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虽有令不准再提谈判一事，里宾特洛甫对此却置之不理，把与克莱施特的谈话情形告诉了元首。元首并未发火，只重申他的观点，即永远不与莫斯科谈判，战争将要无情地打下去，直至胜利。与此同时，他又允许克莱施特保持与克劳斯的联系，并说，克时姆林宫一有新的建议，要立刻转送柏林。　　克莱施特几乎３个星期未见克劳斯。９月上旬当他们相见时，这位中间人（他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苏德两国均很模糊）显得怏怏不快。他说，他讨厌与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搞政治。有个苏联人在斯德哥尔摩等待克莱施特足足等了９天，却不见来人。柏林拒绝与否却不作答！克莱施特安慰了克劳斯一番，并劝他去拜访科伦泰夫人，重新建立联系。　　克劳斯带着坏消息回来了。在一连串战斗胜利的鼓舞下，苏联人已不愿进行谈判，——除非德国人作出姿态，例如解除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的职务，以示真诚。克莱施特禁不住笑了；在呈交给外交部长的报告中，这倒是令人欣喜的一条；但他毕恭毕敬地指出，希特勒无意和谈。克劳斯一点儿也不表惊奇，只叹了一口气。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谈判，要谈判，你就得有耐心，并对谈判对手有所了解。这两条却恰恰是元首所缺少的。　　奇怪的是，４天后，克莱施特发觉克劳斯异常兴奋。苏联大使馆的消息提供者刚通知他，莫斯科即将采取另一个激烈的行动！前苏联驻柏林大使，现任副外交委员杰卡诺索夫将于一周内抵达，他有权直接与克莱斯特对话。但这是有条件的：克莱施特必须于杰卡诺索夫抵达前回到斯德哥尔摩；德国人必须公布双方预先达成协议的信号——让里宾特洛甫与罗森堡辞职一信号也表明，克莱施特有权参加谈判。“你觉得如何？”克劳斯问，脸上露出了焦急和迫不及待的神情。“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船打捞起来！现在，希特勒只须上船启航便可以了，从此他便可摆脱困境。他愿意干吗？”　　９月１０日，克莱斯特将一切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可以预言，这位外长很是伤心，也很生气。德苏关系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现在呢，谈判的前提条件却是要他辞职！他也怀疑，资历像杰卡诺索夫那样的人，是否会被用来玩弄和谈这种把戏。片刻后，他的新闻发布官插话说，莫斯科电台刚刚宣布：杰卡诺索夫即将离苏赴索非亚担任大使。里宾特洛甫说，这正好证明了他的疑点。更加了解苏联人的策略的克莱施特说，这是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证明。它表明，杰卡诺索夫确与此事有关，他之所以在中立国国土上出现，为的是要谈判。他建议宣布一条消息：舒伦堡刚被指派为德国驻索非亚的大使。里宾特洛甫大摇其头。元首是永远不会把舒伦堡派到索非亚去的！克莱施特耐心地解释说，斯大林也不是真的要把杰卡诺索夫派到那里去的。“两国公布的消息只是作为一个信号，只有‘算命先生’才明白，别人是谁也不明白的。”　　里宾特洛甫看到了光明之所在，重又积极起来，立即起程前往“狼穴”。他于当天深夜回来，表现有点儿愚钝，因为希特勒所给的指示含糊其词：克莱施特必须私下告诉克劳斯，他目前尚不能返回瑞典。“想办法不要断线”，里宾特洛甫说，“元首想弄清楚俄国人打算走得多远。”次日，克莱施特又被叫了去。这次会见是绝对令人气馁的。元首业已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不与苏联人正面接触，即使短暂的。克莱施特垂头丧气地走了。他们已如此接近了——却又没有成功。　　（７）　　希特勒断然拒绝与斯大林谈判一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奇特的时刻。４８小时前，９月８日，即盟军渡过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后不久，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权便宣布已与西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希特勒自己虽曾预言巴多格里奥定会出卖德国，但此事仍令他深为震惊。他料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出卖竟会干得如此卑鄙（他曾对被匆忙召来的戈培尔这样说过）。　　希特勒对在撒丁和科西加岛上５．４万名德军的命运很是关切，但又生怕盟军会利用这一机会开辟第二战场——不久前英国进行的狂轰滥炸，不消说，是很令人担忧的。东线的另一危机情况也令他生畏：在苏军的重压下，德军正节节向第聂伯河撤退。　　在此情况下，戈培尔觉得不知是否可与斯大林搞点儿什么。“绝对不行”，希特勒说，“与英国讨价还价还倒容易些；到一定的火候，他们会变得明智起来的。”戈培尔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讲究实际的政客，较容易接近。丘吉尔是个浪漫的冒险家，连道理都不讲。“或迟或早”，戈培尔预言，“我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倒向这个敌人一边呢，还是倒向另一边？时至今日，德国还未赢过两条战线的战争；这次，它终究也会吃不消。让步是不能不做的。”他指出，１９３３年因要求提得不适当，未能取得政权。“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３日，我们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因此我们才失败的。”首先，必须承认意大利已丢掉了；他敦促元首立即就此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人民有权听到坦率的讲话，也有权听到元首的鼓励和安慰。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９月１０日晚，希特勒在“狼穴”发表了一篇长２０页稿纸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录的音，在柏林向全国播放的。“我无条件坚信胜利”，他说，“这个信念不只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我们的人民的命运上。”不管是时间还是武力，均不能把德国人民压倒。　　在演讲结束后与他一起喝茶的人们，由于希特勒神采飞扬，也都恢复了元气。“我必须承认”，戈培尔的新闻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时竟完全被蒙骗了。这个人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呢！和我一样头脑清醒的人们，只要被他看上一眼或与他一握手，头脑便完全糊涂了！”即使如此他在广播讲话中所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词汇，在受到猛烈空袭的民众听来，想必是空洞无物的。在东线以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而后撤的德军听来，无疑也会如此。　　希特勒心里也明白，光凭大话是提高不了人民的士气的。于是，他便决定采取紧急而激烈的行动，营救被关押在大萨索山山顶附近的一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中之最高的，离罗马约１６０公里之遥。若沿乱石突出、山坡陡峭的山路攻打上去，不但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而且还使卫兵来得及杀害墨索里尼；若向此地空投伞兵，危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他便决定使用滑翔机。为完成此项惊心动魄的“壮举”，希特勒挑选了一个奥地利同胞，党卫军上尉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系维也纳人，身高１．９５米，除身材高大外，相貌令人生畏。他脸上挂着学生时代１４次与人决斗所留下的又大又深的伤疤，举止中带着的神气，活像是十世纪的意大利卫队长。斯科尔兹内不但勇于行动，且善于筹谋，认为突击行动时动用的人力必须少到最低限度，双方的伤亡也应尽量减少。９月１２日（星期天），下午１时，他率领１０７名士兵，登上多架滑翔机。滑翔机升空后，拖绳猛烈地摆动。按计划，他们将依据照片在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的草坪上着陆。　　不断以自杀相威胁的墨索里尼正叉着双手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猛然间，他瞥见一架滑翔机由小到大飞将过来。一个起制动作用的降落伞在机后开了花。但飞机仍在约百米外降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四五个身穿卡叽军服的士兵一个跟一个出来，立即架起机枪。墨索里尼搞不清他们是谁，只知道不是英军。霎时警报大作；手持卡宾枪的卫兵和警察，慌忙从兵营中冲出来——其它滑翔机也相继着陆了，其中一架滑至离旅馆不到２０来米的地方停住了。这是斯科尔兹内的座机。他抬头一瞧，只见墨索里尼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快离开窗户！”喊完，他便冲进大厅。　　斯科尔兹内及其突击队将敢于抵抗的卫兵几乎全部消灭。他冲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二楼，猛地推开一扇门。墨索里尼正站在房中央。“领袖”，他说，“我是元首派来的。你自由了！”墨索里尼拥抱了他。“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说着，墨索里尼对他的救星千恩万谢。墨索里尼的外表使斯科尔兹内感到奇怪。他看上去病容满面；穿着一身怪不合适的便服，他满面胡须，先前的光头，现在却长着又短又粗的头发。　　下午３时，他们登上一架“菲埃斯特——斯多希”型小飞机——这架飞机在此之前安全地降落在倾斜的草地上。墨索里尼一方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另方面又恐惧万分。他是个飞机驾驶员，懂得在这块并非机场的地方起飞有多么危险。　　飞机加速了：它在石块上跑过，激烈地跳动着，朝着张着大嘴的山谷冲去。“斯多希”终于离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它左边的轮子几乎碰到地上。这架小飞机跳跃着升空，直接朝山谷俯冲下去。斯科尔兹内闭上双眼，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坠机。驾驶员终于制服了飞机。在聚集在草地上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欢呼声中，飞机安全地沿着山谷飞走了。（*斯科尔兹内的士兵们乘缆车逃走，仅有１０人受伤，且是在滑翔机坠地时受伤的。）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晚上我从不穿东西的”，他说，“我也劝你什么也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他下流地笑了：“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午夜的钟声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铁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每次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完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创举。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９月１４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还在小心谨慎地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但是，墨索里尼只想隐于罗马尼亚。他自己内心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业已终结。他的唯一前途是当希特勒的人质。但希特勒却带讥讽和怨恨作答。“多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将领们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对意大利之君主，我历来是不予信任的。然而，在您的坚持下，我并未做任何会妨碍您之有利于您的国王的工作的事情。不过，我得向您承认，在这方面您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是向来不明白的。”　　在说了这番恐吓话后，他又立即作出承诺——更是个凶兆——尽管巴多格里奥曾出卖他，他要善待意大利——如果他愿意在新共和国里重任旧职的话。“战争一定得打赢。待战争胜利后，意大利的权力一定要恢复。最根本的条件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再生，卖国贼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希特勒便会被迫将意大利当作敌人对待。德国将占领意大利并进行统治。　　墨索里尼软了。如果不让希特勒自行其事，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７月２５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承认我受了骗”，他对左右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他的客人短暂逗留期间，希特勒说过，他要与俄国作一了结。这本来是说给墨索里尼听的，但刚好在场的里宾特洛甫却信以为真，立即向他请示。希特勒将他吱唔了过去。一到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希特勒又禁止外长采取任何行动。他肯定注意到了里宾特洛甫之怏怏不快的心情，因为后来他竟前往其住处拜访他。“你知道吗，里宾特洛甫”，他说，“倘使我今日与俄国作了了结，明日又会跟他打起来——这我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向来就是个一厢情愿地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希特勒可能会软下心来。９月２０日深夜，他打电话给克莱施特，问他是否可以于次日飞往斯德哥尔摩。克莱施特大吃一惊。他说若没有肯定的指示，跑这一趟是毫无意义的。里宾特洛甫承认，他无指示可发，只令克莱施特不管有无指示，尽快上路。　　次日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　　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克莱施特再次前往瑞典——此次，他心情复杂，从烦恼到绝望，样样兼有。看来，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到斯德哥尔摩后，精神萎靡不振的克劳斯告诉克莱施特，由于德国不久前拒不接受谈判条款，他已成了不受苏联大使馆欢迎的人。他说，德国已失去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是对的。１０天前，斯大林拒绝了日本出面的求和，并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华盛顿。接着，在经过多少个月来的借口后，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１１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　　第二十七章　“与人间野兽一起”　　１９４３．４—１９４４．４（１）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希特勒如此对待犹太人，这是无关紧要的。被强迫戴上“大卫王之星”的犹太邻居之命运，他们向来漠不关心——毕竟，他们不是该当如此吗？即使这些邻人失踪后，他们也只以为是被驱逐走了。在一个听外国电台广播都可处以死刑的国度里，听到一些无法启齿的谣言后，对它不予理睬，这是明智之举。　　知道有屠杀中心的人并不多。这些屠杀中心大都设在波兰，四周有好几公里宽的不毛之地与外界隔绝，界口上还挂出牌子称：不得入内，违者格杀勿论。为了保密，从押解至屠杀的整个过程都进行得极神速，且散布出动听的烟幕：“特殊处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屠杀中心被统称为“东方”；单独的中心则被称为劳动营、集中营、转运营或战俘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分别称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传出是以谎言作答的。当纳粹要员汉斯·拉麦斯给希姆莱带来数份报告说犹太人正遭受大规模屠杀时，希姆莱矢口予以否认。他辩解说，元首通过海德里希传下的所谓的”最终解决”的命令，不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撤走罢了。在撤退过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敌机袭击，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认，由于叛乱，不少犹太人不得不被处决，以儆效尤。希姆莱向拉麦斯保证，绝大部分犹太人已在东方的各集中营中得到“安置”，还拿出相簿给他看，证明犹太人也在为战争出力：他们有的当鞋匠，有的当裁缝，或诸如此类。“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加重语气说，“如果认为应采取行动，你得把向你提供这些报告的人名告诉元首和我。”拉麦斯拒绝吐露秘密，并拟从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但，希特勒的说法也一模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哪里去，这我以后再决定”，他说。为让他安心，希特勒还说：“在此之前，他们将在那里得到照顾。”　　在希特勒的亲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东方”发生的事情。其他许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骗之苦的受害者，尽管不确切知道这些惨剧，却也猜到了几分。“别听人说希特勒没有主意”，汉斯·弗兰克后来在起诉书中（包括控告自己）写道，“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制度有可怕的缺憾，虽然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只是我们不想知道！靠这个制度生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像皇家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此话系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对部下说过，他们都是参与灭绝犹太人的帮凶。此举虽可憎，“为欧洲利益故，却是必需的”。他是波兰总督，深知此项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国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参与过任何暴行。“人们都殷切希望，元首对此事一无所知，或无法得知，否则，他定会采取措施的。反正，他们认为他无从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规模。