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手中的权力远远超出中尉、甚至超过将军的奥托。施科尔兹内，他所开设的“美国人学校”已到期中。他虽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志愿军却学得很好。学校的课程包括：美国俚语，习惯，民俗，以及如何假装美国大兵在敌后散布惊慌。至１２月１１日，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德国的铁路创造了运输奇迹，将首批军队运抵“反攻区”而未被敌人发现。那天清早，希特勒将指挥部移至中世纪的泽根堡城堡。这就是“鹰巢”，是他１９４０年入侵西方时的司令部；现在，他与他的随从只好深居于地下隐蔽所内。　　当天晚些时候，他会晤了半数左右的师长；其余的将于次日前来。第一批将领及随行人员抵达后，盖世太保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手提箱。每个人都要用生命起誓，对即将听到的只字不吐。谁也不知道为何被召了来；他们只知道，过去几星期来，每个师都在兜圈子。　　会议在地下一间大屋内召开。元首坐在一狭窄的桌后，左右分别为凯特尔和约德尔。对面坐的是伦斯德、莫德尔和哈索·冯·曼特菲尔中将——他将指挥３个军中最强大的一个军。他是普鲁士著名的将军世家的后裔；是出色的骑士，又是德国五项运动（跳远，标枪，２００公尺，铁饼和１５００公尺——译注）的冠军。他身高５英尺余，坚韧不拔，精力过人，是少数几个敢于公开与希特勒对垒的人之一。　　希特勒向到会的６０多名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整整讲了一个多钟头。当讲到发动全面反攻的政治动机时，他声音响亮有力，兴奋得目光四射。然后，他便将“秋雾”——此役之最终代号——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此役将于１２月１５日清晨５时３０分打响。各师的将领们听得诚惶诚恐，不但为这一庞大计划，而且也为元首的精力和良好的健康感到兴奋。然而，近得几乎可碰到他的曼特菲尔却看得真切。他实际上“很颓丧，肤色很不健康，外表塌陷，双手发抖；他坐在那里，好像被责任的重负压得伸不直腰。若与１２月初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时相比，他的躯体似乎更加衰老了——他已是个老朽了”。曼特菲尔还瞧见，元首还偷偷地把双手伸到桌下，用一手去翻动另一只几乎全跛的手。　　坐在外围的当然看不到这一切，自始至终都颇为兴奋。会议结束时，元首响亮地宣布：“这一仗必须残酷地打，任何抵抗都要予以粉碎！在祖国危急的关头，我要求每个军人都英勇再英勇。必须打败敌人——良机勿失，时不再来！德国就得这样生存！”　　次日，１２月１２日，另一群将领聆听了同样的训示。不同的只有一点：反攻时间再次推迟（如同１９４０年那样）。“零日”被推迟至１２月１６日。希特勒说，这个日子不变了。所谓不变了，就是说，这天天气很坏，坏得令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　　（３）　　在阿登前线，１２月１５日晚，天气寒冷，全线平静。战线穿过像新英格兰的伯克郡那样的地形，长达８５英里，弯弯曲曲，只有美军６个师把守。这６个师中，３个师是新兵，另外３个师又战得精疲力尽，可说是流血流得全身都白了。这就是著名的“魔鬼前线”——在这个又冷又静的地方，两个多月来，双方都在休整，互相察颜观色，彼此都避免招惹对方。　　那天晚上，盟军的指挥官谁也未料到德军会发动进攻。几小时前，蒙哥马利曾断然说过，德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事实上，由于全线沉寂，蒙哥马利曾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同意他下星期回英国。　　德军３个军的兵力，计２５万人，以及数以千计的机械，已被偷偷运至出发线——低空飞行的飞机声将半履带车的响声淹没。１５日深夜，集结在各突击阵地上的士兵，在寒冷中站着，全身瑟瑟发抖，却以真正的热情聆听伦斯德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们孤注一掷！你们身负神圣的义务，为取得我们祖国和元首的超人的目标，奉献一切吧！　　昔日取得胜利时的激动和兴奋又在士兵中高涨起来了。他们再次采取攻势了。德意志高于一切！　　清晨５时３０分，战火和硝烟在“魔鬼的前线”全线爆发了。在长达８５英里的战线上，迫击炮咚咚，火箭嘶嘶飞出发射台，８８毫米口径大炮隆隆，真是地动山摇！数以千计的坦克摇摇摆摆地滚向前方，沉闷的炮声从后方传来——远程炮将１４英寸口径的炮弹射向美军战线后方数英里外的目标。　　１小时后，炮击停止了。战地上突然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寂，但转瞬即逝。在新近下的大雪的映照下，身穿白衣的德军，几乎看不清人形，像魔鬼似的从阴霾中冒身出来，１２至１４人排成横排，迈着缓慢而可怕的步子，朝美军走去。当希特勒的士兵渗入美军的前沿阵地后，一群群新型飞机，尖声怪叫着，以叫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东方飞了过来。德军不禁抬头仰望自己的机群；许多人还高声欢呼，兴奋得像什么似的。希特勒的“奇迹武器”可不是空谈而是事实！　　德军的进攻虽然强大而疯狂，而且又是突袭，但遭到了美军的新兵和打得精疲力尽的老兵的顽强抵抗，尽管众寡悬殊。炊事兵，烤面包兵，文职人员，乐师，伐木兵和汽车兵……一齐上阵，仓皇应战，阻击德军。有些人吓得大惊失色，转身就跑；许多人巍然屹立，英勇奋战。有些地段有美军坚守；许多地段被突破，德军如入无人之地。在北面，有个狭窄的叫洛斯海姆山谷，是东方通向西方的古道，地势虽险要，却只有轻兵把守。早在１８７０年，以及１９４０年，德国的大军就是从这个长７英里的走廊势如潮涌般地通过的。现在，德军——这次是在坦克、装甲车以及突击炮火掩护下——又再次未受阻击，从容通过山谷。　　黄昏，美军的北部战线业已瓦解。但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将军所统帅的战斗部队都多的奥马·布莱德雷将军，尽管收到的报告只是一鳞半爪，却向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一看法。“这可不是局部的进攻，布莱德”，他说，“德军向我最弱的一环发动局部进攻，这不符合逻辑。”他认为，情况紧急，救兵如救火，便命布莱德雷派两个装甲师前去救援。　　听到美军北面阵线已被突破，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晚，他打电话给Ｂ集团军司令——他在阿登以南很远的地方。“从今以后，巴尔克”，希特勒说，“我们寸土不让。今天我们就开拔！”巴尔克告诉他，他的坦克已在通往巴斯托尼的道路上方的山头上隐蔽好了。天气依然是“希特勒天气”。据预报，未来的天气将有雾、细雨或阴霾，使盟军的飞机继续不能起飞。“巴尔克！巴尔克！”他喊道，“西线一切都将大改观！成功——绝对成功——已在握！”　　德军继续取胜。１８日中午，德国的广播增强了人民的希望。“我们的部队又向前挺进了”，一位广播员说。“我们将在圣诞节与安特卫普一起将元首介绍给大家。”在“鹰巢”，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一个纵队已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通道。大规模的穿插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充满信心，大谈将取得足以改变形势的胜利。他自我感觉良好，竟在乡间散步了好一阵子。由于散步使他提神醒脑，他决定每天都去散步。　　在巴黎，在法国政府的许多办公室里，都出现了惊慌情绪。１９４０年的闪电战仍在许多人中留有痛苦的回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设在凡尔赛），一个由瑞安将军率领的法国高级官员代表团，神情紧张地来到这里，探听阿登事件的原委。见各办公室仍按步就班、泰然自若，法国人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一位将军紧张地说，“你们还不卷铺盖！”　　至深夜，阿登战场已混乱不堪，许多曾身经百战的老兵们都认为，当时的混乱实在无法形容。谁也不知道——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兵还是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尔后两天内，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在守军的头上。约８０００名美军——也许是９０００，因为混乱不堪，无法精确统计——被希特勒的军队围困在大雪覆盖的施尼·埃菲尔峰上。美军集体投降的规模，除巴丹一役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斯科尔兹内的化装成美军的士兵，只有几吉普车的人越过了前线，但这些人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例如，有一小队长，竟能让一整团的美军走上错路；他手下的士兵则在更换路标，剪断电话线等。另一车德军，被一支美军拦住问话时，装出惊慌不已的样子，使美军也惊恐起来，逃之夭夭。第三队则把布莱德雷司令部与北面的指挥官科特尼·霍吉斯将军联络的电话线切断。　　然而，造成最大损失的还是被俘的一支人马。当这４人向美国一位情报官员供认了他们的任务后，美军便立即广播说，在后方，数以万计的德军，穿着美军军服，正在进行破坏活动。人们立刻便将这一消息与已证实的另一个报告联系起来——该报告称，在马尔梅迪北面，德军在大片地区空投了伞兵。实际上，这次空投已破产，比斯科尔兹内这一招还失败得更惨。但在这两次惨败中却孕育出一个巨大的胜利。　　１２月２０日，在整个阿登地区，在荒野的路上，在茂密的松林中，以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约５０万美军挤成一团。暗语和识别牌已不能再证明身份。只有说出宾夕法尼亚的首府，谁是“修脸”或贝伯·路斯打了几个全垒，你才是美国人。　　在巴黎，对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士兵产生的恐怖已达到了顶峰。有一份歇斯底里的报告说，斯科尔兹内的士兵，穿着牧师和修女的衣裳，刚刚从天而降。据一俘获的斯科尔兹内分子的供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饭店，在那里会师后，便劫持艾森豪威尔。美国的保安人员对编造出来的这些谣言笃信不疑，连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四周也装上了铁丝网，卫兵人数也翻了两番。大门口停放着坦克；进门的证件被检查了又检查。若那扇门被重重一关，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询问他是否仍然活着。斯科尔兹内的２８名士兵，工作得确实很出色。　　２１日上午，这次战役才初露端倪：原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中区，即在巴斯托尼，由１０１空军师师长安东尼·麦科里夫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花八门的美军，已陷入重围。德军代表人敦促他投降，他随口答道：“屁！”这个字成了暗语，在阿登传开后，提高了守军的士气。逃跑停止了。抵抗精神提高后，又出现了好天气，“希特勒天气”随即告终。次日阿登上空一碧万里，艳阳高照。中午前，１６架大型的Ｃ—４７飞机在巴斯托尼上空为被困官兵空投给养。　　战役的主流已有可能逆转，但希特勒此时仍不知晓。曼特菲尔的坦克部队已远离美军被困的巴斯托尼，正朝默兹接近。然而，曼特菲尔本人却忧愁不安；他左翼的德军步兵还远远落在后面。１２月２４日他从拉罗什附近的一个城堡里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对约德尔说。他的左翼已经暴露；制订崭新的计划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不能继续朝默兹进发并夺取巴斯托尼。约德尔反驳说，元首是永远不会同意放弃向安特卫普进军的。曼特菲尔争辩说，如果他们按他的计划行事，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还会有的。“我从默兹这边向北挺进，我们将在河东让盟军陷入重围。”这个建议使约德尔大吃一惊，但他答应将此计转告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并不相信他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他的信心延长到圣诞节——他用一杯酒庆祝这个节日，这使他的贴身人员目瞪口呆。这是施洛德小姐头一次见他多少有点高兴地喝酒，当天晚些时候，曼特菲尔再次请求放弃对巴斯托尼的进攻，再次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尽管冲在最前面的装甲师已被美国一个装甲师切断，正被打得七零八落。１２月２６日是盟军大显神威的一天。覆盖阿登全地区的白雪已被染红，但是，屠杀得最厉害的要算是离默兹河只有几英里的一片凹地里。在那里，“刺耳声”恩斯特·哈尔蒙将军的第二装甲师与曼特菲尔的第二装甲师分成１００个较小战场，混成一团。　　在“鹰巢”，关于“秋雾”问题的辩论从清晨开始，一直在继续。约德尔说：“我的元首，我们必须公允地面对事实。我们不能强渡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已面临灾难，而巴顿又刚在南面为被围困的巴斯托尼打开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在整个阿登，情况依然如故。目前，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大规模攻势已暂告终结。　　人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希特特只好洗耳恭听。最终发言的是他。“我们出乎意外地受到挫折——因为我的计划未被彻底执行。”他皱着眉头。接着，他脸色一亮，新的希望又来了。“但是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他发布了新的命令：曼特菲尔折向东北部，把在那里的大部分美军包抄起来。“我要３个师和最少２５万名补充兵员立刻赶到阿登去”，他向——群人宣布——这群人围成半圆形立着，一个个板着阴郁的面孔。在一次沉重的打击下，盟军就算消灭不了，“秋雾”仍可变成一次成功的消耗战。