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告诉加纳特说他已经“写完了第一章——觉行越写越好。天呢，我还大有完善提高的余地！两年前我是那么的年轻——几乎是年轻得可怜！（与此同时，吉西、钱伯斯正在写一部小说《早熟的樱草花》后来称为《尤妮斯神殿》她后来毁掉了这部自传体作品的手稿，后来在1935 年她取材于此书以E ．T ．的笔名撰著了她的劳伦斯回忆录。）劳伦斯随着健康的恢复，继续创作他的《西格蒙德》（即后来的《入侵者》）在1912 年的1 月6 日，他到波恩茅斯去了几个星期，九日，他从那里写了一张明信片给他校长的妻子：“这幢房子很快乐——有45 个老人——一群有影响的老而固执的老妇人——但不管怎样，也有一些很好的年轻人，十分达观快乐。”24 日那天，麦克列沃收到了一封关于这位迅速恢复中的病人的详细情况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寄宿之处及周围环境（在圣彼得街的康普顿公寓）并不单调乏味：我在弹子房给你写此信，这里有个小个子芬兰人（今天是他的21 周岁）与一个南非来的老绅士打台球。我就经常生活在这样的恐怕中：担心有一根弹子捧插入我的耳朵或一颗弹球击中我的眼睛。我也与斯克里文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庆贺我们的相交——在他的房间里一直喝到凌晨一、二点——以至于我像冷茶一样麻木无知。那些老妇人们继续在充当我的母亲——那些年轻的——则充当我的姐姐。那些男士们十分友好，但现在几乎成了绝对戒酒主义者。上星期这里来了一个伙计，我与此人玩得不错，在星期五他与他妻子大吵了一场，因此，他与我一起外出去了普尔港，在那里他还继续大发雷霆。我当时极不愉快，当我回到这里时他还是没完没了，用童车推着婴儿朝基督教堂路走去——想乘上一辆私人汽车开走——在中心旅馆前差点与人打起来，使我们不得不全体出动。我们有四个人，手挽着手，大摇大摆地走过这里的大街，人们像兔子一样躲闪而去。形势颇为激烈，最后，我不得不将所有那些他们强要我饮下的酒泼到地上，不然的话，我担心我会像他们一样酩酊大醉。然后，在一场长久的超乎常人的搏斗之后，我将他送回了家——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35 岁的约克郡人，很有钱，曾在军队里干过，——我，我必须得忍受住杰肯森太太的大吵大闹，我很欢喜她，她年轻，漂亮，游历过不少地方——并常和我同桌用餐，我十分真诚地希望在星期五晚上沐浴在遗忘河温柔的水流中。然而，现在我已得到了谅解。今天这里下雨，天气马马虎虎，还从未冷过。我很难说什么时候回克罗伊登——如真要回去的话。但以后我会告诉你的。我想我再不会回到大卫森去了。劳伦斯在2 月3 日下午两点离开波恩茅斯，4 点到达滑铁卢车站，他先给海伦·考克去了信，告诉她他正要回加纳特家去，并建议她在维多利亚车站等候他，再回到克罗伊登。她在维多利亚车站见到了他，在那里用了点心；他看上去身体不错，并说他能不再回到大卫森去很高兴。海伦在火车上逗留直到过了克罗伊登站，一直陪他到了华尔汀汉。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拘谨，一直谈着一些轻松的话题——然而，他们是在一种永别的气氛中分手的，这时北多恩斯已处于最后的一抹暮色之中。虽然劳伦斯和海伦在以后的几年中还通过几封信，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然而，在他出版他的《侵入者》之前，他必须征得她的允许，因为这部小说的部份是基于她的一些手稿写成的。海伦和劳伦斯曾在1910 年达成过协议，即这本书在五年内不出版，但现在她却慷慨地答应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中写入那段故事，因为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自己的小说《中间地带》的第三，第四章中也用了同样的材料。这部小说几乎都是在1918 年写成的（于1934年出版）只是海伦·考克在一封信中向本书作者解释道：唯一写于《侵入者》之前的那部份《中间地带》的手稿出现于《中间地带》的227 页至236 页。这五天简要的日记是劳作品的灵感之源，在最初的达克华斯版本中，他将其补充增加到193 页。除此之外，他使用了一些未成文的题材并引入了一些假想的人物，其中有两个人物是取材于他学校教师中的两位同事。劳伦斯是那么紧密地将他自己等同于西格蒙德，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身临其境。此书非常接近于生活，而在那个超人的视野平面，生活的操纵是危险的，而且因为由于对人类的泛化而本能地避免了。后来，当感情的冲动平息下来，并由休佛·海因爱公司体面地进行了掩饰，劳曾想用理智的步骤对此书进行重写，以至于得到了你评论中提到的那种结果：“《侵入者》的行文常显得凝重粘拙。”