然而，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了，人们希望归希望。”这番话是一个激烈的女纳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终解决”之前奏“安乐死亡计划”时说的。　　希特勒身边的侍从人员，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会下令屠杀犹太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施蒙特和恩格尔两人，不是成功地说服了元首，让陆军中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军官继续留任吗？背着元首搞名堂的恶棍不是鲍曼就是希姆莱。但是，这两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罢了。“最终解决”是他独自想出来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执行。没有他，就不会有“最终解决”；而他也坚信，只要向世人拿出个既成事实，他就可免遭惩罚。人们会以报复相威胁的，但人类的记忆短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了１００万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到强烈谴责；今天又有谁还记得？　　在１９４３年６月９日的一次秘密谈话中，元首指示希姆莱，“尽管在此后３至４月内会出现某种骚乱”，他必须立即着手将犹太人押解至“东方”。他接着指出，这项计划必须“全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话自然不能让元首身旁的侍从人员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杀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对鲍曼讲的一番话却令他们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认他已将日耳曼世界的犹太毒素洗涤净尽后，他说：“对我们，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灭。”在与犹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来都绝对公平合理吗？“在战争前夕，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促成另一次战争，人们是饶不了你们的，我会在全欧洲灭绝这些害人虫。这决定是一劳永逸。他们用宣战反驳我这个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处，只要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有纳粹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了，我们已捅了犹太人是疮疤。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希特勒之“最终解决”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结束了——启示性地结束了。拥挤在华沙犹太区的３８万犹太人中，只有７万人未被押至屠杀中心，余皆束手被擒。此时，余下的人们业已明白，押解意味着死亡。犹太区的犹太政治领袖们，牢记了这点，消除了分歧。团结一致，武装抵抗押走犹太人之举。这使希姆莱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灭华沙犹太区。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凌晨３时，２０００多名武装党卫军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的配合下，向华沙犹太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原以为会迅速取胜，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犹太战士共约１５００人，使用的武器是长期偷运进该区的：计有数架轻机枪，许多手榴弹，１００只左右步枪和卡宾枪，数百只手枪和左轮，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希姆莱原以为３天便可结束战斗，但至当日傍晚，他的人马不得不撤退。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令党卫军指挥官雨尔根·施特罗普将军狼狈不堪。他不明白的是，“这些废物和劣等人”为何不放弃这一眼看已无望的事业。他报告说，开始时，他的手下虽然抓获了“相当数量生来就是懦夫的犹太人”，但事情已越来越难。“由２０至３０个男人组成的新的战斗小组，在同样数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断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妇女的举动尤使人为难——她们常把藏在她们的灯笼裤里的手榴弹甩了出来。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莱下令“用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凶残的办法”将犹太区夷为平地。施特罗普于是便决定把整个犹太区变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烧。他报告说，房子虽然起火，里边的犹太人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纵身从楼上跳下。“骨头摔碎了，他们仍力图爬到街道另一边未着火的楼房里去……犹太人和土匪们冒着活活烧死的危险，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们生俘。”　　守卫者们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战斗了两三个星期，由于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躲进下水道。５月１５日，犹太人残存的抵抗据点已寥寥无几，枪声也稀疏下来。次日，施特罗普将军下令炸毁位于华沙市内“雅利安人”区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４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５．６万多人中，７０００人被当场枪毙；２．２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１６人、伤８５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２）　　那年６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６５００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４０００名犹太人（只有４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５０００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３４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１９４３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谋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７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１０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３）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１９２２年，２２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１００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将他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无证据证明绑架孩子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设施中，雇员只有７００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　　可以肯定地说，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灭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还力图争夺１英里赛跑的低级铜牌。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现在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据他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说，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重建其党卫军——他勤奋地抄袭“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稣会教祖——译注）规定的祈祷教令和精神锻炼的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他就觉得自己像没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谋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很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她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１．４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１９４３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果有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试验者拒绝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１９６０年做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有些行刑队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样干的。多年前，希姆莱就禁止党卫军的任何人单独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党卫军的指挥官必须坚强，但不是冷酷无情”，他指示特种行动队队长说：“在你工作中，如果你发现某个指挥官越权，或其自我约束力已有含糊的迹象，你要立刻干预。”不久前，他曾就未经批准便枪杀犹太人事件向党卫军法律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如动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性爱，应根据情况，分别按谋杀罪或杀人罪量刑。”这毫无疑问，便是他授权摩根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拿来受审的原因。　　将手下的人训练得坚强却又不冷酷，这确是希姆莱的一件难办之事。为达此目的，希姆莱打出“忠贞即荣誉”的口号，试图把党卫军变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卫军灌输种族优越感，还灌输忠君爱国，同志情谊，忠于职守，忠诚忠实，勤奋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种道德观念。他的党卫军是党的“精华”，德国人民的“精华”，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华”。在建立起了向党卫军灌输他的理想的组织体系后，他希望能培养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见到过的要优良得多、宝贵得多”的新人。他亲自向党卫军演讲，告诫他们要有礼貌、要有教养。“无论请客夜宴，或是组织游行，只要有客人在场，我就要求你们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节，因为我要使党卫军成为讲礼貌的典范，让他们对全体德国同胞都彬彬有礼。”党卫军也应成为整齐清洁的模范。“我不想看见哪一件白衬衣上有一个那怕是最小的污点。”再者，喝酒时应像绅士，不准暴饮，“否则，我就让人送一支手枪给你，叫你结果了事”。　　事实上，不管他们的任务何等凶残，他们都应该是绅士。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莱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将党卫军的将领召至波森的。这次召见的基本目的是要扩大对灭绝犹太人一事之知情人范围。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况，以及关于集中营乏恐怖的谣言源源不断传来，使元首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也产生恐惧和感情上的突变。现在，既然秘密已经泄露，希特勒便决定把党和军方人士也牵扯进“最终解决”。这样，从效果上看，把他们变成同谋后，他便可迫使他们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战争可能已经失败了；这却能给他时间去实现他的主要目标。从最坏打算，他也可带着几百万犹太人与他一起死亡。　　向党卫军发表的讲话，是希姆莱尔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首篇。通过这些讲话，希姆莱将许多文职领导人和陆军军官卷了进来。在某种意义上，首篇演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必须说服党卫军：完成这一令人讨厌的任务与执行他们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是不矛盾的。他说，有件极严肃的事情他想跟他们谈谈。“在我们内部，我要开诚布公地提一提，但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讲它。”他显得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说犹太人撤退的问题，也就是消灭犹太种族的问题。这件事说来很容易——‘犹太种族正在被消灭’，有个党员说，这很明显，我们的纲领里写着——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这样做，将他们灭绝。”　　尽管摩根和库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欢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动听的言词和口号后，这些不加掩饰的语言，着实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还是希姆莱对那些利用“最终解决”一直在牟利的人们的谴责。“有些党卫军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不负众望，他们死有余辜。我们有这个道义权利，有我们的人民的职责，去消灭这个种族——当他们要消灭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权去发财，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或一支香烟或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消灭一个病菌后，并不想最终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这种病菌。我不允许在这里出现腐败现象并让它站稳脚根，哪里出现腐败现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们最终却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我们的人民的爱戴。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伤害。”　　两天后，希姆莱又向一群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同一精神的讲话。“‘犹太人一定要被消灭’，这句话，只短短几个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这句话要求执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却是最困难、最难办到的。”听众很清楚，他们即将听到的正是多少个月来充耳不想闻的东西。“我要说的只限这个范围的人听，且只准听，永远不准议论。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妇女和儿童该怎么办’时，我在这里也决定采取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一方面消灭犹太人，就是说，杀犹太人或让他们被杀，另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们长大后找我们的儿子、孙子报仇雪恨。必须作出一项强硬的决定——这个民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他说，这是党卫军有史以来要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执行此任务——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我们的领导者，无论在精神上或灵魂深处，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损伤。即使进行了集体屠杀，他们仍是武士。”厅内鸦雀无声。尼尔杜尔·冯·希拉赫回忆道：“谈到如何屠杀男女老幼时，他非常冷漠无情，就像商人谈他的货借以对比一样。在演讲过程中，他没有一星半点儿感情，其内心也完全一样。”　　在讲完执行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碰到的各种困难后，希姆莱便结束了这个话题。”现在，你们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须保密，不可对别人讲。也许，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把这件事告诉德国人民。但是，为了替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为这个主意和行动负责），我们还是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为好。”他与布鲁特斯一样，强迫他的同事的手伸进恺撒的血泊。（*布鲁特斯，古罗马共和派首领，暗杀恺撒团成员——译注）“最终解决”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担子了——这副担子他们只好闷着头挑。　　鲍曼宣布散会后，请大家到隔离大厅用午餐。吃饭时，希拉赫和其他长官们都无言地避免视线相触。