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骗局，他不愿将马格纳斯带到福恩塔娜·威克切娅那里去，不过，他还是付了旅馆的帐。马格纳斯三天中的开销比劳伦斯一周的生活花费还高。弗丽达第一次见到马格纳斯时，就鄙视其为吸血鬼，而责备劳伦斯纵容了他。马格纳斯倚仗劳伦斯的经济实力，搬进了当地的一家别墅，在那里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直到房主为他不付报酬，忍无可忍而将他撵走。在“受辱”之后，马格纳斯离开他那里，去了锡拉库扎，又启程去了马耳他和埃及。尽管劳伦斯“因他离去而自由了”，但他还是对马格纳斯怀有一种使人害怕的责任心：既然你厌恶这一寄生虫，就不能助长他狂傲的气焰。虽然劳伦斯极为谨慎地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从内心还是憎恨资产阶级。马格纳斯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流氓，一直到马格纳斯死去，劳伦斯才了解到这个愚蠢而又可怜的流氓是显贵贵族的后裔，而对这一阶层是劳伦斯很少指责的。离开塔奥米那之前，马格纳斯叫劳伦斯到卡西诺去取衣服和手稿，但劳伦斯拒绝了。这不仅因为旅途劳累，而且更因为他不想受马格纳斯纠缠。尽管他对马格纳斯的行迹已是半信半疑了。其时，如同大多数接触过劳伦斯的人一样，马格纳斯已经被他作为文学素材了。作为劳伦斯后来为马格纳斯的“自传”所写的导言的初稿，他将他写入了《迷失的少女》中，书中称他为梅先生，是一个英国小镇的美国剧团经理。在作品中，他揭示了马格纳斯最丑恶的一面；一个爱出风头的戏剧背景中的庸俗之物，诡计多端，牢骚满腹。诺曼·道格拉斯也在其中，他是以兰卡斯特的医生米切尔先生的身份出现的。劳伦斯是1920 年5 月的第一个星期写完《迷失的少女》的，马格纳斯正是此时离开了塔奥米娜。数星期前，塞克最终给劳伦斯提供了他所要的帮助：出版《恋爱中的女人》和《虹》，版税是：前2000 册，每本1 先令，2000至5000 册，每本1 先令6 便士，5000 册以上，每本2 先令。与此同时，美国新兴的小出版社托马斯·塞尔特译出报社也在与劳伦斯和缪恩特塞磋商出版《恋爱中的女人》的事，这是那年12 月所出的一种高档的版本。那时，劳伦斯已甩掉了平克，他在贫穷的战争年代为他的利益所作出的真诚努力大部分是徒劳的。两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平克偶而也给劳伦斯寄去一张支票，支付他的一些拖延出版的作品。他还寄回了一份手稿，这手稿中的故事，不久便卖给了柯梯斯·布朗的杂志，他是美国报人，创办了伦敦一家最大的报业中心。这些故事大部分收入了1922 年的集子《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不过，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短篇小说《狐狸》，它由劳伦斯在塔奥米那再次修订后，收进了1922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中：一本是美国版的《上尉的玩偶》，另一本是不列颠版的《瓢虫》。完成《迷失的少女》仅两天，他就一头扎进了新小说《诺恩先生》的创作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由来已久的要创作一部关于英国中西部的罗伯特·彭斯的小说的志向的一次实现。他以伊思猩为背景，在《迷失的少女》中称之为伍德霍斯。甚至将阿尔维娜·霍夫顿也写成了一个次要角色。他的主人公，专嗜调情的校长吉尔伯特·诺恩，又是他的“堂璜式的”朋友乔治·尼维尔，他曾在劳伦斯的戏剧《已婚的男人》中作为医生的形象出现过。迄今为止，《诺恩先生》还只出版了第一部。不过，劳伦斯还不止写下这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被发现于1972 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中，其卖出价为17000 美金。在他开始写作《诺恩先生》的同一个月，劳伦斯借同弗丽达和他的一个老朋友去了地中海的另一岛屿。他在5 月28 号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写道：玛丽·加农在引诱我们去马耳他——我们准备只逗留两天，——不巧遇到了船抛锚。所以，我们只好闲居了12 天后，于今晚才回去。呵，这里的东西极其昂贵，我感到特别不舒服，马耳他是个怪异的世界——一个干燥，砖窑似的岛屿，它干燥得使人们觉得自己会像爆米花一样爆裂开来，到处白光耀眼，使人牙齿发酥。瓦莱塔港是一处游览胜地，景色非常优美！不过，我对英国政府很反感，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些扼杀生命的嫌疑，这阻碍了人的创造活动的充分发展，让人常常产生出折衷而又不舒适的情感来，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你的两封信和支票，你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用的，我为你保存在这里，以便你需要时用。