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是慕尼黑，在那里点上两点做个记号，再后是依萨托尔，那里是依萨峡谷，依萨是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它在英国诗歌中遇迩闻名：依萨汹涌澎湃波涛像严冬一样深暗这汹涌澎湃的依萨。此词的发音是依萨（Eser）alaAnglaise （在英语中），荷林顿即在那里，天知道那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我们住在一片松林或也许是松科常绿树林像上的一幢可爱的小屋里，远处是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大约在十英里之外。这里离开我去年居住过的阿依金不远。房子是弗丽达姐夫的。还很新，小巧玲珑。杰菲教授现在住在慕尼黑，所以这房子空着。我们将在这里生活一、二个星期——相当清静。你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这房子建造在一片草坪上，草坪连着树林的一角，阿尔卑斯山区的报春花和立金花点缀在草坪上那一块块兰绿色的龙胆植物中。此村庄是个很小的地方。一头公牛郑重其事地将我们的行李从车站拉到了村中。我现在坐在小餐厅的灯光下。这是一间全用木头建成的屋子。屋里有一个绿瓷砖砌成的火炉，和巴伐利亚的奇型怪状的瓷器。我就要上床去了，因为我得了感冒，当我从意大利来到茵斯布鲁克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遍地覆盖着白雪。我告诉你，我对此十分惊异，过了加达之后风吹得更猛了。但我的感冒却随着冰雪的融化而痊愈了。现在我还说不准什么时候到英国——恐怕不能赶在你的婚礼之前了。我很高兴知道艾米·林姆和希尔达·帕帖特将作你的女傧相，还要穿上花纱上衣。看看，你是不是弄得太华贵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艾迪也穿花纱上衣。我想穿一件茄克衫。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将穿一件白色的背心。牧师——“是谁把这个妇人嫁出去的？”我——“肯定不是我！”但父亲无疑会对此机会十分高兴。不要剥夺他的父亲的权利．但关于《儿子和情人》一书你还是少说为妙。至于离婚的事将会悄悄过去。请勿担心。如能在利普雷与你呆上一段时间我将十分高兴。我想到彭特里奇去。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去那里时看到的酒吧吗？还会妇女协会。代我向每个人转达我的问候。弗丽达很忙，她向你转达她的爱，她正在照看我。向父亲问好。他去你那里了没有？再次向你祝福。劳伦斯仅在两天之前也从厄斯金豪森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诉说了他和弗丽达的失望（ 她的“ 脾气很坏” ） ， 因为《爱情诗及其它》（LovePoemsandOthers）只卖掉了一百本。后一个月（5 月13 日），他对欧内斯特·考林斯，他的一个笔友，抱怨说，那些评论者，甚至他的那些朋友，是那样的含糊其辞，不敢称赞他的诗作，唯恐被人指责为不道德或愚蠢，这一切“足以能使花岗石的心破碎。”劳伦斯对《儿子和情人》抱有更高的希望，到厄斯金豪森后他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说，他知道他能“写出比英国任何文人都多的东西。我必须写我所能写的东西。我为大卫和哈洛尔德（赫伯森）这样的人而写——他们不久就会读到我的作品。我写的东西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指的是《姐妹们》，这时此书已写了180 页——他想写满300 页——他说此书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好像是它自己生成的”，关于《耀夫顿小姐的叛逆》一书，现在已写了200 页，他说此书进行得“十分缓慢”，但“非常激动人心……目前，它在我心中占次要位置。”他感到《姐妹们》一书更加重要，此书严肃地涉及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当代重要的问题。在4 月26 日，他写信给麦克列沃说他己写到了145 页，但还不知道这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虽然弗丽达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可他并不喜欢，对劳伦斯来说“那像一部外语小说，我不太熟悉这种语言——我对其内容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在厄斯金豪森，劳伦斯又发现了德国的讨厌之处，即使是南部德国也是如此。