但我们应该记住在修此书的时候，劳伦斯处于病后恢复阶段，他的精力正处于低潮。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劳伦斯也常摘录报纸上的故事用到他的小说中去。如西蒙格的死，他就是借用了海伦·考克的老师，卡尔·罗菲剧团的著名的音乐家赫伯特·麦克卡特尼的一些情况，此人戏剧性的自杀在数年前引起过报界一次小小的轰动；他自然借用了考克小姐写的《中间地带》中有关此事件的记录。劳伦斯还将许多朋友的相片插入小说的空角之处。克罗伊登的好几位教职员发现他们在其中充当了一些次要角色：凡尔列特·玛丽·巴贝奇变成了奥列维娅，两位男教师，R ．H．阿尔温和欧内斯特·汉弗雷斯则以阿尔鲍特和赫列代的身份出现，在对其中第三位人物的描写中，劳伦斯给我们提供了他在克罗伊登的最好的朋友、A ．W 麦克利奥的一些情况：“麦克渥特先生是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身体微胖，他谈吐娴静，幽默而友好，而且学识渊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从不失态，在他友好的态度中总保持着一种绝对的分寸。劳伦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侵入者》的最后一稿，至4 月5 日，他已经在伊斯渥进行勘误。此书在劳伦斯离开英国后的5 月份出版问世。在匆忙之中，小说有趣地被人误用了别名。杰拉尔德·达克华斯不欢喜《侵入者》这一书名，在劳伦斯所建议的其它书名中——《西格蒙传奇》《男人和梦幻中的女人》，《赛西利亚的侵入者》，《罚物游戏》——达克华斯选中了最后一个。但达克华斯估计读者可能不了解此书，劳伦斯以前建议的书名便被忽略了。与此同时，他正在继续创作他的矿镇小说，二月的晚些时候，他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他这时将他恋爱的细节毫不掩饰地告诉了他，他说他和埃达在一个晚上去“杰克斯德尔——一个几英里以外的矿村”去参加一个舞会……“我妹妹发现我与她的一个女友吻别——她是一个那样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的接吻是那样热烈疯狂——使周围人都感到震惊，引起了不少义愤，然而——这里的生活十分浪漫”。劳伦斯已毋须再补充说他过得“很好”。在3 月上旬，他可能给加纳特提起过有关他的一位老校友的情况，“那位我曾与你说起过的堂璜式的人物”——此人在五年前因生了一个非法孩子而使伊斯渥的年轻人吃惊不小。现在，乔治尼维尔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向劳伦斯描述“这孩子叫吉米，是个很好的孩子，”这是他秘密结婚三个月后的产物。当地学校的行政当局把他从他的老师位置上撤除，“将他派到斯搭福——德比边界地区当个学校小头目，”他在那里很孤独；他恳请劳伦斯去那里看他。当劳伦斯离开克罗伊登去波恩茅斯时，据艾弥尔·德拉芬内传记中他的一封信中所称，他的房东J ．W ．琼斯叫“劳伦斯彻底清点行装，好像我和他就要永别了”。考尔华斯街的这种气氛在他的小说《老亚当》中有所表现，此小说中，一位年轻的房客感到他与房东太太之间有一种荡漾的情波。房客瑟文在帮助房东抬一只重箱下楼时伤了他，汤玛斯先生便迎面揍了他一记。第二天早上，他们看上去更像朋友，而不是一般的熟人了。汤玛斯太太感到有点沮丧。一位初出茅卢的评论者（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没有了解劳伦斯的全部，你就不可能了解他的部份）认为这篇小说写于1910——1911年之间，是有关劳伦斯，欧内斯特·威克列以及威克列的妻子弗丽达的事情，但这故事是写于劳伦斯认识弗丽达的前一年。看起来，劳伦斯在故事中对汤玛斯的描绘——“他的咀很小，并有些神经质的抽搐”——与他在1911 年4 月19 日写给露易·伯洛斯的信有些关系：“琼斯先生剃掉了他的胡须，我不欢喜他。他长着一张小而尖的咀，像一张绷紧的皮上的一条裂缝。看上去很奇怪。这表现了我所发现的他的性格特征的一部份：吝啬，精明和神经过敏。我觉得我实在不喜欢他，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倒还不错。”J ．W ．琼斯，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要劳伦斯病后永远离开他的家，他还说，“劳伦斯与四个女性有交往。一个与他之间是一种拍拉图式的关系（确实如此）。一个因为在精神上惧怕他而和他分了手。一个常取笑他，并带着他经花园走进后门，要我对另外一个进行描述，我会感到羞愧。”劳伦斯所描述的他离开克罗伊登的情况与琼斯所说大不一样。当老师第一次允许在床坐起后，他在1911 年12 月9 日给露易·伯洛斯写信道，“我现在想离开考尔华斯了。我想离开琼斯太太，琼斯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两天以后他说他“已经剃掉了我的胡须，”这也是第一次。