这无疑可为德国带来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这些话均被“超级”机密截获并送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他得到保证说，希特勒这次进攻大势已去。“超级”机密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与他挑选出来的继任人刚激烈地争吵了一次。戈林建议设法签订停战协定，希特勒大动肝火。“战争已经失败了”，戈林说。“我们现在必须与伯纳多特伯爵接触。”福尔克·伯纳多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弟弟的儿子，他肯定同意为任何停战谈判充当调停人。　　过了一会儿，脸色惨白的戈林向夫人报告说，希特勒大喊大叫，说什么叛变和懦弱云云，但他却泰然处之，认真地回答说：“我的元首，我永远不会在你背后搞什么名堂。”他向希特勒保证，不论时局是好是坏，他都忠诚于他。接着，他又再次说，最主要的是立刻停战。他说希特勒安静下来了，但又尖刻地回答说：“在这件事上。我禁止你采取任何行动。你若是违反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你。”戈林给夫人说这些时，戈林夫人从未见丈夫这样惊恐过。“这是最后一次分手了”，他阴郁地说，“参加每天的例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不会再相信我，也不会听我的。”　　（４）　　对德国而言，这个经典性的战役叫“阿登大反攻”，但对于美国人，这不过是“凸出地带之役”。至１２月２８日，此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已迅速到来。在那天举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承认形势已经绝望，但又说，他从未学过“投降”一词，他将用最大的热忱去追求他的目标。“我精神上也许会受忧虑的折磨，身体也可能搞垮，但我要战斗下去，直到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　　所以，他就要在新年发动另一次反攻，代号叫“北风”，地点在阿登南面。取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部队已集结完毕；盟军一点也没发觉，甚至连飞机也未派去侦察该地区。“这些人觉得没有必要看看周围。他们完全不相信我们有可能采取主动。也许，他们还以为我死了，或患了癌症……”他母亲逝世（因为癌）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他竟牛头不对马嘴地提到癌，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他接着说，第一个目标是用反攻的办法，澄清西线的局势。“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狂热，”说着，他又讽刺起来。“也许还有人暗中在反对，说，‘行呀，不过，能成吗？’诸位先生，同样的反对意见早在１９３９年就提出来了。那时，人们用笔头和口头告诉我，这件事是干不得的，是干不成的。　　到了１９４０年冬还有人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干吗不躲在西壁后呢？’”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那时若不进攻他们，我们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形势与那时完全一样。”　　在那天的军事会议上，伦斯德犯了个错误，劝希特勒放弃“秋雾”并在盟军反攻前撤退。希特勒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北风”一开始，他便重新向默兹挺进。他用一手指点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指点着凸地南面约１００英里的地方说，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新年之夜向来是给德国武装力量带来好兆头的，而今年除夕之夜，将使历来只庆祝新年而不庆祝圣诞节的敌人既惊奇又不愉快。“北风”的必然胜利，他说将“使阿登大反攻左翼所受之威胁自行消灭”——他对下边几个字加重了语气——“只要有成功希望，大反攻将重新开始”。他的热情令在座者感动之极——虽然，他左手在抖动，脸色也苍白得很。“同时”，他接下去说，“莫德尔要巩固其阵地，重新组织对默兹的攻势，还要对巴斯托尼发动另一次强大的进攻。最主要的是，要拿下巴斯托尼！”深夜，９个机械化和步兵师便向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的城市扑去。　　“在沙盘模型上进行的演习是显不出军事素质来的”，次晚，他对巡视装甲部队的托马勒将军说。“归根结底，军事素质是要在坚持中，在毅力和决心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建立在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上，天才也不过是难以捉摸的鬼火罢了。在人类的生存中，这是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他说，只能由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有勇气去实现其信念的人们来铸造。“谁都不能永垂青史。　　我们不能，我们的对立面也不能。这仅仅是谁能坚持久些的问题。谁咬得住，谁就能得到一切。”美国若投降，他不会有什么事；纽约仍然是纽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那末，德国便不能再生存下去。”希特勒之所以要顽强地将一场看来已经失败的战争打下去，原因就在于此。对像他那样的赌徒来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那都是值得去碰的。对别人纯属疯狂之举，对他那种人却是合乎逻辑的。　　他的首席宣传家却不像他那样嗜血成性——至少是在私下里。在新年前夕的晚宴上（著名的“斯图卡”驾驶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座）约瑟夫·戈培尔刻薄地说，他的帝国总体战全权大使的头衔是空的。“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实施的了”，他说。“一切，包括花店在内，都被英国轰炸机关闭了。”　　戈培尔说到这里，他的夫人打断了他，说了一句客人们难以相信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这些老将们，三年半来，你很少与元首单独在一起。”戈培尔很狼狈，叫她别再往下说，但她却不愿住嘴：“这些人有权知道这点。”戈培尔转向海茵·卢克——在希特勒任总理后不久，卢克就曾警告戈培尔，在冲锋队里，许多人都与他一样，对希特勒向德国民族主义者妥协，深感不满。这种妥协，卢克认为，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亡。那时，戈培尔曾气愤地指责他为机会主义者；现在，这位宣传部长后悔地说：“我本应在１９３３年就听你的话。”话题转到了近几年来所犯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上。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末日即将来临，只有鲁德尔一人声称，元首的新的秘密武器将带来惊人的胜利。　　快到午夜时，旨在消除盟军对凸出地带的压力的“北风战役”开始了。德军的８个师兵力，锐不可当，从西壁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袭击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七军。深夜１２时一敲响，在北面的阿登，炮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原来，乔治·巴顿压抑不住，令属下的所有大炮同时开火，庆贺新年。　　５分钟后，希特勒的声音——有点刺耳但充满信心——在全德国广播了。他说，德国将像一只凤凰，从她的城市废墟中升起，飞向最后胜利。广播结束后，他在自己的暗堡里款待他的贴身人员。大家都轻松愉快地喝着香槟酒，但气氛却有点压抑。最殷勤的是希特勒——他用不着烈酒去刺激。他预言，１９４５年德国将取得伟大胜利。其他人细心听着，一声不响。起初只有鲍曼一人同意他的预言；后来，由于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大家不知不觉也为他的热情所感染。　　凌晨４时３５分，元首离开了联欢会，去听“北风”的首批消息。开始时倒也顺利，但“超级”机密成功地将他的战斗命令传给了艾森豪威尔。于是，艾森豪威尔便迅速地缩短了第七军的战线，阻止了德军切断凸角之企图。由于事先得到警告，美军便敌住了德军的进攻——这次进攻，在前进了１５英里后便停止不前了。　　在阿登，盟军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３日转入反攻。他们南北夹击，对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将这块大凸角分成两半。德军顽强抵抗；每英寸雪地都是在双方付出重大损失后才让出来的，与通常一样，他们充分利用地形，掘壕自卫。由于雾大，美军得不到空援，大炮掩护也相对减少，所以进展缓慢。在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上，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常常打滑，不时前后相撞。　　丘吉尔坐着飞机，从英格兰飞来视察反攻情况。原来，在凸角的西端，英国发动了相当大规模的袭击，以支援这次反攻。１月６日，丘吉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后来对英美两国军队的缓慢而艰苦的进展感到恼火。他问道，能不能取得俄国人的帮助，消除阿登的压力？丘吉尔知道斯大林要发动一次新的反攻，却不知道何时开始。“一到下边就会一拖再拖的”，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开口问他，他就会告诉我的。是否试一试？”回答是“可以”——这使丘吉尔松了一口气。当天，丘吉尔便致电斯大林，要求他于１月间发动一次攻势。莫斯科立刻作出回答。斯大林说，他将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时间不迟于１月下半月。　　１月７日上午，旨在拦腰卡住凸地的南北夹击，开始获得进展。次日，由于盟军两军已相距甚近，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撤退留在凸地西半部的部队。１小时后，业已跨过默兹河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掉头回转，朝巴斯托尼——列日公路东边退去。　　希特勒的黄粱梦就此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德军残余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数量仍相当可观，它们能及时越过公路吗？会不会被包围？这次撤退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１月９日，古德里安再次前往“鹰巢”。他第三次警告希特勒：红军即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今天，他带着许多地图和图表前来——这些图表都是他的情报主任盖伦绘制的，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双方兵力的分布情况。他还带来了盖伦的建议：如若坚守柏林，则需立即从东普鲁士撤退。　　古德里安把地图、图表等展开后，希特勒称它们是“极端愚蠢的”，并下令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关进疯人院。古德里安火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他说，“是盖伦将军，是我的最好的参谋长。如果我不同意绘制这些地图和图表，我就不会带它们来见你。如果你要把盖伦送进疯人院，你也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又是保证，又是夸奖。“东线嘛”，他说，“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那是你的功劳。我感谢你。”　　古德里安的气却没有消。“东线”，他说，“像即将崩溃的房子。战线一处被突破，全线就会崩溃。因为战线拉得这样长，十二个半师的后备兵力，实在是太小了。”与通常一样，又是希特勒最后说了算。他拒绝动用阿登的后备兵力，理由是，那里还能取得局部的胜利。“东线”，他最后说，“只能依靠自己，只能使用现有的兵力。”古德里安返回佐森司令部时，心里闷闷不乐。他明白，希特勒和约德尔都知道，只要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得不到增援的战线就会被突破。是不是因为他们二人都不是出生在那个地区，便对东方即将出现的灾难视而不见？对他那样一个普鲁士人来说，这是用昂贵的代价获得的故乡——也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她。　　３天后，斯大林恪守了向丘吉尔许下的诺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长达４００多英里的战线上，３００万红军——比盟军Ｄ—日在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多出１０多倍——向装备极差的７５万德军展开猛攻。在猛烈的炮火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斯大林”和“Ｔ—３４坦克的掩护下，一群群苏联红军步兵开始向古德里安装备少得可怜的防线猛冲。由于天气不好，红军的空军大都不能出动，无法给予战术支援。尽管如此，至黄昏，红军的第一梯队已推进了１２英里之多。　　现在，德国已受到东西两面强兵的夹攻，因为同一天盟军也在阿登取得相当大的胜利。美军的步兵师——包括副总统杜鲁门的老部队３５师在内——与第六装甲师一起，在巴斯托尼东面将数以万计的德国第一流军队团团围住。　　在“鹰巢”，特劳德尔·容格刚从慕尼黑过圣诞节回来，在她看来。希特勒很沉静。午餐时，她阴郁地谈到了慕尼黑遭到惨重轰炸的情况。对此，希特特作了个保证。“这个梦魇将在几星期后很快结束”，他说。“我们正在大量生产新型的喷气式飞机，到那时，盟国的飞机便不敢随便飞到德国来了。”　　