卡斯威尔夫人又拿出的这50 镑，是她的小说《打开门》获头奖所得的奖金的五分之一。5 月31 日，劳伦斯给她写信说：“至于支票，我突然决定把它烧掉。我从美国得到了两千里拉，足够花销了。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钱呢。所以，我虽然把它作为礼物接受下来，但还是将它烧了”。一个自己并不富裕但又不愿意接受友人慷慨解囊的人，是有权对马格纳斯这样的寄生虫发牢骚的。当然，尽管道格拉斯高傲地嘲笑劳伦斯保持着“中产阶级的传统”（道格拉斯语），即守着“介于我和世界之间的数镑钱”（劳伦斯语）。在马耳他的旅途中，劳伦斯自然又遇到了马格纳斯，首先是在锡拉库扎，因为轮船抛锚，他被阻留在那里。他又一次给劳伦斯一张旅馆费帐单，劳伦斯又为他付清了。在马耳他，他发现要避开马格纳斯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格纳斯将他介绍给了两个年轻的马耳他人，而他们又是蒙特·卡西诺旅馆主人的朋友。以后数月，每当马格纳斯那无法躲避的债务必须偿还时，这两个马耳他人就表现出劳伦斯似乎应当为他的困窘负责的样子，尽管他们在遇到劳伦斯时就知道了马格纳斯是个什么货色。一回到塔奥米那，他“庆幸自己又在家里了”，并确信马格纳斯“也被安全地禁闭在那令人厌恶的岛上”。但没有多久，劳伦斯又一次离开了“家”，——正如他后来在同年于一封未曾出版过的、写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所说：“6 月以后的塔奥米那太炎热了”。——但他还不愿意陪同弗丽达去德国。所以，他们8 月2 日回到大陆以后，分居了一段时间，于秋天又回到佛恩塔那·威切娅。此时，劳伦斯去了那不勒斯、阿马尔菲、菲乌济、（后来为安拉科利）。罗马、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地方。劳伦斯后来重新回忆起1920 年穿越这个国家的那次旅行，觉得此行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佛罗伦萨正陷入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暴乱之中。突然枪声大作，石块飞进人们还正在喝咖啡的餐厅，所有的商店都突然因遭禁而关闭。”当他再去佛罗伦萨时，所见到的都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的游行队伍和书写着“国王万岁”的旗帜了。劳伦斯颇富有洞察力，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将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写入了他的《阿伦的杆杖》、《袋鼠》和《疯狂的毒蛇》几部“代表作”中。劳伦斯于9 月12 日在佛罗伦萨的边境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我已在绕科默湖和威尼斯游览，眼下我正在一家被炸坏了的别墅里，我将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位朋友为我提供的。”——这位朋友叫罗莎琳·班尼斯（后来的A ·E ·波费姆夫人），她前一年夏天在潘格堡时是劳伦斯夫妇的女房东。她在佛罗伦萨北方的山地租赁的别墅的窗子已因附近弹药库爆炸而毁尽。她搬到了高处，住在菲索尔。劳伦斯在住在无窗别墅中那段时间时常去那儿，坐在她的阳台上喝茶或者进餐。在这所卡诺威亚·圣·杰瓦西奥别墅里，劳伦斯写下了《鸟、兽和鲜花》中的大部分诗篇，还包括《石榴花》，后者排在集子的前面，是以这么几句现在已经闻名的诗句开头的：“你说我错了，／你是谁，谁有资格对我说我错了？我没错。”在威尼斯这个“令人讨厌的、绿色的、使人难以捉摸的城市，”石榴花“像一个例挂的、镶着绿色金属的皇冠，”不过现在塔斯卡尼的“石榴暖人之手……如果你有勇气，不妨触摸它的裂缝”！在《桃子》一诗中，劳伦斯又一次找到了阴门的暗示：“为什么有槽缝？／为什么有着两瓣可爱的圆唇？”这是在人工制作的桃子中找不出来的，“因为我这样说，你会向我投掷什么东西，／来吧，你可以拿去我的桃核。”《无花果》一诗叙述的是他在圣·杰瓦西奥的另一次经历：无花果是个十分羞涩的果子如果你注视着它竖立的茂枝，你马上会意味到它在象征生气勃勃的男性。不过，你若追究它的深义，你将会附和罗曼司，它是女性……此诗的另一些诗引是对女性之隐秘的探索和女性最终想摆脱掉这种隐秘的愿望，从而得到即刻的“证实”。但是，“绽开的无花果将不再为人珍爱”，这些诗句以及那些描述佛罗伦萨近郊生活的诗引，都不是纯粹抽象的了。《山楂树和花楸果》一诗赞美了俄耳浦斯和狄俄尼索斯在地狱中的恋爱，以及在“地狱的风飕飕、浓荫遮日的宁静小道”上的永别。他发现“它的自我孤独”在“所有奇异的伴侣中最奇异，／也最美丽”，“最终陶醉于浓醇的孤寂”。