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西·钱伯斯回忆说，她第一次去林·克洛弗特住处作客的时候，劳伦斯“颇为骄傲”地带领她在房子的周围兜了一圈。这段时间，她和劳伦斯常在一起读书学习。她通常每周去伊斯渥一个晚上，到那里一个机械学院的图书馆去阅读，这图书馆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之一，仅在星期四晚上开放两个小时，吉西和劳伦斯总是双双同去，在那里挑选图书，供他们各自的家人下一个星期的阅读。吉西总是来等劳伦斯，虽然他林·克洛弗特的家就在伊斯渥那个图书馆的另一端。在一篇保存下来的，她为他日后创作《儿子和情人》时需要准备的记叙片段里，吉西写道：“一个晚上，她告诉保尔，她将不再去叫他了，如果他还想与她同去图书馆，他可以在某个什么地方约见她。保尔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每星期四晚上在图书馆的相会也从此中断了。”劳伦斯把这段从吉西的笔记中提取出来，写进了他的小说，但用了简练的对话使情景变得更加尖锐和严酷，在此片段的末尾对他母亲的简要提及，更加强了戏剧性效果。一些对劳伦斯作品的丰富、复杂和多于变化的特点不甚了解的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吉西是《儿子和情人》的一个主要合著者。对这些读者，必须作一个补充说明。尽管劳伦斯有一种由他自身本质中的女性因素所致的对女人的本能的理解，但他有时会让他所熟悉的女人写下她们对某种情况的感觉或可能会产生的感觉：就这样，许多女人为他提供了“素材”。他的妻子弗丽达在她的回忆录（1935 年）里说，当《儿子和情人》的写作进入最后阶段，“当他问我，‘你认为我母亲当时会怎么想’时，我就会写下一些片段。”劳伦斯1912 年的小说《侵入者》，是根据他的朋友海伦·考克的部份手稿写成的，后来，他又将她的素材扩充成小说《中间地带》（1933）。在他生活的后期，劳伦斯曾想与梅宝·道其·鲁汉和凯瑟琳·卡斯威尔合作著书，并且改写了另一位妇女M ·L 斯金纳的一部小说，此书后来由他们联名出版，书名是《灌木丛中的男孩》。女人总是他素材来源的一部份，他在煤乡的童年经历中是这样，在他后来对人类学的研究和他的旅行生涯中也是这样：假如一个作家采用女人所言并以对她们的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那么，他又为何不能采用她们写的东西呢？目前所有这些情况，将在数年以后把他的故事从一个层次引入对劳伦斯小说创作方法的讨论。这是一个必要的跳跃，因为这时候吉西的自我感情的表露是写于她年轻时期与经历仍很接近的时候，这会给我们一个充分的和真实的她当时的自我感觉，如果这些表露看来好像已从劳伦斯的原著中被减去，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吉西所提供的素材和劳伦斯的著作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对所引用的片段，他都经过深思熟虑：她就像是一台录音机，为他提供了一系列的回忆和事实，他则是一名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将那些素材提炼加工，使之变成文学。但是，吉西为《儿子和情人》提供素材的主要内容是传记性而不是批评性的。在《米丽安书信文件集》中，她的这些记录使我们能侗察到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提供的情景。吉西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异议是有关劳伦斯对米丽安在英格兰持久的暮色之中，带保尔去看一处野玫瑰丛的叙述——此片段在小说的“少男少女之恋”一章中也出现过，劳伦斯是这么写的：他不想去吻她，而她却很渴望，这几乎是第一次她想被他吻。感情被他封锁在心中，（原来是：感情的门扉封锁住了他）和一种灵魂的热情交融在一起。他的情感是抽象的，纯宗教的。双唇的一触将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他不能去吻没有热情的吻。所以，当米丽安不能使他吻她时，她将他带到了一个（天知道，这里显然是被除去了）神圣的地方，并要他在那里搂住她的身体。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她过分地纯化了他的爱情。因为在那时，就是摸一模她也会使他感到痛苦。吉西在这一段描写的后面写道：“这种误解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米丽安那时才16 岁——像保尔一样纯洁和严守童贞。”再下面一段中，劳伦斯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米丽安想要他，甚至比他所给予的还要多；他的母亲，以及他属于他母亲的那部分。都使米丽安感到不安，”在这句话下面，吉西划了一条曲线，就“给予”一词提出异议。