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阿内贝尔差不多就是叔本华式的人物。但叔本华的影响也涉及到这第一本小说之外的其他作品之中。尽管劳伦斯从不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在其他一些劳伦斯和吉西在他们年轻时读过的哲学著作中，他们不喜欢伦纳恩的《耶酥的一生》，劳伦斯认为这部作品多少带点自传性质。他曾一度沉迷于赫胥黎和黑格尔，他也饶有兴趣地读过斯宾塞和米尔；他很赞赏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各种宗教经验》，劳伦斯这时正经历一个对宗教怀疑时期，他特别是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冲击。此时期他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最伟大的小说。钱伯斯家的人都认为列文和基蒂出场的那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描写，但劳伦斯却对安娜十分感兴趣。在他生活的后期，他对此小说不屑一顾，并说“老列夫”是在“自作多情。”吉西在她对劳伦斯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的回忆中说他的短篇小说《彩色玻璃碎片》原来的题目是《传说》，这篇故事是在1907 年秋季，即他在大学的第二年写的，《诺丁汉郡日报》在圣诞节设立了三个短篇小说奖，每个奖的奖金为三镑，劳伦斯为了这九镑钱，决定三个奖都试一试，《传说》是他参赛项目之一，也是三篇中用他自己名字的一篇，吉西和露伊、伯洛斯答应以她们的名义寄出另外两篇。三篇中，只有用吉西的名字和地址寄出以“罗莎琳”的笔名的那篇得了奖。这篇故事题为《序曲》，自1907 年在《卫报》上刊登以后，一直到了1949 年才重印过一次。第三篇故事《白袜子》像《传说》一样，被劳伦斯重新用过，1914 年他的第一篇短篇集中，《传说》被扩充后以《彩色玻璃碎片》的标题出现，这篇故事则被改题为《普鲁士军官》。这些作品投到《卫报》以后，《传说》得到的评论是“一篇关于一个逃跑的农奴的故事，生动的写实主义使故事非常出色”；《白袜子》被认为是“结局欠佳”。那篇获奖的作品《序曲》，被认为是“用清晰简洁的笔调处理了一个简单的主题，颇为动人。”此故事的背景是海格斯，这是一篇无多大价值的故事。劳伦斯继续着他的大学学业，写诗，断断续续地创作小说，这时他越来越对他的学业感到失望。吉西·钱伯斯说他已经开始“处于一种感到期望不能满足的情绪之中，”她说他在诺丁汉的两年“一无所获”。他比他学生大一两岁，他觉得他们都被当作“小学生”来对待。他很羡慕那些工科学生，他们常常装模作样地说大话，“看不起”他们的教师。他尤其不欢喜教学实习，尽管校方将他派到一所“上等的”学校去。后来他说他在大学专科学院的两年“完全是大失所望，而不是与活人的接触交流。”不管怎样，这所大学现在为劳伦斯曾经在学而感到骄傲，1960 年在维凡思·德。苏拉·平托教授主持下举办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劳伦斯作品展览。1971 年大学还办了一所劳伦斯暑期学校（由凯斯·萨加博士主持），早晚有讲座、讨论会和电影；下午学校还派专车送学员去参加劳伦斯乡村。在1972年，此大学，市立图出馆和其他一些地区学术机构举办了一次对劳伦斯作品的特大规模和完整的展览。1975 年，大学生在萨加博士主持下又举办了一次劳伦斯暑期学校。在1908 年6 月获得教师证书以后，劳伦斯拒绝考虑任何年薪低于九十镑的职位。吉西回忆说，在1908 年夏季没有职业的那段时期里，他“是一个可笑的人”。他常常去海格斯，和往常一样将他的手稿带给吉看，或和艾伦一起去干农活。然后，在10 月份，劳伦斯接到了伦敦南部克劳伊敦一所学校的聘书，年薪为95 镑。他在诺丁汉大学专科学校的最后成绩是这样的：“教学B ；阅读A ；绘画8 ；音乐”。他的指导教师对他教学实习的评语表明，尽管劳伦斯与那些矿工的孩子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当然比诺丁汉的商人和工人的儿子们更加粗野——但他在课堂组织方面比较弱。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这位矿工的儿子被描述为一个“喜欢挑剔”的年轻人：博学多识，高尚优雅，如果位置合适，劳伦斯先生将是一个出色的教师。