１月中旬，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离开了“鹰巢”，前往柏林的新司令部。表面上，希特勒并不沮丧。当有人开玩笑说到柏林是唯一适合设司令部的地方，因为去东西两线都可坐地铁前往时，他还与别人一道笑了。　　在正在消失的凸角，盟军又一次发动南北夹攻。１月１６日，两军在巴斯托尼北面几英里处会师。盟军一口便咬去了大半个凸角，切断了近２万名德军的退路。由于英军和美军的明争暗斗，这一壮举未免黯然失色。事情是在几天前发生的：负责“凸地战役”北半部分的蒙哥马利给记者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说，胜利是他自己赢得的，强大的英军正在帮助美国人从他们的洞里走出来。对此，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蒙哥马利说话的调子好像在施恩于人，而在事实上，众所周知，参战的英军数量较少，且大多数美国将领都觉得，蒙哥马利谨慎小心的战术，实在是碍手碍脚。在那几天内，希特勒企图挑拨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的梦想，谢谢人的本性，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既是军人又是外交家的艾森豪威尔，很快便消除了双方营垒中的不满情绪。　　１月１７日，希特勒已无可奈何了。曼特菲尔的部队加入了全面撤退的行列。只有少数步兵留在后边——太年轻的，老的以及无用的士兵。这些人，既无援兵也无希望，反而打了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年仅十三、四岁的士兵战死了，冻僵了的手还拿着步枪；五十多岁的士兵死在地窖里，双脚因腐烂而变黑。后撤的德军又受到飞机和大炮的骚扰。在幸活下来的人们，谁也忘不了美军的炮火是何等的猛烈。一队队的卡车、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朝德国本土隆隆开去，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士兵，踏着大雪，艰难地行进着——他们既受天气的折磨，又受到正在后撤的敌人的折磨。　　“凸地之战”就此结束。它扔下的是两个被蹂躏了的小国，被破坏了的家园和农庄，死亡的牲口，死亡的灵魂，死亡的心——以及７．５万多具尸体。　　“秋雾”像一头受伤的巨兽爬回希特勒那里。它使许多人想起了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的溃退。他们脚上裹着麻布，头上缠着披肩，拖着被冻僵的双脚，艰难地在雪中走着，还要忍受刺骨的寒风以及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伤病员带着正在腐烂的内脏，流着渗出物的溃疡伤口，和正在流脓的耳朵，爬回本土。他们的双脚麻木，满腔失望，一跌一撞地朝东方走去。他们中许多人又患了痢疾，在雪中的血路上又添加了污秽。　　他们的意志崩溃了。在这次大溃败中活下来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德国还能取胜。回来的人们几乎人人都说，（德国）会灭亡，美国强大，以及阿登的可怕的武器：美国的歼击机。从战斗中出来的美国士兵是美国人的精华，是希特勒不相信会存在的人。　　第三十章　“这一次，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１９４５．１．１７—１９４５．４．２０（１）　　至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维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　　那天下午，卫兵们将５．８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６０００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１月２７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５０００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５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３６９，８２０套男人的服装，８３６２５５件女外衣，１３，９６４块地毯和７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１０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７月２０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４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　　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４时２０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１９１５和１９１６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６时５０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Ｇ·Ｋ·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１月２７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１００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３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１５００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５０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１９１８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５分钟投降！”　　１月３１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３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７月２０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２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２月４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１９４１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１５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２）　　２月１２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斗胆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整整辩论了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斗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最终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晚，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　　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２月１３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１６００万英亩，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３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１０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２．５万；另有３．５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２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作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４３００名左右犹太人。　　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１５０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这个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２０００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作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得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作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　　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喜欢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２月１７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魄散魂飞。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６７分钟！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７５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反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作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它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作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之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是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他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　　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之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　　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３月１６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外国任何一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威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威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３）　　一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却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运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呆了两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２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无奇迹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５０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３月７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们。在紧要关头，他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Ｂ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Ｃ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３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之新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之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它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得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１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尔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还是值得怀疑的。３月１８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打击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末，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４）　　在公元９００年时，德国的疆界是奥得河和莱茵河。