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不再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意大利了，他受着战争的折磨，他通过了《虹》的最后一稿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进入了一种新的领悟，这种领悟占据了他的意识和创作。在柯休·克拉克所写的《消亡之河》中（1968年）——这是伯金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过的词语——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诗人们有些共同之处。克拉克认为劳伦斯用活力和创造力来平衡腐朽和衰败，在伯金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聚合点，但其过程却开始于《虹》。克拉克叫人们注意柯勒律治对“第二类想象”的定义，这是他在取消了幻想作为次要因素之后所提出的：那末，我认为想象不是第一类就是第二类的。我以为第一类想象是一切人类感觉中活生生的和原始的力量，是作为无限的“自我”中永恒的创造行为的有限思想之重复。而第二类想象是前者的反映，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但在动力上的类型上仍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在程度上及行为的方式上有差异。为了再创造，它分解、渗散、消溶，否则这种过程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论怎样，它还是竭力使之理想化和一元化。甚至，当一切客体都变得固定或衰亡之后，它仍是充满活力的。关于在战争年代中的劳伦斯，其主要思想可见于下列陈述，即“为了再创造而分解、扩散和消融。”柯林·克拉克并不认为劳伦斯的这种思想是从柯勒律治的文章中抄袭而来的，甚至他还不知道柯勒律治的观点。但读者还记得劳伦斯在1914年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在我回到大洋彼岸之后“我很想认识柯勒律治”。除了在年轻时读过《克里斯特贝尔》以外，（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知道《古时的水手》）到目前还无法证实他对柯勒律治是否了解。无论如何，克拉克在此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即劳伦斯在他企图达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时候，像柯勒律治一样，将腐朽和创造结合起来。劳伦斯对此最完美的实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虹》中贯穿了这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体现得更具体。很显然，这种想法感染了他，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而我们可以把他在战争年代中的行为归因于这种理解的模式。（三）历尽心酸劳伦斯本打算在5 月份离开格利森姆，但一直住到了7 月底，继续给孩子们教课。他想搬往加辛顿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他原希望在这个靠近牛津和剑桥的地方建立起他自己的新“圣地”。不过，他还是与加辛顿——剑桥的那一批人保持着联系，除奥托琳娜夫人和E.M.福斯特以外，拉塞尔和大卫·加纳特也来格利森姆看望他。在4 月，加纳特带来了弗朗西斯·比勒尔，他是纯文学作家及政治家奥古斯汀·比勒尔的儿子。弗朗西斯·比勒尔后来成了加纳特诺恩萨奇出版社的伙伴。加纳特和这位比勒尔都是拒服兵役者，他们让劳伦斯感到失望，他告诉加纳特下次别再把比勒尔带来。如同在剑桥与加纳特的朋友相晤时一样，比勒尔使劳伦斯梦见黑甲虫：“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们，比勒尔和邓肯·格伦格是不可救药了。”劳伦斯对肯尼斯则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但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剑桥的那顿早餐上的敌意和怒气。加纳特中断了他和劳伦斯的亲密友谊，但他并没有像布鲁姆斯伯瑞的同伙中的其他成员那样成为劳伦斯的敌人。劳伦斯除了继续和拉塞尔保持关系之外，脱离了剑桥——布鲁姆斯伯瑞社交界。他的这一举动大大地伤害了自己，因为这个团体支配着英国知识界的一大部分，并是许多重要刊物的代表。他们使劳伦斯的闻名晚了一代，虽然没有忽略劳伦斯，但缩小了他的影响力。唯有福斯特是例外。指出布鲁姆斯伯瑞对劳伦斯的贬低，并不是要否认其成员与劳伦斯之间确有分歧，或是对诸如凯恩斯——尤其是大卫·加纳特等人存有恶意。在劳伦斯尚属无名之辈时，加纳特曾不遗余力地为其鼓吹。但在这些年里，所有和布鲁姆斯伯瑞抱着同样心态的人们往往都是反劳伦斯派。