由于缺少小学的经历和他的学习方法，他目前的学习成绩按照一般的标准去看是不平衡的，要他去管来自粗野地区的一大班孩子是很不合适的，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热情，而会感到厌恶。劳伦斯的主要倾向是爱好文科，孩子们有时对这些课目的兴趣是浓厚的。不管怎样，在所有的课目中，他能在阐述，特别是在提问中将知识灌注于课程之中，缺点是对引导学生理解和必要的复述不够，——与许多有才华的教师一样，劳伦斯先生适于专门给最好的学生上课。尽管他的表达十分流畅，但有时他显然有困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他无疑可做一个高年级教师。劳伦斯先生的兴趣较为挑剔，他能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情都干得十分出色，但对一个普通的班级会感到失望和兴趣索然。如果在一所中学或高中的高年吸任课的话，他能干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让自由发挥的时候。（一）市郊教书匠吉西·钱伯斯说，当劳伦斯要离开英国中西部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判了流放的人。”他的母亲急切地问道，他走了之后她将怎么办，如果不是她每天叫他起床并给他端来稀饭，他怎么能到什么地方去，即使要去学院上课也不行呀。在去伦敦之前，劳伦斯去钱伯斯家辞行，然后吉西将她的朋友送至外门。在那里，他回头看着田野，用法语说“最后一次了”。吉西开始抽泣起来，他将她抱入怀中并吻了她。他们默默地站在变深的10 月的暮色之中，吉西觉得一切都毫无希望了，她不想再开始一次与以前一样的争论。劳伦斯终于走了，并邀请她第二天下午去喝茶。她害怕前往，因为她感到劳伦斯家中有一种敌意，但她还是以带去一小篮苹果为理由去了。她看到在他的林恩·克劳夫特的家中没有欢乐的气氛；劳伦斯显得苍白不安。吉西很快就离开了，既伤心又感到羞辱，她意识到了她的“病根”。劳伦斯也有他自己的“毛病”，他对他的家庭和母亲的密切的依附。但他第一封有关他对伦敦的印象和有关他新职位的情况的信是写给吉西而不是他母亲的，吉西说“他的信像可怕的嚎叫”。但是从克劳伊敦的一封写给白朗什·简宁斯的早期的书信中（1908 年12月15日）看，他很快就唱起了一首不同的曲子，此信开始是谈论巴尔扎克，其中提到他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一段，劳伦斯在信中说：至少有关接吻时的“冲动”——是欧也妮一生中的一次危机。一次最有创造性的危机。想一想——如果你吻了一个男子的嘴——那将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吻过十几个姑娘——在脸颊上——从未在嘴上。我不能够。这样的一种接触是两个生命之间感情之流的交融。像阳电一样，一样创造性的生命之流贯通了两个人，当他们用嘴接吻是——当他们像情人一样接吻时，就会有一种同样的生命力的本能——一种同样的，我不得而知的活力。我们来想像一下（原文如此），两个人要进入完全相同的感情是不大可能的；但我敢肯定，当他们像情人一样接吻时，他们就能进入这种状态。于是一种生命之流贯通于他们之间，他们将永远地改变了……不管怎样，我认为通过接触物体，我们能进入一种对宇宙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的感知（无意识）。这个后来自称为爱的信徒的人，这个后来成为《你触摸了我》那篇故事作者的人，这时已经根据有限的经验开始有系统地阐述性爱问题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劳伦斯在这里用了“生命力”这个柏格森学派的术语，几年前肖伯纳在《人与超人》中嘲弄尼采的一些哲学观点时也用过这个术语。劳伦斯在1908 年12 月开始任教的那所大卫森路学校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被认为是伦敦地区设施最好的学府之一。当劳伦斯的思家怀乡之念淡薄下来之后，他开始使自己适应这个环境，虽然他在那里从未真正感到愉快过。克罗伊登这时正在变成一个砖房和烟囱林立的综合地区，从维多利亚到伦敦桥站的黄颜色的电动列车在这里的河堤上飞逝而过；渐渐地；这个迁移来的克里斯托宫邻区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郊区，只有被挖空了的山坡和房屋之间的树木留下几处自然的景色。