至１９４５年３月初，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至上述两条河之间，他的千年帝国正在走向灭亡。他的敌人已在东西两面摆好架势，准备大举进攻。他们深信，这次进攻将迅速地带来最后胜利。３月３日上午，蒙哥马利在莱茵河彼岸发动攻击。为了支援步兵，盟国在那里空投了两师兵力——英美各一师。黄昏，德军开始全面退却。在上游１５０英里处，不可预测的乔治·巴顿也越过了莱茵河，令蒙哥马利和德国人等惊奇不已。这是一次漂亮的秘密行动，且是即兴之作，未打一发炮弹，付出的代价仅是死伤２８人。他们在莱茵河上架设了一座浮桥；过桥时，巴顿在桥中间止住了脚步。“这，我已盼望很久了。”说完，他便往河心撒尿。　　在此后数星期内，蒙哥马利和巴顿东进神速，令最高统帅部惊恐不已。尤其令希特勒生气的是红衣主教加伦的行径——他竟开车出城，将蒙斯特城献给美军的一支部队。“我若抓住了那只猪猡”，希特勒喊道，“我就把他绞死！”对他的脾气不好而又直言不讳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也再无法容忍了。古德里安知道这点，遂于３月２８日上午去了柏林，决心与希特勒摊牌。特别令他难过的是被包围在俄国战线数百英里后边的库尔兰的２０万德军的命运，而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被围的。一走进部分已被毁的总理府，他和副官便由一名卫兵引下台阶，至一用钢条加固的门前，那门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这是希特勒之新家的进口处：深深埋在总理府花园下的一个大型地堡。　　他们下了台阶，来到一狭窄的走廊上，那里水深约１英尺。他们踏着放在地面上的木板、平衡着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扇门前，又下了一小段台阶，才来到地堡的上层。那里有１２个小房，门全向一条共用的走廊开着，这走廊也当饭厅使用。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走完这段路后，沿一弧形台阶下走。之后，他们又下了１０多级台阶，才最后抵达下层。这里，在元首的地堡内，共有１８个小房，由一前厅将它们隔开。前厅本身也被分成两半，一半作客厅，另一半作会议室。在这些房间的尽头，有一条小走廊，里边有个紧急出口。出口外有４个陡峭的楼梯，台阶全用水泥铺成，直通总理府花园。在会议室的左方有一个小地图室、一个元首的卫兵的休息室和６间一套的无首和爱娃·勃劳恩的居住地。地堡内虽设有通风系统，里边的空气仍然很闭——那通风系统发出的单调的尖声长鸣刺透了每个房间。地堡上边，由一厚达１２英尺的钢筋水泥天花板作保护；天花板上又另加了３０英尺厚的水泥。这就是希特勒未来之墓或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堡垒。也许，它能引他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怕而英勇的战壕生活。　　希特勒从隔壁房间曳步出来，午间的军事会议便开始了。首先由布赛将军报告他为奥得河东岸一城镇解围未遂情况。希特勒批评了布赛，但被古德里安的强烈辩护所打断。希特勒被刺痛了，刷地站了起来，动作之灵活令与会者惊诧不已。古德里安不甘示弱。他勇敢地把他与希特勒争论了多少个星期的问题提了出来。“元首是否要将困在库尔兰的部队撤出来？”他问。“不撤！”希特勒把手一挥，喊道。在他苍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大块红斑。古德里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他便朝希特勒走过去。约德尔和他的副手连忙把古德里安拉开，但他说话声仍很大。后来，他的副官叫他，“听电话”，将他骗到厅里。待古德里安重返会议室时，他已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已回到座位上，脸绷得紧紧的。他双手虽仍在抖动，却也恢复了平静。他安静地叫大家出去，只留下古德里安和凯特尔。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身体不好，需要立刻请病假６个星期。”古德里安准备走时，希特勒又叫他开完会再走。会议继续进行，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几小时后——古德里安觉得长得不得了——会议结束了，但他还不走。“请多多保重”，元首请求地说，“６个星期后局势将变得非常严重。到那时，我会急需要你的。”古德里安说，他会找个周末前不会失陷的地方休息的。说完，他便行了个抬手礼，走了出去。　　在复活节星期天，鲁尔地区的抵抗全部崩溃，希特勒于是被迫面对全面失败的局面——帝国将被胜利者肢解，他的人民将受苏美两国的蹂躏。但是，在向鲍曼作的口述中，他预言，“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较量，或在军事上，或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同样，这些规律也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两个大国变成欧洲的敌人。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两个大国会觉得，从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民那里寻求支持是可取的。我要尽可能强调说，我们日耳曼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为两个阵营中的哪个扮演马前卒的角色。”　　鲍曼于当天，４月２日，写信给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袭的情况，以及笼罩柏林全城的绝望的情绪。他警告她，在维也纳也要作最坏打算；如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堡垒，她就该逃离上萨尔茨堡。数日后，红军像流水似地开进了维也纳；身怀偷来的通行证，臂戴伪造的“人民冲锋队”袖章的抵抗力量战士，公开在街道上游弋，见到穿德军制服者便开枪射击。至傍晚，人们疯狂地逃离维也纳。逃难者越来越多；消防队员、防空纠察队员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混乱的逃难行列。　　（５）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原希姆莱的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两名盟国的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３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３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作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４月５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它又抱着会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他宣布，若在２月１５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呆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２月１２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１９４１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４月中上旬。但是到４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个间歇，８月取得和平。德国在１９４８年前将忍受困苦，１９４８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４月１２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喃喃地说：“我头痛得。”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２小时２０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１０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４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４月１３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它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８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之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１５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它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见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止是个人，他是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７月２０日他之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作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幅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４５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作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作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１９５９年，这份文件才公诸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之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５００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１９４３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５６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无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采取重大的决策。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洛希特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第三十一章　午夜后五分钟，或“船长与船一起下沉”　　１９４５．４．２０—３０（１）　　盟国是用千机轰炸向元首祝寿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坚不可催。４月２０日一整天，他都对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说，他仍坚信俄国人将会败在柏林。下午，他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谢他们在首都英勇奋战。之后，他便钻进地堡，接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希特勒像是负重不堪的老人。接着，元首又热情地问候了凯特尔。“在Ａｔｌｅｎｔａｔ期间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会忘记你。你决策得对，行动得也对。”　　凯特尔冲口说道，“谈判应立即进行，不然柏林会成为战场。”希特勒插嘴说：“凯特尔，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边还是外边打。”与约德尔面对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员们——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在内——列队欢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还说了一两句话。几乎人人都劝他趁现在道路仍然畅通，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坚决不去。他说，从此以后帝国将分成两个战区，北区由邓尼茨负责指挥。南区指挥合乎逻辑的人选是西线指挥艾伯特·凯塞林，但他又想让戈林担任——或许系政治上之权宜之计。他说，他会让上帝去作决择。他建议，各战区的参谋人员分成两半，选往南区的需于当晚南下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是他自己南下呢，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前往？”你自己去”，元首说。先前如此亲密的两位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别了。戈林立即动身前往卡林霍尔——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将衣服和艺术珍品装好了１４辆车。　　希特勒独自与爱娃和几个秘书进餐。她们再次劝他南下，他却说，这样一来，他便像西藏喇嘛转动空经轮一样。“我必须在柏林强行作决定——否则便灭亡？”午夜后，他把两位年轻较大的秘书找到他的私室内，叫她们在半小时左右内乘车与普卡梅尔海军上将和另外８０人一起，前往上萨尔斯堡。（*南下的人们中有莫雷尔医生。他是被发配至南方的，发配的原因是，他建议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劳。“你大概还会给我注射吗啡呢！”希特勒吼叫完后，当场令他脱下元首私人医生的制服。“你走！像从未见过我那样。”