮实在应该有一种精妙的道德特征的话，而可爱则仅仅是偶而的，或就美丽来说是对等的——是啊，为什么不？但别的人并不在意。就劳伦斯所关注的，不管怎样，“别的人”并不在意。赫克斯利一家刚从伦敦出来就来到了戛纳；剧目演出进行到了最后一星期。他们于2 月25日抵达，立即去看望劳伦斯。曾说过在那最后两年中尽管没有燃料加进去而劳伦斯却像不可思议地燃烧下去的一片火焰的赫克斯利立刻看到现在“奇迹结束了，火焰也逐渐熄灭了。”他和他妻子呆在戛纳陪伴着劳伦斯度过最后的日子。莫兰医生在2 月25 日给戈特勒的信中谈到了一位疗养院医生对劳伦斯进行观察的情况：“双肺呈中度严重状态，但它是引起最大焦虑的一般状况；他胃口差，并且对治疗不作反应。”已注意到病中的劳伦斯“从未丧失过他的尊严”的弗丽达不想晚上让他独自一个人呆着。当她出去时，他会说：“现在在天亮之前我只得打几次滑铁卢战役了。”他曾对巴巴拉说：“你妈妈不再关心我了；对我的死亡她感到讨厌。”一天晚上弗丽达知道他带着感激和明亮的眼神要她陪着，他把身子转向巴巴拉说：“我需要你妈妈不是经常的事，不过今晚我的确要她呆着。”弗丽达试着躺在一把长藤椅上，不时地为一颗慰藉人心的星星而去仰望漆黑的天空，但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弗丽达在那儿呆了几个晚上，听到黑夜楼中上上下下的咳嗽声，“老的和少的咳嗽声”；它就像托马斯·曼《魔山》中千咳的合唱，这本书弗丽达大概没有读过。当隔壁房间的小姑娘哭喊：“妈妈，妈妈，我受不了啦！”，弗丽达为劳伦斯稍有点耳聋而感到庆幸。有时他显得烦燥，一次他对她说：“你睡在这儿对我没好处”。她走出去抹眼泪，但待她进来时，他温柔他说：“别介意，你知道我除了你什么也不需要，但有时有些事情在我身上表现得比较强烈。”几星期后，弗丽达能写信给宾纳。（3 月13 日）：“平稳地走到底，他充满生气，我们都在充分利用我们的日子，然后他如此壮烈地面对着死亡，如此像一位男子汉，我能帮他到底，谢天谢地。”恰在生命临终之际，他只得从疗养院中搬出来，仿佛他不愿意死在那儿。总是为劳伦斯不能休息而感到抱歉的莫兰医生说：“给了劳伦斯如此敏锐感觉、如此激昂情感的那些特别的素质使得他完全不可能长时间地屈从于有限的疗养院的生活方式。”劳伦斯称他在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的病是“流行性感冒”。莫兰医生已注意到了胸膜炎的复杂性。谈到劳伦斯首次来到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而健康状况有好转后，莫兰医生说：“不幸的是，几周内一场胸膜炎的侵袭使他突然病情复发，而他消瘦的身体无法抵抗得住。特别是他在临终的几天里不愿住在疗养院，硬要迁到山庄别墅中。”3 月4 日莫兰医生写信给柯特连斯基：“劳伦斯离开了人世，多可怕……我现在希望当初不要催他去文斯，因为我惊恐不安的是我的努力只使得他最后的几星期中过得更不舒服。”已故诗人罗伯特·尼科尔斯在一封恰好写于劳伦斯去世后的信中说赫克斯利告诉他劳伦斯最后的一次责备，“弗丽达，你害死了我”——由一位虚弱的濒临死亡者向他充满活力、健康的伴侣提出的一次不公正的责备。没有人能替代弗丽达进行这次迁移，3 月1 日（圣大卫节）迁到了罗伯蒙德别墅（后来叫奥兰拉别墅），事情就发生在那儿：我们准备将他领出护房，租下一所他住的别野……只有这次他让我帮他穿上鞋子，别的事他总是自己动手。他走进颤动的出租车来到住舍，躺倒在他临终的床上，精疲力竭。我睡在他能望见我的睡椅上。他仍在进食。第二天是星期天。“别离开我”，他说，“别走”。所以我就坐在他床边看书，他在读哥伦布的传记。中饭后他开始非常难受，一顿茶功夫后他说：“我肯定有热度。我迷迷糊糊的。给我体温表。”