这一组诗中的最后一首《葡萄》，赞美了浓烈的美酒，它将人带进“一个碧绿、模糊、蹼足、全然无声息的世界”，它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前的世界。但是，现代人紧紧攫住了他们，“种种民主的权利、林荫大道、电车、警察”，寻求着苏打水以保平安。左圣·杰瓦西奥，劳伦斯还创作了《传道的野兽》，是关于《福音书》的四位作者的。在这段时间，他可能还在佛罗伦萨或附近写了《乌龟》。当他回到威尼斯与弗丽达相会时，他于弗丽达到达的前一天10 月7 日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我在佛罗伦萨写了一本我极喜欢的小诗集。”也许是指六首《乌龟》组诗。在乌龟的形象中，劳伦斯渗入了男人的性经验，在处于一种同情、取乐和介入的心情的劳伦斯看来，它是细腻而又浮躁的。乌龟是一个“可怜的、世俗的、喜欢居家守室的地狱判官”，它外壳上的痕纹是性的十字架。在那封从威尼斯写给卡斯威尔的信中，劳伦斯说他“仍在我的那部小说《阿伦的杆杖》的写作之中。但在塔奥米那，我将加紧工作并开始新的计划”。同时，“威尼斯看上去挺漂亮，但生活很不景气。是个渡假胜地，意大利唯一的一个。意大利让人觉得很难以捉摸，我第一次感到有些惧怕，意大利人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红色’情绪中会干出什么来。不管怎样，西西里将是相当安全的”。在他的漫游中，劳伦斯曾写过一篇散文，《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此文登载在12 月的《新共和国》上。他描述了美国人对欧洲的博物馆陈列物的敬仰，然后说他们“必须步红种印第安，阿兹台克，马雅和印卡斯人生活的后尘……他们必须继续被考迪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译注）和被哥伦布扼杀了的生命之脉搏……他们的总统该回顾的不是格兰斯通（1808—1898，英国政治家、首相——译注）、克伦威尔或希尔德布兰（即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译注），而应该回顾一下蒙梯佐马（l466—1520，阿兹台克国王，被西班牙征服者所杀——译注）哦，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吧，别去听欧洲的声音。《新共和国》杂志的编辑之一沃特·利普曼对此文作了答复（是通过玛丽·奥斯汀作答的，她后来在新墨西哥遇到了劳伦斯）。利普曼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民族占据了一片几乎是空无人烟的土地，”消灭或拘禁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土著人”。利普曼在1920 年曾指责美国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了一个总统（哈丁），他在反对优秀人材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他认可美国人的低级趣味，认可那些官僚主义者禁止劳伦斯的小说邮寄入境。然而，在利普曼看来，劳伦斯对美国及其传统的“高贵而野蛮”的看法是“相当肤浅的”。显然，利普曼没有读过劳伦斯登载在《英文周刊》上的《研究》，或也许没有看到文章中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明显的独到之处。劳伦斯也许没有理解利普曼对他那些半诗化的陈述所作的书面答复，显然，他没有再作辩驳，尽管他的一些去新墨西哥以后的作品表明，他已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诸如《骑马出走的女人》和《癫狂的毒蛇》中，他虽然赞颂了古代印第安人的礼仪，但他常常意识到他与红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差异的。他1923 年的文章《印第安人与英国人》阐明了这一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像在他的新墨西哥诗作《红狼》中一样，展示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在《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的末尾他说，“我从不想否定他们，或与他们绝然分开。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永远往前，愈来愈远……我站在他们篝火的边缘，既未被拒绝也未被接受。我的道路是我自己的，年老的红胡子的父亲，我不能再敲打我的鼓”。这些章句当然是对劳伦斯前途的预见，但在这里，它们对劳伦斯在《新共和国》上的文章和利普曼的书面答复作出了评论，它们也为劳伦斯后来的态度提供了线索。在他写此文章的时候，他正在阅读美国作家的美国文学作品，对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印象尤为深刻，尤其是库柏的作品，尽管他在《迷失的少女》中曾取笑过印第安人。