布鲁姆斯伯瑞一批人各不相同——有些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有些屈膝于知识独尊论；有些来自柏拉图的宴席座谈会——当他们看到劳伦斯从外向他们虎视眈眈时，他们只能把他看作是敌手的图腾。劳伦斯和拉塞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19 年实属奇迹。1915 年6 月19 日至20 日，拉塞尔来格利森姆度周末，显然是在那时候，他和劳伦斯开始商讨有关共同举办讲座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拉塞尔数年之后写道：“我们之间可能有某种松散的合作。”拉塞尔在格利森姆时，劳伦斯热情地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说拉塞尔的伦理学讲座和他有关“不朽性”的讲座会导致建立“一个围绕一种宗教信仰的小社团或组织”。拉纳尼姆的地位逐渐和加辛顿相融合，为那些希望逃避世俗和“思考大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小世界”，奥托琳娜夫人该成为此小社团的主席，此社团还将包括加农，“或许还有康培尔”和默瑞夫妇。劳伦斯向奥托琳娜夫人保证，他们是“真诚”和“有价值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显然是在7 月12 日）说，他真应该“和拉塞尔的讲演辩论一番”，而不是和他本人。确实，他们“几乎已经达成了默契”。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信件全面、直接地反映了辩论中一方的观点，它比拉塞尔在1952 年充满愤慨的回忆录和1968 年的自传中重申的观点更具有价值。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劳伦斯尚待完善的“血统论”观点使拉塞尔感到厌恶；而劳伦斯则对拉塞尔的“心灵意识”不以为然。不过，拉塞尔自己承认，他曾一度深为劳伦斯所惑，以致劳伦斯的一些批评——如：拉塞尔因自我欺骗，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是喜欢战争的——几乎逼他走上自杀的歧途。然而，他没有自我毁灭，而是活了下来——并对那个严厉地冒犯过他的人恨入骨髓。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有些信是有关内阁政务方面的。弗丽达的信中对此也颇有兴趣。其中一封可能是写于1915 年的5 月底，信中问道：“这个合作政府是否还充满活力？显然，是“命运”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除了对“法国佬”的仇恨之外，对此命运谁也无能为力。弗丽达对拉塞尔的来信表示感谢，并说她知道他“一定深为那些不合时宜的追根究底做法所困扰”。不过，她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她”怎样才算是明智之举”。她还写道：“当我说你过于英国化时（看，我特地用大写来表示），我并不是说你不够人情味——而是说你过于代表了他们那样的英国人，你想冲他们出气，而事实上你更应该冲你自己出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说——假如你能对我作些批评的话，我将十分荣幸！”拉塞尔6 月来格利森姆作客之后，她又给他去信：“你有点生我的气了——也许我对你的工作不够尊重，这样的工作我将永远不能理解（这里划去了比较一词），那完全是人为的东西，你竟称之为理性，这实在是个谜，让我感到吃惊不小。”她认为，拉塞尔是在用他的理性迷惑大众：“这实在有趣，我将永远畏惧你的理性，我觉得它是敌视女性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她又说：“我认为你所代表的是你们民族的热情，这会使你不高兴，因为你过份地沉缅于你们民族旧时的、鼎盛时期的那种热情，你深陷其中，而这种民族热情实在需要一种更大的、更广泛的范畴——所以你也许信奉战争——你认为人们会这样想吗？”她相信，“除了陈腐的普鲁士主义”，她的故国“还有些优点和新的理想奉献给它自己和这个世界——要是各民族真能让相互的长处和优点得到发扬和存在，并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呢——而这些小民族现在都如此固步自封，如此互不相容——所有的人民都如此丑陋，但另外一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存在于各民族和各人之中”。弗丽达真诚地喜爱和敬慕拉塞尔。许多年之后，她承认年轻时的劳伦斯给拉塞尔信中的语气“似乎过于傲慢了”。在《哈泼斯》杂志1953 年4 月首次登载了拉塞尔对劳伦斯的猛烈抨击文章之后，弗丽达在给《哈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论及布鲁姆斯伯瑞，弗丽达说：“在那帮人之中，没有一涓人类善良乳汁的细流……那怕是一丁点也没有。他们为显示自己的机智和聪明而忙碌着。