在她后来的笔记中，吉西对“玫瑰树”事件作了评论：“那时候，俩人的性本能都尚未觉醒。对米丽安有这种要求的暗示破坏了整个事件的纯洁性：和保尔一样，米丽安当时的情感也只是精神性的。”劳伦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这一插曲在《儿子和情人》中展开时，其中没有性爱的提示。在1910年1 月28 日写给布朗奇·吉宁斯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谈到吉西·钱伯斯：“我们不时有许多美好的，狂热的小插曲，她和我——说来也奇怪，在后来的10 年中，我几乎没有吻过她一次。”劳伦斯后来认为，吉西·钱伯斯看来几乎是一个性感缺失症的典型例子。吉西在她的书中并无有关像《儿子和情人》中出现的那样一种可能发生的诱惑的暗示，可是在劳伦斯去世以后，她在写给艾朱丽·德拉芬内的信中（在1935 年）谈起过1910 年在维逊泰德的那些假日，那时劳伦斯她像是在伊斯渥：“我不能掩饰对劳伦斯的态度的一种强烈的暗示，好像他受到他肉体欲望的驱使——而没有自发性的行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处于既难堪又窘迫的境地，由于劳伦斯固执地禁止我去拥抱他，我们往往一指不染。”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的题为“对米丽安的考验”一章中，表达了他对这些经历的态度，另外在他的一些诗中也有叙述。包括《爱情中的冷酷》一首，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是否由于痛苦，亲爱的，你才这样颤抖？”在另一首题为《蝴蝶花的芬芳》的诗中，劳伦斯写道，“你卧躺在山毛榉的枯叶上，又一次，仅这一次，像是迷蒙之夜中的献祭。”吉西告诉德拉芬内医生说，劳伦斯是基于那些不足为信的早期的性接触才建立起“与米丽安的关系的；他仅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来判断我和开罪于我，而不停下来自省一下他自己的态度是否无可指责。”在劳伦斯早期手稿的220 页上，吉西对他们的关系作了最充分的评论。在“米丽安”的面具后面，在那些只为劳伦斯而写的词句中，她所说的那些话，要比她在他死后用化名发表的那本书中所述要坦率得多。当然，那本书是在事情时隔很久以后写的，也许是30 年以后。下面的这段摘录是写于事情发生后的八、九年，而且，还可能写于这样的时候，即吉西·钱伯斯意识到了她将永远不可能去拥抱这个她爱了这么久的、性情易变的年轻人。这使她在手稿中有关恋爱关系的议论上加重了辛辣尖刻的语气：可见，在那时候，力量的均衡是由米丽安掌握的，因此，她还有巨大的潜力。这时候，她对保尔的爱还未超越她自身——还没有摆脱她的控制，直到这种爱被蒙上了一种宗教般的神秘色彩，而在这种色彩后面有一种“生活的意志”的力量要将那种爱否定时，她才觉得可怕起来。1902 年的秋季，劳伦斯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斯渥的不列颠学校有一个小学教师的空缺，罗伯特·雷德牧师在与劳伦斯的母亲商量以后向学校推荐了他。这所不列颠学校在阿尔伯特街，一便士阅读和音乐会就在那里举行，旁边是公理会教堂。小学教师的制度，自1846 年开始实行，规定由学校校长给低年级的见习教师发放薪水并给他们以指导。在这段当小学老师的时期内，尤其是在德比郡的依尔克斯顿，劳伦斯必须掌管一个很大的班级，并在一间大屋子中碰到其它的班，异常喧闹且各班之间的打斗时有发生。劳伦斯在很久以后说起过这“三年”给矿工的孩子们上课的可怕的教书生涯，但这里有一点记忆的疏忽，这好像是他无意识地想要弱化这段苦难的经历。实际上，在伊斯渥和依尔克斯顿两处共渡过了四学年的“可怕的教书生涯”，从1902 年秋季到1906 年夏季。威廉·霍普金最初是在这段时期开始较多地了解劳伦斯的，他说那个在第一年指导劳伦斯的不列颠学校的校长“只是一个平庸的教师。”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再去教矿工的儿子们，劳伦斯是很不乐意的。霍普金认为，论劳伦斯在伊斯渥从教是个错误，在那里，他得不到学生家长的尊重。他起初的薪金是每年五镑；在三年中这薪金才能增加三倍。1902 年的教育法案带来了一个变化，它要求将教师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劳伦斯和其它伊斯渥地区的见习教师，包括吉西·钱伯斯，在1903 年秋季，都被遣派到了依尔克斯顿的小学教师中心。这些年轻人通常每周三次去这个离伊斯渥三英里远的自治市，它就在德比郡厄沃什运河的对面。他们早上坐火车去，通常在傍晚时步行穿过田野回来。内维尔在葛里斯雷·吉尔特学校教书，他也加入了这群被称为异教徒帮的年轻人之列。劳伦斯与他的朋友们1903 年在依尔克斯顿的威尔摩特街的教室接受培训。此教室就在巴士街旁边的卫公理会教堂里，这条巴士街陡峭的大道从火车站一直向上延伸到宽敝的市中心。