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作者：约翰·托兰　　前言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２０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３０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才，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均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卡梅尔，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心腹军官（斯科尔兹内，鲁德尔）、心腹建筑师（施佩尔，杰斯勒）、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曼特福尔，瓦力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等会见的次数不下２５０次。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在国会图书馆内保存。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其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１９１８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卍字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柳西胡的混神。　　--------------------------------------------------------------------------------　　序幕　　背后插刀　　（１）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帝国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　　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刚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１３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弯曲，但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躲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精疲力尽，蜷缩在战壕里；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彩，士气低落。老兵们全身麻木，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品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情况均相同：它不绝于鼻。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憋不过起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　　“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窒息得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便慢慢死去。”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又是短暂的。这是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方式——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新兵们那样，便立即翻身倒毙在地上。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　　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２９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气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　　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１５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４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８０％。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气，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３６００名官兵仅存６１１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悲观主义者毕竟是错了。随着１９１８年的到来，４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１００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４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７月１５日，决战在莱姆斯市（Ｒｈｅｉｍｓ）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在德军内，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８月初，英军在亚眠（Ａｍｉｅｎｓ）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凯撒的大兵竟向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喊道：“破坏者！”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是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却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前线并未崩溃，后撤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２）　　由希特勒作盲目证人的悲剧，以及他毫无疑问地加以尊敬的权力的崩溃，为他自己令人吃惊地最终取得权力打开了道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虚有其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要人们为谁也说不清楚的目标而作出牺牲的这场战争。　　当火车拉着他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之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的崇高愿望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治疗后，希特勒恢复了视力。　　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之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神经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认为，希特勒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这原是无法解释的；业已康复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以及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发生兴趣。柏林本身已实际上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１１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１１月９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那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自１１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如此众多的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现在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　　希特勒之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１１月１１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注：希特勒之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之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系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１９１８年，一位名叫“Ａ·Ｈ”的士兵，来到了巴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作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巴斯瓦尔克冷清清的医院病房里，２０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投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政治。　　第一章　根深蒂固　　１８８９—１９０７（１）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１４３０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Ｈｙｄ－ｌｅｒ”变为“Ｈｙｔｌｅｒ”再变为“Ｈｉｄｌｅｒ”（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１６５０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Ｇｅｏｒｇ Ｈｉｅｄｌｅｒ）。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Ｈüｔｔｌｅｒ”或“Ｈｉｔｌｅｒ”。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１８３７年６月７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４２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５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５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３６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１３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５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２４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１８７５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１８７６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６月６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１８５７）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１８４２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４０％。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４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１６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１８８２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１８８４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７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４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５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５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１８９５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３０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９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６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４０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１８９６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１４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学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１１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１２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２）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２４２０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２４０克朗，直至“满２４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１４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５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１９０４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５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２５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１５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Ｘ）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Ｘ）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Ｘ）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１５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１９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３１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９月１６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１６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１９０５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１９０６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１８５９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１８６５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５月７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１０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１０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１１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４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３克朗一天，休养了１９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９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３００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６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７００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１０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９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１９０７．