然而，拉塞尔能够做到与人为善。”她认为，如果拉塞尔理解并接受了劳伦斯的一些观点的话，“就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友谊便可能成为一段佳话……至于将劳伦斯称为纳粹主义的拥护者，纯属无稽之谈——你不妨也可将圣·奥古斯汀也称为一个纳粹分子”。弗丽达说她“确信在拉塞尔心灵的某个角落里，另有一个青年劳伦斯的形象，他视之为朋友而不是那个他要将其驱走的妖魔鬼怪”。人们认为弗丽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亲德倾向，这一点在她给拉塞尔的信中表现得十分轻微，但福德·麦道克斯·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在各自独立，但时常相矛盾的回忆录都认为弗丽达是个十足的亲普鲁士派。休佛和H ·G 威尔斯夫人以及凡尔列特·亨特曾结伴来格利森姆作客。当时，休佛的《安特卫普》一诗真脍炙人口。在查林克罗斯火车站见到比利时难民的一幕触发了休佛的灵威。凡尔列特·亨特回忆道，在谈及这首诗时，弗丽达愤愤地说，“肮脏的比利时人！谁会理睬他们”！凡尔列特·亨特继续写道，“除了美味可口的茶点之外，我还与这位瓦尔基丽共进了正餐”。（瓦尔基丽是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这里谑指体格魁梧的弗丽达——译注）虽然这次作客期间正值劳伦斯在周末去了剑桥，但休佛毫无根据地说他在格利森姆，并将他描述成“一个想当然的亲德分子”。休佛回忆说，在弗丽达滔滔不绝的议论中，他只能退到了外室，因为穿着军服。他仍像往常一样四处游荡，因为直到1915 年8 月14 日他才正式被定为军官（据英国陆军档案记载），这是劳伦斯离开格利森姆两周之后的事了。许多年以后（在1955 年），弗丽达在一封信中对这位作家作了回忆。”当他们，他和凡尔列特·亨特来到时，我对他说：“我们都是德国人吗？”对此他吱吱唔唔，颇感不安。此时正值战争时期，所以我对他不甚介意。我根本没说，‘这些脏脏的比利时人’。我从未这么想过！劳伦斯当时并不在场，也没有可供福德休息的外室，我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他也没穿什么军服，只是他不喜欢我，而我也同样不喜欢他们，甚至相当鄙视他们。那是一个腐败的年代，一切都虚伪，令人伤感，那些布鲁姆斯伯瑞是如此的悭吝，没有半点脚踏实地的精神。天哪！当时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劳伦斯奋起反击的！那些真是货真价实的累赘”！（阿瑟·马尔森纳在他写得十分出色的休佛——福德回忆录《最悲伤的故事》（1971 年）中认为，休佛虽然直到8 月14日才被宣布为军官，但在此之前他还是有可能穿上军服，甚至可能在7 月份。但对这一点无案可稽。有关休佛涉及此事的可信性——这会使富兰克·哈里斯对他的模仿更加困难——实属疑问。）离开格利森姆的第二天，1915 年7 月15 日，劳伦斯从劳塞克斯，利特汉普敦——他和弗丽达将在那里住上几天——给维奥拉·梅纳尔去信，他用维奥拉·梅纳尔的家中的昵称开头：我亲爱的普鲁：这是个阴天，海峡上影子似地游荡着许多船只，海水闪烁着蓝色的光芒，细浪在发出碎响。我想，这一切实在令人舒畅，当整个大地被抛在身后，当整个英国从无数杂乱无章的房屋的重压下，回复到只有斑驳的卵石、和缓的波浪的时候，海天在天水一线的尽头被分割，航船的影子像幽灵悄然无声地徘徊着，令人神往。如果我们能从英国清除掉所有的房屋街道，我们就能让一切重新开始。这最后的陈述显然和《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的一些言辞相似。公假日之后，劳伦斯夫妇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的海尔斯谷拜伦维拉斯一号，在那里弗丽达可以离她的孩子们近些。劳伦斯告诉拉塞尔他对异地深感陌生，在新的环境里很不快活，“觉得好像是全交付给了那些桌椅和门垫”。他和弗丽达住在诗人安娜·威克汉姆对门的底楼套间，屋后便是那些曾给毕克威克先生产生灵感的池塘。诗人克里斯多夫·哈索尔在1954 年曾在拜伦维拉斯一号附近住过，他在信中将它描绘成一幢“约建于50 年前的丑陋的红色小木楼，有维多利亚式的凸肚窗，前门有一片经霜打的草地”。大卫·加纳特在安娜·威克汉姆的《诗选》（SelecrPo-ems1917）序言中，称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女性，”有一副“富有魅力的女低音”嗓子，充满了“媚人的幽默”；她曾在巴黎学过歌唱。她的诗《女皇》（Imperatri ）可能取材于弗丽达的不忠行为。安娜·威克汉姆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她对这片土地的描写可能唤起了劳伦斯对这块南亚大陆的兴趣。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劳伦斯和弗丽达结识了詹姆斯·巴利，并在菲亚希瑞诺时开始和他通信联系。