莫雷尔当场瘫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战后不久，他身心崩溃，死了。）这两个女人吃惊地瞪着大眼。他的解释是，跟他最久的是她俩。另外呢，沃尔夫小姐还有个老母要供养。“我会尽快与你们会合。”他说话声很小，想掩盖左手的颤抖又掩盖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施洛德小姐觉得，是从绝望的人口中叹出来的。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她，柏林已被包围。她只能在拂晓时出发。几分钟后，他又来电话说，空袭警报一解除，飞机便立刻起飞。她听不太懂（因他说话时喉咙咯咯咯作响），便叫他重复说一次。他什么也没说。他向她的同事沃尔夫小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完了。”　　当晚天色尚早时，向元首祝寿完毕后，希姆莱便离开了地堡，乘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几个小时，才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苏尔。希姆莱说，他曾被授权解决犹太人问题，他最初的计划是要通过移民办法，人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那些自称与犹太人友好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们。“通过战争”，希姆莱说，“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大众。这便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身后不能藏着这样一个敌人。”这些犹太人不但在援助游击队，还传染诸如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了刹住流行病”，他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场，以便焚毁大批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尸体。现在呢，他们倒打一耙，对我们这种做法说三道四！”　　“做过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马苏尔说，“但是，我们如果要给我们人民的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那末，现在仍活在德国统治区内的犹太人就必须继续活下去。”希姆莱抗议说，他历来就主张将集中营移交给盟国。他不是将卑尔根贝尔申和布痕瓦尔德这样做了吗？但是，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吧：美国人伪造暴行照片，到处散发！当他让２７００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时，外国报纸便宣称，他之此为系为自己开脱，以示与己无关。“我毋需自我开脱。我历来都是如此做了，我觉得这才能满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肯定没有靠它发财。”　　马苏尔出门后，希姆莱突然问，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飞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去，讨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请努力叫艾森豪威尔相信，人类的真正敌人是苏俄，只有我们德国人才打它。我会将胜利让给西方同盟国，他们只需给我们时间去打败俄国就行了。如果给我以装备，我还能这样做的。”　　待马苏尔回来后，希姆莱说，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会立即从腊文斯勃鲁克释放１０００名犹太妇女。他规定，应为这些人抵达瑞典之事保密，还建议称她们为“波兰人”，不叫“犹太人。”拂晓，希姆莱告诉了马苏尔，乘车前往格哈特疗养院——伯纳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两人共进早餐。希姆莱虽然乘车劳顿，胃口却好像未受影响，虽然他不得不时时用指甲去轻敲他的门牙。伯纳多特提出，允许斯堪的纳维亚的被俘人员从丹麦转入瑞典。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遭希姆莱的拒绝，这实无法解释。伯纳多特自动提出，把腊文勃鲁克的妇女全部交给瑞典红十字会走处理。之后，他便睡觉去了。当天下午，希姆莱将舒伦堡召至他的卧室，说，他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二人坐上小汽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我怕劫数已难逃。”　　“这该给你勇气采取行动才是。”　　希姆莱沉默不语。当舒伦堡批评将所有集中营都撤退的不现实的政策时，他像个挨骂的孩子，噘着嘴。“舒伦堡，你可别干这事，”他说，“因为没将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申全部撤完，希特勒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莱向马苏尔保证，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终止；地处朱可夫进军柏林途中的萨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驱出兵营，冒雨上路出发；东面１０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轰鸣。红十字会要求集中营主管将萨克森豪森移交给他们，但遭拒绝，理由是，希姆莱有令，待俄国人逼近时，除医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４万名腹中无食，病魔缠身，衣着褴褛的犯人，便排成两队，被驱出集中营。在滂沱大雨中，哨兵们驱赶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队伍的，一律被枪毙抛尸沟中。　　“某个民族，他们的女人遭人强奸，男人们连架也不打，对这样一个民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痛苦地向他的副官们承认，战争之败局已无可挽回了——不是因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让他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这样一个人民说来，”实在是太高尚了……他们活该承受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官也斥责一番，“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现在，你们去割你们的小喉咙吧！不过，待我们下台时，让整个地球都发抖吧！”整天，戈培尔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两名秘书骑自行车逃亡乡下，便抱怨道：“我现在问你们，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怎能保证正常的办公时间呢？”　　东线谣言四起，说柏林的领导人已放弃了一切希望，说最高统帅部已逃至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维斯杜拉河战线上，俄国人已打开了五六个突破口；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２０英里。至４月２１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内了，在元首的地堡内已能隐约听到炮声。约德尔报告说，朱可夫的一个纵队正在包围曼特菲尔的那个军。为了阻击这个纵队，由党卫军将军菲力克斯·施埋因纳指挥的一支小型后备队，则在柏林北面２５英里处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时伸直了腰。与施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施坦因纳是个有魔力的名字；２月间，朱可夫进军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从波美拉尼亚湾拚命进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阵地图，抬起头来，双眼闪光。“反攻！”他激动地说，“由施坦因纳直插东南，切断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此大胆的一击，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尔也不致被围。”他亲自向施坦因纳下令，禁止他向西退却。“凡不无条件服从此令之军官，便将他逮捕，立即枪决。你，施坦因纳，要用你的脑袋保证这份命令得以执行。”施坦因纳从元首那里收到的无法执行的命令中，这份是最愚蠢的。他的装甲兵团只在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想在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中让自己的部队作无谓的牺牲，所以，他只好作点表面功夫，来个阳奉阴违——对一个曾考虑要绑架元首的人说来，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的。　　鲍曼也知道局势已无望。他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在蒂罗尔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奇妙的藏身之地”。她应扮作寻找避难所的、流离失所的孩子们的监护人。为了使他们装得更像，他已在加米施的一家幼儿园里绑架了６个孩子。　　（２）　　４月２２日上午，施坦因纳成了地堡内谈话的主题。他从北面发动进攻为柏林解围的战役是否已经开始？如已开始，进展如何？陆军参谋总长，即古德里安的继任人汉斯·克莱勃斯特将军总是说，没有肯定的消息可以报告。希特勒之忧虑与时俱增。在下午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在听到柏林已三面被围的消息后，希特勒最后一次问，施坦因纳进攻的进展如何了？克莱勃斯迫于无奈，只好实情相告：施坦因纳兵团仍处在组织阶段，没有消息可以报告。　　希特勒的头震了一下，接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严厉地令众人离开房间——除他的将领和鲍曼外。其他人一听，连忙争先恐后地逃到房外去了。他们在客厅内等候着，一声不吭，诚惶诚恐。房门一关，希特勒便立刻站立起来。他前俯后仰，猛烈地挥动右臂，大声呵斥说，他周围全是卖国贼和谎言家。他喊道，所有人都太低级，太庸俗，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伟大目标。他深受腐败和懦弱者之害，现在所有人都抛弃了他。听他说话的人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用手指指着各位将领，指责他们给战争带来了灾难。唯一进行了反驳的人是鲍曼。军官们很是惊奇，但鲍曼说的一番话，与其说是为军方辩护，倒不如说是让希特勒冷静下来。　　关于施坦因纳，希特勒喊了些什么，人们未听清，他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痛苦地说：“战争已失败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现在唯有一死了之。他脸色惨白，全身不时发抖，好像受人重击一样。猛然间，他坐着不动了，下巴松开，两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这比他的愤怒更把旁人吓坏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谁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后来，元首的脸色慢慢恢复了，他抽搐了一下——或许是冠心病发作。鲍曼、凯特尔及陆军人事部长格道夫，都求他拿出信心来，如果连他都丧失信心，那一切真是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摇着头，用疲乏而可怕的声音说，他们如果要走，都请自便，他自己是要在首都了却残生。他叫人把戈培尔找来。　　站在外边的人们几乎听清了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把这边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希姆莱。大受震惊的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叫他不要失望，并答应立刻派党卫军部队前来。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派人去找特劳德尔·密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新厨子康斯坦泽·曼齐阿里。他们一同来到他的客厅——他和爱娃·勃劳恩已在那里等候。他脸上毫无表情，双眼已完全失神。他用客观而专横的口吻，令这４个女人准备在一小时内乘飞机南下。“一切都完了，毫无希望了”，他说。　　这４个女人大受震惊，一动不动地站着。首先动身的是爱娃。她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他的双手。她微微一笑，好像对孩子说话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许你叫我走。”这又给他的双眼带来了生气，做了一件贴身人员从未见他做过的事：他吻了爱娃的嘴唇。　　特劳德尔禁不住也说：“我也留下。”格尔达和厨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希姆莱再次令他们走，但她们全然不听。希特勒依次抓住她们的手，百感交集地说：“我的将领们要是像你们这样勇敢就好了！”他好像精疲力尽似的，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邻室——一群军官在那里等候。“先生们”，他说，“事情就此结束。