只有在这次，我看到他痛苦的脸部表情，我哭了起来，他说：“别哭。”一种急促、强迫发出的声音。所以我不再哭了。他叫呼在那儿的阿尔德斯和玛丽亚·赫克斯利，他第一次痛苦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现在该要些吗啡，”他对我和我的女儿说，而阿尔德斯出去找医生要一些……接着他说：“扶住我，扶住我，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的手在哪儿……我在什么地方？”然后医生进来给他吗啡注射，一会儿他说：“现在我好些了，要是我能出汗我会好些的……”接着又说：“现在我好些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玛丽亚·赫克斯利与我呆在一起。我始终握着他的脚踝，发觉它充满着生命活力，所有的日子我将他的脚踝握在我的手中。1930 年3 月2 日晚10 时，劳伦斯与世长辞了。“他呼吸比较安稳，而突然间呼吸中断了。他的命数在他鼓起的胸脯撕裂着的时刻到来了，他的面颊颌部凹陷下去，死神已攫住了他”。让我用这青色、叉状的花炬自引走下越来越黑的阶梯，那儿是青上加黑的青色。后记：传奇的余烬1930 年3 月4 日，当劳伦斯素色的栎木棺材葬下墓穴时，一小伙朋友靠着文斯小墓地的墙站立着：弗丽达和她的女儿巴巴拉在场，还有赫克斯利夫妇、德·齐亚拉夫妇、艾达·劳、阿克沙·布鲁斯特、罗伯特·尼科尔斯。没有举行仪式。弗丽达回忆道：“我们安葬他非常草率，像安葬一只鸟……我们将花放在他的墓穴上，我所说的就是‘再见了，洛伦佐。’他的朋友和我把大把大把的含羞草属植物放在他棺木上。”弗丽达住在罗伯蒙德别墅，照看她葬礼后不久就病倒了的女儿。弗丽达在这时一封未注明日期的写给卡莱斯·克罗斯比的信中说：“我多么思念洛伦佐，不管他的病和所有一切，（思念）他的慷慨和他给予我的生命。”因为劳伦斯没有立下遗嘱而离世了，根据英国的法律，弗丽达仅能接受他留下的4000 英磅（两万美金）的利息；她怀疑甚至不能要求索取留下来的手稿和画品。正如她在另一封发自文斯而没有注明日期信中对贝西·弗里曼所说的：“我至少已遭受到这该死的折磨。”劳伦斯去世后不久，莫里来拜访劳伦斯在文斯的墓。莫里和弗丽达最终成为情人。这一点他在23 年后的日记中反映出来：“她第一次投入我的生命之中，我体验到了爱情满足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直到1932年9 月3 日，关于劳伦斯财产的论争才在伦敦遗嘱检验法庭展开。弗丽达要求法庭取消早先将则产转让给乔治·劳伦斯的管理遗产委任状。她另一位主要对手是埃米莉·劳伦斯·金；劳伦斯的妹妹埃达站在乔治和埃米莉这边，尽管开始她持中立态度；但来自弗丽达律师和代理人的压力激怒了埃达，弗丽达对劳伦斯家属所加的诬陷之词更加惹怒了她。由于莫里作证，弗丽达打赢了官司。去年莫里出版了劳伦斯的第一部传记（《妇女之子》）。弗丽达烧了一本书，把灰烬装在一只纸板箱中寄给他，但他没有怨恨地忍受了。他作证说1914 年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后，他立下了有利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遗嘱，而劳伦斯又同样立了一道有利于弗丽达的遗嘱，弗丽达辩解说，她和劳伦斯在旅途中丢失了证明。弗丽达写信给一位朋友：“案子还未被提出来时我不敢肯定能打赢：一位严厉的老法官梅里瓦尔伯爵，但我要将所有力量化在证人席上，恰到好处地得寸进尺，我感到我可以劝鳄鱼动心而认为劳伦斯要我继承他的遗产——他们说我有说服力——但成功是属于洛伦佐的——但劳伦斯渗透着这英国的作法现在恰是令人吃惊的，为他的缘故，我充满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白活——所以有一支为你而唱的凯旋之歌。”