不管怎样，利普曼触到了劳伦斯思想的弱点，他性格中的那种荒唐的极端之念，后来促使他写下了《癫狂的毒蛇》一书。劳伦斯和弗丽达在10 月20 日回到西西里，此时正值毛利斯·马格纳斯在马耳他受到窘困。在22 日，那位为他作担保而使他能够继续留在那里的马耳他人撤消了他的担保，因为他得知，马格纳斯正在“寅吃卯粮”，而且在当地债台高筑。11 月4 日，两名警探来传讯马格纳斯，并与他们同去警察局。他们没有言明他们在警察局有送还罪犯回国的证件。马格纳斯将警察锁在门外，写信给他在蒙特卡西诺的主人（“我无法再生活下去了，请为我祈祷吧”。）然后他便喝下了氢氰酸。警察破门而入，及时请来了一位牧师，在马格纳斯临终前为他行了涂油礼。从马耳他和蒙特卡西诺来的信件和报纸给劳伦斯带来了这一消息：“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曾说过，‘是的，如果他找不到自己的路，他就得去死’。”除此之外，此时，劳伦斯还“意识到了一个穷愁潦倒，陷入绝望的人的处境：一切都显得静止不动了。如果我把我的一半钱分给他，也许能救他一命。但我宁可不去救他”。因为，马格纳斯有罪于“犹大式的背叛”，他将劳伦斯的善意出卖，以换取他想得到的几个银币。然而，在他的妄自尊大中有一些英雄气概，“他是一颗奇特的、颤动的小星座”。而且，劳伦斯还发现，马格纳斯甚至带有皇家血统。他对德国人的憎恨是多余的，因为他的母语是德语而不是英语：“但也许当他的血统被带到美国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根据对欧洲重大的政治秘闻无所不晓的大修道院的唐·马迪诺所言，马格纳斯从其母亲方面追溯，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奇三世的非婚生孙子，弗里德里奇是威尔赫尔姆二世的父亲。诺曼·道格拉斯则认为，马格纳斯是更早一位德国皇帝，威尔赫尔姆一世的孙子。马格纳斯曾留下一张便条，说诺曼·道格拉斯是他的遗稿保管人，但他在马耳他的那些债权人拒绝将他的手稿转交给道格拉斯。他们将外国军团的（退役军人俱乐部——译注）《回忆录》寄给了劳伦斯，劳伦斯同意将它准备出版，尽管直到1924年它才出现在他的书中。然后，道格拉斯在他的一份小册子《D ·H ·劳伦斯和毛利斯·马格纳斯：争风吃醋》中抨击了劳伦斯，文章指责了劳伦斯在外国军团的介绍中，对马格纳斯（以及道格拉斯）的做法，还指责劳伦斯从马格纳斯的遗稿保管人道格拉斯那里非法获利。阿尔丁顿报告说，道格拉斯在写此篇攻击性的文章时，受到了一位憎恨劳伦斯的有钱妇人的纵容，她给了他l00 镑，让他撰文攻击劳伦斯。道格拉斯在《迟晚的收获》（1946）中否认了此说：阿尔丁顿在《匹诺尔曼》（1954）中说这种否认是无效的。（阿尔丁顿和劳伦斯在1954 年的一篇杂志的文章中都受到了南茜·坎纳德的指责，这篇文章是在她为道格拉斯所写的传记《伟人》出版后不久所写的。）劳伦斯对道格拉斯的《争风吃醋》一文一直未加注意，直到1925 年，当道格拉斯将此文重新发表在他的《实验》上时，劳伦斯才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诽谤”，便在《新政治家》上作答（1926 年2 月26 日），说他对马格纳斯的描述是真实的，他为马格纳斯撰文只是为了帮助他在马耳他的那些债权人，而且，说服出版人出版那本书化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出版人只想出引言部份，而此书出版后的收入，只能偿付劳伦斯借给马格纳斯的部份钱款，而那位马耳他的主要债权人米歇尔·鲍格，却能得到全部的偿还。劳伦斯引用了道格拉斯（1921 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斜体字：“你可用任何方式，按你的意愿处理这些手稿……你自己可收下所有的钱款。”有关这场纠纷的不愉快话题随着他的下葬而告结束了，他的几位马耳他朋友出钱为他在贫民墓地举行了葬礼——后来那位寡妇出钱重修了墓。马格纳斯在将那位警察锁在门外，喝下毒药之前写下的遗言中说过，“我希望得到一等的葬礼”。（三）欧洲大陆的中部1921 年1 月的第3 天，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拂晓前起身，启程去撒丁。从对这第一天早晨的描述（“这位社交界女皇穿着半露的衣裙颤抖着，不高兴地挥动着蜡烛，”外面，“在黑暗的天空和黑暗的爱奥尼娅海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预示着不祥的红色狭缝，可怕的老牡蛎将生命如此长久地衔在它的双唇之间”）到最后一页（乘蒸气轮回来时，早晨在几片抹着金色阳光的白云中来临：西西里海岸在远处露出了一抹青灰色”）——劳伦斯的游记《大海和撒丁岛》是他们旅程的完整记录。