后来成为巴利的秘书的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认为，“一种有趣的友谊从此确立了，但不幸的是，不受拘束的弗丽达的直率到了极端的程度，她永远无法理解金钱是让人为难的事，却认为一个殷实的钱袋匀些到一个空钱袋里去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假如她自己腰缠万贯的话，这种想法也同样不会改变。巴利先生，你好！他说，听说你每年有5 万英镑的进帐（这对巴利实在是一件趣闻！）你干吗不送点给劳伦佐（劳伦斯的昵称——译者注），好让我们有钱去趟澳大利亚？’”巴利被将了一军，像大多数人那样，他“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办法”。此外辛西娅夫人（不能排除是一语双关）进一步解释道：“劳伦斯和弗丽达还与巴利的情妇，即当时的吉尔们特·加农太太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一点的发现也使巴利深感窘迫。”无论是不是安娜·威克汉姆首先唤起了劳伦斯对澳大利亚的兴趣，她在许多方面都仍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丈夫，“一个勇敢的气球航行家，”曾是皇家天文协会的主席。一次，安娜·威克汉姆因为他反对自己当诗人而大发雷霆，他就将她送进了疯人院。从疯人院出来后，她通过父母认识了大卫·加纳特。她常常和年轻的加纳特在汉普斯特德的希思散步，或去皇家咖啡馆。加纳特说：“她不会把我当作她的情人，我十分古板，不像她的那些乌七八槽的朋友。后来我成了个拒服兵役者，而她在起初是支持战争的。”他还说，劳伦斯曾推荐过她的一些诗作“非常好的”）希望被收入《乔治亚诗集》。他和劳伦斯曾常去希思散步，她的几个充满妒意的小儿子跟在他们后面。一场冬雪之后，他们曾用雪球向劳伦斯开火。虽然劳伦斯夫妇曾去过苏格兰市场和普利德大街上的商店选购家俱，这说明他们曾打算在那里长住，但他们在拜伦维拉斯只呆到圣诞节，住了不到5 个月。这期间劳伦斯和莫里夫妇创办了杂志《签名》（Signature ），但不久便夭折了。《虹》一出版便遭查禁。劳伦斯总念叨着要去新大陆，但到年底，他却在康沃尔住了下来。10 年后，劳伦斯轻蔑地谈起《签名》时说，它的创办是因为莫里说，“让我们干点事情吧”。但莫里后来坚持认为，“我们共同有意于此”。他们在红狮广场费什街12 号一家商店的楼上以一先令一周租了间办公室，劳伦斯回忆说那是在伦敦一个“狄更斯式的穷街破巷。”有十来个人经常参加星期四晚上的聚会，此时是距离劳伦斯实现他组织一个讲座系列的梦想的最近的时候。杂志在10 月和11 月只出了三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玛蒂尔达·贝利的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莫里发表了他的自传三部曲（“从前有个小人……）而劳伦斯为每一期奉献了他的《王冠》（“Crown ”）。文章中，劳伦斯重申了他同年早些时候给拉塞尔和奥托琳娜夫人的信中所阐述过的“哲学观点”，当然它包容了劳伦斯当时最深层的思想，同时又是对《虹》的详述，小说《虹》是在9 月出版的。劳伦斯后来说他的“哲学性的”创作是产生于他的想象性创作，而不是与此相反：“小说和诗歌应该自然地流注笔端，随后，人们必然需要为自己全面准备某种令人满意的思想观点和素材，从自己为作家为人生的经验中获取某种明确的答案。”这一观点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它的很大部分看来是正确的。在《王冠》中，劳伦斯首次对黑暗（darkness）的象征性运用作了重要的解释。黑暗在此代表着肉体、感官和精神的长久的搏斗。光明和黑暗是狮子和独角兽在为王冠而战，象征着真实完美的自我。虹同样象征着这一真实的自我。它只有在每个人的真实自我完成了自我本性，即来自黑暗的磨难和来自光明的欢乐的极端冲突之后才会实现。这在哲学上毫无新鲜之处，只存在着形象上的差异。在哲学上，《王冠》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顿悟之作，它的价值只在于它对《虹》及劳伦斯的其它作品作了注脚。贝特朗·拉塞尔在1915 年7 月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的《签名》杂志社的人们作了有趣的描述，信中他提到，劳伦斯带他去“看望一个俄国犹太人库提连斯基，莫里和莫里太太——他们都围坐在赫尔蓬饭店对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空荡荡的，窗口紧闭。他们一刻不停地吞吐着俄国烟，百无聊赖，愤世嫉俗。”拉塞尔把莫里当成是个“粗俗的”人。他们都陷在“死气沉沉”和“堕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们去了动物园，拉塞尔从一只狒狒对这群人明显的敌视和厌恶中得到了“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满足”。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动物的反感很可能也包括拉塞尔自己。他还对奥托琳娜夫人说，他和劳伦斯一起去了汉普斯特德，劳伦斯和弗丽达及杜丽·拉德福德当时住在那里。