劳伦斯在克罗伊敦三年里所住过的房子现在仍在那里：考尔华斯路16号，在一条街上的一垛矮砖墙后面的一些形状相同的房屋之中，底层是红砖墙，上面一层是粗糙的水泥地板，三角屋顶用木瓦铺盖，下水管道和电线有时掉出屋外。劳伦斯开始寄住在考尔华斯路12 号的琼斯家，就在下艾迪康伯路商业街的上端，靠近宾汉姆路火车站；后来，在1991 年9 月，他随琼斯家搬到稍北几间屋子的16 号。约翰·w ·琼斯，兰卡郡人，是学校的校纪检查官。琼斯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婴儿。劳伦斯的母亲对吉西、钱伯斯说她听说他们家有一个婴儿很高兴，因为她觉得那样会使她儿子保持“纯洁”。劳伦斯每天步行四分之三英里到大卫森路，学校就在左手转弯处的勃兰姆顿路的角上。学校在街道的深处，一个宽敝的沥青操场的中央，校舍是红砖墙壁，主楼是三层楼，顶屋上面是斜坡屋顶，开有老虎天窗；在屋顶上有一座高大而尖耸的角塔。劳伦斯在大卫森学校待了三年多一点，他和学生和教师们相处得很好。他的一位学生，弗兰克w ·特纳（后来成了舰队街的记者），对当时这位年轻的教师劳伦斯作了以下的回忆（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在顶屋的一间教室里，一块长长的黑板占据了前半间屋子的墙壁，就是现在我也能描绘出D ·H 站在离黑板几码远的地方，伸长了手臂在黑板上画素描的情景。他对透视的示范解释和将线条画向无限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他也教我们水彩画。当学校在校餐厅绘制《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盗》时，一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家的气质在他身上充分表现出来。他手执一把刷墙用的刷子，从一个木桶里蘸着颜料，躬身在铺满大厅大半间地板的帆布上画下了东方集市的背景和沙漠上的棕榈树。劳伦斯在大卫森的最好的朋友，他的同校教师A ·w ·麦克列尔德，也提供了一幅当时劳伦斯的生动写照，而且是非常完整的一幅：很抱歉我无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帮助你。我不知道阿格尼斯·赫特·简和大卫森夫人是什么人。劳伦斯许多在克罗伊敦的朋友我都从未见过，麦森小姐，我认为，但她只是我在学校里的同事，因为在D ·H ·L 离开学校不久，我也离开了那里，与她再无联系。她比其他教师都要大，是一个很有能力，几乎是过于认真的教师。她看到劳伦斯很不强壮，所以常常“像母亲似地”关心他。他们处得十分友好，不久，他就说服她试着写一些短篇故事，作素描和画水彩画。在我的一本《爱情诗选》上，劳伦斯写道：“当我用他对这几首糟透了的诗的赏识来聊以自慰的时候，我就记起在大卫森的那些不愉快的工作日和快乐的游戏时光。不愉快的工作日，是啊，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干不下去了。校方以一年100 镑来榨取我的血汗，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宁可去一个农庄干活。我知道有一个伊斯渥的农夫明天就可以接受我。不，我宁可当个流浪汉。”教学对他来说总是一种痛苦，他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但不管怎样，他在工作中还是得到不少乐趣，特别是在自然课和素描课上，在这些课上他可以尽情发挥和兴致勃勃地作画。他在离校时的遗憾之一就是他的后任可能会政变那种自由的授课方式。因为对“儿童艺术的启发像教育在那时只是刚刚开始。幸运的是，他能在那个那样有眼力，明智和和善的校长P ·F ·T 史密斯先生手下做事，他了解他的才能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按他自己的爱好自由施展的天地。劳伦斯有时在空余闲暇时临模一些画——那里有斯旺恩的一系列动物研究——他说他欢喜摸透他人的风格。他阅读他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剧本，诗歌，尤其是小说——从易卜生，弗尔赫里恩和匹柯克到诸如玛丽·曼之类的小作家。奇怪的是他特别喜欢杰西·弗基吉尔的《第一把小提琴》，奎利多的《人的苦役》也给他印象很深。他和他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总是十分友好，欢快，谈话热情。