书中有关于乘坐沿海列车去巴勒莫长途旅行的描写，“雨，下个不停的雨，一抹湿灰色的天空，一抹湿灰色的大海，一列灰色潮湿的列车沿着一个个小海湾曲折向前，穿过长着柠檬树的山丘下的隧洞；书中有卡利亚里，他们在撒丁岛的第一个港市，”一个裸露的城市，高耸的陡坡，陡坡，金光闪烁……没有树木，没有遮掩，光秃秃而骄傲地峙立着，好像是在遥远的过去，像一个在弥撒书中的僧侣们的城市……它确实有这种奇怪的外观，好像只能看而不能进入”；书中有那些农妇村姑，她们穿着长裙，上面是深兰和红条相间的图案，”所以，当她们行走时，“显得五彩缤纷，好像是丽鸟在炫耀它的羽毛”；书中有那穿着脏衬衣的酒巴男招待，在那个山石嶙峋中的小酒巴里，那个人“没有眉毛，笔直的黑发直垂到他的眼皮上”；书中还有……但是，像《大海和撒丁》这样一本充满诗情画意、色彩缤纷、充满了运动和感情的巨著，是无法予以概括和解释的；你必须得亲自去读。劳伦斯和弗丽达从岛的南端卡利亚里，到了岛的北端特拉诺瓦，劳伦斯画的一张小地图标明了他们的路线，坐火车或乘汽车，上山或下山。在岛的腹地，天气很寒冷，食物很差，大多数的旅馆房间都很脏。对劳伦斯夫妇来说，这是一次“追溯久远，久远往事的旅程”，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劳伦斯感到，人类必须向前行进才能得以完善，必须向前走到那些“未被人知，未被开发的土地上，那里的盐还未失去它的原味”。劳伦斯和弗丽达乘火车向意大利南部行进，他们从撒丁坐船到了契维塔韦基亚，又从那里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突然看到了高山之巅的蒙特卡西诺，又一次地被它吸引。“在一阵狂热之中”，他向弗丽达建议说他们下车去那里住一夜，“去看看另一个朋友，那些身在世外而熟知世事的僧侣。”弗丽达对此主意感到不寒而粟，她不愿“在这可怕的寒冬中去那个没有一点火星的庞大的石砌修道院”去过夜。计划因此而放弃了，劳伦斯在卡西诺车站只下车呆了几分钟，”去弄了点咖啡和糖糕。”回到塔奥米纳后，劳伦斯给好几个朋友去信说撒丁岛不是个久居之地。（这当然是在那里的海滩变得出名和许多现代式的旅馆建立之前。）至于托斯卡纳，尽管要比西西里更有生机，但他还是情愿在塔奥米纳多呆一些时候。他曾说要去看望他的姐妹，但他不能渡过海峡跨上“裴哀凄凉”的英格兰大地。如果他“知道如何联系的话”，他可能会加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进行一次真正的斗争的时间到了。那是我唯一关心的事：一场殊死的斗争。”他不喜欢政治，但他觉得“必须而且应该很快就开始一场激烈的革命”；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加入进去的。与此同时，劳伦斯的作品在英语国家里又一次地被大量的出版。美国版的1920年的《新诗》引起了大多数言辞尖刻的评论家的注意，评论主要是针对其前言的；雷蒙德·M ·韦弗在《读书人》上说，那诗集表现了“对一个在缪斯的画像前卖弄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同情之心。”由托马斯·赛尔泽在1920年11 月出版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删节本也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埃佛琳·司各特在《罗盘》中称此书是一部忏悔录：“写了此书之后，劳伦斯可能会变成哲学家或牧师。”她对他的结尾部分感到不满：“如果劳伦斯先生是个俄国人，他或许能从艺术中找到生活的答案，”但因为他属于“英国的道学家那一类”，他就得坚待“寻找出一些生活现实中的答案”。在1921 年5 月，即牛津出版了他的历史书（以劳伦斯·H ·大卫森暑名）的两个月之后，《恋爱中的女人》在赛克的印刷标记下大胆地出现了。博顿利的《约翰牛》不失时机地对小说进行了攻击，称此书是“对性剥夺的丑恶的研究，会导致青年人陷入一种无法启齿的灾难”。莫里没有在杰拉尔德·克里奇的形象中认出自己，全神贯注地也读完了“500 多页充满炽烈感情，一波又一波夸张的、愈演愈烈的、推向遥远的不可见的结尾的描写，”读罢掩卷，莫里觉得此书不知所云。当然，他也发现了此书是淫秽之作。早些时候，当赛克出版了《迷失的少女》时（1920 年11 月），莫里就宣称劳伦斯也进入了一种“衰退”的阶段。劳伦斯的作品在他的一生中唯一得到的官方承认——1921 年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退特·布莱克奖——是劳伦斯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小的几部作品：《迷失的少女》以及《侵入者》和《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为他赢得的，此奖的奖金为l00 英镑。劳伦斯写信感谢了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作教师时的一位朋友。感谢他在评奖中对《迷途的少女》的推举。1921 年4 月初，弗丽达启程去巴登—巴登，劳伦斯陪她同行到巴勒莫。艾尔丝·贾菲来电报说她母亲病了，劳伦斯起初以为这是一个花招，但后来的通信表明了并非如此。独居塔奥米纳时，劳伦斯感到“弗丽达不在时，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很不喜欢，”虽然人们时常请他去喝茶用餐，但他不想接受邀请。