在同一封信中弗丽达注意到“埃达自然是大发雷霆。”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给同一位朋友的信中证实说：的确，来自双方这些妇女的一系列交往对一位持中立态度的朋友来说是一种迷人的劳伦斯经历的副产品，假如信中有不平之气的话，那么它部分是两位女子对劳伦斯不同类型的钟爱之情的强化。埃达仍怀恨在心，当莫里出人意料地于1933 年耶苏受难日代表弗丽达来进行调解而拜访她时，埃达的丈夫用“耸人听闻的话”解释了他对弗丽达的态度，当埃达明确表示她不想同她前嫂子进行任何交往之时。弗丽达孩提般的秉性使她更有可能不念旧嫌：生活仍是充实和丰富的，因为她尽管身为劳伦斯寡妇而有烦恼、痛苦，但她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荣誉（在牛津大学演讲，与肖伯纳夫妇共餐）；她又一次深深地陷入情网之中，因为她觉得劳伦斯希望她这样做。埃达经常为她的大儿子杰克的健康而担忧，他削瘦脆弱，一头红发，对她来说，他出人意料地像他年轻时的舅舅。埃达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杰克死于德国战俘集中营。但在她的晚年，埃达拒绝相信他已离开人世：每天午后，她常在她在里普利家里坚持说她能听到他骑着自行车进巷而开门的声音。跟劳伦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许多人也相继去世。其中一位是欧内斯特·威克利，劳伦斯去世后，他要求弗丽达再做他的妻子。他死于1954 年5 月，卒年90 岁。威廉·霍普金也活到1950 年，终年90 岁。劳伦斯终身忠实的支持者，这位生气勃勃的小老头命中注定地在靠近伊斯渥的一个小镇上扎下了根，他跑到那儿作关于他生死之交的朋友的演讲。威廉·霍普金的寡妇（他的续房，奥莉夫）仍住在伊斯渥；他的女儿伊妮德·希尔顿太太和她的女儿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威廉·霍普金甚至比吉西·钱伯斯还得活得长久，他把他的墓志铭写成一首诗——《米丽娅姆》——待她1944 年4 月3 日去世后为伊斯渥报纸所作。吉西归还了劳伦斯20 年前的最后一封信后， 1933 写信给海化·考克，“我们再也没有书信来往，我从未听到他的音讯”。她不知道他最糟糕的病情，在以后证实是他死之日她觉得她听到过他突然说：“你还记得只有痛苦而没有任何欢乐吗？”而第二天仍不知道他已与世长辞了。她觉得她看到过他一小会儿，“恰好在我认识他的早先的日子里，他脑壳后戴着一顶小帽子”。大约离劳伦斯去世前18 个月，吉西告诉海伦·考克，她“强烈地感到他不时地在吸引着他，迫切地想知道看上去急需的某些通信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一种在同一封信中出自于可以将劳伦斯说成是“受束缚的人”。他的“说理和探究只能给他的极度痛苦作证”者的好奇的推测。但这是表现吉西以后对劳伦斯态度特征的外在的具体化的自我遣责的另一例子。在7 年未见到过吉西之后，海伦·考克于1940 年在诺丁汉郡的一家茶室中见到了她，这次会面在她关于吉西的传记《D ·H ·劳伦斯的“公主”》1951年中作了强有力的描写。吉西，“一具拱腰、笨重的身躯，”疲乏地将她自己硬扯到精神崩溃的后果中去，她满腹忿恨地谈到了战争、他的病情、她的叙写劳伦斯的“著作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当地发觉海伦对她表示同情时，她把怨恨发泄到她老朋友身上，掉转脸扬长而去。