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劳伦斯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有一天他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说出了有关他自己的但从未承认的一些事情，但天知道，它们都是事实。他自然在那些快乐的“游戏时光”中得到不少乐趣——从操场上空望去，是宽阔的田野和两旁堆着木料，通向远处诺德山丘的克里斯托宫车站的铁路——朗读他的最新诗作——分析书中的人物。我发现了他在写小说，因为有一次他问我如果我去克罗伊敦的话，邦他多买些布道纸。布道纸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词，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在写教义，后来我听说了他的《白孔雀》。有一天我给他带回布道纸的时候，不再是一无所知了，便急切地问他那纸是否合适。对于在克罗伊登的经历，劳伦斯主要在诗中作了描述，即在题为《教师》的一系列诗中。这些诗中的一部份，从一些杂志上，和他的《爱情诗》（1913年）以及《阿姆热斯》（1916 年）中的一些诗一起，在作了修改之后，重印于他的《诗集》之中。劳伦斯去世后不久，学校的一个督学司榜瓦A ·罗伯特森，回忆起（1930年3月8 日在葛拉斯哥·海拉尔德）在一次文学社的会上，劳伦斯曾称赞过拉歇尔·阿纳德·泰勒的艳诗。罗伯特森说“我有一次对他说由于没有当过童子军他失去了很多，他使劳伦斯笑了起来”。另一幅描绘劳伦斯在克罗伊登的肖像十分微妙，是由菲力浦F ·T ·史密斯在给一封本书作者的信中（1951 年2 月）提供的。史密斯先生在对40 年前在克罗伊登当校长的情景作回忆时已经年逾八旬了，他的记忆力仍清晰敏锐，他的信是对年轻的劳伦斯一段精彩的回忆：教书对劳伦斯来说是他谋生的需要，完全不是一种他所喜爱的职业。当然，他喜欢孩子们，但是孩子们而不是小学生。孩子们也以同样地，有条件地的喜欢他。学校生活的例行公事使劳伦斯觉得厌烦。在他的诗《傍晚》中他写道：“我郁郁地将愤怒带过这些弃原荒野。”因为明日我又要将他们召回，那些可恨的教课时间。在另一首诗中，他也说到“焦急地等待放学的铃声。劳伦斯不能容忍权威，虽然他粗暴地对他的学生实施他自己的规定，但对于任何规定即使稍涉及他的他都要激烈地反对。大卫森学校是新建的，开学于劳伦斯1910 年来校任教的两年之前（1908年）。那时，教师都由教学局直接委派，并不征求校长的意见。所以，我对影响他就职前后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他完整的学历。学校很大，教室宽敞，明亮而温暖。教职员工都不错，公共休息室也很舒适。学校周围没有特别的景致，校园还包括几块尚未建筑的土地，紧挨着铁路的路警大院，这种景致特别使劳伦斯感到讨厌。他写道：我择路走过斑驳的草坪，青草已被践踏，陷入泥泞——空间在建筑者的手中急剧收缩。我提及这些事实是因为劳伦斯的辩护者们将他后来的不稳定归咎于他在学校教书期间所受的压抑。劳伦斯对一个与教学有关的职业问题有过抱怨。他对大班级教学的指责是恨之入骨的。他说“我可以给一百人上课；但我怀疑我是否自愿去教十来个人。”当劳伦斯来学校报到时，我记得他个子很高，虽然骨架很大但非常瘦。他长着一头黑发，淡赤黄色的络腮胡须，一双生动的兰眼睛。后来我注意到他的手与他的外貌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纤弱，手指细长，很有表现力和控制力。劳伦斯不是一个体格强健的人。他对穿着不加修饰。他的表情中常有一种自信的欢乐，很少有神情严肃的时候。他看上去对新的环境并无不安，也不怀疑自己胜任新职的能力。当时的情形不容许他慢慢熟悉工作，一大班的学生，60 个人的一个班正等待着他，他马上就开始了上课。此期间大卫森学校的师资是由与劳伦斯年纪相彷的年轻人组成，还有一位妇女，叫阿格尼斯·爱森小姐，比他们要年长许多，所以他没有受到那种通常由老教师充作学校师资的做法的影响，他可以随意地自行其事。他的素有名气的精力专注和刻苦勤勉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他对那些给教师的日常公务增加负担的繁琐的细节从不逃避，他对艺术、植物学和英语很有兴趣。我将他一年的植物学授课笔记保存过好几年。他对水彩画的教学和实验练习都堪称是正确和明了的典范。他刻薄的幽默常常会使人对他最赋有才华的言辞的价值怀疑。”现在让他们去玩吧”，他会说，“这个世界会教会他们怎样去工作的。”