在一个月的寂寞生活之后，这个月中米利森特·贝弗里奇为他画了肖像（“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劳伦斯决定去德国与弗丽达相会。但在路上，他时时停下来作些访友活动。在开普利，他遇见了厄尔和阿克沙·布鲁斯特夫妇。数年以前，这两个美国人曾在芳塔娜·凡奇亚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他俩成了劳伦斯的莫逆之交。他们对绘画和佛教感兴趣。数年后劳伦斯他的故事《玩艺儿》中对这两个被詹姆斯国王放逐的美国人进行了嘲讽。在开普利遇见他们不久之后，他便将《阿伦的杆杖》的情节详尽地告诉了他们，甚至讲到了阿伦离开他妻子的细节。于是他们建议，阿伦必须“去蒙特卡西诺并作忏悔，或重新走过整个经历”。劳伦斯笑着表示同意，因为他开始打算将阿伦放进修道院，但现在他决定应该让他“经过毁灭然后从深渊底部自己寻找可行的道路”：而不是根据劳伦斯式的本尼迪克特的规则。劳伦斯对布鲁斯特夫妇的建议的采纳使他们很高兴。他们本以为劳伦斯是个愁眉苦脸的人，没想到他原来是一个快乐的侣伴。布鲁斯特夫人认为，劳伦斯的短小扁平的鼻子很像苏格拉蒂——而从他留着的胡子看，他有点像威斯特勒为卡莱尔作的肖像。在离开塔奥米纳之前，他去参观了一艘地中海帆船，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很想买下这艘船。他对布鲁斯特夫妇说，如果他们拥有这么一艘船该有多好，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航行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与他们的通信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想法。在离开开普利之后，劳伦斯在西行的旅途中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作了短期逗留。在佛罗伦萨，诺曼·道格拉斯将他介绍给了丽贝卡·威斯特，她是他最热情的崇拜者之一。她发现他像孩子一样易交朋友，抑或像一个年老的哲学家，能够一眼就发现另一个人性格中的优良之处并与他倾心相交。在带她去见劳伦斯之前，道格拉斯笑着告诉她说他的这位朋友刚刚到达，并说他有个习惯，就是当他一到某个地方，他常常径自走进他的房间，对这个地方作详尽细致的描写。当他们来到他在阿诺（或许是贝尔切丽旅馆，即《阿伦的杆杖》中的贝尔托利尼）的下榻之处时，他们果然发现劳伦斯坐在一架打字机前。道格拉斯问他是否在写一篇有关佛罗伦萨的文章，他说是的。听此回答，道格拉斯放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丽贝卡·威斯特回忆说，“像一个色情狂一样充满邪恶”。劳伦斯向她和道格拉斯以及雷基·特纳诉说了旅途的不适。她后来意识到，“这种旅行对某些神秘人物来说总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对劳伦斯的那种众所周知的不安情绪的最好解释。丽贝卡·威斯特认为他的漫游像印度的游方修士和俄罗斯的先圣一样，经历的是精神上的旅程，而不为了到达某个地理上的目标：“看来，劳伦斯漫游四方，是为了寻找他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捕捉的那种人类的启示性幻象。”在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劳伦斯启程去德国，途中经过了瑞士。在巴登—巴登，他发现他的岳母已经开始康复，他便和弗丽达远去3 英里，在爱卜斯坦堡村的一个叫克罗思的简陋旅店往了下来。在此以前，弗丽达和她的母亲住在路德维格·威尔海尔姆斯迪夫特，这里是露易莎女公爵为上流社会的寡妇创建的一座休养院。劳伦斯对那里的老妇人们很客气，当他笑着向她们点头致意时，她们称他为医生先生。但那位巴洛宁·冯·里奇索芬太太却提心吊胆，生怕一些妇人们会去谈他的小说。6 月16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的侣伴，埃达·拉塞尔夫人：“我们来德国已两个月了，因为我的岳母病得很厉害。”但她已经好多了，将很快去爱卜斯坦堡与他们同住。爱卜斯坦堡“确实十分可爱——一个黑白相间的小村，周围绿林环抱，位于黑色森林的边缘，远处下面的平原上，流淌着莱茵河，平原的远处是孚日山脉”。德国看上去是“如此辽阔，如此静谧：陌生而沉寂，与战前大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不像其它地方那样财大气粗的国家里是比较愉快的。”可惜的是，他不得不补充道，“人们不再有什么钱了，除了那些投机商人，主要是犹太人。巴登·巴登到处是这些犹太人”。像平常一样，他忽略了巴登—巴登之间的分号，但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他将犹太人同暴发户等同了起来：历史研究表明，在霍亨索伦帝国的威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富裕的犹太人是为数不多的。