大多数人都已猜到，希姆莱之所以向他们泄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同谋。当晚，他们大喝特喝，喝得许多人都要别人扶着才能上火车——开往“狼穴”的火车。在希姆莱讲话前曾向同一听众演讲的艾伯特·施佩尔，对这一醉酒的场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这些党的领导人就自我克制问题进行训话。（*时至今日，施佩尔仍声称他对“最终解决”一无所知。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参加了希姆莱的讲演会，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希姆莱的话有些是专为他讲的。施佩尔坚持说，他一讲完话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尔契陆军元帅证实了这点。就算施佩尔不在场，人们也很难相信他会对灭绝营一无所知。从希姆莱的讲稿中，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以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尔讲话——并认为，他是高级同谋之一。）　　（４）　　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尤其是在占领区，被枪杀、毒死或打死。不久前，当他前往“狼穴”时，彼得·克莱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递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反对这一政策。“关于俄国占领区内的情况，你给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读后说。“用向民族主义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让步的办法，去改善那里的条件的设想，这难道不是幻想吗？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只会认为我们软弱，他们的野心就会驱使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克莱施特大胆地开口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向他们的要求让步，而是创造使东方人民选择德国而不是苏联的条件。他继续往下说时，希特勒若有所思地听着，双眼看着地板。这就给了克莱施特一个难得有的机会去随意观察他的脸。”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许多不同的单位，好像是由许多单独的成分组成的似的，而这些成分又组不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终于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静。他边说边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能走回头路了。”说着，他两眼注视着空中。“我的态度若有改变，人们便会将它误解为让步，因为军事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引起山崩。”他虽然也答应，一旦在军事上获得了主动权，他会考虑采取较温和的措施，但克莱施特觉得，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这种人的心怎么变得了？　　猛然间，希特勒抬头望着克莱施特。平静的、沉思的情绪已不翼而飞了。“这是个幻想”，他有点粗暴地喊，“你有权只想到目前，只考虑眼下压制着我们的形势，但这正是你之不足之处。我有责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为目前短暂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却未来。”用不了一百年，德国就会成为一个有１．２亿人的国家。“为了这些人，我就需要空间。我不能答应给予东方人民任何独立的主权，不能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去取代苏维埃俄国。为取代苏俄，新俄国会组织得更严密。政策不是用幻想决定的，而是用事实决定。对我，在东方来说，空间是个决定性问题！”　　于是，他的压迫政策得到了继续执行。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是苏联战俘的残酷的饥饿。在致凯特尔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强烈的下级起草并扔给东部占领区部长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为此作了证。该信指控说，在３６０万苏联的战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挨饿便是被当场枪杀，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潜在的谅解”于不顾的暴行。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医药试验，使无数的其他苏联战俘和集中营内非犹太犯人濒临死亡：有些人赤条条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进行高空试验；有些人成了试验芥子气和毒气弹的牺牲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波兰妇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吉卜赛人成了满足医生们的好奇心的牺牲品——这群医生在试验；靠喝海水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作为对破坏行动和叛乱的报复，全欧洲的占领区行政部门也处决了许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门。这种行动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纪念日”那天发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领莫斯科无望，连胜利也值得怀疑时发布的。这项标题叫“夜雾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说：凡危害德国安全者，除须立即处决者外，其余必须“消失”，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不得将他们的命运告诉家属。　　到１９４３年秋，旨在维护共同利益而合并欧洲各国的“西欧新秩序”，已现了原形：一种掠夺经济。在数以百万计不愿只当臣民的人们面前，希特勒恼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劝说。　　他用强迫劳动和处决人质的办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兰和法国，死亡人数已达２万多。合法的抢掠已成家常便饭，一车车的战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艺术珍品）从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源源不断地运回德国本土。这还不包括宠大的占领费在内。光法国一国每年就得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７０亿马克的费用。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领导人透露了真情：“仍然还存在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垃圾，必须尽快予以清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要创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将欧洲组织起来。”　　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之古称—译注）他继续写道，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位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５）　　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在粉碎“堡垒战役”的胜利鼓舞下，苏维埃统帅部满怀信心，勇敢地转入反攻。在１９４３年后半年，红军在某些地方推进了４００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军驱至第聂伯河彼岸。　　这促使希特勒加速执行其“最终解决”的计划。１９４４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员、非党卫军泄露这个秘密。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希姆莱作了第三次讲话，是在波森的剧场里向２６０名左右的陆海军军官作的。他冷静地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把消灭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们，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阵掌声席卷了整个礼堂。有个靠近冯·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军官）的陆军军官激动地跳上椅子。在礼堂的后边，有个脸色难看的将军正在检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没有鼓掌。他数了数，一共５人。　　在尔后数星期内，希姆莱继续在进行他的启蒙运动。他向一群海军将领承认，他曾下令屠杀妇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许这些充满了仇恨的儿童在这场人反对非人的战斗中长大成人，那么，我就是个弱者，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罪人……但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原始的、独创的、自然的种族战争。”在宗特霍芬，他对另一群将领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在德国，以及在占领区，一般来说，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当他说到这个问题“未作妥协”　　便解决时，厅内出现了掌声。希姆莱在“最终解决”问题上共作了１５次演讲，听众广泛，但，意味深长的是，外交部的人一个也没有。　　１９４３年的最后几天，压得希特勒喘不过气来。他的军队在列宁格勒和整个乌克兰面临着新的挫折。不仅如此。由于党卫军法官摩根终于挖出了布痕瓦尔德贪污案的网络，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受到了威胁。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证。他被关进监狱，作为人证，但不到３天，他便死在狱中。在铁证面前，在摩根的无形审问下科赫顶不住了。他供认，除了靠犯人发财外，为了保住秘密，他处决了不少犯人。　　对科赫的起诉虽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沿着贪污的线索追至波兰。在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热烈欢迎了他。该指挥官名叫维尔特，曾在贝尔赛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导。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卢布林地区建造了４座灭绝营，灭绝系统也是他建立的。他说，每个营都建得像一个波特金村庄。当火车开进假站台时，乘客都以为到了一个新城镇。维尔特津津有味地说，火车一到，他或他的代表，便向新来者致词表示欢迎（欢迎词是固定的）：“诸位犹太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将你们重新安置。在犹太州建立之前，你们当然得先学会如何工作。你们必须学会一门新手艺。”这些定心丸式的话讲完后，犹太人便无辜地列队走向死亡。　　在摩根听来，维尔特的描述是“完全荒唐的”，但，在他参观了贮藏战利品的屋子后，他可不这样想了。看到堆积如山的宝物——其中有一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表堆——后，他明白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他从未一次看到过这么多的钱，特别是外币，有世界各国的硬币。看见炼金炉及一大堆金砖，他惊奇得张大了嘴。　　摩根参观了维尔特建造的４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在每座集中营内，他都亲眼看到了处决犯人的证据——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这里在大规模地犯罪，但他又无力采取行动，因为命令是从元首的总理府直接下达的。摩根的唯一依靠是对“武断地屠杀”犯人一事进行起诉——这些官司倒可以打到党卫军的法庭上去。他立即着手搜集证据，终于找到了足以控告马伊达内克两名高级官员犯有谋杀罪的证据。　　维尔特是个基督教徒，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继续与摩根无拘无束地谈论这４个营的指导思想。一天，他无意说到，有个名叫霍斯的人，在奥斯维辛附近建立了另一个大型的灭绝营。在摩根听来，这地方有大量证据可以搜集。但摩根的权力有限，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非有正当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借口：有件悬而未决的黄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数名职员。于是，在１９４４年初，刚强的摩根便在奥斯维辛附近调查死亡营的事件了。他不费什么手脚便找到了众多的堆满财物的小屋子，毒气室和火化室。但是，在调查“不合法”的屠杀事件中，一到手下某个工作人员快接近事实真相时，调查工作便受阻。于是，摩根便决定返回德国去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体屠杀事件本身。抵柏林后，摩根决定面见希姆莱，向他阐述清楚，这项灭绝政策正直接把德国“引入深渊”。为了见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通过种种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即刑警局局长。奈比听后，大吃一惊（”我向他汇报时，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说不出话来。待他能说话时，他叫摩根立即将此事向卡尔登勃鲁纳汇报。卡尔登勃鲁纳听后也大惊失色，答应将此事直呈希姆莱和希特勒。接着，他又找了党卫军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赖豪特。　　此人听完后，气得发昏，答应安排摩根与希姆莱会晤。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莱的接待室。这下，摩根便认识到，要打这场官司，他非走另一条更加实际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这个制度本身提供的条件去把它的领导人和重要分子从这个制度中清除出去。对国家元首直接下令屠杀的案子我虽然无办法，但对不属此令或违反此令的屠杀，或对其他严重的控告，则可这样做。”　　他回去后，情绪高涨，决心搞好诉讼程序，尽可能多地搞掉领导人，以期破坏集体屠杀的整个制度。他不顾恐吓和报复，把调查范围扩展至集中营。在奥拉宁堡，他的一个消息提供者——一名叫罗德的犯人——在被公开处死的最后一分钟获救——他之被处死，是为了杀一儆百，不让其他犯人与摩根合作。即使如此，他还得了个外号叫“猎犬法官”。在他努力下，约８００个贪污案和谋杀案得到审理，其中２００个案子的当事人被判刑。布痕瓦尔德的卡尔·科赫被枪毙。马伊达内克的指挥官也被处决，他的主要助手也被处死刑。塞尔托亨博斯的指挥官，由于虐待犯人，被绑在一法庭前示众；佛罗森堡的指挥官则因酗酒和好色而被开除。　　１９４４年早春，这些审判在德国的官僚的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于是，希姆莱——显然是受希特勒的指使——便令摩根停止调查。“猎犬法官”做得太过火了，太成功了；他正准备全面调查鲁道夫·赫斯和奥斯维辛各营。摩根一人大扫除的冲击波业已冲倒了卢布林的屠杀营之建筑。维尔特营长受命将他建造的４个营中的３个营——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全部毁灭，不准留下任何痕迹。任务完成后，维尔特便被派往意大利去护路，以免游击队侵犯。在这里；在摩根的法网下死里逃生的维尔特，不久便被一更粗暴的法律打倒——背上中了游击队的一颗子弹。与此同时，尽管希姆莱——希特勒有令，康拉德·摩根仍偷偷地继续进行他的赤手空拳的调查工作，以期结束“最终解决”。（*摩根也尽力证明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的妻子伊尔塞·科赫有罪。他相信，她犯有虐待狂罪，但对她的指控却又无法证实。战后，一个美国官员要求摩根证实科赫夫人用犯人的人皮做灯罩。摩根回答说，她犯的罪行肯定很多，但这个指控却是不存在的。他曾亲自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最终只好将此案放弃。　　即使如此，这个美国人坚持让摩根签署一个文件，以证实科赫夫人确曾用人皮做过灯罩。对纳粹的威胁尚且不怕的人，自然不大可能向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屈服的。由于他拒绝，人们便威胁他说，要将他交给俄国人——俄国人肯定会将他活活打死的。摩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于是便遭毒打。他虽然憎恨科赫太太，但什么也不能诱使他作假证。幸运的是，摩根活了下来，目前在西德从事法律工作。）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１９４３．１１—１９４４．７．２１（１）　　在啤酒馆起义２０周年纪念前夕，约德尔将军坦率地将德国的战略地位透露给了１００名左右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他谈到了德军在俄国遭到的惨败，谈到了为何未能将西班牙拉入战争，因而也未能夺取直布罗陀的原因（就是那位“耶稣会外长塞拉诺·苏涅尔在作怪”）以及“历史上最大的叛卖”——意大利人的叛卖。　　约德尔即兴谈到了未来。他承认，西方具有空中优势，如在德国大规模着陆，按目前德国的防御力量，德军是无法加以阻挡的。这种讲法，使听众大吃一惊。他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个能杠枪的德国人都动员起来。他说，从东方抽调兵力和给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事情“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为了解决西线人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认为，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在丹麦、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强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们去修筑工事——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这项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势，可以说是一幅阴郁的图画。