一个叫凯斯的学生，其英语从任何角度上讲都是“糟糕”的，劳伦斯便叫他“从字母A 开始写起”。这对那个学生来讲好像是全无恶意的。〔A 是ASS （蠢驴）之意〕劳伦斯最怕在他上课时被打扰，那怕是一点点也不行。有一次我随行政检查官走进了他的教室。我们的进入是他未预料到的，也使他恼怒。一个奇怪的悲切的声音从远处的一个墙角传来。此声音被一块档着的大黑板蒙住了。一首熟悉的歌词从深远处发出：你的父亲躺在五 深处；珊瑚组成了他的尸骨。学生们是在朗读《暴风雨》。这种课堂的活动体现了劳伦斯在授课中进行练习的严谨态度。他不愿被人搅乱了，即使是上司的莅临评论也不例外。劳伦斯伸出双手跑到惊异的来访者面前：“嘘！嘘！你听见没有？这是《暴风雨》中的大海合唱。”那些日子还盛行传统的教学方法，劳伦斯所进行的戏剧性表现自然不能得到一致的赞赏。同一位先生在几个月后问道，“你的那位写书的家伙在哪里？”我把劳伦斯的教室指给他看。“我不到他的教室去，”他说。“我不想成为他书中的什么角色被人嘲笑。”劳伦斯对于教授艺术课的主张也至少是值得置疑的。一次当我在和另一位教育局的检查官谈话的时候，一个孩子拿着一幅刚画好的腊笔画走进来要我评阅。我瞥了一眼以后，试图将这孩子打发走，但已经晚了，那位官员的目光在我作此企图之前就看到了那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把这画送来吗？”我问。“劳伦斯先生认为它相当不错，”那小孩道。这位艺术家把他的杰作留给了我们后便回教室去了。“你是艺术家吗？”那位谨慎的官员问。“不是”我回答。“我也不是，”他说道。“我们对此人多加小心。课后，收集几张这样的绘画，别让他知道。我要把它们送到肯星顿的艺术部去听听专家的意见。”后来，这些画由那位检查官亲自带回来。“幸好我们这样做了，”他说道。“艺术部对它们评价很高。我想，将有一大批学生画出这些使你头痛的画来。”在那个时期，有一些专门为吸引孩子们的期刊较为流行。劳伦斯便出了主意，让他的一些学生向那些刊物投些小文章。他对这些文章作了充实和编辑。其中有不少被接受了，使这些作者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收到了从邮局寄来的一笔笔小报酬。从那时候起，原先不受人欢迎的《作文练习》的价值使学生们都另眼相看。对许多人们最不愿干的公差事务，劳伦斯很乐于承担。其中包括他对学校图书馆有关事务经常的关心和注意。他常常说，“只要他们肯读，就让他们去读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好了。他们很快就会抛弃那些糟粕的。”后来，一些孩子在伦敦晚报上发现了他早期“校园诗”中的一首，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他们对某些诗句的不同看法用诗的形式写在上面，然后放到他的讲台上，可让他在早上上课时看到。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多少使他们有点失望。劳伦斯并不表示不满和辩护，而是感到很高兴，甚至说那些诗句经修改大有提高。劳伦斯对来自英国演员之家的那些孩子十分感兴趣。这些学生中有些人的姓名中带有一些闻名于昔日英国舞台的名字。一次学校排演戏剧，劳伦斯绘制了所有的布置，修改增删了剧本，在第一次排练后他说，“这些小演员们对这些东西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无法从头教他们表演，让他们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去演这出戏吧。”我们都表示同意，结果很好。劳伦斯为上课选用的那些诗按那时讲法是不正规的。他从不选“《我们是七个》等等”之类的俗套。他也不能容忍任何被他称作是“道德欺骗的哼哼声。”我发现在他的教案中选入了这类作品，如《亚述人走下来》（拜伦），《桑顿的钟声》（马赫尼），《去给我拿一品脱酒来》（彭斯），他认为给年轻人讲授诗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韵律和词语的格调而不是去寻求什么非真实的和抽象的寓意。后来，劳伦斯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不想以教书为终身职业。他的健康开始变糟，他变得不时地焦虑不安，用这里兰克郡的话说，就是“萎糜不振”。有一次他说要像那个敢于蔑视小权威而中途辞职的德国作曲家一样终止他的职业。不幸的是，由于他的健康不佳，劳伦斯迟迟未能作出决定。