他第二次蓄须是在1914年的一次生病期间。J ．W ．琼斯信中提到的四个姑娘中那一个是露易很难猜测。在1917 年早些时候劳伦斯写信给吉西·钱伯斯和海伦·考克的信中都提到了他与露易的关系濒于破裂。他告诉海伦·考克，“那个平凡的，普通的，相当浅薄的我确实爱着露易……但是，难道你不认为那个有敏锐目光的，悲伤的，有批评精神的，观察力深刻的我，不一定非得将自己痛苦地置于卑微的地位，去接受那种男性的，愚蠢的，注定的负担。”其意思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我们在一生中可能有一个真真的伴侣——在此之后，我们也不时地有所交往，但不再虔诚。”此话听起来有些像《恋爱中的女人》的伯金年轻时所言。正似詹姆斯·波尔顿教授评述的那样：与写给布兰什·简宁斯和拉歇尔·阿纳恩德的信相比，劳伦斯写给露易的信是在认为她有一种很不成熟，很不平衡，缺少活力的个性。”1912 年2 月4 日，劳伦斯从加纳特的乡村别墅写信给露易，说他正在反复寻思克罗伊登和波恩茅斯的医生对他说的话：即他不能结婚，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永远不能。而且，现在他已不能以教书来维持生计了，所以他也养不起一个妻子。因此，他要她和他解除关系。他觉得他的病改变了他。并且已经“打破了许多长期以来制约着我的束缚。”他征求他妹妹埃达的意见，她也说应该解除婚约。他在2 月6 日写信给露易时说到了这个意思。露易让劳伦斯给她去份电报，他没有这样做。他在2 月7 日告诉她说他认为他没有“可结婚的真正的爱情，你不这样认为吗？”在2 月10 日星期六，他提议于下周二，13 日他们在诺丁汉维多利亚车站见面。“说来凑巧”，那一天将是露易24 岁生日，在星期三，他告诉她，他要去诺丁汉见戴克斯夫人。不管怎样，劳伦斯和露易将他们会面日子提前到了11 日。在15 日，劳伦斯在信中对她说，他很高兴他们仍能保持“朋友”的关系。她不必还给他那枚他送她的别针，以及其他一些在他“高兴的时候”送她的小东西。她可以继续保留他的书刊。2 月12 日，他写信给加纳特：我昨天见到了露易，她相当ikey（狂妄）（形容词——自负自得，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早有打算，认为嫁给我的话太便宜了。所以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变得身价百倍。后来，她还在每句话的末尾的那个词使我感到生气——谢天谢地。如果她更热切一点，更温柔热情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是一个丧魂落魄的人。我常常带她去古堡，那里有一所艺术学院举办的展览——展品十分精彩。她盯着那些裸体的男子塑像，直到我不得不向另外一个展厅走去——她给我专门讲述了做模型的详细过程——为什么有些粘土制品能存放持久而有些则不能——我只得慌称我碰上了一个我十分讨厌的老熟人。记不得，哦不，是对上一次我们去古堡参观之事毫无印象了，尽管她知道得一清二楚：认为我是个傻瓜，因为我说了，城市的影子在雾中看起来迷朦缤纷，非常惊人——以及如此等等。我带她去了一家咖啡厅，在喝茶和吃吐司的时候，第四次告诉了她。当她开始咯咯傻笑的时候，我冷冷地问她有什么有趣之事；当她开始哭泣的时候，我要了一杯茶，那情形十分有趣。我心中似有一团疑云——一种真真的黑暗之感，轻轻地在颤动着升起。我似乎成了一种非人的物体，没有五脏六腑，从黑云中向外张望。那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我送她趁上了5 点零8 分的火车，十分宁静。她非常愤怒和失望，谢天谢地。这里还有“一些余波——使我吃惊不小——我将以后亲自告诉你。那不适于写在纸上。”那“余波”是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了。在2 月4 日给露易的信中，劳伦斯看起来在使自己摆脱那婚约中，表现得更像女子而不像个男子。除了几张明信片和几封短信以外，这是露易在他最后一次见到他。许多年之后，她曾回到过第一次大战中劳伦斯和他妻子居住过的考恩瓦尔小屋。当他的遗体还葬在法国南部的文斯时（在1935 年，他去世5 年后迁葬美国并在那里火化立碑之前）露易莎·伯洛斯曾两次去扫墓。其中一次被弗丽达·劳伦斯的女儿巴巴拉发现，另一次是赫伯特·里德爵士注意到的，他可能正好去文斯参观马蒂斯的大教堂。里德认为，露易“显然从未忘却她对劳伦斯的热爱和崇敬，”而吉西·钱伯斯却从未有过这样的热情。他发现她是“一个容易气馁而又头脑清醒的人，我认为她一定觉得是劳伦斯错待了她。”劳伦斯显然是抛弃了她，尽管她对他有肉体上的吸引力。她所缺少的是吉西·钱伯斯的那种精神上的深度，而对于后者，这种深度又过于单一极端，以至于使劳伦斯也离她而去，但他与露易的关系中断得比较快。在他1911年晚秋重病期间以及其后，他给她的信变得越来越琐碎了，几乎不大谈论文学，艺术或音乐了。