确实，在希特勒上台时的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仅50 万，不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从20 年代到40 年代期间，纳粹的宣传基本上是个谎言，这一点劳伦斯应该看得清并加以反对的。应当承认，他有一种反犹太人的倾向（但与纳粹并无共同之处），这种倾向时有表现，如在一封信中他曾提到过威廉·海因曼的“犹太血统”，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后来的出版人托马斯·塞尔译时，他称他为“一个小犹太人，但是在我看来是可信赖的”——他是用了那个可怕的连词后才接受他的。有些评论家认为弗丽达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对于劳伦斯偶而的反犹太人言论是一个特殊的讽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研究者可以证实冯·里奇索芬家族是犹太人。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巴尔夫人1961 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谈话中说，她的外祖父，冯·里奇索芬男爵曾对他的几个女儿说他不在乎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丈夫，只要他不是一个赌棍，或一个教师，或一个犹太人——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女儿接二连三地违背了他的告诫。在劳伦斯的反犹太人的言论中，最不可原谅的也许是他注入《袋鼠》中的索默斯——劳伦斯意识中的那些观点。在战争期间，他想到也许会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所践踏”。但是：“如果一个人注定要被践踏的话，宁可被一只铁蹄践踏，也不要被一个犹太钱商踩上一脚。”这段话出现在1923年9 月马丁·赛克出版的该书的伦敦版上，后来在托马斯·塞尔泽不久在纽约发行的版本中，这段话就不一样了。劳伦斯修改了上引的那段话，所以后半句改成了这样，“也不要被一个口蜜腹剑的钱商踩上一脚”。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出版人的尊敬他才作了这样的修改。1923年8 月，他在塞尔洋的新泽西的住处对美国版的校样作了修改。不管怎样，也许仅仅是因为面子关系，他才决定从这本匆匆而就的小说中改去那个攻击性的词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新的美国版《袋鼠》中，像最新的英国版一样，又出现了“犹太钱商”这个词——这是缺少对劳伦斯正式版本的注意和对作者最后想法的遵守的又一例子。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评论此话题时，对所谓任何人的“稍有些反犹”的讲法很不以为然；在此问题上，就像一个人不能“稍有些怀孕”那样稍有些这样的倾向。这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观点，因为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本世纪初还稍有些反犹的倾向，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便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怀孕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反犹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然这对于那些疯狂的极端则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这样的极端分子在我们中间仍为数不少。劳伦斯的反犹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那么的愚蠢，是和当时许多中产阶级英国人的观点一样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已经成了这个阶级的一员），并不深刻、恶毒或疯狂。相反，这种倾向是温和的，不加思考和随心所欲的。如果劳伦斯活得再久一点、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的话，他的这种观点在布痕瓦尔德（德国市镇，1934—1945 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战俘）之后肯定会荡然无存。