离开家庭之后，劳伦斯发现要靠他一个小教员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是很困难的，他常常是阮囊羞涩，他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常常运气不佳。有时，他对创作教师的前途满不在乎，他要和那些职位舒适的当职员朋友比个高低。当时在市里有个英语演讲协会，是由一些知识界的人士赞助的，其中包括教育当局的一些成员，大部分是夫人太太们。当时协会的主席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学究，他是劳伦斯创作计划的最有影响的，最为同情的支持者。他建议说，由他介绍，让劳伦斯参加协会的会议并进行一次阅读讨论也许对他有益。劳伦斯同意了，而且好像是选读了一段中世纪的罗曼史，作品中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场面和色情的对话。我当时不在场，对此事件不得而知；但第二天，我受到了那位被冒犯了的官员的查询。问我是否知道劳伦斯要在会上朗读作品？如果知道，我是否知道他所选的题材？我的同事中是否有人左右过他的选择？我拒绝进行查询。这不管我们学校的事；但劳伦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后来未曾听到劳伦斯再提起此事，但我可以想像得出他肯定为自己的所为而暗自得意，因为他的表演引起了那些知识界的上层人物的无法表达的兴趣。考虑到劳伦斯的熟人圈子有限，会感到孤独无伴，了许需要调节一下自己，我便提议让他常来我家坐坐。这时候，我除了知道他写过几首诗，其他概不了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大约在1910 年12 月，他出乎意料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开始到我家来作客，而且比较经常，一般是在星期天的晚上。我家中十分清静，就我妻子和我，我妻子和劳伦斯一样，对法国文学比较感兴趣，他们一起朗读法语诗，或我们一起唱法语歌曲。劳伦斯将一些法文诗译为英文，他也试着用法语写了一些。很可惜，这些原稿都不复存在了。他谈了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这些事情和以后出现在他的传记和小说中的故事差不多。他尤其欢喜和追忆那些被他的感情上征服过的女性朋友，以及他对女性缺点的评论和观点，有些观点引起了我妻子强烈的异议。有时他删去了总有那位夫人的哭声的卿卿我我的一成不变的场面，那就会引起他的感情迸发：“亲爱的，你是多么会自得其乐呀。”他经常说——或引用说——“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爱的话，她会体贴关心人吗？”有时他谈起在寄宿处的生活，描写他如何给房东家的小孩子洗澡，并在作了祈祷之后哄他们上床睡觉，这样可让他们的父母去看场电影。劳伦斯从不和我谈起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校的事，也不谈论我所熟悉的人。我对劳伦斯的生活知道得很少。他寄宿在一位行政部门官员的家里，就是琼斯夫妇家。他经常感激地说起他们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到校就职不久，就暴露了他体弱多病的体质。我是由爱森小姐提醒后才注意到这一点的，她很早就对劳伦斯的身体投以关注。爱森小姐在家中要照看一位残疾的父亲。劳伦斯很快就成了她家之客，他在个人事务方面很信赖她的指导。在爱森小姐家，劳伦斯认识了她的挚友海伦·考克小姐。考克小姐与劳伦斯年龄相仿，她是我在前大卫森学校时的一位教员。她是一位很有鉴赏能力，非常迷人的才女，劳伦斯开始很快听取她对《白孔雀》和《侵入者》两本书的褒贬和评判。劳伦斯开始喜欢菲利浦·史密斯，几年来他一直对他十分友善，但在他刚到大卫森学校的时候，他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在10 月13 日在给露伊斯·伯罗斯的信中，他曾这么说：但是这个校长是个窝囊废——他总是把责任从自己身上卸得干干净净——他从不责罚任何人；就拿你来说，如果你真要责罚什么人的时候，你必须让人去拿来责杖并将责罚的细节记入责罚手册。纪律非常松懈，教学十分够呛；当然情况并不如此糟糕——我们很快就会习惯的。不管怎样，一个人总不至于死于工作。我有一个四年级班——45 个孩子——看起来忙得不亦乐乎——实际上干不了什么事。他补充道，“我在迅速地消除我的寂寞和惆怅；很快我会安定下来，会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的。”