他老是希望自然景色能倒转回去，让拉戈迪·加达再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不可能知道十五个月以后德国人的铁蹄将踏进比利时的国土，但在大战前的巴伐利亚，他已能感到大地的撼动。1912 年他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他曾给爱德华·加纳特寄去过一首以沃夫哈茨豪森为背景的叙事诗，《手执带血马刺的年轻士兵》，诗中，那个士兵对马的虐待和他对一位侍女的虐待形成对照。1913 年又回到巴伐利亚时，劳伦斯以依萨托尔为背景写了一篇有关一个普鲁士军官的短篇小说，他称之为《荣誉与武器》，他对加纳特说，这是他到当时为止最好的短篇小说。也许在这时期，他还写了另一个短篇《弗茵·奥汀耐尔》。像《荣誉和武器》一样，这也是一篇关于德国军队的故事，第二年发表于《英文周刊》。《弗茵·奥汀耐尔》后来取名为《肉中之刺》。在1941 年，加纳特将《荣誉和武器》的篇名改成了《普鲁士军官》，并将此名用作劳伦斯短篇小说第一卷的卷名，在加纳特的指导下，达克华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加纳特更名的举动使劳伦斯十分生气，也许劳伦斯感到不满的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篇小说可能是应稿约而写的，因为他的通讯表明，此篇小说是在1913 年春天成稿的，这是具有预言性的。而不是马后炮或赶时髦。此篇小说所预言的不仅仅是战争所固有的残暴野蛮，因为战争毕竟是对敌人而言的，尽管这个敌人常常只不过是一个无害的老百姓。《普鲁士军官》涉及更多的是在1913 年至1914 年间从“扎本事件”开始的一种军国主义。扎本，离弗丽达的家乡曼兹约60 英里，在前一年的秋天，这里是宣布对阿尔萨斯人实施军事制裁的地方，尽管“纯粹的”德国人认为这些阿尔萨斯人是异已分子，他们作为德帝国的一部分已有40 多年了。在1913 年，对老百姓的谩骂、暴力和监禁已时有发生。然后，发生了一起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暴行的事件：路特耐特·冯·福斯特纳，早先曾因侮厉阿尔萨斯应征士兵受过罚。这次，他用他的马刀砍死了一个铅皮匠。法庭最终以“正当防卫”的理由释放了冯·福斯特纳。这一决定大大地激怒了雷契斯达克的成员，于是，他们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这起冯·福斯特纳事件仅仅是在军队中发生的其它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证，这个军队是受到了等级社会的观念和征服的欲望所支配。劳伦斯在曼兹作浪漫游旅时曾被作为间谍逮捕过，所以，他有机会对那里和德国其他地方的普鲁士主义有一个直接的了解。在《普鲁士军官》的故事中，他提到的另外一点是同性恋。在当时的德国大丑闻中，德国皇帝的宠臣菲利浦·佐·欧伦伯格伯爵（在劳伦斯访问德国的前几年已经失宠）到底是否有罪是值得争议的；但这丑闻震憾了全国，特别是法庭和军界。劳伦斯虽然没有在一个受纪律约束的、全是男人的集体中生活过，但相当能理解在这样一种强制性的集体生活中，往往会发生一种同性恋，并常常会转变成性虐待狂。作为一个也许没有读过弗洛依德的年轻人，劳伦斯对这类问题有一种很敏锐的洞察力。前一年的秋天，他在信中谈到加纳特的剧本《阿克迪琼）说此剧本看来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是“极为”有意思的作品：“残酷是一种性反常行为。我想要论证这一点。独身生活中的牧师性欲旺盛，然后变得反常，然后变得精神错乱，于是便有了酷刑——都是由性引起的。还有，士兵们在集体中生活，只有男人而没有女人，从来不能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满足，不能像其他男子一样从街头妓女那里得到满足，便将他们过剩的性欲以及他们的沮丧和不满渗人生命力之中，便喜爱残酷。是性欲的骚动导致了这种暴行。”这就是他在7 个月之后写出那篇关于普鲁士军官的潜在动因。1913 年德国的春天为他提供了背景素材，但这个想法在劳伦斯的意识中已经蕴酿了一段时间了。弗丽达的父亲在军队服役其间，与他的其他一些同僚一样（正如我们所知）经常鞭打他的勤务兵，虽然还不到着魔的地步，弗丽达后来告诉劳伦斯的她年轻时候的事故之一是关于一个年轻的下士曾向她报露过他是怎样的憎恨军队生活中的野蛮和不公平；自那以后，军队阅兵式和军乐队对他的魅力就小多了。劳伦斯当然看不出军队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的两篇关于德国军队的故事都同情地反映了下级士兵们的观点。确实，这两篇故事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讲一个士兵因顶撞上司而招来灾祸，《普鲁士军官》一篇表现得更为严肃，尖锐和深刻一些。在1914 年《英文周刊》6 月版发表的《肉中之刺》的第一个版本中——即《弗茵·奥汀耐尔》一稿——劳伦斯并没有指明背景，但同年12 月此文在那本短篇集中出现时，他在第一段中就提到了曼兹。