疲劳不堪的拉塞尔告诉劳伦斯，他们“无论如何首先必须各自保持独立，而不要急于试图创立一个学派。劳伦斯一读及政治，便显得‘狂热’”，他告诉拉塞尔，真理远比事实更加重要，“他的观点狂妄存余，而诚恳不足，最起码有些模糊不清”。过了数日，拉塞尔与T ·S ·艾略特（“我的哈佛同学”）夫妇共餐后，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对她又谈起了劳伦斯；他和劳伦斯一起度过的那天“糟透了”；“劳伦斯很像雪莱——同样杰出，但对现实也同样缺乏耐心”。劳伦斯的“待人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惊异的诚实，但在一定时候，因强烈的倾向性而误入歧途”。拉塞尔发现他的老“同学”艾略特像亨利·詹姆斯的朋友，新英格兰画家桑枝。艾略特显得“敏感、倦怠”，显然是“为他自己的婚姻感到羞愧”。对拉塞尔来说，这当然是个不幸的日子，所有的事似乎都错了，而把劳伦斯与雪莱的类比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劳伦斯对这位浪漫主义的前辈是极其厌恶的。《虹》出版的数星期前，也就是《签名》杂志的这段活动期间，劳伦斯和弗丽达目睹了大型齐伯林飞机对伦敦的首次大轰炸，它预兆着被岗特的约翰称为铜墙铁壁般安全的英国就此结束了。1915 年9 月8 日夜，海恩利希·麦西司令乘坐他的新型L —13，率领齐伯林飞机入侵了英国。劳伦斯和弗丽达走过汉普斯特德的希思，炮声使脚下的大地隆隆轰响，探照灯不停地划过夜空，远处的城市里升腾起一片火光。劳伦斯次日写信给奥托琳娜·莫里，说空袭像一场密尔顿式的“天堂里的战争”，虽然“不是天使们在作战”。他觉得齐伯林飞机像“长卵形、闪烁的中心发光体，在光照中平静地飘移，像新月，它的光芒在大地燃烧，要将整个地球摧毁。这就是末日——世界消失了，而我们像尘埃飘浮在空中”。劳伦斯这种匆匆而就的即席描述和反应无意识地为他7 年后在《袋鼠》（kangroo）中的一段空袭描写作了准备。这段描写优于所有现代的有关空袭的描写。小说中，索莫斯和他的德国妻子看到齐伯林飞机“高高在上，渺小、灰白，使人想到遥遥在上的圣灵。城市附近传来了枪击声和令人恐惧的子弹的尖啸声，渐渐地，一片静寂。从议会山下面靠近圣·保罗的地方是一大片红红的火焰”。哈利特·索莫斯说，“想想，一些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可能就在里面”。索莫斯招头“望着那卵形的物体，像一弯月亮”。怀疑里面是否真的有人，“仅仅是人，长着一双脆弱的腿和多情的嘴的人。他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脆弱的腿”这个词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整个人类都用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而高高在天上的“多情的嘴”更是神来之笔。因为《虹》的查禁，劳伦斯对1915 年的记忆是痛苦的。他后来说，对他以及对于所有那些敏感的反抗这种司空见惯的强制的人来说，这是麻烦真正开始的季节。”旧世界在1915 年结束了”，那年冬天，“古老的伦敦精神崩溃了。在不断膨胀着的《英国牛》（JohuBull）（由赫拉图·波特姆莱编辑）的荒谬的统治之下，”人们失落在“失望、贪婪、希望和恐惧的漩涡中”。在《英国牛》开始大肆攻击《虹》之前，劳伦斯在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表示，他不喜欢这份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报纸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原因，而并非是出于嫉妒。战后他说，任何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在《英国牛》的控制下，在他们神志清醒的时候“不会再完全地信奉民主”。帮助兴办这种报纸并使之走红的人是没有能力自我控制的人。遗憾的是，劳伦斯的战时经历——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使他无法观察到民主崇高的真谛。欧洲许多敏感的文人像劳伦斯一样，拒绝为他们本国的战争效力，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和德国的海恩利希·曼。在英国，大多数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却即刻从军，或加入政府部门，或从事间谍工作。劳伦斯能置身其中而持反战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不像西格弗瑞德·萨松那样出名。萨松这位和平主义诗人曾从战壕里寄回和平主义的诗篇，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英雄主义热情。身体不合格的劳伦斯不久就被政府官员和官方外交家视为后方的危险分子，况且他还有个敌对国国籍的妻子。