直到冬天他才认识了前面菲律浦·史密斯提到的海伦·考克。关于劳伦斯和海伦·考克的故事有关人员都写了情况。海伦·考克在她的下列作品中都谈到她和劳伦斯之间的关系，如对话录《劳伦斯和启示录》（1993 年），她的长篇小说《中间地带》（1933 年），她的有关吉西·钱伯斯的回忆录《D ．H．劳伦斯的“公主”》（1951 年），一些诗如《秋天的歌》（1960 年），在《D．H．劳伦斯：克罗伊敦的岁月》（1965 年）和她在1976年写的自传中。劳伦斯则在《侵入者》和一些短篇小说以及他的《海伦》诗中描写他们的关系。海伦·考克是在伦敦郊区的苏萨克斯沿海一带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她在克罗伊敦的小学教师中心受过师资训练，那里她的一个校友叫A ．W．麦克列奥德是后来劳伦斯在大卫森学校的朋友；她在克罗伊敦南部靠近布赖顿路的鹿地小学任教。她在1908 年至1909 年的冬天，第一次到大卫森时遇见了劳伦斯，他们的相识是十分温文尔雅的。到1909 年秋天，他们的关系开始深了起来。当时劳伦斯从中西部的瓦特岛渡假回来，发现她由于个人的不幸而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就在他帮助她振作起来的时候，他们成了好朋友。埃利斯·布鲁克这个海伦·考克的《中间地带》中的女主人公，也受过相似的打击。她与一位已婚的男子，她的小提琴老师之间发生了感情纠葛——劳伦斯在1912年的《侵入者》中用到了这一情节。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是那个男子说服了那个姑娘一同外出渡假，在假期中两人都感到十分痛苦。他们回到伦敦以后，那男子回到家中便自杀了。在《中间地带》中，一位叫德列克·汉弥尔顿的年轻教师在埃利斯的音乐教师安格斯·雷恩（或叫多梅尼）的死去使她“痛不欲生”之际帮助了他。德列克，作为“生活的使者”常在工余来到姑娘的家中，常在晚上带她出去散去。但他的安慰体贴没有能使她忘却痛苦，反而加深了她的痛苦；他的“手法是老练的，而意图是微妙的，他在希腊悲剧中寻找打开她痛苦心灵的钥匙。他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作到了一首古典乐曲，既不失调也不改变多梅尼死后的悲伤韵律，但总想将他的悲剧编入它自身的和谐旋律之中。”他是她自荐的伴侣，分担她的忧伤，耐心地让她“重新点燃起生活的热情之火，总希望渐渐地她会开始发现他，并以一种比她给予雷恩的爱还要明智的感情去爱他的。”德列克唤起了她对文学和他自己作品的兴趣，“但是，他仍然怀疑他是否能像她旧梦中的情人为她所爱。”但是，正如小说的标题《中间地带》所暗示和书中最后段落中象征性地指出的那样，他实在是无所指望的。《侵入者》中的海伦娜拒绝了那个年轻音乐教师塞西·伯恩，就像她在现实中拒绝了那个音乐教师西格蒙一样。劳伦斯的海伦诗也表现了相似的情况。在克罗伊登的那些岁月中，劳伦斯是和海伦·考克谈天说地一同散步的好朋友，但在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未持续下去。那时候，她住在萨尔赫斯特，离劳伦斯考尔华斯路的住处不远。他们散步时有时和阿格尼斯·曼森一起，他们那时经常穿过伦敦南部的那片开阔地。他们会穿过理奇蒙公园的山毛桦木林或远足到温布雷登公共地。他们也经常坐火车去披尔利，当时还是一个村庄，再从那里走到北当斯。偶尔他们也去伦敦的剧院，观看如斯特劳斯的《依莱克特拉》之类的演出，这类节目在当时的伦敦引起很大的轰动，或者他们也去海德公园听音乐会。这些情景，这些事件以及劳伦斯和海伦·考克之间的谈话都被写进了他们俩此时期的作品之中。整个经历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劳伦斯叙述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态度的那些诗作；这些诗很容易辨认；因为有海伦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是专门写给某个妇女的爱情诗。在许多情况下猜测可能是一种冒险。1968 年，海伦·考克86 岁时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的麦尔考姆·墨格里奇的采访，他曾是她的学生。她十分坦率地讲述她与劳伦斯相处的经历。她说她当时一定很有魅力，因为那时她对年轻男子很少注意，往往对他们不屑一顾。