故事描写了弗丽达的家，她的父亲也作为一个角色在故事中出现，这位男爵的右手在法——普战争中受伤致残了。在杂志上刊登的那一篇中，对情节的描写较之后来一稿要温和得多，结尾也与后来一篇不尽相同，前一篇中的男爵这个人物要更加粗暴一些。劳伦斯可能是在弗丽达的要求下对结尾作了修改，使男爵更富有“人情味”，但也许他还记得，男爵毕竟在曼兹搭救过他：没有他的帮助，劳伦斯可能会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在当时正准备和弗丽达私奔的当口上，这种情况对男爵和劳伦斯的自由都是不利的。1914 年7 月，在劳伦斯把他的短篇小说寄给爱德华·加纳特准备出版成集时，他扣下了《弗茵·奥汀耐尔》，他说，他要将此篇重写一遍，“使之更加紧凑”。也许，在当时他觉得，作为一篇故事，将男爵写得温和一点会使故事更加有力。不管怎样，在写那两篇反对军队的小说时，劳伦斯正处于对德国，甚至是美丽的巴伐利亚的厌恶之中。弗丽达急于要回英国，劳伦斯答应与她回去，尽管这时候他最希望的是重返意大利。他甚至考虑过在曼恩岛上定居下来，他以前的朋友阿格尼丝·赫特也在那里协助她的丈夫主办一所学校。他在6 月11 日，写信给麦克列沃：“周刊（指《英文周刊》）是那样的糟糕。你觉得《儿子和情人》一书怎样？我极想知道。你看到其它什么评论没有？图书馆开始拒收此书，后来同意了。一星期后我将离开此地，——也许回英国，但还说不准……”当他真的回国之后，他和弗丽达去了西阿纳，在那里与加纳特太太和大卫住在一起。6 月21R ，劳伦斯写信到爱德华·加纳特在伦敦的办公室，说那天上午他很高兴收到了达克华斯书社寄给他的50 镑，和加纳特帮他收集的有关《儿子和情人》的书评。这些评论使他感到他的回国是及时和顺利的。大部分评论对他的小说都是友善的，尽管这些评论家可能没有想象到《儿子和情人》会作为此时期的一部稀世之作，在未来被大加研究，并在未来会有那么大的声誉。不管怎样，伦敦的《星期六评论》在当时也确实肯定了这一点，评论说，“在读过了本年度的大部分”重要的“长篇小说之后，我们可以说，在趣味和力度上，还没有发现能超过它的”，并补充说，“此书的不足之处加在一起是相当大的，但只有当我们与它的全部优点放在一起衡量时才能注意到这一点。”《西敏寺周末报》的评论员痛惜地指出，“观点的转变（我们将不称之为一个错误）将劳伦斯先生引入了一些名声卓著的小说家的行列之中，他们着重于描写感情，而不是行为”。这“使得整本书趣味索然”。但不管怎样，此书“充满了美的气息和深邃的观察力，在这方面，劳伦斯先生堪称一位大师。”《学园》杂志认为，此小说“是对严酷的生活的极好研究，使人感到十分压抑。”《雅典娜神庙》的讨论则察觉出了该小说的自传体特征，他们认为这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还感到那姑娘的故事若是真实的话，”则是表现得太异乎寻常了”；但是，尽管我们可能会有反感，我们还是会聚精会神地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认为某些形象会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在美国的评论中，阿尔弗雷德·库特纳在《新共和国》上说《儿子和情人》中包含着一些类似于弗洛依德的东西，其中“充满了力量和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还无法让人理解。我们在目前不妨就直观地接受它”。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小说家路易斯·芒塞尔·弗尔德认为，《儿子和情人》“是一部极为罕见的好作品。”这时候的劳伦斯不想在英国去会见许多人；他觉得他已经割断了过去生活的纽带。但弗丽达却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包括他们后来的挚友约翰·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她曾是《韵律》的副编辑，劳伦斯曾给这部刊物投过稿，她现在主编《蓝色评论》，此杂志也将要停刊。莫里是来自伦敦南部的一个穷孩子，曾凭奖学金上过牛津大学，（劳伦斯：“我认为牛津大学让你受害不浅。”）他后来进入了伦敦新闻界，并最终成了一位评论家，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他在1911 年12 月与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相遇，当时她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当她与莫里坠人情网之后却不能结婚，因为她与音乐家乔治·鲍顿之间的一段短暂姻缘还未了却。直到1918年，莫里才得以与她完婚，与此同时，他们时而同居，时而分开，时而争吵，然后又共同主编小刊物和进行写作。莫里在1913 年7 月遇见劳伦斯和弗丽达时已年近24 岁了。他仪表堂堂，宽大的嘴，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当时的发式是让一屯刘海垂到他的右眼上面。