“我们分手了”，海伦·考克写道，“知道的都说人“考克太太比劳伦斯多活好几年。1970 年，她在陶斯参加了劳伦斯讨论会，在那儿她遇见了主要的幸存者，在鸡尾酒会上有多萝西·布雷特。布雷特拒绝参加讨论会，她的赞助者将不支付她要求过高的费用。在年近90 之际而横渡大洋的瘦小的海伦·考克精神饱满，容光焕发，是讨论会上的头面人物。凯瑟琳·卡斯威尔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丈夫唐纳德死于伦敦停电熄灯期间的一次事故中，劳伦斯其他几位朋友也遭横死，其中三位自杀了。由于压抑和健康状况恶化，马克·戈特勒于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夏天在伦敦自杀身亡。劳伦斯喜欢的布鲁斯特夫妇的朋友迪恩·戈帕，穆克基在一次精神崩溃后，于1936年在纽约悬梁自尽。反复无常的菲利浦·黑索尔坦因之死更加惊人、更可以预报：1930 年12 月，他长久没有看到的劳伦斯去世的同一年，黑索尔坦因（根据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塞西尔·格雷）在他的伦敦公寓拧开煤气管而摆脱了桃色事件的纠缠。但也有一些老的劳伦斯崇拜者发迹了，直到他们一命呜呼为止。劳伦斯的同学乔治·尼维尔50 年代是在伯明翰的政府官员，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米歇尔·阿伦在20 年代因他的昙花一现、微不足道的长篇小说而交了好运后，像一位证券经纪人似地退休住在派克大街的公寓。同阿伦一样，阿尔德斯·赫克斯利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而经过一段既有益又杰出的创作生涯后，诸如《幕后策划者》和《卢顿的众魔》的“生产”的史书和他的旅行见闻讲解比起他小说中无力的尝试来要丰富得多。作为劳伦斯在世期间勇敢地为他说话的为数不多者的其中一员，赫克斯利在有生之年继续这么干。1932 年，在伊妮德·希尔顿的帮助下，他编辑了已成为劳伦斯作品中的里程碑的大部头的信件汇编，正如赫克斯利为书信所作的、已成为评价和鉴赏劳伦斯的里程碑的绪言一样。死于1962 年的理查德·阿尔丁顿准备将多种著作公诸世间，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劳伦斯的。1954 年，阿尔丁顿冒险出版《皮诺曼》一本关于已故的皮诺·奥利欧利和已故的诺曼·道格拉斯的非正规传记，一本被道格拉斯派系看作是诬蔑的书。阿尔丁顿在1956 出版了传记《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后，不公正地遭到了讽刺和挖苦，其是这样不尊重地对待一位“民族英雄”的。D ·H ·劳伦斯出身高贵的朋友厄尔·布鲁斯特在他妻子去世后住在印度。他们1934 年出的《回忆录与通信》是研究劳化斯著作中最优秀的一种，主要是因为作者所持的同情态度和他们消除了利已主义。辛西娅·阿斯奎斯论述劳伦斯是坦率的，而在她的《回忆与快乐》（1952年）中却显得优雅。1969 年，她死后才出版的日记第一卷表露出对他宽恕和爱怜的赏识；她记下了对她朋友们和家庭所感到的乐趣，因为她觉得她与劳伦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劳伦斯昔日朋友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终年90 岁的伯特伦·拉塞尔在一篇登载在英国和美国杂志上、传送到英国广插公司、在他的自传中又提及的回忆文章中为他作出粗暴的断言对一位直言不讳者进行延期的报复而感到庆幸，声称劳伦斯是位法西斯分子——一种几乎不能给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带来荣誉的过分的简单化。