吉西·钱伯斯谈到劳伦斯从1903 年到1905 年在依尔克斯顿的日子是“十分愉快的”，但乔治·内维尔却回忆说并非如此；他当时只是在检验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后来有关此话题的议论也无愉快的表示。在《虹》一书中对这段生活经历的反映尤为如此，此书中他在厄索拉·布兰温身上反映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劳伦斯描写的厄索拉这个人物确实部分地取材于一个他在依尔克斯顿认识的姑娘露易莎·伯洛斯，她给厄索拉提供了许多不平常的经历；那小说的有关依尔克斯顿章节主要地还是他自己对那个地方，那段时间和发生在那里的事件的想象。尽管在《虹》中，劳伦斯将依尔克斯顿描绘成“一片幽黑、延绵的山丘”，学校是“阴暗的”，但最令人讨厌的也许是校长汤姆斯·A ，比克劳夫特。在1905年3 月25 日的校刊《教师》上刊登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说他在依尔克斯顿培训中心“受到了校长T ·A ·比克劳夫特先生的很大帮助。”然而，10年以后，劳伦斯在《虹》中将他漫画成哈比先生，一个蛮横专制的人。吉西·钱伯斯对劳伦斯在依尔克斯顿的日子坚持乐观的观点，她说他和比尔克劳夫特“相处得非常好”，但《虹》中的情节是与此相背的，乔治·内维尔的证实也是如此，他说在依尔克斯顿的教师们全不喜欢比尔克劳夫特，他“根本不是个好角色。”内维尔说劳伦斯“和他相处得很不愉快。”他在异教徒帮中间要快乐得多，他们一起在伊斯渥和依尔克斯顿之间往返来去。除了劳伦斯和埃达，理查德，波戈摩和活泼的内维尔（欧内斯特·劳伦斯曾给他起绰号叫特斐尔，D ·H ·劳伦斯叫他“浪荡鬼”）吉西·钱伯斯和他的哥哥艾伦有时也一同来去，这群人中还包括从林恩·克劳夫特·艾丽丝庄园（《儿子和情人》中的比特丽斯·怀德）来的库柏家的姐妹们，和艾迪斯（凯蒂）·霍德尼斯，她是劳伦斯以前在伊斯渥不列颠学校主管的女儿。后来，另一位姑娘也成了这个异教徒帮中的一员，她在一些年以后，曾有一段时间介于劳伦斯和吉西·钱伯斯之间。此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露易莎（露易）·伯洛斯，她住在考索尔，一个位于依尔克斯顿城外的村庄，她后来（1940年）成了弗里德里克·希斯太太。露易莎·伯洛斯已在《虹》中作为一个原型提到过，她是后来劳伦斯许多热烈的爱情诗的主题，例如那首公然描写男性生殖器的《金鱼草》。她比劳伦斯小两岁半，于1888 年2 月13 日出生在依尔克斯顿。到1895 年，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伯洛斯创办了一个乡村雕刻班，为考索尔的圣·凯瑟琳教堂做橡木浮饰。阿尔弗雷德·伯洛斯，《虹》中厄索拉的父亲，那个充满梦幻，热爱哥德式雕刻的年轻人的原型。他和他的一家住在圣·凯瑟琳教堂隔壁的教堂小屋里，就是在《虹》中，被劳伦斯称为柯瑟赛（此名来自那地区的另一个城镇）的蜜月之屋。阿尔弗雷德·伯洛斯娶了考索尔的露易莎·惠特莉，他直到1947 年才在教堂的南侧过道里开了一扇感恩的彩色玻璃窗。后来在1949 年开的一个窗，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洛斯而建的。在《虹》中，布兰温一家所在的农场实际上是马什农场，大约在依尔克斯顿以东半英里处，即考索尔北面不远的地方。在劳伦斯时期，此农场是由弗里奇雷一家租用的，他们占有这个农场已有两个世纪；劳伦斯和露易莎·伯洛斯曾常常去这个被废弃了的、满是乱石的老农场游玩，那时，这里只有几间小屋还被一个依尔克斯顿的屠户使用着。最后那些小屋也被拆除，被一幢平房所取代。在伯洛斯家里，露易的父母对劳伦斯较为冷淡，他开始了解了一个与他自己以及吉西的大不相同的家庭。不管怎样，他与路易之间的感情直到数年以后才成熟起来，那是在他离开了小学教师中心以后的事了。在1903 年至1905 年期间；主要引起他注意的是吉西以及她的兄弟艾伦。这一点可从《儿子和情人》中“少男少女之恋”一章的几个不同段落的三个句子中得到证实：“对他个人而言，他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她的……埃德加是他的挚友……但那姑娘渐渐地引起了他的注意。”劳伦斯的朋友及他晚年的敌人约翰·密德尔顿·莫里指出，在《儿子和情人》中的埃德加和《白孔雀》中的乔治·萨克斯顿的类同之处时议论过劳伦斯的青年时期（在《妇人之子》中，1932 年）他说，“对于乔治和埃德加的原型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东西，这种感觉简而言之就是爱。”处于青春期有这样一种感情既不少见又不“反常，”因为大家对弗洛依德和金西都略知一二了。莫里着重谈论了《白孔雀》（劳伦斯的第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场景，在此片段中，有年轻人一起在池塘里洗澡的描写，是在“友情诗篇”一章中。事情是发生在收获季节，莫里发现此段描写同《儿子和情人》中“保尔和埃德加在收割柴禾时一起劳动”的描写如出一辙。