在结束时，他承认，“国内所受的最大的压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袭，以及由于敌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势的缘故，用潜艇进行报复的机会已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说，对最后胜利应坚定信心。原因有几个：他们幸运地有一位领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战争的灵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国的全体武装力量，在战略上、组织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动起来。“同样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体现的，体现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未曾见过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张堪称无愧于希特勒。　　在未来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这谁也无从预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国永不停止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自由而斗争。　　“在美国犹太人鞭子下或苏维埃政委统治下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政客们高声欢呼。约德尔的讲话可说是公正和希望相结合的力作。两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纯粹是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讲是在罗文布劳饭店作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炽烈信心，不但令现场听讲者，还使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着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弃；罗马尼亚人则因１８个师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被消灭而痛苦万分。在过去１２个月中，德国陆军本身的死伤人数也高达１６８．６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５０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　　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６日，他把数百名海陆军将领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释了此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将领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必须从内心信念里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说这些话时，他很平静，又把话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当他异常真诚地讲出下面的一番话时，听众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各位将领”，他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如果上苍果真不让我们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国人民在浩劫中结束这场战争，那末，你们作为我的三军将领，就应该举起战刀，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德国的荣誉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说。各位，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室内出现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终于被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军官打破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冯·曼斯坦因陆军元帅用讽刺的语调说：“我的元首，会是这样子的！”希特勒在等待着，以为他的三军将领会肃然起立，齐声高呼这句话的——即使这句话是用讽刺的方式说出的。但是，继之而来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动静。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脸色一下子惨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搜索着全室，最终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帅”，他粗暴地说，“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达的忠诚。”室内又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肃静。最后，他说，对陆军里的反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众多军官所持的强硬的否定态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些先生们拒绝执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苏军俘虏的某些军官搞的“自由德国”运动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这些即席作的指责打乱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无法按计划做完演讲。他突然宣布散会，昂首离开会场。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书房。希特勒瞪着眼睛盯着他。“元帅”，他说，“我不准你再打断我的演讲。你向下级讲话时，若有人打断你，你会怎么样？”　　在那些凄凉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项乐趣，就是新来的厨子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玛莲娜·冯·艾克斯纳不但是维也纳人，而且年轻动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在国社党处于非法时期，她的家曾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她唯一不满的是，希特勒的食谱很有限。她私下对特劳德尔·容格抱怨说，光靠喝素汤，吃胡萝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过活，这日子多么单调！她怕希特勒会吃烦她做的饭菜，将她打发走——而她已爱上了一个党卫军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还有一层理由。因为提拔受到冯·艾克斯纳小姐阻挠的鲍曼，发现她母亲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便进行报复，紧追硬逼，弄得原想将此事压下的希特勒只好将她解雇。但他多给了她半年的薪金，还将艾克斯纳一家封为名誉雅利安人。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２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然而，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些。　　“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式客人的来访”，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却掩饰不了我们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平静。”　　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这样苍老和忧郁”，她私下对容格说，“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烦恼吗？”　　这个秘书被问得很狼狈。“对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讲的你也一定猜得出来。”她说，军事形势就够使他深为忧虑的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　　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了。“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为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２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克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Ｖ—１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能，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喷气式飞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机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条件是，在开发阶段他不受干扰。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２００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日以继夜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给了他信心。３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经紧张的却是他本人了。在３月１７日于邻近的“克莱施海姆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难堪，还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作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但已作出了安排。“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说是我乞求希特勒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占领匈牙利的！事实上，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这句话被删了去。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１１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据情报专家格伦报告说，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反响”。格伦说，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希望是作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盘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５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声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６５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其它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４片多种维生素片。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５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５８５０公吨猛降至４８２０公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作了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２）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中，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３００个师５００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２００个编制不足的师计２００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罗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１９４４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６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末，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说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之最薄弱者。“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　　“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他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６月４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６月６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作一短暂的休假，此其时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２４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拖车房里——位于朴茨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７月？２０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７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６日则恶化。艾林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林豪威尔作了裁决：６月６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英国双重夏令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２小时——译注）６月６日的０点６分，空降开始，一个１８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Ｄ—日的开始。１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３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３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４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伏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莱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９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即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斯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　　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斯海姆的１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　　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４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茶点的最精彩的场面是他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吃肉连它都受不了。”吃完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元首喝的是莱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１小时；于晚间１１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莱，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通过“警卫员”如此煞费苦心散布的谎言他是难于忘怀的——也许那条路正与他计划入侵英格兰时所选择的路线相同，不过是方向相反罢了。　　当天深夜，盟军已在３０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２５００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仍来得及将他们赶回英吉利海峡——假如立即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３）　　６月３日，戈培尔戒了烟。