另一位被劳伦斯称作“一只迟迟未去的蚊子”的劳伦斯怀恨者威特·宾纳保留了《与天才一起旅行》中刻薄之言，它是一本当新一代读者发觉劳伦斯是作家时而一度唤起对早先回忆的狂热的气氛的书。但假如劳伦斯仍有毁损者的话，“那是他们的毒害”：劳伦斯已长久地超越了现世的鼓动。他的遗体在文斯墓地的一座偶尔被旅游者参观、两次接受露伊·伯洛斯拜访的墓穴中安息了5 年。据说，劳伦斯个体象征的长生鸟是被一位忠实于劳伦斯的农民用彩色卵石装饰在他的墓碑上：这一故事使设计者多米尼克·马特耶西啼笑皆非，他认为自己不是农民，而是位资本家。墓碑现在悬挂在伊斯渥管理遗体部门会议室的墙上。当根据弗丽达意思，安吉洛·拉伐格里赶到文斯准备将劳伦斯遗体掘出并且（3 月13 日在马赛）进行火化之时，墓碑于1935 年最终重新从文斯墓地迁出。经过了一番棘手的技术困难后，拉伐格里在4 月4 日将骨灰瓮送上了停泊在维尔弗朗什的“萨弗尔寓言”号船。在纽约港口，他进一步遇到了麻烦，在那儿，由于多萝西·布雷特朋友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兹的固执，而将骨灰瓮以一种残忍的荒唐的喜剧形式带上了岸。安吉洛·拉伐格里接着将骨灰带到了西部，当弗丽达在新墨西哥州的拉米车站遇见他时，骨灰瓮在一片混乱中被遗忘了，遗放在站台上。弗丽达直到走出拉米20 英里路才发觉丢失了东西，只得返回。正如弗丽达以后所说的，劳伦斯肯定会欣赏这一幽默情景的，因为他会对靠近陶斯的路标感到有趣，其帮助旅游者寻找路标上令人捧腹地称作“D ·H ·劳伦斯圣地”之所在。他的骨灰最终被带到了山区大牧场，那儿弗丽达和安吉洛为骨灰而造了一所教堂。无论如何，洛汉夫人决意认为骨灰不是属于弗丽达的，而是属于世界的，这一点为自封为女代言人的洛汉夫人所指出。她于是同弗丽达的关系紧张起来，弗丽达对洛汉夫人1932 年的回忆作了有益的提示：“我恳求梅宝重新写那本书，它对劳伦斯是不公允的，它微不足道！”另外，洛汉夫人迫使陶斯社会集团排斥安吉洛·拉伐格里：她总是邀请弗丽达而不是安吉洛参加一些不怀好意的聚会。以不总是起作用的忠实出名的弗丽达介入这些事件之中。但别的聚会者邀请安吉洛，他最终甚至被允许进入洛汉夫人庄园的神圣的围地。其时骨灰带到了，洛汉夫人决定去偷，但有人告知了弗丽达。一种看法是告密者是布雷特，她的《劳伦斯与布雷特》（1933 年）看起来是调子比较温和回忆录中的一种。不管谁告的密，弗丽达马上将骨灰埋置在水泥祭坛中。过些时候，当布雷特被冷漠地请去让出她居住的一间洛汉夫人的住房时，她摆出了一副债主巴特尔比的态度（“我不愿意”），直到洛汉夫人叫来警察将她撵了出去。布雷特从弗丽达埃尔普雷德住处迁到了山上的一座庄园，在那儿她可以利用一架小望远镜看到弗丽达和安吉洛是否有兴致勃勃前来探访的客人。洛汉夫人死于1962 年，比宾纳早6 年；在她的最后的日子里，她精神恍惚。她有一些叙写劳伦斯“秘而不宣”的文章，其直到她死后20 年才发表。尽管现在肯定有丰富而有价值的材料帮助我们认识本质上的劳伦斯，但可能她觉得她将作出决定性的说明。或许洛汉夫人论述他的文稿与那些长期埋积在亚伯拉罕·林肯和奥斯卡·怀尔德的完全不相干的案件中的文稿一样激动人心：与同这些人有关联而发表于1950 年的文稿一样，出自洛汉夫人手下的对“神秘”的劳伦斯的展示，倒头来连一件破烂都不如。