１２—１９１３．５　　（１）　　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９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３５９克朗，其中５９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７７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４７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３５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３７０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３０００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１１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２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０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９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２月１７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这虽然值得怀疑，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５小时后，１８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个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大街２９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５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年１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２月１８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亲爱”的朋友：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５０—６０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５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瞧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　　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口袋一耳，消失在沸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２９号的宽敞的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楼。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大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２０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　　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３００克朗，一直领到年满２４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６００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２５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６块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６５０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５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　　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是从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９时４５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９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古斯特尔要去看威尔弟（１８１３—１９０１，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安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１０次。”诗歌会”（１４—１６世纪时在德国主要城市兴起，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译注）也同样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我仍不能成功。　　感觉到了，但我不能明了，　　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怀，　　若执之，又不能衡量。　　有几次，库比席克诱他去看了威尔第的歌剧，但希特勒只赞同“阿伊达”。他对虚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对。“如果没有刀，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一天，他听见街头手风琴手在演奏《贵妇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尔第！你想想，罗安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风琴演奏吗？”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他所喜欢的作曲家还有布鲁克纳、贝多芬和格里格——他们的Ａ小调钢琴协奏曲常常使他感动。　　缺乏金钱，这并未使他们的维也纳的光辉变得暗淡。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古斯塔夫·马勒刚退出皇家剧院，并加盟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但留下了许多辉煌之作，其中许多是罗勒设计的。尤其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黎恩济》以及《戒指》的第一、二部分。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由于删去了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节，招来了某些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戒指》，由罗勒重新进行舞台设计。顺便提一句，两位导演都是犹太人。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犹太人。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有个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尽管，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平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华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马勒时说的。在此后５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这部作名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内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３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它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刚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斯特尔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　　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评。”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度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说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１９０８）的复活节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和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作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斯特尔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７月上旬，库斯特尔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斯特尔，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便变得越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斯特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说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星期过去了，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７月２０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斯特尔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颤。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８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平写错误，在不爱挑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他攻击说，他们“要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将离开维也纳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到８月底，他已在乡间呼吸该村的新鲜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赏的东西就没什么了。不断增加的压力气使他改变在维也纳的生活方式；这次呢，压力来自约翰娜婶婶。但是，保拉回忆说，”最后一次劝他当官的尝试也归徒然。”甚至连保拉也显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迹象。此时，保拉已１２岁，对大哥的劝告反感，包括他给她开列的书单（其中包括《唐·吉诃德》，是他从维也纳寄给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内心反抗他，外表上还要服从于他。事实上，我们是兄妹，虽然常常吵架，但还是互敬互爱的，不过，生活在一起时，互相都把对方的乐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关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９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亲的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１１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座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１１月１８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张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２９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割断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的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是在目前。另外，库斯特尔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２０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独，很安静，又喜欢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２５克朗津贴外，他已末路穷途了。