到下一年的2 月他给她寄去了前面谈到的那封信，信中他确切地说明了他要结束他们的关系。这样，他正在无意识地使自己准备结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可与他那种难弄的性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正似他后来一本小说中的一位男子所言，“两颗星平衡共存。”早在1916 年3 月6 日，劳伦斯说起他可能要去德国。两个月后，他真的到了那里。与此同时，他必须中止他和大卫森学校的关系，此学校的记事册上直到1912年3 月9 日还注明着他是那里的教师之一。菲利浦·史密斯曾邀请他回去，史密斯和全体教师们给劳伦斯寄去了一些书，对此，他后来在4 月22日的信中表示了感谢。但是显然在这以前不久，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从诺丁汉寄给麦克列沃的明信片上，劳伦斯写道：“这些书很好——我简直差点要哭出来——不过在一个饭馆里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滑稽了。我很想回到大卫森，如果那里没有孩子——或至少减一半就好了。在4 月初的一天，劳伦斯去诺丁汉的欧内斯特·威克列教授家吃午饭。他想见见他这位以前的法语老师，因为他想得到他的指点，或者也许是帮助。也许威克列教授和劳伦斯的姑夫弗里兹·克伦柯能帮助他在一所德国大学里找到一个职位，如在莱克多斯德尔大学之类，做“一名教他自己国语的外藉教师。”当然，劳伦斯想放弃教书职业，但他认为，在莱克多斯德尔这样的一所大学任职，也许不至于像在克罗伊登当小学教师那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他可能觉得大学的日常工作不那样令人厌恶，他也不必再去管那些小孩子了，至少威克列教授可以告诉他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威克列在剑桥学习时，曾在好几所大陆学校进行过研究，他曾一度在弗雷堡的莱克多学习。他就是在那里与弗丽达·冯·里奇索芬，一个比他小15 岁的德国姑娘结婚。欧内斯特·威克列的家是在诺丁汉的麦帕雷区，离阿诺、凡尔农庄仅一英里左右。劳伦斯以前曾去“麦帕雷那边”看望他的哥哥乔治，但乔治没有在帕兰维特路的维多利亚、克利森特这样一个高雅的街区住得很久。许多年以后，弗丽达描述劳伦斯来到威克列家的情景，“一个瘦长的身体，行动敏捷，腿长步轻，动作干脆利落。他看上去是那样朴素单纯。然而，他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伙？”弗丽达将这个“家伙”带进了她的客厅，他们在午饭前便在那里闲谈了半小时。法国式的窗打开着，窗帘在春风中舞动，孩子们的声音从草坪上传来。劳伦斯对闲谈从来不感兴趣，突然开始攻击起妇女来：他已经和她们没有关系了，也没有要去了解她们的意图。他的这些话至少立刻引起了他女主人的注意，她是一个与他认识的任何女人都大不相同的人。她身上具有比英国女人更多的光彩：她有一种大陆人的自信的神态和一付沙哑的，声调奇怪的嗓音，她可以在片刻之内从老持沉重的态度变成孩子般的热切的样子。从体型上看，她是一个体格高大的金发女郎，颧骨很高，微绿的眼睛，脸上有些褐色的雀斑。劳伦斯在午饭时仔细地打量着她，看到她对她丈夫不太注意。在她的热情挽留下，这位客人一直逗留到天黑才穿过黑暗的农田，步行八英里回家。他在那一年的4 月7 日复活节又去看她；与此同时他也给她去信，称她是全英格兰最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回信中则问他认识多少英格兰女人。弗丽达在遇见劳伦斯的那段时期，如果还不是感到不愉快的话，也正陷入一种麻木状态；正如她后来所说，她当时好似在生活中梦游。她曾熟知米特勒罗巴，扩张大德国的卑士麦克，和凯萨的宫延，现在她32 岁，结婚已经十几年，并成了英国郡县的居民。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一辆矫车供她支配，以及在麦帕雷地区的漂亮住宅。但是，她感到厌倦。即使是她偶尔的情场风流也不能使她清醒。生活并非一直是这样的：她曾一度拥有过德国的广袤的森林和草地，柏林灯红酒绿的舞厅，年轻军官们的追求和香槟酒宴，而现在这个欢乐的公主成了一个Hausfrau（注译：家庭主妇）如果说玛丽娅·弗丽达，乔安娜·威克利——里奇索芬不能确切地算是一位公主的话，像许多有爵位的德国贵族一样，她至少是一个女男爵。（这位矿工的儿子得到的印象十分深刻：在一些时间以后，当劳伦斯在使用她的文具的时候，他特意让他的收信人注意信笺上冯·里奇索芬的盾形纹章。）实际上，这个家族并不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因为其爵衔仅可追溯到两个半世纪以前；但这是一个显贵的家族，其成员在新王朝中占据显赫的地位。