在英国知识界中除了小说家和诗人外，有一批散文家、哲学家和记者，如布隆姆斯伯瑞这批人中，有许多真正的拒服兵役者，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正式注册，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无神论者，显然不属于宗教信仰反对杀戮的那一部分。尽管约翰·梅纳德·肯恩斯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野蛮方式，但他还是在政府中任了职（“实际上别无选择”）在他信奉和平主义的朋友们强硬地经过了严酷的审判以后，肯恩斯就会在皇家咖啡馆为他们设宴压惊，这些朋友中，利顿·斯特拉彻常常发出尖叫：“即使德国人来了这里，一切又有什么不同呢？”肯恩斯的传记作家罗伊·哈洛德爵士曾指出这种观点的浅薄和缺乏历史常识，即便是德国和英国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异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一场流血战争的话。这些布隆姆斯伯瑞的和平主义者们也没有考虑到，像德国这样的制度的“根基和可能的发展势态”，与英国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错误是显然的。哈洛德说，如果奥特拉彻在二次大战时还活着的话，他要问：“即便是希特勒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就会显得很不入耳了。哈洛德认为，剑桥——布隆姆斯伯瑞这些人的错误判断和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的崇拜者G ·E ·莫尔的教导——需要指出，劳伦斯对他是毫无好感的。莫尔的《伦理准则》（PrincipiaEthica ）“很遗憾……缺乏道德责任方面的充分理论……至于在一次大战中拒服兵役是否正确尚须留待未来来评判。但很清楚，在莫尔的引导下，人们很容易走上歧路。”同样，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早期的信仰》中对莫尔和他的教导提出质疑，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关于“我们缺乏敬畏”的观察是正确的。劳伦斯本人对战争的厌恶加强了他离开英国的决心，他和弗丽达此时计划去弗罗里达定居，其他兰纳尼姆的居民可以随后去那里与他们汇合。在他们等待签证时——辛西娅·阿斯奎斯的影响显然打消了弗丽达“出生于曼兹”的顾虑——麻烦发生了，这是在《虹》出版5 个星期之后。在3 月2 日写给凡尔拉·梅纳尔的信中。劳伦斯抱怨说，他还得为麦休恩的目录准备一份预告。一位麦休恩公司后来的编辑，约翰·库伦（在1953年3 月4 日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劳伦斯是否自己撰写新书预告的记录，但作家草拟‘宣传广告’以供编辑作任何必要的修改是过去——而且也是现在——的惯例”。在“1915年下半年度”的预告上，对《虹》的介绍中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此书出于小说新流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手”——显然不是劳伦斯所言，但其它的介绍则可能是他写的，当然经过了编辑的修改。但无论如何，它必然得到过劳伦斯的首肯。这作为作者本人对《虹》的评论是具有价值的，“这是一段布兰温家族人物在爱情、宗教和社会热情的危机中发展的历史。故事从汤姆·布兰温，一个富裕的德比郡农民，娶了一个流亡英国的波兰寡妇开始，写到他的孙女厄索拉，这个动荡和无畏的家族中的主要角色，她站在我们时代的前列，照亮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厄索拉只是汤姆·布兰温名义上的孙女。书评家却并不关心什么通往未来的道路是否照亮。在评价这本书时，他们倒退到维多利亚时的标准，他们大多数从中只看到了种种的弊端，极少几个评论家认为此小说并非猥亵之作，如杰拉尔德·古德（“此小说最不守规矩的地方是标点符号”）。不过，他还是在《新政治家》（NeWStaresman）上说，小说“鄙劣、单调和枯燥乏味”。但绝大多数的攻击都基于道德的原因。对梅纳尔的朋友罗伯特·林德来说，（在《每日新闻》上），此小说是“粗俗、野蛮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在《星球》上，克兰蒙特·肖特援引了亨利·凡兹特列因在英国出版爱弥尔·左拉的作品而被投入监狱的例子：“但是与我刚读到的D ·H ·劳伦斯所著的小说——《虹》这样的大鱼大肉相比，左拉的作品不过是小菜小碟。”肖特简直怀疑麦休恩公司在发表此书之前是否审阅过这本小说，因为它充满了“无度的性描写”，没有删略掉“任何这类猥亵淫秽的暗示”。但是，理查德·阿丁顿在数年后指出，这部小说“是长期艰苦工作的产物”，经过了“倾心竭力的创作和再创作”。他还指出，“没有人仅仅为了创作一部色情小说而去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考虑对于伦敦警察厅的间谍检查官阿尔伯特·德雷帕来说也许还不算太极端。