莫里想要阐述这样一个很有争议的理论，即劳伦斯是俄荻浦斯情结的可怜的牺牲品，他评论说：“劳伦斯在他母亲去世之前把他真挚的、没有掩饰的热情转移到了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身上。”纵观劳伦斯早期的恋爱史，如果不算入露易·伯洛斯，但是与吉西·钱伯斯和艾丽丝·戴克斯这位向劳伦斯传授性爱之道的伊斯渥已婚妇女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证明莫里的推测是错误的。诚然，劳伦斯与他母亲之间强烈的感情联系使他一时难以与一个女人建立起一种持久的关系；而且，劳伦斯与吉西的兄长艾伦之间的情谊也是事实。康普顿·麦肯色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岁月》——“八行诗之五”——中说劳伦斯曾对他说，“我认为我所有过的最真挚完美的爱是我16 岁时对一个年轻矿工的爱。”如果他确有此言的话，他不太可能是指艾伦·钱伯斯这个农家孩子，尽管他后来也许去了矿上做工。劳伦斯在写给勃朗奇·吉宁斯的信中谈起过钱伯斯，从1908 年至1910 年，劳伦斯给她写给许多极为重要的表白信。1908 年7 月30 日，他向她表白道：你告诉我，说我没有男朋友。那个和我一起在禾场干活的是我的乔治的原型（在《白孔雀》中，当时题为《利蒂西娅》，——他缺少其他人的那种既同情又歧视感情微妙之处，而他的这种性格和气质赋于他一种人所未有的高雅。但是，我十分喜欢我的这位朋友，他也一样。有时候他常常对我温柔地像一个妇人。看起来，我的男性朋友都大同小异，总的来说，他们总是温文尔雅地对待我；他们也很顺从我，你说得都对，我对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男女之间的感情更为看重……但是一个对不和谐的小曲能作出反应的女人总比一个全然暗哑的男人强，是吗？所以，若要让我得到一个纳拿单（《圣经》中大卫的好朋友——译注），他必须具有我所钦慕的十个男子的品质。劳伦斯继而又说“许多人在结婚时，他们的灵魂之弦与性爱之音产生共鸣——而性爱的音符可能会注入美学、诗歌、绘画和爱情小说中去。”但是，劳伦斯认为，“如果不仅仅把性爱之弦调谐好，而且把我们所说的宗教情感（从广义上去理解）和通常的同情之心的大小和弦也调谐好的话，曲调就会更加美妙”。他随后把这些感想与《白孔雀》中的爱情——婚姻主题联系起来。然后，他谈到了“与三个男人一起刈草”的情形，“我确实爱着他们，程度各有不同”，他们也许就是钱伯斯家的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爱德蒙·钱伯斯。他描述了在葛里斯雷农田时的情景，附近是鲁道夫·冯·休伯牧师的住宅，一天晚上，劳伦斯和钱伯斯家的男孩睡在露天的草堆里，此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没关系，小伙子们，我只是来找个野孩子，你这野小子”——这是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草垛里的爱情》的雏型。确实，有关葛里斯雷农田的全部描写是《白孔雀》里许多章节中各种场景的前型，特别是“友谊诗篇”和“乔治的学业”两章。在后一章里，西里尔说起过和乔治一起在农田的劳动：“日复一日我把教师告诉我的说给他听，有关性和它的起源，有关叔本华和威廉·詹姆斯。”前面已经提到，劳伦斯与文伦·钱伯斯的友情在《儿子和情人》中也有描述，在这本书中，艾伦的名字是埃德加。这部小说中，保尔在米丽安关系的初期“常常避开她而和埃德加在一起。”她和埃德加“正好性情相背。埃德加是个理智的人，好奇心很重，对生活有一种科学的兴趣。”米丽安“看到自己被埃德加和保尔冷落，而且埃德加看上去远不如她，”感到十分痛苦。而保尔和埃德加相互为伴，十分快乐。“两个人在下午常在一起下地，如果下雨，就在阁楼上做木工活，他们在一起闲聊，或保尔把他从安妮的钢琴旁学来的歌教给埃德加。”在《儿子和情人》早期手稿的片段中，曾提到埃德加很喜欢“他朋友的批发商似的冲动的举动。”下面这一段在稿中也出现过，虽然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没有：另一天晚上，保尔在画一些松树，埃德加以一种保护人式的，亲昵的样子凑到他肩头。突然米丽安来了，三个人都沉默不语，直到保尔眯起眼睛盯着画上的松树说道：“一棵松树的树杆不是树杆，它是一团火焰。”“您怎么看得出来？”埃德加笑着问。“你看那树杆——是红的吗？”“差不多，”这个年轻的农夫答道。“它在燃烧吗——它看上去在燃烧吗？”“不，不在。”“你真是一个讨厌的说谎者：你能感觉到它在燃烧，就像太阳在燃烧一样。现在说实话——就让你自己说一次实话吧——它看起来在燃烧吗？”“唔——”埃德加的声音中有一种和一丝害怕之感“也许是的，——你可以认为它在燃烧。”“这就对了，”保尔大声道：“如果不在燃烧的话，那是什么使你觉得那样的呢！”这位年轻的农夫不自在的笑着，把手插进他皮带前的口袋里，走出去干活了。吉西谈到此处时，在保尔称埃德加是个“讨厌的说谎者。”下面划了一条曲线，她写道：“保尔是15 岁——埃德加是19 岁？”可是，既然两个年轻人如此亲密，这一指责显然是戏谑性的，即使在那个“尊重长者”的时代也不算出格。