此家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一位叫塞缪尔·斯奇米特的平民，一个柏林北部农庄上牧人的儿子，1562 年被一个地位显贵的贵族收养：塞缪尔·斯奇米特的孙子在1661年成了波希米亚的一个骑士，并改用了冯。里奇索芬这个名字，这位第一个冯·里奇索芬便是弗丽达的六世曾祖父。她回忆道（在1953 年12月8 日的一封信中），“里奇索芬的原意是Richter （法官），因为在盾形纹章中是一个身穿黑衣的法官坐在椅子上——但他们非常信教，近乎神秘。”弗丽达的一个远房叔叔，弗丁南·冯·里奇索芬（1833——1905）是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亚洲探险家，还有一个远房的表兄弟，曼弗雷德·冯·里奇索芬（1892——1918）后来成了个伟大的战争专家。但此家族的大多数男性成员都是外交家，例如她父亲的叔叔，曼弥尔·冯·里奇索芬曾是驻瑞典的大使，以及他的儿子奥斯瓦尔德（1847——1906），曾是外交大臣和普鲁士大臣。当然，此家族的另外许多人从事照管他们的土地。有些冯·里奇索芬在西勒西恩·兰吉思索拥有产业，他们为自己拥有数公顷的粮田和成群的美利奴绵羊而自豪。这种绵羊自弗里德里克大帝首次引进这些省区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良和增产。这些冯·里奇索芬们都是些性格豪放的骑手，他们在奥德湖钓鲑鱼，他们在卡帕希恩和莱森格·伯格一带的森林里围猎野猪和牡鹿。冯·里奇索芬家族的大多数人在当时都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经受不起弗丽达曾祖父路德维格（1770——1850）和他的儿子路德维格（1800——1880）在投机生意时的失败，特别是再加上当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那位老路德维格将家族的一大部份财产投资到甜菜生产上，这在当时是颇为合理的投资，因为当时拿破仑一世的政策使得整个欧洲的糖价上涨；而拿破仑一世的倒台导致了糖价的下跌，并几乎完全毁掉了西里西亚的这一新兴工业。因此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这场灾难中，冯·里奇索芬家族的这一族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钱财，这和诺丁汉比阿德骚家族没落的情况十分相似。弗丽达在1953 年回忆道：“我父亲，或确切地说我祖父的寓所，一幢小城堡叫拉休瓦，仍是个甜菜场的中心，在我认识的里奇索芬的男子中，我所欢喜的是他们的独立性，都是些异乎寻常的人。”弗里达这一族系的里奇索芬们后来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灾祸，那是在一次暴风雨中，大群绵羊被闪电击死。因为这个，弗丽达的父亲，据他的女儿艾尔丝·吉菲·里奇索芬所说，这位在战场上有过英勇战绩的军官，一辈子都惧怕雷阵雨。人们常常提到这位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出生于1945 年，是一位将军，并说他曾担任过艾尔萨斯——劳里恩的军事行政长官。他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将军，在曼兹时，他是一个文职官员。他自1862 年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尽管有两个姑娘违反禁令，在去军营对他和另一位军官的探访时，因炉子中的煤气溢出而中毒死亡，但他还是设法保持住了他的军职。（劳伦斯将此事作为中心题材写入了他早期的一篇故事《致命的缠绕物》。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后来参加了普一法战争。在1970 年夏季至早秋期间，他参加了斯彻斯堡的合围战役，并参加了这一地区的其它一些战役和小战斗。他留下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叙了直到那年年底的一些事件，日记中记录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行军，白天处于炮火之下，晚上在乡村野地宿营，激烈的吵架和欢乐的乡宴，对雨中行军，遇到难民，同一军团里军官间的决斗，自杀，葬礼，开小差以及在被攻克的城市里听柏辽兹音乐会等等都有详细记叙。时不时地，作为一个卑士麦克的年轻的帝国刨建者，这位年轻的男爵的行为举止与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那位普鲁士军官颇为相象：11 月10日，“今晚在豪斯有一个疯狂的场面，我用我的军刀抽打一个炮兵军官，”11 月11 日，当这位男爵在他的军营与人玩牌饮酒的时候，“海因里奇（他的勤务兵）喝醉了，我揍了他一顿。”