他又从费尔帕大街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的一个较小的楼内，地址是塞斯奥塞大街５８号，２１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８月２２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尔后３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以外衣当枕。那年严冬又来得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该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平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９时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时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平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忍，筋气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经济上的主要支柱是爱波斯坦家族。它始建于１８７０年，后得重新大力装修，于一年前重新开放。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包括全家老小——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起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足，床铺的排列有如军营内，床号编在金属衣架上。主要的饭堂——那里供应的面包和汤均极充裕——不仅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所，全都一尘不染。　　１２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列队站在收容所大门前。大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列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随母亲。希特勒领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大宿舍里。对一个习惯于独居的年轻人说来，这肯定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首先，他得蒙受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的耻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组得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盛汤。　　除非是受另一个慈善机关照顾的人，否则，谁都很难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像这样的收容所，效率虽然高，且还为人们提供住处，但是，一当人们踏进这个大门，也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贫人们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大都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老将。他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内，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在第一天晚上，肯定是一幅忧郁而沮丧的图画。　　照顾希特勒的是住在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呆上比规定的一星平时间更长，他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仆人——名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也曾梦想当个画家。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之，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曾在柏林住过数年。汉尼希（“我们每晚必见。虽然困难重重，我们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观察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话时，他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汉尼希教育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医院内呆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刚好开门时赶回。途中，若有较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骗，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骗的天才，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仁的客户。这个同仁是专门卖那些“软心肠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作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３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他一个克朗，并叫他日后去找“圣文生协会”。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彩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　　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户去兜售。没问题，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但是，因为没有摊贩证，两人均会遭到警方的骚扰。没有问题，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痨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已把画具连同衣裳一起卖了。善于出谋划策的汉尼希说，这也不成问题，你阿道夫不是有亲戚吗？阿道夫又强调他没有画笔了，这也没有吓倒汉尼希。与西里西亚的一位小贩一起，汉尼希陪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位于海德林车站对面。希特勒用借来的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家人（大概是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封有一张５０克朗的银行支票（“在那些日子里，那是一大笔款子”）。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　　平时，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所以，眼下之急是买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议到犹太区的旧货商店去买，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卖自己的大衣时曾上当受骗。后来，他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以１２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汉尼希要希特勒立刻开始作画，但他坚持要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说，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１９１０年２月９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汉尼希宁愿当一般的仆人而不愿当希特勒的侍者，所以他并未陪他前往。这个区是维也纳的第２０区，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座落在梅尔德曼大街２５—２７号，可容纳５００名单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五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只要将餐券塞进当时极先进的设备——自动机即可。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１９个铜币，再加４个铜币便可饱餐一顿。　　隔离房间内还有１０多个煤气炉，专供付不起饭钱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费“用最好的厨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饭菜。主食是马铃薯；人们最喜欢做的是有肉或无肉的马铃薯饼。他们联合起来，无工作的在公寓里烧饭，有工作的则购买原料。　　厨房外，只３步楼梯远，便设有一个阅览室，里边放有１０多张阅览台。此外还有许多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１０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己的事业：一个匈牙利人将硬纸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艺场的各酒厅出售；一个老人将报上登载的已订婚的夫妇的姓名抄录下来，卖给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样整洁；但是，大多数单身汉都喜欢独占一间小房——长约７英尺，宽５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面镜子、一个夜壶、一张很窄的小铁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张分成三段的床垫，马棕充填的枕头，两张毯子。床单一星期换两次——对任何一个在此居住的下层人说来，这都是奇迹中之奇迹。这些小房可不是毫无生气的牢房，除了足够的人工照明外，每房皆有窗户。每层楼内均有许多洗碗台、洗脚槽和洗手间；在地下室内还有１０多个淋浴室。公寓里还有裁缝店、理发馆、补鞋器和洗衣间。此外，还有长长一排干净的物皮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总管以严明著称。他坚持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必须离室；娱乐室内只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争论还是欢笑，均可能被开除；公寓内可饮葡萄酒或啤酒（毕竟，这里是维也纳），但烈性酒则一律严禁；必须爱护市府的财产（“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内的住客犯纪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诚地努力工作，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１９１０年２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居住的住宅的。他交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据现在的住客讲，是在三楼）。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因为一星期当四天仆人便足够了。于是，他又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写作”室内靠窗的长台前坐下——当然是带着作画的各种原料。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儿。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其中的维也纳市景摹下来。　　没费多大气力汉尼希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　　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欢喜，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他只有一件衬衣，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他穿的依旧是粘的消毒剂的破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体面的。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里是曼纳海姆的知识阶层，就是说，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们，一般是高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约１５至２０人）常常聚首的地方。　　“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腐败，就像世界各地住在平民街上潦倒的人们之所为者。这些讲演（有时蜕变为叫骂比赛）有时也在工作日里举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尽头的房间内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便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会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他对群众的兴趣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动”，汉尼希回忆说，“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能节制自己，行动威严。”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之浓，常令他在“众议院”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倾听形形色色的辩论，听得如痴似呆，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独自大喊大叫——他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谴责的人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鲜廉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Ｈ·Ｂ·Ｂ私人档案”。）　　到了１９１０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他寻欢作乐了５天，后来，６月２６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却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彩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　　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如此粗暴地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１２月１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３，５００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１９１１年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　　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将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是个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还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２５克朗的津贴金。