３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７日，他向他的新闻发布官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尔的日记记载，他向一群高级官员和工业家发表讲话说，“终有一天‘各大国’将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问：“喏，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番话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这里，戈培尔不过是转达他的主子的观点而已。到了１０日，他又极力劝希特勒说，德国的希望在于“抗击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时，西方便会急于寻求谅解。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另外，由于拒绝给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希特勒尖酸刻薄地问几天前他曾夸奖过的戈林，他所吹嘘的空军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对一架”的条件投入保险。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６月１２日开始用Ｖ－１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１０枚飞弹，４枚立刻爆炸，２枚失踪，其余４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２４４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下，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是他的功劳。　　所有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１０天，盟军便有１００万人和５０万吨军用材料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６月１７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自Ｄ—日以来，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回忆说，“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之后，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而不是伦斯德。他“坦率得无情地”指出，联军占有海、陆、空的压倒优势，与之作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理由是，所有火箭必须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　　然而，这两位陆军元帅却只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结队的喷气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未作解释的是，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说。“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了。”　　休息时，他们进午餐。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斯派达尔说，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Ｖ－１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避所。回来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尔已被吓破了胆，成了个悲观主义者。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有所作为。”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观主义者打来的令人失望的电话。伦斯德解释说，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他虽然作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决心已有所减弱，——尽管从他的强大的盟友日本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　　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巡洋’舰３艘，飞机４７５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说他对批评意见已置若罔闻，这也是不真实的，在６月２３日晚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就芬兰投降俄国一事讥笑了芬兰。这使狄特尔将军大怒，以拳击桌。“我的元首，现在我必须像一个巴伐利亚人一样跟你说话！”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责希特勒讲话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对狄特尔说，狄特尔是绝对正确的。他热情地与他告别，还对众人说：“先生们，我希望我的所有将领都像他那样。”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情况与对狄特尔相类似。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的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容格禁不住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那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木上烤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也不生气。“情况我都知道。”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６月２６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希特勒总怕主要的入侵会发生在加莱；其二，“超极”机密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在原电发出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由于德军此时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贝格霍夫上方不远处），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点张惶和心神不定。在演讲就快结束时，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声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胁结束其讲演：“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也毋需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心。“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或者，是饿死呢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３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作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会打赢的，因为他有奇迹般地新武器。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　　“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贴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４）　　“若论如何才使阴谋不败露，首先应使之完全和有成功之可能。如此之企图需多人行事，需许多时间，也需有利之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增加了被发觉之可能性，所以，你可看到，搞阴谋是何等危险！”　　——弗朗西斯科·圭西阿迪尼　　那些用白兰地酒瓶盛炸药，企图炸毁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们，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弹，企图将他炸死的人们，并未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１９４３年９月至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１日之间，他们又作过４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１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出现的命运进行了干预。在展览之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１９４３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阴谋发起人之一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可能就此结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的话。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菲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还是个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１９２６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其他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沙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人，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辗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他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１９４３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去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作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受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建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了坚强个性的活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暗杀后其部队将逮捕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施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有严重保留意见。“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他说——但他反对暗杀一举。那只会将希特勒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烈士。陆军应将元首逮捕，将他交给德国法庭，让他为自己所犯罪行负责。　　１９４４年春，由于来了个新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在这项阴谋中越陷越深。斯派达尔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曾以最优秀成绩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说服了隆美尔，让他与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巴黎附近的乡间秘密会见。在他们的参谋长的积极帮助下，两人在这里制订了一项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结束西线战争的计划。全部德军将撤回德国本土，盟军则停止对德国的轰炸。希特勒将被逮捕，德国由抵抗运动的军队暂时接管。与此同时，东线的战争仍将继续，估计英美两国的军队将加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隆美尔很热心，竟要把伦斯德也拉进来。伦斯德虽然同意这一计划，却不愿直接涉及此事。“你年轻”，伦斯德说。“你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你干吧。”　　隆美尔参与此项阴谋，施道芬堡及其集团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个因战争失败了才背叛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他们也不同意继续攻打俄国的计划，觉得单独与西方媾和是不现实的。再者，施道芬堡等人一心想暗杀希特勒而不是将他逮捕。时至１９４４年６月１日，他们觉得，必须在盟军入侵前了却此事；敌军一旦打进本土，任何一种体面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他们已有了一个政变的详细计划。这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元首批准的一项措施为基础的。官方的行动叫“女神”，是希特勒用以镇压战时士兵和德国境内的外国苦役工人骚乱的一项计划。为了镇压任何一种叛乱或起义，计划要求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和立即动员足够力量。施道芬堡的计谋是，利用“女神”作为在全国和在每一条战线上发动政变的信号。希特勒曾明确说过，“女神”的警戒令将由后备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发布——而弗洛姆对抵抗运动却又半心半意。　　Ｄ—日在密谋者中引起了惊慌。年长些的说，即使政变成功，德国也难以免遭占领。最佳办法莫过于依靠西方，希望他们能公正地对待德国，阻止俄国蹂躏本土。但是，施道芬堡却决心作最后一次暗杀的尝试——机会也几乎立刻出来帮忙。他被提升为上校，任弗洛姆的参谋长。现在，政变一事并不用靠这个半心半意的将军了。施道芬堡本人便有权向后备军发布命令，从而夺取柏林。这个新的职务也使他能常常接近元首。７月上旬，他便定下了行动计划：在天天举行的会议上向元首汇报，在那里放置一颗定时炸弹，将元首、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得手后，他便飞回柏林，亲自指挥首都的军事按管。　　组织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他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使总参谋部的几个同谋倍受鼓舞。一名叫乌班·提埃希的青年中尉回忆说：“你看他打电话那股劲头，真叫人高兴！他的命令既简短又明确。对重要人物，他彬彬有礼，而又自然得体。他总能把握局势。”　　施道芬堡的时机终于来了。７月１１日，希特勒召见他，要他汇报补充兵员的情况。他带着公事包，里边装着许多文件和一枚英制炸弹来到贝格霍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姆莱不在会议室内。他找了个借口，给座落在本德勒大街的总参大楼（在柏林动物园附近）挂了个电话。“我们是不是干？”　　他问陆军总办公室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道。这颗炸弹仍能炸死希特勒和戈林。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待能同时炸死三人时再说。　　４天后，机会又来了。施道芬堡再次奉命去见希特勒——他已将司令部迁至“狼穴”。他带着炸弹去了“狼穴”。这一次，密谋者们志在必胜；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上午１１时，即会议前两小时，下令执行“女神行动”计划。这便可给会议后备军和邻近的机械化军校的坦克以时间，能够于下午早早将部队开进首都。　　会议准时于下午１时开始。施道芬堡简短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便出去给本德勒大街打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在会议室内，他立即回去安装炸弹。待他回会议室后，他发现希特勒因故离去，不再回来。１５分钟后，施道芬堡才再次找到借口，将消息告诉柏林。此时是下午１时３０分，部队已直逼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匆忙下令取消“女神”，部队只好悄悄返回营地。　　新近的失败使一些密谋者锐气大减，产生了动摇。施道芬堡却不然。他约较年轻的同事们在他家中（位于万湖）议事。施道芬堡的表弟（与在法国的隆美尔——斯派达尔集团联系的联络官）报告了一条让大家振奋的消息。他说，盟军即将突破（德军阵线），隆美尔已下定决心，不管接替伦斯德职务的冯·克鲁格元帅如何动作，他都支持他们的计划。然而，命运再次出面干预。就在次日，盟军的飞机炸中了隆美尔的小汽车，他身受重伤。　　返回“狼穴”的军官们再也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原来又矮又小的地堡，已经不翼而飞，代之而起的是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屋顶上还有移植的草木掩蔽。由于天气炎热，希特勒常呆在新地堡里，因为地堡比木头建的兵营凉爽。“他的情绪很坏”，特劳德尔·容格回忆道，“常说睡不着，头痛。”　　副官们为了使他开心，常让他与客人们玩。比先前喝酒喝得更凶的霍夫曼已令他生厌，但建筑师吉斯勒教授却常用制作巧妙的模型使他笑逐颜开。在这炎热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脾气可能不好，却表现出乐观情绪。他对戈培尔（又抽上了烟，靠安眠药睡觉）说，历史的钟摆很快要摆回来了——对德国有利。　　（５）　　７月１８日下午，“狼穴”命令施道芬堡两天内前来汇报。他要向希特勒汇报的内容是能向东线投进多少后备兵员。东线的中部战区，由于两翼新近连战皆败，已面临崩溃。１９日整天，施道芬堡都呆在本德勒大街，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下午，他主持了密谋者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传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这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蓝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事实上，在整个党卫军内，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个绑架元首的计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还与其他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一起，向隆美尔保证，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义。