这些在劳伦斯式的主人公和另一个男性之间的友谊篇章，不仅出现在早期小说中，后期作品中也时常可见，这会使人扬眉示疑。尽管有种种流言蜚语，但看来劳伦斯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至少，不完全是或一直是一个同性恋者。弗丽达·劳伦斯曾一直坚持说她的丈夫从任何方面去看都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在她生命的末年，她的语调稍有改变，她在1949 年写给正在研究劳伦斯的爱德华·吉尔伯特的信中说：“莫里和他没有‘恋爱关系’。但他并非不喜欢同性恋。”不久以后，弗丽达写信给莫里说，她肯定劳伦斯对她没有同性感情，劳伦斯的同性恋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康瓦尔郡农夫的那些日子），她与他对这事进行了抵抗，而且成功了。当然，没有人比劳伦斯对性问题说得那样大胆和透澈。而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任何用赞许的笔调描写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或性快感的段落。诚然，他曾用不以为然的口吻描写过这类事情，虽然是写在没有使用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引子中，（现在在《凤凰》的第二部中可以看到），伯金显然有着同情恋的倾向。然而，这反映了多少劳伦斯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值得疑问的，（在那部根据此小说拍成的电影里，导演让伯金长着像作者一样的络腮胡是一个误解，劳伦斯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伯金也许是作者的一个代言人，但他并非作者自己。）劳伦斯在1914 年告诉亨利·萨维奇说，即使一个人能从另一个男人那里得到满足，但从生理上说，一个人只有从一个女人那里才能得到肉体和灵魂的满足，”一切传统和直感都制约了一个男人去爱其他男人们，或另一个男人——因为那意味着一切有目的的自然力的灭绝。”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前后矛盾，因为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有如在《白孔雀》中的洗澡场面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摔跤情节的描写。也许这个问题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野蛮人的朝圣》中有最好的解释。她在文中说道；我曾听劳伦斯说过，对他来说，性反常是违背圣灵的一种罪恶，”一种不可救药的罪恶，但是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看到一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流，但也不乏其生理特征的。他甚至认为，我们现代人对这种交流完全否定了感情交流的复活，是引起现代性变态的原因。”他还认为对这种“真正原力”的重新发现和恢复“男人和女人之间健全的幸福”全取决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圣洁的更新。”这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后期的劳伦斯，很难用常言俗语加以简化。对其的确切理解不是用理性分析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一个对劳伦斯作品融汇贯通的阅读经历，——一本像我这样的书只能对此稍作指点，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无论从哪方面去研究劳伦斯都是很重要的，他不单单是在写小说、故事和诗歌；通过这些作品，他常常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理解他倡导的什么，是对他作品作出必要估价的一个重要方面。艾弥尔·德拉芬内在《D ·H ·劳伦斯和爱德华·卡宾特：对爱德华时期的过度之研究》（1971年）中提出，劳伦斯也许受到卡宾特的影响，后者住得离伊斯渥不远，他说“对劳伦斯来说，卡宾特的文化和道德环境与威廉·E 和莎利·霍普金以及艾利丝·戴克斯的圈子是相仿的”，虽然没有记载可以证明劳伦斯同这位《中性性爱》的作者有过交往，“此人是个有名的同性恋者，德拉芬内教授指出，吉西·钱伯斯在1935 年说，劳伦斯肯定曾谈过戴克斯夫人的“高级”书籍，其中不少是由卞宾特所著，他还是一个妇女权利的提倡者。威廉·霍普金与本书作者谈起过（在1950 年）他自己和卡宾特的友谊。霍普金的女儿在一封信中提到卡宾特是霍普金家在伊斯渥时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但她和她的父亲都未提到劳伦斯和卡宾特在他们家见过面。