他原来的朋友亨利·高迪亚·勃雷兹卡，在一次与莫里的争吵中用石块砸碎了他为莫里所塑的头像，那尊头像表现了当时的莫里“体格健壮，那像巨神般的头颅和俊美的面貌，就像太阳神，或战神玛尔斯”。高迪亚·勃雷兹卡曾描述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一个漂亮得出奇的女人，期拉夫人的面型，极有头脑”。她身材不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说话时嘴唇绷得很紧；她也留着刘海，她梳理的这种发型在几年之后成了一种流行款式。在1913 年夏天，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肯迪什海滨的金斯基特，在那里度过了7 月份的大部分时光。在此之前，他们去伦敦拜访了莫里夫妇（他们在伦敦是闻名遐迩的）。当劳伦斯与莫里夫妇还只有通信联系时，他曾经说他们的杂志是一份“傻瓜刊物，但大众觉得它很不错”。他和弗丽达第一次去看他们的时候，莫里夫妇在钱安斯利巷的57 号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那里也是他们刊物的编辑社。劳伦斯第一眼看到的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坐在一只金鱼缸旁边的地板上，她看上去很年轻。当劳伦斯讲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听时，弗丽达补充说，凯瑟琳非常漂亮，“两条那么迷人的大腿”，劳伦斯紧接着说，”如果你喜欢哑剧中扮演主角的男孩子的大腿的话（当时这一角色总是由姑娘扮演的。）”莫里回忆他们聚会的第一天时说“劳伦斯身材细长，甚至有点孩子气”，戴着一顶成了他形象特征的草帽，“弗丽达那一头秀发在她的巴拿马礼帽下飘动”，他们一同去了苏和吃午饭，当弗丽达看到莫里夫妇在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在明媚的阳光中伸着舌头互作鬼脸时，她马上爱上了他们。弗丽达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欢情”，尽管，友谊中的这种感情不能持久。对弗丽达来说，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个小妹妹，凯瑟琳不久便成了弗丽达和她的儿子，女儿之间的信使，去汉帕斯特德为孩子们捎去他们的母亲的问候和信件。弗丽达有一天早上等在孩子们上学去要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见到她时，围在她的身旁欢跳着：“妈妈，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但后来一次她见到他们时，她发现孩子们都被教得不同她讲话了，“他们只是用白嫩的小脸对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鬼怪。”与此同时，弗丽达想要办离婚的努力也没有进展。在金斯基特，劳伦斯和弗丽达遇见了其它一些新朋友，在7 月22 日给麦克列沃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情况：我们是一帮子了不起的人，爱德华·马什星期天到了这里（他是个乔治时代诗中一样的人物，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海军部的秘书），他带我们去和赫伯特·阿斯魁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首相的儿子一起喝茶。今天，我要去见瓦特拉雷爵士。近来，我正孜孜不倦地从事于短篇小说的编纂。天哪，当此工作完成后，我将感到欣慰。我将再去德国开始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在海滩上的孩子们中间嬉戏，我在这里给你写信：这是一种无忧无虑但又淡然无味的生活。可怜的菲利浦（史密斯）。他很快就会像亚历山大一样，再没有可以征服的世界了。但我还是想到欧洲去旅行，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不过我眼看着囊中之物即将用尽。弗丽达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unebonnepoignee 爱德华·马什，曾在加格兰诸写信给劳伦斯，要求将他的《金鱼草》一诗收入他的《乔治时代诗歌》：1991——1912 年，通过爱德华·加纳特将他的支票转寄给劳伦斯，他知道加纳特是劳伦斯的朋友。支票转到了金斯基特，劳伦斯接到三镑后高兴地写信给马什表示感谢，他同时也表示希望马什能去肯迪什海滨去看望弗丽达和他自己。马什本来打算在7月20 日星期天，去那里看阿斯魁斯夫妇，便决定让劳伦斯和弗丽达与他一同前去。