连党卫军保安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１９４２年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哥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以探讨和谈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尔尼，面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国。这时，一切都弄糟了。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被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舒伦堡仍在密谋，与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搭上了关系，共同策划绑架希特勒，并将他交给盟国。这一筹谋之精细简直可以写成侦探小说。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７月１９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施道芬堡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２０年来，我一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这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个女人。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因为在希特勒的天宫图中，海王星对其他行星的方位历来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宫图中，海王星非常强。可以预料，他的军事计划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１９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若发生什么麻烦事，那就会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能人能接替我。”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　　早晨６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汇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１０时３０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　　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３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２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１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　　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２００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围墙。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　　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作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３０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１２时３０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１５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哪。”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１０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６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１２时３７分，再过５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曾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１２时４１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１２时４２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　　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３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４８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１２时４４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９０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ＩＩＩ”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１时３０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３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１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　　“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７月１５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７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３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讯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３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３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戈林空军元帅绰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哪”，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是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下午３时４２分，施道芬堡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　　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施道芬堡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时至下午３时５０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武器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作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４时１０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开拔。柏林城外的部队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作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作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行进入，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３个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对这一阴谋，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但也没有完全脱身出来），解释说，希特勒已真的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令在法国的高级通讯军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和电话通讯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讯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凯特尔陆军元帅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插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备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永远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末，我正式将你们三人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５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６）　　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１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　　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雪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的斗车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听见戈培尔不时在喊，像是条顿人的保罗·列维尔（１７３５—１８１８，美国爱国志士——译注）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一群雷麦的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　　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够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８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末，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５时３０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怯懦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我。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到现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作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反叛他们了。雷麦暗想，这是内战。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楼去见哈斯，把戈培尔的话又说了一遍。哈斯将军佯作吃惊，而当雷麦说哈斯必须立刻去见宣传部长时，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开客厅。另一位少校，也是个密谋者，出面干预了——他对哈斯眨了眨眼，心照为宣。他说，见戈培尔是雷麦的职责——还应将他逮捕。雷麦出了大楼，心下十分烦乱。“哎，我不得不拿命去赌博了”，他对副官说。之后，他便带了２０个人，直奔宣传部去了。　　戈培尔正在核对时间。他曾几次打电话找雷麦，均未成功。现在，离截止的时间——晚７时——只有两分钟了。雷麦进来了。他并未告诉戈培尔他已奉命将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尔之所云——戈培尔说，他刚与元首通话。他说，只有他亲耳听到元首说话他才相信元首还活着。　　“悉听尊便，少校。”说着，戈培尔便给拉斯登堡挂了个电话。不到１分钟，他便对希特勒说：“警卫营营长雷麦少校跟您说话。”雷麦机警地接过话筒。里面的声音可能是录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说话的声音。“是你吗，雷麦少校？”他听到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这声音当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麦把迄今之所为告诉了他。但他的话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绽。“你是否相信我还活着？”雷麦回答说，他相信——实际是，他还不完全相信。　　希特勒说，他赋全权与雷麦，要他保证政府的安全。“你认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个军官，不管其军阶如何，都由你指挥。”他命令雷麦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动用暴力。”一个“暴”（ｂｒａｃｈｉａｌ）字，便使雷麦完全相信对方确是希特勒无疑了。他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你仅对我负责”，希特勒重复了一句，并立即晋升他为上校。　　雷麦把宣传部变成了指挥部。他首先给冯·哈斯将军打了个电话，说他刚与元首通完话，元首给了他指挥全权。他令哈斯立刻向他报到。哈斯愤怒地拒绝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大将军要跑到一个小少校那里去报到？”　　“将军，如果你不想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雷麦说完，便派人去占领哈斯的司令部。接着，他又通知柏林地区各部队，说现在他们全归他指挥。各单位的指挥官，不管军阶高低，未提一声抗议，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挥。这他并不觉得奇怪。末了，雷麦上校将全营官兵集中在宣传部的花园里，听戈培尔亲口讲述暗杀的详细情形。　　此时，被制服了的冯·哈斯将军也来了。他已不再生气，实际上，好像要拥抱雷麦似的。他满口恭维，还问题提个不休。雷麦无奈，只好客气地将他打发走，以便继续进行恢复秩序的工作。戈培尔对哈斯可有点降格相待，向他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哈斯有点结结巴巴地作了回答。如果他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弄点吃的，部长会介意吗？“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家”，将军出去吃东西后，戈培尔讥讽地说。“他们脑中装的全是吃、喝和给女人打电话。”　　本德勒大街的电话总机忙个不停。军官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新闻广播的详细情况。收到“女神”警戒令的各单位也想从弗洛姆口中证实早些时候关于希特勒已死的报道是真是假。问题是由旋道芬堡答复的。他坚持说，希特勒已死。如果询问人是密谋者，他就说计划仍在执行。他告诉他们，广播新闻是一个把戏。陆军在掌权，一切都很好。　　最后，起义的名义领导者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身穿全副军装前来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为了弥补他的姗姗来迟，便在下午７时３０分左右，以陆军新统帅的身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指示：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鲜耻的、非战斗人员的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对战斗力量背后插刀，夺取政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关头，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帝国政府业已宣布处于军事紧急状态，委任本人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封电报给另一位陆军元帅带来了新的希望。正要抛弃巴黎的密谋者的克鲁格喊道：“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他建议马上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德国的新政权会同意停止用火箭对伦敦进行攻击，如果盟军，作为报答，停止轰炸德国的话。　　克鲁格的热情被凯特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泼了冷水：元首仍活着，切勿理睬本德勒大街的维茨勒本——贝克叛逆集团发出的命令。　　克鲁格的决心动摇了。他叫他们的参谋长设法弄清最高统帅部里发生的事情。但他无法用电话找到瓦尔利蒙，也找不到约德尔或凯特尔。他们的缺席太蹊跷了，使克鲁格的希望重又复活。也许贝克说的是真话，希特勒果真死了！他给“狼穴”的一个密谋者挂了个电话。但他证实的却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希特勒活着！克鲁格失望地撂下电话。“嗯”，他说，“想要他的命的行动失败了！”就元帅而言，此事到此结束。“先生们”，他说，“别再来打扰我了！”　　在柏林，曾下令夺取政权的那个人也放弃了这项阴谋。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对本德勒大街的混乱表示厌烦，快步出了大楼，坐上小车，向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驶去。到了那里，他对军需官瓦格纳将军说，计划全失败了。说完，他又坐上汽车，回到他的农庄。　　在“狼穴”，凯特尔刚发出一道命令，让希姆莱担任补充军的司令。凯特尔补充说，”只有他和我发出的命令才必须服从。”这道命令于晚８时２０分用电传发出。１０分钟后，党的秘书鲍曼发出一封急电，将“某些将领企图暗杀元首的行径”通知所有的地方长官。他要他手下的人马只服从元首本人的命令。　　晚９时，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知，元首不久将亲自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然而，由于“狼穴”没有直播设备，广播大大延迟。