11 月3 日，他组织人员在发行处和印刷处没收了一千多本小说，反对此小说的听证会定于11 月13 日在鲍尔街的警察局举行。发行人没有将此事通知劳伦斯，他是从朋友那儿听到这个消息的。11 月6 日他写信给平克，对那些好事者进行了指责，但他又说他“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同天下午，他又写信给平克，说“重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想还是应该谈谈这个问题。下星期一（8 日）他将去加辛顿，但在去帕丁顿车站的途中他将在平克的办公室作停留：“我们必须对这查禁事件采取点措施，我们必须动员一帮人，将这局面扭转过来。”此中劳伦斯显然把没收与查禁混淆起来了。在一封从加辛顿寄给辛西娅夫人的信中——信上的日期只写了“星期四”，可能是9 日——劳伦斯再一次提到了可能扭转局面的决定尚未作出。在同一封信中，他对辛西娅对他签证一事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现在已收到了签证。他害怕带着“如此分崩折离，如此腐败堕落的英国的过去”离开它，但“我在这里的生活已经结束，我必须走，就像一粒种子撒入新的土地”。11 日，他从伦敦回来后，写信告诉辛西娅夫人说，他和弗丽达计划在24 月乘“白星”号蒸汽轮的两等舱从利物浦出发。他向辛西娅留下了几点建议，让她随后去美国，把她的孩子们从英国腐败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而她的丈夫早就应该离开英国了——不过她丈夫很可能已经麻木不仁了。“要记住，你应该始终将你自己和你孩子们，或许还有你丈夫的对生活的选择权攥在手中，决不要将它放弃”。这可能算得上一封无意识的爱情信件，但其中并无对弗丽达的不忠之意。劳伦斯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将这时期的这些情况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顶针》（Thimble）之中。此故事部分取材于年轻的赫伯特·阿斯奎斯受轻伤后出外疗养的情况。几年后，在另一个短篇《瓢虫》中，这位对他妻子的底细一无所知的英国丈夫将他的妻子输给了一位劳伦斯式的、神秘的捷克绅士。在一封写于196 年2 月19 日的信中，劳伦斯告诉巴巴拉·罗尔说，辛西娅夫人使他“有些”心神不宁。但后来他的想法——或心境——有了改变，他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给她写去了几封充满激情的信。辛西娅·阿斯奎斯的朋友们认为劳伦斯可能和她有过一段罗曼史。在她1916 年2 月18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她的一位朋友的话：“她告诉我她几乎想邀请凡尔拉·梅纳尔，但听说那位年轻人（D ·H ·劳伦斯）正热恋着我，她想还是作罢为好。”辛西娅夫人补充道：“人们真是太会轻易下结论了！”1917 年12 月19 日，她记道：“我敢打赌，妈妈准以为我在两年以前就和劳伦斯相爱了。”1915 年11 月11 日，劳伦斯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希望她能去和奥托琳娜·莫瑞尔一起住，这会给她带去些欢乐。奥托琳娜夫人“像一个具有魔法的老女皇，她知道她的一生是在与一个不值得消耗她生命的王国的冲突中度过的”，她的结局有些像伊利莎白女皇”。弗丽达没有陪伴劳伦斯去加辛顿作最后一次拜访，她在她不使这种新的友谊折磨自己时常常对自己说：“也许我该把劳伦斯交给她，他们为何不能在一起为英国尽力？我是个弱者，一个德国佬，一个无名之辈。”一个过去除了每年例行的慈善餐会而在兰姆庄园不受欢迎的矿工儿子，现在成了一所远比兰姆庄园堂皇显贵的乡间别墅的常来常住的座上客。在那里，劳伦斯和那些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和社会名流见面会晤。他在加辛顿的女主人即使在他的家乡地区也要比葛里斯雷的巴勃家族的人更有影响力。出生时，她就被称为奥托琳娜·凡尔列特·安娜·卡文迪什·本汀克，她是一位中将。波兰公爵和他第二个妻子波尔索伐男爵夫人的女儿，在劳伦斯有关中部地区的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波尔索伐这个词，因为波尔索伐靠近伊斯渥。这是卡文迪什·本汀克家族的旧地，矿区中一座废弃了的城堡。奥托琳娜夫人1873 年就出生在附近的威尔贝克，即杜克里斯的中部。29 岁时，她抛弃了养育她的传统环境，嫁给了一个平民，进入了剑桥——布鲁姆斯雷这个豪放不羁的文人圈子，但她没有完全放弃她的继承权。1938 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了奥托琳娜·莫瑞尔的葬礼，说参加此葬礼的不仅有她的文学伙伴，还有“黑压压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南肯辛顿的老贵妇”。对许多人来说，奥托琳娜夫人似乎是个怪物，她的知心朋友们则责备她偏执。