在那天晚上写给鲁帕特·布鲁克的信中，他说他们俩去阿斯魁斯家的访问“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看上去好像病得很厉害，恐怕真是这样——他的妻子是个体态丰满，快乐健康的德国人，看上去他们在一起很幸福”。弗丽达因为说了马什看上去不像一个喜爱诗歌的人而伤害了他的感情。劳伦斯后来对马什道歉说，他在介绍时错把他的情妇说成了妻子。此后不久，当劳伦斯从巴伐利亚给辛西娅，阿斯魁斯写信时，不知道应该用太太还是夫人去称呼她。她曾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到上一年为止她还是阿斯魁斯太太，直到她的祖父威密斯和马奇伯爵去世，将爵位传给辛西娅·阿斯魁斯的父亲，于是，她马上就变成了辛西娅夫人（不是阿斯魁斯夫人）。年轻的阿斯魁斯夫妇在伯劳兹德尔斯有一幢小房子，劳伦斯和弗丽达去那里吃过好几次饭，并和他们一起在石灰岩悬崖下的沙地上散步，有时唱着《汹涌的波涛在说什么？》赫伯特·阿斯魁斯阁下还记得劳伦斯是“一个生活在远离政治尘嚣的高原上的诗人，但又对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政治领导人深恶痛绝”。关于这个时期的劳伦斯，我们还有另外一幅肖像，是来自亨利·萨维奇的回忆录，他是理查德·密德尔顿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萨维奇在《学园》杂志上发表过对《白孔雀》的评论，劳伦斯的一封答谢信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年的友谊。1930 年，萨维奇对将近20年前的劳伦斯作了回忆：那时他还年轻，但身体不好；他与之搏斗多年的肺结核的病根仍缠在他身上。在肯特，我曾与他呆过一段时期，——他刚刚与一位已婚的夫人进行了一次浪漫的私奔，后来，他与这位夫人结了婚——我得到过一个奇特的印象。有一次我们正舒展四肢躺在悬崖上。APropesdebottes （无缘无故地）他突然猛烈地捶打着他的胸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中维奇，”他说，“它比混凝土还要沉重。如果我不能把它弄出来，它就会置我于死地。”他可能说的是他的身体情况，但我倾向于认为，他所指的是那种黑暗的、奇怪的力量，他在后来的许多小说中找到了表达的方法。莫里夫妇也在去金斯基特的访问者们中间。劳伦斯第一次邀请他们时，他们没有去。马什的话使劳伦斯很吃惊，他说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旅费。他曾以为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境况很不错，通过写作可以比他更容易挣到钱。他在7 月22日写信责备了莫里，说他早知道就会借给他一镑钱；他又邀请莫里夫妇下一个周末去他那里。于是他们去了，并带去了他们的朋友查尔斯·亨利·高登·康帕贝尔，他是个爱尔兰人，在伦敦当一名见习律师。他们一起游泳、闲谈，玩得非常愉快。莫里后来说，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游泳技艺十分高超，他自己也游得很好——“这是我唯一能胜过劳伦斯的地方”——他们开心地吃着牛排和西红柿：“由于某种原因，这次会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劳伦斯和弗丽达打算再去意大利度过一个冬天，他们邀请了莫里夫妇同去那里。莫里表示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当他们离开金斯基特的时候，劳伦斯递给他们一本《儿子和情人》，让他们在火车上阅读，小说的一开始几页就给莫里以一种“温暖浓厚的黑暗之印象”。7 月底到了该劳伦斯离开金斯基特的时候了，他十分高兴离开“这个半透明的，毫无可取之处的地方。”从创作上讲，他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星期是失落笔杆的几个星期。但在前一年的丰产之后，他需要在这段时间搁一搁笔，而在此期间，他的视野得到了深化，他的艺术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儿子和情人》的销量不大，不能为他的未来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实际上，达克华斯书社在第一版上是赔了钱的——但此书确立了他作为一个严肃和重要作家的地位。这位矿工的儿子，可以会见首相的儿子和儿媳，并在他们家中博得牛津大学的拉雷教授的赏识。从个人角度讲，这个夏天，劳伦斯结识了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约翰·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阿斯魁斯。莫里这位后来成为劳伦斯生活中敌人的人——同样，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讲劳伦斯后来成了莫里生活中的敌人——在好几年中是劳伦斯所寻求的、理想的朋友。