他自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儿津贴金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他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知是否蚀在他的同伴们所制定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节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连头发也在飞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他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巴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曲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　　“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１９１１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１９１２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５０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　，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第三章　“欢喜若狂”　　１９１３．５—１９１８．１２　　（１）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５月２５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３４号——这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拣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４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１０６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１０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１１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３０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１月２０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１月２０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骗。在孤立无援，只能自食气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５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忆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需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２月５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于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６月２８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了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得以复活。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涌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却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对他们说，首先会援救塞尔维亚的国家是俄国，但它却未做好准备。在这种压力下，奥地利于７月２８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全国总动员。有鉴于此，威廉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于次日中午前停止总动员。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８月１日下午５时签署了反对俄国的总动员令。　　向俄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慕尼黑时，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兴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正站在人群的前边。他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没有人更比他希望战争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奋斗》书中写道，“我可不耻地说，由于欢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对他说来，这意味着他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国的梦想已得到实现。　　战争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德国。这种狂热纯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们已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急于求得正义，而不顾代价将会如何。人们把战争看作是某种魔术表演。学生们在街上游荡，高唱着《莱茵河的卫士》，高喊要采取行动。在卡尔斯广场，一群人将“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原因是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也同样兴高采烈，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从厌烦中解脱，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之虚伪的终结。战争将使人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蛀食“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请（“现在，我们是兄弟手足”），加入爱国的十字军。　　泛德主义的追随者也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德皇万岁！”　　“Ｈｅｅｖ万岁！”——运动的领导者正式地这样宣称。“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组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永远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导全人类的进步！”他们简直是说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伦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纪时期曾在东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国必须为生存，为“自由和未来”而战斗。　　两天后，８月３日，即向法国宣战后一天，希特勒亲自向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巴伐利亚虽系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其主权独立却一直维持至１９１８年），请求允许他加入他的部队。当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尔巴赫宫前的人群里，向这位年迈的君主欢呼。路德维希终于露面了。　　他演讲时，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国王若是看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时“双手发抖”。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８月１６日，他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有块牌子，上面说，该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这是他的第二选择。　　他的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无须参加他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他无须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过第二个艰难的冬天。除找到了一个有足够的衣、食、住的家外——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着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他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将往何处去和为了什么，他穿上了军装；唯一惧怕的是，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了。　　几天后，他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基本的训练。这次训练时间虽短，但课目紧凑，除队列操练外，还有拚刺刀训练。一天下来，新兵们累得筋气力尽。一个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他继续在慕尼黑受训，课目训练比先前更加紧张。阿道夫的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他首次摆弄步枪时，“像女人观赏自己的首饰一样，兴奋地将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发笑。”　　（２）　　１０月７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起先生的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廖廖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　　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亦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仪式的反应，据唯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１０月８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吃到了烤猪肉和士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４０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１１个钟头，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１３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５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１０月２０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为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廖廖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１８１２—１８１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　　“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８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阵阵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林子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林子边沿爆炸了，顿时打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不如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３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１１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３０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３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　　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４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３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起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　　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　　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原因，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浑名），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　　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　　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１０马克给希特勒，这也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却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２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每当被问其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１９１５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１９３５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４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讯员对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１８７０年时法军吃老鼠！　　