（《侵入者》中的西格蒙是39 岁了）考克小姐说，劳伦斯写作那篇小说时，将自己比作西蒙格，“自己觉得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十分相似，”当问到劳伦斯在当时是否可能成为她的情人时，海伦·考克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她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情人，她对他十分爱怜而且“十分喜欢他”。但是她对他没有肉体上的渴望。她说她不会做他的妻子，或作其他什么人的妻子。另外还有吉西·钱伯斯的感情纠纷，海伦·考克曾几次遇见过她。吉西觉得劳伦斯是“上帝的一个儿子。”海伦认为她对男人的经验很少，对劳伦斯过于痴情，认为“他们可以结成婚姻中的一对理想伴侣。”当劳伦斯想在他们关系中加进性的内容时，吉西“却不愿意发生这样的肉体关系。”当问到吉西的魅力如何时，海伦·考克说吉西“非常迷人，当然在我看来是这样。”实际上，海伦承认她“爱她胜过爱劳伦斯。”当问到劳伦斯是否是个同性恋者时， 她说她“ 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迹象。” 她认为他处于性谱（spectrumofsex ）的中间阶段，有着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阴柔二重性居于“一些最好的艺术家”中的“极大多数人”所处的一种中间位置。墨格里奇提到海伦·考克给她的自传体小说取名为“中间地带时，问她是否也处于这样一种中间位置，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当墨格里奇问到劳伦斯是否欢喜聪慧的女人，考克小姐回答说，“他偏爱于母亲或情妇类型的女子。”自1912 年起，他们互相没再见面，当时劳伦斯从爱德斯·加纳特的寓所写了封信给她，让她去那里和她见面，因为加纳特“非常随便，不拘旧套。”她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之后，便冷冷地给劳伦斯回了一封信，这就是他们关系的终结。至于他们在1912 年2 月的最后一次会面我们将在后面叙述。显然这次会面是在海伦给他写去那封“冷冷的”信之前。但在他为她而作的常常是痛苦的诗中，他仍怀念着他们的友谊。有关海伦的诗出现在《爱情诗》、《阿姆勒斯》、《新诗》以及修改后再版的《诗集》中。《爱情诗》的“诱惑”展开了戏剧的背景，劳伦斯是以一个祈求者身份出现的：……海伦，你让我的吻付诸流水，消逝在夜的黑洞之中；吸于我吧，我祈求；哦你这个夜的酒神的祭司，你怎能从我盛满热吻的碗盏中隐去！虽然在《回忆》一首中没有出现名字，但诗中所指的小提琴可以说明这也是一首“海伦”诗（啊，当我端坐在这里时，你中断了你的乐曲，弓停了，乐曲多么暗然，使人伤心。）《受拒》一首对他们的关系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也显示了劳伦斯善于将人物和自然景色溶成一体的才能，这也是他后来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手法：这夜硕大而肃穆，海伦，我是一只小虫，在这小丘的毛绒之中，依附在黑色石面的草叶上，一只在夜的毛绒中悸动的蜉蝣，惧怕一切，看到大地和天空都像是凶恶的异物我依附在大地的毛绒上，你是天空中微弱的尘粒，今晚我们多么的互相憎恨，恨你也恨我，就像充满活力的大地憎恨天空中的梦幻，就像一个男人憎恨他爱着的梦幻中的女人，因为她默不作答。《旅程》是另一首“海伦”诗；它记录了劳伦斯和海伦·考克一次乘列车同途旅行的经历。此事发生在1910 年秋天，当时劳伦斯是在周末回伊斯渥去看望他的母亲，海伦当时在阿诺·凡尔，诺丁汉的麦帕雷地区，她是去那里访问吉西·钱伯斯家的，钱家已迁到那里的一个农庄。劳伦斯和海化同坐星期天午夜的列车从诺丁汉回伦敦；他和她坐在一起，郁郁不欢地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后来在他用笨拙的诗句记叙了这段经历：“你在朦胧中独自坐在那里／沉重地压迫着我，我几乎不能忍受／和你同坐一趟列车……”所以，我亲爱的，当另一个黑夜降临在我们头顶，伸出你洁白的手指将我剥得赤净，轻轻地触摸我轻轻地，轻轻地抚遍我的全身。我热切地渴望着你的触摸，但我无法动弹，尽管我多么想成为你的情人。夜复一夜，星辰已经消逝间隔着萎靡不振的白天；黑夜再来吧，再来一个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