但不管怎样，德拉芬内的假设：即劳伦斯可能读过那些明目张胆地提倡同性爱的书籍，可以从他们俩人作品中许多颇为相似的观点中得到证实。前面已经提到，劳伦斯小说中“友谊场景”里的肉体接触不一定意味着性接触。对劳伦斯来说，抚摸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神经发达，可以由触摸来感知事物，在《盲者》和《你触摸了我》等故事中都有这样的例证。看一下《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金，在险遭他情妇的谋害之后——他在头上被重击一下以后逃脱——他来到一个有树林的小山旁，脱光了自己的衣服，躺在长满鲜花，荆棘和树根的地上：“这是那样一种美好的清新，微妙的全身的接触，他好像在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接触。”现在，大多数人也许不会有与自然这样直接的交融（当然，游泳差不多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因为劳伦斯需要这样的一种交融，所以，他能够在作品中将大自然表达得如此真切可知，通过这样的表达，作品便突出了这种真实感。他的目光并不比他的这种触觉敏锐多少；用此词的原意讲，他的作品是在“触动”读者。在1915 年写给伯特伦·罗索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谈起过同性恋的另一个方面，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异常性行为的厌恶，当然他是指男性之间的肛门性交。真正的人类关系，劳伦斯说，是一种发现；遗撼的是，大多数现代男性，不是去寻找一个女人以向未知世界挑战从而进入一种新型的创造性的关系，而只是与她重复一种已知的感觉，一种熟悉的反应。这就异化了现代社会中的男性异常性行为：“男人找男人在自己身上重复这种反应。这种形式与手淫相似（原文如此）。但这里仍有一个对象——是两个身体而不是一个。一个意志坚定的男人对另一个身体——男人的或女人的——过于敬畏，以至不能将它作为手淫的工具。所以他保持着中性，被动的状态……鸡奸就是意味着一个男子知道他被锁于巨石之上，所以他就想要从自己身上得到一种最好的感觉。”劳伦斯继而又说，这种情形出现于“任何生命形式对其内在生命变得过于强壮的时候：衣服比这个男人更重要了：所以这个必须在他的衣服下面获得满足。”除了道德伦理的考虑，此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仍值得讨论：即可以被称之为心理特征的那一部份。那个认为劳伦斯终生是俄荻浦斯情结牺牲品的临床学观点，加上那些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常见病症的迹象，是容易被忽视的。莫里在他的自传中［发表于《妇人之子》（1931 年）5 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说，他完全不是想把“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这个词”用在劳伦斯身上。至于所谓的俄荻浦斯情结，那种认为劳伦斯一直受之束缚的观点被一个人令人信服地否定了，因为他熟悉劳伦斯，他的观察是毋庸置疑的。这位批评家就是英国国教牧师马丁·杰瑞特·柯尔教父，他化名威廉·惕弗顿教父写了一部很有深度的研究劳伦斯的著作《D ·H ·劳伦斯和人类生存》（1951年），在书中他指出，“研究劳伦斯的作者……过于夸大了他的俄荻浦斯情结。”因为在通过写成《儿子和情人》而摆脱了他对母亲的依附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用劳伦斯太太的语言无法解释的独立存在时期。”如果这种依附得以幸存的话，那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一定会偶有显露，但这些作品中只偶尔有一些那种关系的微弱反响，例如，后期的《可爱的太太》这篇虚构的，浅显的故事。理查德·爱尔丁顿不同意杰瑞特·柯尔的这些观点。他在1960年3 月16 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敢说D ·H·劳伦斯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异性爱，而百分之十五是同性爱。”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用双性这个术语。从心理学上看，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观察的角度：从劳伦斯对于男性特征的赞颂去看，他也许是一个体质虚弱的孩子，一直在追求一个获得力量的希望。