我要留在柏林，时机一到，我便开枪自杀。每个人走的时间由你们自己定。”　　听说元首要找他时，戈培尔仍然在家，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又传来了希特勒的话：他也想见见玛格达和孩子们。５时，戈培尔太太镇静地叫褓姆给孩子们作好准备，因为他们要去见元首。孩子们很是高兴。阿迪叔叔还会像先前一样，给他们吃巧克力糖和点心吗？做母亲的已猜想到，他们可能全都要去赴死，便强打起笑容：“你们一个人只许拿一件玩具，不准多拿。”　　凯特尔打发众人走后，会议室内只剩下他和希特勒二人。他要元首直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开始投降谈判。希特勒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他的声音变得刺耳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永远不离开柏林，我要保卫这个城市，直到最后一息！”约德尔来了；希特勒又将决定自杀一事向他说了一遍。“我这个决定，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本应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作出的。我本不该离开东普鲁士的司令部。”　　希特勒把鲍曼找来，令他与约德尔和凯特尔一起，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个司令部由凯特尔指挥，由戈林任元首和私人代表。凯特尔不同意。希特勒说：“反正一切都四分五裂，我已无能为力。”他补充说，其余的就交给戈林了。“仗已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在保卫柏林一战中，我不是战斗至胜利便死在柏林。”他不能冒险落入敌手。他说，他会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杀的。“这是我的最后的决定，不可撤销！”　　将军们立誓说，大势并非完全已去。温克的第十二军应回师解救柏林。希特勒立时双眼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望又回来了，决心也回来了。他开始是发问，然后便详细研究如何解救柏林。凯特尔起身前去向温克下令。他刚一走，希特勒又沮丧了起来，对贴身人员说，希望已没有了。　　有人指着腓特烈大帝的像问他是否仍相信会有类似的历史奇迹出现时，元首疲倦地摇摇头。“陆军出卖了我，我的将领都是饭桶。”他说，“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一切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也许在１００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思想，其势有如宗教，在全世界传播。“但德国已经失败了。说真的，它还未完全作好准备，也不够强大，还接受不了我给它定下的使命。”　　（３）　　那天晚上，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突然闯进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处在崩溃状态中了！”他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说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车，直奔新的最高统帅部，向约德尔询问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属实。约德尔平静地答道：“这是真的。”科勒问元首是否会真的自杀。“是的，在这点上他是很顽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说，他必须前去亲见戈林，把元首说的话告诉他：“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比我干得更出色。”　　４月２３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１５架ＪＵ－５２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达上萨尔斯堡戈林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１９４１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作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１９４１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你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９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８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你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１０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３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乱的一封——的措词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不能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４）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副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来。　　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容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他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之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６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４月２３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的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作好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外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作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有意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他踩开离合器，车子便冲过一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了，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４月２４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很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抖抖地指着地图说，在２４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把这道命令立刻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５）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４月２５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话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它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打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３１８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立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１０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１９２０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类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动。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１０时３０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说”，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似乎又浑身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尔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是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德意志通讯社的报道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２６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汇合把日见缩小的帝国切成了两半。　　半日过后，温克将军的部队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电台报告他正在稳步前进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奋了起来。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温克至少能将战役拖至５月５日，使他能与拿破仑同一天死去。这是个妄想。温克只有一个兵团，即第二十兵团，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务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为柏林的卫戍部队开辟一条退却的走廊。温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东面——违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围困的第九军。　　当晚早些时候，另一位赤胆忠心的将军也冒死向元首报告。他就是里特·冯·格莱姆。此时，他正驾着一架小型观察机，沿着树梢，低空飞行在战火纷飞的柏林市内。头顶上空，一场恶战正打得激烈。突然间，驾驶室的底板上出现了一个洞，格莱姆倒下了。正当飞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时，机上的唯一乘客汉娜·莱契连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纵杆，稳住了飞机。飞机在通往勃兰登堡门的宽阔的大街上安全着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占了一辆车，把格莱姆弄进车内。　　格莱姆的左足受伤。伤包扎好后，他乘担架下了地堡。　　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他停往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之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４月２７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的。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作作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６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１９３３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５０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拚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６）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施科尔兹内救他脱脸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损落。