劳伦斯骨灰传奇的其它插曲登载在1950 年7 月21 日的《约翰·奥伦敦周刊》上，记者s ·K ，拉特克利夫在周刊上说，他的一位在陶斯的朋友告诉他，当弗丽达试图在教堂举行有一些印第安人参加的葬礼时，显然是充当他妻子傀儡的托尼·洛汉“在当地印第安人中散布墓穴中埋的是位伟大的人物而不能打扰他之言。如果他们介入此事，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将永远遭到诅咒。我朋友说，弗丽达只好叫人将圆锥形墓堆围守起来，叫远处其他的印第安人。”随着住在靠近陶斯的埃尔普雷德的弗丽达于1956 年8 月11 日她77 岁生日那天离开人世，劳伦斯的故事也确实进入了尾声。她被安葬在他位于洛博山上坟墓（有时将它作为一块圣地来对待）的前面。至于奥兰拉别墅，劳伦斯在文斯的临终之舍，日本学者塔卡诺利·伊里（译音——译注）在1972 年试图找到它的位置，而“发觉除了一只充盈着脏水的大水塘外什么也没有。住在邻近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奥兰拉别墅毁于1968 年。我在该是别墅所在之地伫立了一会儿，望着细雨点在黄色的水塘面上跳跃。于是我发现了两棵树。我立即回忆起它们同你（和沃伦·罗伯特夫妇的）的《D ·H ·劳伦斯和他的世界》一书中照片上的树一模一样（第126 页）。我满怀深情地拍下了这两棵树。”至于D ·H ·劳伦斯，但愿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活得更热切、表现他的经历更直接，而传记对于他作品的理解比作者的大多数更来得重要，即使它们大多数明显是自传体的，某些劳伦斯的传记倾向于对他的刻划既过分地进行吹捧，又过分地怀有敌意；而另外某些传记作品则将其写成一位失去平衡的《天才，但——》这类作品遭到了阿尔丁顿的谴责。在这一点上，劳伦斯不需要道歉，假如他曾需要的话。而他仍需要受到保护，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根据地遭到了只有部分具有真实性的叙述、单纯的谎言和由联想引起的罪行的责斥（“一位心智健全者怎能容忍写那些回忆录的人们”？）。他自身最好的防范是他的作品，它具有一种比所有摧毁它的病态的企图生存得长久的健康。到了70 年代，劳伦斯到处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人物中的其中一位。他尤其对赞同他厌恶生活机械化看法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至于他的传记，假如它是根本必需的话，那么它的全部都是必需的。当他作法卑劣或使坏性子时，现在不要化力气去企图“原谅”劳伦斯，因为他经常如此；另一方面，不要因为这而企图使他成为目空一切的怪物。作为一位男人，如他们所说他经常是快乐和喜悦的，但有时他摔陶器——一种使坏性子的举止对一位回忆者和他的读者来说比起长时间的和蔼和光彩来更突出了戏剧性。我们中的某些人的确始终如一地喜欢一种更为安宁的生活方式；但关系最为密切的弗丽达觉得劳伦斯比起他的感情爆发要来得伟大；她忍受着，经常来顶嘴来活跃气氛。当1932 年弗丽达在法庭为她丈夫的遗嘱进行争辩时，她的代理人（根据某些报道）因为他俩所度过的贫困的岁月而站起来伤感地将劳伦斯一生看作是和谐的典范——对于这点，弗丽达据说跳起来失声痛哭：“但是说我们拚命争吵是失实的！”到庭者据说当老法官梅里瓦尔伯爵露齿嘻笑时便哄堂大笑。但即使劳伦斯和弗丽达确实吵过嘴，但他们将其置于一边而维持一种基本和谐的关系。劳伦斯在晚年写了一篇用恰到好处的题目来概括这种关系的文章：《我们相依为命》。弗丽达关于他们一起生活的证言在她的劳伦斯的回忆录中、主要在《不是我，而是风》中找得到。