这并不是一种同化补偿——也就是说，劳伦斯以一个肉体巨人的角度去写作，通过同感过程“变成”一个受人赞慕的强壮的人——不是的，在这样的假设中，劳伦斯完全可以保持他本体的完整并使之与那些强壮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像《癫狂的毒蛇》中的那个聪明过人，身材矮小的将军西普里阿诺一样，劳伦斯可以想象自己进入一种与那个体力强壮的堂·拉蒙有领导者之间友谊的理想境界，这个堂·拉蒙的新宗教礼仪中就包括有一种男人之间的肉体的——而又不是性的——接触。同样，在《恋爱中的女人》的摔跤情景中，那个身材瘦长的罗伯特·伯金因使用柔术以及他的机敏灵活而使杰拉尔德克里奇大为吃惊。然而所有这些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这种提示并没有任何意思认为这些描写完全是有意识的，甚至也不认为这是一种受主观顽念驱使的无意识行为。这个讨论好像已经脱离了伊斯渥；但这实际上是为了要深化那个背景的视野，因为这样的讨论可以表明从劳伦斯的早年生活背景中，可能演化出了什么或没有演化出的什么。而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从许多与伊斯渥有关的踪迹中可以追溯到吉西·钱伯斯和那位劳伦斯第一次真正恋爱的已婚女人。劳伦斯和吉西的兄长有过很深的友谊，后来他又和吉西的姐姐梅伊相处得不错，如她的小弟J ·D ·钱伯斯所说：“她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都认识她。”尽管“她对D ·H 劳伦斯和他的圈子敬而远之，”但是，在她结婚搬走以后，劳伦斯还曾把那个已婚的德国女人带到她家去，不久以后他就和那个德国女人私奔了。钱伯斯教授很羡慕梅伊的那种“火焰般的活力”，因为，她“大胆、乐达、性情暴躁，而对她所爱的人却十分温柔；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她认为吉西是“多愁善感的”。梅伊·钱伯斯还记得年轻的伯特·劳伦斯的知识是多么的丰富，语言充满机智。当他与一些年轻人穿过一片林地时，他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早春时候大多数的花都是黄色的吗？”他们不知道，于是“他解释说，因为那时昆虫太少，所以要用鲜艳的颜色去吸引。”那些年轻人很喜欢他的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解释和伯特时而表露的点滴知识，因为在他这样的发现之中总散发出一种新的芬芳。”不过，梅伊的母亲还是不愿劳伦斯在她的孩子面前谈论奥马·哈亚姆的《鲁拜亚特》诗：“我不想毁灭他们的信念。你读这些东西已使我感到悲伤，但你不能夺走孩子们的信念。”（对于梅伊·钱伯斯死后发现的回忆录的真实性，加拿大的学者乔治·T ·柴塔洛克提出过疑议，他认为这些在爱德华·尼尔斯的《D ·H ·劳伦斯：综合传记》（第三册，1959年）中发表的材料实际上是吉西·钱伯斯所写）。J ·D ·钱伯斯回忆起梅伊与一位叫威廉·赫布鲁克订婚以后的一桩事情：“他自有一套，几乎和劳伦斯一样惹人喜欢，我想劳伦斯也许会觉得有些妒嫉，因为他得和我们一起分享对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爱慕。”后来，赫布鲁克为梅伊制作了一对石雕，钱伯斯家就将它们放置在花园的门口两旁。这使劳伦斯感到十分不快，他说它们形象“丑陋”，一次他去他们家作客时，他用一把大锤子把它们砸了个粉碎。“它们成了碎石，我们默默地将那些碎石清扫起来，并拿定了主意不让这两个年轻人同时到家里来。”虽然劳伦斯和吉西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很久，但他与艾伦·钱伯斯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长久。他渐渐地超越了她，将自己从他们关系的许多联系中解脱了出来；而她只能有限地做到这样的脱离，必须指出，就吉西而言，她认为她对《儿子和情人》一书是有苦衷的。她觉得此小说表现的故事只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描写，而不是那段痛苦的恋爱史的真情实况。确实，评论家们想要找到他们关系的真实情况的线索的话，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矛盾冲突的边缘上寻找踪迹。吉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只是用了劳伦斯的部份书信，这些书信是附合她的主题的，即，是他亏待了她；他其余的信件都在她去世之前被她不负责任地销毁了。据约翰·R ·伍德（1915 年与她结婚）在一封信中说（1951 年1 月6 日），“我的亡妻毁掉（烧毁）了那些书信。”探求真实情况的评论家们有权指责吉西·钱伯斯，因为她不仅销毁了非常重要的文学资料，而且，由于她将那些对她不利的重要证据变得永不可及而将自己置于被怀疑的地位；她的这种行为使得阿斯泼恩书信文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何等痛苦地燃烧。