其次，还有一些有关下雪，雾霭，行军的描写。在元旦，这位男爵受伤被俘——也的伤使他的右手残废，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在军队服役。弗丽达除了德国血统之外，还有法国和波兰血统：她在一封信中对本书作者解释道：“我的母亲叫玛奇耶，本是法国人，她的祖先据说是在法国革命时躲在一辆干草车里逃到黑色森林的——我的里奇索芬家的祖母是一个波兰的女伯爵拉休斯卡。”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夫妇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劳伦斯在1912 年的一封信中对她们进行过描述：“里奇索芬一家是个令人惊异的家庭——三个姑娘——妇人——最长的是个社会经济学博士——也是一位教授——其次是弗丽达——然后是最小的一位——28 岁——非常美丽，有一种相当出色的，从容不迫的社交才能。他们是少见的一家——父亲是个很老的贵族——母亲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准则，十分和善。”最大的女儿艾尔丝，曾在劳伦斯和弗丽达的关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了他的德文翻译。（《虹》一书就是献给她的）。在弗雷堡的一所精修学校和曼兹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以后，艾尔丝成了黑德尔堡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一，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政党和社会保险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在著名的经济学家麦克斯·韦伯的指导下写成的。艾尔丝与她在黑德尔堡的一位老师，埃德加·吉非博士结了婚，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在1910 年，他们迁居到了慕尼黑，在哪里的一所大学供职。她后来成了麦克斯·韦伯的情妇。虽然，冯·里奇索芬的家是个新教家庭。但弗丽达和她的妹妹乔安娜（“纽奇”）开始接受教育时是在曼兹的一所半法式的天主教女修道院。弗丽达的丰富的感情——对此那些在她七十多岁时认识她的人也有深刻印象——在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我那时是个野孩子。”她后来写道，“她们无法驯化我，那些温和的嬷嬷们。”弗丽达和乔安娜然后进入了曼兹的女子高中。艾尔丝回忆说，那时候的弗丽达并不是“书卷气”十足的，尽管她有一本十分喜爱的，并经常流着泪阅读的小说：《简·爱》。当弗丽达17 岁，纽奇15 岁时，她们被送进了黑色森林附近的，由莫拉维安兄弟创办的精修学校。弗丽达不想离开她的家——那所在曼兹城外的，她在那里从小长大的。被花园、果树和高墙环绕着的住宅。这所房子和它的环境充满了欢乐的回忆；有一次，在凯瑟生日的时候，这位男爵的军团老友们重温了他在1870 年的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的情景。然后，那些士兵们将弗丽达的父亲抬到了他们的肩上，扛着他走遍了大厅，这时她的“心兴奋得剧跳”，她觉得，“我父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约翰·密德尔顿·莫里谈及过一些有关弗丽达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很可能这些情况是他从弗丽达那里听来的：弗丽达是个完全解放型的妇女。她十分推崇两性平等，而且在这方面还梢有些过头。她也从她父亲那里直接体验到了“男性的权威，”这不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之首，而且还是1870 年战争之后。曼兹的第一位普鲁士军事长官（原文如此）。但是，除了这些堂皇的外观之外，她对“男性权威”的感受也是一种“男性权威”正走向崩溃的感受。在家里，男性的不负责任似乎成了一种权利——赌债累，等情况——以及，作为他和妻子之间不可避免的冷谈的补充，他不负责任地娇惯宠爱他的女儿们，她们也知道他的秘密，并对他的所作所为付置一笑。在曼兹，弗丽达常受到附近军营中士兵们的赞美而感到高兴；他们常邀请她和纽奇去参加他们的圣诞宴会，宴会上，香肠，姜饼，雪茄烟都挂到了圣诞树上，还有士兵们为两个姑娘刻制的小木偶。在她年幼的时候，弗丽达说，只有男孩和男人们才给予她所需要的乐趣；妇女和女孩子们都使她害怕，“欢娱和社交活动”都不能使她满足。当她和她的男孩子朋友们在曼兹的工事里游戏时，她是最高兴了，在那里的伏本的工事地带，士兵们曾建造过小茅屋和战壕。（她对这些工事的兴趣后来使劳伦斯感到窘迫。）