辛西娅夫人（后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被她的朋友和家人怀疑与劳伦斯有恋爱关系）则成了一个理想化了的、被崇拜的、梦中妇人。尽管，劳伦斯一直爱着弗丽达，但在他的作品中再三地暗示出一种对辛西娅、阿斯魁斯的特殊的爱情。很可能他没有对她说明这一点，他一直是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但在他的写作，以及甚至在他的绘画中，他好像间接地向她表达了他的爱情。（一）意大利序曲《儿子和情人》一书写成以后，劳伦斯进入了创作的新时期。在《瞧！》一集中的诗作，一开始就预示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小说创作活动中体现出这一点，还是经过了一些时间，因为在完成《儿子和情人》后，在加格兰诺的写作仍限于他早期的模式。即使《姐妹们》的前部份还显然“只是旧题新作”而已。但尽管偶有“写作障碍”，这几年是劳伦斯突飞猛进的时期；《瞧！》诗集已预示了这一点，但正如劳伦斯本人所感觉到的，能真实估价此时期的是《儿子和情人》和《虹》两书之异处。在完成《儿子和情人》后重返故里受到盛情款待时，劳伦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人物”了。弗丽达的形影相随更使他踌躇满志。他把一个女人从他丈夫庇护下夺走，尽管她对她自己的孩子们十分钟爱；他已经成功地守住了这个女人，她曾以生母的身份回去看望她的孩子，但这也没有使她离开他。当他们又向南旅行时，他们知道他们将一起共同走完以后的生命旅程了。那本以后成为《虹》的书，此时已在劳伦斯心中燃起了火焰。这不是一本易写之书，他得为之呕心沥血。在德国，在意大利，最后在英格兰，他都在为此书冥思苦索。当他终于在田野、矿舍和煤井上空画出一条神秘的虹，并能在它下面信笔驰聘时，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我已完成了我的彩虹！”但那一天几乎是在两年之后。这期间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欧洲大陆上逗留了很长时间，在1913 年8 月的一天，他们来到了厄斯金豪森，仍在杰费下榻，劳伦斯提到：“至少在这段时间”弗丽达“对她孩子们的牵挂稍稍缓解。”他对他的新约稿人亨利·萨维奇说：“我有一个英国人的老习惯，就是烦恼愤怒都强压到肚里，使得它们在里面折腾破坏……多亏了弗丽达，我现在也开始在学会稍稍作些发泄。”后来人们注意到他在这方面也许学得太好了。对劳伦斯来说，这是一个不安的夏季，在巴伐利亚插曲进程中，《姐妹们》的写作进展缓慢，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厄斯金豪森呆了五个半星期后，他俩离开时却分道而行。弗丽达还要去德国探亲；劳伦斯想取道瑞士，起初他们计划一周后在巴塞尔相会，然后一起朝南取道古老帝国路线通往意大利。但他们又改变了计划。劳伦斯独自一人取道圣哥泰关。弗丽达已爬够了山路：她的主要路线将是铁路。劳伦斯几乎花了两周时间穿越瑞士，他发现那块国土是“旅行者涉足过多，平庸和宠坏了的地方”，尽管若干年后他还是逐渐地爱上它了。他感到他自己好像是一只昆虫沿着闪烁耀眼的雪山向上爬行，那里的村落星罗棋布，恰似悬挂在“死亡的边缘”。从山谷里的工厂烟囱中冒出的烟雾使他联想到他家乡污染的空气：“这是人间可怕的现象，可怖的工业进步结大自然带来弊端，它是那么令人受罪！”运水果进城的农夫好似想逃脱这种可怕的遭遇，但不用多久也免不了同样受罪。劳伦斯无法自欺欺人地认为呆在瑞士很快乐，甚至在他进入意大利后仍旧感到，“崩溃的过程”没有结束。至少它还有一定的力量，当他在米兰等待弗丽达时，他有这种感觉。当他坐在大教堂广场喝酒时，他注意到他周围的居民在“完全的机械化”的威胁下，还知道一种“尚有生机”的生活，在描述及观察这种景象时，他就是在这一点上结束《意大利的晨曦》的，此书在1918 年出版，在这版本中，他对以前发表在杂志上的那些章节作了许多修改。在离勒里希不远的菲亚斯彻里诺，劳伦斯和弗丽达租用的小屋相当古老但完美无缺，他们的渔村别墅是一座方形粉红色的建筑物，它被一石梯分为两爿，一端有一间会客厅，厅上有间卧室，厨房在另一端，上面也有间卧室。这座盖姆勃罗西尔别墅，造在离水面很高的山崖上，背后有长满橄榄树和柠檬丛的山丘。劳伦斯化了60 里拉租金，还付25 个里拉给仆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那里整整住了8 个月。《姐妹们》的写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当他到达菲亚斯彻里诺不久，劳伦斯说（10 月5 日）《儿子和情人》的星星“已从我们的天空陨落，现在我正致力于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但到了10 月27 日，他补充说：“琐事弄得我心神不定：由于搬迁以及弗丽达对孩子的牵挂，还有其他别的事，使我无法工作。”他接着说，“像我和弗丽达这样做决非易事——我的精神十分劳累”。