９月２５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２０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们作了一惊人的预言：“我会让你们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来临吧！”　　那年１２月，没有下雪，只是阴雨不断。全团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开拆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同志们设法使他高兴，并让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常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还能报之一笑。　　１９１６年夏初，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之役（Ｓｏｍｍｅ）。战役一开始，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７月１４日晚，在弗隆美尔（Eｒｏｍｅｌｌｅｓ）一带，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讯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公尺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缩进水满的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讯员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只好将他拖回战壕。　　７月２０日，弗隆美尔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但双方都未前进分毫。在以后的两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被调至后方——在战俘营内任翻译。但他仍有两个同志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希纳，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爱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隆美尔，有多少次我在凝视我的爱犬‘小狐狸’呀！”２５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回忆说。当他谈到他的爱犬“小狐狸”对一飞舞着的苍蝇所作的反应时，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发抖，好像受了催眠术一般，像老人一样皱起眉头，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朝他猛吠。“我常常注视着它，好像它是一个人似的——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　　如果吃了五六口后希特勒还不给它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立起来，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怎么办？“我多么喜欢它呀，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总共损员６１４０００人；但这却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尽管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希特勒过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１０月７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平时，他与其他通讯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进口处炸开了，把通讯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仍在与魏德曼争个不休，要求让他留在前沿。“中尉，我伤不重，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你身边，我是说，留在团部！不行吗？”　　（３）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其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页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却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　　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些选民中竟有这许多勇士，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　　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３月１日，他回到了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爱犬“小狐狸”欢喜若狂——“它疯狂地朝我起来。”吃晚饭时，连队的炊事员做了一顿特别的饭菜为他接风，有面包、果酱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当晚，他手持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贼，在外边瞎转了几个小时——后来，有人朝他扔了一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觉。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记中，舞台设计家戈顿·克勒格说，希特勒这些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之所以赞赏也可能是出自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买他的画。）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里摆成“１９１７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弗赖赫尔·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林者之一。就在紧连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爬了两个钟头，又叫又喊，替团长赶野兔出林，供团长射击（１６年后，希特勒将团长提升为将军）。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据魏德曼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领导才干”。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拘小节，行为草率。他的头老歪向左肩，行走时垂头弯腰。虽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并称那些不洗澡的同志为“活粪堆”，自己则不喜欢擦皮靴。见军官前来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没有让通讯员当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晋升，希特勒就得放弃其现行职务，这样一来，团部就会失去一名最好的通讯员。　　那年夏季，十六团回师首战过的比利时战场，准备参加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仍与第一次一样猛烈。７月中旬，他们连续十天十夜遭敌炮击。在炮击间隙中，他们听到地下可怕的挖掘声——敌人在挖地道。头上，飞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接着便是爆炸声。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毒气的威胁，士兵们有时得连续２４小时戴防毒面具。７月的最后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另一种恐怖——坦克。侥幸的是，滂沱大雨将无人地带变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８月，受创的十六团退出战场，调往阿尔萨斯休整。就在此时，希特勒两度遭惨痛损失。有个铁路官员，由于被“小狐狸”之滑稽倾倒，向希特勒出价２００马克购买他的爱犬。“你出２０万我也不卖！”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不料，在部队下火车时，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队出发了，他只好跟上队伍。“我绝望了。偷我爱犬的猪猡不明白，他之所为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与此同时，另一个“猪猡”用枪挑开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装有速写画、油画和水彩画的箱子。由于两度受侮辱和心灵受创——第一次是铁路之懒鬼所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线，士兵们互相偷）所为——他把画料束之高阁。　　那年１０月初，施密特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休假１８天。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休假。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该地——但他们在布鲁塞尔、科隆和莱比锡均作了停留，以观赏各地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马丁·路德就是在这里的圣·杜马斯教堂首次讲道的——也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巴赫曾拉风琴达２７年之久，死后也埋葬在此地；还是在这个教堂里，维格纳曾接受洗礼。但是，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那高达３００英尺的“民族之战”的巨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系为纪念１８１３年战争之阵亡将士兴建的，看上去它更像个堡垒，而不是个神坛。“这纪念碑与艺术毫无关系”，他评论道，“任它规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们观赏了著名建筑物，参观了各种画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术馆在内。他原急于去剧院的，在看了节目单后——很明显，没有上演瓦格纳的作品——他宣称，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后来，他独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战士的家中住了几天。“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给施密特的明信其中写道，“是个名副*？实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几乎全天外出。终于有机会较详尽地参观各种博物馆。总之，应有尽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团战斗任务没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小说和杂志，他不屑一顾，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历史和哲学上。“战争迫使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后来，他对汉*？·弗兰克说过：“就生活中之各种问题而言，４年之战争等于３０年大学之训练。我最恨的莫过于闲聊文学。如果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人们只能读荷马的作品和《福音》著作。在战争的后期，我读的是叔本华的著作，且反反复复地钻研（他保存的叔本华著作选集被翻破了）。此后，即使耶稣是个真正的战士，不用《福音》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左脸挨打后换右脸一说，对前线而言，并不是良方。”　　那年冬天，与先前之西线一样，在前线作战之士兵异常艰苦。给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缺乏，士兵们被迫用狗猫充饥。希特勒的同伴回忆说，狗猫相比，他更喜欢猫肉（也许是为”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欢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一次，他发现了一大坑面包片，为满足辘辘之饥肠，他有条不紊地取了出来，还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与同伴们分享这一份特殊所得，他们用面包片换了些砂糖后，然后制成了前线风味的奥地利点心“施马仑”。　　在国内，老百姓也被迫以狗猫（“房顶兔”）充饥。面包是用锯末和土豆片为原料制成的，牛奶也几乎无处可得。德国的盟友也吃了苦头。在维也纳，由于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求援粮食。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罢工事件不时爆发，其原因不光是饥饿，而且还有德国与俄国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媾和失败。罢工浪潮波及德国本身，虽然数月来德国实际上受军事独裁管制。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８日，全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但也坚持派出工人代表参与与盟国进行的谈判，增加粮食定量，废除军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上街请愿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实行和平的工人只有数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就达４０万。虽然罢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驱回工厂，但叛乱的精神却在首都洋溢，看来，全面爆发革命只是个时日问题。　　总罢工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士兵们的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也有许多人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希特勒称之为“整个战争中最大的欺骗”。对那些懒鬼和赤色分子，他简直是疯了。“家里人都不要胜利，军队还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牺牲和平困是为了什么？军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却在闹罢工反对！”