她的朋友之一大卫·赛西尔勋爵在《全国传记词典》中把她描述成“一个具有伊丽莎白式的狂放和魄力的人，有时神密而充满占有欲，有时骚动而充满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奥斯伯特·西特威尔说她看上去像“一个超级的西班牙或奥地利公主”。1929 年，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在重修旧谊时他写信给她：“是的，我还记得你来苏塞克斯时的情景——你身穿紫色的丝绒衣裙，满身珠光宝气地走下四轮马车——穿过草坪，向格雷汉姆的其它别墅走去，很遗憾的是，有些事情（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对她有讽刺性的漫画！）从中作梗，使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和谐。”乔治·山塔亚纳来到加辛顿时，发现他的女主人穿着黄色的长统袜，吊袜带像马尔伏丽奥一样交叉着。西格弗瑞德·萨松在1916 年碰见奥托琳娜夫人时，看到她浓妆艳抹，染着红发，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把自打扮成一个“摩登荡妇”。在30年代，史蒂芬·斯彭德常见她手执一根牧羊女孩的弯柄杖走过布隆姆斯伯瑞的大街，杖上用丝带系着几条狮子狗，当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她看时，她还感到不解。当她知道斯彭德是个社会学家时就对他说，她很同情工人，甚至愿意去爱他们，只要他们不“这么盯着她看。”无论这些描写如何具有讥刺性，但它们都不如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赫米奥因·洛迪斯这个化名而对奥托琳娜·莫瑞尔刻划得那样尖刻。他在小说的开始部分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她经过时，人们寂然无声，被她吸引，又感到惊异，想要笑，但由于某种原因，不敢出声。她那向上微抬的、颇有些罗塞蒂风度的苍白的长脸，像是作了麻醉，仿佛有一大堆奇怪的思想盘绕在里面的黑暗之中，而她却永远无法从中逃脱出来。”而且，劳伦斯在书中对她行为的刻划丝毫不比任何对她的描写更为仁慈。这就是劳伦斯在1916 年为兰纳尼姆选择的女皇，而这样的描写仅仅是在他作出选择的一年之后。但在1915 年，他们之间还是友好的，奥托琳娜和她的丈夫给了劳伦斯夫妇30 镑作为去美国的旅费，并说服了肖伯纳加了五镑（向爱德华·马什要了10 镑，借了20 镑，另外平克又给了一些）。劳伦斯11 月11 日离开加辛顿时，奥托琳娜夫人送给一双德国靴子；还有策略地送给弗丽达一大束鲜花，并答应送些绣品给他们作墙壁的装饰。劳伦斯在对《虹》作出判决前两天到达了伦敦，但他是否出庭却没有记载，很可能他不在场。法庭要求发行人说明为什么他没有执行将劳伦斯的245 本已装订的和760 本未装订的小说销毁的决议。劳伦斯称此审判为“一次荒唐可笑的行径，是由‘国家净化协会’的赫顿博士和非国教组织挑起的”——显然他这里所指的是罗伯特·福曼·赫顿（1855—1934）这位引人注目的神学家，他不仅属于劳伦斯的家族所信奉的教会公理会，同时也属于劳伦斯当时生活的教区，汉普斯特德。在鲍尔街，净化协会的那帮人借律师赫伯特·G ·马斯克特之口发起攻击，马斯克斯是个资历不深的文学批评家，他以“警方专员”的身份出庭，他颇为自得地大声宣读了一些持异议的评论文摘，并陈述了他自己对《虹》的看法，声称“书中通篇充斥着淫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行人申辩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劳伦斯曾对手稿作过两次删节，但后来拒绝作进一步的合作，他们感到很遗憾，因为没有对原稿作更仔细的检查，同时还对这部小说的发行表示遗憾。检查官约翰·狄金森先生表示了同样的歉意，并补充说，当时在那些颇有名望的书检官和评论家表示异议时，就应该取消本书的出版计划。鲍尔街地方法院的登记薄上记录有约翰先生反对《虹》的裁决：“命令在7 天限期内（在扣留期间）如果没有申诉，将此书予以销毁——并罚款十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21 先令——译注）。“劳伦斯和《虹》受到攻击的真正原因，理查德·阿丁顿在1931 年写道，“是因为他反对战争……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淫秽’大放厥词。’他在1941年的自传中重申了这一点。同时他在1952 年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明：“是劳伦斯本人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我在1952 年听到如梅·辛克莱这样的同情者中在议论，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吉尔伯特·加农1915 年在一篇发表在纽约《先驱》上的文章中谴责了由于“思想混乱，和可能因战争状态而加剧的歇斯底里”面对《虹》所进行的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