离他们最近的录音车也只有在东普鲁士首府科尼斯堡才能找到，而这又得花上几个小时。　　希特勒最宠爱的突击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刚好也在柏林。当他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时，便立即前往维也纳视察他为破坏而训练蛙人的学校。黄昏，正当他在安哈尔特车站要登上火车时，一个军官沿着月台跑了过来。他边跑边喊，说城内发生了军事叛乱，斯科尔兹内已被授命在那里恢复秩序。　　他匆匆赶至党卫军保安处总部。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某些反叛的陆军领导人正在夺取首都。“局势不明朗，而且很危险”，舒伦堡说。他脸色苍白，跟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姿态。“如果他们来这里，我就在此处保卫自己！”这是荒谬可笑之举。斯科尔兹内忍不住笑了。他劝舒伦堡把手枪拿走，别搞什么自杀了。　　斯科尔兹内向设在柏林郊区的一个专门训练破坏者的学校里的一个连队发出警戒令后，便亲自进城察看。政府大院里非常安静。有报告说，武装党卫军也在搞阴谋。为了核对这一情况，他便前往里希特弗尔德视察党卫军的兵营。全都非常平静。接着，他又驱车去党卫军的一个师部打听消息，没听到什么，便又开快车前往万湖附近的空降部队指挥部。斯科尔兹内在施图顿将军的别墅旁的土墩上发现了他。将军穿着一件睡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大堆文件，妻子在一旁做针线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件滑稽事：在军事叛乱中，德国最主要的司令官之一竟这样悠闲自得。施图顿对斯科尔兹内所说的并不信以为真。直至戈林打来电话才得到证实。戈林说：除陆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外，其余一律不予理睬。施图顿将这份命令住下转达时，斯科尔兹内便跑回舒伦堡办公室去了。他一进门便被叫去听电话。“你有多少人？”约德尔问。只有一个连。“好。把部队带到本德勒大街去支援雷麦少校的警卫营。他们刚奉命包围大楼。”　　在本德勒大街，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一直在保卫陆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营，在营长的命令下，正开赴戈培尔官邸的后花园集合。正门只有３５名士兵留守。大楼内，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晚１０时３０分第三次将军官们召集起来，说，警卫营已撤走，他们应将保护大楼的任务接过来。他说，６个出口处每个都得有总参的军官把守。　　无人反对。不过，一群武装的忠诚分子，却暗暗下了决心，忠于他们对元首立下的誓言，晚１０时５０分左右，这些人（一共８人）腰间挂着手榴弹，手持冲锋枪或手枪，突然闯进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正当奥尔布里希特劝他们镇静时，施道芬堡进来了。他急忙转身逃走，冲进客厅。一阵扫射。施道芬堡身子一歪，好像中弹似的，接着便窜进隔壁一个办公室。但是，过了不久，他便与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生擒。片刻后，他们便见到了已被释放的弗洛姆。“呀，先生们”，身材高大的弗洛姆将军挥舞着手枪说，”我现在要像你们对付我那样对付你们。”他叫他们放下装器。　　“你没有资格叫我这样做，你原是归我指挥的”，贝克小声说。“这不幸的局面的后果我自己会负责。”说着，他便伸手去手提箱内取手枪。　　弗洛姆警告他，要他将枪口对准自己。年迈的贝克回忆起往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我们现在不想听那个”，弗洛姆打断了他。“我叫你别说话，要你行动。”贝克喃喃自语了些什么，开了枪。子弹划破了他的头皮，他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帮帮这位老先生的忙”，弗洛姆对两名青年军官说。他们走到贝克跟前，试图夺下他的枪。贝克不允，想自己再射，却又跌坐在椅子上。弗洛姆对其他密谋者说：“听着，先生们，如果有信要写，你们还有几分钟。”５分钟后，他回来宣布，“以元首的名义”开的军事法庭，刚刚判处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和他们的两名副官死刑。袖口上站满了鲜血的施道芬堡和他的３名同事一起被领到院子里，笔直地站立着。　　贝克的脸上沾满了血。他要一支手枪。枪给了他后，他自己一人呆在客厅里。外边的人听见他说：“这次若还不行，就请帮帮我。”一声枪响，弗洛姆往里一瞧，只见贝克这次又失败了。“帮帮这位老先生”，他对一个军官说。军官拒绝了。一个下士将失去知觉的贝克拖到室外，朝他的脖子上开了一枪。　　外边，一辆军车的车灯把院子照亮了，由于车灯上了罩，院里并不很亮。这时已是深夜。被判处死刑的４人站在一个沙堆前——沙是防空时用的。奥尔布里希特很镇静。听见下令开枪时，施道芬堡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他死了（本德勒大街现在更名为施道芬堡大街）。　　弗洛姆庞大的身躯出现在大楼的门廊上。他打院子里走过，检阅了行刑队。他简短地讲了话，以“希特勒万岁！”一语作结束。然后，他便有点故作姿态地朝大门走去，把车叫了来，消失在黑暗中。在本德勒大街的电报中心。一封电传电报正在拍发出去：“不负责任的将军们试图政变，已被血腥镇压。所有罪魁已被枪决……”　　正当弗洛姆步出大门时，一辆白色的赛车嘎的一声在门前停住了。开车人是施佩尔，乘客是雷麦上校。“终究是个诚实的德国人！”弗洛姆说，好像他自己是个无辜者似的。“我刚把一些罪犯处决完毕。”当雷麦说要是他就不这样做了，弗洛姆咆哮了。“你是否要给我下命令？”　　“不。但你要为你的行动负责。”雷麦建议弗洛姆立刻向戈培尔报到。弗洛姆与施佩尔一起走后，奥托·斯科尔兹内带着人马来了。他不明白，一个如此重要的将军，如何在这样一个时刻离去。他问雷麦：“发生了什么事？”雷麦也一无所知，他只是奉命前来包围大楼的。　　斯科尔兹内说，他要进里边去。把连队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上楼，朝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在走廊上，他碰到了几个他认识的参谋。他们把情况简单地向他说了一下。这些听起来很放肆，却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试图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却挂不通，于是他便决定自行其是。“为这紊乱的马蜂窝”恢复和平与秩序。为做到这点，最好的治理办法莫过于恢复大家的工作。他把认识的参谋召集起来，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前线仍急需援军和给养。　　参谋们一致表示赞同。但谁来签署命令？身居指挥要职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踪了。斯科尔兹内说，命令由他签，一切责任由他负。陆军总司令部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后，斯科尔兹内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约德尔让他继续指挥。“派个将军过来吧”，斯科尔兹内建议。约德尔却坚持让他以元首的名义进行指挥。斯科尔兹内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备令，要所有指挥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尔将弗洛姆拉到宣传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话，戈培尔对此不予理睬。戈培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门口安一名卫兵。　　希姆莱也在部里。他带着希特勒授权镇压叛乱的命令，刚从拉斯登堡回到柏林。“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希特勒曾对他说过。尽管握有如此大的权力——外加后备军的临时总司令衔——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尔的助手瑙曼看来，希姆莱甚至是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说法，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乱实际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们要不是这样笨的话！”他向希姆莱吹嘘说。“他们本来是有大好时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这事由我来干的话！他们何不夺取电台并散布最大的谎言？”　　希姆莱不动声色，客气地点点头。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了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在“狼穴”，菲尔基贝尔将军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但又不想自杀，原因是，他拟在官方的法庭上证明他的动机。“假若你相信来世的话”，他向年轻的副官告别时说，“我们就可以说：‘再见！’”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科尼斯堡的录音车前来，以便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把贴身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听他宣读匆忙草就的讲稿。几个秘书和副官，还有凯特尔和打着绷带的约德尔都来了，但录音车还是没有来。希特勒便利用这段时间为此次谋杀事件添油加醋。“这些懦夫！”他喊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胆量开枪把我打死，我倒有点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　　录音车终于来了。７月２１日凌晨１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都吹吹打打奏起军乐，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的亲密的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这样一个命运：就我自己而言，这并不可怕，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从这个命运中，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因而我也将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地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们，不是已经自杀就是被陆军枪毙。“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事变，一直没有。与这一罪恶行径有关的人员一定被清洗。”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首恶分子全身都凉了——他们在拉法耶旅馆的军官俱乐部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不过，倒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耶旅馆。当施图尔纳格尔起身致意时，奥伯格向他冲了过去。奥托·阿贝茨大使进行干预。“柏林发生的事是另一码事。”他说。“在这里，诺曼底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这才要紧。我们在这里的德国人理应搞统一战线才是。奥伯格冷静下来，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作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爱娃·勃劳恩保管。它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证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７）　　７月２１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４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３时４０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１１时３５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１１个处４００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许多达姆旋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７月２０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７月２３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８）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１９３３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７月３０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６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８月１日，３．５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８月２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作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８月４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迪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８月７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８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　　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的。”　　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８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这是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如此）。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８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８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８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还作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８人。另外还有５０００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７月２０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９）　　８月１５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个别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话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８月１７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自杀。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谕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克曼８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６００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４００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６００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霍斯指挥官是拥有这项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１０）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５０个师的德国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８月２４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２４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５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９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９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４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３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９月１２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９０秒钟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３针；病暂时减轻了些。　　９月１６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１９４４．７．２１—１９４５．１．１７（１）　　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命令都很熟悉。当然啰，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４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９００多万，但在过去３个月中伤亡就达１２０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１９４０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１９４０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２５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９月１９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３张ｘ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　　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番本鳖浓缩丸，０．