然而，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老妇人之所为。这时候的吉西已经远不是那个满怀希望的小姑娘了。那个时候，她常常会在夏天的下午在她那间卧室里，等着听到园门锁链的响声，劳伦斯来了，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他们的农庄。在她后来回忆整个经历时，她对他形象最清晰的记忆是在依尔克斯顿。那一天，她看到他伏案读书。她即刻就注意到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漂亮的容貌，他的聚精会神，他的活力，他的敏感以及一种特别的“轻灵飘逸的品质，一种内心深处的闪光。他和我都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同，它在我们之间开辟了一片共有领域。我们虽未言明，但它确实存在，这是相互吸引之所在。”吉西得到这种“启迪”之时，正是劳伦斯为参加在依尔克斯顿的一次重要考试用功的日子。这样的考试有两次国王奖学金和伦敦入学考试。那个他不喜欢的校长T ·A 比克劳夫特是他两次考试的指导（不管比克劳夫特有什么过错，他还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一个优胜者）。当劳伦斯在1904 年12 月的国王奖学金考试中获得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第一名时，他觉得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学业前程。自那以后，如他后来回忆说，他“被认为是天资聪敏”。关于劳伦斯在国王奖学金考试中的名次问题曾有过一些争论。1905 年3 月24日的《教师》杂志上提到他是一组优胜者中的一个。后来。一封写给《教师》杂志的信（由艾弥尔·德拉芬内发现）也证明劳伦斯的名次无误。但是，依尔克斯顿的校志表明，他是全国第一名，“被列为全国第一。”另外还有一些由劳伦斯本人提出的证据。美国出版商米歇尔·肯纳利在1914 年出版了劳伦斯的剧本《寡居中的赫洛伊德太太》，由瑞典裔美国作家埃德温·鲍克曼作了序，他根据劳伦斯寄给他的材料为作者写了一个小传。劳伦斯对肯纳利提起过此事（1913 年10 月5 日），说：“当然，我可以接受他在前言中对我的美言称赞：在我看来这些言辞非常确切。”鲍克曼是这样写的，使他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感到惊奇的是，19 岁那年他在国王奖学金考试中竟名列榜首，从那时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被认为天资聪敏，当然，如果克曼理解有误的话，劳伦斯不会追求不属于他的荣誉，他会指出其中的错误。与这一点有关的，在一封1971 年写给《时代文学副刊》的信中也有记载：他得不得第一名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劳伦斯在考试中的惊人的好成绩会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与他周围那些人的关系，特别是当他们将他置于那个“被认为是天资聪敏”的位置上时：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稍有改变，这也会使他的创作与本来可能的风格有所不同。在参加专科学院的入学考试之前，劳伦斯还有6 个月的见习教师工作要完成。这时候，那所小学教师中心已经搬迁到了巴士街高端的市中心图书馆楼上的新房子里。T ·A ·比尔克劳夫特和学校一起搬来，他又是这位优秀生的指导。1905 年6 月，劳伦斯在诺丁汉参加了伦敦入学考试。乔治·劳伦斯回忆说，这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了那里。不知是否因为这个使劳伦斯感到紧张，或是因为又一个学年末期的学习和教学使他疲惫不堪，他没能像在前一次考试中那样成绩出色。他的名次被列在第二档次中。不过，他已经有资格进入诺丁汉大学了；但是，因为没有20 镑的预付费，他还不能享用他的奖学金。他的母亲又一次咬紧牙关，节衣宿食：她的儿子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他还得等上一年，继续教书攒钱，全家人也得作出更大的牺牲。正如吉西·钱伯斯所回忆的“以后的一年中，劳伦斯作为一个无证教师在伊斯渥的不列颠学校执教，攒下他所挣收入的大部份作为大学的费用。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写作，这书就是后来的《白孔雀》。（六）自然的遗迹在劳伦斯从事写作之前，他曾学过绘画。他开始是模仿杂志上的插图。他好像在雷顿勋爵的亲戚，乔治·雷顿·帕金森那里上过一些课，后者是兰利磨坊厂的装饰陶瓷制作者。劳伦斯后来说，他在‘素描’方面有过充分的训练，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