在黑色森林的莫拉维安学校，弗丽达和纽奇都信了基督教，弗丽达对她的一位老师产生了女学生式的迷恋。当她的感情得到报答时，她感到害怕起来。在17 岁时，她很高兴能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在这里，这是意味着她将在柏林的奥斯瓦尔德·冯·里奇索芬，她祖叔父的儿子的家里客居一年。那时，奥斯瓦尔德是付国务大臣，后来很快成了国务大臣。对这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是唯以忘怀的一年：她叔叔在梯尔加特恩宽敝的宅邸，驾着马车在大都市平坦的大街上行驶，在恩特·德安·林登的咖啡厅和酒吧，上渲着从斯奇勒到斯奇尼兹勒剧团剧目的大戏院，皇家歌剧院上演的瓦格纳的不朽作品，在皇家宫殿举行的舞会，就是在这样的一次舞会上，当时纽奇也在柏林，凯萨皇帝问题“那两位年轻的女士是谁，”当别人告诉他之后，他说，“啊，付国务大臣先生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侄女！”也许“欢娱和社交活动”并没有真正引起弗丽达的兴趣，但那些宴会，乘马车游玩和去剧场看演出等都有男性作伴。艾尔丝记得，弗丽达当时是天真无邪的，相信“男人们的优点”，虽然她看上去欢乐无忧，但她对他们相当认真，而且，她觉得她有“使命”去帮助任何一个在当时引起她兴趣和同情的男子。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想要娶她。比如卡尔·冯·马勃尔中尉和她的表兄柯特，但这位表兄娶不起她，因为她不是财产继承人；这对一个年轻军官来说将是一个很重的经济负担。在劳伦斯去世以后，冯·马勃尔写信给弗丽达说：“总而言之，你本来配我是相当合适的。我当时完全可能引起你的注意，一切都可能会很好的……当时，我们也许得等上10 年才能得到一个上尉的军衔。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离开军队，和你在一起，干些其它的，我也许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记者什么的”。弗丽达与威克利结婚时是20 岁，她是在黑色森林的渡假胜地与他认识的。他把她带到了诺丁汉，在那里，她开始了她十几年的如梦生涯。弗丽达后来写到，她当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式的布尔乔亚，如何“像其他妇女一样”，在上午而不是在下午上街去购物，与其他妇人互访作客，在晚上参加晚宴。她很不快活，特别是在阴暗、灰蒙蒙的冬天。她第一次婚外恋是和一位诺丁汉的花边商，他常常驾着那种英国最早期的汽车带她去舍伍德森林。欧内斯特·威克利对此毫无察觉，对弗丽达在一次去欧洲大陆访问时开始的一段更为严重的恋爱史也一无所知，罗伯特·罗卡斯（在他写的弗丽达传记中）认为，那位诺丁汉的花边商就是威尔·道森，而弗丽达1907 年在维也纳搭上关系的那个人是奥托·格劳斯医生，一个弗洛依德的信徒。这段恋爱史持续了好几年。弗丽达后来认为，奥托·格劳斯是在一次大战中，在军队做医生时死去的。而实际上，他是在1920 年死去的。因为他的鼻腔被他所吸入的可卡因侵蚀掉了，弗丽达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吸毒者。当劳伦斯进入她的生活时，他的直率立刻开始将她从她的困倦中唤醒，尽管在一开始她曾为他的直率动过气，例如当他对她说她对丈夫不加注意时，劳伦斯的直言不讳在其它方面也有表现。在复活节，当女佣人不在家，孩子们在花园里找鸡蛋时，弗丽达想为她的客人煮点茶，但不知道怎样点燃煤气？劳伦斯便责备她的无知，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这位男爵的女儿，教授的妻子，还不太习惯于男人们的责备。她知道劳伦斯正在透过那层朦胧困惑的表层，刺向那痛苦的内心。无怪乎他后来的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主要创作动机都与“睡美人”的主题有关。正如安德利·莫洛伊斯在《先知和诗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女人能察觉到劳伦斯身上的那种原始的东西，那种与她们的本性相近的东西”。他有她们的那种对魔力的鉴赏力。弗丽达说“他一个人就能对人类教授生活的艺术。”由于他的孱弱和他与死神的接近，劳伦斯“对欢乐的片刻时光有一种宗教般的意识。”莫洛伊斯指出，弗丽达曾说过，在与劳伦斯一起生活以前，她根本没有生活过。一天，他在事先相约后，在德比郡的一个车站见到了她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并带她们走过春天的树林，这时，她意识到了她在爱他，她是在看着他和孩子们在溪边玩耍的时候感觉到这一点的，他折了些纸船，在里边放了些火柴，放到溪水中漂行，给孩子们取乐。弗丽达看着他。孱弱而神情专注。