1921 年在爱卜斯坦堡期间，劳伦斯撰写了他《无意识的幻想》一书的大部分作品，此书是前不久在纽约出版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的续篇。乔治·索尔在《民族》杂志上评论后一本书说：“在其可怕的外表之下，书中所论看来与我们今天所感觉的东西似乎有一种模糊的联系。”索尔继续说，如果劳伦斯在表达他的这种思想时用了“小说或诗歌的形象而不是他不在行的专业术语，他也许能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索尔这位在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都有权威的评论家所作的这一判断，也许对劳伦斯这两本有关无意识的专著都适用。这两本书是更全面地了解劳伦斯的指南——他指出它们是他小说的“解释”——书中包括了这样一些有趣的论题，如人际关系、教育以及关于爱情的正确或错误见解。其中有些观点和术语来源于神知学，对人体的“上部”和“下部中心”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也有些关于那个沉沦了的阿特兰提斯洲上原先存在着一个比历史的传说所称的更为“伟大的”社会的荒谬之说，尽管如此，劳伦斯的观点毋须受到H ·L ·门肯对那本书第一卷的精明老练的评判。门肯认为那书“有效地间接证明了现在的看法，即劳伦斯并非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书并不算坏，但完全是孩子气的。”劳伦斯自己并没有像对他的其它作品那样，为这两本书作什么辩护。在后来的几年中，他很少提到它们。至今为止，也没有发现他在什么信件中认为这些书是重要之作，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他艺术构思的部份显示：在爱卜斯坦堡完成的《阿伦的杆杖》的最后部分显然与《幻想》一书有密切关系。一位近期的批评家，彼得·巴尔伯特（D ·H ·劳伦斯和韵律心理学）在评价《虹》一书时指出了这些“过分乐观”之作（劳伦斯语）的价值。劳伦斯在西西里写完《幻想》的最后一稿之后，他写了一篇较长的跋。早些时候在德国时，他曾写过一篇较为简短的跋（后一篇是根据前一篇修改的）。这篇跋到最近才被发现，在这里是首次发表。此文表明了他当时（1921年6 月）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有关美国的：该死的哥伦比亚！——我为你撰写了此书，不管你是否喜欢它。我想哥伦比亚指的就是美国。我想从词源学上来说，此词的意思是一窝斑鸠：Columba 一词在拉丁语中是野鸽子之意。在星条旗的树杆上的一窝可爱的斑鸠。不管怎样我为你撰写了此书，哥伦比亚，如果你感到受了恭维的话，该有点受宠若惊吧。我将把此书轻轻地放在你的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如果这位夫人不喜欢它的话，她也不至于将它踢到海里去。不然，我将再把它拾起，将它挟在我的腋下，就去找老山姆大叔。我对他的智慧更为信赖。但曾经能阅读，而且能精明地阅读。所以我印象中有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形象。实在是有人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而老是像走马灯似的兜圈子是无济于事的。白云在那里有一根云柱，如果你真想睁眼看一看的话，在晚间它就是一根火柱了。我已经亲眼目睹了它，让我们从毗斯迦山（《圣经》传说摩西从此山眺望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注）的高处下来然后启程再一次去穿越那片荒野吧。因为我们太自高自大了。尤其是你，阿美利加。你是否认为你的民主会使你延年益寿？不会的。它已经日薄西山。它已经临近了周而复始的那个起点。你只是从欧洲带来了一棵半大的树，将它移植到你的苍穷之下，让它长成一棵巨枝大树，大得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现在这棵树的中心已经蛀空，你必须去播种新的种子了。我认为我的这本书是一本真正的美国书。如果没有美国，我就不会写此书。所以，现在你不能对它置之不理。我将它奉献给你。我要让你看看我这匹馈赠之马的牙口（英语谚语：馈赠之马指价值有问题的礼物——译注）。这匹马的牙口还完好无损。但因为这是一匹杂色的小公马，你可不要去抽打它的臀部，或在它的尾巴下放热煤渣。假如你那样做的话，它会感到悲伤的。我打算过些时候再为你撰写一部关于一些更为复杂的事物的书。但不是马上能写出来的。啊，哥伦比亚，亲爱的西方的小鸽子。我为你写了此书。我是在1921年这个恩赐甚少的珍贵年头的6 月于巴登·巴登的爱卜斯坦堡附近的森林中写下此书的。亲爱的哥伦比亚，我知道我跑到邪恶的德国去为你写此书是不太体面的。但我不得不使你这样惭愧难当。不要怀恨在心，亲爱的。如果你真是那样去想，就将一切都向山姆大叔倾诉吧：如果这位可尊敬的绅士还健在的话。但如果他已不在人世，那么就让自由女神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