到了12 月2 日，写作继续在缓慢地进行，“但这儿太美了，使人无法工作”。12 月21 日，劳伦斯对爱德华·加纳特说：“小说进度很慢，几天后我会把手稿的前半部寄给你。”虽然他完成了《姐妹们》的初稿——他认为那将是最后的一稿——那已是1914 年5 月中旬。在菲亚斯彻里诺逗留的一段时间里，特别和他在加格兰诺逗留的时间相比，对劳伦斯来说是少产的时期。在菲亚斯彻里诺，劳伦斯显然没在《瞧！》诗集中增加过一首诗。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显然没有写过短篇小说和文章。但他却不时地对米歇尔·肯纳利不久在纽约出版的《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这剧本小题大做。米歇尔·肯纳利出版了《儿子和情人》的美国版本。在爱德华·加纳特的劝告下，达克沃尔斯准备用从美国进口的纸张在伦敦出版这个剧本。《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是短篇小说《菊香》的扩充，在这两个剧本中的情节主要人物都以劳伦斯所写的新宾斯利中的埃玛姑娘为蓝本的。当劳伦斯到达巴代利亚，他告诉肯纳利，他的手稿已经放在爱德华·加纳特那里两年多了，并且它需要“加工”。他从意大利写信说：“想到有一天这个剧本要出版，我很高兴……我真诚希望你会认为我的著作是投机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会的。请接受我对你们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儿子和情人》广泛地做广告。我喜爱对它的评论。”劳伦斯热情地写信给加纳特谈到肯纳利，他和劳伦斯一样来自英格兰中部，在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位理想的出版商，几年后，他是一位有名望的摄影家阿尔韦雷德·斯蒂格利兹有影响的赞助人。但肯纳利本人仅仅是劳伦斯在美国碰到的在出版方面麻烦的开始，他于1914 年春开了一张日期曾更改过的35 英镑支票；劳伦斯把这笔钱送给弗丽达作为零用钱。但斯培西亚的银行不给她兑现，银行将这张支票退还给了肯纳利，他“就此没有付这笔钱”。劳伦斯在10 年后写道：“直到如今《儿子和情人》没有收到稿费。到了1924 年美国把我最畅销的书分文不付地拿走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肯纳利当时住在头等旅馆里，直到1950 年忧郁自杀之前，他总是运气不错的。在埃德纳·圣文森·密雷出版的信件中对他的引证表明：他和劳伦斯的关系与他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是有代表性的，虽然凡·怀克·勃鲁克斯反对他这么说：“从那些与他关系不和的作家那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有谁会出版这些书？有谁会傍肯纳利这样热情地为他们的第一本小册子喝彩……? 他应该被一代作家看作是一位朋友。”这些是温和的观点，但是菲亚斯彻里诺的情人们无疑宁可要实实在在的金钱。在经济方面，他第二次在意大利客居，对劳伦斯来说是烦恼的继续。他刚到意大利就要爱德华·加纳特从他“剩余的钱中”拿出十英镑给他。他一次又一次在菲亚斯彻里诺索取金钱：《儿子和情人》初版亏了本使他懊丧：“如果一位出版商为我而亏本，我宁愿他是一位像海因曼一样是个有钱的商贾。”他犹豫不决是否要继续与达克沃而斯这样的小公司做交易，因为有两个主要的代理人J ．B ．平克和寇蒂斯·布朗曾以有诱惑性的价格从他的出版人那里买他的小说，保证使出版人“在经济方面信任他们”，劳伦斯认为这一点加纳特是办不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小说赚钱以维持我的生活。”劳伦斯感谢平克：“《儿子和情人》不见得能创奇迹，但我相信达克沃尔斯和米歇尔·肯纳利做了出色的宣传。至于说给你一部小说——老实说，在近期内我是写不出的，我能够的话，我会写的……一年我只写一部。”经济方面的烦恼不是劳伦斯唯一的烦恼。在菲亚斯彻里诺，他和弗丽达开始在社交界活动频繁起来，这在比较偏僻的加格兰诺是办不到的。《爱情诗集》和《儿子和情人》在经济上虽未得益，但至少它们使劳伦斯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许多作家在路过意大利时都不惜绕道去探望他。斯培西亚海湾的英属殖民地款待了劳伦斯和弗丽达一段时间，“因而我们经常外出参加茶会或接待来访”。斯培西亚的英国总督托马斯·达克·登乐普（后来称为托马斯爵士）成为他们的好友，另外一位牧师也喜爱劳伦斯先生和夫人。（“当我们黑暗的历史过去后”劳伦斯对加纳特说，“我要大笑”）当他与弗丽达到勒里希去时，他们取道陆路，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没有乘船，由于有一次在回家途中，他们之间发生争吵，弗丽达几乎把小船弄翻。劳伦斯还记得雪莱曾在那海里淹死。