４月２５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１０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２６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２５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３０００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汇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４月２８日，米兰来了３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３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９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４８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　　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你的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满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６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何不让他们去过这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五六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　　（７）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举行的会议正在进行。路透社一个记者获悉，希姆莱已主动提出德国将无条件投降。由于他发给路透社的电报未经检查，一份公报便被发往世界各地。住在地堡上层的一个德意志通讯社记者，于２８日晚间９时许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并将这消息告诉了希特勒。读完这份电文后，他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听天由命地接受末日的来临似的。他把戈培尔和鲍曼叫了来。３人在紧锁的房内磋商。　　那天一整天，鲍曼都在高声怒骂，指责大家临阵背叛。１小时前，他还致电邓尼茨说：“忠诚似乎已被叛逆代替。”爱娃·勃劳恩的妹夫是受严重怀疑的对象之一。希姆莱驻地堡内的联络官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已被盖世太保在市内的家中逮捕。因为他身穿便衣，身上带着珠宝首饰和不少现钞，内中还有瑞士法郎，盖世太保便认定他有意逃往中立国家。他被带回地堡后，威风已经扫地；是爱娃出面救了他。她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她的妹妹，快生孩子了。希特勒只叱责他懦弱无能，撕下他的肩章和武士十字勋章，把他关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以示惩罚。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却使元首相信，菲格莱因的出逃是与他的主子希姆莱的叛卖有联系的。菲格莱因肯定是前往瑞士举行和谈的。仅在短短１小时内，他便受到军法审判，被认定有罪并被处死刑。这一次，爱娃虽然眼睛哭红了，却未为他辩护。她得悉，手提箱内的首饰有些是她的——还有，他也出卖了她的妹妹。菲格莱因好像要与一匈牙利外交官的迷人的妻子一起离开柏林。　　待威德林赶来参加晚间的会议时，地堡内已乱成一团。他把俄国人进军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希特勒。所有武器，粮食和军需供应站都已陷入敌手，或遭炮火轰击。再过两天，他的部队便会弹尽粮绝，不能再战。“作为军人，我建议立刻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表态，他便一五一十地解释他的突围计划。纯粹是歇斯底里！戈培尔喊道。克莱勃斯说，从军事观点看，这是可行的。“自然”，他飞快地补充说，“这必须由元首作决。”希特勒一言不发。突围若真的成功了又怎样呢？他后来问。“这不过是冲出虎穴又入龙潭而已。我作为元首，难道就睡在田间，或某农庄里，坐待末日不成？”　　他离开会议室，便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莱姆的床沿上，脸色灰白，把希姆莱背叛一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了”，他说，“为了使他能进来，我们应动员所有的飞机掩护他。”他令莱契用飞机将格莱姆运至莱希林机场，在那里组织机群。只有在空军掩护下温克才能打进来。“要你离开地下避弹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次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之所为。”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动，声音也在颤动。”一个卖国贼是不能继我之位当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让他这样做。”格莱姆忍痛穿起衣服。莱契流着眼泪，要求准许他留下。希特勒拒绝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尔太太交给莱契两封写给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个钻石戒指，要她戴上，作为纪念。爱娃也交给她一封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太太的信。后来，莱契禁不住偷读了它：她觉得，这封信“如此庸俗，如此做作，如此充满拙劣的少女的情趣”，所以她便将它撕了。　　格莱姆和莱契坐上装甲车，前往勃兰登堡门，那里藏着一架“阿拉多”９６型的教练机。一路上，许多大楼火光冲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轻武器的密集响声也不绝于耳。她将这架小飞机开至由东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飞。当飞到屋顶那样高时，俄国的探照灯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时间，高射机枪咯各作响，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开足马力，摆脱了这个大漩涡——下边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飞去。　　（８）　　“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卢瑟福在密尔顿的《失乐园》中之语）　　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作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容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译注）两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作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或为犹太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自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之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１２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　　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客人一共有８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阻。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位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忙将“勃”字划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１２时３５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萄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作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作得太早？”他叫她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这还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儿女，与我一起，拒绝这一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４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９）　　４月２９日上午，苏联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即从东、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打进动物园时，对这个正在死亡的城市实施的包围圈紧缩了。在１英里外的地堡内，马丁·鲍曼正准备将希特勒的遗嘱及他自己的私人遗言交给他的接班人邓尼茨。为了保证安全送达，鲍曼派两名使者分路出发：他自己的私人顾问和海茵茨·罗伦茨。戈培尔想让他的遗言也为外人所知，也给了罗伦茨一份。　　希特勒遗嘱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将军交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将这份遗嘱交给新任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送信人随身也带有布格道夫的手谕；该手谕解释说，元首的遗嘱是在“听到希姆莱叛变的致命的消息后”写成的，是元首之“不能更改的决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证实后”便将它公诸于世。　　爱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个警卫员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微笑着说，以后就称她“希特勒太太”好了。　　她叫贴身丫头列塞尔将她的结婚戒指和睡袍交给她的好友赫尔达·施洛德。然后给了列塞尔一个戒指，作为纪念。一会儿，她把另一件心爱之物即银狐裘皮大衣送给了特劳德尔。“我历来喜欢我周围的人穿得好”，她说，“拿着吧，希望它能给你带来诸多快乐。”特劳德尔大受感动，一时竟没想到，她怎么能穿着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内，人们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烟外，人们没多少事可做。此时，大家都公开抽烟了——包括爱娃在内。元首似乎对室内的烟雾不以为然。末了，他于下午６时，将贴身工作人员召至他的书房。（书房与客厅用红色金边天鹅绒帘布隔开）。他首先宣布温克无法前来。接着，他说，除非出现某种奇迹，否则，他与夫人一起自杀。他把盛有氰氨的药瓶分给众人。他对两名秘书说，作为永别的礼物，这太不像样了。他再次夸奖了她们的勇气。戈培尔怀疑，由于时间久了，药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质不同：这些药是卖国贼希姆莱提供的。他把新来的外科医生卢德维希·施图姆菲格找来——医生建议，先拿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作试验。希特勒同意了。后来，他突然想起，施图姆菲格自己也是党卫军，便差人往地堡医院另找个医生前来。这人忠实地将药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药死了。　　当晚早些时候，消息传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已被意大利游击队杀死，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里。　　“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希特勒说，“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毁，这样便永远不会被发现！”从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令希特勒沮丧；如果他已得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刚成功地将驻意大利的全体德军，秘密地交给了盟国，向盟国投降，那末，他之痛苦必加重无疑。　　在当天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威德林将军汇报了柏林市内巷战情况。战斗打得很残酷，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挥动着一份战地通讯——里边充斥着种种乐观的奇谈怪论，说温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弹尽粮绝。他指责说，部队不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这些欺骗只能加深他们的痛苦。戈培尔严厉指责说，威德林在散布失败情绪；这样，争论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鲍曼出来作调解，叫双方冷静，好让威德林继续说下去。在汇报结束时，威德林预言，战斗将在２４小时内结束。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无语。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总理府区的指挥官，据他的看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他说，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请求突围。希特勒指着地图，带着听天由命和讽刺的口吻说，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他已将部队的位置标出来了，因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汇报了；他的命令已无人执行，所以，再有其它的希望也属徒劳了。　　他起身向众人道别时，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现在弹药未完全断绝，尽快改变主意。