蹲在溪边，“突然我知道了我爱他。他触动了我心中的一种新的柔情。”这使吉西·钱伯斯回想起当时她在看到劳伦斯蹲在那顶弄坏了的阳伞前时的感情冲动，“那是我们相互感知和相互爱怜的开始。”在他的一次星期日访问时，正巧弗丽达的丈夫不在，弗丽达要劳伦斯与她一起过夜。他决然地说，他不会趁她丈夫不在之际在他的房间里和她过夜。并坚持要她与他一起离开。弗丽达正准备去德国参加她父亲的入伍50 周年纪念日，这位男爵的军团老友都将届时前往祝贺。劳伦斯可以和她一同前去。在德国他们可以秘密地住在一起。这一安排显然在一开始就没有在他们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在4 月23 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告诉加纳特说，弗丽达打算在5月初去德国，他也想“在那时候去，因为那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起。”但是，他坚持要她把他的情况告诉她丈夫。弗丽达感到很苦恼。她的丈夫对她来说已成了一个冷漠的英国人，一个只对他的书本感兴趣的学者，但他对她很和善，而且，信赖她。而且，还有那些孩子：弗丽达很清楚，如果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离家而去，那么，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将会怎么看她，而且弗丽达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们了。但劳伦斯逼得她很紧，他也是十分痛苦的；他写道，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像是在生病。”他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咬紧牙关，面壁等待。”吉西在复活节的星期一见到了劳伦斯，她是在伊斯渥附近的一个车站与他意外相遇的。她是在等她的姐姐的时候看到劳伦斯的，他和埃达以及他们的朋友艾迪·克拉克一起站在栅栏前；吉西看了劳伦斯一会以后，他才注意到了她，我“在他的脸上看到的那种痛苦表情是我从未想象到的。”吉西在几星期以后，在莫尔格林，又看到了劳伦斯，当时，他正在他的姐姐梅伊·赫尔布鲁克和她的丈夫处渡周末。不知道劳伦斯在那里，吉西在星期天上午与他父亲驾着双轮轻便马车从那里经过。劳伦斯看上去已与日前大不一样了；那种绝望的表情已无影无踪，心情也很好；但他却是出乎意料地沉默。自然，他除了弗丽达什么也不想，也许他不敢轻易开口，恐怕一开口就会提到她。吉西邀他搭他们的车一道回伊斯渥，但他说他姐姐希望他留下；吉西觉得这正好“暴露了他让其它人为他作决定的习惯。“但他还是和吉西及她的父亲向诺丁汉方向同行了一段路，在路上他“故作轻松地”说起不久就要开始的德国之行：吉西觉得他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她父亲的语调漫不经心，而以前他常常是十分热情的。劳伦斯在格里斯列前面的瓦特诺尔山下了马车，往回穿过田野向赫尔希鲁克的住处走去。在那里，他还是沉默忧郁，后来，他突然对赫尔布鲁克说：“比尔，我喜欢一个感情热烈的女人。”然而，与吉西的分手是动人的，似乎他们俩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当劳伦斯走下马车之后，他停立在路上望着马车渐渐远去。吉西记得，“我转过头看见他仍站在下车的地方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他也用那熟悉的动作举了举他的帽子。”劳伦斯没有把弗丽达的事讲给伊斯渥的人听；在那时，他甚至没有让他的好朋友萨莉·霍普金知道这一秘密。尽管他曾与梅伊·赫尔布鲁克谈论过弗丽达。凯斯·萨加在60 年代至70 年代研究劳伦斯的背景时，有几位劳伦斯的伊斯渥同龄人告诉他说，他们深信，劳伦斯认识弗丽达的时间远远早于1912年4 月——这个弗丽达在《不是我，是风》中提到的时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弗丽达早在劳伦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常带着她的孩子到伊斯渥，劳伦斯的家里去玩——而且他的母亲也赞许他和弗丽达的友谊。这二、三位老人的遥远的记忆已经很难得到证实，大部分严肃的劳伦斯研究者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在弗丽达的《D ·H ·劳伦斯的雄心所在》（是《回忆与通讯》）中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被认为她曾见过劳伦斯的母亲：“我还记得一小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