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劳伦斯具有相当经验的代言人——鲁珀特·伯金——同劳伦斯一样，具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但他同伯金都更加强烈地要求有一种平衡的关系。在他沿着这些思路而进行的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中较早引述的航海隐喻，其中婚姻被看作是两条各自驾驶着的而在同一目的地会合的船。在这样的想法面前，劳伦斯与弗丽达的斗嘴可被看作不仅仅具有治疗性质，而有时还具有一点喜剧意义。索恩顿·怀尔德指出，许多那些叙写劳伦斯者这样写没有幽默感，没有把他认作是一位enfantferrible（爱磨人的小孩）。关于劳伦斯财产结案的闻说，当弗丽达恐怕打断了她的律师对劳伦斯夫妇的婚姻的和谐所作的逼真而狂热的论说时，她不仅在法庭所进行的程序中加进了某些坦率的成份，而且还加进了一些健康而有益的幽默。以后当梅里瓦尔伯爵称劳伦斯是“这位伟大人物”时，她欣喜若狂。劳伦斯的声誉自从他辞世后而变得好起来：实际上他的朋友们通过他们对登载在各种杂志上贬毁性的讣闻进行强有力的公开的抗议而取得了1930 讣告斗争的胜利。在《民族与雅典娜神庙》中，E ·M ·福斯特提出了当时遭到挑战的论点，尽管它的判断现在普遍被接受：他称劳伦斯是：他这一代人中最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但1932 年那年关于遗嘱的争论标志着劳伦斯的声誉开始下跌，因为其时由于梅宝·洛汉的《洛伦佐在陶斯》，回忆录的战斗继讣告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后者讣闻为数不少是有失体面的，它们中的任何一篇都比不上吉尼特在《纽约人》中所写的，其在一位男子刚去世后说他喜欢脱得赤条条地爬桑树，又说他有一种大意是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被C ·G ·荣格偷走了的妄想狂的信念。吉尼特（珍妮特·弗兰纳）在1972 年将这些荒唐可笑的指责重印在使人回想起那粗俗讣告的一本书中。但劳伦斯摆脱了她所能及到的圈子，不过他没有爬到桑树上去，没有为荣格而感到忧虑。他创作的杰出之处将他从所有恶意中伤的谣传中摆脱出来。那些撰写怀有恶意的劳伦斯讣告的作者不可能写出像丽贝卡·韦斯特所撰写出来的关于劳伦斯的回忆文章那样的好作品。他们可从她那儿取些经。可以插一句的是，当像丽贝卡·韦斯特这样有价值的作家命笔赞美劳伦斯而卑劣的记者们却荒唐地将他描写成赤精精爬到桑树上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一位以后创作出惊人的诗体长篇小说的作者阿纳斯·宁非凡地创作出一部关于劳伦斯的杰作。1931 年，被阿尔德斯·赫克斯称“一部稀奇古怪的毁坏性的圣徒传记作品”的莫里的《妇女之子》开始对劳伦斯进行长时间的贬毁起了作用。但至少莫里给了劳伦斯郑重其事地对待他的荣誉；承认这个，一个人不管有什么不同看法而可容忍莫里的想法。这部莫里论述劳伦斯的第一本著作（重印于1954 年，加了新的序言）多半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随应而出的回忆录几乎难及其尾。劳伦斯的传记作者们可能在描绘他的缺陷，但如洛汉夫妇和宾纳夫妇那样无中生有的做法只是颠倒是非而将劳伦斯贬低成为一位侏儒。莫里没有那样做：不管他可能把作为男人和作家的劳伦斯写得多么荒谬，但莫里至少将他看作是庄重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