希特勒向克莱勃斯喃喃数语，然后转向威德林：“我允许少数人突围出去”，他说，但他又补充说，投降是决不可能的。威德林边走边想：希特勒的话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突围就不是投降吗？他给几个指挥官发了电报，令他们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报到。　　午夜过后，希特勒在大饭厅内向２０名左右的军官和女秘书们道别。他双眼湿润；在容格看来，他似乎看着远方。众人排着队伍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型楼梯走下，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地堡内，官兵的障碍消失了。高级将领们与他们的下级军官随便交谈，很是亲热。在士兵和卫兵们用膳的膳堂内，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由于声音太大，致使鲍曼的一名卫兵前来干预，让大家把声音放小一点儿。鲍曼正在起草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报中，鲍曼埋怨说，所有发进来的电报均受到凯特尔的“控制或压着不发或加以歪曲”，令邓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对所有卖国贼的斗争”。　　（１０）　　４月３０日快近中午时，苏军占领了动物园。据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占了与地堡隔离的一条街。很难看出这条消息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　　然而，这却不是平常的一天。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他们召了回来。一起前来的有鲍曼，戈培尔夫妇，还有另外数人。他弯着腰（比先前更厉害了），与爱娃一同从房内出来。爱娃穿着她最心爱的黑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特勒开始与众人一一握手。他脸色惨白，眼中含着泪花，与特劳德尔握手时，他两眼直盯着她，却又似乎视而不见；口中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室内的一切。爱娃·希特勒，带着悲哀的微笑，一手将她搂住，她这才有点醒转过来。“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开这里”，她说，接着她便抽泣起来，“然后替我向慕尼黑问好”。　　希特勒将根舍拉到一旁说，他与妻子一起自杀，他希望将他们的尸体焚毁。“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想让俄国人拿我到蜡人馆去展览。”根舍连忙给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电话要酒喝，还说他立刻过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因为近几天来谁也没想到喝酒。他找来一瓶干邑白兰地，等根舍前来。电话响了。又是根舍打来的电话。“我要２００升汽油，立刻就要。”他声音沙哑着说。肯普卡认为他在开玩笑，问他要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场。　　根舍不好在电话里把用途告诉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处来。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说，剩下的汽油——约４万升——都埋在动物园底下，而动物园又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要到５点钟炮击才会有间歇。　　“我一个钟头也等不及。看是否从打坏的车里吸点儿出来。”　　与他多年来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别时，希特勒大动感情。两人紧紧地握着手。鲍尔劝他乘飞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希特勒反犹，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实而坚强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后果——我将在这里结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咒骂我——是命运要这样子的。”他对波尔长期为他服务表示感谢，并将他心爱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他作为礼物。“我不想让这幅画丢失。要给未来留下。它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波尔说，若允许他将来交给某博物馆或画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坚持说，这是送给他本人的。接着，他微微一笑，说，过去，要把这幅大画像从这个总部运到那个总部时，你波尔不是口有怨言吗？他紧紧地握着波尔的手。“波尔”，他痛苦地说，“我要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写这句话：‘他是他的将领之受害者！’”　　在卧室内，希特勒夫妇坐在睡椅上。他们的身后是曾悬挂腓特烈大帝之画像的地方。首先自杀的是爱娃——服毒自杀。下午３时３０分许，希特勒拿起他那支７．６５毫米口径的瓦尔德式手枪（吉莉自杀时用的是瓦尔德式手枪，爱娃也曾用它自杀未遂）。这支手枪系他多年来的伴侣：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卫赤色分子的袭击；１９２３年，在贝格勃劳酒馆，他用它作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数次情绪低落时，他曾威胁用它自杀。这一次，他自杀的念头是一点不假了。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用手枪对准他右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为使戈培尔的孩子们不到楼下去，特劳德尔正在给他们讲神话故事。潮湿的地堡内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赫尔穆认为是敌人的炸弹，还说了一声：“炸中了！”在会议室内，戈培尔、鲍曼、阿克斯曼，还有根舍，听到枪声后，犹豫了片刻，才在戈培尔率领下，冲进元首的客厅。根舍看见，元首脸朝下，俯卧在一张矮桌子上。他的左边躺着爱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紧闭。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份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２００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律，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作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１７０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节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俄国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１０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曲——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砂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块弹片从他头顶嘶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３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６００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２０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１９６８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１９６８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５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１９４５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６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６组。晚９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５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８时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９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２７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３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１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２）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８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时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Ｇ·Ｍ·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３）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４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３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１２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２０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译后记　　本来不想写什么“译后记”，但有件事情始终令我耿耿于怀，我想把它如实写出，记在最后，权作“译后记”。　　翻译本书所费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日常工作较忙，家庭杂务多。另一方面，想找个助手助我一臂之力，也未找到，我只好单枪匹马驰骋在这本浩繁的巨著里。我把业余时间、节假日几乎全花在它身上了。工作性质决定我要经常出差——我把出差之余的时间也用上了。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译成于旅途，系我心血之结晶。谈了这番话后，读者自然会理解，想起下面所记之事，我何以会如此气愤！　　本书的前４０万字是“死里逃生”的。事情是这样：某晚窃贼爬入我的卧室，窃走了我一架价值千元的收录两用机。我一笑了之，妻闻讯后责备了我说：“辛辛苦苦买的录音机被偷走了，你不去报案，还若无其事，你家存多少钱？”我说：“小偷偷它，说明他需要它！物质不灭，这台录音机还存在于世界上嘛！只不过是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所改变罢了！”“你……”妻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发生一周后的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想看看译稿（译审交叉进行，这是我的习惯），发现号码手提箱不翼而飞！“我的译稿哪里去了？”在厨房赶制早餐的妻随口答道：“不就在手提箱里吗？”“不见了！”“什么？！”“哎呀呀，小偷给你顺手牵羊了！”　　译稿丢了！小偷大概以为那提箱贼沉贼沉的，必定是装满了钞票！　　我怒发冲冠，顿足骂道：“窃贼！我……我……我枪毙你！”　　“枪毙”之类的话，纯属气愤之发泄。我没有枪，即使有人给我枪叫我毙死囚，我也未必有胆量去扣动扳机。译稿丢了，这却是事实，一年来的废寝忘食呀！气愤之余，我指天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丢失的部分重译出来！我不相信还有小偷再来偷它。　　大概是我要“枪毙小偷”的豪言壮语传了出去，整个宿舍区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连小孩也要问上一句：“胖叔叔，书稿找到了吗？”　　大概是在译稿被窃后的第九天，一个红领巾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胖叔叔，那门后边有一大堆稿纸，是不是你的？”　　我扔掉手中的笔，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跑过院子，拐进另一楼区（跑动间不慎一脚踩在钉子上），进了那扇门，像饿虎扑羊似的，一下子扑在那“一大堆稿纸”上！译稿！我的译稿！在兴奋之余，我不免想到了那个小偷：他还真有点儿良心！但他也不够朋友，他把我那只手提箱拿去了。　　几年已经过去了，但我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并以此为题作了“译后记”，是不是我心胸太窄？也许是吧！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读者：我爱自己的劳动，更爱你们！　　译者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