在勒里希的英国居民中，劳伦斯和弗丽达最熟悉的两个人就是奥勃雷·瓦特菲尔德和他的妻子林娜。他是一位画家，从1921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观察》的意大利记者，后来成为新闻协会的记者。瓦特菲尔德夫妇住在阿平宁斯的奥拉，一座离斯培西亚16 哩的城堡里。劳伦斯最早遇到的是奥勃雷·瓦特菲尔德，他和乔治诗人一起来到了菲亚斯彻里诺，他们就是拉斯塞拉斯·阿伯克隆姆贝、威尔菲里德·威尔逊·吉卜森和罗伯特·卡尔佛利·特里弗里扬，他们在一次农民婚礼上遇见了他和弗丽达。劳伦斯喜欢这些来访者，但他对麦克列奥德说，“离席去参加一小帮英国文人的气氛严肃的闲谈，实在太可笑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到住在奥拉的瓦特菲尔德家去了两三次，对此地，他有两种相反的说法，在同日信件中他也写到：喜欢它也不喜欢它。到非亚斯彻里诺去的一位来访者是爱菲·罗，她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后来成为驻英国的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的妻子。她读了亨利·詹姆斯于1914 年发表在《文学时代》副刊中《青年一代》这篇涉及劳伦斯的文章后，她写信给他表示愤慨。詹姆斯曾赞扬过像吉尔伯特·加农、阿诺德·班内特、休兹·瓦尔波尔和康普顿·麦肯色，而贬低了劳伦斯。詹姆斯称赞班内特将“一艘船推下水开始了新的航行”，詹姆斯还称赞瓦尔波尔“精力充沛地划着浆”，詹姆斯继续煞费苦心地用前后不一致的隐喻说什么劳伦斯“望尘莫及”。埃迪斯·华尔顿回忆起那时的一个朋友曾一再问詹姆斯是否真的读过劳伦斯小说，最后，他俏皮地说，“我——我对序言就不屑一顾。”爱菲·罗对詹姆斯文章的异议是代表年轻一代的人对待劳伦斯作品的热情的反应。例如，在1914 年，劳伦斯后来的朋友，菲利浦·黑索尔坦尼写信给他的音乐老师弗雷德利克·德留斯说，他刚读完劳伦斯的三部小说，“他觉得他的作品和当代任何作家相比，在见识的深度与词藻的美丽方面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在1915 年2 月27 日的《新共和国》中，丽贝卡·威斯特——一位22 岁的作者曾多次为劳伦斯辩解，批评詹姆斯默认对这年轻一代唯二的作家使用轻蔑的词句。劳伦斯不仅写了而且还创造了任何时代都感到荣耀的不朽作品。约翰·高斯华兹将一些对立的看法在1914 年4 月13 日的信中告诉了爱德华·加纳特，此事已是众所周知了。高斯华兹喜爱《儿子和情人》中的家庭场景，但他并不喜爱他所谓“爱情部分”。他认为花费时间和笔墨去描写性感状态从未尾倒数第二位的动人心弦的事，和人处于性兴奋时的实际动作，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熟知这些。这本书有“天才之处”，但并不在那些场景中。这样的评论是劳伦斯终身所能期望的来自那些官方或半官方对“文学”的反应。高斯华兹对劳伦斯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平庸的“理解”，这位《福尔斯得英雄传》的作者是个自满自足的平庸之辈，他的这部系列小说曾风行一时。7O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英雄传》名扬天下，不仅因为它华美的服装和布景，而且也因为那些将此书改编为电视剧的作者实在要比高斯华兹要高明得多。爱菲·罗和凡尔拉·梅奈尔一样对劳伦斯满怀热情，这两位年轻作家对她们的朋友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儿子和情人》的作者是个天才，那些不相信这一点和对此“茫然无知”的人不能成为她们的朋友。爱菲·罗写了一封信给劳伦斯，为此，她被邀请去菲亚斯彻里诺；她把手头所有的钱购买了一张往返车票，她还向凯塞琳·杰克森夫人借了衣服。这位夫人后来也见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爱菲·罗去菲亚斯彻里诺的访问，使她头脑昏乱，心乱如麻，因劳伦斯从一开始就一一数落她的缺陷，其中好多是别人从未发现的。“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她离去了。这对弗丽达来说如释重负。爱非·罗在恍惚中回到了伦敦，劳伦斯动摇了这位曾出版过两部小说的女作家的自信心，她感到再也不能写作了，也只有这样才是有益的。两位所期待的客人没有如期到达菲亚斯彻里诺，他们是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劳伦斯在信中建议说既然凯瑟琳每年有100 镑年俸，她和莫里应该靠此在意大利生活，当莫里拒绝考虑这个主张时，劳伦斯对他说，这表明莫里不相信她对他的爱情；他必须意识到为了要给她所不需的奢侈而去工作，是对凯瑟琳的侮辱：“一个不满足的妇女需要奢侈，而一个爱着男人的妇女却愿意睡在板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