０４；浓缩颠茄片，０．０４。”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番木鳖碱和阿托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之易怒和怕光；他之沙哑喉咙和皮肤淡红怪色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它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９月２５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热，也打不起他的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番木鳖碱和阿托平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２７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林格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６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可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多么的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　　希特勒精神萎靡不振，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号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在他的贴身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这他已经受了多年）居少。　　２９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但，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这个人，为医者绝不可与之为伍，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而施佩尔对元首的“危险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人，正在努力毁灭可怜的莫雷尔医生。　　除莫雷尔一人外，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去看希特勒。看来，鲍曼已经取胜。１０月１日黄昏时刻，林格给吉辛挂了个电话，说，元首头痛得很厉害，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去。元首穿着睡袍，躺在简朴的床上。见吉辛进来，他把头往上抬了抬，以示问候，但他的头立刻又跌回枕上。他目光空虚，毫无表情。他诉说头胀痛得不行，也不能用左鼻孔呼吸。吉辛在床边坐下后，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话题。“医生”，他问道，“消毒丸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吉辛作了解释。希特勒皱了一下眉头。“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你不知道我非常相信你？”吉辛医生觉得全身发冷——倒不是因为室内冷气过冷。他急忙解释说，是人家不让他来。希特勒一耸肩了之。吉辛认为，他的肠胃病系番木鳖碱所致。希特勒又耸耸肩了事。他说，类似情况他有过多次，只是没有这样严重罢了。“长期不断的忧虑和发怒使我不得安宁。为了德国人民，我不得不日夜思考和工作。”他已觉得好多了，用不了几天便可下床了。”你把莫雷尔吓了一大跳”，他说。“他吓得脸色发白，忧心忡忡，还责怪自己。不过，我已说服了他。我自己就历来相信，简简单单的药丸便能吸收我肠子里的气。每次服后我都觉得很舒服。”吉辛解释说，舒服的感觉是幻觉。“你说的也许不错”，希特勒插嘴说，“但这药吃了也没有坏处，在过去一个月中，由于我神经高度紧张，肠子反正都会痉挛的。７月２０日的事有时还在我身上有所反应。迄今为止，我还有将这些藏在心里的毅力——现在呢，它已爆发了。”　　吉辛的诊断是，他患了黄疸，但希特勒却矢口否认。“不，你是想把我变成你的胆囊炎病人！来吧，你检查检查我的胆囊吧。”他把被单往后一卷，让吉辛进行检查。这是吉辛首次为他的病人作全身检查。他检查了希特勒的神经反应，腮腺，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吉辛满意了：例如，关于元首的性器官有缺憾的谣传纯系误传。他的性器官正常而完整。至少还有两名医生为希特勒作过全身体格检查。莫雷尔医生发现，他的性器官“完全正常”。元首当权后不久，柏林“西头医院”的一位医生也为他检查过，情况相同——这位医生曾听人说过，希特勒“有同性恋的倾向，便特别注意他的阴茎和睾丸”。　　希特勒对检查的每个过程都入了迷，再次成了学医的学生。“你知道，医生”，林格和吉辛帮他穿睡袍时他说，“除神经过分活跃外，其余神经系统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说着说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中。对吉辛为他解除痛苦，他表示感谢。“现在，命运又派遣你去打探出这个消毒丸的事情，使我免受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要不是你，我身体复元后还会服用这药的。”这个结论已是前后矛盾，却又突然对吉辛大加赞扬，使他摸不着头脑。　　“我亲爱的医生，是上帝让您作这一检查，并发现了其他医生注意不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对您给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感激。我将一如既往忠实于您——尽管您攻击了莫雷尔——对您所做的一切我再次表示感谢。”他抓起吉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要求再来一剂“可卡因那东西”。治疗后，元首立刻腹泻。他说，他的头脑慢慢清醒了，不久便可下床了。但他说话的声音弱了下去，眼睛转动着，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吉辛连忙给他号脉：脉既弱且快。“我的元首，您没事吧？”没有回答。希特勒已昏迷过去。　　吉辛四下里瞧了瞧，未见有人。林格已开门去了——有人敲门。吉辛猛然醒悟到，希特勒是死是活，全靠他是否开恩了。躺在他眼前的是一位暴君——他对人民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在那个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不想让他再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操人们的生死大权。”在内心的某种命令驱使下，他将一根药签伸进可卡因——再有一剂便可能致命——瓶内，用刚才使他昏过去的药物，迅速地洗涤他的鼻孔。吉辛洗完他的左鼻孔后，有个声音吓了他一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完？”那人是林格。　　吉辛只好说就快完了。就在这时，希特勒的脸（比先前更白了）抽搐了一下，双腿往上一收，好像很痛苦似的。“元首又患肠痉挛了”，林格解释说。“让他休息吧。”吉辛表面上很镇静，与林格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急急赶回陆军医院。到医院后，他仍在心里打鼓，不知自己是否已将希特勒置于死地。在恐怖中，他打电话给哈塞尔巴赫，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了一天假，说是要去看看柏林的办公室，因为它挨了炸弹。　　次日，吉辛从首都打了个电话，得悉希特勒依然活着。谁也未怀疑双倍可卡因治疗一事。回“狼穴”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是在怀疑的气氛中回来的。但这怀疑却不是来自元首。元首仍与先前一样友好。尽管如此，元首还是说要把问题说清楚。他说，消毒丸一事就算作过去了吧，因为他对莫雷尔“完全信任”。他要亲手把问题澄清。为此，他已让人叫勃兰特医生当天下午前来。　　希特勒辞退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二人，借此将事情作一了结。当晚，吉辛被召到鲍曼的住处。“不过，我亲爱的医生”，鲍曼看见他身穿全副军装，便说，“你为何如此正式？我只想与你商量点事儿。”吉辛有些害怕；鲍曼觉得有趣。“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搞得如此悲悲切切，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你的。相反，元首对你赞不绝口，叫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这是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作的出色的治疗。信内还有一张１万马克的支票。医生把支票撂在桌上。但鲍曼强将支票塞给了他，说，拒绝便是对元首的污辱。　　打点好行装后，吉辛到地堡向元首辞行。希特勒向他伸出一只手。“你会明白的”，他说，“消毒丸一事一定要澄清。我知道，你的行动完全出自理想主义，动机纯是为了业务。”他再次对他的出色的治疗表示感谢，并当场提升了他的职务。　　这样，小黑药丸一事到此便告一段落——辞退了３位有名望的医生。这时，传闻越来越多，说莫雷尔医生有意要毒杀元首，但元首的贴身人员却完全不信。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莫雷尔虽然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却是个良医。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看法。连责备莫雷尔无能的那３名医生也不相信他会给元首下毒。他们记得，当勃兰特指出这些药丸——少量服用则无害——含有番木鳖碱时，他脸上确曾出现震惊的神情。看来，莫雷尔从未认真阅读药瓶上的说明，只看到药名。发现此药竟是含番木鳖碱的种子，这真是当头一棒。　　待希特勒下得病床来时，证明隆美尔参与炸弹阴谋的证据已相当多了。元首叫来两名将军，要他们去执行一项令人讨厌的任务：建议他了却此生。１０月１４日，他们往访了正在乌鲁姆附近一座城堡里养伤——因车祸受伤——的隆美尔。１小时后。他们走了。他对夫人说：“１５分钟后我就要死去。”他解释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希特勒提出两条出路供他选择：服毒自杀或上人民法庭。　　与妻儿诀别后，他把副官拉到一边。“阿尔丁格”，他说，“事情是这样。”他把希特勒的建议和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将与那两名将军一同乘车去乌鲁姆，途中便服毒。半小时后，死于车祸的消息便向全国公布。当局会给他举行国葬；家人不会受到迫害。阿尔丁格恳求他进行反抗，隆美尔说，这不可能了，因为村子已被党卫军包围，与他的军队的通讯线路也被切断。“我已决定去做我显然必须去做的事情。”　　下午１时５分，他穿着非洲兵团的皮茄克，带着陆军元帅杖，乘车出发了。在前往乌鲁姆医院的途中，隆美尔服毒自杀。据他的医疗报告称，他的死亡是先前脑壳破裂引起的脑血栓所致。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脸上，据他的亲属回忆，出现了“十分蔑视的表情”。　　（２）　　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３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１０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没有海军的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没有国王的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那年早些时候，由于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的虚构的独立就此告终——其时，苏军离匈牙利首都已不到１００英里。在布达佩斯，任何一个秘密通常都是在咖啡馆里被大声议论的。因此，希特勒也就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施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很合适，叫”米老鼠”。施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裹着（他这个主意是从肖伯纳的话剧《凯撒与克里奥佩屈拉》那里学来的）——将他带至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７条人命。　　６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施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他把偷袭阿登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施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将他的人进行训练，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此时，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基督玫瑰”，后来，那天上午，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３个军的兵力，外加１２个机械化师和１８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下述两个前提为基础制订出来的：突袭和使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７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３０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心理上和实际上均如此。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才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这他妈的玩意儿连一条腿都没有！”他抱怨说。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２０个师，在长达４０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希特勒讽刺说，“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怎样打的呢？勇敢地进攻！”这仍是旧话：对于“大解决”，他的将领们缺乏想象力。“你们怎么不研究研究历史？”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天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发生了一个无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阿登将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洛伊登。另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将会发生：反对帝国的联盟也会一下子四分五裂！”　　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３０万战斗吨位：４艘航空母舰，３艘战舰，６艘重巡洋舰，３艘轻巡洋舰，以及１０艘驱逐舰。此后，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满洲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英国作战。　　１１月１０日，希特勒下令为阿登战役作好准备，他明确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赌博，决定是战斗还是死亡的一役。这道命令的口气惹得西线的指挥官同声抗议。希特勒无奈，只好离开“狼穴”，亲赴前线解释其目的——尽管他身心都突然崩溃。他的嘶哑声加剧。埃肯教授检查的结果表明，他左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他精神萎靡又经常发怒；访客们见他半卧半躺在备用的小床上，脸色又如此苍白，无不大为震惊。他置莫雷尔的命令于不顾，强行下床，像个老人似的，摸索着走进地图室。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擦拭着眉毛。为使他的身体在此后的碰头会中能支持得住，莫雷尔医生不得不连连给他打针。　　在前往西线前，人们劝他稍事休息后再走，因为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途中若不发生危险，也会很艰辛。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前往；他惦念前线，必须前去鼓励指挥此次战役的诸位将领。１１月２０日，他带上随行人员，登上了火车。他想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狼穴”了，但他仍抱着回来的幻想，让建筑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因为希特勒想在天黑后抵达柏林，他乘坐的火车直到拂晓才开出。希特勒乘坐的包厢，窗帘全部放了下来。午餐时，他与大家一起在餐车用膳。特劳德尔从未见过元首如此垂头丧气，如此心不在焉的。“他的声音又轻又小；双眼不是盯着盘子就是盯着白台布的某一点。气氛如此沮丧，使大家都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宣布，范·埃肯教授将第二次为他的咽喉动手术。他说，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不过，很有可能，我说话会没有声音和……”但这句话他未把它说完。尔后几天，他与世隔绝。他的贴身人员只知道埃肯教授给他除去了一块小米粒大小的息肉。一天，他出人意外地前来吃早餐；显然，他是在找人作伴。人人都将香烟熄灭；窗户也开了，好让空气清新。他只能小声说话。他说，这是医生的命令。倾刻间，大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的声音说话。“我的耳朵很好，没有必要宽恕它们”，他喃喃说道。大家都笑了——与其说是被这个笑话引得发笑，倒不如说是为元首的精神得以恢复而笑。　　希特勒恢复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他的随行人员惊叹不已。他全力投入了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阿登反攻战役。１２月７日，他批准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几乎与他先前提出来的雷同。为了保密，无线电台故意将密码电报发给假司令部，将假电报发给真司令部，将真电报发给距广为宣传的司令部１００英里外的司令部。在较低层中，在啤酒馆，在饭馆等地，他们则故意散布谣言，有意让盟国的谍报人员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